诚如gaohan_cn所言，我的文章旨在说明同业雇主为何会就雇佣风险共享信息，甚至共同使用黑名单之类的工具，而没有进行合法性或道德评价，但既然李敖之提出了评价问题，我也乐意讨论。李敖之说：

2.中国的雇主是弱势群体吗？至少我觉得不是。中国没有为员工服务的工会，雇主没了天敌，已经很强势了。雇主的信息优势也很明显。雇主可以看员工的所有履历，而雇员却看不到雇主的履历和公司的经营资料。现实中，常常是面试的时候说得很好，签完合同就马上变脸。

3.如果员工有过分的“过激行为”，公司可以诉诸法律。同业黑名单这种行为，不就相当于雇主形成了一个卡特尔吗？正如辉大师所说，被挤出圈子的员工损失惨重。如果雇主可以在法律之外获得同业黑名单的力量，势必使雇主更加强势，员工如何能抵抗？

4.黑名单显然不会有第三方审核。公司的高管以个人恩怨\喜好而乱加黑名单怎么办？e.g.上司对女员工说：“如果你不陪我上床我就开除你并且加黑名单！”怎么办？即使去法院告，女员工怎么举证？

我并没有说雇主是弱势群体，而是说着雇佣问题上，雇主处于信息不利地位，这并不排除在其他方面雇主可能处于有利地位；这种不利地位简单说就是，雇主了解雇员要比雇员了解雇主困难得多，履历是雇员自己写的，证明人也是雇员自己挑的，这些很少有机会暴露在第三方知情者的监督之下，而雇主，要掩盖自己的历史、隐藏自己恶待雇员的事情，是很难做到的，对于大公司，尤其如此。

下面谈谈合法性和道德问题。

1）一种行为，并不因为它给他人带来损失，就是非法的或不道德的。假如我以前喝伊利酸奶，现在改喝光明酸奶，这就给伊利带来了损失，但没人会认为这是非法或不道德的吧？再假如：我发誓：永远不买任何伊利产品；或者，我发誓：永远不买任何内蒙古出产的奶制品；或者，我给所有我认识的人发邮件：建议你们都不要买伊利、蒙牛、光明的产品；或者，我把这个建议张贴在我的博客上；……；你是否认为这些行为是非法或不道德的？雇主是雇佣市场上的买家，仅此而已。

2）在缺乏针对具体对象的理由，而仅仅基于类别特征而执行对交易对象的筛选策略（俗称歧视性策略）——比如我宣布（或实际上总是）决不购买金发碧眼歌手的唱片，或我决不雇佣身高高于160cm的雇员——是否非法或不道德？我认为这是合法的，只要我没有为此而实施任何强制或欺诈，而强制或欺诈是我判断行为合法性的唯一标准；其次，这样的行为也是合乎道德的，因为我仅仅是表明了我的选择，而没有嚷嚷金发碧眼者是如此那般低下、丑陋、讨厌、不堪，如果我这样做，是不道德的，尽管不是非法的。实际上，在大社会中，人们不可能了解每个交易对手的历史，因而在与陌生人的交易中，只能采用基于表面特征的歧视策略，这是节省交易费用的简单方法，这种策略不可能也不应该被清除。

3）“同业黑名单这种行为，不就相当于雇主形成了一个卡特尔吗？”——对，某种程度上，是卡特尔，但我认为私人自愿组织的卡特尔和托拉斯，如同其他买方或卖方联合组织，既是合法的，也是合乎道德的；买方或卖方联合组织无处不在，是市场发展的良好结果。随便举几个例子，买房团、包机旅行、电影包场、团购、常春藤组织统一考试。

4）“黑名单显然不会有第三方审核”——个人交易策略为何需要第三方审核？比如你从某牌子酸奶里吃出了死苍蝇，告诉了若干朋友，你们一起大喊，再也不买这个牌子啦——是否需要第三方审核？

5）““如果你不陪我上床我就开除你并且加黑名单！”怎么办？”——可能没办法，但这不犯法，尽管不道德，要是换成“如果你不陪我上床我就用刀捅你”，就犯法了。对于“强制”这个词，不能扩大解释，强制是且仅是“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你说的“雇主有法外的强制力”，我不知道指什么。

李敖之说：“一报还一报只是在阿克赛罗德的实验中成绩最好的策略，并不能因此说它是现实中的最佳策略”，同意，举tit-for-tat为例只是为了引出信息问题（识别对方和记住博弈历史）在博弈中的重要性，阿克赛罗德的工作是很初步的，他把博弈条件简化到最简单的程度，现实当然复杂得多，尤其是以下几点：

1）在他的模型里，交易进程是“循环赛”，任意两人的相遇几率是相等的，现实远非如此，现实中，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可以选择或约束自己的交易圈子，可以对不同人群采用歧视策略，可以有自己的白名单和黑名单，等等。

2）在他的模型里，每次交易的博弈矩阵是相同的，现实远非如此，有些交易性命攸关，有些则无足轻重，人们在不同交易中显然会采用不同策略。

3）在他的模型里，参与者之间是没有交流的，他们执行策略时所借助的信息，仅仅来自自己所记住的博弈历史，现实远非如此，人有嘴巴和耳朵，且热衷于交头接耳、说三道四、自吹自擂。

