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文留底〉分类下的文章（456）
量化宽松既无害也无大用
辉格
2012年9月27日
两周前，美联储推出了总额400亿美元的第三期量化宽松措施（QE3），与规模高达2万亿和6000亿的QE1和QE2相比，这算是超级迷你版了；在一些人看来，联储仍在一意孤行死不悔改的推行其大印钞票的通货膨胀政策，而在另一些（多半也是更接近和了解资本市场的）人看来，与当前经济的萎靡程度相比，这个规模还太小，所以现在已经有人在期待不久之后会追加一个QE3.5。
其实这些说法都有些不着边际，那些指责美联储货币政策，多年来每每大呼恶性通货膨胀即将到来的人，无视了(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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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宽松既无害也无大用
辉格
2012年9月27日
两周前，美联储推出了总额400亿美元的第三期量化宽松措施（QE3），与规模高达2万亿和6000亿的QE1和QE2相比，这算是超级迷你版了；在一些人看来，联储仍在一意孤行死不悔改的推行其大印钞票的通货膨胀政策，而在另一些（多半也是更接近和了解资本市场的）人看来，与当前经济的萎靡程度相比，这个规模还太小，所以现在已经有人在期待不久之后会追加一个QE3.5。
其实这些说法都有些不着边际，那些指责美联储货币政策，多年来每每大呼恶性通货膨胀即将到来的人，无视了一个基本事实：这些年美国消费物价始终很平稳，他们一次次预言的恶性通胀并未到来，连温和通胀都没有，难道这个铁一般的事实还不足以让他们稍稍反思一下，看看自己究竟哪里弄错了？
另一方面，那些指望QE能够推动经济走出萧条的人，其愿望也是虚幻的，这种期待建立在对货币机制的错误理解之上；08年末09年初，金融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QE曾在缓解一级市场流动性冻结、阻止恐慌蔓延上起了作用，但在恐慌过去之后，它已没有多少用武之地，充其量只能缓解一些局部的流动性紧张，对经济的整体复苏没多大用处。
量化宽松是伯南克从日本央行那里学来并加以常规化运用的新型货币干预工具，以弥补传统工具的不足，以前央行要影响货币供给，主要是按其所设定的基准利率在一级市场上买卖短期债券，而基准利率的变化将影响银行向企业和消费者贷款的终端利率，可是当基准利率降到很低时，这个联动关系就丧失了，银行不会因为能廉价获得现金而以更低的利率向企业和消费者放出更多贷款，这时利率杠杆便脱臼了。
此时，央行要想为经济体注入更多流动性，就只能绕开货币市场的利率机制而直接去买卖非货币资产，也就是把银行甚至企业所持有的部分低流动性资产直接替换成现金，这就像当心脏失灵时直接向具体部位的小血管输氧；这么做时，央行其实是在执行原本由商业银行实现的功能，因而该做法之必要性，建立在银行系统已经丧失其流动性配置功能这个假定之上，这一点在恐慌和冻结期是成立的，但现在早已不成立了。
指望QE能带来复苏，前提是企业和消费者缺现金，所以才不积极投资和消费，但事实上美国企业现在根本不缺现金，尤其是大企业的现金持有量，已达到了创纪录的高水平，或许创业者、小企业和消费者可能缺现金，但无论怎么输血也不可能直接输到他们那里，他们的贷款只能来自银行，而假如银行对经济前景没有信心，就不会增加贷款。
实际上，即便企业与消费者现金充沛，也未必会扩大投资和消费，假如企业对市场前景不乐观，消费者对就业和收入前景不乐观，他们就宁愿把现金存着，或者投入到黄金、国债、股票等高流动性资产上，而不是投入到消费和生产活动中，所以QE的唯一作用是对资产价格有些支撑，这或许避免了萧条螺旋式的掉入更深的低谷，但也仅此而已。
然而，在能让企业和消费者对未来前景产生信心的几乎所有方面，我们看到的都是一片黯淡，管制大刀频频高举，政府干预之手正无孔不入的伸向每个角落，老龄化，福利包袱日益沉重，财政危机带来增税压力，不仅世贸谈判陷于僵局，既有的自由贸易原则也屡遭破坏，欧盟烂摊子迄今看不到出路，作为一大增长源的中国因制度倒退和人口趋势扭转而急剧失速，暖化党和环保分子正不遗余力的将社会拉回石器时代……
更重要的是，全球政治风向和意识形态氛围正加速向福利主义和国家主义转变，三十年的自由、开放、全球化时代看来已告终结；甚至，随着主导大国的退缩，支撑这个时代的国际秩序也已岌岌可危，果若如此，那么风向的再次扭转就不是几次选举换届就能实现的；或许，人们只能耐心等待国家主义者把社会和经济毁坏到实在无以为继和难以被容忍之后，才有望看到新一轮繁荣。
有偿沉默怪象根源在发行制度
辉格
2012年9月25日
近日，《新世纪》周刊的一篇报道，将国内资本和新闻市场一个“公开的秘密”推上了舆论的台面，近年来新上市的企业，在IPO过程中，几无例外的会向各大媒体支付一笔“沉默费”，换取后者在该企业IPO审批过程中避免发表负面报道，据说这笔开支已成为发行费用的常规组成，价格也趋于透明，据说每家600万左右，从而“有偿沉默”产业的年规模已达10亿元级。
