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9-23】
@黄章晋ster 六岁的儿子不想让同学看到我骑电动车
九月一日，我们家老大成了小学生。
我不会开车，不能让孩子妈天天早起开车送他，我特意买了一辆电动车。
儿子看了新车很开心，特意让我载着他在外面转了半个小时。…展开全文c
@whigzhou: 儿童对地位线索的敏感让我想起女性对配偶出轨线索的敏感，两者都提示了相应社会关系结构的古老性。
@暗夜残照c: 小小年纪就被熏得如此支味
@whigzhou: 地位敏感是普遍的，跨文化的，文化差异在于具体的识别线索，比如维多利亚男孩可能会关注谈吐，自律，勇气，荣誉感等线索，而不是脸上的金粉
@whigzhou: 另一方面，在有些民族，最引人注目的地位线索可能是残留在嘴角的猪油
@慕容飞宇gg:奇怪了，我大儿子五岁了，什么汽车牌子都不知道。估计小朋友们一起玩从来不讨论这个。估计不同文化下小朋友们玩耍讨论的内容也不一样。
@whigzhou: 不奇怪啊，(more...)
【2020-09-23】
@浓郁大提琴 姑娘们，为什么结婚一定要找富二代呢？在2011年找富二代，无异于在1891年找八旗二代，在1921年找财阀二代，在1951年找革命二代，在1981年找国企二代。其婚后十到二十年里就会面临辛亥革命、解放反右、文革和国企大规模下岗。人的一生没法预算，和你爱的人在一起吧，无论经历什么，有爱陪伴就不怕
@黄章晋ster: 一直记得这条微博。明年是十年，再过十年，就可以检验这姑娘说得对不对了。
@whigzhou: 不过，据 Gregory Clark的研究，无论怎么革命来革命去，从长时段统计看，任何一代出息者，其后代出息的几率总是远高于其他人，革命影响个体命运，但并不改变这一统计特征
@whigzhou: 也就是说，当你没有任何其他线索时，即便我们考虑革命将临，某人的当前地位仍然是其后代未来地位的有用预测指标
@whigzhou: 当然，在择偶情境中，当事人不可能没有其他线索，实际上他们往往有更好更直接的指标：智力，健康，性格，等等
(more...)【2020-09-21】
@whigzhou: 盖茨主义慈善的原则可归结为：充分利用现有的科技与市场手段，以尽可能高的效率，疗治最多的伤痛，同时绝不考虑或谈论正在源源不断制造出这些伤痛的制度与文化条件。历史上的慈善家并非都是如此。
@慕容飞宇gg:为什么现在的超级富豪不办大学了
@whigzhou: 而且现在的富N代里也没有gentleman scientist了，这两种匮缺可能有着同样的缘故
@whigzhou: 想当年达尔文就从未担任任何教职，或受雇于任何机构，全靠吃爹
【2020-09-16】
之前在EconTalk听了一个对宗教经济学家 Laurence Iannaccone 的访谈，其中有个观点，认为宗教在美国之所以没有经历像欧洲那种程度的衰退（以信众人数，上教堂频率，捐款等活跃度指标衡量），是因为美国有着远更自由的宗教市场，这一点之所以被忽视，是因为以往人们在谈论宗教自由度时，通常只关注消费方的选择自由（即个人选择信不信、信什么，入哪派的自由），在这方面，欧美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似乎已没多大差别，可是，假如我们将注意力转向供方，便可发现差异巨大，在美国，创立新教派或组织新教会，都是完全自由的，而在欧洲，这会面临非常大障碍，有时几乎不可能，究其因，在国家权力退出宗教事务这一点上，美国做的最为彻底，而且从建国起便已实现。
刚刚又想起这个话题，于是查了些资料，发现确实如此，仅以瑞典和(more...)
【2020-09-14】
既然割命割到他老人家头上了，今天就多说几句，休谟最令人惊奇的地方是，他太早熟了，而且超前时代也太多了，他10岁或12岁上爱丁堡大学（当时上大学年龄一般是14岁），一头扎进书堆，他说从教授那里根本听不到书上没有的东西，看书就行了，所以最后也没毕业。
休谟25岁开始写《人性论》，28岁完成，这迄今仍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包含了他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思想（依我看唯一没包含的是《自然宗教对话录》中的那些），可是此书出版后得到反应却十分冷淡，他失望之余反省了一下，是不是写的太难了？于是匿名给自己的书写了几篇书评，没用，于是他又从该书中抽(more...)
