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读了Susan Blackmore的《谜米机器》，大失所望，先把我在豆瓣上的短评抄在这里：
就本书所设定的任务而言，Blackmore的实力差得太远，理论功底、洞察力和假说构造能力都不行，思想也较刻板，对大脑和语言的解释纯属强拉硬扯，最致命的是，作为其理论核心的第8章，根本就逻辑不通。
自从读过《自私的基因》之后，meme这个概念在我心头萦绕很久了，但一直感觉进展不大，没好意思写，只在《观念的进化》里提过一点，不过看过Blackmore的糟糕表现之后，我觉得还是写写吧。
没有分歧的是：有了meme之后，进化动力改变了，对人类性状与行为的解释不能再仅从基因利益出发，meme成了另一个独立利益本位；问题在于，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
就本书所设定的任务而言，Blackmore的实力差得太远，理论功底、洞察力和假说构造能力都不行，思想也较刻板，对大脑和语言的解释纯属强拉硬扯，最致命的是，作为其理论核心的第8章，根本就逻辑不通。
自从读过《自私的基因》之后，[[meme]]这个概念在我心头萦绕很久了，但一直感觉进展不大，没好意思写，只在《观念的进化》里提过一点，不过看过Blackmore的糟糕表现之后，我觉得还是写写吧。 没有分歧的是：有了meme之后，进化动力改变了，对人类性状与行为的解释不能再仅从基因利益出发，meme成了另一个独立利益本位；问题在于，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 对此，[[E.O.Wilson]]的主张是“狗绳理论”：尽管meme会让行为（或性状，下同）偏离基因利益，但这种偏离是有限度的，就像被主人牵着的狗，在行进时有一些自由度，其路线可以时而偏离主人的路线，但程度有限，偏离过度时会被狗绳拉回来。 Blackmore不同意狗绳理论（我也不同意），她认为基因和meme是两条独立的绳子，向不同方向共同牵引着进化进程，这是对的，但她在论证这一点时犯了个根本错误：认为meme的出现给基因带来全新的选择压力，即，meme选育出了那些能更有助于传播它们的那些基因；她并且用这一选择压力解释了人脑的扩大和语言的出现（她把这两个现象作为引出其核心理论的难题）。 我被这个说法（上面粗体字部分）震惊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把第八章反复读了几遍才确信自己没有理解错，在我看来，该说法就好比：流感病毒选育出了那些让个体更容易感染流感病毒的基因；这直接颠倒了双方的选择与被选择关系，大脑为meme提供了生存和传播环境，因而是大脑在选择meme，正如寄主为病毒提供了生存和传播环境，因而是寄主在选择病毒，而非相反；如此显而易见的关系居然会弄反了，实在无语，况且，它构成了Blackmore的理论核心。 当然，meme的出现确实会给基因带来全新的选择压力，包括两方面：1）由于meme构成了语言和符号文化的基础，而后者又构成了人际交流和社会化生活的基础，因而处理meme的能力是在充斥着meme的环境中生存和取得成功的一项重要能力；2）由于meme利益可能背离基因利益，因而抵抗meme剥削的能力具有重大遗传价值（显然，这一点与Blackmore的观点恰好相反）。 实际上，考察meme与基因的关系，meme在多大限度上能够偏离基因利益，最好的类比就是病毒与寄主之间的关系；病毒得以感染寄主，是因为寄主身上存在与之相匹配的附着点（易感性），类似的，meme能被个人接受和传播，是因为这些个人的心理机制的某些特征使得他们容易接受它且乐于传播它。 假如meme是良性的，即它有利于接受和传播它的个体的生存繁衍，那么，它在传播自身的同时，也扩大了其生存基础，相反，假如meme利益与基因利益相悖，那么其传播的同时也在削弱着自身的存在基础，假如削弱的程度过于猛烈，那么最终双方就可能同归于尽，所以，meme若要维持其存在，对其寄主的剥削将有个限度，这个限度究竟在哪里，我考虑了如下几点： 1）最最不幸的情况是：A）寄主物种的某个不可或缺且遗传性的性状（C）导致了其对某个meme（M）的易感；B1）且性状C对变异的容忍度为零，任何变异都会让个体无法生存或无法繁殖，B2）或者性状C的全部可行变态（可行的意思是不至于让个体无法生存或繁殖）都会让个体对该meme易感；C）M是恶性的；这样，因为meme和基因一样没有远见，结果将是双方同归于尽；比如，M会让寄主独身禁欲，并劝告别人也这么做，而任何能正常发育成人并拥有生殖能力的人都无法抗拒该meme，最终人类灭绝了。 