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5月发表的文章（25）
辉格
@ 2014-05-12 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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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成功的变革实在不多见
以1973年皮诺切特在智利上台和次年的葡萄牙康乃馨革命[1]为发端，历经撒切尔-里根革命、中国改革开放、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欧盟统一，过去三十多年里，许多国家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
20世纪是个主义横飞的疯狂世纪，人类社会被各种主义者当作他们理想社会理论的实验场，而70年代开始的这一轮变革的不同之处在于，在经过无数世界改造方案的蹂躏之后，对于分立产权和市场制度的价值，人们终于有了基本的共识。
自那以后，除了1975年波尔布特在柬埔寨、1979年霍梅尼在伊朗、1996年塔利班在阿富汗(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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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成功的变革实在不多见
以1973年皮诺切特在智利上台和次年的葡萄牙康乃馨革命[1]为发端，历经撒切尔-里根革命、中国改革开放、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欧盟统一，过去三十多年里，许多国家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
20世纪是个主义横飞的疯狂世纪，人类社会被各种主义者当作他们理想社会理论的实验场，而70年代开始的这一轮变革的不同之处在于，在经过无数世界改造方案的蹂躏之后，对于分立产权和市场制度的价值，人们终于有了基本的共识。
自那以后，除了1975年波尔布特在柬埔寨、1979年霍梅尼在伊朗、1996年塔利班在阿富汗和1999年查韦斯在委内瑞拉等少数几个例外，绝大多数国家的变革都明确的指向法治和市场制度，都致力于保护财产权和推进自由贸易，对此大方向已少有分歧，问题在如何才能建立市场制度。
经过20世纪的纷乱曲折，各国的变革起点不同，面临着各自的问题和障碍，传统农业/部落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国有计划经济的市场化转型，保护主义和进口替代政策向开放经济和全球化转型，大企业/银行/工会/政治裙带四位一体的财阀体制，左翼民粹主义的周期性劫富济贫、财政崩溃和恶性通胀，重度管制、程序不透明和行政腐败所造就的恶劣营商环境，等等。
像捷克和韩国这样成功的变革并不多见，近年来常被谈论的“中等收入陷阱”，是许多国家变革过程所面临的困境；造成这一陷阱的原因，是法律系统和社会议价机制的演进速度，跟不上社会冲突的迅速增长，结果，冲突与参与的能量未能在宪政框架和法治程序内解决，而被大规模导向权力争夺、再分配和行政干预。
传统社会是低流动的熟人社会，社会规范依靠等级结构或交往伦理维持，现代化打破了传统规范，而同时，大规模市场分工和交易必定带来大量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旧规范所无法处理的冲突和纠纷，市场化过程也涉及大量新权利的创立和旧权利的重新界定，这些将对法律系统提出了严重挑战。
然而，司法过程解决问题的过程必定是零星、分散且不一致的，诉讼过程总是缓慢的且充满了争议和辩论，还常常有反复，相比之下，由国家强力推行的行政措施却干脆利落、整齐划一、所向披靡；因此不难理解，当法治进步速度赶不上迅速复杂化的分工、交易和产权形式所带来的冲突与纠纷的剧增时，人们自然容易转向行政权力寻求解决方案。
不幸的是，行政解决方案的有效性只是表面的，正如我在前两章里试图说明的，管制和干预只是满足了人们“得有人来管管这些事情”的愿望，但并不真的能解决这些问题，它带来的问题比它试图解决的更多，并且自动变得越来越多，最终腐蚀了行政系统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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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康乃馨革命（Carnation Revolution）是指1974年4月25日发生在葡萄牙的未流血军事政变，由于得到民众广泛支持，革命进程十分顺利，它结束了统治葡萄牙长达41年的国家主义独裁政权（Estado Novo）；塞缪尔·亨廷顿在《第三波》（1991年）里也将该革命视为第三波的起点。
辉格
@ 2014-05-11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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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政府之手如何扰乱市场