【2020-09-08】
斯文赫定游记给我印象较深的几个点，随便记一下：
1）除了其他，语言天赋是他成功的很大帮助，
2）当时欧洲对他可能获取的地理知识的需求极为旺盛，既有列强出于军政外交考虑的需求，也有知识界和大众的需求，所以（A）他的考察报告出版商抢着要，而且篇幅巨大，每次动辄十几卷，（B）很容易获得赞助和支持，而且都来自列强最高层，（C）每次回去都被各国地理学会请去巡回演讲，从这些可以看出驱动其冒险事业的激励所在，
3）所以他的旅行一次比一次财力雄厚（其中很大笔资助来自大财主诺贝尔），名气也一次比一次大，后几(more...)
【2020-09-04】
听了个podcast，在说NYT那个1619 Project，非常恶心的一个东西，甚至可以说是NYT从liberal转向commie的一个标志。
不过这倒让我重新思考了一下奴隶制的问题，许多经济史家都将奴隶制的盛行视为工资率高企乃至长期脱离生存极限的一个迹象，包括Kyle Harper在《罗马的命运》里也是这么认为，其逻辑是：保有一个奴隶的成本=维持其生存的费用（S）+控制其人身的费用（C），在马尔萨斯均衡附近，市场工资率将低到只能勉强维生，也就是接近于S，那么使用奴隶就不如使用雇工合算，所以，假如我们看到某时某地奴隶被大量使用，(more...)
【2020-09-01】
最近没牌打，所以花了更多时间摆弄花草，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研究组织结构的人应该多关注一下植物，植物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去中心化的组织，有机体的各部分虽有复杂的分化与合作，却并没有（像动物那样）结成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一棵植物其实并不能在此种意义上被称为个体，实际上，你甚至常常很难定义怎么才算『一棵植物』。
造成动植物这一区别的要害是，植物的各部分并不共享同一条繁殖通道，对于动物个体（至少对高级动物），诸如此类的事情是难以想象的：一根脚趾头从身(more...)
【2020-08-30】
18世纪大清经济最繁荣的地区（江南，广东，福建），工资率也最低，这可能是揭示马尔萨斯型增长（俗称内卷化）的一个最直接明了的量化指标，显示了这种繁荣是通过不断追加劳动投入（同时劳动生产率下降）的结果，这与西欧的情况恰好相反，在那里，最繁荣的北海地区，工资率也最高。（摘自Jan Luiten van Zanden《通往工业割命的漫长道路》第9章）
多年前我在《铁鎝与秧马》一文中也曾指出，劳动替代型工具在江南消失的最彻底，比如耕牛被铁鎝取代，马车被轿子取代，骡子被扁担取代……，这是内卷化的另一个指标
@eeskqiiq: 说好的江浙自古富裕呢[哼]
@whigzhou: 这跟富裕不矛盾，富的是那些靠非劳动资本吃饭的人，地租高，生意多，富人多，文化繁荣，这些都不假，而同时非熟练劳力报酬低，其生活水平更接近生存极限，这是传统经济创造繁荣的常规途径
@whigzhou: 历史上，斯密型增长和熊彼特型增长向来都是短期和局部的例外，直到工业革命
【2020-08-16】
所谓匿名审稿其实没那么匿名，很多投稿人大概能约略猜到审稿人是谁，于是就在论文里塞进一些贿赂性引用，一些审稿人甚至主动施压，要求作者添加马屁引用，不知道他们具体怎么做到的，不过从Nature这篇文章看，这种事情圈内好像早就众所周知了，现在有人开发了一套系统来识别这种索贿行为，运行结果显示，情况可能相当普遍。
【2020-08-15】
近些年人工智能有很大突破，于是很多人都在猜测哪些工作会被机器代替，可是这些分析都是纸上谈兵，没有真正去看实际情况，而Robin Hanson的研究发现，AI（至少在现阶段）其实和自动化的进展关系不大，在去年一篇论文里，他分析了过去20年美国832个工种的自动化深度，提取了153项特征，试图找出哪些特征最偏爱自动化，结果可能出乎大多数人的想象：自动化的最佳预测指标是『工作节奏是否由机器决定』。
依我看，之所以(more...)