2）现在改变条件B，性状C存在多态性，其中只有部分变态对M易感，比如，M以歌曲形式表达，因而五音不全者感染不了，结果M0充分传播之后，会唱歌的个体被全部消灭，只剩下五音不全者，然后M灭绝了； 3）再改变条件B，性状C变异率很高，会以相当高的频率从五音不全的亲代中产生出会唱歌的子代，这样，虽然会唱歌的个体不断被感染和消灭，但幸存的五音不全者会为M源源不断的提供易感寄主，于是M不会灭绝； 4）现在改变条件A，性状C只是让个体以某个小概率（比如20%）对M易感，这样，只要物种生育率足够高，双方就都不会灭绝； 5）再以另一种方式改变条件A，性状C不完全是遗传性的，携带易感基因者只是比携带无感基因者有较高的概率发育成易感个体，这样，M对所施加的选择压力并非全部作用在易感基因之上，因而它的传播并不总是在清除自身的存在基础，与（3）类似，导致易感性的后天因素在源源不断为其提供易感寄主（尽管提供的机制不同），于是M也不会灭绝； 6）现在把（2）和（4）的改变结合起来：性状C的几种变态中，一部分对M无感，其余以概率P对M易感，同时，易感变态因其歌唱能力而在其他方面具有遗传优势，这样，他们对M的易感性可视为这种遗传优势的副产品，因而在均衡水平上，易感者的遗传优势与无感者相同，即歌唱优势恰好被易感劣势所抵消，这样，M和其易感基因就都不会灭绝； …… 还可以设想更多的可能条件，以及更复杂的条件组合，不过上面所列几条已足以说明Blackmore和Wilson都是错的，B的错误是弄反了选择与被选择关系，而W的错误是，基因狗绳并不能将meme的恶性作用限制在某种明确的限度内，meme对基因利益的背离虽然会受到各种限制，但具体的边界位置随上述多种条件而变，并不存在一个类似于狗与主人行进方向相一致的长期趋势。乐观，但不至于这么乐观——评《理性乐观派》
辉格
2012年4月16日
让本文影响你对此书的评价之前，请注意两个前提：我给此书的评价是四星，里德利是我每本必读的作家；赞美之辞我在豆瓣和微博上都已说过了，这里都是批评。
1）文化发动机：市场交易 vs 互惠交易
在第二、三两章中，里德利提出了一个观点：（我的总结）导致现代智人经历一系列戏剧性的快速进化，特别是语言和语言能力的发展，最终从其直立人近亲中脱颖而出的首要动力，来自市场化交易。
在我看来，这是个十分惊人的观点，以我的知识背景是很难接受的，与人类学家的通常说法也是不相容的，如此惊人的主张需要特别强大的证据，但作者所列举的证据显然很不充分，而且大部分不是判决性的，不能被用来排除其他更平凡的解释。
尽管作为和里德利一样的市场拥护者，假如发现市场原来有着如此古老的历史，市场化的分工和交易果真在智人起源中起了关键作用，无疑会让我欣喜和振奋，但我所了解的种种事实都难以让我接受这一结论。
我怀疑，在此问题上，里德利大概是受了哈伊姆·奥菲克（Haim Ofek）的过度影响，奥菲克在《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提出过这样的理论，不过依我看还只是探索性的，证据还很单薄，足以引起关注，但还远不足以让我大幅修正看待人类进化史的知识框架。
我和里德利都会同意：智人进化的主动和先行因素是文化而不是生物特性，大脑和语言器官的发达是对认知和交流需求的适应，而非相反（像乔姆斯基认为的那样），语言是大脑发达的结果。
我也同意，文化进化的关键特征是meme的横向传播与组合，用里德利的话说就是“当思想开始交配”，或者通俗的说就是交流，问题是，怎么交流？非人格化的市场交易是主要交流方式吗？
我认为不是，文化交流方式很多，偶然的见识和模仿、偷窃、抢夺、战争、部落内个体间的互惠交易、部落间的互惠交易（特别是经由通婚纽带联系在一起的那些部落），都是可行的方式，并且看来是当时条件下更容易出现的方式。
不可否认，所有智人都懂得市场交易，陌生人之间相遇时会很自然产生交易的念头，即便语言不通也很容易达成交易，可问题是：市场交易是否在狩猎采集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他们需要随时留意和作出努力的大事？更关键的是：它是否为文化进化提供了核心动力？成为其头号发动机？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这倒不是因为我掌握了(more...)