管制是用一刀切的方法强制施加某种行为标准，而干预则是用机会主义行动来追求某种短期经济目标，施加管制时，政府还保持着立法和执法者的身份，而实施干预时，已经作为市场参与者直接介入到具体经济活动了。
与企业相比，政府目标指向和行为方式更难预料，它时而追求增长速度，时而追求就业率，或者低物价水平、产业规模、技术先进性、国产化率、高雅格调、国际声誉，等等，令人难以捉摸、无所适从，它们的行动也随时受政治局势、舆论风向、民调结果、选举周期和政府更替的摆(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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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政府之手如何扰乱市场
管制是用一刀切的方法强制施加某种行为标准，而干预则是用机会主义行动来追求某种短期经济目标，施加管制时，政府还保持着立法和执法者的身份，而实施干预时，已经作为市场参与者直接介入到具体经济活动了。
与企业相比，政府目标指向和行为方式更难预料，它时而追求增长速度，时而追求就业率，或者低物价水平、产业规模、技术先进性、国产化率、高雅格调、国际声誉，等等，令人难以捉摸、无所适从，它们的行动也随时受政治局势、舆论风向、民调结果、选举周期和政府更替的摆布，摇摆不定。
而同时，现代国家所拥有的权力和操纵的资源远非任何个人和企业所能匹敌，一旦进入市场，便足以打破均衡，并让每个参与者改变对事态的预期，就像一头巨兽冲进足球赛场，它不通球艺，也不知道得分规则，没人猜的透它想干嘛，却又无人能够忽视它的力量。
除了干扰正常的价格信号之外，干预对市场制度更深层的伤害是，它本身的机会主义性质会激励个人和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比如，我租下一千亩土地投入巨资加以改造后用来种棉花，我的商业模式建立在棉价高于每吨2万元的基础上，但两年后投资还未收回而棉价却已跌破1万5，本来我只得自己承担损失。
但假如我有个热心的好政府，我还有另一个选择：可以联合其他棉农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干预：提高棉花进口关税、提高棉花出口退税、提高化纤增值税，按亩补贴棉花种植、指令铁路公司提供降低棉花运费，指令银行提供贷款以便度过难关，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干预手段，这样的窗口一旦打开，会吸引各种利益群体组织起来形成压力集团，寻求对自己有利的干预政策；企业的心思将更多的用在政治游说和权力争夺，而不是成本和风险控制等他们的份内事情上，这既扭曲了市场激励机制，也腐蚀着权力。
辉格
@ 2014-05-10 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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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规章条例常常是麻烦的起点
如前面所说，财产权是法律给行为所划定的边界，类似的，管制也是一种行为边界，规定你不可以做什么；差别在于：财产权篱笆的钥匙，分散的握在每份财产的主人手里，而管制篱笆的钥匙，则集中的握在作为立法者的政府手里。
这一区别有着巨大的经济含义，比如，人们都讨厌噪音，假如法律赋予居民阻止邻居制造噪音的权利，那么，你要在家开个重金属晚会，就只须征得邻居们的同意，但假如政府法令规定任何人不得在居民区制造多少分贝以上的噪音，要合法的开晚会，你就只能去发动一场立法运动了。
问题是，(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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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规章条例常常是麻烦的起点
如前面所说，财产权是法律给行为所划定的边界，类似的，管制也是一种行为边界，规定你不可以做什么；差别在于：财产权篱笆的钥匙，分散的握在每份财产的主人手里，而管制篱笆的钥匙，则集中的握在作为立法者的政府手里。
这一区别有着巨大的经济含义，比如，人们都讨厌噪音，假如法律赋予居民阻止邻居制造噪音的权利，那么，你要在家开个重金属晚会，就只须征得邻居们的同意，但假如政府法令规定任何人不得在居民区制造多少分贝以上的噪音，要合法的开晚会，你就只能去发动一场立法运动了。
问题是，同一种行为，在不同场合下，给不同的行为人带来的收益，给不同的旁人带来的影响和主观伤害，都大不相同，你的邻居可能对噪音十分敏感，也可能不太在意，或者恰好也喜欢重金属，而这个晚会，可能对你难以割舍，也可能很容易换个地方去开，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高度分散的、无法被集中处理的私人知识或局部知识[1]，在分立的私人产权制度下，这些知识将体现在议价和交易过程中：假如你很在意而邻居不太在意，几句道歉或一份小礼物或许就能换得谅解，假如邻居很在意而你无所谓，或许就放弃或换个地方了，假如你们都很在意，或许你会付一笔钱给他。
然而，在管制制度下，所有这些差异和信息都被无视了，结果，大量原本通过私人间议价和妥协可以做的事情，都被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禁止了，人们因此而丧失了这些事情所能带来的全部福利，而这一福利原本足以补偿受影响者的损失还有余（否则就不会达成妥协和交易）。
