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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2007年底，我在岭南走访朋友，那时的我正处于有生以来最闲极无聊的状态，那份心不在焉有气无力的程序员职业再也无法激起我的热情，实际上，我从未成为一名好的程序员，多年来我把大部分时间和注意力都花在更能让我舒心愉悦的阅读上了。
恰好这时，《21世纪经济报道》的编辑唐学鹏先生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写写评论，此前，我和他在网络论坛上已熟识多年，有过很好的交流，那一刻之前，我从未想到过有一天会以写作谋生，不过在犹豫了几天之后，我还是接受了这个提议。
那时，除了写给自己看的读书笔记，和写给很少几个朋友的网络讨论帖子之外，我没有多少写作经验，多亏了编辑和报社的宽容，像我这(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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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2007年底，我在岭南走访朋友，那时的我正处于有生以来最闲极无聊的状态，那份心不在焉有气无力的程序员职业再也无法激起我的热情，实际上，我从未成为一名好的程序员，多年来我把大部分时间和注意力都花在更能让我舒心愉悦的阅读上了。
恰好这时，《21世纪经济报道》的编辑唐学鹏先生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写写评论，此前，我和他在网络论坛上已熟识多年，有过很好的交流，那一刻之前，我从未想到过有一天会以写作谋生，不过在犹豫了几天之后，我还是接受了这个提议。
那时，除了写给自己看的读书笔记，和写给很少几个朋友的网络讨论帖子之外，我没有多少写作经验，多亏了编辑和报社的宽容，像我这种很少顾及广大读者需求和观感的自说自话式写作，居然在三年多后仍幸存了下来。
对于像我这样的民间阅读和思考者来说，唯一的动力就是困惑和好奇心了，我对人与社会的困惑从小就很严重，那时我常常整个寒暑假都泡在学校门卫室的一堆报纸里，试图弄明白这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对一个在动荡和巨变年代度过童年的人来说并不稀罕，但幸运的是，这一好奇心一直未被掐灭，而这是因为我有很宽容的父母，他们很少用一个武断的答案来搪塞我的好奇心，而宁愿将疑问留给我自己去探索。
哲学上的困惑曾给大学年代的我带来了很大困扰，许多年里我都处于无力思考和言说、不知该如何摆放自己心智的那种状态，直到我接触到分析哲学，并重新理解了物理学和进化论之后，才稍稍安宁下来。
对人与社会的困惑则更加持久和强烈，至今仍谈不上安宁，不过在此过程中，我也遇到了和分析哲学一样的两个福星：进化论和经济学，自从遇上它们之后，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所收获，而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在泥潭里原地挣扎了，否则的话，我大概也早已心灰意冷、知难而退了。
分析哲学让我看清了以往哲学中的种种故弄玄虚和庸人自扰，进化论则破除了我对秩序的神秘感，并将我从复杂性的蛋鸡悖论中解脱了出来，而经济学的无差别原理则让我对各种关于特殊性和例外的说法保持警惕，得益于这些背景，后来当我的阅读兴趣转向心理学和人类学时，对那些领域所常见的神秘主义和例外论，已经有了足够的免疫力。
我的程序员职业经历虽乏善可陈，却意外的改善了我的思考和写作习惯，它让我在概念和语句的使用上养成了某种操作主义的习惯，对暧昧而缺乏操作性含义的概念随时保持敏感和警惕，写过程序的人都知道，在倾听用户的每一个需求表达和作出自己的每一个承诺时，若缺乏这种警惕，会付出何等痛苦的代价。
所以，迄今为止我的文章所吸引到的读者，特别是其中和我谈的最投机的，多半都是或曾经是程序员，这大概构成了我最易识别的写作风格，它也为你决定是否继续读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参照和提示：你是否有兴趣倾听一位程序员以该行当所特有的习惯、风格或腔调，来谈论社会和商业故事？
除此之外，在决定你是否买下此书的那台心理天平上，我就拿不出任何砝码可以放上去了，不过这本身或许是个好处，因为我既不是经济学的权威和专家，也不是教授或博士，因而不会有这些光环来影响你对文字的判断，每当你感觉到词句中的含糊暧昧时，就不必首先怀疑自己的理解力，相反，在我这儿，质疑和追问的大门随时敞开着，门口就在我的博客上。
本书书名“自私的皮球”取自我2005年时写的一篇读书笔记（当时正在阅读张五常教授的三卷本《经济解释》），那是我第一次在网络论坛上发表长篇文章，也是从那时开始我慢慢养成了把一些想法认真写下来的习惯，这个标题很形象的表现了我对一个经济学基本概念的看法，恰好切合了本书的主题，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
文字是桥梁，让我们相遇，这本书能出版，我首先要感谢我的朋友和编辑唐学鹏先生，是他鼓励我走上了职业写作的道路，其次要感谢本书编辑金书羽女士，她的赏识和慷慨带给我这位新手一个出版的机会，我知道这对她是个冒险，最后，自然要感谢我的每一位博客读者，是你们的关注和陪伴才让我的写作生涯充满了生机和乐趣，这本书无疑是献给你们的。
辉格
2011年5月，上海
第二十章 我眼中的经济学
本书的评论重点是经济和产业，所以在交待完哲学立场之后，我想再交待一下我在经济学上所持的一些基本观点，以及我看待这门学科的态度；因为我不是职业经济学家，平时缺乏动机完整论述自己的专业看法，这里收录的是几篇有代表性的读书和思考笔记，还有讨论记录，其中一些观念常反复出现在前面的评论中。
简单的说，我认为经济学提供了强大的分析工具，是观察和理解世界的很好角度，但同时我对经济学的发展也日益不满，不满的根源在于它过于依赖经济人模型，而缺少对其他层次和结构的认知，比如基因、组织和文化这三个观察层次，我热切期待不久的 未来学界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但在此之前，我不得不继续沿用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手段，而不足之处只能暂时用一些温和的方式来作出修补，主要的修补方法是“商品识别”；这个办法不是我发明的，比如有人在解释炫耀品[1]时就用过，炫耀品是对价格理论的致命挑战，因为它至少(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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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我眼中的经济学
本书的评论重点是经济和产业，所以在交待完哲学立场之后，我想再交待一下我在经济学上所持的一些基本观点，以及我看待这门学科的态度；因为我不是职业经济学家，平时缺乏动机完整论述自己的专业看法，这里收录的是几篇有代表性的读书和思考笔记，还有讨论记录，其中一些观念常反复出现在前面的评论中。
简单的说，我认为经济学提供了强大的分析工具，是观察和理解世界的很好角度，但同时我对经济学的发展也日益不满，不满的根源在于它过于依赖经济人模型，而缺少对其他层次和结构的认知，比如基因、组织和文化这三个观察层次，我热切期待不久的 未来学界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但在此之前，我不得不继续沿用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手段，而不足之处只能暂时用一些温和的方式来作出修补，主要的修补方法是“商品识别”；这个办法不是我发明的，比如有人在解释炫耀品[1]时就用过，炫耀品是对价格理论的致命挑战，因为它至少在表面上违背了价格上升需求下降的规律，修补的办法是：把价格上升前后的商品视为两种商品，因为它的炫耀功能变了，价格当然可以不一样了。