最近谈论伦理话题较多，虽然我是民科，但为了在术语使用上与学术界保持最低限度的一致，阅读了一些相关的维基词条（对该话题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从meta-ethics这个词条开始做一次深度为3的遍历）。
在浏览诸多分支流派的观点时，我总想从中找出一种与我看法相同或至少相近的ism，好给自己找顶合适的帽子，可结果却令我失望，一开始我觉得A.J. Ayer的感觉主义（emotivism，被归在非认知主义（non-cognitivist）这个分支下）很合胃口，但很快发现，在面对现实伦理问题而需要选择立场时，我的选择好像多半落在G.E. Moore的非自然主义（ethical non-naturalism，被归为现实主义（moral realism）之一种，而后者又被归为认知主义（cognitivist）之一种）的区间内，更糟糕的是，当我尝试对各种伦理规范进行评价或为其中一种作出辩护时，我发现自己表现得有点像自然主义（ethical naturalism），甚至是其中我很讨厌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而且这一观感立刻得到印证：在伦理问题上我自以为与之观点最接近的哈耶克，也被归为功利主义者。
< (more...)在上一篇里，我澄清了对涉及价值观和道德的几个概念的理解和运用习惯，从朋友们的反应看，对讨论是有帮助的，有了这个基础，我想把这个话题再向前推进一点。
不妨将价值观视为一种计算装置，它接受某些输入，这些输入描述了发生在现实世界中的特定事件，然后它输出一个值域为{好,坏}确定结果，这个结果就叫“价值”，当然价值不必是二值的，其值域也可以是某个有序集，这里姑且简化为二值的。
类似的，科学理论也是一种计算装置，它接受关于世界状态的某些输入，获得关于世界另一些状态的输出；区别在于，科学理论的输出接受事实检验，它（事实判断）会被用来与给定度量方法所获得的结果（经验事实）做比较，从而被判定为真或假，而价值观的输出不存在真假之分，因而无须接受事实检验，这个区别就是常说的“休谟之叉”（Hume’s Fork）（注：对休谟(more...)
下午在微博上跟小橘子讨论了沉没成本（sunk costs）问题，颇有收获，值得整理一下。
和炫耀品问题一样，沉没成本也是经典经济学的一个软肋，因而也被行为经济学认为是自己可以施展拳脚的地方，因为经典的经济学分析历来认为沉没成本不是真正的成本，不应在决策中加以考虑，但实际上很容易观察到，许多人在做决定时，经常且严重的受沉没成本影响，经济学家将这种倾向称为沉没成本谬见（sunk cost fallacy），是非理性行为，但这样问题就来了，经济学不是宣称自己是解释行为的吗？怎么变成对行为指手画脚了？（记得hulkbill就指出过这一点）
而对于行为经济学，这是个宝贝，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就是非理性行为；对沉没成本，目前流行的行为经济学解释是“丧失厌恶”（lost aversion，多译作“损失厌恶”，私以为不妥，其实这里厌恶的不是损失，而是丧失，沉没成本谬见之谬便在于为避免丧失而导致损失）。
丧失厌恶假说乃基于行为经济学另一个更基础的假说：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意思是：个人做决策时所涉及的成本/收益，并未被归入全局适用的单一账户，并据此作出全局性的成本/收益计算，而是按某些线索被归入多个独立账户，而且各账户被赋予了不同权重，这样，在性质上完全相同的两个选项，若因某种原因被归入不同账户，其对行为输出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
(more...)