4）在他的模型里，参与者不能做广告（宣扬自己的策略和博弈史）、不能许诺、不能威胁、不能揭发、不能联合行动、不能自我绑架，现实远非如此，现实世界充满了上述复杂博弈策略。

首先，我认为在分析其他策略之前，先引入tit-for-tat是非常重要的，在诸多高级复杂策略中，我们都不难发现它的影子，许多策略都是它的针对特殊信息条件的优化版；其次，随着策略向更复杂的方向发展，信息问题变得更重要了，因而，用高级策略替代tit-for-tat，只能增强我文章的观点。

两年前，我曾经尝试用一个系列文章来说明信息在博弈策略进化中核心地位，我在引言中对此做了一个初步概况：

达成合作的几率与如下几个变量密切相关：
1） 博弈者相互识别的能力；
2） 博弈者记忆先前遭遇的能力；
3） 博弈者之间先前遭遇的次数；
4） 博弈者之间先前达成合作的次数；
5） 博弈各方再次遭遇的几率；
6） 博弈者标示自己策略的能力；
7） 博弈者识别对方策略的能力；
8） 博弈者判别对方策略标示之真伪的能力；
9） 博弈者之间交流的可能性；
10） 群体内交换对他人评价的机会；
11） 一个评价在群体内传播的预期广度和可能受众与被评价者的遭遇几率；
12） 预期未来博弈次数；
……

透视沃尔玛“黑名单”
辉格
2009年4月23日

最近，沃尔玛中国区开始实施大规模结构调整，据报道，每家门店将分流数十位经理和主管级的中高层雇员，总数过千的被分流雇员将面临降职减薪、转入未来新店的不确定岗位、主动离职等几种选择。分流计划引起了雇员们强烈反弹，并引来了政府劳动部门和总工会的关注与介入；据传闻，一些反应过激的被分流雇员，还得到了可能被列入同业黑名单的警告，这一传闻引发了大片质疑之声，许多人对沃尔玛用这种手段对付雇员感到震惊和愤怒。

外界对黑名单传闻作出的反应，似乎过于强烈了；尽管我们还不知道雇员的所谓“过激行为”具体是什么，也不能确知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黑名单，但如果企业借助某些信息工具来评估其中高层员工的雇佣风险，那完全是可以预料到的情况，不必对此感到惊讶；黑名单只是这些信息工具中简单而粗糙的一种，尽管听上去难听，但黑名单其实在各种工具中是相对温和而开放的——它意味着：除了这几个，其他都可以考虑；相比之下，最极端而保守的工具是白名单：除了这几个，其他都不予考虑；显然，白名单是不会引起公众抗议的，这是社会心理和公共关系的奇妙之处，值得引起企业公关主管们的深思。

雇主和雇员的关系，是合作互惠的，数学上叫正和博弈；研究表明，在单次博弈中，双方的最佳策略都是背叛，因而无法达成合作互惠，这就是著名的囚徒困境；而在长期重复博弈中，最佳策略是被称作tit-for-tat的策略，即：第一次相遇时合作，此后再相遇时仿照对方的上一次行动；tit-for-tat策略可以帮助有合作诚意的人们通过合作达成互惠，同时免遭恶意者的欺骗。然而，这一策略得以实施的前提是，参与者能认出对方，并了解和记住对方的博弈历史；在人潮汹涌的大社会中，这一点并不容易做到，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过程中，大量产品设计、交易安排、合约设计、管理模式和商业制度，都是围绕着如何标识自己和如何识别对方这两个信息问题而展开的。

在雇主-雇员博弈关系中，信息分布是不对称的，通常雇员在信息上处于更有利的地位；首先，雇主的数量比雇员数量小好几个数量级，因而雇员更容易了解雇主的雇佣历史、劳资关系和企业文化，对于知名大企业尤其如此；其次，多数企业的存在时间比雇员的就业历史长，可以让雇员有足够的机会了解它；第三，每一次劳资纠纷，企业的形象总是暴露在舆论的聚光灯之下，而雇员（除了少数高管或进入诉讼庭审的案例之外）往往以匿名的方式出现，因而雇员的雇主关系史很难被跟踪。另外，一些人力资源咨询机构会随时跟踪各大公司的薪资结构、员工福利和对雇员的友好程度，会定期评选最佳雇主，这些为雇员了解雇主提供了更大的便利。

面对不利的信息地位，雇主们发展出了各种手段来规避雇佣风险：他们要求求职者提供详尽的履历，并为履历的各阶段提供证明人，招聘主管会打电话给证明人和前雇主，旁敲侧击的设法弄清楚他的经历和行事风格；这些还只是针对普通职位的常规工具，对于风险敏感的重要职位，雇主会借助猎头提供的信息和风险保障，由于猎头会长期跟踪一些高级人才，他们在提供完整连贯的信息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而为了避免损害自己的职业声誉，他们也会尽量避开那些高风险人物；由此不难想象，同行雇主之间共享雇员信息，是上述努力的自然延伸，尽管他们在生意场上是死对头，在规避雇佣风险上，却又着共同利益。