问题是，这个口子一开，凡是碰到价格理论无法解释的商品，都可以归为炫耀品，它就成了万能膏药，但科学理论是禁止万能膏药的；所以，必须有一个标准来认定什么商品才是炫耀品，并说明，多大的价格差距才能让价格变化前后的商品变成两种，经济学本身显然无法提供这样的标准，但文化人类学却有望提供，炫耀品是被用作身份符号的，而身份符号如何产生，如何被识别和模仿，各种符号如何被组织在一个结构，这些正是文化研究的课题。
我在第八章讨论消费离散性和生活方式时，曾演示过一个商品识别的另一个例子，我把整个生活方式识别为一个商品，并据此解释了为何在收入上升过程中，某些区间的储蓄率提高，而另一些区间储蓄率下降，为何有些人宁愿继续失业也不愿接受低一档的工作，为何穷人风险偏好反而比中产者高，等等。
这种修补方法，其实就是把从其他层次上观察获得的新的结构认知，转换为个体层次上的“偏好”，这就好比，我从经验中认识到的是“吹过了一缕东南风”，但为了在形式上仍坚持方法论个人主义，我只好把它表述为“一亿亿亿个空气分子都各自沿着一条东南-西北走向的路线发生了迁移”，虽有点啰嗦和别扭，倒也没什么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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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炫耀品即凡勃伦品（[[Veblen good]]），指那些因其炫耀性功能，价格上涨需求量不降反升的商品，由经济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首先提出。
第十九章 我眼中的世界
哲学上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休谟，这种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他对待实在与经验的反本质主义，对待事实与因果关系的怀疑论思想，对待神迹、设计论和宗教的反蒙昧态度，对决定论与自由意志关系的澄清，并基于此而建立的道德哲学基础，他在自我和意识问题上的反二元论观念，等等。
不过，我对休谟的了解最初是从罗素开始的，罗素优雅的文笔和慎密的思考深深吸引了我，他把我带入了休谟的思想世界，同时他也激发了我对逻辑和分析哲学的兴趣，让我开始努力像他那样讲究逻辑，时刻留意用逻辑标准来审视斟酌自己的文字，也是从他开始，我逐渐接触了分析传统和科学哲学中的许多重要思想。
塑造我的哲学观念另一个知识渊源是心理学，最初是格式塔学派[1]，接着是皮亚杰的发展心理学[2]，然后是认知心理学，它们为休谟的经验学说提供了一个具体实现模型，展示了经验如何形成，观念、事实和对象如何在头脑中被构建，由(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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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我眼中的世界
哲学上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休谟，这种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他对待实在与经验的反本质主义，对待事实与因果关系的怀疑论思想，对待神迹、设计论和宗教的反蒙昧态度，对决定论与自由意志关系的澄清，并基于此而建立的道德哲学基础，他在自我和意识问题上的反二元论观念，等等。
不过，我对休谟的了解最初是从罗素开始的，罗素优雅的文笔和慎密的思考深深吸引了我，他把我带入了休谟的思想世界，同时他也激发了我对逻辑和分析哲学的兴趣，让我开始努力像他那样讲究逻辑，时刻留意用逻辑标准来审视斟酌自己的文字，也是从他开始，我逐渐接触了分析传统和科学哲学中的许多重要思想。
塑造我的哲学观念另一个知识渊源是心理学，最初是格式塔学派[1]，接着是皮亚杰的发展心理学[2]，然后是认知心理学，它们为休谟的经验学说提供了一个具体实现模型，展示了经验如何形成，观念、事实和对象如何在头脑中被构建，由此，我得以在全新的基础上重新理解休谟的思想，这是他本人没有机会享受的良机。
影响我最深的第二个人是达尔文，包括道金斯对新达尔文主义的阐述，他让我在机械因果（mechanical causation）之外领会到了进化因果（evolutionary causation）的奥妙，从而在方法论上获得了一件强大武器，有了它，世界仿佛颠倒了过来，用丹尼尔·丹内特的话说，结构、复杂性和意义不再需要一个天钩（[[sky hook]]）悬吊在空中，它们可以通过进化这部举升机从简单和混沌中经由无意识的机械过程自发涌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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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是由三位德国学者Max Wertheimer、Kurt Koffka和Wolfgang Köhler于20世纪初开创的心理学派，也译作完形心理学，其代表著作是Kurt Koffka的《格式塔心理学原理》（1935）。
[2]让·皮亚杰（Jean Piaget），瑞士心理学家，专注于儿童心理发育研究，代表作有《发生认识论原理》（1972）。
[3]吊车和举升机的隐喻，是哲学家丹尼尔·丹内特（[[Daniel Dennett]]）在《达尔文的危险观念》（1995）中提出的，用来说明进化论如何颠覆了看待世界的传统观念。
第六部分 思想背景
每个哲学问题，当它经受必要的分析和论证后，都将被发现，要么它其实根本不是哲学性的，要么其哲学性仅在于我们对词语和逻辑的运用。
——伯特兰·罗素，《我们对外在世界的认识》，1914
经济学家的麦加，在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动力学之中。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1890
每个人在观察和谈论世界时，都必须戴上一副有色眼镜，带着一套预设的概念和假设，带着本能、生活史和各种自觉的理论所赋予你的偏见，这些预设和偏见体现在你说出的每一个句子和词汇之中，离开(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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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思想背景
每个哲学问题，当它经受必要的分析和论证后，都将被发现，要么它其实根本不是哲学性的，要么其哲学性仅在于我们对词语和逻辑的运用。
——伯特兰·罗素，《我们对外在世界的认识》，1914
经济学家的麦加，在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动力学之中。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1890
