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所思〉分类下的文章（165）
符号的魔力·之六：名字
辉格
2006年9月4日
迄今为止我所介绍的个人识别符号，都属于第一人称符号，个体借助这些符号向他人表达出“我是谁”的信息。这种信息所涉及的，是我在第一篇中所列出的影响群体中博弈策略分布状况的诸多变量中的第一、第二、第六和第七个变量。第一人称符号帮助人们识别他们所直接遭遇到的个体，并记忆对方在这些遭遇中的作为。
但是，如果一个群体的规模比较大，而每个个体的直接遭遇经历是有限的，他们从这些直接遭遇中获得的信息常常不足以帮助他们有效的应对时而会遇到的陌生人，这时候，如果他们能从其他人那里事先获得对周围人的评价，那么他们在实际遭遇中可资利用的信息将大大增加。从这里，我们便开始涉及到第9、第10和第11个变量。
在传统小城镇上生活过的人(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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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的魔力·之六：名字
辉格
2006年9月4日
迄今为止我所介绍的个人识别符号，都属于第一人称符号，个体借助这些符号向他人表达出“我是谁”的信息。这种信息所涉及的，是我在第一篇中所列出的影响群体中博弈策略分布状况的诸多变量中的第一、第二、第六和第七个变量。第一人称符号帮助人们识别他们所直接遭遇到的个体，并记忆对方在这些遭遇中的作为。
但是，如果一个群体的规模比较大，而每个个体的直接遭遇经历是有限的，他们从这些直接遭遇中获得的信息常常不足以帮助他们有效的应对时而会遇到的陌生人，这时候，如果他们能从其他人那里事先获得对周围人的评价，那么他们在实际遭遇中可资利用的信息将大大增加。从这里，我们便开始涉及到第9、第10和第11个变量。
在传统小城镇上生活过的人们可能都会记得，那里充斥着街谈巷议，人们似乎无时无刻不在谈论着邻居们的家长里短，议论着新近发生的事情，对他人的行为举止评头品足，诉说着各自的遭遇，倾吐他们的不满或感激。种种这些，在一个现代城市人的眼里，可能显得古怪而遥远，甚至庸俗而讨厌，但无可否认的是，这样的街谈巷议，在传统社会中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功能。
在这些议论中，出现最多的是对他人行为和品行的评价，一个男人是否勤奋、勇敢、忠诚、诚实、重义气，一个女人是否贞洁、勤快、顾家、孝敬，都是最常见的话题。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这些话题实际上都涉及个人在相互遭遇中的行动策略，人们通过这些交流尽可能多的获取信息，以便帮助他们在今后的遭遇中采取适当的策略。
假如我在茶馆里听到别人在抱怨他如何在最近的生意中上了某甲的当，而我自己和甲又没打过什么交道，那么日后某天甲到我店里买了东西提出要赊帐时，我自然会多留个心眼。
但是，当人们试图议论他人时，便立即面临一个技术问题：如何在一个人不在场时提及他？这个看似简单得不值一提的问题实际上并不简单，研究表明，人以外的动物虽然能彼此识别，但它们没有任何手段来交换关于第三者的信息，而人类也是花了不少工夫才开发出了这样的手段。
在各种用于指称第三者的第三人称符号中，名字是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其他符号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名字的衍生或替代物。
当我们在谈话中试图指称一个第三者时，如果后者就在交谈双方的视野里，那么我们就可以简单的瞟一下眼角，或努一下嘴唇，或抬手指一下，就可以将对方的注意力引向那个第三者。但更多的时候，被评论的第三者并不在谈话双方的视野内，此时，评论者必须用一个专有名词来指称他。
如今，每个人出生时都会由他父母或祖父母取一个名字，然而在古代，名字的来源则复杂得多，现代人名字的明晰性和来源的单一性是在近代以来的一系列档案系统长期推动的结果，其中包括：教会洗礼记录，学校花名册，户籍档案，兵役档案，税收簿，等等。
据我猜测，最早的名字可能是父母在呼叫其多个子女之一时，所用的排行序数，如大郎二郎三郎，或某伯某仲某叔，或更早的甲乙丙丁等，这是名字的第二人称起源。
在议论场合的第三方指称中，则没有这样的便利，人们更多的使用易于辨识的个性化特征，特别是身体特征，其中包括我在前几篇中谈及的那些身体符号。
瞎子、瘸子、麻子，秃头、卷毛、独眼、哑巴、结巴，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将身体特征用作指称第三者的常用手段。在我们儿时的玩伴之间，在密切交往的小圈子里，在古代和如今尚存的传统部落社会中，给别人去绰号的习惯十分普遍，人们都喜欢以绰号相称，给人取绰号甚至是一种无法遏止的冲动。
在今天，绰号成了名字在非正式场合的替代物，而在近代规范化名字系统成熟之前，绰号就是名字，而且是很多人唯一的名字。而在我看来，绰号正是名字的第三人称起源，相对于第二人称起源，是更主要的起源。
中世纪的欧洲，以身体符号作名字显然还很流行，矮子丕平、秃头查理、胖子查理、结巴路易、傻子查理、美男子菲利普、红毛威廉、长腿爱德华，都是读中古史的人所熟悉的。维京时代的丹麦人也是乐此不疲：金发哈拉尔、蓝牙哈罗德、八字胡斯万、赤脚马格努斯。
中国也不例外，而且越往上追溯这样的例子就越多：晋成公黑臀、鲁成公黑肱、齐桓公小白、晋文公重耳，魏有黑卵、齐有田骈。仲尼弟子中，有曾点、公西点（“点”就是麻子），有公西赤、壤驷赤，有罕父黑（又作宰父黑）、狄黑，有樊须，还有两个比较特殊的，以呼吸道疾病为名：颜哙（大概是哮喘）、乐咳。比较有趣的是以“黑”、“点”为名的人常常以“皙”为字，按周礼，字是成年时所取，大概代表了一种愿望吧。
古代中国肉刑普遍，那些曾遭受肉刑的人，其身体上所留下的残缺常被用作名字，而造成这种符号化结果本身也是施罚者采用这一肉刑的用意之一。孙膑、黥布、淳于髡是三个比较著名的例子。
不过，并非每个人都具有足够鲜明的、足以用作个人符号的身体特征。于是人们便使用各种与某人密切相关的物品或场景，借以在说话对象头脑中唤起对此人的联想。这可以是此人最爱穿的衣服，比如英格兰的短斗篷亨利，丹麦的灰斗篷哈拉尔；对于猎人和战士，常常是他最擅用的武器，如丹麦的血斧埃里克，法兰克的铁锤查理。
非洲努尔人的取名法十分奇特而富有想象力，也给我们对名字起源的探索以十分有益的启发。努尔人以牧牛为生，因而与牛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知道，奶牛体表的颜色块分布十分随机多样，在一般人眼里可能除了好看或难看之外毫无意义，而努尔人居然把这些变化无穷的色块分布样式给符号化了。他们发明了12个词汇对应12种基本的分布类型，而通过这些词汇的组合，可以描述每个类型的各种变化，从而获得数百种式样的名称，对具体的一头奶牛就用其中一个作为它的名字，所以，努尔人的每头牛都有自己的名字，而且在个人活动所及的小圈子里，重复的概率不高。公牛的名字则是在沿用奶牛的色块样式名的同时，再加上一个描述牛角形状的词汇，因而变化更多。
每个努尔男孩在举行成人礼时，他父亲会送给他一头公牛，于是这头公牛的名字就成了这个男人的第一个名字。此后，如果他乐意，可以从他所放牧的公牛中选出一头他最喜欢的，用它的名字为自己重新命名。
在上面的描述中，努尔人的公牛命名法已经仪式化了，但显而易见的是，在仪式化之前，借用公牛指称它的主人，只是人们为满足第三方指称的需求而琢磨出的一种便利手段，就像我们给人取绰号一样。
符号的魔力·之五：伤疤
辉格
2006年8月30日
到现在为止，我所列举的被用作个人识别符号的那些身体特征，它们本身与个体所采用的博弈策略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它们只是因为最初偶然的和策略共享一个载体（生物个体），而后共同通过一个遗传谱系，最后在群体中表现为统计上的相伴性，这种缺乏因果关系的统计相伴性是符号系统的普遍特征。
假设成吉思汗是个秃顶，他在权力争夺和征服战争中采用“非降即死”策略，这一策略给他带来了成功和众多的后代，假设这些后代同时继承了他的策略和他的秃顶，那么，秃顶很可能成为人们辨认这种策略的符号，而这一符号和策略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像战争(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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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的魔力·之五：伤疤
辉格
2006年8月30日
到现在为止，我所列举的被用作个人识别符号的那些身体特征，它们本身与个体所采用的博弈策略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它们只是因为最初偶然的和策略共享一个载体（生物个体），而后共同通过一个遗传谱系，最后在群体中表现为统计上的相伴性，这种缺乏因果关系的统计相伴性是符号系统的普遍特征。
假设成吉思汗是个秃顶，他在权力争夺和征服战争中采用“非降即死”策略，这一策略给他带来了成功和众多的后代，假设这些后代同时继承了他的策略和他的秃顶，那么，秃顶很可能成为人们辨认这种策略的符号，而这一符号和策略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像战争策略这样的高级策略，通常只能通过文化而不是基因得到传播。
但也有一些被用作符号的特征，与被标示的策略存在因果关系，由于这些特征能在观察者的头脑里直接唤起对策略的联想，因而其符号化的过程变得更自然更简便。伤疤便是这样一种特征。
狩猎时代，男人们经常结伙出去打猎，也经常结伙争斗，无论是捕猎大型动物还是战斗，都需要他们之间的密切合作。于是，合作策略的发展对用于识别一个成员是否愿意合作的符号产生了需求。男人们的长期共处、相互熟识，以及他们从孩童时期便一起玩的那些模仿狩猎和战斗的游戏，都为这种识别提供了机会。
但是，如果社区规模扩大，捕猎和战斗团队的成员经常变动和重新组合，在这种情况下，便需要一种新的符号，来帮助人们识别一个陌生成员的可能策略。
试想，有两个陌生人打算加入我的狩猎团队，在没有其它任何有价值信息的情况下，如果我发现其中一人的手臂上有一道被野牛角刮破留下的伤疤，我很可能会据此判断，此人看来不像是那种在团队行动中畏缩不前、坐享其成的家伙。当然，这不是一个有完全把握的判断，但有信息总比没有好。
的确，伤疤经常被男人们用来炫耀自己的冒险经历和勇敢品质，它在很多场合中已经成为一个标示勇敢的符号。老兵常常会脱下衣服向新兵展示他身上的累累伤疤，斗狠的黑道大哥也会故意把伤疤露在衬衫袖子外面让对手看到，仿佛在说——“我不是好惹的！”小说家和电影导演深谙此道，他们时常利用伤疤来刻画人物的个性和经历。
当伤疤成为一种符号时，它的代用品也就出现了。上肢外侧、手部和面额部是人体比较容易在狩猎和战斗中受伤并留下伤疤的地方，因而，男人们常常在这些部位制造出某种伤疤的替代物。
在第三篇中谈论文身时，曾提到原始部落深刻的皮肤切割，这种切割或许就包含了模仿战斗伤疤的功能，后来才演变成一种形式化的符号。
臂环、上臂饰带和额部饰带在世界各地原始部落的男人中十分流行，在某些部落中甚至是男人仅有的装饰物。这些伤疤替代物经过某些变形后，一直流传到近现代文化中。
臂环和上臂饰带最初模仿的大概是手臂受伤后的包扎带，它后来在近代军队里变成一块缠在手臂上的毛巾，常被用作某种行动信号或职责符号，再后来它变成了袖章和臂章，而且常常是红色的，用以模仿受伤后流出的鲜血。这一符号的最近例子是纳粹党卫军和红卫兵所戴的袖章，其符号作用相信曾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许多运动员喜欢配戴护腕和额部饰带（从卡尼吉亚那种细带子到麦肯罗那种宽松紧带），护腕是否有保护手腕的作用，我很怀疑，而额部饰带显然没有保护作用，考虑到运动员职业的猎人和战士渊源，我把这两种都归入伤疤符号。
在所有这一类符号中，日本式的额部饰带是最强烈的一种，观者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对伤口包扎物赤裸裸的模仿，连伤口所在处的那个红点也很逼真。与手臂处的伤疤相比，额部的伤疤包含了一个额外的策略信号：一个在战斗中采用进攻重于防守策略的人，更可能在额部受伤，相反，侧重防守的人更容易在阻挡对方进攻时使手臂受伤。因此，额部的包扎模仿物所标示的信息，除了一般的勇敢之外，还有一种不顾一切舍命进攻的意涵，被各种“敢死队”用作他们的符号。
符号的魔力·之四：头发
辉格
2006年8月27日
尽管裸露是人区别于其他灵长类的明显特征，有趣的是，人的头发和眉毛显然比其他灵长类发达得多，不施加干预的话，人的头发通常可以长至腰臀处，这在所有哺乳动物中都是极为突出的。
一种比较虚弱的解释是，在失去了其他体毛之后，长发可以便于怀抱中的婴儿攀附母亲，证据是婴儿非常喜欢抓母亲的头发（猿猴的幼崽依靠强劲的手指力量抓握母亲体毛，常常无需搂抱，人类婴儿的抓握力虽也不小，但已无毛可攀）。这一说法比较牵强，一方面，没有观察上的证据表明婴儿靠抓住母亲的发辫而免除或减轻了对搂抱的依赖，另一方面，这一解释也难以说明为何男性头发的自然长度不亚于女性。
我的解释看起来更(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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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的魔力·之四：头发
辉格
2006年8月27日
尽管裸露是人区别于其他灵长类的明显特征，有趣的是，人的头发和眉毛显然比其他灵长类发达得多，不施加干预的话，人的头发通常可以长至腰臀处，这在所有哺乳动物中都是极为突出的。
一种比较虚弱的解释是，在失去了其他体毛之后，长发可以便于怀抱中的婴儿攀附母亲，证据是婴儿非常喜欢抓母亲的头发（猿猴的幼崽依靠强劲的手指力量抓握母亲体毛，常常无需搂抱，人类婴儿的抓握力虽也不小，但已无毛可攀）。这一说法比较牵强，一方面，没有观察上的证据表明婴儿靠抓住母亲的发辫而免除或减轻了对搂抱的依赖，另一方面，这一解释也难以说明为何男性头发的自然长度不亚于女性。
