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5-25】 @暖夕酱 这些年出国留学的女生比男生要多很多，回国探亲的却要少，最愚蠢的就是家庭并不富裕，却把媚外女儿送出国留学，很大程度上相当于断绝关系 ​​​ @UK-Liu: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女生较少需要为买房买车这些养家糊口的长期事务操心吧，花60万去英国镀个金增加待嫁时的筹码，未见得不是明智的选择 @whigzhou: 族群间的通婚（以及与通婚相关的人口流动）向来都是性别不对称的——弱势群体女性向优势群体流动，男性则相反 @whigzhou: 比如殖民时代美洲的族间通婚，95%以上是欧洲男配美洲女 @whigzhou: 类似的，历史上伴随征服与拓殖的基因取代过程中，男系基因的取代率远远高于女系基因 @whigzhou: 回复@日日用功有常:很多并没有坚持住，殖民者在新世界养小妾的比比皆是，比如两大美洲征服者，皮萨罗收了末代印加的妹妹和老婆之一作妾，科尔特斯的土著小妾更多，其中留下孩子的就至少有5个，包括两位阿兹特克公主

【2021-08-01】 几种大型灵长类两性对交配对象的年龄偏好，（Ece Kremers: The Effects of Age on Mate Choice Across Primate Species and its Correlation to Mating Systems） 只有人类和埃及狒狒的雄性偏爱年轻女性，而这两个物种都有固定配偶关系，这应该不是巧合，年轻的好处——更长的未来生育年龄——只有在长期关系中才能体现出来，而在一次性关系中，好处取决于你让她怀上你孩子的几率乘以她把孩子成功养大的几率，而成熟雌性在这两点上都有优势：1）她们过去的育儿经历证明了其生育和抚养能力，2）年龄本身是生存能力的一种证明（证明她没有无能到让自己饿死），3）成熟雌性更可能拥有较高社会地位，对应着获取资源上的优先权，

【2020-09-23】 @浓郁大提琴 姑娘们，为什么结婚一定要找富二代呢？在2011年找富二代，无异于在1891年找八旗二代，在1921年找财阀二代，在1951年找革命二代，在1981年找国企二代。其婚后十到二十年里就会面临辛亥革命、解放反右、文革和国企大规模下岗。人的一生没法预算，和你爱的人在一起吧，无论经历什么，有爱陪伴就不怕 ​​​​ @黄章晋ster: 一直记得这条微博。明年是十年，再过十年，就可以检验这姑娘说得对不对了。 @whigzhou: 不过，据 [[Gregory Clark]]的研究，无论怎么革命来革命去，从长时段统计看，任何一代出息者，其后代出息的几率总是远高于其他人，革命影响个体命运，但并不改变这一统计特征 @whigzhou: 也就是说，当你没有任何其他线索时，即便我们考虑革命将临，某人的当前地位仍然是其后代未来地位的有用预测指标 @whigzhou: 当然，在择偶情境中，当事人不可能没有其他线索，实际上他们往往有更好更直接的指标：智力，健康，性格，等等 @whigzhou: 历史上唯一曾打破 The Son Always Rise 的，是奥斯曼的血税制度（[[Devshirme]]），我在新书第5章里花了很多篇幅讨论这事情  

Class, Caste, and Genes 阶级、种姓和基因 作者:Henry Harpending @ 2012-01-13 译者:尼克基得慢(@尼克基得慢) 校对:辉格(@whigzhou) 来源:West Hunter,https://westhunt.wordpress.com/2012/01/13/class-caste-and-genes/ An article by Sabrina Tavernise appear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a few days ago describing increasing perceptions of class conflict in America, and there is a lot of recent commentary in the press about this report from the Pew Charitable Trust that claims there is less class mobility here than in several other northern countries.   It is not very clear to me what the complaints really are or what alternatives exist. If there is any substantial heritability of merit, where merit is whatever leads to class mobility, then mobility ought to turn classes into hereditary castes surprisingly rapidly. 