每个人在观察和谈论世界时，都必须戴上一副有色眼镜，带着一套预设的概念和假设，带着本能、生活史和各种自觉的理论所赋予你的偏见，这些预设和偏见体现在你说出的每一个句子和词汇之中，离开这副眼镜，你看到的只是一片混沌。 尽管如此，某种程度的客观性还是可以指望的，那将来自基于共同语言的有效对话，语言的共同性体现在对话者愿意采用同一组词汇和句式，而每个词汇和句式在他们头脑中所唤起的观念和联想，有着起码的相似性，由此使得对话可以持续下去。 作为评论作者，常有的一个困扰是，你的文章散落于各处，而你与特定读者的相遇也多少是随机的，因而通常没有机会让读者了解你的思想背景和讨论前提，而评论的篇幅也限制了你对此作出交待的能力，这就给理解和沟通带来了障碍。 好在这本结集给了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同时博客也为此提供了便利，在此前各章各篇的导言、注释与后记里，我已尽量为所涉及的主题交待了一些我的知识背景和思想来源，其中提到了许多对我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和著作，包括每部分首页上的两段引文。 但这些还不够，所以在这最后部分的两章里，我想进一步交待一下我的思想背景，包括我的哲学倾向，所奉行的方法论原则，对一些基础问题的看法，还有我对事件发表评论时所遵循的一般原则，以及如何尝试避开我所意识到的常见类型的谬误，希望这些有助于你了解，我为何这样而不是那样说话，为何使用这种句式，为何选择这个角度，等等。 考虑到本书主题侧重于经济和产业评论，最后一章陈述了我对经济学的看法，我从经济学所获得的分析手段，使用这些手段时的一些保留，对它现状的不满，对它未来发展的一些期待，以及这些发展与其它学科的可能关系的看法。第十八章 人口，随时需要牢记的变量
人口是头号宏观变量，可惜的是，自马尔萨斯以来，人口问题没有得到经济学家的足够重视，它常常被视为给定的外部变量，而很少研究它本身的变化和它与其他变量的互动关系；不过这一情况在近几十年有所改善，特别是在加里·贝克尔于80年代重新建立了生育的微观理论之后[1]。
无论理论如何，作为经济和产业的观察者，人口是必须随时加以留意的宏观背景；在上世纪改变世界经济面貌的一大变化是，在发达国家，随着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生育率戏剧性的大幅下降了，其中大部分国家降到了替代水平[2]之下，而同时，发展中国家则(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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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人口，随时需要牢记的变量
人口是头号宏观变量，可惜的是，自马尔萨斯以来，人口问题没有得到经济学家的足够重视，它常常被视为给定的外部变量，而很少研究它本身的变化和它与其他变量的互动关系；不过这一情况在近几十年有所改善，特别是在加里·贝克尔于80年代重新建立了生育的微观理论之后[1]。
无论理论如何，作为经济和产业的观察者，人口是必须随时加以留意的宏观背景；在上世纪改变世界经济面貌的一大变化是，在发达国家，随着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生育率戏剧性的大幅下降了，其中大部分国家降到了替代水平[2]之下，而同时，发展中国家则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膨胀。
生育率的下降，一是因为孩子抚养成本的大幅提高，二是因为生育文化的改变，而避孕和堕胎技术的普及使其成为可能；抚养成本提高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教育年限拉长和费用提高，二是妇女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家务负担的减轻提高了照顾孩子的时间机会成本；而最根本的，父母之所以愿意为教育大额投入，是因为素养、技能和知识的回报提高了；最终，这些变化综合起来，扭转了生育文化。
尽管生育率下降与人均收入提高在统计上表现出较高的相关性，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减少生育是为了用质量换取数量的策略，之所以质量策略变得更有优势，是因为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产出比改变了；所以，假如收入继续提高，而教育投入的边际产出开始下降，生育率就可能回升。
同时，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大幅降低了抚养孩子的成本，包括生育补贴、有利于家庭和生育的税收制度、免费义务教育、儿童医疗补助，等等，都有利于生育率回升；不过，评估影响生育率的各种因素的效果，需要很长的时间跨度，至少要几代人之后才能看清，所以，我们并没有理由相信生育率下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城市化是人口变迁的中心主题，这不仅是因为它本身完全改变了人口分布面貌，更因为城市化是影响生育率的头号因素，夸张点说，都市是人口的黑洞，出生率最低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澳门、香港、新加坡，全是都市城邦，紧跟在后面的是都市化水平最高的两个国家：日本和韩国；美国的都市化率低于欧洲，生育率也高于欧洲。
城市也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结构，也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看待职业、金钱、交易、财产、乃至时间和性别的态度，家庭内的分工，对待配偶、亲戚、邻居和朋友的方式，维护权利和处理冲突与纠纷的方式，都和过去不同了。
而同时，因为我们有着在乡村生活的漫长历史，多数人不久前或上一辈还是农民，因而无论在文化还是个人情感上，都与乡村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即便身在都市，许多人仍怀抱对乡村的向往，这未必是虚幻的梦想，人口聚集未必是条单行道，随着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未来的乡村，或许会在新的制度、文化和产业条件下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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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家庭论》（1981初版，1991年经大幅扩充修改后再版）。
[2]替代生育率（replacement fertility）是指维持长期人口水平不下降所需的最低生育率，取决于出生性别比和女性在生育年龄前的死亡率，目前全球平均值约2.33，发达国家约为2.1。
第十七章 不一样的泡沫
在古代，经济的大幅波动通常与战争、天灾、瘟疫等外部事件联系在一起，但自从近代大规模市场体系出现之后，人们发现，即便没有显著的外部冲击，经济自己也常会在景气与萧条之间反复震荡，并且震荡的过程常表现出许多十分相似的特征。
由于经济波动[1]会带来大规模的失业、破产、资产价格暴跌和币值动荡，扰乱人们的生活，因而历来是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对导致波动的原因和周期发展机理的不同解释，也是构成了区分不同学派的主要分水岭。
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是市场制度的内在缺陷所致，这个缺陷就是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所谓有机构成，是指收入分配中资本要素相对于劳动和土地要素(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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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不一样的泡沫