一个阶段性澄清。
最近经常谈论伦理问题，也经常因为用词问题而带来交流障碍，其实我自己也不是一贯坚持某种清晰而确切的含义，这里先简单清理一下，表明了我到目前为止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以及使用这些概念时试图传达的含义，当然，我是希望自己对这些概念的用法能稳定下来，但实际上能否做到，还不能肯定。
另外，我也承认，用词不仅仅是语言问题，某种用词方式背后必定有一些理论预设，因而获得认同也意味着需要对话者接受或至少听取这些理论预设，而这是未必能成功的。
1）任何价值观最终都由个人持有，任何价值判断都由个人作出；
2）但个人的价值观是一个多元素集合，其中每个元素（即每项价值观）对特定事件的判断可以不同，因而最终个人面对特定事件的价值观感可能是冲突的；
3）在个人的价值组合中，其中一些是纯个人的，即可以在鲁滨逊世界存在，我通常用“偏好”一词指称它；
4）另一些则只能存在于某个社会化的价值体系中，也就是文化系统中（当然文化系统不止于此），因为它们既产生于人际互动，其价值判断的对象也是人际互动，我通常用“社会价值倾向”或“XX主义”来指称这些价值体系；
(more...)
昨天和老木匠一起吃饭，聊得很开心，其间我们也未能免俗的扯了几句时局和对几个大人物的评价，这时我提出了一个观点，值得拿出来再细细探究一番。
我认为，对于历史上或当今的政治人物，我们可以基于某些理论分析他们的决策或言行的历史后果，即，这些行为对后续历史进程的影响，也不妨对这些影响及其后果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但是，我们不能基于这样的判断，进而对他们的行为作出道德评判。
这是因为，作为当事人，只须对他能够预见到的（或依合理的要求应该预见到的）行为后果负责，而无须对他无法预见到，或依他所处的地位和情境不能合理的要求他预见到的后果负责，这是关于法律和道德责任的普遍原则，我想不出什么理由不将其适用于政治人物和政治行动。
我们知道，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因而其影响及于整个社会的重大政治行动，其长远后果通常都是难以预见的，对于这种影响中所涉及的因果关系，以及描绘这些因果关系的一般理论，或许随着知识的积累和研究的深入而不断进步，然而，且不论这些理论中是否有任何一种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可，只要我们承认个人理性的局限性，就不能要求政治家个体拥有当前最佳最全面理论体系所能支持的预见能力，因为这样的理论体系本身可能复杂的难以被单一个人所全面理解和恰当运用。
假如我们不对道德评判所依据的因果关系之常识显明性和因果链长度作出限制，那么任何行为都既可以被判定为善良的，也可以被判定为罪恶的(more...)
经过一番讨论，现在总算可以把焦点指向根本的部位了。
我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是错误的说法，人性在被驯化之前，既不善也不恶，因为他缺乏一套区分善恶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我前面说的规范。
但是，人又具有很强烈的本能来寻求接受这样一套规范，因而很容易被驯化，这一点类似于语言本能，人之初不掌握任何语言，但人有很强大的本能来学会一套语言，这其中原因之一是，人性中内置了一套用来容纳语言结构的通用语法，类似的，人性中大概也内置了一套用来接受社会规范的概念/命题结构。
一旦我们承认可能存在不同的规范，便可区分出三种规范：
A）成长期所习得的规范Na；
B）成年期将生活于其(more...)
