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文是我为《理性乐观派》写的两篇书评的第二篇,为了顺便挣钱,也归入了读史笔记系列中;国家起源是个大而困难的题目,本文观点和用来支持它的一些论断都是试探性的,靠谱程度未知。)
乐观,但不至于这么乐观·之二·国家起源:定居农业 vs 商业
辉格
2012年5月20日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备受质疑,环境和暖化议题又额外增添了一层灰暗和悲观色调,在某些人眼里,80年代以来的繁荣与乐观似乎只是一场幻梦;在此背景下,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的《理性乐观派》不失为一副及时的清醒剂,他以直率而极具说服力的论述,清除了大量难以自圆的谬见和缺乏事实基础的悲观论调。
不过里德利在强调贸易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时,似乎有些矫枉过正,特别是其中两个观点比较惹眼:一是认为市场化的分工与交易在智人进化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二是认为在城市与国家起源中,贸易和商人扮演了核心和主动角色,而国家和国王们则是跟在他们后面的掠夺者和寄生虫,早期国家最终都因国家权力的肆虐而衰亡;第一点我在其他文章中已讨论过,本文谈谈第二点。
关于国家起源,传统的解释通常基于剩余和再分配:农业提高了生产率,带来剩余,而定居又让剩余积累成为可能,此时部落中的大人物便有机会控制剩余和执行再分配,并利用所控制资源供养一个脱离食物生产的专业阶层,于是大型永久性建筑、复杂昂贵的工具和武器、文字、艺术等等需要高度分工和专业化的文明产物便涌现了。
但剩余假说有个根本漏洞:生产率提高未必带来剩余,更可能被(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