在古代，经济的大幅波动通常与战争、天灾、瘟疫等外部事件联系在一起，但自从近代大规模市场体系出现之后，人们发现，即便没有显著的外部冲击，经济自己也常会在景气与萧条之间反复震荡，并且震荡的过程常表现出许多十分相似的特征。
由于经济波动[1]会带来大规模的失业、破产、资产价格暴跌和币值动荡，扰乱人们的生活，因而历来是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对导致波动的原因和周期发展机理的不同解释，也是构成了区分不同学派的主要分水岭。
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是市场制度的内在缺陷所致，这个缺陷就是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所谓有机构成，是指收入分配中资本要素相对于劳动和土地要素所取得的报酬，随着资本积累，这个比例不断提高，导致劳动者贫困化，缺乏足够的购买力消费所产出的产品，结果整个经济体总需求不足，不得不通过周期性危机来消灭过剩的产能和资本。
凯恩斯也将危机归因于总需求不足，但提出的微观原理不同，根本的原因是货币幻觉[2]和过度储蓄倾向，前者导致价格刚性，特别是工资刚性，后者导致市场利率无法平衡储蓄率与投资率，这两者最终导致失业和产出过剩，因而他主张，由政府通过积极的财政开支和某种程度的通货膨胀政策来矫正这一倾向。
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和米塞斯，则将商业周期归咎于信用系统的内在扩张倾向，它使得银行创造出过多的信用货币，导致投资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3]，而由于信息传导上的滞后，这些错误投资未能被价格机制及时纠正，最终由危机来消除；同时他们也强调，政府的错误货币政策常常引发或加剧这一波动。
弗里德曼同样将波动主要归因于货币系统，但他并不认为货币系统本身具有内在的紧缩或扩张倾向，而是错误的货币制度或政策会随机的导致通货紧缩或膨胀，因而他同时担忧紧缩和膨胀，并且否认任何主动的货币政策可以无害的消除自然波动，政府唯一需要做的只是稳定货币量，同时他也相信，假如政府肯放手，私人银行系统能够自己想出办法做到这一点。
在诸多学派里，熊彼特是少有的以乐观态度看待波动的学者，他认为周期主要是由创新浪潮推动的，由于对创新前景看法的共识形成和传播存在时滞，而创新模式的扩张、对旧模式下产能的替代和对旧企业盈利基础的打击，都需要时间，因而其对利率和产品与资产价格的影响，在创新扩张的各阶段都十分不同，从而形成周期，他将这一过程称为创造性毁灭，并视其为经济得以发展、产业结构得以进化的方式，就像生态系统那样。[4]
直到现在，宏观经济学仍处于一片混战之中，没有任何学派获得学界公认，这在本次危机中鸡同鸭讲意见纷纭的场面中即可看出，要全面理解这样一个庞大的复杂系统确实太困难了，不过，得益于大萧条以来众多学者的苦心研究，大量的制度和政策实验，以及金融业本身的发展和创新，我们至少对经济系统的某些机制已经有了更好的理解，同时，指出许多流行看法的错谬比提出解释要容易的多。
和上一章一样，由于经济波动主题过于宏大，本章宁可收窄范围，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各种泡沫现象和国际货币失衡这两个话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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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波动（economic fluctuation）常被早期经济学家称为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但前一个词未必暗示波动的周期性，有些学者拒绝承认存在周期性。
[2]货币幻觉（money illusion）是凯恩斯在其《货币幻觉》（1928）一书里提出的概念，指人们普遍具有对名义价格而非实际价格作出反应的本能倾向（名义与实际价格因通货膨胀而存在差异）。
[3]乔治主义（Georgism）创始人亨利·乔治（Henry George）也将波动归咎于资产泡沫，但他认为首恶是地产泡沫。
[4]我个人比较亲睐弗里德曼和熊彼特的理论，这两者是兼容的，只要稳定了货币，波动既无法消除，也无须担忧；熊彼特是长期游离于经济学主流之外的独行侠，但我从他的思想里获益良多，在本书许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到他给我留下的痕迹。
第十六章 吸血鬼如何造福社会
货币是市场得以运行的核心要素，财产权和契约制度为市场演化提供了环境条件，假如将制度比作孕育生命的恰当温度、空气和重力，那么货币就是水；在第一部分里，我谈到了价格信号的重要性，而货币正是价格信号得以表达的载体。
假如没有货币，价格便只能以两两比值的方式表达，而离开了货币这一媒介，交易只能在恰好双方都需要对方的物品时才能发生，而历史表明，这种物物交换的种类和规模都极为有限；正是货币媒介使得大规模的非人格化交易成为可能，而这种类型的交易才是市场经济区别于小型熟人社会的互惠和人格化交易的关键特征[1]。
讽刺的是，货币作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却也是最被鄙视(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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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吸血鬼如何造福社会
货币是市场得以运行的核心要素，财产权和契约制度为市场演化提供了环境条件，假如将制度比作孕育生命的恰当温度、空气和重力，那么货币就是水；在第一部分里，我谈到了价格信号的重要性，而货币正是价格信号得以表达的载体。
假如没有货币，价格便只能以两两比值的方式表达，而离开了货币这一媒介，交易只能在恰好双方都需要对方的物品时才能发生，而历史表明，这种物物交换的种类和规模都极为有限；正是货币媒介使得大规模的非人格化交易成为可能，而这种类型的交易才是市场经济区别于小型熟人社会的互惠和人格化交易的关键特征[1]。
讽刺的是，货币作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却也是最被鄙视、怨恨和诅咒的发明，被文人雅士所不齿，羞于提及和谈论，甚至被视为罪恶的根源，而这一切，恰是因为它把价值抽象和量化了，把交易非人格化了。
当你提着一篮鸡蛋去邻居家，报答他帮你收割稻谷时，你很了解割稻的辛苦和他家孩子吃鸡蛋时的开心，而他同样很清楚错过收割对你意味着什么，而你又是如何攒下这一篮鸡蛋的。
但是，当你花50块钱从市场上买来一件衣服时，你完全无须了解它是如何从棉花地、纺织厂、缝纫间一步步走过来，也不必关心卖家拿了这50块钱会怎么花，一切人际交往中的温情被剥离了，这就难怪怀旧人士会如此嫉恨货币和市场交易，在人性和文化的漫长进化史上，它是如此陌生和格格不入。
但它又是如此有威力，将分工体系推向今日这般复杂而精致，维持了遍及全球的巨额贸易，最终让经济能够供养千百倍于部落时代的人口；也因为其巨大威力，它的一点点缺陷和紊乱，常带给人类难以想象的灾难[2]，作为现代社会的一员，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都必须学会如何与之相处。
