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抱歉最近写作状态不好，很没条理，好像没说清楚，以后有机会再说一遍）
转基因标注争议中的法律经济学
辉格
2013年11月19日
近来，政策当局的一些动作似乎表明，其对待转基因粮食的政策已有所松动，这一迹象，也让转基因这个多年来争吵不休的话题再度热了起来；从农业技术的角度看，像中国这样还不怎么富裕的人口大国，转基因农业成为主流恐怕是无法避免的，非转基因食品将越来越成为只有少数人才负担得起的奢侈品。
这样，未来的争议焦点，将转向看待转基因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如何在一个社会共存的问题，而反转阵营的诉求重点，大概也会从封锁围堵转向监管和标注方面，要求政府强化监管，并主张转基因食品制造(more...)
【2013-11-13】
@whigzhou: 转基因食物要不要标注，不只关系到它是否在医学上有害，心理上的感受同样重要，道理类似于非清真食品是否需要标注，答案可由法律经济学给出：假如一个社会忌讳转基因食物的人居多，转基因食物的零售交易频率远低于非转基因食品，那就应该标注，否则就无需标注，这样，社会将更接近卡尔多-希克斯最优
@whigzhou: 类似的，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社会，需要标注的是非清真食品，而在穆斯林占少数的社会，则应将标注/甄别负担转移穆斯林自己，由他们自行负担标注清真食品的成本
@吴昊老是重名很无奈：感觉穆斯林人数比较好判定，完全不吃非清真的边界也很清楚。但是吃不吃转基因的意愿好像偏模糊，比如食用油采用了转基因的大豆压榨的，可能很多人能接受。但是直接的转基因大米，同样的人可能就接受不了。而且是否标注是不是只能靠立法者人为创制一种权利？
@whigzhou: 这种模糊性在法律问题中其实无处不在，司法系统(more...)
同性婚姻与保守主义
辉格
2013年3月30日
最近，美国两桩涉及同性婚姻的案件同时在最高法院得到审理，许多人预期或盼望这些案件的判决将为这一长期争执不下的政治议题给出结论，做个一锤定音式的了断，或至少给正在发生的变化一个有力推动，在伦理规范演变史上树立一个里程碑。
但许多大法官和宪法学家却很不情愿让最高法院发挥这样的作用，基于法律现实主义的传统，对此类高度政治性的伦理议题，他们更希望看到由社会从分散的和地方性的政治进程和规范演变过程中自己得出结论，而宪法判决只在事后加以澄清和明确。
历史上最高法院确曾起过更积极能动的作用，比如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more...)
【2013-03-03】
@谢作诗 为李天一轮奸案和解解决辨——上帝目光所及，一切皆可交易 http://t.cn/zYT0jex
@FrancoFang：这文的逻辑有点问题。如果他的逻辑是对的，为何各国法律都要区分刑事和民事？此案的受害者可以提起附带的民事诉讼，讨要赔偿。这部分如果李家给于赔偿，庭外和解无问题。刑事起诉部分是为了震慑其他想作案的人，个人让渡给公权力的部分，怎么能何解？
@FrancoFang：我的看法是：刑事诉讼是每个人让渡一部分产权给公权力，换得安全保障服务，要免除李天一的罪责，原则上除非全民投票通过或者独裁者特赦，否则不允许和解。QJ这种强烈侵犯他人产权的犯罪，和杀人放火一样，不能列为民事诉讼。
(more...)从3B之争看网络服务的善意使用
辉格
2013年1月9日
去年国内网络业的一桩大动静，是奇虎大举进入搜索市场，这立即引发了它与百度的激烈冲突，而冲突的起因，自然离不开周鸿祎一贯引以为豪的厚脸皮作派，其所谓综合搜索，看上去只是用一个自动程序，将用户的搜索请求转向百度谷歌，再将返回结果在自家页面上展示而已，以后再配上自家的广告，便可盈利了。
用自动机发送搜索请求，本身到算不得恶意行为，假如不是搜索业务的直接竞争对手，百度或许还欢迎你这么做，这可以拓展搜索引擎的应用领域，提高其渗透率，但奇虎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像搜索引擎，并以此盈利，需要做得更多：还要把网页快照抓到自己服务器上，否则访问快照的流量就又跑到百度那里去了。
正是后一做法激怒了百度，于是向国家版权局投诉；近日，该局在约谈了双方主管之后作出了表态，这个表态看上去好像支持了百度，其实仅仅明确了此纠纷“不适用避风港原则”，至于抓取网页快照的行为，它虽申明须经百度授权，却加了个前提“对于百度拥有权利的作品”。
奇虎立即抓住了这个把柄，一面宣布坚决执行版权局意见，一面指出“目前百度并未提供任何权利证明”，显然，百度拿不出这样的证明，因为这些快照内容的著作权并不属于百度，它也是从被其索引的网站上抓下来的，而除了著作权之外，似乎也不存在什么法定权利，能够限制他人获取并存储它的快照数据。
百度找版权局告状，看来是找错了衙门，它和奇虎的纠纷跟著作权实在没什么关系，假如他认为奇虎的做法不可接受，更贴切的指控是，奇虎可能违反了对网络服务的善意使用原则。
【2013-01-08】
【专家称袁厉害可能因兰考弃婴收养所火灾追责】
抱歉，此微博已被作者删除。查看帮助：http://t.cn/zWSudZc
@-Lucifier-:这里他采取的归罪逻辑为：死者最后所接触的人有罪，因为不管是什么接触，只需一个在前而死亡在后，两者必然存在「相关性」，所以有过失、有罪←相关不等于有罪呀
@whigzhou: 过失杀人可能是瞎说，但救助者不一定没责任，这要看她的行为是否让孩子丧失了更好被救机会
@Ent_evo:也许可以参考特蕾莎修女的医院的案例
@whigzhou: 嗯
@刘学浩:http://t.cn/zjnyxwh 转发个新闻吧，不光说了这一句。
< (more...)【2012-11-19】
@迢书 【再论儿童买卖合法化】http://t.cn/zj2x6jv 准确的说，这叫“儿童抚养、监护机会买卖合法化”。大部分人反对儿童买卖合法化，就因为闻不惯里面的铜臭味儿。为了道德优越感，放弃理性，无视现实，不惜以法律之名，把儿童推入火坑。
@wenkino: @whigzhou 老师怎么看？
@whigzhou: 我赞同传统的自由过继和自由收养制度，但这不是“儿童买卖”，按人口买卖这个词的习惯用法，买卖一个儿童的结果是该儿童成为买(more...)