几天前，Sabrina Tavernise一篇描写美国阶级矛盾越发明显的文章刊登在了《纽约时报》上，这份来自皮尤慈善信托基金（the Pew Charitable Trust）的报告宣称美国的阶级流动性少于其他几个北方国家，最近的新闻对此有很多评论。但是我并没有搞清楚他们究竟在抱怨什么或者存在什么可行的替代选项。假设存在实质性的个体优势遗传，同时个体优势总会导致阶级流动，那流动性应该会迅速地把阶层转化为世袭的种姓式分化。 A start at looking into genetic consequences of meritocracy is to create the simplest possible model and follow its implications. Consider free meritocracy in a two class system, meaning that each generation anyone in the lower class who has greater merit than someone in the upper class immediately swaps class with them. Mating then occurs at random within class. There are no fitness differences, no selection at all, everything is neutral. 要开始调查精英制度的遗传后果，应该建立尽可能简单的模型并遵循其推论。设想有两个阶级系统的自由精英制度，这意味着每一代中任何身处较低阶级的人，都可立刻与更高阶级中能力弱于自身的人互换阶级。然后阶级内随机通婚。这里没有健康程度的不同，也完全没有自然或人工选择，所有都保持中性。 It is convenient to discuss what happens in terms of IQ because IQ is familiar and, in northern industrial nations, closely related to merit. On the other hand we have to keep in mind that our focus on IQ is like that of the drunk searching for his keys under the lamppost: we can measure IQ but have no good way to measure honesty nor time preference nor conscientiousness and so on. 方便起见，不妨从IQ的角度来讨论由此引出的结果，因为IQ广为人知，而且在北方工业国家中，IQ跟个人优势紧密相关。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谨记，我们对于IQ的关注就像醉汉在路灯下找寻钥匙：我们可以测量IQ，却没有好方法来测量诚实、时间偏好或者尽责性等特质。 This figure shows an initial population with normally distributed merit. A new merit based class system is imposed such that the two new classes are of equal size. In this free meritocracy everyone with merit exceeding the population mean moves into the upper class and everyone with merit less than the average moves into the lower class. The second panel of the figure shows the resulting merit distributions by class before reproduction and the bottom panel shows the distributions after endogamous reproduction. This model assumes that the reshuffling of genes during reproduction leads to normal distributions in the next generation within classes. 