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阅（按：读罢此文，你很可能认为我是计划生育政策的赞同者，正如你看到的，我几乎不赞同所有反对计划生育的言论，不，不是几乎，事实上，我认为我听到过的每一条反对计划生育的理由都是错的，限于篇幅，我在这里只举出了三条，而且第三条还没有展开说。然而，实际上，当然，我完全反对计划生育——，但我的理由只有一条——自由——，生育是最古老的权利，不容剥夺。
写作本文的主要动机，是为了练习或者演示如何将屁股和脑袋分开，这听上去容易做起来难，事实上很少人能做到，当一个问题被识别为屁股问题时——与政治有关的问题通常如此——再灵光的脑袋也会被迅速塞进裤裆，这一点上，无论左派、右派、自由派、保守派，鲜能免俗。
一个月前，我曾在《宽容是同性恋的坟墓？》一文中尝试挑逗那些无法区分屁股与脑袋的人，我先把屁股摆在一个政治正确的位置上：主张对同性恋宽容，然后试着用脑袋指出一种可能性：对同性恋宽容或许会导致同性恋群体大幅减少甚至灭绝，如我所预料的，这一挑逗效果极佳，我立刻被当作主张灭绝同性恋的狂人而遭到激烈指责。
我得坦白，我无耻的享受这种效果，这让我有了一个观察人性和所谓理性的良好机会，今后若有机会我会经常尝试这种练习、演示，或者挑逗，好让我自己时时牢记：不要弄混了屁股和脑袋。）
人口争议的误区
辉格
2009年3月24日
最近，人大代表程恩富先生和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先生，针对近期频频出现的呼吁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的声音，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他们判断，当前的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依然非常严重，人口增长势头仍未完全遏制，老龄化虽然存在，并不足惧，也不能归咎于计划生育；他们认为，要“从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方面追赶上发达国家”，必须让人口减少，长期目标减到5亿以下；基于这样的判断和目标，他们主张，计划生育不仅不能放松，还要强化，并且长期坚持。
严格计划生育政策反对者的呼吁和支持者的回应，让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又完成了一个回合，然而，新的回合是否让讨论更加深入了？是否改进了公众对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很遗憾，这场争论看来仍徘徊于鸡同鸭讲的状态。主张严控生育者立论的基本前提是，人口与资源之间是存在一个“合理比例”的，这个比例是可以算出来的，这个比例是可以在今天与200年之后一样合理的，因此，我们应该并且可以为200年后的人们安排他们的生活；然而，对于这一连串的断言何以成立，他们显然不认为值得加以说明。
对于曾亲身经历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们，合理比例的论调并不陌生，它曾经导致何等荒谬的制度和政策，也都历历在目。然而严控生育的反对者们却没有抓住这一要害，他们用来反对的主要理由是老龄化及其带来的“社会负担”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冲击。过去三十年中国人口形势的急剧扭转是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其中包括老龄化；老龄化的原因是寿命延长和出生率下降，因而将老龄化归因于生育控制是正确的，然而用放松生育控制来解决老龄化所带来的抚养负担问题，却未必正确。
当人口形势扭转时，老龄化程度并非随出生率下降而线性递增；在生育率开始下降之后的几十年中，老龄化会达到一个最高峰，此后随着生育率下降之前出生的那几代人的死去，而逐渐向一个长期均衡水平回归。这个均衡水平上的长期抚养系数，主要取决于人均寿命和平均就业年龄，与出生率关系不大，因为提高出生率在降低老人比例的同时增加了儿童比例，反之亦然。正因为如此，主张放松生育控制者希望解决的，显然只能是短期老龄化高峰所带来的抚养负担问题；然而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放松控制在短期内只能增加需要抚养的未成年人，从而加重抚养负担，而等他们长大时，最高峰已经过去。
反对严控生育的另一个理由是：人口减少会导致需求不足、经济衰退、资产价值下降。然而这马上面临一个追问：经济总量的增长何以成为值得以公共政策来追求的目标？如果人口下降一半，GDP下降20%，人均GDP大幅上升了，每个人的生活水平改善了，资产价值确实可能下降，但那也意味着资源不再那么昂贵，人类对环境的压力不再那么巨大，何以认为那是坏事？
第三种反对意见认为，随着避孕手段的普及、女性就业率提高和孩子抚养和教育成本的迅速增长，生育策略已完全改变；这些反对者宣布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破产，他们认为，当传统社会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之后，生育率“必然”下降，无须计划生育的干预，相反，届时政府将不得不鼓励生育。这一反对同样站不住脚，如果我们孤立的观察那些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国家，上述现象是显然的，然而当我们把整个人类作为单一人口系统来考察，人口压力从未消失，生活中马尔萨斯极限上的几亿人贫困如故，而在人口压力有所放松的地方，人口迅猛增长的情况仍然普遍；欧美60年代开始的低生育率，仅仅持续了不到两代人，日韩则只有一代人，还远不能被认定为普遍规律；实际上，发达国家不妨被视为整个人口金字塔中被移民管制所圈住的一个塔尖，其人口发展趋势未必具有普遍性，尤其对于中国人口系统而言——它太庞大以至于不可能成为任何一个金字塔的塔尖。
上述种种理论误区，使得围绕人口问题的争论陷入混乱，与其急于宣示某种立场，不如先尝试拨开笼罩在问题之上的层层迷雾。
小橘子 @ 2010-12-02, 03:46
哈哈，很喜欢你的按语。不过，有点意外，你竟然也把自由当信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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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回复:
12月 4th, 2010 at 12:44
对，自由是信仰，而不是某种客观标准可推出的结果。这一点，我是在发现帕累托判准的漏洞，发现管制和行会权利其实符合权利的所有条件之后，才认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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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橘子 回复:
12月 4th, 2010 at 15:23
呵呵，你知道自由是信仰，不是客观规律，这从你对权利的讨论就可以看出来。我是惊讶于你会说出这句话：“当然，我完全反对计划生育——，但我的理由只有一条——自由——，生育是最古老的权利，不容剥夺。”这句话是持有自由信仰的人的口吻。
持有自由信仰的人很多，我只是觉得你不应该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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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橘子 @ 2010-12-04, 02:44
“如果我们孤立的观察那些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国家，上述现象是显然的，然而当我们把整个人类作为单一人口系统来考察，人口压力从未消失，生活中马尔萨斯极限上的几亿人贫困如故，而在人口压力有所放松的地方，人口迅猛增长的情况仍然普遍；欧美60年代开始的低生育率，仅仅持续了不到两代人，日韩则只有一代人，还远不能被认定为普遍规律；实际上，发达国家不妨被视为整个人口金字塔中被移民管制所圈住的一个塔尖，其人口发展趋势未必具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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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国家，人口没有达到极限，怎样解释？
是时间尺度上的短期波动吗？如果是，则人口应呈上升趋势。没有出现这个趋势，说明不是时间尺度问题。
是因为移民管制吗？如果是，那该国人口为什么不能不依赖于输入而达到人口极限？
是因为社会结构的全球化吗？如果是，那么隔绝的任何社会都达到了人口极限吗？
如果是，国际往来是怎样对人口起作用，使人口低于极限的？
是一种特殊现象吗？如果是，为什么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不能解释这种现象，亦即，马尔萨斯人口理论适用范围是什么？
其实，你在《消费离散性vs马尔萨斯极限》中说过：“马尔萨斯极限原本就不是指绝对的资源供养极限，而是给定制度条件和社会结构下的极限。”
既然这么说，为什么不说在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国家，人口也达到了极限呢。要想达到某种生活水平，人口就不能再增加了。如果人口要增加，生活水平就要相对的下降。极限是在某种生活水平下的极限，随着生活水平变化而变化。
这样的话，这个理论还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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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回复:
12月 4th, 2010 at 12:41
1）“马尔萨斯极限原本就不是指绝对的资源供养极限，而是给定制度条件和社会结构下的极限。”这句话的意思是：收入/财富不均等的社会，其人口极限（L）小于均等条件下的极限（L0），假设L=1000，其中勉强糊口的人口是600，其它400人消费了超出生存所需的粮食（比如用粮食酿酒/生产超出蛋白质需求的肉奶/养宠物等等），如果把这部分粮食均分给那其它人，人口将上升至L0，L0>L。
显然，这不是你理解的那个意思。
2）当今许多发达国家的人口显然远低于极限水平（低于L，不只是低于L0），我认为这是策略惯性和移民管制的共同结果：2.1）低生育策略实际上只对中产以上阶级才是优势策略，但文化的原因使得它被普遍采用；2.2）原本移民会自动校正上述策略分布偏离均衡的状况，但管制使得低生育策略难以被高生育策略入侵，因而延缓了回归均衡的速度；2.3）即便存在移民管制，但大国还是会回归均衡，只是慢一点，但像瑞士这样的小国则可能长期偏离均衡，它们就像贵族的封闭庄园，可永远免于人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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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橘子 回复:
12月 4th, 2010 at 13:01
L之产生，是因为一部分人生活水平高于最低资源消耗。
使用L概念以后，就不可能存在人口没有达到极限的情况。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都有大量瓶颈资源存在。
使用L概念以后，只有所有的资源（不是经济学上的稀缺的资源）都是免费的，才有人口小于L的情况。
想一想L是怎么得出来的吧，如果L不等于实际人口，L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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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回复:
12月 4th, 2010 at 14:25
因为有财产权保护啊，穷人不能抢富人财产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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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橘子 回复:
12月 4th, 2010 at 14:28
有财产权，人口就低于L了？
怎么判断人口是否达到L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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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回复:
12月 4th, 2010 at 14:33
不是人口低于L，是L小于L0。判断是否达到极限：最穷那部分人已经养不活更多孩子，再多生一个就有另一个要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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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橘子 回复:
12月 4th, 2010 at 14:36
“当今许多发达国家的人口显然远低于极限水平（低于L，不只是低于L0）.”