因管制而丧失的福利绝非微不足道，价格管制让无数时间、精力和才智浪费在排队、变相加价和搜寻中，脱离现实的严苛标准把许多商品的价格抬高到穷人难以承受，被FDA所禁止的药物和医疗方法，更剥夺了许多人冒一些副作用风险而挽救生命的机会。
由于掌握立法权的政客既可博取保护消费者的名声，又无须承担管制的代价，因而总是倾向于将管制标准定的越来越高；同时，每项管制都对应着新的行政职能、编制、预算和权力，因而行政官僚也总是乐意维持和增加管制项目。
由于管制大规模压制了通过自愿交易增进福利的机会，它总是面临着潜在众多交易者突破其限制的努力，这便给其执行者带来了大量寻租机会，已成为腐蚀行政机关和司法系统的主要力量，也消磨着公众对政府和法律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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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社会中的知识使用”（1945）一文中提出了分散知识（dispersed knowledge）的概念，并分析了市场价格机制如何处理它们，以及为何只有价格机制能够处理它们，这也是哈耶克据以反对计划经济的核心论点。
辉格
@ 2014-05-09 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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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财产权是行为边界
财产权是一道无形的篱笆，它给行为划定了边界，对于其主人，它让他能够安心的指望在边界之内免受他人打扰，而对于其他人，它是他们要在边界内做某些事所必须预先加以克服的人为障碍[1]，而这个屏障的钥匙，就操在其主人的手里[2]。
因此，具体某项财产权的界定，是定义在某个行为空间上的一个区间，这个空间不必是物理三维空间，它可以是由行为诸特征中涉及利益冲突的那些维度所构成的任意维空间，比如，捕鱼权的行为空间由季节和网眼直径来规定，而排污权用浓度和流量，噪音权用分贝、频率和时间段，频段权用频率、功率和地理区域，著作权用介质、语(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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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财产权是行为边界
财产权是一道无形的篱笆，它给行为划定了边界，对于其主人，它让他能够安心的指望在边界之内免受他人打扰，而对于其他人，它是他们要在边界内做某些事所必须预先加以克服的人为障碍[1]，而这个屏障的钥匙，就操在其主人的手里[2]。
因此，具体某项财产权的界定，是定义在某个行为空间上的一个区间，这个空间不必是物理三维空间，它可以是由行为诸特征中涉及利益冲突的那些维度所构成的任意维空间，比如，捕鱼权的行为空间由季节和网眼直径来规定，而排污权用浓度和流量，噪音权用分贝、频率和时间段，频段权用频率、功率和地理区域，著作权用介质、语种和国别，专利权用年限和国别，道路通行权用载具类型、吨位、排量、速度，股权用投票资格和清算优先级，等等[3]。
任何初级财产权都是以否定性句式来规定的，比如，我拥有某块土地的意思是：我可以阻止他人进入这块土地或对它做任何事；只有从初级财产权所派生出来的次级财产权才可能（但未必）是以肯定性句式来规定：我拥有这间游泳池（初级产权），据此我可以授权你每周末可以来游泳（次级产权）。
所以，一个空间若未被任何产权所圈定，便意味着任何人都可实施其中的行为，这就是所谓的无主空间或公地；一个空间之所以无主，可能是因为那里还不够拥挤，行为之间没有太多冲突，但有时它虽已十分拥挤，却没有发展出有效的产权来划定行为边界，便陷入了常说的“公地悲剧”[4]，这是制度发展的失败。
现代社会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比如道路拥堵、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物种灭绝和社区服务匮乏（贫民窟），从制度角度看，都是产权创建的失败，因而，解决之道便在于如何在比传统产权形式复杂得多的条件下拟制新型产权。
尽管有许多困难，但人类在新型产权的拟制上有着不少成功的经验，从古老的通行权、取水权、采光权，到近代的著作权和无线频段权，和当代的污染排放权，都是解决公地悲剧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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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对财产权概念的定义和表述可能有点非主流，采用这一表述的理由，参见我的旧文：“钓鱼的故事：所有权的另一种解读”（No.666，2005年）。
[2]这一点的重要性，参见：“你无法为儿童创设权利”（No.1610）。
[3]关于产权与行为空间的关系，参见“权利所指向的，不是物，是行为”（No.669，2010年）。
[4]参见wikipedia: tragedy of the commons。
第四部分 制度与政策
财产权是任何社会的核心经济制度，私人财产权是任何自由社会的核心制度。
——大卫·弗里德曼，《自由的机制》，1973