上图的顶层显示了个体优势呈正态分布的初始人口。一种基于阶级系统的新优势被引入进来，据此划分的两个新阶级的人口数量相当。在这种自由精英制度中，每个能力超过人口平均值的人都进入上层阶级，每个能力达不到平均值的人都进入下层阶级。上图的中层表示在生育前所处阶级导致的个体优势分布，底层则表示在同阶级通婚生育后的个体优势分布。这个模型假设生育过程中的基因重组会导致同阶级的下一代在个体优势上的正态分布。 The process continues for several generations. By analogy with IQ the additive heritability of merit is set to 0.6 so there are substantial random environmental effects. The second figure shows the evolution of class differences over four generations or about 100 years in human terms. 这个过程持续了几代的时间。通过类比IQ，个体优势的可加性遗传率设为0.6，所以这就有了大量随机的环境影响。下图展示了四代（人类角度的大约100年）时间内阶级差异的演化。 Class mobility after the first generation is 30% while after four generations it has declined to 10% and continues to decline after that.  The average merit in the two classes is about -1SD in the lower and +1SD in the upper on the original scale, corresponding to IQs of 85 and 115. 第一代之后的阶级流动性是30%，而四代之后这个数字就已跌至10%并且之后继续下降。相较于原始水平，较低阶级的平均个体优势降低了一个标准差，较高阶级的平均个体优势增加了一个标准差， 对应的IQ数值为较低阶级的85和较高阶级的115。 Recall that there are no fitness differences in this model. Still, after four generations, about 70% of the variance is between classes, which can be compared to  about 35% of the variance among continental human groups for random genetic markers, i.e. colloquially class differences are twice neutral race differences. (The familiar among-population figure of 15% made famous by Lewontin refers to gene differences while here we are comparing genotype differences of diploids, henc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15 and 35.) 回想下这模型中是没有健康水平的差异的。但在四代之后，阶级之间的方差仍到达了70%，这都可以与随机遗传标记的跨大陆种群间35%的方差相比了，例如，通俗语境中的阶级差异是纯粹种族差异的两倍。（Lewontin提出的著名的种群间15%的差异数据是指基因差异，而这里我们是比较二倍体的基因型差异，因此差别在15到35之间。） A surprise to me from this model was the rapidity with which classes turn into castes: most of the action is in the first generation or so. In retrospect this seems so obvious that it is hardly worth saying but it wasn’t so obvious to me when I started toying with it. 这模型让我吃惊的地方在于阶级转化为世袭种姓的速度之快：大部分转变在第一代左右就已发生。回想起来，这过程看起来如此明显以致于都不值得谈论，但是一开始我很随意地思考时，我并没有注意到这点。 