宗教的力量主要来自其表达和组织形式，与教义关系不大，所有高级宗教的两大核心特征是：拥有经典和职业僧侣，有一群人，相信真理就在经典文本之中，这就构成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训练的机制，让他们成为识字人，会读写，会利用文字远距离通信和积累知识，仅此一点，在古代已足以让僧侣组织拥有强大的力量。
文字技能给僧侣组织带来的成就，会让更多的人相信真理（或法力）就在他们掌握的经典之中，这一方面给教会提供了更广阔的僧侣来源，同时也让它更容易的获取更多成就，(more...)
昨天在微博上和Bill Yan总聊起女性的奢侈品消费问题，我的观点未能被Bill接受，微博实在不是能讨论事情的地方（我忍着这东西带给我的不爽注册微博账号并每天去看几次，纯粹是为了与被它吸引走的几位朋友保持接触），还是在这儿讨论吧。
女人爱化妆爱打扮，这现象我以前讨论过，属于逆向性选择，和雄性鸟类爱装扮身体差不多，但奢侈品消费是另一码事，以高出数十倍的价格，购买实用功效相差无几的衣服首饰、化妆品、手袋，仅仅用装扮需求是无法解释的，这里面显然有着与男性购买豪华跑车类似的炫耀因素。
问题是，用炫耀需求来解释女性的奢侈消费，似乎难以让人信服，因为：
1）炫耀的目的通常是证明自己的身份/地位/权力/财富，最终证明自己对潜在配偶和子女的保护和抚养能力，但在性竞争中（正如Bill所指出），一般是男性才有更强烈的需要去证明这些东西，而女性被更多关注的，是其生育能力、遗传禀赋、哺乳能力、对孩子的爱心等等各种衡量好母亲的指(more...)
（bibleman问起我对自由意志的看法，恰好我在《自私的皮球》中有一篇清理了自己在此问题上的想法，与我此前的表述有所差别，贴在这里吧）
决定论的意思是：世界任一时刻的状态由其先前状态经由因果关系完全决定。我无意作此断言，在此意义上，我可能算不上决定论者，但我肯定是方法论决定论（methodological determinism）者，即，我认为，只有当我们假定这个世界是决定论世界时，才能有意义的观察、理解和谈论它。
许多人不接受决定论，一个原因是他们将它与宿命论（fatalism）混淆了，其实这两者是完全对立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觉得接受决定论就意味着否认自由意志，从而丧失道德责任的前提，而实际上自由意志不必依赖于非决定论，我在下面两个帖子里分别作出了分析，对第二种情况的澄清尤其重要，因为它关系到伦理学和法学的哲学基础，我们将在无数话题上反复遭遇它。
〖决定论 vs 宿命论，2009-12-24，No.786〗
（略）
〖关于自由意志和奴役，2008-12-09，No.537〗
（略）
〖后记〗
写过这两段文字后的两年里，我的看法又有所变化，变得更兼容主义[2]了；对于因果决定与自由意志，我现在的看法是：人的行为由之前的世界状态完全决定，但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做“选择”，而是说他如何选择是被决定了的，因而，世界的因果链并未因为个人选择而被打断，相反，个人选择只是因果链的一部分。
道德哲学家所做的仅仅是：从世界因果链中人(more...)