目前这一局面，据说是媒体与IPO企业双方早些年经历了一番争斗之后所达成的默契，之前更多见的是某些媒体用未发表的负面报道去勒索企(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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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偿沉默怪象根源在发行制度
辉格
2012年9月25日
近日，《新世纪》周刊的一篇报道，将国内资本和新闻市场一个“公开的秘密”推上了舆论的台面，近年来新上市的企业，在IPO过程中，几无例外的会向各大媒体支付一笔“沉默费”，换取后者在该企业IPO审批过程中避免发表负面报道，据说这笔开支已成为发行费用的常规组成，价格也趋于透明，据说每家600万左右，从而“有偿沉默”产业的年规模已达10亿元级。
目前这一局面，据说是媒体与IPO企业双方早些年经历了一番争斗之后所达成的默契，之前更多见的是某些媒体用未发表的负面报道去勒索企业，尽管被抓住问题的企业处于被动挨打地位，但勒索也不是没有风险，所以最终各方达成默契、形成有偿沉默的行业惯例，才有了如今和平共处的互惠局面：媒体省下了扒粪成本，也避免了勒索嫌疑，企业则买到了一份保险。
对于投资者，这种均衡当然是非常糟糕的，媒体与企业的这种稳定合作关系，让他们失去了一个获取上市企业信息的很重要渠道；而对于媒体，这种做法当然违背了其通常所宣称的价值观和职业道德，是有损于声誉的，但从法律上看，这么做并没有什么过错，因为媒体虽以出售信息为业，却没有任何义务向其读者或公众提供特定信息。
相反，在言论自由的原则下，媒体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决定提供哪些信息，只要不构成造谣、诽谤、欺诈、辱骂、人身恐吓、隐私散布等言论侵权即可；有人说，这么做是在接受商业贿赂，可是，贿赂的前提是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代理人以违反委托责任为前提而收取的报酬才是贿赂，所以，只有记者编辑瞒着所在媒体私下收取沉默费，才构成商业贿赂，但目前的有偿沉默产业显然不是如此。
实际上，造成有偿沉默这一怪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目前的发行制度，为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先问两个问题：首先，为何几乎所有IPO企业都如此心虚，因而宁愿承担如此高额的沉默费？其次，假如这些企业果真有那么多可能被揭露的问题，为何他们只需要在IPO过程中支付这笔沉默费？难道上市之后那些问题就不是问题了？之前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若在上市之后再被揭发，难道就不必负责了？
按理说，一家企业之所以被交易所和投资者所接受，是因为它承诺了已充分披露投资者所关切的那些信息，并且这些信息表明该企业是有投资价值的，因而，交易所的认可和投资者的信心，都建立在这些信息的真实和充分性，以及上市企业对之所作出的承诺之上，因为他们知道，这一承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若事后被证明未予履行，是可以追究承诺者责任的。
可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并非如此，上市企业唯一关切的，似乎只是顺利“过会”，只要过了这一关，就万事大吉高枕无忧了，为何会这样？他们显然很自信的认为，自己不足或不实披露的问题，在事后不会受到追究，这个信心来自哪里？很明显，来自司法救济的缺失，投资者对不足或不实披露行为的诉讼很难被受理，即便被受理了也很难指望得到公正判决和有效执行，当投资者很分散时，更缺乏集体诉讼制度让他们以合理的诉讼成本来索回损失，而这一切，都是用行政管制代替司法救济的结果。
那么，发行审批制度这一行政管制，是否真的保护了投资者呢？有偿沉默产业如此繁荣的事实已给出了答案：没有。首先，发审制度在纸面上将规范制订的过于严苛，乃至所有上市企业若细究起来，几乎没有一家能符合标准，否则他们为何要支付高额沉默费？其次，这些纸面规定显然未被严格执行，否则支付沉默费又有何用？
看来，这些纸面规定所起到的作用只是告诫上市企业：不要让违规信息跑到台面上来，一旦跑上台面，我想睁只眼闭只眼也不行了，至于实际上还有多少不实或不足披露的情况，我可管不了；当然，严苛无比的纸面规定还有另一个作用：它赋予了审批官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既然细究起来没有一家能符合标准，那么扣下谁放过谁就完全由我说了算。
如此我们就要问：这么一个丝毫不能改善资本市场信息环境，仅仅为审批官员创造了寻租机会的发审制度，投资者要来又有何用？
辉格
@ 2012-09-22 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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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分类：饭文留底