人们之所以愿意接受货币作为商品的对价，仅仅是因为他们相信别人也愿意接受它，能够产生这种信任的东西并不多；在近代银行业兴起之前，流通的主要是自然货币，所谓“自然”是指，取得上述信任地位是由于物品本身的特性，而与任何个人无关。
后来，银行家创造了信用货币，其不同之处在于，信任地位的取得是基于人们对银行的信任，而这种信任既来自银行长期经营所积累下来的信誉，也来自银行对自然货币的充足储备；进而，当银行之间就币值单位达成标准，建立清算和通兑关系，他们的命运和信誉也经由千丝万缕的借贷和契约关系捆绑在一起时，人们对信用货币的信心也逐渐从特定银行转移到整个银行体系上来了。
信用货币的好处在于其数量的伸缩性，一种商品得以成为自然货币，一个必要的条件是其数量变化很小，这对于长期停滞的经济是优点，它不适合快速增长的经济，虽然静态的看，货币数量与经济规模是无关的，问题是，币值上升的过程会鼓励货币囤积，而囤积进一步抬高币值，这一正反馈机制将导致严重的通货紧缩。
信用系统创造货币的能力，突破了自然货币的数量限制，使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可能，同时，银行间相互依赖关系使得货币信用变得更可靠；然而，信用系统的这一优势同时也是其危险所在，它是一个倍增器，会放大人们的乐观和恐慌情绪，从而给经济带来剧烈的动荡。
当某些新资源或创新展现出美好前景时，信用系统让乐观的冒险家和投资者更容易获得贷款，相反，当预期落空、希望破灭时，银行家争相收紧信贷以减少损失和稳固储备，因而加速恐慌情绪蔓延，并导致信用进一步紧缩，最终整个经济因流动性不足而陷入衰退和停滞；自从现代金融业诞生以来，这样的周期性悲喜剧就一直在反复上演。
本章几篇只是个人点滴之见，难以全窥货币和金融这一博大领域之奥妙，我不惜笔墨的用了其中三篇来尝试阐明衍生品的价值所在，实因深感金融问题之艰深和远离直觉，充满了误解和错谬，故不如抓住一点说个透彻，但愿你不会感觉太啰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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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在第九章里曾详细阐述了这一看法。
[2]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其通俗作品《货币的祸害》（1994）中为我们讲述了历史上许多因货币系统的差错而导致的巨大灾难。
第五部分 宏观经济
商品价格的高涨是金银增加的必然结果，但这种高涨并非紧随金银而来，而是需要一段时间，直到货币在全国流通并让所有人都感觉到其影响；刚开始看不出什么变化，逐渐的，先是一种，接着是另一种，物价逐渐上涨，直至全部商品价格与新的货币量形成合适比例为止，只有在货币增加到物价上涨之间的空档中，金银增加才对提高生产劲头有利。
——大卫·休谟，“论货币”，1742
人类在恐惧与兴奋之间摇摆的天性让我们陷于经济困境，没有任何经济模式能够抑制这种情况的出现却不带来严重的后果。监管是人们所谓能有效解决当前危机的方案，但它在历史上从未能够消除过危机。
——艾伦·格林斯潘，《金(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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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宏观经济
商品价格的高涨是金银增加的必然结果，但这种高涨并非紧随金银而来，而是需要一段时间，直到货币在全国流通并让所有人都感觉到其影响；刚开始看不出什么变化，逐渐的，先是一种，接着是另一种，物价逐渐上涨，直至全部商品价格与新的货币量形成合适比例为止，只有在货币增加到物价上涨之间的空档中，金银增加才对提高生产劲头有利。
——大卫·休谟，“论货币”，1742
人类在恐惧与兴奋之间摇摆的天性让我们陷于经济困境，没有任何经济模式能够抑制这种情况的出现却不带来严重的后果。监管是人们所谓能有效解决当前危机的方案，但它在历史上从未能够消除过危机。
——艾伦·格林斯潘，《金融时报》专栏，2008
有些事情，可以从对个体的微观判断简单推知对群体的总和效果，比如，一个人每天多吃几块肥肉，就容易长胖，假如每人都多吃肥肉，总的肥胖水平就会提高，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另一些事情上，从微观判断是得不出宏观结论的，比如，一个人捡到一百万美元，他就变得更富有了，假如每个人同时捡到一百万美元，整个社会的富裕水平会提高吗？ 后一类情况意味着，某些经济现象从观察个体行为是无法得到理解的，就像观察个别空气分子的运动无法获得对飓风的理解一样，必须在另一个层次上观察和分析，那便是所谓宏观经济学正在做的事情。 从系统学的角度看，驱动一个系统的总体运动和变化的诸因素中，具有可叠加和可积累性效果的那些因素，将占据主导地位，而假如它们能被某种正反馈机制所放大，那么这种主导优势更将是压倒性的。 正反馈对于一个系统是破坏性的，系统能够稳定的存在，要么在其边界上存在某种负反馈机制，要么会通过某些爆破方式周期性的释放其能量，而这些边界和爆破点将构成系统的总体面貌和波动特征；理解经济系统的关键，便在于找出这些反馈机制及其工作原理。 一个正反馈因素是分工，分工提高效率、增加产出，而更高的产量将支撑更精细的分工（因为在较低的产量下，将某些工序分离出来是规模不经济的），于是进一步提高效率、增加产出；但每个正反馈必定对应一个负反馈，分工越细，交易和组织成本越高，效率越低，最终分工细化将停止在成本收益相抵的那个水平上。 类似的，合作（包括交易）关系中也有正反馈效应：合作会增进信任，信任会带来更多合作，另一方面，过度的信任会增加欺骗的机会和收益，同时，过于密切的合作关系会将合作引入那些过于复杂或不确定性太多因而不易履行承诺的事情上，从而既破坏信任，也减少合作。 人口也是如此，每生下一个孩子，就为未来增加了一个能生孩子的人，但随着人口增加，为生产足够食物不得不开垦更贫瘠的土地，而随着单位土地上投入更多劳动，边际产出不断下降，直至新增产量无法供养新增人口。 信用和流动性是另一个例子，信用创造流动性，流动性抬高资产价值，而更高的资产价值带来更好的信用，但流动性过度泛滥会提高系统风险水平，最终通过或大或小、局部或全局的爆破来释放。 乐观与悲观的正反馈机制是一种“信念的自我实现”[1]，这是由信念和行为相互加强的二元正反馈：我相信股市要涨，大手买入，我表弟听说我在买，也相信要涨，就跟着买，然后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股市要涨，也跟着买，结果股市就真的涨了；银行挤兑也是如此：有谣言说某银行要破产，最初听到的几十个人跑去提款，别人看到好多人同时在提款，感觉不妙，跟着提，于是银行真的破产了。 ---------------------- [1]也叫“自我应验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第十五章 成功的变革实在不多见
以1973年皮诺切特在智利上台和次年的葡萄牙康乃馨革命[1]为发端，历经撒切尔-里根革命、中国改革开放、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欧盟统一，过去三十多年里，许多国家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
20世纪是个主义横飞的疯狂世纪，人类社会被各种主义者当作他们理想社会理论的实验场，而70年代开始的这一轮变革的不同之处在于，在经过无数世界改造方案的蹂躏之后，对于分立产权和市场制度的价值，人们终于有了基本的共识。