长期跟踪一个人的交往史，掌握他的全部底细，这是代价十分高昂的工作，而对于某些十分敏感的岗位，这又是必须的；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许多行业都会把某些重要职位的候选对象，限制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内，以便节省信息成本；结果是，在职场上，会发展出一个个高度封闭的小圈子，雇主们心甘情愿的为这些圈内人付出数倍于圈外人的高薪；这种薪资差异的程度，常常难以用行业经验、知识结构、工作能力等生产力因素来解释，你的幸运似乎仅仅是通过某种偶然机遇进入了这个圈子；而获得和维持这一优越条件的代价是：你必须接受小圈子里同僚们时时刻刻的目光注视、交头接耳和评头论足，即使你不喜欢，也必须融入到这个小圈子所特有的文化、价值观氛围和对职业操守的莫名其妙的、不成文的“陈规陋习”，而一旦你在45岁时被排挤出了这个圈子，你将发现自己突然变得一文不值；这一切，都是信息成本和风险溢价在搞鬼。

大型超市的主管、经理、店长，虽然不如高管那样重要而敏感，人数也比高管多得多，但对于雇主来说，仍然是高风险岗位：即他们的非善意行为可能带来的损失远远高于其工资，因而，他们的工资中应该也包含了不小的风险溢价；所以，对于已经在沃尔玛工作多年、如今面临降职减薪或换岗的雇员，离职或跳槽并非最优选择，他们的已有履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如果他们相信自己的能力，那么留在圈内并等待未来的发展机会，是更好的选择。

我迄今从未听到任何一位外交家提及这样一个事实（刚刚在wiki上查资料偶尔发现）：

从1948年到1972年，86万犹太人被埃及、利比亚、伊拉克、也门、叙利亚和北非阿拉伯国家驱逐，来到以色列，其中26万于1951年前到达，其余1972年前到达，他们和他们的后人构成了现今以色列人口的40%，他们中的大部分在离开时被迫放弃财产，据2002年一项评估，这些被驱逐者当时被迫放弃在阿拉伯各国的财产折合现值约3000亿美元，被迫放弃的土地合计约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现今以色列国土面积的4倍。

856,000 Jews left their homes in Arab countries from 1948 until the early 1970s; 260,000 reached Israel in 1948-1951, 600,000 by 1972.[1][2][3] The Jews of Egypt and Libya were expelled while those of Iraq, Yemen, Syria, Lebanon and North Africa left as a result of a coordinated effort among Arab governments to create physical and political insecurity.[4] Most were forced to abandon their property.[2] By 2002 these Jews and their descendants constituted about 40% of Israel's population.[3]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body of this group, the World Organization of Jews from Arab Countries, (WOJAC) estimates that Jewish property abandoned in Arab countries would be valued today at more than $300 billion[5][6] and Jewish-owned real-estate left behind in Arab lands at 100,000 square kilometers (four times the size of the State of Israel).[1][6] The organization asserts that the Jewish exodus was the result of a deliberate policy decision taken by the Arab league.[7]

详见wiki词条：Jewish exodus from Arab lands

（按：尽管我使足了劲夸这项改革，但我很怀疑它是否真能实现，折扣将会很大，能折掉七八分、剩下两三分，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了。网络电子读物在中国的繁荣和巨大影响力，要归功于宣宣对纸质出版物的管制，他们仍在将读者和作者继续推向他们难以控制的空间，其愚蠢是不可救药的。）

出版业有望迎来转机
辉格
2009年4月21日

本月初，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日前，该署署长柳斌杰在央视《对话》节目中，具体阐述了此项改革的宗旨和内容，除了推进出版机构的转企改制、出版市场的开放和主体多元化，他还表示，政府将从三个方面解决民营机构参与出版的通道问题，“让他们不再依靠买卖书号生存”；据他透露，中央各部门所属的148家出版社将在两年内完成企业化改制。上述种种迹象表明，出版业即将迎来一轮广泛而影响深远的市场化改革，它有望为多年来停滞不前的出版业带来转机。

过去二十年中，与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许多行业的迅猛发展相比，我国出版业的表现远远落后于其他部门；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曾经释放了长期封闭所造成的文化和精神饥渴，一度带来出版业爆发式增长，但自那以后，出版业长期徘徊不前，有些方面甚至有所退步；从图书印刷量看，在1986年达到66.7亿册的高峰后，始终处于停滞状态。出版业的这种长期停滞，与同时期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大幅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文化和社会价值观的日益多元化、人力资源和知识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都是极不相称的，这种不相称的背后，必定隐藏着巨大的制度性障碍。

有人说，现在的人都不爱读书，是因为商品社会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导致物欲横流、对精神产品失去兴趣的结果；看看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就知道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美国拥有最发达的货币经济，也常常被贬责为物欲横流的社会，但美国人在买书上的花销是全世界最慷慨的，不仅书价很高，阅读率和人均购书量也名列前茅。也有人说，影视业的繁荣和网络新媒体的发展，吸引人们从书刊转向了影音产品、网络媒体和电子读物；这种说法同样缺乏证据，首先，中国的影视业并不发达，影音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皆与英美不可同日而语；其次，网络和新媒体对报纸杂志等时效较强而篇幅较短的出版物，的确造成很大冲击，但对图书出版则没有负面影响。