Even though everything here is selectively neutral, I wonder about the extent to which this free meritocracy mimics selection. Any mutant that boosts merit in carriers will be concentrated in the upper class and vice versa. Greg and I discuss in our book how environmental change initially selects for dinged genes that are “quick fixes” in carriers but detrimental in homozygotes, citing sickle cell in humans, broken myostatin in beef cattle, and numerous others. Does this social system mimic selection? 即使这里的每件事情都是有选择地设为中性，我很想知道这个自由的精英制度与选拔制相似到什么程度。任何让携带者具有个体优势的基因突变都会聚集在较高阶级，反之亦然。Greg和我在我们的书【编注：Greg是Gregory Cochran，作者与他合著了《万年大爆炸》一书，West Hunter是这两位作者的合作博客】中讨论环境改变最初如何选择出了那些丧钟般的“临时补丁”基因，他们能为携带者快速解决一些问题，但对纯合子有害，造成人体内的镰状细胞，菜牛内残缺的肌肉生长抑制素，和很多其他坏处。这个社会系统也模仿选择机制吗？ A correlate of IQ in humans is myopia, one idea being that IQ boosters relax early developmental constraints on CNS growth resulting in eyeballs too big for the socket, leading to myopia. I have read somewhere that myopia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income in the US. Time to try to find that literature. 跟人类IQ相关的是近视，一种观点认为IQ超群者放松了对中枢神经系统生长的早期发展限制，导致了眼球相比于眼窝过大，于是成了近视。我在某处读到，近视在美国跟收入是正相关的。该去试着找到那篇文献去了。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海德沙龙·翻译组，致力于将英文世界的好文章搬进中文世界——

微妙的人类性策略（女性篇） 辉格 2014年3月1日 在性策略上，女性面临的一个基本约束是，她们追求数量的空间十分有限，特别是在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极高的时代，即便生育十胎（已接近极限），能活到成年的也只有四五个；在数量上可做的文章，只有通过缩短哺乳期来缩短生育间隔，办法是使用羊奶牛奶等母乳替代品，或者雇佣奶妈。 就生殖目的而言，女人只需要一位丈夫就足够了——只要他能正常生产健康精子，一妻多夫制十分罕见，通常是为了满足家庭的经营需要，可以避免财产和土地分割，降低兄弟间的资源冲突，更多是出于男性方面的策略考虑而非女性的主动选择，而且主要流行于穷困阶层或资源极度匮乏的地区。 然而，通常只需要一位丈夫，并不意味着女性不需要更多一些的性伙伴，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何妻子们也会有那么多婚外性关系（只比丈夫们略少），毕竟这些关系多半都是自愿的，许多甚至是她们主动寻求和发起的；一个典型的现代妇女，一生中大概会有8位性伙伴。 男人寻找更多性伙伴的主要动机是获得对方的生育资源，而女人这么做时却是出于另一些更精妙的策略考虑。 最容易想到的是后备需要，男性死亡率高，寿命短，在男性从事狩猎、男人间充满暴力争斗、部落间时不时发生战争的时代，这一点尤为突出，对于妻子们，缺少备胎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况且，除了丧夫，她们还有被遗弃的风险。 备胎策略要求女性在选定丈夫的同时，不能让其他追求者彻底死心，这意味着她们需要采取一些暧昧姿态，让追求者维持希望，为此，有时就需要给他们一些甜头，但又不能做得太过分，以免危及既有的婚姻，其中分寸不容易把握，但高明的女人可以应付裕如，甚至能够同时维持多条备胎。 