【2012-11-15】
@押沙龙 我曾和某个小伙对话。他非常聪明，懂好几种语言，还是个“市场自由主义者”。他问：如果某人拥有一条河的所有权，他有没有权利往河水里下毒，毒死流域里的所有人？我说没有。他得意地说：错！正确答案是有。所有权是排他的，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问一个人怎么可能拥有一条河呢？他说为什么不能？
@wenkino: 这个也得请教 @whigzhou 老师了。[嘻嘻]
@whigzhou: 我在另一个类似的案例上表达过看法，地主也不可以在自己土地上随便挖陷阱让人掉进去被木桩戳死，邻居孩子溜进你家院子被你的狗咬伤，很可能你也要负责
@whigzhou: 财产权意味着你可以阻止他人的某些行为，从而赋予你为实现这一阻止而采取必要行动的合法性，但(more...)
【2012-10-31】
@sw小橘子 一般化对于法律系统有着很高的价值。其价值在于提高了法律判断的可预期性。为了使人们更容易地预期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司法系统的输出必要要有足够的可预期性。正因此，法律系统存在一般化与直觉相容性的权衡。越是发达的法律系统，越是允许这一平衡点向直觉相容性一侧移动。
@tertio: 正如科学，一方面要求理论简单，另一方面要求符合事实，当例外多到一定程度就不得不发明新的理论来替代。
@whigzhou: 有时候是这样，很复杂的规则得出的结果与直觉正义符合的很(more...)
【这篇篇幅实在拖的太长了，我看还是先把前半部分单独分为一篇，这部分是我对诺齐克理论的概述和简评】
#第29章#
本章，罗氏批判了诺奇克（Robert Nozick）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提出的一种国家理论，与第四部分其他各章相比，这一交锋更为正面而直接，因为诺齐克这本书就是对罗氏（和其他人）所主张的个人无政府主义的一个回应【许多人以为这本书是针对罗尔斯的《正义论》的，其实对《正义论》的回应（构成该书第二部分）只是诺齐克对无政府主义的思考的附带后果】，诺齐克对无政府主义话题的兴趣，最初就来自他1968年与罗斯巴德的一次长谈，在该书第一部分中，这一针对性也非常明确，而且该书后来在自由主义阵营中的影响极大，所以罗氏当然要花大篇幅重点回应了。
【顺便说一句，诺齐克主要是个分析哲学家，政治和伦理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作为一位思想活跃、兴趣广泛、什么话题都喜欢插个嘴并且较一下真的哲学家，他的业余爱好还有很多，我猜他的课会很好听），这本书在他自己眼里也只是一次兴致盎然的客串而已，客串完之后也没再过多留恋和纠缠。】
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里（另两个部分与这里的话题关系不大），诺齐克试图证明这样一个论点：即便从个人无政府主义所追求的那种理想状态出发，经由一系列完全不侵犯个人权利的市场过程，也会产生一个最弱意义上的国家，因而，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的道德指责至少对这样的国家是不成立的（而只适用于超出了这个最低限度的国家）。
为让讨论顺利进行而不在形而上学和经验问题上纠缠，诺齐克在开始论证前，全盘接受了个人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前提：一个洛克式的和谐自然状态是可能的，在(more...)
性犯罪不是普通的人身侵犯
辉格
2012年9月21日
本周，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关于性犯罪和性侵犯的咨询报告，建议对强奸和性侵犯的概念进行一般化，剔除现行法律认定这两类行为时所持的性别和性倾向本位，从而涵盖目前通常以其他罪名起诉的同类行为；法改委是服务于律政司的官方研究咨询机构，其成员在香港司法界具有很高权威，不出意外的话，这些建议将体现在未来的成文法内，其原则也将在具体案件中被采用。
这是一次对法律规则进行合理化和一般化，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和司法实践的努力，重新界定的强奸和性侵犯罪名所涵盖的新型侵犯行为，此前并非不受惩罚，而是在其他罪名中处理，比如男对男的强行肛交，女对女的器物强行插入，以前可能被当作猥亵或人身伤害或性侵犯而不是强奸，再如性偷窥和裙底偷拍，以前可能作为隐私侵犯处理。
由于现行强奸定义十分狭窄，所以这些行为虽性(more...)