你说只要价格高于零就是瓶颈资源。
在低于极限水平的情况下，为什么存在瓶颈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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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回复:
12月 4th, 2010 at 14:46
因为国界线阻挡了移民，但没有阻挡商品，因而在发达国家国境线内，人口脱离了极限，但资源稀缺性没有消失，因为境外的需求仍能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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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橘子 回复:
12月 4th, 2010 at 15:08
境外的商品也能进入。实际上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入超国，如果不是最大的一个。
且不论入超出超，显然美国也有乞丐阶层。为什么说l<L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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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橘子 回复:
12月 4th, 2010 at 14:55
“因为有财产权保护啊，穷人不能抢富人财产嘛。”
你这里回答的是L为什么小于L0，我问的是人口l为什么小于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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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回复:
12月 4th, 2010 at 14:27
好吧，我有空把模型用数学形式写出来吧，否则讨论已经很难继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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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橘子 回复:
12月 4th, 2010 at 14:33
嗯，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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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橘子 回复:
11月 22nd, 2012 at 09:12
关于某些社会是处于l<L<L0的状态1，还是l=L<L0的状态2，我想可以这样判断：如果人口处于持续增长，那么就是状态1，如果处于稳定状态，那么就是状态2，时间尺度为马尔萨斯尺度。
至于当今许多发达国家是处于状态1还是状态2，按照马尔萨斯理论，移民管制并不是长期人口规模的影响因素，即使存在移民增长压力，在长期，这种压力也会被本国人口补足。只要可以判断在足够长期人口处于稳定状态，那么该系统就处于状态2。
1）如果我们相信移民压力可以长期存在，那么，在长期，两个社会可以各自达到各自的L，且L/L0可以不相等。既然L可以长期不同，那么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就没有什么解释力，因为它没有办法检验。
2）如果马尔萨斯理论预测移民压力不可能长期存在，那倒是值得检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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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回复:
11月 22nd, 2012 at 23:43
嗯，其实即便不考虑移民，也可以从其他观察中判断是否脱离了人口极限，比如，若能找出一个规模可观（比如总人口20%）的群体，其生育率低于按其供养能力的程度，无法被任何因素解释，即可认为脱离了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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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橘子 回复:
11月 22nd, 2012 at 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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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ya 回复:
11月 23rd, 2012 at 08:43
供养能力应该是在给定文化制度条件下，似乎没办法从其他方法测量？因为给定的制度也只能从人口来观察吧。而无法被任何因素解释也让人困惑，毕竟在一个决定论的世界总是有原因的，很可能最后找出来就是所谓的制度条件，这是不是有点套套逻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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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回复:
11月 23rd, 2012 at 15:05
见楼上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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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橘子 回复:
11月 26th, 2012 at 08:51
这里的任何因素，指的是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框架中的因素（包括辉格的修正），即限制人口的外界因素和提高长期繁殖收益的策略因素。前者包括自然资源、资本积累、要素投入产出率、疾病、战乱、人均温饱水平资源消耗等，后者即指社会等级结构。但不包括降低繁殖收益的策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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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橘子 回复:
11月 23rd, 2012 at 10:29
此处供养能力是指什么水平的生活？我想不是指温饱水平，因为否则就意味着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并不考虑结构化引起的L对L0的偏离。
可是，对于非底层的20%，什么叫供养能力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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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回复:
11月 23rd, 2012 at 15:04
就这里的目的而言，不需要知道绝对水平，只要观察相对水平，比如两组人，甲组比乙组富裕5倍，但生育率相同，且找不出其他因素可解释，那就可以认为甲组的生育率低于其供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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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回复:
11月 23rd, 2012 at 15:05
当然这两个组的规模要足够大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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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橘子 回复:
11月 23rd, 2012 at 15:55
“任何因素”包括结构化因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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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回复:
11月 23rd, 2012 at 16:10
包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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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橘子 回复:
11月 23rd, 2012 at 18:04
哦。包括文化因素吗？比如科学家或知识分子团体，似乎更沉湎于生育之外的自我满足。或者说，假如在控制富裕程度的条件下受教育程度与生育率存在相关性，那么，是受教育程度将成为一个修正因素，还是该情况已经脱离了极限？
辉格 回复:
11月 25th, 2012 at 01:55
那这群人就脱离了，假如这群的人口比例很高，那就可以认为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极限
辉格 回复:
12月 4th, 2010 at 12:52
当然，还是要提醒一下时间尺度，以上判断是在百年跨度上，不是十年，所以，当我谈论当代经济问题时，通常不会提及也无须考虑这些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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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jiti @ 2014-02-04, 03:00
请问这句话中“这个均衡水平上的长期抚养系数，主要取决于人均寿命和平均就业年龄，与出生率关系不大”的“长期抚养系数”是否就可以等同于“出生率”？而这句话可以表述为“除去生育管制的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主要取决于人均寿命和平均就业年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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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jiti 回复:
2月 4th, 2014 at 03:02
额，不该叫“生育意愿”而该叫“长期抚养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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