自那以后，除了1975年波尔布特在柬埔寨、1979年霍梅尼在伊朗、1996年塔利班在阿富汗(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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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成功的变革实在不多见
以1973年皮诺切特在智利上台和次年的葡萄牙康乃馨革命[1]为发端，历经撒切尔-里根革命、中国改革开放、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欧盟统一，过去三十多年里，许多国家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
20世纪是个主义横飞的疯狂世纪，人类社会被各种主义者当作他们理想社会理论的实验场，而70年代开始的这一轮变革的不同之处在于，在经过无数世界改造方案的蹂躏之后，对于分立产权和市场制度的价值，人们终于有了基本的共识。
自那以后，除了1975年波尔布特在柬埔寨、1979年霍梅尼在伊朗、1996年塔利班在阿富汗和1999年查韦斯在委内瑞拉等少数几个例外，绝大多数国家的变革都明确的指向法治和市场制度，都致力于保护财产权和推进自由贸易，对此大方向已少有分歧，问题在如何才能建立市场制度。
经过20世纪的纷乱曲折，各国的变革起点不同，面临着各自的问题和障碍，传统农业/部落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国有计划经济的市场化转型，保护主义和进口替代政策向开放经济和全球化转型，大企业/银行/工会/政治裙带四位一体的财阀体制，左翼民粹主义的周期性劫富济贫、财政崩溃和恶性通胀，重度管制、程序不透明和行政腐败所造就的恶劣营商环境，等等。
像捷克和韩国这样成功的变革并不多见，近年来常被谈论的“中等收入陷阱”，是许多国家变革过程所面临的困境；造成这一陷阱的原因，是法律系统和社会议价机制的演进速度，跟不上社会冲突的迅速增长，结果，冲突与参与的能量未能在宪政框架和法治程序内解决，而被大规模导向权力争夺、再分配和行政干预。
传统社会是低流动的熟人社会，社会规范依靠等级结构或交往伦理维持，现代化打破了传统规范，而同时，大规模市场分工和交易必定带来大量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旧规范所无法处理的冲突和纠纷，市场化过程也涉及大量新权利的创立和旧权利的重新界定，这些将对法律系统提出了严重挑战。
然而，司法过程解决问题的过程必定是零星、分散且不一致的，诉讼过程总是缓慢的且充满了争议和辩论，还常常有反复，相比之下，由国家强力推行的行政措施却干脆利落、整齐划一、所向披靡；因此不难理解，当法治进步速度赶不上迅速复杂化的分工、交易和产权形式所带来的冲突与纠纷的剧增时，人们自然容易转向行政权力寻求解决方案。
不幸的是，行政解决方案的有效性只是表面的，正如我在前两章里试图说明的，管制和干预只是满足了人们“得有人来管管这些事情”的愿望，但并不真的能解决这些问题，它带来的问题比它试图解决的更多，并且自动变得越来越多，最终腐蚀了行政系统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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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康乃馨革命（Carnation Revolution）是指1974年4月25日发生在葡萄牙的未流血军事政变，由于得到民众广泛支持，革命进程十分顺利，它结束了统治葡萄牙长达41年的国家主义独裁政权（Estado Novo）；塞缪尔·亨廷顿在《第三波》（1991年）里也将该革命视为第三波的起点。
第十四章 政府之手如何扰乱市场
管制是用一刀切的方法强制施加某种行为标准，而干预则是用机会主义行动来追求某种短期经济目标，施加管制时，政府还保持着立法和执法者的身份，而实施干预时，已经作为市场参与者直接介入到具体经济活动了。
与企业相比，政府目标指向和行为方式更难预料，它时而追求增长速度，时而追求就业率，或者低物价水平、产业规模、技术先进性、国产化率、高雅格调、国际声誉，等等，令人难以捉摸、无所适从，它们的行动也随时受政治局势、舆论风向、民调结果、选举周期和政府更替的摆(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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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政府之手如何扰乱市场
管制是用一刀切的方法强制施加某种行为标准，而干预则是用机会主义行动来追求某种短期经济目标，施加管制时，政府还保持着立法和执法者的身份，而实施干预时，已经作为市场参与者直接介入到具体经济活动了。
与企业相比，政府目标指向和行为方式更难预料，它时而追求增长速度，时而追求就业率，或者低物价水平、产业规模、技术先进性、国产化率、高雅格调、国际声誉，等等，令人难以捉摸、无所适从，它们的行动也随时受政治局势、舆论风向、民调结果、选举周期和政府更替的摆布，摇摆不定。
而同时，现代国家所拥有的权力和操纵的资源远非任何个人和企业所能匹敌，一旦进入市场，便足以打破均衡，并让每个参与者改变对事态的预期，就像一头巨兽冲进足球赛场，它不通球艺，也不知道得分规则，没人猜的透它想干嘛，却又无人能够忽视它的力量。
除了干扰正常的价格信号之外，干预对市场制度更深层的伤害是，它本身的机会主义性质会激励个人和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比如，我租下一千亩土地投入巨资加以改造后用来种棉花，我的商业模式建立在棉价高于每吨2万元的基础上，但两年后投资还未收回而棉价却已跌破1万5，本来我只得自己承担损失。
但假如我有个热心的好政府，我还有另一个选择：可以联合其他棉农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干预：提高棉花进口关税、提高棉花出口退税、提高化纤增值税，按亩补贴棉花种植、指令铁路公司提供降低棉花运费，指令银行提供贷款以便度过难关，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干预手段，这样的窗口一旦打开，会吸引各种利益群体组织起来形成压力集团，寻求对自己有利的干预政策；企业的心思将更多的用在政治游说和权力争夺，而不是成本和风险控制等他们的份内事情上，这既扭曲了市场激励机制，也腐蚀着权力。
第十三章 规章条例常常是麻烦的起点
如前面所说，财产权是法律给行为所划定的边界，类似的，管制也是一种行为边界，规定你不可以做什么；差别在于：财产权篱笆的钥匙，分散的握在每份财产的主人手里，而管制篱笆的钥匙，则集中的握在作为立法者的政府手里。
这一区别有着巨大的经济含义，比如，人们都讨厌噪音，假如法律赋予居民阻止邻居制造噪音的权利，那么，你要在家开个重金属晚会，就只须征得邻居们的同意，但假如政府法令规定任何人不得在居民区制造多少分贝以上的噪音，要合法的开晚会，你就只能去发动一场立法运动了。
问题是，(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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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规章条例常常是麻烦的起点
如前面所说，财产权是法律给行为所划定的边界，类似的，管制也是一种行为边界，规定你不可以做什么；差别在于：财产权篱笆的钥匙，分散的握在每份财产的主人手里，而管制篱笆的钥匙，则集中的握在作为立法者的政府手里。
这一区别有着巨大的经济含义，比如，人们都讨厌噪音，假如法律赋予居民阻止邻居制造噪音的权利，那么，你要在家开个重金属晚会，就只须征得邻居们的同意，但假如政府法令规定任何人不得在居民区制造多少分贝以上的噪音，要合法的开晚会，你就只能去发动一场立法运动了。