（续）#第23章#
上篇我提到，罗氏在本章总算开始稍稍具体的说明，他的无政府主义是如何可能的，而在之前他只是在痛陈国家之恶，那就让我们来看看罗氏心目中的无政府理想社会是什么样的吧。
首先，罗氏引用法哲学家朗·富勒的观点，认为法律无须由政府制订，而可以从人际互动中自发的产生（p.238）：
这当然没错，也正是我一直在强调的观点，历史上，习惯法无疑先于国家而出现，即便在国家出现之后，其权力所不及的地方（比如传统中国的乡村社区），习惯法也普遍存在并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在当今一些无政府地区，习惯法仍是当地唯一正在起作用的法律。
问题是，这些习惯法是否足以维系一个今天这样的市场社会？或者将条件降低一些：在无政府条件下，导致这些习惯法的机制是否能够发展出足以维持当今市场社会所需要的法律元素？在罗氏眼里，这似乎不在话下，他认为这些元素都是不依靠政府的存在而出现的（p.237）：
部落习惯法是前国家制度，当然不依赖政府，可是，罗氏将习惯法视为自然法的来源，本身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首先，习惯法是因循的结果，而罗氏自然法是理性发现和推导的结果，两者经常是抵触的，对此他早在第三章里明确表达过，把这段文字再摘录一遍吧（p.60）：
其次，习惯法是特定博弈背景下达成的协调均衡的产物，因而很自然的随各社会博弈背景不同而各异，事实也是如此，各社会习俗千差万别，而罗氏自然法是“绝对的、不变的、普适的”，两者怎么能等同？按罗氏理论，习惯法根本不配被当作自然法，相反，恰恰是需要被“革命性”的清除的东西，仅仅是为了证明无政府状态下也可以有自然法，他就不惜自打耳光的把它拉进来，是自己记性差还是欺负读者记性差？
好吧，这点暂且搁置，可是罗氏居然认为普通法的出现也不依靠政府，那就完全是胡说八道了，普通法在英格兰就是伴随着王权扩张而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普通法的发展就是国王伸张其王权的过程，它把日耳曼习惯法和封建契约义务转变成了近代意义上的法(more...)
这当然没错，也正是我一直在强调的观点，历史上，习惯法无疑先于国家而出现，即便在国家出现之后，其权力所不及的地方（比如传统中国的乡村社区），习惯法也普遍存在并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在当今一些无政府地区，习惯法仍是当地唯一正在起作用的法律。
问题是，这些习惯法是否足以维系一个今天这样的市场社会？或者将条件降低一些：在无政府条件下，导致这些习惯法的机制是否能够发展出足以维持当今市场社会所需要的法律元素？在罗氏眼里，这似乎不在话下，他认为这些元素都是不依靠政府的存在而出现的（p.237）：
部落习惯法是前国家制度，当然不依赖政府，可是，罗氏将习惯法视为自然法的来源，本身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首先，习惯法是因循的结果，而罗氏自然法是理性发现和推导的结果，两者经常是抵触的，对此他早在第三章里明确表达过，把这段文字再摘录一遍吧（p.60）：
其次，习惯法是特定博弈背景下达成的协调均衡的产物，因而很自然的随各社会博弈背景不同而各异，事实也是如此，各社会习俗千差万别，而罗氏自然法是“绝对的、不变的、普适的”，两者怎么能等同？按罗氏理论，习惯法根本不配被当作自然法，相反，恰恰是需要被“革命性”的清除的东西，仅仅是为了证明无政府状态下也可以有自然法，他就不惜自打耳光的把它拉进来，是自己记性差还是欺负读者记性差？
好吧，这点暂且搁置，可是罗氏居然认为普通法的出现也不依靠政府，那就完全是胡说八道了，普通法在英格兰就是伴随着王权扩张而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普通法的发展就是国王伸张其王权的过程，它把日耳曼习惯法和封建契约义务转变成了近代意义上的法律，让契约义务超越双方关系而变成一般性权利，从而逐渐脱离封建依附关系，它也为这些权利提供了一个普遍的司法保障，而不再依赖于对等制约和自我救济。
作为一种全新司法程序机制的普通法，纯粹是由王权所创造的，每项诉讼都由王室令状所启动，所谓令状就是一个命令，最初它不是用来启动诉讼的，而是直接就是一个实施救济的指令，诸如“某某郡长：某甲向我告状说某乙侵占了他合法拥有的土地，请责令某乙将该土地归还某甲。钦此”，后来才演变为一个司法程序的启动器：“某某郡长：某甲向我告状说某乙侵占了他合法保有的土地，请责令某乙将该土地归还某甲，若他拒绝这么做，将他带到我的法官前面，让你从当地挑选的12位守法绅士宣誓画押验明该土地究竟由谁合法保有。钦此”
显然，王权在这里起了关键作用，他为诉讼规定了一个明确的程序，保证它可以对特定纠纷输出一个确切裁决，并确保裁决得到执行；理论上，普通法的这个程序机制可以在完全没有实体法的情况下有效工作，比如将12位绅士替换成一个抛硬币的机器，抛出正面就判原告胜诉，实际上古老的神裁法就类似于抛硬币。
但光靠抛硬币总是难以服人，所以在实践过程中普通法逐渐引入实体规则，最初的巡回法官完全是被动的，只是拿着令状死板执行就行了，除令状规定之外，无须对陪审团做任何指导，陪审团直接输出结果就是，只是当司法活动趋于专业化之后，才开始引入举证、交叉质证、法庭辩论等等新的程序环节，而一旦开始举证、质证和辩论，实体规则也就开始形成，这样，需要陪审团来抛硬币的环节，就越来越被限定了。