备胎策略也解决了寡妇再嫁的迫切性与慎重性之间的矛盾，短暂而宝贵的生育期，急迫而沉重的抚养保护负担，要求寡妇尽快再嫁，但新丈夫的能力和意愿是否可靠，又不可不慎察，而备胎则可以让女性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从容考察。 第二个动机更加微妙，一方面，为说服男性合作抚养孩子，妻子必须让丈夫对自己的忠贞从而对亲子关系有足够高的信心，但同时，为让丈夫在家庭这个合伙企业里投入全力，又不能让他完全放心，否则他就可能花较少的时间为妻儿提供最低限度保护，同时寻求更多性机会，从而将策略偏向数量一端，正如第一篇中曾介绍的，夫妻双方的最优子女数量经常是不同的。 为此，女性发展出了一种适度模糊策略，该策略清楚的体现在她们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上；多数灵长类都有着清晰可辨的发情期，雌性会用诸如性肿胀这样的鲜明信号为其排卵期和受孕能力大做广告，但人类女性的排卵期却是隐蔽的，这意味着丈夫难以判断妻子哪些天更可能受孕，于是被迫在（除经期外的）多数日子里守在妻子身边，以防她出轨怀上别人的孩子，这样，丈夫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发展其他性关系。 有发情期的雌性动物，通常只在发情期接受异性的交配请求（除了像倭黑猩猩这种把性交当作常规社交活动的动物之外），而人类女性则在排卵周期的任何阶段都可能被性唤起并接受性交请求，即便在没有受孕可能的时候，女性也可以达到高潮（尽管程度和几率稍低）。 在缺乏可靠的亲子鉴定技术的情况下，适度模糊策略和备胎策略的组合运用，还可以帮助女性抵御杀婴风险，假如亲子关系完全确定，新上位的备胎就有足够的动机杀死、遗弃或驱逐前任留下的子女，但暧昧的备胎策略让他们有了顾忌：孩子可能是他自己的，而模糊策略更强化了这种不确定性：为在排卵期无法识别的情况下，任何一次偷情都不能排除让女性怀孕的可能。 在表达爱慕、性兴趣和性快感方面，女性比男性更含蓄和婉转，情绪也更阴晴变幻不定，让对方更捉摸不透，这些心理机制或许也是配合上述模糊暧昧策略发展而来；借助一整套复杂信号，女性告诉丈夫：我爱你并愿意忠诚于你，但前提是你要把我看紧了，否则我也不是没有其他选择。 女性在固定配偶之外寻觅其他性伙伴的第三个动机，是提高子女的遗传多样性，以便贯彻一种分散投资策略；由于子女会继承父亲的许多特性，不同特性在各种环境条件下具有不同的相对优势，但未来环境条件难以预料，而多样化可以避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更重要的是，由于不同策略所依赖的资源不同，假如子女们继承了相同的策略，他们之间更可能出现资源冲突；在上一篇里，我已介绍过基于排行的策略分化，通过以排行为参数进行童年期策略配置，可以缓解兄弟间的资源冲突，但母亲们其实还有更直接的选择：让孩子们拥有不同的父亲。 这种多样化不是随机的，而是精心搭配的特定组合；女性在为自己挑选丈夫和为孩子挑选父亲时，遵循的标准有所不同，前者注重的是他养护妻儿的能力和意愿，包括财富、权力、情感专一、喜欢孩子等，而后者更注重他的遗传禀赋，比如健康、智力和性吸引力等。 尽管这两方面有重合之处——抚养能力和意愿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遗传，而健康和智力也会影响抚养能力——，但差异也很明显，财富和权力的取得有很大偶然性，有时甚至和遗传禀赋完全无关，比如彩票中奖者或被国王收养的孤儿，而且这方面的潜力不容易识别，而健康和性吸引力等特性不仅遗传性更可靠，也容易直观的判断。 而且，既然寻求婚外性伙伴是为了提高子女的遗传多样性，而挑选丈夫时肯定会侧重与抚养能力有关的那些禀赋，那么挑选情人时就最好偏重其他方面，所以理想的组合是，一个资源条件丰厚的好丈夫，外加若干其他方面遗传禀赋优秀的情人。 这是总的指导方针，具体如何搭配最优，还要看女性自身的条件，大致上，我们可以识别出几种常见组合；假如一个女人自己拥有庞大的抚养资源，完全无须男性帮助（比如她是伊丽莎白一世），那么她的择婿标准应以可识别的遗传禀赋为主，而且可以大胆实施多样化策略。 不过，能这么做的前提是她拥有自主权，实际上在许多社会，女性的择偶权利常被父母掌握，她的兄弟们也可能会干预，而他们的利益和她并不一致，特别是在权贵阶层，女儿的婚姻常被用作家族建立政治或商业联盟的工具。 如果女人已经嫁了一个资源特别丰厚的丈夫，那么压倒一切的优先任务是生下儿子，并帮助他争取继承权，在此之前，任何其他考虑都要暂且搁置，直到完成这一任务，或者那已经无望实现；之所以生儿子（而不是女儿）最重要，是因为对于特别庞大的资源，只有儿子才能充分发挥其潜力，而女儿由于受生育数量限制，边际收益会下降得太快。 嫁入豪门的女性在多样化上需要要特别慎重，这既是因为奸情败露而遭遗弃的机会成本太高，也是因为丈夫因条件优厚，不难再娶，因而在决定遗弃（甚至杀妻）时会较少顾忌和犹豫；而且，假如她能够继承亡夫遗产，哪怕只有一部分，也足以让她获得优厚的再婚条件，不需要预先考虑备胎问题。 