相反，网络和新媒体很可能还从正面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博客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激励和锻炼了许多原本不会成为职业作家的写手，而网上免费的电子文本常常会吸引读者去购买纸版书；同时，亚马逊、当当等电子商务网站大大方便了读者选购图书，也为出版商扩大销量和降低营销成本提供了极大帮助。国际大出版商的业绩也证明了网络对图书销售并没有损害，从05年到08年，企鹅集团连续四年保持两位数的盈利增长，而且这还是在纸价高速上涨的条件下做到的。

因此，将图书出版业的停滞归咎于如今的中国人不爱读书或不爱读纸书，是错误的判断，停滞的原因还要从出版业本身去寻找。在我看来，出版业的问题在于供给不足，特别是高质量图书供给太少，这样就很难吸引读者掏钱买书。供给不足的原因，一是产业链发育不成熟，二是管制过紧。图书出版是一个复杂的产业链，从作者、经纪人、出版商，到发行商、图书市场、零售书店，每个环节都有独特的职业素养和商业模式，而这些对于长期处于计划模式下中国出版界从业者们，都是陌生的；在新的市场条件下，这些职业和商业模式的发育成熟，往往需要两三代人的时间。

在其他行业，得益于开放、吸引外资和全球化，产业链的改造和成熟过程被大大加速了，发达国家成熟的商业模式被迅速移植过来；而在出版业，对外开放来的很晚，而开放度又很低，国际大出版商很少进入，即使进入也抱着试探心理；以分支机构遍布全球的企鹅集团为例，它仅以咨询公司的名义在北京开设了办事处，隶属于其澳洲公司，至今没有获得在内地的出版资质。中国在加入WTO时承诺了出版业的开放，而最近的《指导意见》和柳斌杰署长的阐述也确认了未来的开放政策；因此可以期待，未来国际大出版商的进入，将为整个出版界改造商业模式、提升职业素养和改善产业生态，提供前所未有的推动力。

然而，出版业发展所面临的更加根本的障碍，是过度严格的书号管制和低效率的审查机制，正是它们构成了出版市场的供给瓶颈。书号买卖是典型的过度管制造就的寻租市场，其结果是出版业的极度激励扭曲和资源错配，在缺乏其他激励的情况下，拥有出版资质的所谓正规出版社，依靠出售书号生存，失去了寻找好书的动力；而大量没有出版资质的民营书商，在高价书号和多层审查环节造成的成本压力下，被迫将注意力集中在可以短期获利的畅销书上；同时，由于管制租金造成了合法出版渠道的高成本，对盗版商构成了极大的诱惑，导致盗版书泛滥成灾，进一步挤压了合法书商的生存空间。也正是这一状况，使国内出版市场失去了对国际出版商的吸引力。

要改变这一状况，首先需要放松对出版资质的管制，让出版商在具备法定条件的情况下自动获得资质，其次要放松书号管制，应将书号审批改为书号登记，将图书出版的事先审查改为效率更高的事后审查，更多的借助出版商的自律而不是直接干预，这是以开放为导向的新一轮改革的应有之义。借助开放和消除供给瓶颈，出版商将有机会为读者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图书，图书出版业乃至整个文化产业才可能真正繁荣。

对于我关于陪审团的观点，有朋友质疑道：既然“真相加了引号”，那么“公正也应该加引号”。我的回答：

真相是关于第一世界的，而公正是主观感受，是关于第二世界的，通俗地说就是“没脾气”或“服气”，我们可以在保留对第一世界的分歧甚至不管第一世界是否存在的情况下，达致公正，所以我给前者加了引号，而后者没加。

如此理解的公正，并非某种先验而独立的存在，某种有待发现的客观真理，某种天赋的权利，某种造物主的意志，等等，——所有这些某种，我是要加引号的。

我的一位大学老师曾讲过一个故事，特别适合用来说明这种差别：两个人要平分一只苹果，可以用尺量、用几何学知识来算、同磅称称、等等，（这些都是寻求客观真相的做法），这些方法对于将苹果分割为相同两半这个任务或许是有益的，但对于消除双方分歧未必有助，相反可能引出更多分歧，好而简洁的办法是，让一个人切，另一个人挑，这样双方都没脾气，（这就是寻求主观公正性的做法）。

陪审团这种制度安排和分苹果很相似：陪审团闭嘴不说话，听凭双方摆出自认为最有利的证据、作出最充分的辩护，但任凭你费掉多少口水，最后信不信、信哪些，我说了算。

另一种类似的制度安排是（常常用于决策机制的设计）：由一方负责提案，另一方保留否决权。这也体现了怀疑主义原则，相反，认为存在客观真理的人，倾向于采用专家组认证的机制。

经济学家Steven Landsburg将单偶制婚姻与卡特尔组织（比如欧佩克）作了类比，有点意思：

Today, when my wife and I argue about who should do the dishes, we start from positions of roughly equal strength. If polygamy were legal, my wife could hint that she's thought about leaving me to many Alan and Cindy down the block—and I might end up with dishpan hands.

. . . Antipolygamy laws are a textbook example of the theory of cartels. Producers, initially competitive, gather together in a conspiracy against the public or, more specifically, against their customers. They agree that each firm will restrict its output in an attempt to keep prices high. But a high price invites cheating, in the sense that each firm seeks to expand its own output beyond what is allowable under the agreement. Eventually, the cartel crumbles unless it is enforced by legal sanctions, and even then violations are legion.