这里可以看出普通法与大陆成文法的一个关键区别：普通法的方式可以让王权在不制订任何实体规则的情况下推行一套有效的程序机制来处理大量纠纷，而成文法典则需要事先针对各种可能纠纷制订全面详尽的实体规则，后者对立法者的理性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而赞同成文法的前提便是假定立法者具有完美的理性。
正因为它在最初可以不包括实体规则，因而普通法可以在借助王权推行法律秩序的同时不与既有的习俗和传统发生冲突，传统的习惯法规则可以在这套程序机制运行的过程中被引入进来：先是陪审团将其对习俗（或封建契约）的理解运用到裁决中，然后由双方律师在辩论中作为先例来援引，再经由司法经验积累由法官陈述为法律规则并用以指导陪审团，最终由法学家在法律著作中加以阐明。
所以，普通法确实有能力容纳习俗和习惯法，但说它不需要政府，则大错特错了。
再来看商人法，商人法确实更多自发成分，而且理论上也可以不依靠政府而存在，但实际上商人法在历史上和目前所起的作用，与政府关系颇为密切；首先，垄断性行会在商人法的发展上起了关键作用，而行会的垄断地位离开政府是难以维系的，其次，既已确立的商人法不断被吸收进官方法律，后者让它获得了普适性。
假如离开这两条，商人法的适用范围将大受约束，很可能仅仅停留于一个个封闭性商人组织的内部规范，这种规范当然也很有用，但仅靠它是否足以为高度流动性的大规模市场活动提供足够的规范保障，是可疑的，至少其历史并未证明这一点。
最后，我们还要问问：罗氏理想中的无政府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他始终只字未提，不过总算用一个例子提示了一下（p.237）：
古爱尔兰是罗氏举出的唯一实例，用来说明他的无政府理想何以可能，可是这个例子实在让人失望，它除了能证明没有政府也可能有习惯法之外，丝毫没有说明这个社会（即便只是与同时代的其他社会相比）有何可取之处，更无法对我们今天所能期待的社会制度有所提示。
罗氏所说的那一千年，爱尔兰称得上是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不是说那里没有政府，恰好相反，那里政府太多了，但没有一个是成功的，这种长期混乱状态，是一种双边失败的结果：一方面凯尔特土著始终建立不起足够统一强大的国家，而同时外部入侵者（先是维京人，后是诺曼人）的征服和统治始终不太成功。
【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编造为他们的古代历史编造了许多美妙神话，把它描绘成黄金时代，我猜，作为小白的罗斯巴德大概也受了这些神话的误导，这个猜测基于如下线索：罗氏为其提及古爱尔兰的那段文字所给出的文献来源，是Joseph R. Peden发表在自由意志主义期刊[[The Libertarian Forum]]上的一篇文章，这位Peden是该期刊的发行人，而罗氏是它的编辑，就是说，该期刊就是这哥俩玩的老鼠会】
在罗氏所指那段历史的初期，爱尔兰正处于从部落社会向早期国家过渡的状态，许多对立的酋邦竞争领地和权力，但每个都很弱小，对内尚未有能力制订法律，对外不足以抗衡入侵者，所以只能满足于现有的习惯法，可是部落或酋邦拥有习惯法不是什么值得特别夸耀的事情，稍稍成熟一些的部落社会或多或少都有习惯法。
当然，爱尔兰的习惯法（即[[Brehon Laws]]）相对成熟一些，但看起来并不比日耳曼部落的习惯法和当代索马里部落社会的[[Xeer]]系统成熟多少，一大区别是它有文字记录，这是因为基督教传入爱尔兰较早，因而培养了一批识字者。
这套习惯法也没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地方，Brehon系统的主要内容，是对侵害行为规定了一套赔偿标准，这套标准之所以特别繁杂庞大（这一点让它看起来好像很“发达”），是因为古爱尔兰是个高度等级化社会，等级和身份鸿沟十分森严，分的也非常细，这一点倒是与印度很像，因为每种身份的赔偿金定价都不同，所以标准就很繁杂。
施行这套习惯法的这个社会就更不值得羡慕了，经济和社会结构都十分原始，定居程度也还很低，游牧和游耕是主流生产模式，房屋是非洲常见的那种圆形小茅屋；更重要的是，习惯法只能处理一些私人纠纷，根本没有带来和平，古爱尔兰始终处于战乱状态，不是跟入侵者打，就是一群小国王相互混战。
如果罗氏梦寐以求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社会就是这种，那就不必费心寻找了，索马里就有。化学去势：惩罚还是预防？
辉格
2012年9月4日
近年来，对强奸犯施行化学去势的做法，陆续被多国司法系统采用；韩国在去年立法将其适用于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犯的罪犯，今年五月又将适用范围扩大到强奸惯犯，同时还辅以电子脚铐和网上公布罪犯信息等措施；近日，在一次广播演讲中，李明博也表态支持这些立法措施。
所谓化学去势，就是通过定期药物注射降低男性睾酮水平，以减少其性冲动的机会，也常被叫做“化学阉割”，但这种叫法是高度误导性的，因为化学去势与物理阉割的区别不仅在实现方法上，两者在后果上也有根本差别：化学去势没(more...)