相反，如果嫁的丈夫条件一般，那她就有理由在备胎和多样化问题上更积极一些，因为这种情况下不仅对备胎和多样化的需要更迫切，而且这么做的风险和机会成本也更低，因为缺少其他选择、再婚条件不佳的丈夫，虽然防范绿帽时会更加努力，但在妻子出轨既成事实之后，却更可能选择忍气吞声。 对于绝大多数不具备女王或公主条件的女孩，嫁个可靠的丈夫都是优先考虑，为此，（至少在传统社会）保有贞洁名声非常重要，风流名声会极大损害女性的择偶地位，所以多数女性不会以短期关系作为其性策略的重点；但是，也有少数自身条件特别差的女孩，由于预感到自己很难找到可靠丈夫，只好选择以短期关系为主，并因此而放弃贞洁名声。 有研究显示，在童年期没有父亲或缺少父爱的女孩，月经初潮时间更早，也更早开始性关系，而且更倾向于短期关系，这或许是因为，没有父亲很可能意味着自己是私生子，或者会非常穷困，在缺乏父亲保护的情况下，遭遇性侵犯而失贞的几率也更高，所有这些，都会让择偶条件变得很差。 和其他女性一样，在短期关系中，女性更偏爱处于策略光谱两端的男性：要么是社会地位高的“橙喉”富贵子弟，要么是性魅力高的“黄喉”浪子，而不喜欢较为保守中庸的顾家好男人，“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句俗语，说的正是这一点。 因为富贵子虽不大可能娶她为妻，但或许会愿意资助她和孩子，只要孩子有相当大可能性是他的，相反，好男人因为顾忌家庭，很可能不敢认私生子更不敢资助；而浪子则可以让她儿子继承到他的风流本事，由于她儿子未来极可能是个地位低下的穷人，而这种处境下浪子策略将更有优势。 女性一旦选定以短期关系为策略重点，贞洁声誉就不再重要，因为男性在短期关系中不在乎这一点，放荡名声反倒可以帮助她们吸引短期性伴侣，因为追逐者会觉得她们更容易得手，也更少需要负责任。  

微妙的人类性策略（男性篇） 辉格 2014年2月27日 关于人类性策略，诸如“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男人喜欢年轻漂亮，女人需要安全可靠”之类流行观念，抓住了某些重要方面，但实际情形比这些句子所能表达的要复杂而微妙得多，而正是性策略的微妙之处，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心理和文化。 不过，在讨论男性的策略之前，让我们暂时放下人类，看一个蜥蜴的例子。在发表于1996年和2000年的两篇论文中，生物学家巴里·西内尔沃（Barry Sinervo）和他的同事介绍了美洲侧斑鬣蜥（学名：[[Uta stansburiana]]）的性策略，这种蜥蜴按喉部颜色分为三种类型：橙喉、蓝喉和黄喉，其雄性各自采用不同性策略。 橙喉与蓝喉雄性都占有领地并与领地内雌性建立配偶关系，黄喉雄性则不占领地，专门偷偷摸摸伺机与前两者的配偶偷情；橙喉富有攻击性，常抢夺霸占蓝喉的领地与配偶，但因为领地大配偶多，照看不过来，常被黄喉偷腥；蓝喉则满足于较小领地和较少配偶，但严加看管，因而较少被黄喉偷腥；而黄喉的特长是擅于伪装成雌性而混进别人领地，并能制造更多精子从而在精子战争中占据优势。 如此构成了一个像“剪刀石头布”一样循环相克的策略多态：橙喉增加时，黄喉偷腥机会也增加，因而第二代将有更多黄喉，此时更多橙喉将戴上绿帽，其第三代数量将减少，而蓝喉的严防死守策略变得更有优势，也更少受橙喉攻击（因为橙喉少了），结果第四代蓝喉数量增加，于是橙喉有了更多可攻击的目标，导致其数量在第五代又反弹，如此循环，三种类型将以某个比例达成动态均衡。 从这一有趣的模式中，可以窥见一些人类的影子，有些男性富有野心，不甘人下，冒险好斗，为谋取权力和财富不惜拼命，和橙喉鬣蜥一样，他们的雄性荷尔蒙水平更高，死亡率也更高，尽管成功可以让他们得到很多女人，但失败的下场可能会很凄惨。 另一些则是稳妥保守型，满足于凭自身资源条件容易获取的地位，尽早成家娶妻生子，把资源和精力集中在照顾和守护家庭上；人类发展出了多种心理机制来配合男性的顾家策略，包括爱情这种对特定对象的迷恋，对天伦之乐的偏好，以及多数动物都缺乏的父爱。 还有一些是类似黄喉的风流浪荡子，他们无意成家立业，也不爱争权夺利，其遗传成就主要通过短期关系实现，凭借的优势是性吸引力和社交能力，不仅善于取悦女人，也善于取悦男人从而获得接近他们妻女的机会。 尽管有些相似，但人类的策略与蜥蜴显然有许多重要差别；首先，由于人类极高的后代抚养负担，所以对大多数资源条件一般的男人来说，稳妥保守都是优选策略，贪图多妻的进取策略只适合于资源条件特别优厚的男性，而浪子策略则处于边缘地位。 其次，侧斑鬣蜥的性策略由基因决定且终生不变（除非人为改变激素水平），而人类在策略选择上更为灵活，可以随境遇变化而调整，甚至可以运用理性能力进行反思和权衡；和其他许多策略一样，性策略可以在早期发育阶段根据资源条件进行配置。 