我的解释看起来更好：长发是一种供个人制造识别标记的材料。是的，在发明服装之前，文身和发式是人类装饰自己身体的主要手段。发式作为一种标示手段的优点在于，它是立体的。与表面装饰相比，立体装饰更容易在光线昏暗或距离遥远的条件下被识别。
人类自古以来便花费了极大的精力来设计和维护自己的发型。
非洲人千变万化、无奇不有的发型给旅行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世界杯上的非洲球迷展示给我们的只是冰山一角，近年来在全球各地层出不穷的新潮发型中，很大部分都来源于非洲。
非洲人发型多样性的程度显然已经不能仅仅用部落习俗来解释了，据那些非洲传统村落的访问者说，在同一个村子里常常能看到几十种不同的发型，至于细节上，则可以说是人人不同。这样看来，发型在那里被用作一种类似于胎记和姓名的个人识别标记，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应该说是确凿的事实。
非洲人发型的多样性一方面可以归因于其文化更接近于人类的早期形态，但另一方面，据我猜想，也许和他们的深肤色有关。作为天然识别标记的胎记和色素痣斑在黝黑的皮肤上不容易被辨认，因而他们比浅肤色的民族更依赖于其他的标示手段，而头发恰好提供了这样的条件。
作为识别标记，发型的优点是立体性和强可塑性，但也有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它的防伪性较差，胎记和永久性文身不容易伪造，而发型则比较容易伪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非洲人把他们的发型搞得越来越复杂，试图通过抬高技术和成本的门槛来加强防伪性能，一个普通的非洲发型的制作过程往往需要四五个小时，对于没有经验的模仿者，可以预计所需时间不少于两倍。
在早期狩猎－采集社会中，个人之间，尤其是男人之间的社会接触、交往、合作的机会很多，几乎随时随刻都在发生，因而，相应的，个人——对于那些已经采用条件合作策略的个人而言——标示自己的需要也非常强烈。对于后起的农耕社会，虽然不能肯定，但直觉上，社会交往的频度降低了。（当然，我并不赞同把传统农耕社会描述成“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所谓个体小农社会的那种理论）
尽管如此，早期农民仍然热衷于各种把自己与他人区分开的标示手段，其中就包括发型。已经出土的秦兵马俑表明，古人发型的个体差异极大，风格式样之丰富远超过文献的记载和历史学家原先的想象。
在上一篇里，我已经说明了，一种文身，从最初作为某个条件合作者的个人标示，发展到一个亚群体的策略认同标示，存在着可行的发展路径。这一发展路径同样适用于发型，以及我们将会发现的其他标示手段。因此，当我们观察到某种发型（或其他标识）被用作身份、地位、宗教、职业符号时，不应简单地假定它们与个体标示无关，很有可能的是，它最初起源于个体标识，后来随着博弈策略扩张而扩散，最终成为一种身份标示，直到此时，它才为人们所注意，才被历史学家所记录，或被人类学家观察到并写进他的民族志笔记，而他的个体起源却被永远地忘却了。
光头造型曾被各种宗教的僧侣广泛用作他们的身份符号，这一符号的独特性在于，它排除了使用发型标示个人和其他身份符号的任何可能性，因而强烈的宣示了：僧侣决意割断自己与家族、部落、世俗地位和职业的一切联系，也不准备在他们之间作个体区分。
割断世俗联系的代价降低了俗人伪造僧侣符号的意愿，但伪造的风险仍然存在，尤其对于那些极端卑贱和贫困的人，上述代价可以忽略。因此，为了防止机会主义者盗用僧侣符号，元代的志德和尚发明了新的受戒仪式，剃度之后，并用燃香灼烧头顶和手指，制造“戒疤”（俗称“香眼”）。1983年，中国佛教协会废止了烧戒疤的受戒程序，可以预料，今后坑蒙拐骗的花和尚会越来越多。
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僧侣也和佛教徒一样行削发式，最初只是简单的剃成光头，后来教会组织发展到西欧，那里的农民也剃短发，这样教士的光头就失去了符号作用，于是发明了花冠状的所谓“圣彼得发式”（也叫冠状发式），成为一个鲜明的身份符号，这一符号在整个中世纪都沿用不废；与此相对，东部教会保留了光头符号，被称为“圣保罗发式”。
在英国革命中，保皇党人拥有贵族和骑士所惯有的长发型，而国会支持者多采用农民和清教徒的短发型，以彰显其平民立场，被他们的对手讥称为“圆颅党”，这是历史上较早的一次把发型作为政治立场符号的事例。
后来，拥立威廉和玛丽复辟王政的辉格党人，（据我揣度）为了撇清和共和主义的关系，表明其对君主制的态度，十分夸张的齐刷刷戴上了假发套。尽管假发套前已有之，但如此大面积一窝蜂流行却是从光荣革命开始的，而且，这一戴就戴了三百多年，至今在英国法庭里还能看到。
辉格
@ 2014-06-07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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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若有所思
符号的魔力·之三：文身
辉格
2006年8月26日
胎记和痣斑之类的皮肤特征，作为个体识别标记的缺点是：它们出现的位置过于随机，不一定在特别显眼的地方。博弈者不可能在每次遭遇时都去仔细查看那些长在隐秘部位的皮肤痕迹，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人们常常有意识的在身体上制作出各种便于他人识别的标记。
文身是一项古老而广泛流行的艺术，原始人的文身是货真价实的皮肤雕刻，一旦刻上，终身无法抹去，不像时下流行的可以洗去的人体彩绘。
东非的游牧努尔人在行成年礼时要在额部刻出六道深及颅骨的切口，从一耳到另一耳；敲落门牙作为成年礼的一部分，(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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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的魔力·之三：文身
辉格
2006年8月26日
胎记和痣斑之类的皮肤特征，作为个体识别标记的缺点是：它们出现的位置过于随机，不一定在特别显眼的地方。博弈者不可能在每次遭遇时都去仔细查看那些长在隐秘部位的皮肤痕迹，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人们常常有意识的在身体上制作出各种便于他人识别的标记。
文身是一项古老而广泛流行的艺术，原始人的文身是货真价实的皮肤雕刻，一旦刻上，终身无法抹去，不像时下流行的可以洗去的人体彩绘。
东非的游牧努尔人在行成年礼时要在额部刻出六道深及颅骨的切口，从一耳到另一耳；敲落门牙作为成年礼的一部分，曾广泛流行与澳洲和非洲；割除男性包皮的做法也很流行（女性割礼的功能更加复杂，留待以后再分析）；至于在耳垂、鼻孔等身体突出部位打洞并镶上某件物品的风俗，更是遍及各民族。
有人会质疑道：这些身体手术既然是部落或民族的风俗，在其所在群体中是通行做法，怎么会被用作个体识别标志？在技术上好像说不通。实际上这不难理解：假设当初有一个条件合作者，恰好在一次偶然的事故中失去了他的门牙，从而无意中具备了一种比他人更好的标示自己的手段，因为这个有利条件，他在长期博弈中获得了更大的合作收益。
可以想象，当他的合作者们（也是条件合作者）意识到这一点后，决定敲掉自己的门牙——这对他们是一种理性的做法——，从而将“缺失门牙”这一特征扩展为他们这一合作圈子的标志性特征。随后，由于这一合作圈所具有的巨大优势，敲落门牙的做法便随博弈策略的扩散而遍及整个群体，最终成了一种部落习俗。上述发展过程尽管是想象的，但并非不可能，也足够合理，并不比一般历史学研究中的想象填充更不合理。
值得指出的是，上面的质疑和回答都非常重要，它们既暴露了功能主义人类学的软肋，也预示了它复兴的希望。功能主义人类学在解释人类文化和社会现象方面取得了诸多令人信服的成果，但随着最近几十年生物学和行为学的发展，功能主义却日益受到冷落，各种研究人类行为的学科都不再关注它的发展，或从中吸取营养。
究其因，这一学派的基本分析方法中存在致命的逻辑缺陷，它在分析一项文化元素时，把该元素在其所在社会或群体中的正在或曾经起作用的功能等同于其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理由。比如，一项仪式可能起到了维护部落秩序的作用，或者加强部落战斗力的作用，但是功能主义分析很少甚至从不进一步追问：在仪式的地位尚未确立之际，最初倡导、参与或执行这项仪式的个人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这种好处超出其成本的纯收益是否在当时足以激励那些倡导者去推动、参与者去继续这一仪式？
相信群体选择的分析者会争辩说，一项对群体有利的元素会因为帮助该群体战胜并取代其他群体而得以存续和扩散。可惜群体选择理论已经被多数分析者所抛弃，因为它缺乏微观基础：行为的主体毕竟是个体，那些从事利于群体之行为的成员，如果该行为不利于个体，即不利于他的长期繁殖成果，那么这种行为便会随着其从事者的被淘汰而消亡。当然，基于Meme范式的文化传播理论可能提出一种新的解释，但毕竟功能主义者没有这么做。
在上面对质疑的回答中，我展示了一种用博弈论的方法重建功能主义分析之逻辑基础的可能途径，但愿，沿着这一途径，我们能重新清理功能主义所积累的大量成果，甚至有新的发现。前路茫茫，边走边看吧。
（注：本节后半段有关功能主义的评论，直接受罗伯特·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一书启发，并部分引用了他的说法。）
辉格
@ 2014-06-07 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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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的魔力·之二：胎记
辉格
2006年8月25日
研究表明，在多次重复博弈中，当某些条件成立时，一些有条件的合作策略——比如“以牙还牙策略”和“排斥异己策略”——会占上风。所谓“占上风”，是指某种策略在群体内的博弈行为中比其他策略占更高的比例。
在进化博弈模型中，通常假设：一个策略如果比其他策略为博弈者带来更高的收益，将导致更多的个体采用该策略。在实际的生物群体中，这一因果关系，可通过两种机制得以保证：1）更高的收益意味着个体更高的生存机会和预期繁殖数量，而按照遗传规律，个体所繁殖的后代有极大的机会继承其亲代的策(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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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的魔力·之二：胎记
辉格
2006年8月25日
研究表明，在多次重复博弈中，当某些条件成立时，一些有条件的合作策略——比如“以牙还牙策略”和“排斥异己策略”——会占上风。所谓“占上风”，是指某种策略在群体内的博弈行为中比其他策略占更高的比例。
在进化博弈模型中，通常假设：一个策略如果比其他策略为博弈者带来更高的收益，将导致更多的个体采用该策略。在实际的生物群体中，这一因果关系，可通过两种机制得以保证：1）更高的收益意味着个体更高的生存机会和预期繁殖数量，而按照遗传规律，个体所繁殖的后代有极大的机会继承其亲代的策略；2）一个为采用它的个体带来更大收益的策略会被其他个体所模仿。
上一篇曾提到，合作策略的被采用的机会，受制于诸多变量，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博弈者相互识别的能力。比如，以牙还牙策略的采用者只有当它遇到另一个采用同样策略的博弈者时，才可能获得合作收益，而这一策略实施的前提便是：博弈者在每次遭遇中能认出其对手，并记得对方先前的作为。
反过来，一个采用条件合作策略的博弈者（以下简称“条件合作者”），让别人认出他是有好处的，这会使其他条件合作者在与他遭遇时，采取正确的行动，从而增加了双方获取合作收益的机会。
按照进化原理，只要存在适当的进化路径，对个体有利的变化迟早会出现。个体一旦获得了提高其识别和被识别能力的特征，那么上面提到的导致优势策略在群体中扩散的机制，也会同时导致这些特征伴随着博弈策略而扩散。具体而言，假如一个条件合作者头上长了一只角，因而更容易被识别，那么他所繁殖的后代除了继承了他的条件合作策略，也继承了他头上那只角，而如果他的策略在群体内属优势策略，那么群体内头上长角的个体数量将会扩张。
生物个体识别其他个体的能力久已有之，并随物种而不同。大致来说，生物体越复杂，个体表现出的差异就越大，而个体感知这种差异的手段也越丰富。拥有发达感觉器官的高等动物，常常可以借助视觉、嗅觉、听觉和触觉等手段来辨别他所生活的群体中不同的个体。即使那些在我们看来一模一样的吸血蝙蝠们，也能记住某个邻居在最近是否曾将吸到的多余血液与它分享，它们便是靠这种识别能力来组织起蝙蝠社会的食物调剂合作的。
人类在改进自身的可识别性上可谓下足了功夫。与其他灵长类相比，人类抛弃了绝大部分的体毛，而让皮肤裸露在外。对这一变化，生物学家曾给出各种解释，比较有力的一种是：皮肤裸露（及随之而来的触觉发展）是人类性快感系统的一部分，而后者是强化夫妻和家庭关系的重要手段。
我支持这一解释，但有一个保留：发展性快感系统的要求似乎不需要把体毛抛弃的这么彻底。人体表面有很多性敏感区，但也有很多非敏感区，为什么那里的皮肤也都裸露了？对这一质疑的回答可能是：彻底裸露的变异更容易获得，选择性裸露的变异则比较复杂，出现概率也低得多。可是问题又来了，人体的裸露毕竟还是选择性的：头顶、阴部、眉框、男性的下颌，被选择性的遮盖了，这对上述回答是个打击。