#第13章#
罗氏在这一章里将“推导”他的犯罪惩罚和量刑理论，和上一章的自卫一样，他用的仍是对称原则，因为在他看来惩罚的正当性就来自自卫权（而自卫权来自财产权）。
通常，在民法领域采用的是充分补偿原则，即，让被侵犯或无过错一方的损失应得的充分补充，这看起来与罗氏对称原则有点像，实则不同，罗氏对称的意思是让侵犯或过错方遭受同样的损失，而这既可能不足以补偿受侵方，也可能并非充分补偿所必须，这里的区别在后面的罗氏双倍赔偿规则中将看得比较清楚。
但在刑法领域，通常采用的就不只是补偿原则，因为刑法的功能不只是为受害者提供救济，还要确保社会规范和维持社会秩序，这样，它就需要对犯罪行为建立一种反向激励，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威慑。
理论上，有效的威慑应能将犯罪频度烈度降低到能为社会成员所普遍容忍的水平，而最低限度上，至少应确保犯罪行为不会得到正面激励，可是我们马上会发现，在许多情况下，对称原则连最低限度要求都达不到。
罗氏坚持只用对称原则，是因为他拒绝区分民法与刑法，在他看来刑法与国家权力是不可分割的，而他是无政府主义者，所以不能有刑法（p.133）：
可是，刑法未必需要与国家权力捆绑在一起，无政府主义完全可以容纳刑法，只要我们承认：1）存在社会和社会秩序这样的东西，2）社会秩序是必须维护的，3）社会秩序无法仅靠对侵权个案的矫正而得到有效维护；显然，只要司法对侵权的矫正率达不到100%，个案矫正便可能无法消除对侵犯行为的正面激励，第三点便是成立的。
在无政府社会建立刑法制度，至少理论上看不出什么障碍，社区业主可以在业主契约中规定一个程序，该程序产生一位社区检察官，以业主集体代理人的身份充当公诉人，对契约所规定的特定侵权行为提起公诉，为何不可以？
用对称原则替代威慑原则，首先面临的是受害者身亡，因而权利和诉讼主体消失的问题，看罗氏如何处理这问题（p.134）：
首先有个小小疑问：罗氏什么时候承认了遗嘱的法律效力？罗氏的一切权利都建立在自我所有权之上，也就是运用自由意志的能力上，人一死意志能力当然就消失了，遗嘱为何会继续有效？凭借遗嘱执行人的承诺？可是罗氏说了，单纯的承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啊，其次，遗嘱也未必有事先作过承诺的执行人啊。
当然，这个漏洞是可以修补的，被害人生前可以通过订立遗嘱或契约，将其被谋杀的索偿权利转让给保险公司，后者便有了激励寻求矫正，但这首先需要承认遗嘱效力，或契约在身后的效力，但罗氏并未处理这两个效力与其理论的显著冲突。
而且很明显，保险公司肯定不会坚持偿命主张，宁可要钱，这样一来，那些不愿意自己的生命廉价到可以被钱买到的人，便可能被贱卖了，罗氏对称性也就无从实现。
对称原则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对方拿不出足够的赔偿怎么办？罗说，那就给原告做奴隶吧（p.134）：
这本身倒也说的通，可是别忘了，罗氏同时又认为自愿为奴是不可接受的（即便是最弱意义上的自愿为奴，比如球员与俱乐部的排他性协议），可是，且不说这两个观点摆在一起多么不协调，只要债务奴隶是合法的，那么自愿卖身为奴就太容易做到了：
想卖身的人只要和买家签订一个合约，买家付给他一笔钱，他承诺某日之前向买家交付某件商品（比如一吨黄金），然后他把这笔钱赠与他人或花掉或烧掉，最后他宣布违约，并甘受惩罚，成为买家的债务奴隶，只要他的劳务还没抵足那一吨黄金，他就一直做奴隶。
这算不算罗氏甩给自己的一个大耳光？
他自己显然不这么觉得，反倒得意洋洋大肆攻击现行做法（p.134-135）：
笑话！就算债务奴隶具有正当性、是合法的，你怎么确定奴役他就能得到正的收益？在古代某个时期，奴役确实曾带来正收益，而在当今机械和电力如此廉价，而监工和人身控制成本如此高昂的条件下，奴役生产很可能无法盈利，况且，罪犯可能身有残疾，根本没有能力从事在当前生产模式下有价值的劳动，那么，只要从奴役中没有指望索回补偿，罪犯就可以免于惩罚了？
再来看具体的赔偿算法，罗氏给出的是一个三步算法，第一步是（p.134）：
可是，刑法未必需要与国家权力捆绑在一起，无政府主义完全可以容纳刑法，只要我们承认：1）存在社会和社会秩序这样的东西，2）社会秩序是必须维护的，3）社会秩序无法仅靠对侵权个案的矫正而得到有效维护；显然，只要司法对侵权的矫正率达不到100%，个案矫正便可能无法消除对侵犯行为的正面激励，第三点便是成立的。
在无政府社会建立刑法制度，至少理论上看不出什么障碍，社区业主可以在业主契约中规定一个程序，该程序产生一位社区检察官，以业主集体代理人的身份充当公诉人，对契约所规定的特定侵权行为提起公诉，为何不可以？
用对称原则替代威慑原则，首先面临的是受害者身亡，因而权利和诉讼主体消失的问题，看罗氏如何处理这问题（p.134）：
首先有个小小疑问：罗氏什么时候承认了遗嘱的法律效力？罗氏的一切权利都建立在自我所有权之上，也就是运用自由意志的能力上，人一死意志能力当然就消失了，遗嘱为何会继续有效？凭借遗嘱执行人的承诺？可是罗氏说了，单纯的承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啊，其次，遗嘱也未必有事先作过承诺的执行人啊。