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制度基础质量如何，对一个社会的福祉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制度若能增进福祉，必须使强制权能够在经济上有效的保护产权并提供契约执行，让声誉机制发挥作用……必须能够鼓励储蓄、投资和创新，并防止寻租行为。
——阿夫纳·格雷夫，《大裂变》，2006
我想不起有什么好的管制，运输管制？农业管制？从字母A开头的农业管制，到字母Z开头的区域规划，从A到Z，全是坏的；对管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研究，结果全都一样：效果是坏的。
——罗纳德·科斯，Reason(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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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制度与政策
财产权是任何社会的核心经济制度，私人财产权是任何自由社会的核心制度。
——大卫·弗里德曼，《自由的机制》，1973
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制度基础质量如何，对一个社会的福祉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制度若能增进福祉，必须使强制权能够在经济上有效的保护产权并提供契约执行，让声誉机制发挥作用……必须能够鼓励储蓄、投资和创新，并防止寻租行为。
——阿夫纳·格雷夫，《大裂变》，2006
我想不起有什么好的管制，运输管制？农业管制？从字母A开头的农业管制，到字母Z开头的区域规划，从A到Z，全是坏的；对管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研究，结果全都一样：效果是坏的。
——罗纳德·科斯，Reason杂志，1997年1月号
当一位旅行者游历一个个国家时，他首先感受到的差别，通常来自山水风光、气候植被和人文风情，但假如他住下来，生活一段时间，看看当地的新闻，办一些需要与各种角色打交道的事务，生一场病，送孩子去上学，甚至做点生意，那么，他感受到的最大差别，甚至绝大多数差别，将来自制度。
如今，得益于发达便利的传播媒介，你甚至不用亲身经历，也能真切的感受到制度所带来的差别；并且，一旦人们有机会了解和比较，他们的评价有着很大程度的一致性，这一点清楚的反映在国际移民的流动方向上。
一些制度被人称羡，而另一些社会的精英们，则始终在为如何建立这样的制度而苦苦探索或争论不休；纵观那些被人羡慕的社会，不难看出它们的共同点：法治保障下的市场制度；今天，在20世纪的大规模社会实验浪潮过去之后，已很少有人否认市场制度的重要性，问题是，如何建立它。
事实上，曾经存在过的数十种主要文明中，市场都有过或多或少的发展，但法治下稳固而持久的市场制度，只在西欧起源过一次，其余都是它传播和扩张的结果；这是因为，市场发育与国家权力增长之间有着内在的冲突。
在缺乏强有力的司法系统的社会，财产权高度依赖于自力救济或互助救济，而交易也多半只能在熟人之间展开，契约执行主要依靠信誉机制，这些，都限制了产权的多样化、抽象化和资本化发展[1]，也阻碍了大跨度、大规模的非人格化交易[2]，并限制了分工的广度和深度。
一个能在广大地域内推行司法的强大政府，可以在高度流动性社会中保护形式多样、结构复杂的产权，确保非人格化交易的契约执行，但同时，日益强大的政府权力也常常被利用来侵犯私人产权和干预自由交易；因而，只有当政府权力扩张及时伴随着宪政和法治对权力的制约力的同步增长，市场制度才能可靠的建立。
即便市场制度已经建立，它也始终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相对于人类进化史，它还太年轻，我们古老的文化和更古老的人性远未适应和接纳它，在面临新的问题和困境时，人们总是习惯于从非市场甚至反市场的方向寻找出路，尽管事实已屡屡表明，那些并非出路。
本部分的文章涉及市场制度的若干侧面，和它所遭遇的来自管制和干预的冲击，以及它在一些新问题领域中的可能发展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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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明确而可靠的法律保障所如何导致产权抽象化，从而带来流动性并成为金融资本的机制，以及法治缺乏对此过程的阻碍，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 Polar）在《资本的秘密》（2000年）一书中有精彩的分析。
[2]关于小圈子内基于信誉的人格化交易和市场化的非人格化交易的区别，以及两者对强制性司法系统的不同要求，可参见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Bifurcation: China and Europe Compared（2010）一文中的分析。
【2014-04-14】
@whigzhou: 我始终觉得，追求幸福是一种很可笑的说法，就像说“我喜欢饱”而不是“我喜欢吃”一样可笑，我只追求美食，不追求饱嗝
@溪月寒星:如果你只喜欢吃而不喜欢饱,那也很奇怪. 假如你有了”一直感到饿”的能力,然后使劲吃,虽然吃的很爽,但是还是饿.这时你还会觉得”喜欢饱”可笑么?