问题是，同一种行为，在不同场合下，给不同的行为人带来的收益，给不同的旁人带来的影响和主观伤害，都大不相同，你的邻居可能对噪音十分敏感，也可能不太在意，或者恰好也喜欢重金属，而这个晚会，可能对你难以割舍，也可能很容易换个地方去开，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高度分散的、无法被集中处理的私人知识或局部知识[1]，在分立的私人产权制度下，这些知识将体现在议价和交易过程中：假如你很在意而邻居不太在意，几句道歉或一份小礼物或许就能换得谅解，假如邻居很在意而你无所谓，或许就放弃或换个地方了，假如你们都很在意，或许你会付一笔钱给他。
然而，在管制制度下，所有这些差异和信息都被无视了，结果，大量原本通过私人间议价和妥协可以做的事情，都被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禁止了，人们因此而丧失了这些事情所能带来的全部福利，而这一福利原本足以补偿受影响者的损失还有余（否则就不会达成妥协和交易）。
因管制而丧失的福利绝非微不足道，价格管制让无数时间、精力和才智浪费在排队、变相加价和搜寻中，脱离现实的严苛标准把许多商品的价格抬高到穷人难以承受，被FDA所禁止的药物和医疗方法，更剥夺了许多人冒一些副作用风险而挽救生命的机会。
由于掌握立法权的政客既可博取保护消费者的名声，又无须承担管制的代价，因而总是倾向于将管制标准定的越来越高；同时，每项管制都对应着新的行政职能、编制、预算和权力，因而行政官僚也总是乐意维持和增加管制项目。
由于管制大规模压制了通过自愿交易增进福利的机会，它总是面临着潜在众多交易者突破其限制的努力，这便给其执行者带来了大量寻租机会，已成为腐蚀行政机关和司法系统的主要力量，也消磨着公众对政府和法律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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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社会中的知识使用”（1945）一文中提出了分散知识（dispersed knowledge）的概念，并分析了市场价格机制如何处理它们，以及为何只有价格机制能够处理它们，这也是哈耶克据以反对计划经济的核心论点。
第十二章 财产权是行为边界
财产权是一道无形的篱笆，它给行为划定了边界，对于其主人，它让他能够安心的指望在边界之内免受他人打扰，而对于其他人，它是他们要在边界内做某些事所必须预先加以克服的人为障碍[1]，而这个屏障的钥匙，就操在其主人的手里[2]。
因此，具体某项财产权的界定，是定义在某个行为空间上的一个区间，这个空间不必是物理三维空间，它可以是由行为诸特征中涉及利益冲突的那些维度所构成的任意维空间，比如，捕鱼权的行为空间由季节和网眼直径来规定，而排污权用浓度和流量，噪音权用分贝、频率和时间段，频段权用频率、功率和地理区域，著作权用介质、语(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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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财产权是行为边界
财产权是一道无形的篱笆，它给行为划定了边界，对于其主人，它让他能够安心的指望在边界之内免受他人打扰，而对于其他人，它是他们要在边界内做某些事所必须预先加以克服的人为障碍[1]，而这个屏障的钥匙，就操在其主人的手里[2]。
因此，具体某项财产权的界定，是定义在某个行为空间上的一个区间，这个空间不必是物理三维空间，它可以是由行为诸特征中涉及利益冲突的那些维度所构成的任意维空间，比如，捕鱼权的行为空间由季节和网眼直径来规定，而排污权用浓度和流量，噪音权用分贝、频率和时间段，频段权用频率、功率和地理区域，著作权用介质、语种和国别，专利权用年限和国别，道路通行权用载具类型、吨位、排量、速度，股权用投票资格和清算优先级，等等[3]。
任何初级财产权都是以否定性句式来规定的，比如，我拥有某块土地的意思是：我可以阻止他人进入这块土地或对它做任何事；只有从初级财产权所派生出来的次级财产权才可能（但未必）是以肯定性句式来规定：我拥有这间游泳池（初级产权），据此我可以授权你每周末可以来游泳（次级产权）。
所以，一个空间若未被任何产权所圈定，便意味着任何人都可实施其中的行为，这就是所谓的无主空间或公地；一个空间之所以无主，可能是因为那里还不够拥挤，行为之间没有太多冲突，但有时它虽已十分拥挤，却没有发展出有效的产权来划定行为边界，便陷入了常说的“公地悲剧”[4]，这是制度发展的失败。
现代社会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比如道路拥堵、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物种灭绝和社区服务匮乏（贫民窟），从制度角度看，都是产权创建的失败，因而，解决之道便在于如何在比传统产权形式复杂得多的条件下拟制新型产权。
尽管有许多困难，但人类在新型产权的拟制上有着不少成功的经验，从古老的通行权、取水权、采光权，到近代的著作权和无线频段权，和当代的污染排放权，都是解决公地悲剧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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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对财产权概念的定义和表述可能有点非主流，采用这一表述的理由，参见我的旧文：“钓鱼的故事：所有权的另一种解读”（No.666，2005年）。
[2]这一点的重要性，参见：“你无法为儿童创设权利”（No.1610）。
[3]关于产权与行为空间的关系，参见“权利所指向的，不是物，是行为”（No.669，2010年）。
[4]参见wikipedia: tragedy of the commons。
第四部分 制度与政策
财产权是任何社会的核心经济制度，私人财产权是任何自由社会的核心制度。
——大卫·弗里德曼，《自由的机制》，1973
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制度基础质量如何，对一个社会的福祉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制度若能增进福祉，必须使强制权能够在经济上有效的保护产权并提供契约执行，让声誉机制发挥作用……必须能够鼓励储蓄、投资和创新，并防止寻租行为。
——阿夫纳·格雷夫，《大裂变》，2006
我想不起有什么好的管制，运输管制？农业管制？从字母A开头的农业管制，到字母Z开头的区域规划，从A到Z，全是坏的；对管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研究，结果全都一样：效果是坏的。
——罗纳德·科斯，Reason(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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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制度与政策
财产权是任何社会的核心经济制度，私人财产权是任何自由社会的核心制度。
——大卫·弗里德曼，《自由的机制》，1973