向一个篮球筐扔红色和蓝色两种球，每次每种颜色各一个。下面两种说法完全等价：A）十次里有七次红球弹回来，蓝球留下，另三次相反。B）十次里有七次篮球筐“选择”了蓝球，另三次他“选择”了红球。
显然，作为事实陈述，A和B完全等价，区别仅在于说话者看待它们的态度，也就是说，承认或否认自由意志，并不关乎事实的任何差异，这就好比，我们究竟把单只蜜蜂看作一个生物个体，还是把整个蜂巢看作一个生物个体，可以任意定义，无论如何定义对蜜蜂都不会有任何影响。 假如我们规定了篮球筐拥有自由意志，它就对自己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就是合格的法律主体，这么做没有任何逻辑困难；实际上人们并未如此规定，那只是因为他们不愿意。 正因为自由意志的规定不以否定因果关系为前提，任何对因果关系的发现都不构成对它的挑战，为个人行为所找出的任何客观原因，都不构成推卸道德与责任的理由，也只有如此，我们的伦理和法律体系才能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不会因心理学研究不断发现行为的因果关系而被冲垮，才不致于出现像甜饼抗辩[3]那样荒谬的事情。 基于对自由意志的界定，我们可以区分两大理论体系，一个是科学，它没有自由意志概念，即，它同等对待发生在人脑中的因果链和其它任何因果链，不对前者做任何特殊处理，另一个是伦理学，它引入了自由选择和自由意志概念，将发生在人脑中因果链叫做自由选择，把成年人大脑中此类因果链发生于其中的那个装置叫为自由意志，并规定：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体对其行为输出负有道德责任[4]，这意味着，指称这些个体的名词或代词可以合法的成为“应该”这一谓词的主语。 我原本认为，科学和伦理学的命题不能一致的共存于同一个形式系统，现在我认为这一限制是不必要的，两类命题是兼容的，唯一的要求是：因为伦理命题的特殊性，所以当它出现时，必须带有明确的标记来显示它是个伦理命题。 ---------------------- [1]在这一点上，我的看法有所改变，见后记。 [2]兼容主义（[[compatibilism]]）认为自由意志概念可以在决定论体系中得到保留。 [3]甜饼抗辩（[[twinkie defence]]）一词源自1979年一宗谋杀案，被告以爱吃甜食导致精神抑郁为辩护理由，结果陪审团被说服，认定被告作案前缺乏预谋能力，因此定了故意杀人罪（[[voluntary manslaughter ]]）而非谋杀罪（[[murder]]），这一结果在旧金山引发了一场街头暴乱，2005年，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里亚在一宗案件的口头评论中提到并批评了这一抗辩。 [4]实际上还需要加个前提：除非他在输出该行为时受到另一个也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体的强制；不过这里不打算展开讨论道德哲学的细节。几年来，我常常为是否或如何使用“应该”一词而颇感困扰，很早就发现这个词被用得很混乱，却又苦于找不到替代品。
本来，我觉得“应该”一词是专门用于表述伦理命题的，相当于英语里的“ought to”，比如：
1）“我应该善待老人”；2）“你不应该随地吐痰”；
但后来，我发现它也会被用来表达一种对事实的信念，比如：
3）“我那双鞋应该是在鞋柜里吧”；4）“明天应该不会下雨吧”；
或者，它被用来表达对某种未经严格检查的逻辑关系的信念，比如：
5）“给定周长的矩形中，面积最大者应该是正方形吧”；(more...)
（这是《自私的皮球》最后一篇，有点长，且可能冒犯很多人，很多很多，慎入）
今天，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大概都会相信，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但假如我们仔细探究一下，这一点极为可疑。
从历史上看，早期学者研究经济学的动机和人们对它的期待，和现在人们所理解的经济学十分不同，当时它基本上被视为一门治国术；这并不奇怪，实际上启蒙运动之前的社会学科差不多都是治国术，而在古典时代，甚至连许多哲学都是治国术，因为那时候，此类知识的主要消费者就是君主。