假如胎儿根据营养供应水平“判断”（加引号是因为这种判断是无意识的）自己将生在一个富裕家庭，就更可能将性策略配置成较为进取的那种，因为进取策略在富家子弟的成功率较高；相反，假如他预期自己未来会极端贫穷，娶妻成家的机会渺茫，则更可能选择浪子策略。 类似的早期配置选择可能也导致了基于排行的差异，比如当男孩发现自己有好几位兄长，因而无望分到家产，成家立业时也难望得到父母帮助（因为届时他们很可能已经死了），就可能偏向浪子策略；将排行作为一个配置参数，可以在兄弟之间实现策略差异化，降低兄弟间资源竞争。 更重要的差别是，人类会组合使用多种策略，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现实条件。 进取型男性也会针对绿帽风险采取防御措施，不过他们的防御风格和稳妥型男性的不同，后者更偏重强化夫妻感情，通过占满妻子时间来防范出轨，而前者更多依靠恐吓来吓退偷腥者，他们的好斗性格适合这么做。 在确保不影响婚姻稳定的条件下，稳妥型顾家好男人也可能出轨，否则就不会有1/4到1/2的丈夫曾有过婚外情了，只是他们这么做时会更谨慎隐秘，选择更安全的对象；在制度允许且资源充裕时，他们也会寻求多妻，只是他们不会贪多而降低养育子女和防范绿帽的标准。 多数浪子也会娶妻生子，只是与经营婚姻家庭相比，他们更热衷于四处撒种；按《精子战争》作者罗宾·贝克（[[Robin Baker]]）的看法，浪子策略常常与双性恋倾向相搭配，与单异性恋男性相比，双性恋男性更早开始性行为，更勤于探索和尝试各种性技巧，因而拥有更多性经验，他们的异性伙伴也远远多于单异性恋者，而这些正是浪子策略所需要的优势。 浪子策略与双性恋的组合优势，和前面提到的排行差异联系起来就更容易理解：心理学家雷·布兰查德（Ray Blanchard）发现，男性成为同性恋的概率与其兄弟排行高度相关，每多一位兄长，成为同性恋的概率提高1/3，而根据贝克的理论，同性恋是双性恋的副产品。 除了风流，在婚姻之外通过短期关系谋求遗传收益的另一条途径是强奸；强奸会导致反抗、报复和社会惩罚，因而是一种高风险策略，所以只有在这样一些情况下才会被采用：其他常规策略的弱势者或失败者，只好铤而走险；强奸者拥有权力因而有信心免受报复和惩罚；社会规范的约束暂时被解除时。 部落时代，约束侵犯行为的规范通常只适用于部落内和熟人间，男性经常结成团伙攻击其他部落，就像他们结伙狩猎一样，除了扩大领地之外，强奸和掳掠妇女也是这些攻击的重要动机；即便在文明时代，战争或社会秩序崩溃也常伴随着大规模强奸，这种场合，持任何性策略的男性都可能参与强奸，因为此时既没有报复和惩罚的风险，也不会影响既有的婚姻。 从上面对各种性策略的介绍可以看出，尽管多数婚姻是单偶的，但男性普遍会在条件适当时寻求更多性伙伴，所以在性伦理日益宽松的现代社会，每位男性一生中平均有多达12位性伙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类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大幅拓展了男性实施多妻策略的空间。 多偶策略当然是以牺牲其他雄性的交配机会为前提，动物界通常凭借的是体能优势，胜负通过个体搏斗决出，所以多偶制动物的雄性体型显著大于雌性。 与大猩猩或象海豹相比，人类的男女体型差异并不算突出，男人间的性竞争（和他们的狩猎活动一样）更多的凭借团队合作和组织优势，其结果经制度化之后，形成了等级制、财产权、继承权等社会制度，于是性竞争的焦点逐渐转向对权力、地位、财富和继承权的争夺上来，只有在这些制度全面崩溃的场合，焦点才又回到个人战斗力上来。 组织和制度的发展，财富的积累，为富贵者实施多妻策略提供了更多手段，帮助他们缓解多妻与防绿帽之间的冲突：高墙深院创造了更严密的闺禁，贞操伦理提高了出轨代价，雇佣奶妈可缩短妻子哺乳期从而增加生育次数，女仆和阉奴可协助预防红杏出墙，裹脚或许也是为了限制妇女的行动能力和出轨机会；相比之下，缺乏资源的小土豪们，只能使用贞操带、割礼、阴道缝合等更野蛮原始的方法。 假如“祖母假说”成立的话，那么女性在预期寿命还剩十几年时就早早绝经，也是对她儿子实施多妻策略的一种帮助，绝经可让年长女性放弃自己的生育机会而将资源转向抚养孙辈（这一交换之所以值得，是因为她自己再生孩子很可能变成生存希望渺茫的孤儿），这一帮助在孙辈不幸丧母时尤为宝贵，同时，婆婆还可监督媳妇防其出轨。 随着大型社会和多层等级制度的出现，多偶策略的空间被无限拓展了；中国和奥斯曼的后宫嫔妃可多达数千，不过繁殖效率却不如阿拉伯后宫，繁殖成就最高的中国皇帝康熙，生了55个孩子，远远落后于与他同时代的摩洛哥国王伊斯梅尔的888个。 然而，论长期繁殖成就，冠军则非成吉思汗莫属，2003年的一份DNA调查显示，一个据信源自大汗的Y染色体特征标志，在中亚各国的频率高达8%，在全人类中的频率也高达0.5%。 