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制度基础质量如何，对一个社会的福祉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制度若能增进福祉，必须使强制权能够在经济上有效的保护产权并提供契约执行，让声誉机制发挥作用……必须能够鼓励储蓄、投资和创新，并防止寻租行为。
——阿夫纳·格雷夫，《大裂变》，2006
我想不起有什么好的管制，运输管制？农业管制？从字母A开头的农业管制，到字母Z开头的区域规划，从A到Z，全是坏的；对管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研究，结果全都一样：效果是坏的。
——罗纳德·科斯，Reason杂志，1997年1月号
当一位旅行者游历一个个国家时，他首先感受到的差别，通常来自山水风光、气候植被和人文风情，但假如他住下来，生活一段时间，看看当地的新闻，办一些需要与各种角色打交道的事务，生一场病，送孩子去上学，甚至做点生意，那么，他感受到的最大差别，甚至绝大多数差别，将来自制度。 如今，得益于发达便利的传播媒介，你甚至不用亲身经历，也能真切的感受到制度所带来的差别；并且，一旦人们有机会了解和比较，他们的评价有着很大程度的一致性，这一点清楚的反映在国际移民的流动方向上。 一些制度被人称羡，而另一些社会的精英们，则始终在为如何建立这样的制度而苦苦探索或争论不休；纵观那些被人羡慕的社会，不难看出它们的共同点：法治保障下的市场制度；今天，在20世纪的大规模社会实验浪潮过去之后，已很少有人否认市场制度的重要性，问题是，如何建立它。 事实上，曾经存在过的数十种主要文明中，市场都有过或多或少的发展，但法治下稳固而持久的市场制度，只在西欧起源过一次，其余都是它传播和扩张的结果；这是因为，市场发育与国家权力增长之间有着内在的冲突。 在缺乏强有力的司法系统的社会，财产权高度依赖于自力救济或互助救济，而交易也多半只能在熟人之间展开，契约执行主要依靠信誉机制，这些，都限制了产权的多样化、抽象化和资本化发展[1]，也阻碍了大跨度、大规模的非人格化交易[2]，并限制了分工的广度和深度。 一个能在广大地域内推行司法的强大政府，可以在高度流动性社会中保护形式多样、结构复杂的产权，确保非人格化交易的契约执行，但同时，日益强大的政府权力也常常被利用来侵犯私人产权和干预自由交易；因而，只有当政府权力扩张及时伴随着宪政和法治对权力的制约力的同步增长，市场制度才能可靠的建立。 即便市场制度已经建立，它也始终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相对于人类进化史，它还太年轻，我们古老的文化和更古老的人性远未适应和接纳它，在面临新的问题和困境时，人们总是习惯于从非市场甚至反市场的方向寻找出路，尽管事实已屡屡表明，那些并非出路。 本部分的文章涉及市场制度的若干侧面，和它所遭遇的来自管制和干预的冲击，以及它在一些新问题领域中的可能发展和挑战。 ---------------------- [1]关于明确而可靠的法律保障所如何导致产权抽象化，从而带来流动性并成为金融资本的机制，以及法治缺乏对此过程的阻碍，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 Polar）在《资本的秘密》（2000年）一书中有精彩的分析。 [2]关于小圈子内基于信誉的人格化交易和市场化的非人格化交易的区别，以及两者对强制性司法系统的不同要求，可参见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Bifurcation: China and Europe Compared（2010）一文中的分析。第十一章 有时候你不知道保持理智是否明智
有两个因素增加了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因而也为人性增添了色彩：一个是情绪，它会让人暂时摆脱理性的控制，像一支点燃了的烟花，不可遏制的发出一连串行动，直至熄灭；另一个是信念，它让人无视当前情境下的各种诱惑、困扰和不确定性，而坚持某些行为策略和这些策略所依据的判断。
尽管看上去十分不同，但这两者其实有着相似的功能，它们都可以避免或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增加行为的确定性，让旁人可以更确切的预知自己在何种情况下会做出何种反应，而在许多博弈格局中，让潜在对手们了解并确信自己的行事方式，是明智的策略。
假如你是个出了名的烈性子，一旦被激怒就会不顾后果的决一死战，这种冲动性格看似不理智，给你带来得不偿失的冲突，但实际上，这样的名声在长期带给你的收益很可能足以补偿其风险，别人会小心翼翼避免触碰你的底线，假如你能清晰的展示你的敏感点所在，并将其用于保护你的重大利益，便可构成某些(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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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有时候你不知道保持理智是否明智
有两个因素增加了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因而也为人性增添了色彩：一个是情绪，它会让人暂时摆脱理性的控制，像一支点燃了的烟花，不可遏制的发出一连串行动，直至熄灭；另一个是信念，它让人无视当前情境下的各种诱惑、困扰和不确定性，而坚持某些行为策略和这些策略所依据的判断。
尽管看上去十分不同，但这两者其实有着相似的功能，它们都可以避免或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增加行为的确定性，让旁人可以更确切的预知自己在何种情况下会做出何种反应，而在许多博弈格局中，让潜在对手们了解并确信自己的行事方式，是明智的策略。
假如你是个出了名的烈性子，一旦被激怒就会不顾后果的决一死战，这种冲动性格看似不理智，给你带来得不偿失的冲突，但实际上，这样的名声在长期带给你的收益很可能足以补偿其风险，别人会小心翼翼避免触碰你的底线，假如你能清晰的展示你的敏感点所在，并将其用于保护你的重大利益，便可构成某些独特的优势策略。[1]
类似的，信念一方面可以让你抵制机会主义诱惑而坚持一些长期有利的策略，同时，信念对旁人的充分展示，也可以引导他们对你的策略作出恰当的反应，这一点在重复性非零博弈中尤其重要，它有利于达成合作而避免陷入“囚徒困境”[2]。
然而，情绪和信念也有其负面作用，由于它们的顽固和刻板的特点，会让你在博弈格局已经改变的时候，仍然坚持一些已经不再合理、不具优势的行为方式，或者，会让你把情绪错误的用于看似相似实则不同的新情境，用你代价高昂的暴怒去保护一些琐碎的利益，或把难以自拔的热爱投入于没有价值的对象。
更有甚者，情绪和信念的心理机制一旦从进化中获得，便为观念在群体中的传播提供了“易感点”（[[susceptible sites]]），而这些观念所服务的，未必是个体利益，而很可能是像组织或文化系统这样的超有机体（[[superorganism]]），比如民族主义或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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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化心理学家斯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How the Mind Works(1997)一书第六章里，从博弈论视角阐述了情绪的策略意义及其进化起源，其中介绍的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的观点尤其值得关注。
[2]参见wikipedia: prisoner's dilem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