对于人体绝大部分的裸露和个别地方选择性的遮盖这一现象，我的解释是：除了性快感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提高人体的可识别性。裸露之后，皮肤上的胎记、痣斑、疤痕便显露出来，这些痕迹的个体差异极大，可以被用作良好的个体识别特征。即使同卵双胞胎，也可能因在母亲子宫中的不同境遇而获得不同的胎记，从而为他人提供宝贵的识别标记。但如果保留非性感区的体毛，那些胎记正好长在这个位置的个体，便失去了这种标记手段。
【按： 这是我2006年学习博弈论时所写的系列笔记，当时我尚未开始职业写作，主要读者是自己，加上少数几位朋友，所以写法非常随意飘忽，所有事实材料皆凭记忆随机抓取，未经任何查证，观点也想到就写，未经深思熟虑，那时候的文字完全是随思绪飘荡而留下的思考足迹，其中许多今天看起来那是相当幼稚，不过有些念头还是挺有意思，刚才构思一个新主题时突然想起这个系列，才发现还没在博客贴过，补上。】
符号的魔力·之一：引子
辉格
2006年8月24日
自从博弈论被用于人类行为的研究以来，“囚徒困境”这个题目已被无数次地提及，它描述的是这样一个事态：尽管个体之间面临通过合作增进各自利益的机会，但从个体的角度看，合作却不是最优选择，因而当参与博弈的个体都按其最优选择行动时，合作无法达成，潜在的合作增益也就无法实现。
比如，甲有几个金币，有真的有假的，乙(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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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这是我2006年学习博弈论时所写的系列笔记，当时我尚未开始职业写作，主要读者是自己，加上少数几位朋友，所以写法非常随意飘忽，所有事实材料皆凭记忆随机抓取，未经任何查证，观点也想到就写，未经深思熟虑，那时候的文字完全是随思绪飘荡而留下的思考足迹，其中许多今天看起来那是相当幼稚，不过有些念头还是挺有意思，刚才构思一个新主题时突然想起这个系列，才发现还没在博客贴过，补上。】
符号的魔力·之一：引子
辉格
2006年8月24日
自从博弈论被用于人类行为的研究以来，“囚徒困境”这个题目已被无数次地提及，它描述的是这样一个事态：尽管个体之间面临通过合作增进各自利益的机会，但从个体的角度看，合作却不是最优选择，因而当参与博弈的个体都按其最优选择行动时，合作无法达成，潜在的合作增益也就无法实现。
比如，甲有几个金币，有真的有假的，乙有几盒雪茄，有些是用正宗古巴烟叶卷的，有些则用的是劣质廉价烟叶，金币的真假和雪茄的优劣只有甲乙自己知道，当面无法分辨；现在，甲和乙在街上相遇，他们面临一个机会：如果甲用真金币换乙的上等雪茄，各自的利益将获得很大增进，但显然，对于甲，最优选择是用假币支付（无论他将从乙那里得到上等雪茄还是劣质货），对于乙，最优选择是给对方劣质雪茄（无论他将从甲那里得到真币还是假币），这样一来，博弈的结果将是：甲用假币从乙那里换得了劣质雪茄。虽然这一结果可能对双方也略有增益，但潜在的更大交换增益却没有实现。
囚徒困境对于人类社会通过个体间合作而改进的可能性，提示了一个悲观的前景。然而，尽管人类社会不尽完美，我们却看到合作无处不在，自古就有。
面对理论与现实的这一反差，有些人欢呼人性之善——人并非生物学家所指出或经济学家所假设的那样只顾自己的利益，人具有合作和利他的本性；另一些人则声称，人类社会之所以没有陷入囚徒困境所预示的那种充满背叛和欺诈的、相互为敌的状态，是因为存在像国家这样拥有压倒性力量的利维坦，来提供秩序和公正，惩恶扬善，基于合作的改进才得以实现。
科学研究遭遇困境时，便到系统之外去物色甚或制造一块万能膏药，来贴补理论的缺口，这种做法我们已经看得很多了。搞不懂埃及初民如何建造金字塔，就找个外星人，解不透细胞化学机制之精妙，就想出智能设计者，进化过程重建困难，就要去找上帝了。种种这些，我称之为“因无知而称更有知”，或者更简化一下，叫“因惑称知”。
扯远了，回到囚徒困境的问题。研究者很快发现，实际上，囚徒困境所预示的悲观后果仅仅在单次博弈中才表现得那么纯粹，而在多次重复博弈中，个体之间或多或少会达成合作。研究者并且发现，达成合作的几率与如下几个变量密切相关：
1）博弈者相互识别的能力；
2）博弈者记忆先前遭遇的能力；
3）博弈者之间先前遭遇的次数；
4）博弈者之间先前达成合作的次数；
5）博弈各方再次遭遇的几率；
6）博弈者标示自己策略的能力；
7）博弈者识别对方策略的能力；
8）博弈者判别对方策略标示之真伪的能力；
9）博弈者之间交流的可能性；
10）群体内交换对他人评价的机会；
11）一个评价在群体内传播的预期广度和可能受众与被评价者的遭遇几率；
12）预期未来博弈次数；
……
请注意，上述研究中并未引入任何除个体利益之外的影响个体选择的因素，也未引入任何集中控制者和外部强加的规则，作为合作达成之前提的这些变量，全都是关于信息表达和识别的。也就是说，博弈论研究预示了，一个由仅受自我利益驱动的众多个体所组成的群体内，有条件的合作策略不仅有存在的可能，而且将占上风。换句话说，以霍布斯的丛林模型作为逻辑起点的博弈论演绎，其结果很可能不是一个霍布斯所想象的丛林社会。
于是，在一个戴着博弈论眼镜观察人类社会演化进程的观察者眼里，自然而然的，信息便占据了核心地位。好奇心将驱使他去探索，人类个体们究竟如何发展了他们的信息表达和识别手段，这些手段又如何促成了个体间的合作。
带着上面这副眼镜，我所看到的是人类所创造的一个复杂精妙的符号系统，这一系统渗透到了人类社会的每个角落，时刻影响着人的行为。尽管它屡屡遭受机会主义行为的破坏，但仍在不断发展，并时刻显示着它的强大力量。在以后的各篇中，我将尝试着描绘出从我的眼镜所看到的一幅幅景象。
（这篇在大象公会发表时删改幅度较大，这里是完整版本）
嗯，你总算说到点子上了
辉格
2014年3月19日
〈男女系列〉发表之后，读者反应颇为热烈，不过，其中不少评论赞赏或谴责了我其实未曾表达的观点，从文章内容也不能合乎逻辑的引出这些观点；考虑到主题的敏感性，这样的误解在预料之中，许多也可以情有可原，但误解仍是误解，还是澄清一下吧。（有些问题其实与我的文章没有直接关系，只是人们在阅读这些主题时容易冒出来，这里也顺便一并作答。）
Q：你是在宣扬多妻制吗？
A：不是。我是在尝试理解人类各种婚配模式的起源和功能，并未赞许或贬斥其中任何一种。说明一种社会模式或制度规范有着进化和存在基础（无论是环境、生理、心理或其他基础），指出它当前或曾经具有某种社会功能，并不等同于对它的赞许；经济史家也曾指出棉花种植业的繁荣极大推动了美国南方的奴隶制，但我不认为他们是在宣扬奴隶制。
Q：你在为出轨行为开脱吗？
A：不是。指出某一行为的原因并不等于为该行为开脱，某人打破商店橱窗偷走一件衣服，或许是因为他喜欢这衣服，或许是他崇拜的明星穿过这个款式，或许是他的初恋情人送过同样款式的衣服给他，这些原因无论是否成立，都不能免除他为偷窃行为应负的道德责任。至于出轨者是否应负道德责任，取决于你所认同的道德规范，这超出了本系列的谈论主题。
Q：你在教我们怎么搞男女关系？
A：岂敢，这我可是外行。我只是在尝试理解人们在两性关系中的行为模式，而且是在最基础的层次上，尚未涉及那些更高级的层次，当我说某种策略具有某种“优势”时，是基于高度简化的模型，而所谓优势也是对繁殖目标而言，绝不是要鼓励人们采用这种策略，假如我的措辞给你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很抱歉，那不是我的本意。
Q：在你眼里（和嘴里）人和禽兽好像没啥两样？
A：当然不一样，很不一样，实际上我已指出了人类区别于其他灵长类乃至其他动物的许多独特之处，比如阴茎、乳房、毛发、排卵期、绝经，等等，而且这些生理上的独特性还暗示了心理和社会属性上的更多独特性。当然我理解，其实你想说的大概是——
Q：照这么说，人和动物一样，(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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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在大象公会发表时删改幅度较大，这里是完整版本）
嗯，你总算说到点子上了
辉格
2014年3月19日
〈男女系列〉发表之后，读者反应颇为热烈，不过，其中不少评论赞赏或谴责了我其实未曾表达的观点，从文章内容也不能合乎逻辑的引出这些观点；考虑到主题的敏感性，这样的误解在预料之中，许多也可以情有可原，但误解仍是误解，还是澄清一下吧。（有些问题其实与我的文章没有直接关系，只是人们在阅读这些主题时容易冒出来，这里也顺便一并作答。）
Q：你是在宣扬多妻制吗？
A：不是。我是在尝试理解人类各种婚配模式的起源和功能，并未赞许或贬斥其中任何一种。说明一种社会模式或制度规范有着进化和存在基础（无论是环境、生理、心理或其他基础），指出它当前或曾经具有某种社会功能，并不等同于对它的赞许；经济史家也曾指出棉花种植业的繁荣极大推动了美国南方的奴隶制，但我不认为他们是在宣扬奴隶制。
Q：你在为出轨行为开脱吗？
A：不是。指出某一行为的原因并不等于为该行为开脱，某人打破商店橱窗偷走一件衣服，或许是因为他喜欢这衣服，或许是他崇拜的明星穿过这个款式，或许是他的初恋情人送过同样款式的衣服给他，这些原因无论是否成立，都不能免除他为偷窃行为应负的道德责任。至于出轨者是否应负道德责任，取决于你所认同的道德规范，这超出了本系列的谈论主题。
Q：你在教我们怎么搞男女关系？
A：岂敢，这我可是外行。我只是在尝试理解人们在两性关系中的行为模式，而且是在最基础的层次上，尚未涉及那些更高级的层次，当我说某种策略具有某种“优势”时，是基于高度简化的模型，而所谓优势也是对繁殖目标而言，绝不是要鼓励人们采用这种策略，假如我的措辞给你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很抱歉，那不是我的本意。
Q：在你眼里（和嘴里）人和禽兽好像没啥两样？
A：当然不一样，很不一样，实际上我已指出了人类区别于其他灵长类乃至其他动物的许多独特之处，比如阴茎、乳房、毛发、排卵期、绝经，等等，而且这些生理上的独特性还暗示了心理和社会属性上的更多独特性。当然我理解，其实你想说的大概是——
Q：照这么说，人和动物一样，不过是依本能行事而已？
A：就算是这样（实际上不是，后面我还会解释），人和禽兽也大不一样，人的本能要复杂的多，包含了许多其他动物所没有的高级特性，比如自我意识、自由意志、同情心和道德感，所以，即便同样是依本能行事，人和禽兽也是大不一样的，正好比，同样是由那几十种原子组成的几十斤血肉，一条活狗和一条死狗是大不一样的。
Q：所以爱情之类都是假的，不过是荷尔蒙在发作？
A：不是这样。荷尔蒙只是某些生理/心理过程赖以进行的介质，这就好比，许多音乐作品都是以五线谱形式表达的，但你不能说：什么交响乐、圆舞曲都是假的，不过是一串串小蝌蚪，对吧？
Q：你开口闭口“策略”，人真的这么会算计吗？
A：问得好。人确实会进行一些有意识的算计，但更多时候，策略并不表现为理性算计，采用特定策略的个体也未必意识到它的存在和作用，或者有所意识但不知道它服务于什么目标，当我从进化生物学或进化心理学角度谈论“策略”或“利益”时，也并未做这样的假定，而只是认为存在某种生理或心理机制来引出符合策略的行为或后果。
比如妊娠期糖尿病，是胎儿对母亲实施剥削策略（通过分泌hPL激素提高母亲血糖水平以便让自己获得更多营养）的结果，胎儿显然不会有意识算计，也不可能意识到这是在牺牲母亲健康而换取自己的发育优势，但进化所创造的这一机制确实造成了这样的效果。
Q：可是不管有没有意识到，人真的有这么自私吗？
A：这要看你怎么定义自私了。人人都希望事态向符合自己愿望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最宽泛意义上，所有人都是自私的，区别仅在于他们的愿望不同，有些人的愿望是尽可能帮助别人，也就是说，他把别人的利益也纳入了自己的愿望，我们就会说他是利他主义者，但他并不是无私的，只有植物人才是无私的，因为植物人已经没有愿望了。
Q：可你显然把愿望限定在繁殖后代上了，你说的策略不是都指向遗传收益吗？
A：到目前为止是这样。但这只是个起点，作为起点，围绕遗传收益的进化分析是个很好的选择，因为人首先是生物，而生物的基本目标就是最大程度的繁殖后代，当然人还有许多生物学和进化论难以解释的方面，但我希望首先尽量挖掘生物学视角的潜力，然后再考虑（比如）组织和文化方面的分析，换句话说，我想把人先剥个精光，然后再把衣服一件件穿回去，这样可以看得更清楚透彻一些。
Q：剥光了就是一部彻底自私的基因机器？
A：还是要看你怎么定义自私。即便是在追求遗传收益时，也会表现出许多利他行为，比如伟大的母爱、对血缘近亲的帮助、姐妹间合作，人类甚至还有父爱；即使在非近亲之间，也会出现策略性的合作互惠关系，并出于长期利益需要而遵循合作性规范，按“自私”一词较为狭窄的通俗含义，这些行为都算不上是自私的。
Q：可是有些行为明明跟繁殖目标直接相悖啊，比如做爱戴套、为爱殉情、同性恋、出家做尼姑，不是吗？
A：确实有许多特性和行为偏离了繁殖目标，有些是随机出现的异常或病态，比如先天耳聋，有些是有益特性的有害副产品，比如镰刀型细胞贫血症，另一些则是原本有益的特性在新环境下的有害表现，比如对甜食的无节制嗜好，因为进化适应总是滞后于环境变化，所以偏离是难免的；当然，还有些偏离有着更高级的理由，涉及到文化传播和自由意志。
Q：比如？
A：比如出家和独身主义，人类心智的某些特征，恰好使得一些人的头脑容易被某些观念所占据，并促使他们去传播这些观念，尽管这些观念（在过度强烈时）会导致背离其生存繁殖目标的行为，这就好比被一种寄生虫控制的蚂蚁，会自杀性的爬到草尖上被羊吃掉，通过牺牲自己而传播了寄生虫，有些文化现象有点类似，只不过寄生虫换成了观念。
Q：可是追求遗传收益也只是在传播基因，为啥传播观念就算是被操纵了？
A：嗯，问得好。一种行为究竟算是服务于自身利益，还是被操纵，要看我们如何界定自我，或者叫主体，把边界划在哪里；如果将自我利益等同于来自受精卵的那个基因组的利益，那么背离该利益的观念就算是入侵物了。
但我们不是非要这么划界，将后天获得的观念包括进来，好像更符合我们对自我的常识理解，甚至把寄生在我们体内和体表的千万亿细菌的基因组包括进来，也没什么不对，当然，观念和寄生物的利益和主基因组的利益是有冲突的，可是，主基因组内部其实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冲突，所以人本身就是个利益复合体，被各种利益倾向拉扯着。
Q：这么说，我们只是多方拔河竞赛里的那根绳子，那个体还有什么独立性可言？