@whigzhou: 不追求饱≠不喜欢饱≠一直感到饿
@座禅髙潮:经历大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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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14】
@whigzhou: 我始终觉得，追求幸福是一种很可笑的说法，就像说“我喜欢饱”而不是“我喜欢吃”一样可笑，我只追求美食，不追求饱嗝
@溪月寒星:如果你只喜欢吃而不喜欢饱,那也很奇怪. 假如你有了"一直感到饿"的能力,然后使劲吃,虽然吃的很爽,但是还是饿.这时你还会觉得"喜欢饱"可笑么?
@whigzhou: 不追求饱≠不喜欢饱≠一直感到饿
@座禅髙潮:经历大于结果
@whigzhou: 我也不是这意思，我既看重经历，也看重结果，但这些结果里不包括幸福，这么说吧，在经历某些过程或得到某些结果后，我会感觉到幸福，也喜欢这种感觉，但那从来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而只是追求其他目标的副产品，就像一个饱嗝←我觉得这个词再贴切不过
@whigzhou: 假如我追求的是幸福感本身，那我早就去找药吃了，我相信有些药可以让我随时随地立即产生幸福感
乌克兰考验美国战略
辉格
2014年4月29日
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之后，乌克兰似乎正穿越重重迷雾而滑向内战；面对迅速变化的局势，匆忙拼凑的临时政府看来缺乏清晰一致的应对策略，好像也未能有效地调动和指挥军队，无论其表态还是行动，都显得十分混乱而无力；所以从战术上看，乌克兰到目前为止是节节败退，而俄罗斯当局则正一步步取得它想要的东西。
不过从战略上看，得失或许恰好相反，假如乌克兰最终失去克里米亚、顿涅茨克，甚至更多东部州，倒未尝不是好事，摆脱这些亲俄地区，可以让乌克兰更加无所羁绊、义无反顾的投入欧洲和美国的怀抱，融入现代文明；而且遭此一劫之后，未(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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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考验美国战略
辉格
2014年4月29日
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之后，乌克兰似乎正穿越重重迷雾而滑向内战；面对迅速变化的局势，匆忙拼凑的临时政府看来缺乏清晰一致的应对策略，好像也未能有效地调动和指挥军队，无论其表态还是行动，都显得十分混乱而无力；所以从战术上看，乌克兰到目前为止是节节败退，而俄罗斯当局则正一步步取得它想要的东西。
不过从战略上看，得失或许恰好相反，假如乌克兰最终失去克里米亚、顿涅茨克，甚至更多东部州，倒未尝不是好事，摆脱这些亲俄地区，可以让乌克兰更加无所羁绊、义无反顾的投入欧洲和美国的怀抱，融入现代文明；而且遭此一劫之后，未来几代乌克兰人大概都不会对与俄罗斯发展亲密关系有任何幻想，相反，俄罗斯将被当然的视为其头号威胁。
这样的国际环境，尽管会带来些紧张和焦虑，对于乌克兰的未来制度发展却相当有利，二战以来的历史表明，当一个中小国家面临严重的外部威胁，并且选择投靠美国作为抵御这一威胁的依靠时，就很可能在宪政建设、面向市场的制度变革和社会现代化方面取得显著成就，韩国、台湾、以色列、新加坡、香港，都是这一规律的杰出例证。
苏联的崩溃为这份名单增添了蒙古和格鲁吉亚两位新成员，这两个原本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在脱离苏联集团并明确了亲美亲西方立场之后，都经历了最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其改革的彻底和迅猛，都远远超出波捷匈等同样从铁幕中逃脱出来，但远离东西方对立前线，因而较少感受到东方大国威胁的国家。
对美关系之所以能产生如此显著的效果，首先可能是因为这样的转变消除了上述变革在文化和社会心理上可能遭遇的障碍，让精英和民众接受美国作为其制度模范和价值标杆，实际上，与那些所谓文明古国相比，中小国家的精英层原本就比较容易接受这样的心理和价值转变，他们在历史上从来都只能追随其他主流强势文明，差别仅在于仰慕和追随的对象是谁。
其次，从政权方面看，为赢得必要的国际支持，在受威胁时获得保护，有困难时获得援助，当权者即便不想追随国内精英的倾向，也不得不迎合美国对其制度与政策的期待，在市场制度建设上，接受美国专家的建议，满足IMF的标准，在这些外部约束的作用下，这些国家即便未能建立宪政，其人民也可享有起码的人身安全、言论与思想的自由，和创业与经营的空间。