另一方面，随着分工和贸易的扩展，社会流动性的提高，以及近现代的风气开放和妇女解放，浪子策略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尤其在艺术家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有了大幅提升之后，浪子策略更大有走出边缘而成为主流的苗头。 不过，浪子们的繁殖成就多数在婚外实现，难以查证和统计，有据可查的案例中，成就最高的浪子当属威尔士画家奥古斯都·约翰（[[Augustus John]]），留下了大约100个孩子，当然绝大多数是私生子；亚军大概是美国黑人歌星杰伊·霍金斯（[[Jay Hawkins]]），据信他的妻子、女友和粉丝们总共为他生下了75个孩子。 至此，我只谈论了男人的性策略，有关女人如何在两性关系中尽可能的谋求遗传利益，将是下一篇《微妙的人类性策略（女性篇）》讨论的主题。  

（按：第二段所引104对93的数字，大概因计划生育所导致的瞒报而夸大了，可能有些女孩出生时不报（以便为她们未来的弟弟留出配额），办理身份证时再补报，这一偏差的程度尚难以估算，但它对本文观点并无影响，它只是提示了对出生性别比可能有所高估，而我相信，婚龄人口性别比小于100这一判断，仍然成立。） 择偶困难不能归咎于性别失衡 辉格 2009年8月27日 刚刚过去的七夕，又把婚龄男女择偶困难的问题拉入了关注焦点之中，爱凑热闹的经济学家也不失时机的来插上一嘴，有学者就认为，眼下中国的高房价和高储蓄率，就与青年男性择偶难有关，他们为了准备婚房和嫁妆，为了积累足够的财富以便向未来的妻子和岳父母证明自己抚养孩子和维持体面家庭的能力，必须拼命挣钱并大量储蓄，而买房也就成了“刚性”需求；迎娶门槛之所以如此之高，显然是因为出生人口性别比太高，男多女少，竞争压力自然偏向了男性一边；那么，实际情况是否果真如此呢？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确实很高，每100个女婴大约对应125个男婴，可是当我们考虑性别比对婚姻市场的影响时，不能看出生性别比，而要看婚龄人口性别比；从学会走路开始，男孩的死亡率就明显高于女孩，好奇贪玩的本性令男孩遭遇更多的溺水、触电、摔落和车祸等种种意外事故，在进入青春期后，死亡率差距更急剧拉大；对比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05年抽样数据，2000年时15-19年龄段的性别比是104，五年后当他们进入婚龄时，这组人的性别比已变成93，即每百位女孩对应的男孩，少了11个，这一转变十分惊人，完全消除了出生性别比对婚姻市场的影响。 仔细分析这两组数据很容易看出，即便出生性别比长期维持高位，可见未来的婚龄性别比都不会高于100；因此，将男青年择偶成家的压力归咎于性别失衡，是站不住脚的；再对比美国的数字，尽管美国男孩死亡率也高于女孩，但差距明显拉大是在25岁以后，直到30岁以上女性人数才开始多于同龄男性；因此，如果我们认为中国男青年择偶压力大于美国，原因一定不是性别比；显然，美国男孩的死亡率并未随青春期来临而突然升高，这或许是因为中国男孩尤其是农村男孩较早进入社会，因而面临更多风险，或许是因为美国父母在防范未成年人意外方面，做得更好些。 实际上，中国青年的择偶压力并非男性所独有，近年来有关“剩女”的讨论也同样热烈，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双向困局，并非总量对比能够说清；婚姻市场并非男女双方随机碰撞撮合的过程，其基本动力是针对对方禀赋的双向性选择过程，其中男性更侧重对方的年轻美貌、温柔贤淑等先天禀赋，而女性更侧重对方的健康才智和地位财富，后者包含更多的后天因素；显然，用于评估女性禀赋的信号在早期便可获得，而对男性潜力股的识别则困难的多，经常很晚才能看清；这一性选择策略上的差异导致的结果是：男性在择偶时间的选择上灵活得多，特别是那些有望凭借后天禀赋的男性，会故意推迟择偶时间，以便把手里的牌养大，而女性则不同，因为她们的牌早已摊开，拼抢早就开始。 择偶策略的不对称把婚姻市场分割成了明显不同的两个部分：一方面，大批20-35岁的男性在争抢18-25岁的年轻女性，僧多粥少，竞争惨烈，房子嫁妆自然不能少，甚至有钱有势的老男人也以养小蜜包二奶来添乱凑热闹，加剧战火；另一方面，一旦过了妙龄，女性谈判地位迅速跌落，如果不及时调整策略放低价码，过28岁之后便很可能沦为剩女；对于那些条件优越而不甘掉价的女性，上述局面尤为不利：漫长的学校生涯让她们在起跑点就晚了一步，而我国特有的不许大学生结婚的规定又大大强化了这一劣势，况且，自身的优越条件让她们对幼稚男生不屑一顾，等她们终于开始着急的时候，发现身边的好男人都被挑光了，于是在迫不得已的策略退让过程中，她们发现自己的选择面越来越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