当然，这个漏洞是可以修补的，被害人生前可以通过订立遗嘱或契约，将其被谋杀的索偿权利转让给保险公司，后者便有了激励寻求矫正，但这首先需要承认遗嘱效力，或契约在身后的效力，但罗氏并未处理这两个效力与其理论的显著冲突。
而且很明显，保险公司肯定不会坚持偿命主张，宁可要钱，这样一来，那些不愿意自己的生命廉价到可以被钱买到的人，便可能被贱卖了，罗氏对称性也就无从实现。
对称原则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对方拿不出足够的赔偿怎么办？罗说，那就给原告做奴隶吧（p.134）：
这本身倒也说的通，可是别忘了，罗氏同时又认为自愿为奴是不可接受的（即便是最弱意义上的自愿为奴，比如球员与俱乐部的排他性协议），可是，且不说这两个观点摆在一起多么不协调，只要债务奴隶是合法的，那么自愿卖身为奴就太容易做到了：
想卖身的人只要和买家签订一个合约，买家付给他一笔钱，他承诺某日之前向买家交付某件商品（比如一吨黄金），然后他把这笔钱赠与他人或花掉或烧掉，最后他宣布违约，并甘受惩罚，成为买家的债务奴隶，只要他的劳务还没抵足那一吨黄金，他就一直做奴隶。
这算不算罗氏甩给自己的一个大耳光？
他自己显然不这么觉得，反倒得意洋洋大肆攻击现行做法（p.134-135）：
笑话！就算债务奴隶具有正当性、是合法的，你怎么确定奴役他就能得到正的收益？在古代某个时期，奴役确实曾带来正收益，而在当今机械和电力如此廉价，而监工和人身控制成本如此高昂的条件下，奴役生产很可能无法盈利，况且，罪犯可能身有残疾，根本没有能力从事在当前生产模式下有价值的劳动，那么，只要从奴役中没有指望索回补偿，罪犯就可以免于惩罚了？
再来看具体的赔偿算法，罗氏给出的是一个三步算法，第一步是（p.134）：
这相当于通常民法里的恢复原状，也就是充分补偿，再看第二步（p.136）：
这体现了罗氏对称原则；问题来了，你到底接不接受充分补偿原则？不接受就不会有第一步，可接受了怎么还会有第二步？按对称原则，显然第二步就足够了，比如甲打了乙一耳光，按对称原则，正当的矫正是：乙打甲一耳光，至于乙是否觉得如此就满意了，那不用管，对称嘛，又不是补偿。
现在看来，罗氏两样都要，打完耳光还要赔钱；写到这里时，罗氏显然也感觉到了心虚，补偿完再对称显然没啥道理可讲，于是他搬出了已被他拒绝的原则：威慑——“仅仅让罪犯丧失其盗窃的金钱，显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发挥震慑今后此类犯罪的作用”，这是当然，如果偷十次被抓住一次，如此规则下小偷毛利率就高达90%，可是话音未落，他马上又把这句用来支持他的双倍赔偿规则的唯一有说服力的理由给拒斥了，我论证用得着就借来用一下，用完就不认账。
再看第三步，这一步罗氏也承认他不会算【第一次惊喜的发现，居然还有他不会“推导”的东西】，你们自己看着办吧（p.136）：
这步倒问题不大，其实可以归入第一步，它是补偿的一部分。
上述算法还都只是针对盗窃之类的财产性犯罪，当运用到非财产性犯罪时，对称原则将面临更多的困难和尴尬，对此法学家Hart和Blackstone都曾指出，且看罗氏如何应对（p.139）：
罗氏用“通奸和诽谤根本不是犯罪”轻易回避了问题，喂喂，人家只是举例，回避这两个例子你就万事大吉了？强奸呢？让父兄代劳爆菊矫正？好像也不怎么对称啊？爬窗入室偷窥偷拍你光屁股呢？你也去偷拍？
为了完成他对对称原则的论证，罗氏还要“归谬”威慑原则（p.139）：
请问：你是怎么算出，威慑偷水果所需的惩罚必须是死刑，而威慑谋杀的惩罚只须几个月监禁？罪犯丝毫没有权衡得失比的能力？这些事实命题，你不需要任何经验材料来支持？凭你嘴巴一张，就足以成立了？
为显示威慑原则的“荒谬”，罗氏继续信口雌黄（p.139-140）：
喂，刑法不止威慑这一条原则好吗？它是在判决定罪之后，决定该如何矫正和惩罚的计算原则，对尚未定罪的人当然不能适用，无罪者不受惩罚当然是更高的原则；假如威慑原则可能诱使执法者惩罚无罪者，那么补偿和对称原则不是同样都可以诱使执法者惩罚无罪者吗？比如你认为通奸无罪，但为了实现对称，不是可以同样把那两对夫妻中的另两个人扒光了放在同一张床上？
#第12章#
总算离开土地问题了，接下去几章，罗斯巴德将进入传统的刑法领域，不过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其财产权理论的自然延伸，这倒不是问题；可是，因为罗氏看待法律、权利和财产权的观念有着根本的缺陷，而他的论证方式又是先验主义的、不顾经验事实和现实可行性，所以他完全不胜任这一推导任务。
现实世界中的法律体系虽有着一些基本原则，但它的建立过程实则是一个不断修修补补的过程，绝无可能从一组基本法则一次性演绎出来，这既是因为人类理性的局限，也是因为世界总是在变化，而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总会让你发现原有规则不足以带给我们所想要的正义与公正。