然而，上述机制能够起作用，需要美国有足够强烈的意愿和有说服力的切实行动为这些前线国家提供帮助和保护，否则，这些国家就只能在东方大国面前忍气吞声以求自保，就算不投怀送抱也最多争得个中立地位，就像当初的芬兰，其实，格鲁吉亚在谢瓦尔德纳泽时代、乌克兰在本次变故之前，也都还在两条路线之间摇摆不定。
在冷战时期，美国不缺乏这样的意愿，因为苏联帝国对其切身利益的威胁清晰可见，冷战结束时，政治学家曾担心，支撑全球自由市场体系的西方联盟，在缺少一个明确敌人的情况下难以为继，此后反恐战争的需要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好景不长，反恐联盟很快随老欧洲的背弃而瓦解，连美国的最忠实追随者日本都已开始考虑一味依靠美国的风险。
所以这次乌克兰危机，将是对美国意愿的关键考验，其行动将对未来几十年的全球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世界各地那些以美国存在作为其国家安全支柱的国家，那些有望借助美国影响而实现国内变革的国家，都将以这次危机的后果为参照，重新评估其外交战略和制度发展方向，而评估结果很可能是悲观的。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外交政策转入了一条全面收缩的轨道，金融危机既打击了美国的文化与制度自信，也让进取性政策所带来的财政负担变得难以忍受，而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更是积极主动的迎合了这一退缩倾向，在伊拉克、阿富汗、非洲、伊朗、叙利亚等事情上的一系列消极和退缩表现，都让美国承诺的可靠性变得越来越可疑。
乌克兰危机的一个积极作用是，它让欧美政坛终于开始认识到退缩战略的严重后果了，面对共和党人的指责，连奥巴马也开始为自己的政策辩解，试图让世人相信他并不像之前所表现出的那么消极和软弱，为了证明这一点，他适时的到另一条前线东亚走了一圈，通过在某些敏感问题上的明确表态，以及与菲律宾的新安全协议，安抚那些对美国承诺心生疑虑的国家。
【2014-04-12】
@刘夙 【文明和科学的出现 – 世界科学技术文化史第三讲】 首发十五言。今天把前三讲都发出来吧。这三讲构成第一单元，这个单元的一大目的是把一些必要的理论铺垫好，方便后面的讨论。本讲讨论了不少演化心理学的内容，请@非言语 老师斧正。[呵呵] http://t.cn/8sCA8Ub
@whigzhou: 对前农业社会的描述看来受萨林斯误导较多，对部落/酋邦/城市/国家起源与功能的叙述太草率，经不住推敲，其余还不错
@lxxpoooooonder 辉格老师，萨林斯的不足(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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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12】
@刘夙 【文明和科学的出现 - 世界科学技术文化史第三讲】 首发十五言。今天把前三讲都发出来吧。这三讲构成第一单元，这个单元的一大目的是把一些必要的理论铺垫好，方便后面的讨论。本讲讨论了不少演化心理学的内容，请@非言语 老师斧正。[呵呵] http://t.cn/8sCA8Ub
@whigzhou: 对前农业社会的描述看来受萨林斯误导较多，对部落/酋邦/城市/国家起源与功能的叙述太草率，经不住推敲，其余还不错
@lxxpoooooonder 辉格老师，萨林斯的不足在哪？我看完石器时代经济学还是挺信服的
@whigzhou: 萨林斯的主要问题是，否认人口压力和人类基本需求与资源稀缺性之间的紧张，否认这些压力带来的竞争与冲突构成了社会进化的基本动力，也顽固抵制进化论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但同时他没有提供一个替代的解释性理论
@whigzhou: 经博厄斯-米德-萨林斯一系的发展，文化人类学变成了一门只描述不解释的学问，越来越像一种收集各种五彩贝壳的爱好，依我看，人类学因为这批人至少停滞了一代人时间，和心理学被行为主义耽误的程度差不多
@whigzhou: 好在从9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人类学家接受进化论和进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估计再过几年等萨林斯的门徒们都退休了，文化人类学这个学科大概就作废了
@whigzhou: 这一范式转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进化人类学领军人物拿破仑·香农（Napoleon Chagnon）去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对此，萨林斯辞职以示抗议