That story, told in every economics textbook, is also the story of male producers in the romance industry. Initially fiercely competitive, they gather together in a conspiracy against their "customers"—the women to whom they offer their hands in marriage. The conspiracy consists of an agreement under which each man restricts his romantic endeavors in an attempt to increase the bargaining position of men in general. But the improved position of men invites cheating, in the sense that each man tries to court more women than allowed under the agreement. The cartel survives only because it is enforced by legal sanctions, and even so violations are legion.

（转摘自Steven Pinker：How The Mind Works）

按Landsburg的说法，单偶制是一种买方卡特尔（欧佩克是卖方卡特尔），它是男人之间的妥协，通过限制每个买家（男人）的购买量，来对付女人漫天要价，结果受损的是女人，比如，原本可以做李嘉诚三奶的，现在只好做某小职员的大奶了；和欧佩克一样，这种卡特尔总是面临作弊的破坏（因为作弊的诱惑太大了），必须借助强制力，并且即使有强制性规定也往往难以良好执行，确实如此。

对Landsburg的分析，我要补充一下，单偶制实际上奖励了漂亮女人，而损害了相貌平平或丑陋的女人，根据我对多妻制和女性第二性征的分析（参见《乳房的等级多偶制起源假说》及文内链接），男性对女性容貌的选择，实际上是在用质量换取数量，而之所以需要这种交换，就是因为其配偶数量被某种自然、生理或制度条件限制在其供养能力之下，当然，单偶制法律强化了这种限制，因而对质量的要求会更高——如果按供养能力我本来可以娶五个，现在被限制只能娶一个，我对质量的要求当然会大大提高，而这个质量就表现为容貌（某些情况下也可能表现为嫁妆）。

推论：设A为财富和权力差异度，B为多妻指数，那么，在一个社会中，A比B的比值越高，该社会的女性第二性征越发达。

MSN聊天记录，2009-04-10

36:32  F  辉格  我有个问题，在法庭上，双方律师轮流向证人提问题的时候，都是有选择地问，问出来的答案可以拼凑出另一个故事
36:47  F  辉格  但陪审员就只能听律师问了啥，证人回答了啥
37:02  F  辉格  他们没有权利去问
37:14  F  辉格  其实这样也会误导的吧
37:33  辉格  F  误导由法官控制
38:47  辉格  F  首先，任何故事都是误导
39:05  辉格  F  其次，误导的边界由法官控制
39:40  辉格  F  第三，双方向不同方向误导，陪审团的判断仍然是关键的
40:18  辉格  F  你误导的太过分，会1）受法官训斥；2）失去陪审团信任
41:57  辉格  F  所以普通法体系和怀疑主义传统是一致的
42:08  辉格  F  前提都是不存在所谓真理
42:13  辉格  F  第一世界是不可知的
42:25  辉格  F  任何再现都是误导
43:42  辉格  F  司法寻求的不是所谓“真相”，而是公正
44:11  F  辉格  啊，是啊～
44:32  辉格  F  欧陆的陪审团就是可以提问的
44:46  辉格  F  所谓纠问制
45:16  辉格  F  而且欧陆的陪审团常常是专家组成
45:23  辉格  F  目的是寻求真相
45:36  F  辉格  哦，这样的啊
45:57  辉格  F  而普通法陪审团的作用是实现所谓常识理性
46:16  辉格  F  旁观者常识理性
46:40  F  辉格  恩……
46:47  辉格  F  专家只能作为证人出现

李敖之，这与“母系社会”典故不同，呵呵。

1）这只是个命名问题，不是性质认定问题，命名可以是任意的，只要连贯一致，没有对错。

2）命名虽没有对错，却有好坏；我认为我的命名是好的，但我不能声称我的命名是主流的，我注意到了Wikipedia的constitutional monarchy词条也将其限定于光荣革命之后。

3）我认为别的命名不好，是因为：将立宪君主与虚君等同，那么又该如何命名从大宪章到光荣革命之间的英格兰君主呢？除非你认为他们不过是日耳曼封建体系里的另一种封建君主（federal monarchy）而已，或者是另一种类似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专制君主（absolute monarchy）而已，但我相信这两种认定都是无法被绝大多数政治学者接受的，显然，采用那种命名的人会在这儿遇到麻烦，他们丢失了一个原本最适合的名称。

4）命名和分类有两种不同的情境：政治学家在对各种政体进行分类时，和一个资料编撰者做分类时，会有十分不同的结果，比如，后者可能会死板的将朝鲜列入共和政体，而这对于前者显然是无法接受的。

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大概在于，现代政治学者十分普遍的低估大宪章的地位，而高估光荣革命的地位，这一现象在中国政治学者中尤其显著，几乎无人关注大宪章时代，而在我看来，大宪章和普通法在宪政史上的地位远远高于光荣革命，光荣革命之后到乔治三世（George III）期间，英国政体类似于现在法国总统-议会混合制，而从维多利亚朝起，彻底滑向了议会专制，到一战前，国王已彻底靠边站，而上院也已瘫痪，从那时起，宪政的典范已经转移到了美国。