A：呵呵，我们不只是绳子——如果我们不把自我的圈子划得太小的话——我们还包括了参与拔河的各方；当然，在发展出人类独有的自我意识之前（或者虽然拥有自我意识但疏于运用它进行自我审视和反思的时候），我们确实没有多少独立性，不过是个被各种往往相互冲突的目标、本能、冲动和观念拉扯着的傀儡。
但是，在我们获得并积极运用自我意识时，或者说当我们积极运用自己的理性时，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开始对上述拉扯我们的种种力量进行反思，作出选择，压制和摒弃我们的自我所否定的，留下自我所肯定的，于是，这些留下的目标，变成了我们自己的目标，而因为有了自己的目标，我们就不再只是傀儡了。
Q：你说的自我意识那么神奇，它是上帝从耳朵孔吹进来的？
A：是很神奇，但并不神秘。自我意识最初只是一种喃喃自语，作用是把头脑某部分正在酝酿的念头表达出来，让头脑其他部分“听到”，这样后者就有机会对这些念头进行遏制或干预，好比小孩在画画或玩家家时喜欢把下一步打算做什么说出来。
这一机制在发展壮大之后，变成了一台奇妙的虚拟机，可以让拉扯我们的各种念头、意图和计划在上面预演，一次预演所产生的预期在经过语言表征后可以重新输入并引发另一次预演，如此反复迭代，于是我们便获得了对自己头脑中的目标、意图和计划进行内观的能力。
所以，自我意识虽然独特而神奇，但也是从拉扯我们的各股力量通过语言能力相互沟通调制而形成的，并不需要一个神秘的外部力量将它吹进我们头脑。
Q：可不管是谁的目标，目标到行为之间，仍只是些策略和算计，人真的有这么功利吗，那情感、理想、专业、高贵、尊严又到哪里去了？
A：最宽泛意义上，功利的意思是一个人有目标、有追求、有理性，这当然没什么可鄙视的，不过在日常意义上，功利通常是指专注于那些更直接关系到生存繁殖机会的目标，策略上也更短视更机会主义，你列举的这些高级目标，最初也是配合某种策略服务于更低级的目标，只是在经过自我意识的反思和肯定之后，才显得不那么功利了，只要得到了肯定，它们就仍然存在着，没有消失。
Q：那道德又怎么说，既然行为都服务于个人自己的目标，又何必在乎别人的看法？
A：作为一种社会性的行为规范，道德最初也是出于策略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在着眼于长期利益的互惠与合作关系中，人们可能会希望让他人来帮助自己抵御短期诱惑，而道德正是用来相互约束机会主义行为、抵御短期诱惑的一种方式（有时抵押物也可以起类似作用）；最初只是在合作各方之间形成的规范，经过社会化的协调博弈过程，成了整个社会的规范。
作为个人，你遵从这些规范的理由可以有多种：1）有些规范经过鲍德温机制内化为了你的本能，或者经过幼年期教化而成了近乎本能的价值取向，因而遵从它成了你的自动反应；2）有些规范在经过理性反思之后得到了你的肯定，变成了你的价值观，因而努力遵从它；3）另一些规范没有得到你的肯定，但出于策略考虑，你仍勉为其难的尽量遵从它。
在传统社会，不遵从主流道德规范是非常危险而窘迫的，而在更为开放和自由的现代社会，你在这方面有了更多自主选择的机会，假如你经过理性思考之后决定拒绝某些道德规范，这或许会让你失去一些朋友，失去一些信任和尊重，但不至于让你无处容身，你也可以选择一些非主流规范，在小圈子内寻找朋友、信任和尊重，但无论如何，你的拒绝并不能否认这些规范的真实存在和它们所具有的社会功能。
Q：可我怎么还是觉得读完这些之后，人类看起来更不堪了？
A：嗯，脱光了照镜子确实可能有点难堪（特别是如果之前有人向你展示了太多虚假的美丽光环的话），无论在理性还是道德上，人类确实算不上完美，这不是新闻，即便在达尔文之前，对人类邪恶堕落的指责也并不少见（或许更多），将达尔文视为头号敌人的教会就乐此不疲。
不过依我看，人类已经够伟大了，其最伟大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是高度机会主义的动物，而且还意识到了自己的机会主义，并且发展出种种价值准则和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机会主义倾向，最终还将这些准则和规范上升到了终极价值的地位，从而将自己转变成了赋义者——这个曾被认为只有上帝才能扮演的角色。
Q：这些文章里的看法都是你自己的？
A：不都是。大多数内容都采纳了科学界的既有观点，包括生物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经济学家，不过，以这种特定方式解读这些知识和观点，并将它们以这种方式组织在一起并构成一个阐释，是我的决定，由我负责。另外，有少数观点是我自己提出的，比如本系列第四篇的核心观点。
Q：那你怎么不注明他人思想的出处和文献？
A：这些文章发表于大众杂志，而不是学术期刊，所以未遵循学术界的参考引用标准，有些较新的观点我提到了来源，我觉得比较广为人知的就没提；在个人博客文章中，我会对来源作更多说明，而在报纸杂志上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更好，我还在探索之中。
Q：你援引的思想都得到科学界公认了？
A：不是。许多还有很大争议，有些甚至还处于边缘地位，没引起学界足够重视。
Q：把尚不成熟未获公认的思想写进科普文章真的合适？
A：我不把自己的文章定位为“科普”。首先，科普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我不采取这样的姿态；其次，科普预设了普及科学知识的使命，我不负担这样的使命；第三，上述姿态和使命据说让科普作家承担了某种“社会责任”，我拒绝承担这种责任。
Q：还有你自己的观点，开玩笑吧，那还不去学术期刊发论文？
A：学术期刊的严谨审稿标准对科学发展起了很好作用，我很赞赏，但我不认为那是发表新思想的唯一合理渠道。
Q：你是说做个民科也没啥丢脸的？
A：嗯，你总算说到点子上了。
生男还是生女？
辉格
2014年3月5日
许多社会都存在着父母对子女性别的歧视，汉民族成员对重男轻女的传统更不会陌生，这种歧视不仅表现在对待子女的态度和家庭养育资源的分配上，更会以遗弃甚至溺杀女婴的极端方式发生，在胎儿性别鉴定技术和计划生育政策高压之下，则表现为大规模的选择性堕胎。
在前现代社会，男孩死亡率比女孩高许多，所以自然的出生性别比通常在102到108之间，这样到达婚龄时男孩数量就和女孩相当或者略少，但选择性堕胎会大幅改变出生性别比，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90年代末的出生性别比是120，最高的江西省达到138，苏北一些县市更高达170多。
类似情况在较轻程度上也存在于印度；但同时，也有些社会的子女性别偏好是相反的，比如中国西南的许多藏族和彝族地区，出生性别比显著低于常规水平，类似情况在非洲和欧洲某些地区也有发现，当然，这些不是选择性堕胎的结果，父母未必有故意的偏爱，甚至未必意识到，而是生理系统对环境条件所做出的无意识反应。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在影响着人们的子女性别偏好呢？仅仅是所谓文化差异（这个词如今已不幸成了被用来一股脑收纳各种“我不知该怎么解释的群体差异”的方便箩筐）？让我还是先回到生物学起点，看看进化理论能对此说些什么。
容易想到的是，男性可能会偏爱女儿，因为男性传给女儿的是X染色体，传给儿子的是Y，而Y染色体比X短很多，儿子携带的来自父亲的遗传物质比女儿少4%（按碱基对算）或3.2%（按基因数算），所以生女儿更合算；不过还没有经验证据说明这种偏向确实(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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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男还是生女？
辉格
2014年3月5日
许多社会都存在着父母对子女性别的歧视，汉民族成员对重男轻女的传统更不会陌生，这种歧视不仅表现在对待子女的态度和家庭养育资源的分配上，更会以遗弃甚至溺杀女婴的极端方式发生，在胎儿性别鉴定技术和计划生育政策高压之下，则表现为大规模的选择性堕胎。
在前现代社会，男孩死亡率比女孩高许多，所以自然的出生性别比通常在102到108之间，这样到达婚龄时男孩数量就和女孩相当或者略少，但选择性堕胎会大幅改变出生性别比，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90年代末的出生性别比是120，最高的江西省达到138，苏北一些县市更高达170多。
类似情况在较轻程度上也存在于印度；但同时，也有些社会的子女性别偏好是相反的，比如中国西南的许多藏族和彝族地区，出生性别比显著低于常规水平，类似情况在非洲和欧洲某些地区也有发现，当然，这些不是选择性堕胎的结果，父母未必有故意的偏爱，甚至未必意识到，而是生理系统对环境条件所做出的无意识反应。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在影响着人们的子女性别偏好呢？仅仅是所谓文化差异（这个词如今已不幸成了被用来一股脑收纳各种“我不知该怎么解释的群体差异”的方便箩筐）？让我还是先回到生物学起点，看看进化理论能对此说些什么。
容易想到的是，男性可能会偏爱女儿，因为男性传给女儿的是X染色体，传给儿子的是Y，而Y染色体比X短很多，儿子携带的来自父亲的遗传物质比女儿少4%（按碱基对算）或3.2%（按基因数算），所以生女儿更合算；不过还没有经验证据说明这种偏向确实存在，假如真的存在，那一定是Y之外染色体上的基因实现的，而且Y染色体上可能会发展出对抗它的机制。
进化生物学在子代性别偏好上提出的第一个理论，是特里弗斯－威拉德假说，它是在1973年由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的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和正在读博士的计算机科学家丹·威拉德（[[Dan Willard]]）在既缺乏经验证据也不清楚微观机制的情况下，完全从特里弗斯的亲代投资理论推导出来的。
该假说认为，在父母能够帮助子女增进繁殖机会的条件下，那些资源条件优厚的父母，将偏爱雄性后代，理由我在前面文章里已介绍过：受雌性生育数量限制，投资于女儿的边际繁殖收益会很快下降，而儿子因为可以同时利用许多雌性的生育能力，可以更充分的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繁殖收益。
特里弗斯－威拉德假说对人类社会的适用性，已得到了多项经验研究的支持；人类学家威廉·艾恩斯（William Irons）在研究了土库曼约穆特（[[Yomut]]）部的婚育资料后发现，土库曼各部流行一种基于部落等级的嫁娶模式，女性要么嫁给本部落男性，要么嫁往更高等级部落。
在所研究时段，约穆特部处于该体系顶端，只有外娶没有外嫁，部分富裕男性娶多妻，导致男性的总和生育数（10.6）比女性（7.74）多出2.86，结果该部的性别比远远偏离正常水平，甚至在半个多世纪后，60岁以上老人的性别比仍高达137（考虑到男性死亡率高寿命短，这是非常惊人的，即便在中国该数字也低于100）。
类似情况在文化迥异的西方同样存在，伊莉莎·卡梅隆（Elissa Cameron）等人在2009年根据福布斯排行数据研究发现：美国亿万富翁的子女中儿子占60%（相当于性别比150），其中财产系继承而来的男富翁，和嫁给男富翁的女人，该比例更高达65%（性别比186）。
人类学家李·克朗克（Lee Cronk）的研究则从另一个方向支持了上述假说；肯尼亚的穆科戈多（[[Mukogodo]]）族早先以狩猎采集为生，上世纪初逐渐转向畜牧，并开始与相邻畜牧部落通婚，但他们的畜产远少于后者，而按畜牧部落的习俗，娶妻彩礼都以畜产支付（穆科戈多的旧习俗是用蜂蜜），于是该部落在婚姻市场上陷入了特别困窘的地位。
结果，该部落父母逐渐对女儿产生强烈偏爱，精细的量化观察发现，三岁前孩子中女孩得到的照顾和哺喂都远多于男孩：平均照看距离短77%，搂抱时间长82%，喂奶时间长56%，身高体重低于正常水平的幅度也小了一半多，偏心的后果是，男孩存活率远低于女孩，1986年时四岁以下的男孩比女孩少了1/3。
塔马斯·伯瑞斯科（Tamas Bereczkei）1997年对匈牙利吉普赛人的研究发现，这一在欧洲长期处于近乎贱民地位的族群，也严重偏爱女儿，性别比低至89，前一胎是女孩时的堕胎率比前一胎是男孩时高一倍多，女孩哺乳时间比男孩长一半，上学时间长一年；从繁殖收益看，这一偏爱相当理性：每个女儿给父母带来的孙辈数是3.53个，而每个儿子带来的只有2.75个。
支持特－威假说的另一项证据是，女性受孕和怀孕期间的营养水平对出生性别比有显著影响，因为母亲营养水平是预测家庭资源条件是否优越的一个有用信号（尽管未必可靠），这一点最初在多种动物中得到证实，近年来多项针对贫困地区人类群体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果；另外对饥荒期间流产现象的研究也发现，男婴的流产率明显高于女婴。
其实，特－威假说还可以更精致化，高地位家庭中，夫妻双方偏爱儿子的程度会有所不同，理论上妻子的偏爱程度应高于丈夫（尽管尚没有经验证据支持这一推断），因为妻子自身和女儿都直接受限于生育瓶颈，要获得大量孙辈，唯有指望通过儿子的多妻策略来充分利用优越的家庭资源，而丈夫却可以通过（在婚内或婚外）寻找更多配偶来达到同样目的。
比如，家庭资源足以养活100个孙辈，一位妻子即便生下8个女儿，每个女儿又生下8个孙辈，也只有64个孙辈，但只要有一个儿子并多娶些媳妇，以同样生育率便可轻易达到目标，我们不妨将儿子通过多妻而产生的这一作用称为“儿子乘数效应”。
除了偏爱程度更高，妻子还面临时间上的急迫性：由于丈夫也偏爱儿子（虽程度较低），需要儿子来继承自己的高地位，所以假如某位妻子迟迟没有儿子，丈夫就更可能寻求其他机会。
假如我们将社会结构和继承制度上的差异也考虑进来，情况将变得更复杂；不难理解，家庭资源越庞大，寿命越长，父系继承越可靠，继承权越偏向男性，儿子乘数效应就越显著，妻子对儿子的偏好也就越强烈和急切。
与长子继承制和单妻制相比，诸子分产制与多妻制结合时，儿子偏爱会更强烈，长子继承制实际上将儿子乘数效应集中在长子身上，所以随着已有儿子数的增加，夫妻对儿子的偏爱就会不断降低，而在分产制下，即便丈夫已有多个儿子，还没有儿子或只有一个儿子（很可能夭折）的妻子仍会强烈偏爱儿子。