【2014-05-07】
@whigzhou: 读过《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 ★★★★ “简直像重量级拳手扇黄毛丫头耳光啊” http://t.cn/ad0Sc0
【2014-04-10】
@梁惠王 昨天朋友说，他前不久遇到一位90多的中文系老教授，谈起中国怎样才能变文明，那老教授说：“托管，让西方托管两百年。”
@大雨徐来: 然后他叹了口气说：“印度从1757年到1947年，被英国统治一共190年，就差10年啊，就修成正果了，太惨了！”
@学经济家:说不定还真是只差10年就圆满了……若熬过天朝变脸，英帝有理由继续管下去避免印度亲苏
@whigzhou: 远远不到200年，1757年东印度公司的管辖仅及孟加拉、比哈尔和北瑟卡斯
@whigzhou: 1858年大英政府接管时，管辖范围也只有(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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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10】
@梁惠王 昨天朋友说，他前不久遇到一位90多的中文系老教授，谈起中国怎样才能变文明，那老教授说：“托管，让西方托管两百年。”
@大雨徐来: 然后他叹了口气说：“印度从1757年到1947年，被英国统治一共190年，就差10年啊，就修成正果了，太惨了！”
@学经济家:说不定还真是只差10年就圆满了……若熬过天朝变脸，英帝有理由继续管下去避免印度亲苏
@whigzhou: 远远不到200年，1757年东印度公司的管辖仅及孟加拉、比哈尔和北瑟卡斯
@whigzhou: 1858年大英政府接管时，管辖范围也只有全印一半多，这个词条里有详细的图示，可以看出英国管辖范围的扩张历史 http://t.cn/8s9hd4S
@whigzhou: 尽管托管时间不长，尽管独立后亲苏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大英留下的印度仍比贵国文明得多，她至少避免了上世纪各大流行人祸，没有集中营，没有按人口比例实施的有计划有组织大屠杀，没有人造大饥荒，没有种族清洗，没有大规模强制人口迁移，没有大革文化命，没有水晶棺材和红宝书……
@winternight39:按人口比例实施的有计划有组织大屠杀是指计划生育？
@whigzhou: 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黑五类、83严打，这些都是现代史常识
【2014-04-19】
@赵楚 我对中国人需要殖民的说法非常反感。这种说法表面上激进，实际与当局多年来宣扬的素质论是完全一致的，即中国不能实现宪政民主，权利被剥夺，社会沉沦，文明解体，不是因为政治不上轨道，权力基本制度有问题，而是民族和种族低劣。以自命不凡的种族理论取代政治权力批判，当然是在给权力帮忙。
@whigzhou: 原po自说自话的为殖民主义脑补了一个“民族和种族低劣”前提，其实殖民主义（或更一般的外生主义）和内生主义的差别，相当于旧企业流程改造和被新企业并购的差别，说后者更优当然不需要以种族优劣为前提
@whigzhou: 以产业界的经验，流程改造很少成功，产业革命通常都以创造性毁灭的方式发生，改造一家旧百货商场的成功几率，远远小于新开一家沃尔玛分店，这是因为制度发展的路径依赖，复杂制度结构的各要素，很难从头凑齐并安放到恰到的位置
@whigzhou: 让一窝老鼠生出几只新老鼠很容易，从一堆化学元素拼出一只新老鼠就难多了，让一只断了尾巴的壁虎长出新尾巴很容易，用一堆化学品造出一条壁虎尾巴可不容易，其中差别，与这些化学品的品质优劣毫无关系
【2014-04-04】
@whigzhou: 幼子溺爱（对排行最小的儿子的特殊宠爱和放纵）似乎广泛存在于各种文化，已见到许多人类学材料提到这一现象，不知有谁提出过什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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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04】
@whigzhou: 幼子溺爱（对排行最小的儿子的特殊宠爱和放纵）似乎广泛存在于各种文化，已见到许多人类学材料提到这一现象，不知有谁提出过什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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