（按：这是我就该主题所写的第二篇文章，对质量追溯链条和品牌的关系进行了展开，论证了为什么对于原奶生产者，规模化和品牌是必要的。该主题的前一篇是：〈危机下的奶业改造前景〉） 奶业重生初露端倪 辉格 2009年4月15日 三聚氰胺事件给国内奶制品业造成的冲击，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随着消费者质量信心被击溃，需求已经萎缩，各大奶企被迫实行限量收购政策，并大幅降低收购价；该政策很快给众多华北奶农带来毁灭性打击，大量过剩鲜奶被喷成收益低得多的奶粉，奶农纷纷卖掉甚至杀掉奶牛，不愿放弃的奶农在亏损中苦撑。与散户奶农的困境形成对照的，是规模化牧场迅速涌现，日前，恒天然唐山牧场正式启用，这是该奶业巨头在新西兰以外的首个牧场；好一多在贵州修文的两个大牧场，也在本月开工建设；在危机重灾区河北省，由散户扩大或合并而成的规模化牧场大量涌现，蒙牛也开始尝试用托管方式将散户奶牛集中到大牧场中。 尽管伴随着大量奶牛的不幸，这却是一个有希望的发展，奶业的劫后重生，只能建立在规模化的基础之上。我们看到，在这场劫难中，同为生产者的奶农与奶企，命运迥异：对于奶企，错误与惩罚是成比例的，罪行最重的三鹿，企业破产，管理者坐牢，其他被检出三聚氰胺的奶企，遭受程度不等的损失，而许多守住了贞操的地方二线品牌和国际知名品牌，则乘机扩大了市场份额。相比之下，尽管搀毒的奶农只是一部分，但在规模分散的同质化竞争环境中，全体奶农却不得不因为部分人的错误而遭受集体惩罚。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别，是因为与规模化的品牌奶企相比，奶农缺乏有效而可信的手段，将自己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通常，一个企业为了免于因同行的错误而遭受牵连，也为了让自己在质量上的额外努力得到奖赏，会建立有效而可验证的质量控制体系，同时，更需要建立一种让消费者很容易将自己和其他企业区分开的识别符号，也就是品牌；如果缺乏识别符号，一切比别人做得更好的努力都得不到报酬，于是成本压力会驱使竞争者向最低标准靠拢，此所谓“劣币驱逐良币”法则；然而，建立质量控制体系和品牌识别系统的代价常常非常昂贵，不是小规模企业所能负担得起，所以，品牌消费品企业总是会发展到巨大的规模，它们凭借大批量生产来摊薄质量控制和品牌维护成本。 并非所有生产者都需要建立品牌，通常越是靠近最终消费者的下游厂商，更需要品牌；比如在服装业，大批小规模且毫无知名度的工厂，在为国际大品牌做代工，那么为什么在奶业，散户奶农就不适合为大型奶企生产原奶呢？原因在于食品生产链的特殊性。对于每一条产业链，在哪一个层次上需要建立品牌，取决于关键的质量辨别最可能发生在哪个环节上；如果关键辨别由消费者自己在实际使用的那一刻进行，那就不需要任何品牌，比如宵夜大排档，如果关键辨别由零售商进行，那么生产者便无需品牌，比如在沃尔玛销售的杂牌和白牌商品，如果关键辨别发生在原料采购环节，需要的就是原料品牌，比如钻石业的De Beers，而在奶业，关键识别不仅发生在最终奶品生产环节，也发生在原奶出产环节。 对于不同产业，关键辨别发生于哪些环节，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质量辨别由谁来做成本更低；其次，也更重要的，是生产链的可追溯性特征，可追溯性是任何质量控制体系的根本，所以，在质量追溯链条的每一个断裂处，都需要建立品牌来维持质量可信度；实际上，品牌是质量监控机制的替代品——当我没有成本合理的手段来检验质量时，我就只能依赖你的信誉了。有了上述分析，再来看奶业就清楚了：在原奶从奶农进入奶企时，不同奶农的原奶被混合在一起，并进入一系列不可逆的生物化学过程，质量追溯链条断裂了；相比之下，在服装业，每件衣服从原料到零售店，被订单、派工单、领料单、装箱单、发票等一连串可追溯单据所跟踪，因而整个服装产业链可以灵活切割和再配置，而继续维持完整有效的质量控制，而这些便利对于奶业显然是不存在的。 散户奶农的一度繁荣，只是奶业高速增长期中规模化牧场来不及发展而造成的过渡性状态，并非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只要奶制品生产的技术手段没有根本变化，对原奶的质量可信度只能建立在品牌之上，规模化和品牌化终将占据主导；近期一些规模化牧场的涌现顺应了这一趋势，而奶农们也应及时调整策略，带牛入股、托管、合并牧场，都是可行的选择，而固守原有模式，只能扩大损失。

关于君主立宪，维基百科的解释是错误的，除非该词条的撰写者认为连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 of England）也算不上立宪君主，莫非他认为爱德华三世是专制君主？