多代同堂的大家庭和共享族产的宗族制度，会进一步强化分产制的上述效应，因为在多代同堂家庭中，当辈份最高的父系家长仍然在世并控制着未分配家产时，每个男性子嗣都有望分到其中一份，所以在分家开始之前，兄弟们甚至堂兄弟们，都在竞相通过多生儿子来扩大自己这一支的份额，而在长子继承制下，这样的竞争预先就被排除了。
而在共享族产的宗族中，在族产权益中所占份额（比如对族产用途的表决权、族产用益权或族产收益的分配权），将由各支系的规模决定，而在父系宗族中，支系规模就是成年男性数量，各支系的香火旺盛程度，意味着祠堂里的牌位数、长老中的代表数，也就是宗族这个松散合伙企业中的股份比例。
类似原理在家族之外的社区利益竞争中同样适用：在父系家族组织盛行的情况下，对社区事务的发言权、对公共资源的竞争、纠纷冲突中的优势，都高度依赖于家族中的男性数量，特别是在法律保障薄弱、财产权缺乏制度性保护、侵夺强占频繁的社会，缺少男性的家族将处于极端不利地位，因而多生儿子的动机会变得十分强烈。
敏锐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不经意间，我已对汉族的重男轻女传统给出了一个解释，传统汉族社会同时具备了上面提到的强化儿子偏爱的全部制度元素：多妻制、诸子分产制、偏向男性的继承权、父系大家庭、共享族产的宗族制度、缺乏法治和对财产权的制度保障、权利需要由家族凭自身实力来捍卫。
这种情况下，对男孩的偏好已不再只是为了获得儿子乘数效应所带来的遗传收益，而是为了增强父系家族组织的实力，以便在宗族和社区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从而为家族和自身获取最佳资源条件，当这一需要足够强烈时，即便资源优越或高地位这一前提消失，儿子偏爱仍会存在，这就解释了，为何在宗族制度盛行的地区，即便穷人也偏爱儿子。
宗族制度对子女性别歧视的影响，也得到了中国地区性别比差异的印证，按第五次普查数据，那些广东、广西、温州、福建、江西、湖南等近古以来宗族制度发达的地区，出生性别比都大幅高于平均水平；苏南苏北的出生性别比形成鲜明对照，而据社会学家韩海浪的研究，宗族组织在苏北相当发达，而在苏南则近乎绝迹。
这样，最初由高地位男性组织起来用于谋取繁殖收益的父系家族，一旦发达并流行起来，便演变成了家族各支系间和不同家族间竞争资源的工具，这一竞争模式继而推动了更大规模的宗族组织的发展，最终将不同地位的社会成员全部卷入其中（除了少数游离在此结构之外的边缘个体，或处于贱民地位的少数群体），并让置身其中的成员无论贫富都接受了重男轻女观念。
相比之下，在中世纪西欧，参与社会竞争的组织，主要通过非血缘的领主附庸间封建契约关系而建立，财产和权利也得到了更多制度性保障，这一保障随着近代宪政与司法体系的发展而变得日益可靠，同时，教会、行会和各种非血缘利益集团的存在，也让人们在谋取和保护利益时更少依赖父系血缘组织，因而不像宗族社会那样迫切需要男性家族成员提供战斗力。
乳房之谜
辉格
2014年3月3日
人类许多身体特征是独一无二的，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在《裸猿》中指出了其中最显著的一个：人类是所有灵长类中是唯一失去了体毛而将大部分皮肤裸露在外的物种；对此，一种解释是为了适应狩猎时的长途奔跑需要，裸露的皮肤加上发达的汗腺，可以在长跑时解决散热问题。
另一种解释是，裸露皮肤是为了增强性敏感，以配合人类异常频繁的性活动，如上一篇所介绍的，人类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性唤起并实施性活动，这是女性为将配偶长时间吸引在身边而发展出的罕见特性，而更强的性敏感有助于实现这一点，支持这一解释的证据是：人类体表确实广泛分布着大量敏感区。
两种解释并不冲突，实际情况或许是，最初裸露只是为解决散热问题，而一旦体毛开始丧失，该特征便成为性选择的对象从而得到强化（即，光洁无毛的皮肤成为一项择偶偏好），结果，并不从事狩猎因而不怎么需要长跑的女性，体毛丧失反而比男性更彻底，这一点只能用性选择解释。
在前面的文章里我已提到，男性阴茎的巨大尺寸，或许暗示了强奸曾经是他们获得生殖机会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男性还有许多与性有关的身体特征，比如喉结、突出的下巴、特定分布的胡须等等，都是性选择所塑造的第二性征。
不过，男性拥有第二特征是件很平常的事情，许多配偶竞争激烈的动物，雄性都有鲜明的第二性征，比如孔雀的尾羽、狮子的鬃毛；由于雌性为每个后代所投入的资源远多于雄性，所以配偶竞争主要发生在雄性之间，因而性选择(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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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之谜
辉格
2014年3月3日
人类许多身体特征是独一无二的，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在《裸猿》中指出了其中最显著的一个：人类是所有灵长类中是唯一失去了体毛而将大部分皮肤裸露在外的物种；对此，一种解释是为了适应狩猎时的长途奔跑需要，裸露的皮肤加上发达的汗腺，可以在长跑时解决散热问题。
另一种解释是，裸露皮肤是为了增强性敏感，以配合人类异常频繁的性活动，如上一篇所介绍的，人类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性唤起并实施性活动，这是女性为将配偶长时间吸引在身边而发展出的罕见特性，而更强的性敏感有助于实现这一点，支持这一解释的证据是：人类体表确实广泛分布着大量敏感区。
两种解释并不冲突，实际情况或许是，最初裸露只是为解决散热问题，而一旦体毛开始丧失，该特征便成为性选择的对象从而得到强化（即，光洁无毛的皮肤成为一项择偶偏好），结果，并不从事狩猎因而不怎么需要长跑的女性，体毛丧失反而比男性更彻底，这一点只能用性选择解释。
在前面的文章里我已提到，男性阴茎的巨大尺寸，或许暗示了强奸曾经是他们获得生殖机会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男性还有许多与性有关的身体特征，比如喉结、突出的下巴、特定分布的胡须等等，都是性选择所塑造的第二性征。
不过，男性拥有第二特征是件很平常的事情，许多配偶竞争激烈的动物，雄性都有鲜明的第二性征，比如孔雀的尾羽、狮子的鬃毛；由于雌性为每个后代所投入的资源远多于雄性，所以配偶竞争主要发生在雄性之间，因而性选择通常也都指向雄性。
更值得谈论的，是女性的乳房，众所周知，乳房是用来哺乳的，可是假如乳房只是用来哺乳，那它为何在根本不需要哺乳的时候也总是鼓胀坚挺着呢？要知道，几乎所有哺乳动物的乳房，都只在需要哺乳时才隆起，只有人类女性的乳房才常年隆起，而且隆起的原因不是乳腺发达，而是充塞了与哺乳功能毫不相干的脂肪。
更奇怪的是，女人乳房的丰满半球形状，不仅对哺乳没有帮助，反而有妨碍，既不利于婴儿含吸，更容易导致哺乳窒息，从哺乳功能考虑，带有长乳头的Ｕ形乳房才是理想的形状——人工设计的奶瓶奶嘴正是如此。
对于人类女性永久性隆起的乳房，一种解释是，它是对臀部的自我拟态（[[automimicry]]），这种看似离奇的说法不无道理；在猿猴类中，雌性发情信号主要表现在臀部的性肿胀，臀部的形状和颜色成为雌性向雄性发送性刺激信号的主要手段，因而雄性也发展出对这些信号的敏感性，实际上，人类男性仍保留了对丰满臀部和鲜明臀沟的敏感和兴趣。
但猿猴类还有个特点：它们相互间的观察和交流主要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它们的许多特性都与此有关：向前的双眼视觉，更丰富细腻的面部特征和表情，经常采用直身坐姿，直立行走的人类更将这一点推向极致，所以，假如能通过拟态而将起信号交流作用的体征转移到身体前面来，是有好处的。
实际上，有些猿猴也正是这么做的，长鼻猴雄性那只没有实用功能的大鼻子，很可能是对雄性生殖器的拟态，而山魈（[[mandrill]]）那张形状奇特颜色鲜艳的脸，更是几乎完美再现了由它的屁股和生殖器所组成的“后脸”。
研究过乳房问题的生物学家，无论是否采纳拟态假说，至少都相信乳房的永久性隆起是女性的一项第二性征，这一点从男性心理上也可以得到印证（性吸引特征和对该特征的敏感总是成对出现的，否则便失去了其功能意义）：乳房是男人的一个主要性趣焦点，整容业和色情业人士对此有着良好领悟。
然而，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为何女性会有第二性征？要知道，绝大多数动物只有雄性才有第二性征，因为性选择通常都指向雄性，而这又是因为雄性在配子制造和生育过程中投入很少，中途放弃并更换配偶的机会成本也很低，因而大可以抓住一切交配机会而无须挑剔对方的遗传品质，也就不会对异性的特征构成性选择压力。
可是人类女性却有许多鲜明的第二性征，除了乳房，还有光洁细腻的皮肤，修长的脖子，更细的腰和更低的腰臀比，堆积了更多脂肪的臀部，红润丰满外翻的嘴唇（其丰满和外翻程度比男性显著，有人认为这是对阴唇的自我拟态），细而清晰因而更具表现力的眉毛（眉毛是重要的表情工具）。
肘关节外翻可能也是女性的第二性征，女性肘关节的提携角（即手臂在体侧伸展时，上下臂之间的夹角）比男性大5-8度，从实用功能看，这可能是为了方便女人提携重物，因为女人的肩膀窄髋部宽，需要更大的提携角才能避免所提重物摩擦碰撞胯部从而妨碍行走，不过，实际的外翻程度可能是性选择强化的结果，它让女性手臂显得更加婀娜性感。
女性第二性征的重要性，从两性心理上也可看出，男性在选择伴侣（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的）时比女性更看重对方的外貌，常常将此列为头号条件，而女性在长期关系中只将外貌列为次要条件，在短期关系中才更注重外貌，但也不如男性那么注重；同时，女性也比男性更在意自己的外貌，整容和美容业主要是为女性服务的；这与动物界的普遍情况恰好相反。
为什么呢？一种观点认为，女性变得更漂亮性感，和隐藏排卵期一样，是为了将男性长时间吸引在身边，帮助她们共同保护和养育孩子，而美貌让女性在这方面做得更成功，因而构成一种选择压力，推动了女性的美貌和男性对美貌的偏好协同发展。
这个解释有些道理，但并不充分，因为性竞争中，两性的得失差异有着天壤之别，竞争失败的雄性可能输个精光，完全得不到交配机会，一个后代也留不下，在性竞争激烈的象海豹中，抢得王位的雄性独占几十上百头雌性，而绝大多数雄性却无后而终，非洲狮和大猩猩的情况没这么极端，但落得如此下场的雄性，比例也注定很高，可见选择压力之大。
相反，雌性无论如何都不会缺少交配机会，因为她们的生育资源太宝贵了，而雄性利用它的机会成本也很低，不可能被浪费；即便有些雄性资源条件优厚，也没有理由和资格挑剔雌性，因为他们倾向于多拥有配偶，而更多的配偶将摊薄每个配偶可以分到的资源，在均衡水平，每个雌性得到的抚养条件相当，因而没有理由接受雄性挑选。
这一点对照长臂猿和鸟类就很清楚，长臂猿采用一夫一妻固定配偶制，雌性同样需要雄性合作抚养后代，但长臂猿两性身体差异很小，没有显著的第二性征；许多鸟类都结成固定配偶合作抚养后代，也有发达的第二性征，但通常都限于雄性，雌性则相貌平平。
女性的第二性征，只能从人类独特的社会结构和等级差异才能得到理解，在前面的文章里，我已说明了，在人类两性合作关系中，男性被看重的，主要是他们的保护和抚养能力，同时，由于语言赋予了我们合作与组织能力，男性个体间的竞争优势差异被团队合作成倍放大了：少数男性通过紧密合作取得统治地位，支配其他男性，从而形成等级差异。
这种组织结构最初是出于狩猎需要，作为狩猎者，人类在身体构造和体能上没多少优势，优势主要来自工具和组织，而等级化组织一旦建立，其力量也自然被用于性竞争；这一发展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方面，那些高等级男性所能支配的保护和抚养资源，让他们有能力抚养许多妻子和她们所生的孩子，实际上，他们也确实比其他男性拥有更多配偶和性伙伴。
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占有其资源条件所允许的那么多配偶，这是因为，男性的竞争优势并不像大猩猩和象海豹那样来自个人能力，而更多来自团队合作，而为了取得团队中地位较低成员的支持配合（或至少不反抗），必须给他们也留出足够的性资源，否则会造成太多反抗和背叛，合作关系和统治地位皆难以维持。
实际上，类似局面在我们的近亲黑猩猩中已能看出苗头，灵长类学家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在《黑猩猩的政治》里，介绍了雄性黑猩猩之间如何勾心斗角合纵连横谋取支配地位，那只暂时成为头领的雄性，占有大约一半的交配机会，他的合作与支持者也会分得不少机会，而地位最低的雄性几乎没机会。
另一个因素也阻止了高地位男性占有过多配偶，如前文所提到，人类配偶关系并非忠贞不贰，女性常采用模糊暧昧的混合策略，控制配偶出轨是个困难的任务，在缺乏有效闺禁手段的条件下，闺禁成本和绿帽风险将随配偶数增加而急剧上升。
正是高地位男性抚养能力与最优配偶数的不一致，对女性构成了选择压力，因为合作需要和闺禁困难迫使这些男性采用以质量换数量的策略，换句话说，因为他们的资源条件不会被配偶数量摊薄至平均水平，所以他们有资格对配偶质量进行挑剔。
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如果嫁给高地位男性的好处仅仅是高出平均水平的抚养条件，恐怕还不足以为我们所见到的第二性征提供足够大的选择压力，更强大的选择压力，来自高地位的父系可继承性。
因为无论资源条件多么优厚，女性生育胎数都十分有限，嫁入豪门的好处，主要不是体现在她自己所生育的子代数量，而是她儿子可能为她生下的孙代数量，前提是：她确实生下儿子并且儿子继承了她丈夫的高地位。
当然，在人类早期社会，大概不会有制度化的继承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力和社会地位就没有可继承性；首先，让男性在权力竞争中取胜的那些禀赋，很大程度上是可遗传的；其次也更重要的是，在亲子关系可辨认并且寿命足够长的条件下，既已获得高地位的男性，可以利用手中权力帮助儿子们谋取权力和高地位。