【2020-08-14】
之前在一个podcast听人讲（忘了是谁，可能是Russell Roberts），据他观察，在日常交往中，人们在考虑选什么东西作为礼物时，并不会遵循让受礼者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而是会挑那些他们认为对方会很喜欢，很想要，但自己又舍不得花钱买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你把买礼物的钱直接给他，他是不会用这钱去买那东西的，这就意味着，该礼物对受礼者的价值低于这笔钱。
我觉得这说法好像挺有道理，而且和我的经验(more...)
【2020-08-07】
社科界有一种流行病，不妨称为『一元一次方程综合征』，症状如下：
1）每当有人提出一个解释因子，不喜欢的人便会将其斥为XX决定论，诸如地理决定论，环境决定论，文化决定论，遗传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常见景象是，一群患者相互指责对方是XX决定论者；
2）在尝试为某类现象寻求解释，或构建理论时，喜欢罗列一组单因素假说，并理所当然的认定它们是相互排斥的，从来不会意识到这一互斥性本身需要论证，其逻辑后果是，当其中一个假说与观察不符时，便认为自己已经成功的『排除(more...)
【2020-07-29】
1812-15年的英美战争好像完全是因为通信速度太慢才打起来的，当时英国以枢密院令（Orders in Council）对法国实施禁运，阻止中立国商船前往法国港口，激怒了美国，可是，就在美国宣战前几天，英国外交部已经通知国会准备暂停执行枢密院令，一周后，枢密院令被正式撤销，问题是，在当时的通信条件下，这一信息无法及时传达给美国人。
而同时，美国的宣战决定41天后才传到伦敦，英国闻讯后，起初只采取了一些较克制的措施，不想把事情闹大，另一方面，撤销枢密院令的消息向西走的更慢，50天后才传到麦迪逊耳朵里，但此时，他已不愿收手，因为他知道此时伦敦已得到宣战的消息，而他不知道伦敦的反应会是什么，故而不想放弃先手优势。
The British made thei(more...)
The British made their greatest conce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June 1812. On 16 June 1812, two day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declaration of war, Lord Castlereagh,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announced in Parliament that the Order in Council would be suspended.[2]
On the very day that the Minister took his formal leave from the United States[clarification needed], 23 June 1812, a new British Government headed by Lord Liverpool provisionally repealed the Order in Council.[3]
Forty-one days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declared war, the news reached London on 29 July 1812. Two days later, the Ministry ordered its first counter-measures. It forbade British ships to sail except in convoys, and restrained American ships in British ports. The Orders in Council had been repealed on 23 June 1812, but the ministers did not intend to take additional measures until they could learn the American reaction. Word of the repeal of the Orders did not reach President James Madison until 12 August 1812, some fifty days later. Even then he refused to halt hostilities because he did not know how Britain had reacted to the declaration of war.[4]
我在一篇旧文中也曾讲过，1879年的祖鲁战争也是因为通信迟缓才打起来的，殖民部根本不想打，可是以当时的通信节奏，殖民部无法从伦敦有效的指挥驻地长官的行动，更有趣的是，这一状况其实很快就要改变了，当时电报线已经铺到德班，只是还没铺到开普敦。【2020-07-27】
虽然有充足的心理准备，从Bolton透露的信息看，川普的愚蠢和人品之恶劣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这也让人感叹，那些捏着鼻子替川普干活的保守派老将实在是太爱国了，很容易体会到他们每天所忍受的痛苦和屈辱，只为尽力把他拉在一条别太离谱的轨道上
川普至少加深了我对一个问题的理解，四年前我就说过，虽然我极其厌恶川普，但是对投他票毫无意见，有很多投他的理由，我都能接受，在我看来，厌恶一个人，和支持他的某些政策，或者投他票，或希望他当选，在逻辑上都是毫无冲突的。
问题是，逻辑上或理智上的一致性，并不等于情绪上的一致性，而后者才是人们最在乎的，一旦你选定了一个立场，一个支持对象，一个阵营，此后当你发现不得不批评或反对它(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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