在我看来，爱德华三世是最标准的立宪君主，而他那个年代的英格兰，可以说是君主立宪制的样板。

所谓立宪君主，乃是相对于专制君主，差别在于：君主权力不是无限的，而是受到宪法制约的，但并不是无权的虚君，在这一点上，我说他像美国总统而不像德国总统。

在英格兰君主立宪中，对君主权力的制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国王必须对贵族履行其封建契约义务，在大宪章（Magna Carta）之前，这些义务由封授仪式和盟誓来约束，而且内容含糊，如何执行也没有程序化和制度化，而大宪章明确了义务内容，同时规定了执行机制——由贵族议会负责判决执行，必要时可以强制国王服从。

2）征税须经征税对象的同意，直接同意或代表同意。

遵守上述两条的前提下，立宪君主保有完整的行政权力，这一状态，直到光荣革命之后，随着党派政治的发展和议会至上主义的兴起，从逐渐改变，最后沦为议会专制，立宪君主变成了如今的虚君。

读一下Edward III of England这个维基词条，特别注意其中Parliament and taxation一节，看看他有没有收到宪法制约，有没有行政实权？

昨天房东太太给我送来一罐荔枝蜜，说是养蜂人送的，作为对获许在她家荔枝园放蜂的报答。

我立刻想到张五常的名字，几十年前，他曾对此类交易做过实证研究，从而清除了一个曾广泛流传于经济学界、并往往不假思索的被接受的传言——由于果园主人无法阻止蜜蜂飞进果园，因而无法向养蜂人收取采蜜许可费，同时，因为存在野蜂等免费替代品，养蜂人也无法向果园主收取花粉传播服务费——张五常的研究表明，实际上这两种收费都真实的存在，在不同生态条件下，有时候采蜜许可费大于花粉传播服务费，因而养蜂人向果园主支付，有时则相反。

这个传言是福利派经济学家制造出来，用以说明政府干预的必要性：由于无法收取采蜜许可费，果园的产出部分的外部化了——即果园主无法所其创造的全部“社会价值”获取收益，而养蜂人则获取收益而无需付出代价，结果是，果园生产由于得不到其“应有的”激励而产量不足，而养蜂人被免费资源过度激励而导致生产过剩。这就是福利派著名的外部性和市场失灵理论，他们开出的药方是：政府向养蜂人征税，并补贴给果园主，或者相反（如果花粉传播外部性高于采蜜外部性）。

由于福利派为大量干预政策提供理论基础，长期受到政府恩宠，占据主流。然而，他们的理论从一开始就遭受大量质疑；奥地利派学者指出：没有价格信号的指引，政府无法利用分散在个体日常行为中的海量信息，既无法度量外部性，也无法得知多数税收和补贴才能“纠正”激励，而政府干预只会扭曲市场信号，破坏交易正常进行。

与坐而论道的奥地利派不同，芝加哥派更关注真实世界里实际发生的事情，他们用大量实证研究，说明了几乎全部干预政策的无效性，同时，也揭露了许多福利派作为论述前提的“现象”根本不存在于真实世界；作为芝加哥派一员大将，张五常在这方面贡献颇多，除了蜜蜂的故事，他的《卖桔者言》里汇集了许多这方面的例子，包括灯塔。

所以，我决定将这罐荔枝蜜命名为张五常牌，唯有他值得起这份小小的荣誉，呵呵。

看到许多朋友在说泰国的事儿，不靠谱的居多，包括安替老弟。

1）06年政变的祸害不在政变本身，而在于它是对黄衫军街头政治的奖励，泰国乱局始于此，如果只有政变，没有黄衫军，问题不大。

2）街头政治是远比票决民主更坏的东西。

3）1932至1991年，泰国发生19次政变，其中13次成功，但泰国在东南亚各国中，离法治国家的距离，并不更远，反而在最近的几个之列。

4）对于泰国，虚君不够虚，将军常常搞政变，这些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政变条件是否明确，如果是能给各方以明确预期的、当且仅当满足某些条件即会发生的政变，就是宪法性政变，是宪政的可行架构——当然不是充分条件。

5）共和<>民主，共和是一种权力制衡机制，可以在多种结构下实现，比如英格兰的君主+贵族共和，威尼斯的寡头共和。

6）虚君共和<>君主立宪，君主立宪中的君主是实君，就像美国总统。

7）虚君共和+议会全能主义=假共和

8）虚君共和+议会全能主义+人头票决=多数暴政。

9）虚君共和+议会全能主义+街头政治=少数暴政。

10）民主（特指人头票决民主）本身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只要宪政结构得到保障，也坏不到哪里去。

 

该项权利保障了你的承诺和契约的可信度，Steven Pinker写道：

Paradoxical tactics also enter into the logic of promises. A promise can secure a favor only when the beneficiary of the promise has good reason to believe it will be carried out. The promiser is thus in a better position when the beneficiary knows that the promiser is bound by his promise. The law gives companies the right to sue and the right to be sued. The right to be sued? What kind of "right" is that? It is a right that confers the power to make a promise: to enter into contracts, borrow money, and engage in business with someone who might be harmed as a result. Similarly, the law that empowers banks to foreclose on a mortgage makes it worth the bank's while to grant the mortgage, and so, paradoxically, benefits the borrower. In some societies, Schelling notes, eunuchs got the best jobs because of what they could not do. How does a hostage persuade his kidnapper not to kill him to prevent him from identifying the kidnapper in court? One option is to deliberately blind himself. A better one is to confess to a shameful secret that the kidnapper can use as blackmail. If he has no'shameful secret, he can create one by having the kidnapper photograph him in some unspeakably degrading act.