父系可继承性不仅成倍放大了女性嫁入豪门的好处，也大大强化了男性对貌美女性的偏爱，因为美貌妻子更可能为他生下美貌女儿，而美貌女儿更可能嫁入豪门，从而为她带来更多曾孙子女；如此便构成一个正反馈：嫁入豪门的好处越多，美貌带给女性的优势就越大，继而男性对美貌的偏好越强烈，于是嫁入豪门的好处更多，如此反复。
结果，人类发展出了动物界独一无二的双向性选择：首先是女性对男性的选择，导致了男性的诸多第二性征，以及（更重要的）地位与财富的分化（不妨称之为第三性征），而男性的地位分化（加上父系继承）进而对女性的美貌构成选择压力，而两种选择交互作用，相互强化。
上述洞见，对我们探索和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有着重大意义，它提示我们，固定配偶关系、社会等级分化、父系家族组织和父系继承关系等等曾被认为很晚才出现的文化元素，很可能在智人离开非洲之前很久便已存在，除非永久性乳房是离开非洲后各种群独立发展出的，但这看上去太不可能了。
不仅如此，由于双向性选择机制给权力竞争的成功者所带来的巨大优势，它持续推动着最初导致它出现的那些元素向更成熟更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将固定配偶关系变成由一整套法律和道德规范所支撑的婚姻制度，将最初限于狩猎团队内的等级组织变成大型社会的多层次等级结构，将父系合作关系发展成大型父系宗族，从父系继承关系中发展出了财产、权力和等级身份的法定继承权。
这些发展，又反过来增强了两性所面临的性选择压力，促使男性的第三性征（种种对地位和财富的标示和炫耀）和女性的第二性征变得越来越发达；不过，随着制度发展方向的分化，不同社会的性选择强度、起作用的方式和它所产生的效果，都有所不同，这或许也导致了性别特征显著性上的种族间差异。
辉格
@ 2014-04-28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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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妙的人类性策略（女性篇）
辉格
2014年3月1日
在性策略上，女性面临的一个基本约束是，她们追求数量的空间十分有限，特别是在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极高的时代，即便生育十胎（已接近极限），能活到成年的也只有四五个；在数量上可做的文章，只有通过缩短哺乳期来缩短生育间隔，办法是使用羊奶牛奶等母乳替代品，或者雇佣奶妈。
就生殖目的而言，女人只需要一位丈夫就足够了——只要他能正常生产健康精子，一妻多夫制十分罕见，通常是为了满足家庭的经营需要，可以避免财产和土地分割，降低兄弟间的资源冲突，更多是出于男性方面的策略考虑而非女性的主动选择，而且主要流行于穷困阶层或资源极度匮乏的地区。
然而，通常只需要一位丈夫，并不意味着女性不需要更多一些的性伙伴，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何妻子们也会有那么多婚外性关系（只比丈夫们略少），毕竟这些关系多半都是自愿的，许多甚至是她们主动寻求(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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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妙的人类性策略（女性篇）
辉格
2014年3月1日
在性策略上，女性面临的一个基本约束是，她们追求数量的空间十分有限，特别是在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极高的时代，即便生育十胎（已接近极限），能活到成年的也只有四五个；在数量上可做的文章，只有通过缩短哺乳期来缩短生育间隔，办法是使用羊奶牛奶等母乳替代品，或者雇佣奶妈。
就生殖目的而言，女人只需要一位丈夫就足够了——只要他能正常生产健康精子，一妻多夫制十分罕见，通常是为了满足家庭的经营需要，可以避免财产和土地分割，降低兄弟间的资源冲突，更多是出于男性方面的策略考虑而非女性的主动选择，而且主要流行于穷困阶层或资源极度匮乏的地区。
然而，通常只需要一位丈夫，并不意味着女性不需要更多一些的性伙伴，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何妻子们也会有那么多婚外性关系（只比丈夫们略少），毕竟这些关系多半都是自愿的，许多甚至是她们主动寻求和发起的；一个典型的现代妇女，一生中大概会有8位性伙伴。
男人寻找更多性伙伴的主要动机是获得对方的生育资源，而女人这么做时却是出于另一些更精妙的策略考虑。
最容易想到的是后备需要，男性死亡率高，寿命短，在男性从事狩猎、男人间充满暴力争斗、部落间时不时发生战争的时代，这一点尤为突出，对于妻子们，缺少备胎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况且，除了丧夫，她们还有被遗弃的风险。
备胎策略要求女性在选定丈夫的同时，不能让其他追求者彻底死心，这意味着她们需要采取一些暧昧姿态，让追求者维持希望，为此，有时就需要给他们一些甜头，但又不能做得太过分，以免危及既有的婚姻，其中分寸不容易把握，但高明的女人可以应付裕如，甚至能够同时维持多条备胎。
备胎策略也解决了寡妇再嫁的迫切性与慎重性之间的矛盾，短暂而宝贵的生育期，急迫而沉重的抚养保护负担，要求寡妇尽快再嫁，但新丈夫的能力和意愿是否可靠，又不可不慎察，而备胎则可以让女性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从容考察。
第二个动机更加微妙，一方面，为说服男性合作抚养孩子，妻子必须让丈夫对自己的忠贞从而对亲子关系有足够高的信心，但同时，为让丈夫在家庭这个合伙企业里投入全力，又不能让他完全放心，否则他就可能花较少的时间为妻儿提供最低限度保护，同时寻求更多性机会，从而将策略偏向数量一端，正如第一篇中曾介绍的，夫妻双方的最优子女数量经常是不同的。
为此，女性发展出了一种适度模糊策略，该策略清楚的体现在她们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上；多数灵长类都有着清晰可辨的发情期，雌性会用诸如性肿胀这样的鲜明信号为其排卵期和受孕能力大做广告，但人类女性的排卵期却是隐蔽的，这意味着丈夫难以判断妻子哪些天更可能受孕，于是被迫在（除经期外的）多数日子里守在妻子身边，以防她出轨怀上别人的孩子，这样，丈夫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发展其他性关系。
有发情期的雌性动物，通常只在发情期接受异性的交配请求（除了像倭黑猩猩这种把性交当作常规社交活动的动物之外），而人类女性则在排卵周期的任何阶段都可能被性唤起并接受性交请求，即便在没有受孕可能的时候，女性也可以达到高潮（尽管程度和几率稍低）。
在缺乏可靠的亲子鉴定技术的情况下，适度模糊策略和备胎策略的组合运用，还可以帮助女性抵御杀婴风险，假如亲子关系完全确定，新上位的备胎就有足够的动机杀死、遗弃或驱逐前任留下的子女，但暧昧的备胎策略让他们有了顾忌：孩子可能是他自己的，而模糊策略更强化了这种不确定性：为在排卵期无法识别的情况下，任何一次偷情都不能排除让女性怀孕的可能。
在表达爱慕、性兴趣和性快感方面，女性比男性更含蓄和婉转，情绪也更阴晴变幻不定，让对方更捉摸不透，这些心理机制或许也是配合上述模糊暧昧策略发展而来；借助一整套复杂信号，女性告诉丈夫：我爱你并愿意忠诚于你，但前提是你要把我看紧了，否则我也不是没有其他选择。
女性在固定配偶之外寻觅其他性伙伴的第三个动机，是提高子女的遗传多样性，以便贯彻一种分散投资策略；由于子女会继承父亲的许多特性，不同特性在各种环境条件下具有不同的相对优势，但未来环境条件难以预料，而多样化可以避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更重要的是，由于不同策略所依赖的资源不同，假如子女们继承了相同的策略，他们之间更可能出现资源冲突；在上一篇里，我已介绍过基于排行的策略分化，通过以排行为参数进行童年期策略配置，可以缓解兄弟间的资源冲突，但母亲们其实还有更直接的选择：让孩子们拥有不同的父亲。
这种多样化不是随机的，而是精心搭配的特定组合；女性在为自己挑选丈夫和为孩子挑选父亲时，遵循的标准有所不同，前者注重的是他养护妻儿的能力和意愿，包括财富、权力、情感专一、喜欢孩子等，而后者更注重他的遗传禀赋，比如健康、智力和性吸引力等。
尽管这两方面有重合之处——抚养能力和意愿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遗传，而健康和智力也会影响抚养能力——，但差异也很明显，财富和权力的取得有很大偶然性，有时甚至和遗传禀赋完全无关，比如彩票中奖者或被国王收养的孤儿，而且这方面的潜力不容易识别，而健康和性吸引力等特性不仅遗传性更可靠，也容易直观的判断。
而且，既然寻求婚外性伙伴是为了提高子女的遗传多样性，而挑选丈夫时肯定会侧重与抚养能力有关的那些禀赋，那么挑选情人时就最好偏重其他方面，所以理想的组合是，一个资源条件丰厚的好丈夫，外加若干其他方面遗传禀赋优秀的情人。
这是总的指导方针，具体如何搭配最优，还要看女性自身的条件，大致上，我们可以识别出几种常见组合；假如一个女人自己拥有庞大的抚养资源，完全无须男性帮助（比如她是伊丽莎白一世），那么她的择婿标准应以可识别的遗传禀赋为主，而且可以大胆实施多样化策略。
不过，能这么做的前提是她拥有自主权，实际上在许多社会，女性的择偶权利常被父母掌握，她的兄弟们也可能会干预，而他们的利益和她并不一致，特别是在权贵阶层，女儿的婚姻常被用作家族建立政治或商业联盟的工具。
如果女人已经嫁了一个资源特别丰厚的丈夫，那么压倒一切的优先任务是生下儿子，并帮助他争取继承权，在此之前，任何其他考虑都要暂且搁置，直到完成这一任务，或者那已经无望实现；之所以生儿子（而不是女儿）最重要，是因为对于特别庞大的资源，只有儿子才能充分发挥其潜力，而女儿由于受生育数量限制，边际收益会下降得太快。
嫁入豪门的女性在多样化上需要要特别慎重，这既是因为奸情败露而遭遗弃的机会成本太高，也是因为丈夫因条件优厚，不难再娶，因而在决定遗弃（甚至杀妻）时会较少顾忌和犹豫；而且，假如她能够继承亡夫遗产，哪怕只有一部分，也足以让她获得优厚的再婚条件，不需要预先考虑备胎问题。
相反，如果嫁的丈夫条件一般，那她就有理由在备胎和多样化问题上更积极一些，因为这种情况下不仅对备胎和多样化的需要更迫切，而且这么做的风险和机会成本也更低，因为缺少其他选择、再婚条件不佳的丈夫，虽然防范绿帽时会更加努力，但在妻子出轨既成事实之后，却更可能选择忍气吞声。
对于绝大多数不具备女王或公主条件的女孩，嫁个可靠的丈夫都是优先考虑，为此，（至少在传统社会）保有贞洁名声非常重要，风流名声会极大损害女性的择偶地位，所以多数女性不会以短期关系作为其性策略的重点；但是，也有少数自身条件特别差的女孩，由于预感到自己很难找到可靠丈夫，只好选择以短期关系为主，并因此而放弃贞洁名声。
有研究显示，在童年期没有父亲或缺少父爱的女孩，月经初潮时间更早，也更早开始性关系，而且更倾向于短期关系，这或许是因为，没有父亲很可能意味着自己是私生子，或者会非常穷困，在缺乏父亲保护的情况下，遭遇性侵犯而失贞的几率也更高，所有这些，都会让择偶条件变得很差。
和其他女性一样，在短期关系中，女性更偏爱处于策略光谱两端的男性：要么是社会地位高的“橙喉”富贵子弟，要么是性魅力高的“黄喉”浪子，而不喜欢较为保守中庸的顾家好男人，“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句俗语，说的正是这一点。
因为富贵子虽不大可能娶她为妻，但或许会愿意资助她和孩子，只要孩子有相当大可能性是他的，相反，好男人因为顾忌家庭，很可能不敢认私生子更不敢资助；而浪子则可以让她儿子继承到他的风流本事，由于她儿子未来极可能是个地位低下的穷人，而这种处境下浪子策略将更有优势。
女性一旦选定以短期关系为策略重点，贞洁声誉就不再重要，因为男性在短期关系中不在乎这一点，放荡名声反倒可以帮助她们吸引短期性伴侣，因为追逐者会觉得她们更容易得手，也更少需要负责任。
辉格
@ 2014-04-28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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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若有所思
微妙的人类性策略（男性篇）
辉格
2014年2月27日
关于人类性策略，诸如“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男人喜欢年轻漂亮，女人需要安全可靠”之类流行观念，抓住了某些重要方面，但实际情形比这些句子所能表达的要复杂而微妙得多，而正是性策略的微妙之处，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心理和文化。
不过，在讨论男性的策略之前，让我们暂时放下人类，看一个蜥蜴的例子。在发表于1996年和2000年的两篇论文中，生物学家巴里·西内尔沃（Barry Sinervo）和他的同事介绍了美洲侧斑鬣蜥（学名：Uta stansburiana）的性策略，这种蜥蜴按喉部颜色分为三种类型：橙喉、蓝喉和黄喉，其雄性各自采用不同性策略。
橙喉与蓝喉雄性都占有领地并与领地内雌性建立配偶关系，黄喉雄性则不占领地，专门偷偷摸摸伺机与前两者的配偶偷情；橙喉富有攻击性，常抢夺霸占蓝喉的领地与配偶，但因为领地大配偶多，照看不过来，常被黄喉偷腥；蓝喉则满足于较小领地和较少配偶，但严加看管，因而较少被黄喉偷腥；而黄喉的特长是擅于伪装成雌性而混进别人领地，并能制造更多精子从而在精子战争中占据优势。
如此构成了一个像“剪刀石头布”一样循环相克的策略多态：橙喉增加时，黄喉偷腥机会也增加，因而第二代将有更多黄喉，此时更多橙喉将戴上绿帽，其第三代数量将减少，而蓝喉的严防死守策略变得更有优势，也更少受橙喉攻击（因为橙喉少了），结果第四代(more...)