在词源上，“经济学”的希腊文[1]原义是家政管理，是教贵族如何经营家族财产和生意的，相当于现在的企业管理和私人理财学问；近代经济学的发端同步于民族国家的兴起，起初就是帮君主理财和研究如何增进君主财富的，所以不难理解，早期经济学为重商主义所垄断，因为那时候的君主们国家观念还很微弱，都把统治看作其家族和个人的事业，把它当作一门生意来对待，而作为生意人，自然最关心如何让自己的商品获得最大销路，而尽量阻止竞争者的商品进入自己的领地。
后来，当民族国家逐渐成型，主权边界日益稳定，领地不再随嫁妆、馈赠或赔偿而被随意分割转让，君主们也开始意识到，君主的富有根本上依赖于国内经济的繁荣和国民的富有，首先明确阐述这一思想的是威廉·配第[2]，他引入了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的概念，并动手设计了一些统计方法。
接下去的变化是关键的，光荣革命和启蒙运动扭转了政治伦理，以君主个人利益为政策辩护不再拿得上台面，新的伦理要求政策服务于和平、自由、公正和幸福等攸关国民福祉的目标；由此，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也由君主的经营策略转向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分析，实际上，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论述，很大程度上是对此前占主导地位的重商主义所做出的反应，与政治伦理的扭转相一致。
但这样一来，就面临一个困扰经济学至今的要命问题：如何衡量繁荣、富裕或幸福？也就是价值度量问题；重商主义者答案很简单：金钱，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帮助君主经营，衡量其成效的自然就是利润，简单的办法是看看国库里的钱是多了还是少了；但对个体和企业适用的方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却无效，启蒙学者都认识到，货币只是交易媒介，其数量对个人意味着财富，对整个社会却只是个数字而已。
配第的答案是土地和劳动，斯密则是谷物和劳动，而李嘉图最终归结为单一劳动价值论，现在我们知道，劳动价值论对解释价格和分配机制没什么用处，不过好在当时经济学的形式化和定量分析还很粗糙，这个bug并未造成严重困扰；另一个答案则是边沁和穆勒的功利主义[3]，他们把价值标准定为“最大程度的快乐”，不过与李嘉图的“必要劳动”一样，边沁和穆勒都无法说明如何度量“快乐”，更不要说如何加总了。
问题是，功利主义严重挑战了当时主导思想界的古典自由主义，它直接指向了个人主义的道德哲学基础——主观价值论，即，个人的快乐和幸福只能由他自己判断，而不能由别人替他判断，并且，除非他本人愿意，个人价值不能按任何客观标准被其他东西所替换，包括其他个人的价值，而这种可替换性是可加性的前提，因而价值是不可加总的。
假如承认价值是客观的，并且可以加总，那么，由一个中央权威来决定每个人如何支配自己的财富、该生产和消费些什么，在道德上就是合理的；日后的发展证实了这一担忧，正是从边沁开始，基数效用论、积极自由、社会福利、甚至动物福利[4]等等概念被放出了潘多拉盒子，福利主义思潮日益壮大，为20世纪的政府大规模扩张提供了理论武器。
当客观价值论的现实含义日渐浮出水面，特别是马克思把劳动价值论发扬光大为对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全面批判之后，古典主义者作出了反应，结果就是边际革命[5]；从哲学上看，边际革命最根本的贡献在于，它在保留主观价值论的前提下，为经济学找到了一种福利度量方法，从而使其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边际学者尽管沿用了边沁的“效用”概念，但抽去了功利主义者所暗示的客观性和基数含义。
为此，边际学者只引入了一个很弱的中立假定：人不会作出与其偏好相矛盾的选择；由此得出三条基本度量方法：1）假如你用一个苹果换回一个橘子，表明这个橘子对你的价值比这个苹果高；2）假如你选择保留五个苹果和三个橘子，表明第五个苹果和第三个橘子对你的价值是一样的，且这五个苹果和这三个橘子对你的价值也是一样的[6]；3）当至少一个人的福利改善，而其他所有人的福利没有下降时，即可判定社会总福利水平提高了。
第三条就是著名的帕累托判准[7]，它为经济学作为一种制度和政策评价工具奠定了符合主观价值论的伦理基础；然而，尽管边际学派非常漂亮的解决了方法论问题，构建了逻辑井然的理论，新古典主义因此也获得了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但实际上，帕累托判准是否真的有用，是十分可疑的。