比如你起先想到一条规则：每个人的身体和财产都应免受暴力侵犯；可是当你意识到自卫需要时，只好补上一句：除非他先对他人实施了侵犯；可问题马上又来了，甲砸碎了我一个贵重花瓶，然后溜之大吉，我找到他后，有权将他击毙吗？好像太过分，于是你又补充道：暴力自卫必须在侵犯正在实施时进行，否则必须经由司法程序作出裁决后才能施加惩罚；问题马上接踵而来：我买完菜回家，有人从我菜篮子里拿起一个土豆就跑，我有权将他击毙吗？假如这我唯一能避免土豆被抢的可行手段？……
显然，随着新事态的出现，这样的问题会不断面临，永无止境；当然，因为许多类似情形已出现过，司法系统已经为之而建立了规则，甚至，法学家通过法理分析，已将对这些规则进行了抽象化和条理化，让它们看上去像是从一组基本规则“推导”出来的，但实际上，这些工作都是事后的，还没有一套法律系统是像罗斯巴德这样从一组简单法则之间推出了全部实体规则，并且过程中丝毫不考虑这些规则的现实可行性，以及它们会对人们的预期和行为带来何种影响。
来看罗氏是如何进行他的推导的（p.125）：
这里又出现了罗氏惯用的偷换概念伎俩：对他人财产的非暴力侵害行为是否正当合法是一回事，被侵害者是否可以对之使用“防卫性暴力”则是另一回事，而罗氏则将两者视为等同（但从他含混的文字上，我暂时还看不出他究竟是从前者推出了后者，还是相反），可这是不成立的。
面对暴力侵犯，防卫性暴力通常是必须的，因而只要认定前者不合法，后者便是合法的，可非暴力侵犯就不同了，财产损失是可以事后矫正的，而且矫正可以通过司法程序进行，因而认定某种非暴力侵犯不合法，未必就认可相应的暴力自卫合法。
其实，罗氏混淆这两个概念的目的，无非是想论证非暴力损害都是合法正当的，比如甲故意捏造事实对乙进行诽谤，造成乙名誉受损，无论多严重，甲都是没有法律责任的，这一点到后面可以看得更清楚，暂且按下不表。
照这么说，罗氏是不是认为欺诈也是合法的？因为欺诈不使用暴力啊，来看罗氏如何处理这问题（p.127）：
意思是，欺诈之所以非法，是因为它其实就是偷窃，可是问题来了，就算欺诈就是偷窃，偷窃都需要使用暴力吗？你窗户没关好，小偷用鱼钩钓走你的钱包算不算偷？
好吧，我就友情替罗氏修补一下：他的真实意思是，不是非暴力的侵害都是合法正当的，关键不在暴力不暴力，而是是否造成有形损害，他认为诽谤合法，正是因为诽谤造成的是非物质的无形损失，若果真用是否使用暴力来区分合法性，那他就必须承认非暴力偷窃也是合法的，这样他的体系就垮的太彻底太难看了。
不幸的是，他混淆概念的举动把自己带进了坑里：因为他的整个自卫理论是建立在对称性原则上的，要让防卫性暴力变得不合理，就得让另一方是“暴力侵害”，尽管他本来需要的是“有形损害”；为让批判能够继续，我只好先把他从这坑里拉出来。
可是，拉出来之后，也只解决了偷窃问题，无法还原为偷窃的欺诈问题仍无法解决，实际上，罗氏只处理了一种类型的欺诈：涉及实物交付的交易欺诈（由于他将有效合同仅限于涉及实物交付的合同，因而他貌似处理了的合同欺诈其实就是交易欺诈），可现实中发生的大量欺诈并不对应交易，甚至没有任何承诺。
所谓欺诈，是某甲故意对某乙做出虚假陈述，让乙持有一个错误信念，并作出让乙受损而让甲受益的行为（甲受益这个条件通常满足但不是必须，当它不满足时(more...)
这里又出现了罗氏惯用的偷换概念伎俩：对他人财产的非暴力侵害行为是否正当合法是一回事，被侵害者是否可以对之使用“防卫性暴力”则是另一回事，而罗氏则将两者视为等同（但从他含混的文字上，我暂时还看不出他究竟是从前者推出了后者，还是相反），可这是不成立的。
面对暴力侵犯，防卫性暴力通常是必须的，因而只要认定前者不合法，后者便是合法的，可非暴力侵犯就不同了，财产损失是可以事后矫正的，而且矫正可以通过司法程序进行，因而认定某种非暴力侵犯不合法，未必就认可相应的暴力自卫合法。
其实，罗氏混淆这两个概念的目的，无非是想论证非暴力损害都是合法正当的，比如甲故意捏造事实对乙进行诽谤，造成乙名誉受损，无论多严重，甲都是没有法律责任的，这一点到后面可以看得更清楚，暂且按下不表。
照这么说，罗氏是不是认为欺诈也是合法的？因为欺诈不使用暴力啊，来看罗氏如何处理这问题（p.127）：
意思是，欺诈之所以非法，是因为它其实就是偷窃，可是问题来了，就算欺诈就是偷窃，偷窃都需要使用暴力吗？你窗户没关好，小偷用鱼钩钓走你的钱包算不算偷？
好吧，我就友情替罗氏修补一下：他的真实意思是，不是非暴力的侵害都是合法正当的，关键不在暴力不暴力，而是是否造成有形损害，他认为诽谤合法，正是因为诽谤造成的是非物质的无形损失，若果真用是否使用暴力来区分合法性，那他就必须承认非暴力偷窃也是合法的，这样他的体系就垮的太彻底太难看了。
不幸的是，他混淆概念的举动把自己带进了坑里：因为他的整个自卫理论是建立在对称性原则上的，要让防卫性暴力变得不合理，就得让另一方是“暴力侵害”，尽管他本来需要的是“有形损害”；为让批判能够继续，我只好先把他从这坑里拉出来。
可是，拉出来之后，也只解决了偷窃问题，无法还原为偷窃的欺诈问题仍无法解决，实际上，罗氏只处理了一种类型的欺诈：涉及实物交付的交易欺诈（由于他将有效合同仅限于涉及实物交付的合同，因而他貌似处理了的合同欺诈其实就是交易欺诈），可现实中发生的大量欺诈并不对应交易，甚至没有任何承诺。
所谓欺诈，是某甲故意对某乙做出虚假陈述，让乙持有一个错误信念，并作出让乙受损而让甲受益的行为（甲受益这个条件通常满足但不是必须，当它不满足时，也叫陷害），交易和承诺在其中都不是必须的，实物交付更不需要。