5069
微妙的人类性策略（男性篇）
辉格
2014年2月27日
关于人类性策略，诸如“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男人喜欢年轻漂亮，女人需要安全可靠”之类流行观念，抓住了某些重要方面，但实际情形比这些句子所能表达的要复杂而微妙得多，而正是性策略的微妙之处，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心理和文化。
不过，在讨论男性的策略之前，让我们暂时放下人类，看一个蜥蜴的例子。在发表于1996年和2000年的两篇论文中，生物学家巴里·西内尔沃（Barry Sinervo）和他的同事介绍了美洲侧斑鬣蜥（学名：[[Uta stansburiana]]）的性策略，这种蜥蜴按喉部颜色分为三种类型：橙喉、蓝喉和黄喉，其雄性各自采用不同性策略。
橙喉与蓝喉雄性都占有领地并与领地内雌性建立配偶关系，黄喉雄性则不占领地，专门偷偷摸摸伺机与前两者的配偶偷情；橙喉富有攻击性，常抢夺霸占蓝喉的领地与配偶，但因为领地大配偶多，照看不过来，常被黄喉偷腥；蓝喉则满足于较小领地和较少配偶，但严加看管，因而较少被黄喉偷腥；而黄喉的特长是擅于伪装成雌性而混进别人领地，并能制造更多精子从而在精子战争中占据优势。
如此构成了一个像“剪刀石头布”一样循环相克的策略多态：橙喉增加时，黄喉偷腥机会也增加，因而第二代将有更多黄喉，此时更多橙喉将戴上绿帽，其第三代数量将减少，而蓝喉的严防死守策略变得更有优势，也更少受橙喉攻击（因为橙喉少了），结果第四代蓝喉数量增加，于是橙喉有了更多可攻击的目标，导致其数量在第五代又反弹，如此循环，三种类型将以某个比例达成动态均衡。
从这一有趣的模式中，可以窥见一些人类的影子，有些男性富有野心，不甘人下，冒险好斗，为谋取权力和财富不惜拼命，和橙喉鬣蜥一样，他们的雄性荷尔蒙水平更高，死亡率也更高，尽管成功可以让他们得到很多女人，但失败的下场可能会很凄惨。
另一些则是稳妥保守型，满足于凭自身资源条件容易获取的地位，尽早成家娶妻生子，把资源和精力集中在照顾和守护家庭上；人类发展出了多种心理机制来配合男性的顾家策略，包括爱情这种对特定对象的迷恋，对天伦之乐的偏好，以及多数动物都缺乏的父爱。
还有一些是类似黄喉的风流浪荡子，他们无意成家立业，也不爱争权夺利，其遗传成就主要通过短期关系实现，凭借的优势是性吸引力和社交能力，不仅善于取悦女人，也善于取悦男人从而获得接近他们妻女的机会。
尽管有些相似，但人类的策略与蜥蜴显然有许多重要差别；首先，由于人类极高的后代抚养负担，所以对大多数资源条件一般的男人来说，稳妥保守都是优选策略，贪图多妻的进取策略只适合于资源条件特别优厚的男性，而浪子策略则处于边缘地位。
其次，侧斑鬣蜥的性策略由基因决定且终生不变（除非人为改变激素水平），而人类在策略选择上更为灵活，可以随境遇变化而调整，甚至可以运用理性能力进行反思和权衡；和其他许多策略一样，性策略可以在早期发育阶段根据资源条件进行配置。
假如胎儿根据营养供应水平“判断”（加引号是因为这种判断是无意识的）自己将生在一个富裕家庭，就更可能将性策略配置成较为进取的那种，因为进取策略在富家子弟的成功率较高；相反，假如他预期自己未来会极端贫穷，娶妻成家的机会渺茫，则更可能选择浪子策略。
类似的早期配置选择可能也导致了基于排行的差异，比如当男孩发现自己有好几位兄长，因而无望分到家产，成家立业时也难望得到父母帮助（因为届时他们很可能已经死了），就可能偏向浪子策略；将排行作为一个配置参数，可以在兄弟之间实现策略差异化，降低兄弟间资源竞争。
更重要的差别是，人类会组合使用多种策略，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现实条件。
进取型男性也会针对绿帽风险采取防御措施，不过他们的防御风格和稳妥型男性的不同，后者更偏重强化夫妻感情，通过占满妻子时间来防范出轨，而前者更多依靠恐吓来吓退偷腥者，他们的好斗性格适合这么做。
在确保不影响婚姻稳定的条件下，稳妥型顾家好男人也可能出轨，否则就不会有1/4到1/2的丈夫曾有过婚外情了，只是他们这么做时会更谨慎隐秘，选择更安全的对象；在制度允许且资源充裕时，他们也会寻求多妻，只是他们不会贪多而降低养育子女和防范绿帽的标准。
多数浪子也会娶妻生子，只是与经营婚姻家庭相比，他们更热衷于四处撒种；按《精子战争》作者罗宾·贝克（[[Robin Baker]]）的看法，浪子策略常常与双性恋倾向相搭配，与单异性恋男性相比，双性恋男性更早开始性行为，更勤于探索和尝试各种性技巧，因而拥有更多性经验，他们的异性伙伴也远远多于单异性恋者，而这些正是浪子策略所需要的优势。
浪子策略与双性恋的组合优势，和前面提到的排行差异联系起来就更容易理解：心理学家雷·布兰查德（Ray Blanchard）发现，男性成为同性恋的概率与其兄弟排行高度相关，每多一位兄长，成为同性恋的概率提高1/3，而根据贝克的理论，同性恋是双性恋的副产品。
除了风流，在婚姻之外通过短期关系谋求遗传收益的另一条途径是强奸；强奸会导致反抗、报复和社会惩罚，因而是一种高风险策略，所以只有在这样一些情况下才会被采用：其他常规策略的弱势者或失败者，只好铤而走险；强奸者拥有权力因而有信心免受报复和惩罚；社会规范的约束暂时被解除时。
部落时代，约束侵犯行为的规范通常只适用于部落内和熟人间，男性经常结成团伙攻击其他部落，就像他们结伙狩猎一样，除了扩大领地之外，强奸和掳掠妇女也是这些攻击的重要动机；即便在文明时代，战争或社会秩序崩溃也常伴随着大规模强奸，这种场合，持任何性策略的男性都可能参与强奸，因为此时既没有报复和惩罚的风险，也不会影响既有的婚姻。
从上面对各种性策略的介绍可以看出，尽管多数婚姻是单偶的，但男性普遍会在条件适当时寻求更多性伙伴，所以在性伦理日益宽松的现代社会，每位男性一生中平均有多达12位性伙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类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大幅拓展了男性实施多妻策略的空间。
多偶策略当然是以牺牲其他雄性的交配机会为前提，动物界通常凭借的是体能优势，胜负通过个体搏斗决出，所以多偶制动物的雄性体型显著大于雌性。
与大猩猩或象海豹相比，人类的男女体型差异并不算突出，男人间的性竞争（和他们的狩猎活动一样）更多的凭借团队合作和组织优势，其结果经制度化之后，形成了等级制、财产权、继承权等社会制度，于是性竞争的焦点逐渐转向对权力、地位、财富和继承权的争夺上来，只有在这些制度全面崩溃的场合，焦点才又回到个人战斗力上来。
组织和制度的发展，财富的积累，为富贵者实施多妻策略提供了更多手段，帮助他们缓解多妻与防绿帽之间的冲突：高墙深院创造了更严密的闺禁，贞操伦理提高了出轨代价，雇佣奶妈可缩短妻子哺乳期从而增加生育次数，女仆和阉奴可协助预防红杏出墙，裹脚或许也是为了限制妇女的行动能力和出轨机会；相比之下，缺乏资源的小土豪们，只能使用贞操带、割礼、阴道缝合等更野蛮原始的方法。
假如“祖母假说”成立的话，那么女性在预期寿命还剩十几年时就早早绝经，也是对她儿子实施多妻策略的一种帮助，绝经可让年长女性放弃自己的生育机会而将资源转向抚养孙辈（这一交换之所以值得，是因为她自己再生孩子很可能变成生存希望渺茫的孤儿），这一帮助在孙辈不幸丧母时尤为宝贵，同时，婆婆还可监督媳妇防其出轨。
随着大型社会和多层等级制度的出现，多偶策略的空间被无限拓展了；中国和奥斯曼的后宫嫔妃可多达数千，不过繁殖效率却不如阿拉伯后宫，繁殖成就最高的中国皇帝康熙，生了55个孩子，远远落后于与他同时代的摩洛哥国王伊斯梅尔的888个。
然而，论长期繁殖成就，冠军则非成吉思汗莫属，2003年的一份DNA调查显示，一个据信源自大汗的Y染色体特征标志，在中亚各国的频率高达8%，在全人类中的频率也高达0.5%。
另一方面，随着分工和贸易的扩展，社会流动性的提高，以及近现代的风气开放和妇女解放，浪子策略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尤其在艺术家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有了大幅提升之后，浪子策略更大有走出边缘而成为主流的苗头。
不过，浪子们的繁殖成就多数在婚外实现，难以查证和统计，有据可查的案例中，成就最高的浪子当属威尔士画家奥古斯都·约翰（[[Augustus John]]），留下了大约100个孩子，当然绝大多数是私生子；亚军大概是美国黑人歌星杰伊·霍金斯（[[Jay Hawkins]]），据信他的妻子、女友和粉丝们总共为他生下了75个孩子。
至此，我只谈论了男人的性策略，有关女人如何在两性关系中尽可能的谋求遗传利益，将是下一篇《微妙的人类性策略（女性篇）》讨论的主题。
（本系列文章最初发表于大象公会，发表时编辑对文字有所修改，这里是原稿。）
吵闹不休的神圣同盟
辉格
2014年2月25日
婚姻的历史或许和现代智人的历史一样漫长，甚至更漫长，多数人在成年后都会寻找配偶并建立一夫一妻的家庭，正统道德观念也总是将婚姻描绘成忠贞恩爱的和谐互助关系，在西方基督教价值观所引领的现代化过程中，单偶制婚姻更获得了伦理上的优势，其他婚姻形式日益被视为遗风陋俗。
但另一方面，人们也都心知肚明，夫妻关系充满了纷争、欺瞒、压制和背叛，在各大文明中，这些冲突也都是闲聊、戏剧和文学中永恒的热门主题；其实，一种道德规范若总是被挂在嘴边，成为表彰和说教的内容，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它被遵守得不太好。
在现代社会，大概有1/4的婚内人士曾经出轨，各种出于医学目的的基因调查，常发现比例惊人（有时高达两位数百分比）的亲子关系并不像被调查者(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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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文章最初发表于
大象公会，发表时编辑对文字有所修改，这里是原稿。）
吵闹不休的神圣同盟
辉格
2014年2月25日
婚姻的历史或许和现代智人的历史一样漫长，甚至更漫长，多数人在成年后都会寻找配偶并建立一夫一妻的家庭，正统道德观念也总是将婚姻描绘成忠贞恩爱的和谐互助关系，在西方基督教价值观所引领的现代化过程中，单偶制婚姻更获得了伦理上的优势，其他婚姻形式日益被视为遗风陋俗。
但另一方面，人们也都心知肚明，夫妻关系充满了纷争、欺瞒、压制和背叛，在各大文明中，这些冲突也都是闲聊、戏剧和文学中永恒的热门主题；其实，一种道德规范若总是被挂在嘴边，成为表彰和说教的内容，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它被遵守得不太好。
在现代社会，大概有1/4的婚内人士曾经出轨，各种出于医学目的的基因调查，常发现比例惊人（有时高达两位数百分比）的亲子关系并不像被调查者所认为的那么真实，总的说来，那些对亲子关系信心十足的父亲，大约有2-3%的机会是喜当爹了，而那些心存疑虑的，他们的怀疑则有1/4的几率可以得到证实。
实际上，在我们的灵长类近亲中，长臂猿才是恩爱忠贞的典范，它们以单偶制核心家庭为单位分割领地，婚姻一旦达成便终身不渝，子女成年后即被逐出领地，每个家庭都在各自领地孤立谋生，猿啼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因此夫妻也很少有出轨机会。
反观人类，尽管多数也会结成单偶制家庭，但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上，却处处暴露出配偶关系的不和谐：与固定配偶的长臂猿和大猩猩相比，男人的睾丸（相对于体重）很大，更接近乱交的黑猩猩和倭黑猩猩，这显示他们因配偶出轨而面临的精子战争强度颇高，因而需要更发达的睾丸来制造更多的精子。
男女的性嫉妒都很强烈，对配偶出轨的线索也非常敏感，这说明配偶出轨是常见而重大的风险，因而需要发展出专门的心理机制来加以警惕和防范；不过嫉妒内容男女有所不同，男人最怕戴绿帽喜当爹，女人则最怕丈夫背弃养家和保护妻儿的承诺，将资源用到其他女人身上。
男人的硕大阴茎（在灵长类中最粗最长且遥遥领先）也是个不和谐信号：这或许暗示了他们（至少在进化史的某个阶段）经常以强制性手段获得交配机会，因为在雌性不配合的情况下，较长的阴茎有利于交配成功（以强奸惯犯出名的鸭子便有着一条和身体差不多长的阴茎），而阴茎的粗大则有利精子战争——可以更有效的将其他男性的精子泵吸出去。
两性关系的纠结冲突，源自人类所面临的两难境地：抚养和保护子女的任务，要求他们结成以单偶制为主的长期配偶关系，但同时，他们又是群居且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其社会结构十分不利于配偶关系的稳定，这一两难所带来的纠结困境，至今仍是两性关系的背景主题。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养育后代——人类作为生物的核心任务——上来，这就要求我们采取进化生物学的视角；当然，进化论和遗传收益不能解释一切，但作为一个思考的起点，它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比拟的。
生物学家将繁殖后代的努力视为一项投资，其回报是可见未来的后代数量，提高回报的基本途径有三条：1）繁殖尽可能多的后代，2）提高每个后代的存活至繁殖年龄的机会，3）帮助每个后代获得最佳的繁殖机会。
对三条途径的不同侧重，构成了投资策略的两种倾向：偏重第一条途径的数量策略和偏重后两条途径的质量策略；实际的策略选择是两种倾向的权衡，权衡结果将由个体所面临的边际投资收益曲线决定，即，分别投入各途径的最后一份资源的收益相等。
这里存在一个自反馈效应，早先的选择会改变后续选择的边际收益曲线，结果将导致策略倾向的两极分化；最初的分化发生配子大小上：雄性制造数量多、体积小、包含营养物质少的精子，雌性制造数量少、体积大、营养物质多的卵子——这已成了生物学家区分雌雄的标准。
在从鱼类向哺乳动物的进化谱系上，雌性的投资策略朝质量优先的方向上越走越远（注：该谱系只是整个进化树的一小部分，所以并不能说这是进化的普遍倾向）；体外受精的水生动物常常产下极大数量的卵，然后听任其自生自灭，其全部投资仅在于卵内营养。
爬行类的卵更大，通常还有钙质硬壳加以保护，但和鸟类和哺乳类相比，其策略仍是极端偏向于数量的，一窝海龟蛋有上百个，但仅仅在新生幼龟集体冲向大海的那段危险旅程中，就要被吃掉90%，如果冲锋发生在白天，死亡率更高达99%，平均每四千个海龟蛋里只有一个能变成成年海龟。
相比之下，鸟类不仅花几周时间孵蛋，还要将幼雏喂养到羽翼丰满为止；哺乳类则更进一步，把幼崽留在体内养育和保护，有蹄类一直等到幼崽能独立行动才让它脱离母体，接着还要经历漫长的哺乳期，许多食肉类还会帮助子女学习捕猎技能；长臂猿还会协助新近自立门户的子女建立自己的领地。
日益高涨的投资需求，让雌性不堪重负，不得不寻求雄性的合作，而雄性也逐渐“认识到”，在新的条件下，单纯追求数量的策略越来越不合算，缺乏养护的后代即便能存活下来，也极少能获得繁殖机会。
对于人类，最初让两性合作变得不可或缺的，是这样几个大幅加重抚养负担的因素。