经常听到有人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争论不休：究竟蜜蜂个体还是蚂蚁巢群才算有机体？寄生在我们体内、与我们形成共生互惠关系的大肠杆菌、乳酸菌等，算不算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线粒体到底算寄生物还是细胞器？思考这些问题不是毫无用处，但为它争到面红耳赤就可笑了，只有本质主义者才会为“XX到底是不是YY”之类的问题而焦虑，而我是反本质主义的。
在部分整体关系问题上，本质主义表现为原子主义[1]，意思是：只有原子——一种不可分割的实体——是真实存在的，其它一切所谓的“存在物”都“只不过”是原子们的组合与运动所造成的“虚假幻象”而已：波浪不过是水分子在运动而已；云不过是一团水分子而已；钞票不过是一张纸而已；公司没有头脑，不可能做决定，只有个人才能做决定；没有社会，只有一个个的人；不一而足。
在原子主义者眼里，随着物理学的不断进步，世界在一步步变得更虚幻，曾经以为水分子、空气分子、铁分子都是真实的原子，而颜色、重量、坚硬、弹性都是它们不可分离的“本质”属性，后来发现根本“没有”什么水分子，只有各种原子，接着又发现其实原子也没有，只有质子、中子和电子，然后，这些也没了……，可实际上，世界还是那个世界。
这些说法的荒唐是一眼便知的，许多人有意无意失足于此，是因为他们缺乏一个观察世界的更好视角，比如我称之为“认识论上的多层次结构主义”[2]的视角，意思是：意义并非来自经验事实，而是观察者赋予它的，所以只要他乐意并觉得方便，可以将意义赋予任何层次上的现象，在这一层次上将经验事实组织为一个结构，给它取个名字，将其视为具有某种连贯性和可识别边界的“实体”。
比如，将蚂蚁巢群视为有机体（organism），将提示我们把它与其它已被我们视为有机体的动物个体做类比，由此作出启发性的观察、理解和推断：蚁后如何执行卵巢那样的功能，营养性卵又如何像脂肪颗粒那样存储营养，兵蚁如何像巨噬细胞那样工作，等等，这些都是从一般对种群的观察中无法获得的理解；同时，我们也无须为巢群获得了有机体的“本质”而轻易相信它会具有其它有机体的特性。
再如，道金斯所表述的自私基因理论为理解生物进化提供了很好的视角[3]，将有机体视为基因们合作建造用来复制和传播其自身的载具（vehicle），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各种组织、器官、功能和行为的遗传价值，并用统一的内含适应性解释来代替原先的自然选择、性选择、亲缘选择等相互独立的多种解释。
但仅有这一视角是不够的，一旦开始建造有机体，就面临各种结构工程问题：哪种肢体结构运动效率高？力量和体重负担如何权衡？散热问题如何解决？哪种对称结构更适合捕猎、潜伏或逃避？如何保证各组织和子系统之间的兼容性？发育机制上面临哪些障碍？
这些问题，只有放在有机体层面的结构工程学视角下，用另一套理论和模型来分析，才能得到更好的考察和研究，从分子层面根本无法着手；正是从这一视角，发展出了生物力学（Biomechanics）、形态学（morphology）和胚胎学（embryology）等学科[4]。
进而，在种群和生态系统水平上，也可以获得有益的视角，种群动力学（ 标签：
（因为前一篇用到了这里的一个例子，把这段也贴上）
朴素的说，休谟破除了我对“眼见为实”的迷信，他让我意识到，我的感觉无论如何强烈和真切，都不过是发生在我头脑里的事情而已，从逻辑上并不能由此得出关于外在世界的任何结论，包括外在世界是否存在的结论，这些感觉材料所能做到的，充其量只是让我在某种程度上“相信”关于外在世界的某些“推断”而已。
我的心智就像坐在法庭里的陪审员，毫无希望亲临现场，只能从凌乱的证据中努力重建案件“事实”；当然，来自不同感觉渠道的材料之间的相互印证，包括他人对我的推断的反应，可以加强我对推断的信心，但所有这些都只是心理习惯，而不是逻辑推导。
经验事实所能告诉我的只是它本身，假如我想对世界有所谈论，则必须使用各种概念、命题和理论，而在这么做时，在我头脑里便发生了大量创造性的建构活动，作出了许多预先假定；比如，当我说“有人在河边钓鱼”时，我看见的只是一个人坐在岸边，面前斜支着一根竹竿，既没看见钓钩也没看见鱼。
甚至，感觉其实并未告诉我那里坐着一个(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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