其中太监的例子太有想象力了——太监的机会建立在其不能做某些事的基础上，呵呵，说得妙。

那些号称要保护购房者免遭贪婪的银行家抢走房子的政治家们，正是利用公众经常在这一点上犯糊涂，而大肆忽悠，赢取政治收益。

对于寻求信用支持的人来说，最坏的情况就是，他找不到任何可以让别人相信他的抵押方法，赌天咒、发毒誓，远远比不上强大的外部约束。

摆脱这种困境的一种方法是：将自己置于死地，然后向对方说：瞧，我根本没有退路，所以你可以相信我。有些男人求爱的时候好像喜欢用这一招，因为男人可以用来抵押的东西毕竟不多，而女人，极度稀缺的卵子本身就是很好的抵押品。

关于承诺或威胁的可信度在博弈中的重要性，Pinker还举了一个漂亮的例子：

Protesters attempt to block the construction of a nuclear power plant by lying down on the railroad tracks leading to the site. The engineer, being reasonable, has no choice but to stop the train. The railroad company counters by telling the engineer to set the throttle so that the train moves very slowly and then to jump out of the train and walk beside it. The protesters must scramble. Next time the protesters handcuff themselves to the tracks; the engineer does not dare leave the train. But the protesters must be certain the engineer sees them in enough time to stop. The company assigns the next train to a nearsighted engineer.

像Robert Trivers这样的牛人，在如今这个时代已经很难见到了。他是七十年代那场进化生物学革命的几大先驱之一（关于这场革命，我在另一个帖子里曾简单介绍，并擅自将其命名为“汉密尔顿-史密斯革命”），其颠覆性影响遍及生物学、心理学、行为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然而这样的学术大拿只写过6篇论文，没有一本专著，在大学混了二十几年也没得到教授职位，也开不了自己的讲座，只能到Steven Pinker的讲座上客串客串混饭吃。

Trivers喜欢打架——请从字面上理解这个词，我指的不是教授们之间的口水仗，而是动拳头动刀子的真家伙，这家伙上中学的时候就为了打好架去图书馆研究拳击，近年又研习了一种菲律宾传统武术，

Trivers是个疯子，双料疯子——再次，请从字面上理解这个词，首先，他上大学的时候就因为神经病发作耽误了学业、也破灭了当律师的梦想，其次，他总是神神叨叨、疯疯癫癫，到处骂人，惹是生非，以下是他的部分光辉事迹：

* 他上哈佛本来是要学数学，进去之后，心血来潮要做律师，但因为有过神经疾病史，断了做律师的路
* 为了做律师，他接触了历史，很快迷上了美国历史研究，最后以历史学学士从哈佛毕业，
* 律师梦破灭之后，闲极无聊之际参加了给儿童编写社会科学读本的工作，其间突然迷上了生物学和进化论，
* 四年后，在从未听过一堂生物学课的情况下，他拿到了哈佛生物学博士学位，
* 从71年到76年，他以每年一篇的速度发表了五篇论文，然后突然从学术界消失，从此渺无音讯，直到90年代重新露面，
* 当记者把他从牙买加找出来的时候，发现值得报道的事情只有打架：一次是在酒吧参加群殴，一次在酒店为账单纠纷跟人打起来……
* 他在那场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可从一个事实看出：Dawkins请他为The Selfish Gene初版作序。
* 他自认为最重要的观点不是发表于学术期刊或专著，而是上面提到那篇序文，以至于当The Selfish Gene的后续版本拿掉这篇序文时，Trivers大怒，说Dawkins是在篡改思想史，
* 最最NB的是，他还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1978年他在给监狱犯人上文化补习班时认识了正在服刑的黑豹党（美国诸多共产党之一，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领袖Newton（不知道是不是那位著名造币局长的曾曾曾孙），并成为密友，还让女儿认了他当干爹，次年，他成为黑豹党党员。

现在来说说他的学术成就吧，简单的说，Trivers的贡献在于，在汉密尔顿的文章发表后不久，Trivers作为一个刚刚接触生物学的毛头小子，凭借他惊人的洞察力，迅速抓住了汉密尔顿法则的意义所在，领悟到它的巨大而广泛的解释力，然后猛然跳将起来，拍着桌子大叫五声：我靠！

这五声分别是：

我靠！那岂不是互惠利他行为都很好解释啦？（1971年）
我靠！那岂不是亲代投资和性选择机制都很好解释啦？（1972年）
我靠！那岂不是抚养策略和性别比都很好解释啦？（1973年）
我靠！那岂不是亲代-子代冲突也很好解释了啦？（1974年）
我靠！那岂不是昆虫的x倍体和社会化都很好解释了啦？（1976年）

Trivers喊完五声，立马走人，留下大批严谨踏实的科学家几十年来在他的我靠所指的方向上苦苦探索，小心求证，当然，也收获无数。

许多人为Trivers没有创造更多科学成就而惋惜，我倒不觉得，他这样的人所能创造的最大的成就，也就是在恰当的时候喊出这几声我靠了，不用再指望更多了，已经够多了，他的活力需要另一次革命到来，而且来了也未必管用，毕竟他已经不是毛头小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