首先，人类有一颗硕大的头颅，脑容量三倍于黑猩猩，这给分娩带来了困难，为适应直立行走而改造的骨盆更加剧了这一困难，进化为此找到的解决方案是提前分娩，可以说每个人类婴儿都是早产儿，格外脆弱因而需要更多保护和照顾。
其次，复杂的语言和社会关系，使得人类儿童需要学习的知识和技能远远多于其他动物，为此人类延长了发育期，在大约七岁到青春期之间（相当于小学阶段），多出了一段漫长的身体发育平台期，这自然又加重了抚养孩子的负担。
第三个因素更加致命，让女性几乎丧失了独立抚养孩子的希望：杀婴；在存在配偶关系因而亲子关系可以确定，但这种关系又经常发生变动，同时雄性在体能上处于压倒性优势的条件下，就可能出现杀婴，非洲狮便是一例，不幸的是，人类恰好也同时满足了这三个条件。
通过杀死前任留下的孩子，新上位的雄性不仅消灭了若干潜在竞争对手，也可让他们的母亲结束哺乳并尽快怀上他的孩子（因为哺乳期通常是不孕的）；但这一结果对女性是灾难性的，促使她们寻求忠实可靠的长期配偶，设法让丈夫留在身边共同保护孩子。
正是在孩子抚养问题上的共同利益，让男性和女性结成了婚姻这一古老的神圣同盟，并通过家庭这一合伙企业，将质量投资策略推向了极致：除了漫长的教育期，我们对子女的帮助延伸到了成年期甚至第三代：为他们准备彩礼和嫁妆，帮助他们带孩子，将社会地位和关系资源传给他们，最后还留给他们遗产。
然而，神圣同盟并不和谐，因为我们的社会结构与固定配偶关系存在着根本冲突；固定配偶只有在夫妻的边际投资收益相当时才能维持，妻子的边际收益受其生育数限制（原始条件下很少超过十胎），假如一个丈夫的供养能力也在此限度内，婚姻便可稳定，对多数男性，这一条件是成立的，否则人类就不会有婚姻了。
问题是人类社会存在团队合作和等级结构，使得男性供养能力脱离了个人能力的限度，变得高度差异化且变动不居，权力和财富可以让男人能够供养的孩子数远远超出妻子的生育能力，此时假如他被束缚在婚姻之内，就只能被迫将全部资源用于提升现有孩子的抚养质量，而这很可能不如另外娶妻多生几个孩子合算。
如果供养能力的不对称是稳定的，那也没问题，只须将单妻关系换成恰当比例的多妻（或多夫）关系即可，问题是，男性的地位、权力和财富并不是在婚姻缔结之初就确定并且恒定不变的，在生活竞技场上，个人境遇随时可能发生巨大变化，这就要求他们采取更为灵活多变的策略。
实际上，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迫使男女双方都采用了可变的组合式策略，同时也诱使他们采取各种机会主义行动，在婚姻之外，双方都备有相机行事的候选预案，以便最大程度保护自己的遗传利益，在下一篇文章《微妙的人类性策略》中，我会对这些策略做详细介绍。
假如有这么个国家，营商环境一塌糊涂，税率奇高，管制如手铐，劳动法似脚镣，工会像强盗，那么该国企业在国际市场还会有竞争力吗？
一般来说，是没有了，但有个例外：除非它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假如它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那么它那些以各国政府为主要买方的企业，就会获得竞争优势，特别是在竞争那些土匪流氓国家的政府订单时；
因为越是土匪流氓国家，越需要害怕国际制裁和干预，而按当今国际政治伦理，制裁和干预通常需要获得联合国授权；
于是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就变得非常值(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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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这么个国家，营商环境一塌糊涂，税率奇高，管制如手铐，劳动法似脚镣，工会像强盗，那么该国企业在国际市场还会有竞争力吗？
一般来说，是没有了，但有个例外：除非它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假如它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那么它那些以各国政府为主要买方的企业，就会获得竞争优势，特别是在竞争那些土匪流氓国家的政府订单时；
因为越是土匪流氓国家，越需要害怕国际制裁和干预，而按当今国际政治伦理，制裁和干预通常需要获得联合国授权；
于是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就变得非常值钱了：你不把订单给我，下次就别找我帮你否决制裁案；
除了否决制裁干预，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帮助它们在联合国打骂犹太猪……
那么哪些行业是以各国政府为主要买方？很明显啊，军工、飞机、核能、电力、水务、铁路……
一直就有同学质疑“自发秩序”这个概念是否有意义，其中许多质疑也很有道理，而我经常使用这个词，所以还是考究一下吧。
我在如下意义上使用该词（或许我之前用的更滥，果若如此，今后以此为准）：
1）存在某些可欲的社会状态；
2）这些状态因某些秩序的存在而得以维持，也因这些秩序的存在而成为可欲的；所谓秩序，是指具有自我维持倾向的模式；
3）这些秩序是自发形成和自发维持的，这意味着其形成和存续不依赖于任何人（或其他智慧）对它们的理解、构思和有意识的建构努力；
4）这些秩序可能会因种种原因而瓦解，比如环境条件的变化，或系统的内生变化，但按历史经验，最显著也最危险的破坏力量，来自整体性的理性建构努力；
5）所谓整体性的理性建构，是指按某种理性设计的蓝图，不依赖既有的自发秩序（甚至根本不承认其存在），而从头建构整套社会制度；
6）一种可欲的社会状态，以及支撑它的种种秩序，极不可能通过整体性的理性建构而达致；
7）维持上述可欲状态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希望，来自对上述自发秩序的捍卫，和创造(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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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就有同学质疑“自发秩序”这个概念是否有意义，其中许多质疑也很有道理，而我经常使用这个词，所以还是考究一下吧。
我在如下意义上使用该词（或许我之前用的更滥，果若如此，今后以此为准）：
1）存在某些可欲的社会状态；
2）这些状态因某些秩序的存在而得以维持，也因这些秩序的存在而成为可欲的；所谓秩序，是指具有自我维持倾向的模式；
3）这些秩序是自发形成和自发维持的，这意味着其形成和存续不依赖于任何人（或其他智慧）对它们的理解、构思和有意识的建构努力；
4）这些秩序可能会因种种原因而瓦解，比如环境条件的变化，或系统的内生变化，但按历史经验，最显著也最危险的破坏力量，来自整体性的理性建构努力；
5）所谓整体性的理性建构，是指按某种理性设计的蓝图，不依赖既有的自发秩序（甚至根本不承认其存在），而从头建构整套社会制度；
6）一种可欲的社会状态，以及支撑它的种种秩序，极不可能通过整体性的理性建构而达致；
7）维持上述可欲状态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希望，来自对上述自发秩序的捍卫，和创造条件令其扩展的努力；
8）认识和理解上述自发秩序和它们起作用的方式，将有助于（7）；
很明显，上述观念延续自哈耶克，但我不保证它符合哈耶克的本意（我对哲学和思想有兴趣，但对哲学家学和思想考古没兴趣）。
在上述意义上，看待自发秩序的观念，构成了
我的保守主义的哲学基础，所以对我而言当然是一个重要而不是琐碎的概念；也正因此，自发秩序的概念不是无意义的，意义之一就是将我的保守主义与其他政治哲学区分了开来。
需要强调，当我提及自发秩序时，并不暗示：
a）自发的就是好的，不是自发的就是不好的
b）在任何层次上，都存在与自发秩序相对的非自发秩序；
c）在制度建设和维护方面，理性不能发挥作用；
d）对社会制度的任何理性建构尝试必将失败或导致不可欲的后果；
实际上我认为：
A）许多自发秩序都是坏的，坏的自发秩序的另一个名称是“低水平均衡”；
B）社会秩序/模式绝大多数都是自发的，只有极少数是理性建构的，而且只能在较低层次上的较小规模系统中存在；
C）认识和理解上述自发秩序，并运用理性去加以捍卫和扩展，已变得越来越重要；
D）对社会制度进行理性建构的可能性，与人类的理性能力和组织/控制能力相对应，在我看来，和现存的多数自发秩序相比，这种能力还非常弱小，但是，即便以非常弱小的能力，人类也已经成功的进行了大量理性建构：公司、NGO、自治社区……等等。
在6月24日的读书会上，有朋友提了一个问题，让我吃惊的是，我当时居然毫无停顿的冒出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想法，看来人脑的工作方式还真是难以捉摸。
问题大意是（记忆肯定很不准确，多半是被我脑补和歪曲到了自己愿意谈论的要点上）：像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虽说能解释一些现象，可对于社会这等无比复杂的系统，既做不了靠谱的预测，也难以预见某项行为的后果，那么这些知识到底有什么实用价值？（比如对经营与投资者）
记得我的回答是这样开头的：或许技术和工程界的做法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以下是今天的整理，现场胡言乱语了些什么已经记不得了，估计也没表达清楚）
确实，处理复杂性上的无能，常被人们用来贬低社会科学，说它不如自然科学“硬”，因而也不如后者“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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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月24日的读书会上，有朋友提了一个问题，让我吃惊的是，我当时居然毫无停顿的冒出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想法，看来人脑的工作方式还真是难以捉摸。
问题大意是（记忆肯定很不准确，多半是被我脑补和歪曲到了自己愿意谈论的要点上）：像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虽说能解释一些现象，可对于社会这等无比复杂的系统，既做不了靠谱的预测，也难以预见某项行为的后果，那么这些知识到底有什么实用价值？（比如对经营与投资者）
记得我的回答是这样开头的：或许技术和工程界的做法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以下是今天的整理，现场胡言乱语了些什么已经记不得了，估计也没表达清楚）
确实，处理复杂性上的无能，常被人们用来贬低社会科学，说它不如自然科学“硬”，因而也不如后者“有用”。
可是，自然科学在面临复杂问题时，表现不是同样无能吗？对气候变动或台风走向的预测不是同样（甚至更）不靠谱吗？那么自然科学是怎么“硬”起来的？技术与工程界又是如何从中获益的？
其实，自然科学家在面临复杂性时，并非迎难而上，尝试分析清楚各种因素、因果关系，建立全面完备模型后，才对现象进行解释和预测，相反，他们采用的是回避与排除策略：控制或排除那些尚未探明的因素，人为构造极度简化的实验条件，使得自己的理论能够在其中得到验证和“应用”。
类似的，工程技术人员在运用科学原理时（假如果真用到了科学原理，其实很多工程技术未必运用了什么科学原理），也会人为构造高度简化的工程条件，排除那些尚未被探明的、“不可控”因素的“干扰”。
比如，在物理学尚未发展出能够处理摩擦力的表面力学之前，物理学家拒绝考虑摩擦力因素，而是用润滑油、滑轮、滚珠轴承等方法尽可能消除摩擦力，在发展出空气动力学之前，物理学家也拒绝考虑空气阻力，而是通过抽真空来消除空气阻力。
试想，假如科学家一开始便直面复杂性，非要等到把摩擦力和空气阻力都研究清楚了才开始建立力学，科学从一开始就会陷入寸步难行的境地。
同样，在化学家尚没有能力处理复杂混合物的化学性质和反应机制时，他们的做法是“提纯”，获得尽可能纯净的单纯物质，无论是化学实验还是化学工程，都以提纯为前提，然后随着研究进展，逐渐加入第二种第三种……物质，现代药品工业也是这么做的。
那么，这对社会科学和试图获益于它的人们有何启示？有人或许会问，人或社会这样的复杂系统，怎么分割和“提纯”？其实未尝不可，而且已经有人这么做了，尽管可能不是有意识的。
契约就是一种分割和提纯手段，它把个人无比复杂的意愿、责任、能力系统的某个侧面和局部分离了出来，与其他部分相隔离，变得易于处理。
实际上，形形色色的契约安排、交易形式、金融产品、商业组织，都是分离、简化、提纯，以及提纯基础上重新搭配组装的结果。
信托便是将个人的单项意志（从高度复杂多变的个人偏好/需求体系中）分离出来所建立的民事主体，有限责任公司则是将众多个人的单项意志及相应的责任/权益先分离出来再线性组合的结果，股票则是对这些责任/权益的进一步提纯——标准化，期货/期权交易的标准合约，也是一种分离和提纯。
所以我们看到，经济学虽然在解释预测个体行为方面表现不佳，有时甚至十分糟糕，但在解释预测债券表现和公司行为等方面则要好得多；债券期权等现代金融产品、集中式的期货/股票交易所，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社会科学的“实验条件”或“工程条件”。
另一个例子是连锁零售/服务业，通过制定严格的标准化操作规程，尽可能排除各种复杂因素，把事情高度简化。
企业管理创新有两种思路，一种是针对现有企业的优化，比如请一批咨询顾问，从头到脚调查分析一遍，提出改进方案，然后实施，该思路的典型问题是：面临如此这般的问题和困难，怎么解决？
这种思路常常是死路一条，因为它面临一个基本困境：凭什么问题一定有答案？困难一定有解决方案？这也是直面复杂性时所注定的无能。
另一种思路是完全避开问题和困难，只做你已经弄清楚的事情，只使用你充分了解其效果的手段和资源，开始动手之前，先澄清商业模式，然后组织资源，假如此时发现某种资源（或某个流程环节）带来的复杂性是未知的，又无法排除出去，就修改商业模式，重来，直到它变得足够简单，简单到自己弄得清楚。
再举个例子或许能让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当初许多传统企业纷纷进行信息化改造时，面临的困难非常严重，据说MIS/ERP类项目的成功率只有30%，我觉得这个数字很可能高估了，现在假设换一种做法：先确定商业模式，设计信息系统，然后按系统需要搭建企业，信息系统设计师们会不会高兴的合不拢嘴？（至少我会）
其实我觉得，现在许多新兴企业就是这么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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