比如甲向乙提供看上去十分可信的虚假信息，让乙错误的相信某块土地下面有金矿，诱使乙买下这块土地，而这又导致甲所拥有的、与之相邻的另一块土地价格暴涨，然后甲将之卖掉，这里，甲乙之间完全没发生交易，甲也未向乙作出任何承诺，但这显然是欺诈。
可是按罗氏理论，甲的行为是合法的，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无数个，若将甲从中受益这个条件去掉（或者说乙的受损就是甲追求的利益），那么，被罗氏理论视为合法的欺诈行为将更加普遍，比如，甲欺骗乙说某个悬崖上有灵芝，诱使乙去冒险，最后落崖身亡。
再来看罗氏如何处理侵犯正在进行时的自卫行动（p.128）：
这是罗氏对称性原则的再次运用，看上去很合理，小偷仅仅偷了个低价值的东西，开枪自卫似乎太过分了吧？可是这说法经不起仔细推敲，这里的关键是：店主何以相信窃贼要的只是泡沫胶而已？假如窃贼已经拿了泡沫胶逃跑，就像我在第三节里举的例子：有人从我菜篮子里拿起一个土豆拔腿就跑，那开枪当然是太过分了，可是，如果窃贼正在闯入，店主怎么知道他想干嘛？
这里，我们再次面临奎因难题：行为本身不包含语义；甚至包含了也没用，比如闯入者说：我就拿把扫帚，绝无他念，主人凭啥相信？所以，对称性原则顶多只能用于损失已经限定、危险已经过去之后，比如拿了土豆拔腿就跑的情况，可是，罗氏的推导过程并未显示他是如何区分这些情况的，仅仅强调了对称原则。
细究之下，对称原则还会面临更多困难，即便损失已被锁定也是如此，比如，一个蒙面歹徒黑夜中夺走我价值数千的钱包就跑，我可以开枪射击吗？如果不开枪，我可能永远无法知道这个人是谁，更不可能找到他来挽回损失，那我就活该认倒霉？抢走几千或许不算大难，但被十个歹徒抢走十次呢？我的孩子因此面临挨饿风险呢？
另一个问题是，对称原则对武器使用的限制，将体力较弱者不公正的置于易受侵犯的不利地位；再如，一大群人冲进我的晒谷场，每人抢走一箩筐稻谷，假如我不反抗，就损失了整个一季的收获，我能向他们开枪吗？可是一箩筐稻谷和一条命很不对称啊；可见，用对称原则替代现行的必要性原则，会导致许多情况下的自卫行动变得难以实行。
再看罗氏如何处理警察执法问题（p.129）：
这段话若是别人说的，那倒很平常——代表国家权力、作为执法者的警察，和自身面临侵犯的自卫者，理应适用不同的标准——，但出自罗氏之口就很奇怪了，他是无政府主义者，所以他说的警察就相当于私人雇佣的保镖，或者社区物业公司雇佣的保安（从下面第130页的引文中可以看得更清楚，罗氏此处的警察包括了他的无政府状态下的警察）。
无论是保镖还是保安，都是私人雇佣来保护其人身财产安全的，区别仅在于后者是集体雇佣的，那么，为何他不能在雇主授权下代理雇主实施自卫呢？当雇主财产遭受侵犯时，雇主可以采取的自卫行动，他当然也可以采取，否则，规模稍大或地理上分散的财产，就不可能得到保护了。
假如我们将这一段与下一章里的另一段话放在一起看，就显得更滑稽了（p.137）：
也就是说：受害人本来是可以自我执法、自力矫正的，把这事情交给警察去做只是为了方便，显然，警察在这里只是受前者委托的代理人，其行动仅受委托人授权能力的限制，因而委托人能做的事情，只要后者授权了，他都可以做。
当然，在我看来，原本法律是可以区分自力救济和司法救济的适用范围的（比如按急迫性，有些救济可能等不了司法程序），并据此而区分自我执法和警察执法的行为标准，如此区分的好处是将纠纷尽可能的纳入司法程序，以确保公正性，避免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
限制自力救济范围的另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是，不限制自力救济，旁人很难区分某人对另一人实施暴力，究竟是在自力救济，还是在发动新的侵犯，这样他们就无法参与进来，制止正在发生的侵犯，如此也就断绝了一个社区发展出互助救济机制的机会，甚至社区集体雇佣的保安也无从判断是否该出手制止正在发生的侵犯；要知道，现实中许多冲突是纠缠不清的，双方都认为自己正当有理，是在自力救济，而随着合法性模糊不清的自力救济行动越来越泛滥，社会将陷入混乱状态。
这也是为何保安和警察要穿制服，要对执法行动进行规范化和仪式化，就是为了与私人纠纷和自力救济做显著区分，以免认知混乱。
可是如我们所看到，罗氏虽对警察行为提出了特别要求，却未说明任何理由，从他的论证过程中也看不出站得住脚的理由。
最后再看罗氏如何处理保释问题（p.131）：
注释里说的更明确（p.132）：
混乱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谋杀嫌犯在未被法庭定罪之前，不得拘押，逃跑怎么办？罗氏说：这我可管不着；好吧，至少这么做听上去很人权至上很讲究程序正义，是不是？可是别忘了：被杀者的朋友此时可以直接去杀死这个嫌犯！这又是合法的！
这么做的结果是什么？还有人会去法庭寻求正义吗？现场抓住嫌犯之后，还会再扭送法庭吗？不马上宰了，一进入司法程序他就会被释放；奇怪的是，既然如此，罗氏体系里还要法庭干嘛？还要警察干嘛？给嫌犯提供一个逃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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