性犯罪不是普通的人身侵犯
辉格
2012年9月21日
本周，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关于性犯罪和性侵犯的咨询报告，建议对强奸和性侵犯的概念进行一般化，剔除现行法律认定这两类行为时所持的性别和性倾向本位，从而涵盖目前通常以其他罪名起诉的同类行为；法改委是服务于律政司的官方研究咨询机构，其成员在香港司法界具有很高权威，不出意外的话，这些建议将体现在未来的成文法内，其原则也将在具体案件中被采用。
这是一次对法律规则进行合理化和一般化，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和司法实践的努力，重新界定的强奸和性侵犯罪名所涵盖的新型侵犯行为，此前并非不受惩罚，而是在其他罪名中处理，比如男对男的强行肛交，女对女的器物强行插入，以前可能被当作猥亵或人身伤害或性侵犯而不是强奸，再如性偷窥和裙底偷拍，以前可能作为隐私侵犯处理。
由于现行强奸定义十分狭窄，所以这些行为虽性(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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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犯罪不是普通的人身侵犯
辉格
2012年9月21日
本周，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关于性犯罪和性侵犯的
咨询报告，建议对强奸和性侵犯的概念进行一般化，剔除现行法律认定这两类行为时所持的性别和性倾向本位，从而涵盖目前通常以其他罪名起诉的同类行为；法改委是服务于律政司的官方研究咨询机构，其成员在香港司法界具有很高权威，不出意外的话，这些建议将体现在未来的成文法内，其原则也将在具体案件中被采用。
这是一次对法律规则进行合理化和一般化，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和司法实践的努力，重新界定的强奸和性侵犯罪名所涵盖的新型侵犯行为，此前并非不受惩罚，而是在其他罪名中处理，比如男对男的强行肛交，女对女的器物强行插入，以前可能被当作猥亵或人身伤害或性侵犯而不是强奸，再如性偷窥和裙底偷拍，以前可能作为隐私侵犯处理。
由于现行强奸定义十分狭窄，所以这些行为虽性质上十分相似，却只能比附于其他罪名来起诉和定罪，这也是因为这些行为以前在公众的认知中原本就是截然不同的，或者非常罕见，比附凑和一下也问题不大；然而随着行为模式、公众认知和社会风俗的变化，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些行为性质上的相似性：不仅动机都是性满足，其给被害人所带来的损害也都与性有关，性排他性、性自主、屈辱和名誉损伤、性隐秘。
通过合理化，将罪名与公众对行为与伤害的性质的认知一致起来，对以往司法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进行条理化，形成更抽象而一般的规则，这是法律演化的恰当途径，它可以让法律规则变得更容易为公众所理解和遵从；相反，若永远依靠比附，通过展衍扭曲古老规则来将就适应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法律就会变得越来越深奥难懂，普通民众就会因此而无所适从。
那么，为何不索性更进一步，用一个更一般化的人身侵犯罪名把强奸和殴打、捆绑、泼粪等造成身心痛苦的人身伤害行为统统涵盖进去呢？这是因为造成性伤害的心理和文化机制都非常特殊，将其笼统的涵盖于一个罪名，容易让人低估其伤害的严重性。
比如拍别人的肩膀、摸一下头，可能也会造成侵犯，假如你和对方此前并未建立起码的亲密关系并对此有所默契的话，但这种侵犯是非常轻微的，和拍一位异性的臀部或捏她的胸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同样，你把手指插入他人嘴里，和将另一个器官插入相比，也截然不同，而这种区别，只有在明确认识到其中的性含义后才正确辨别。
哲学家威拉德·奎因（[[Willard Quine]]）提醒我们，过于一般化或过于具体化的概念，都是难以把握、不适合用来认识和谈论事情的（至少不适合用作认识和谈论的起点），比如你问我午饭吃了什么，我不会说：一些植物种子和一杯黄色悬浊液，也不会说：200克黑龙江五常县产长粒香2号晚籼稻和180毫升早熟南丰型一级温州蜜桔榨取液，而大概会说：一碗米饭和一杯橘子汁。
可见，我们用作认识和谈论世界之起点的，都是一些处于奎因所说的“中等尺度”（middle-sized）上的概念，而什么才算中等尺度，没有先验标准可以一劳永逸的确定，它取决于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公众的认知习惯，是他们在交流过程中所找到的最容易描述其所认知的事实和传达其观念的那些概念，因而纯粹是个经验问题，法官和法学家所做的一般化，总是跟随在实践和经验的后面。
性含义之所以独特而重要，足以将一类人身和隐私侵犯行为与其他众多侵犯行为区分开来，成为值得被单独处理的犯罪类型，是因为与之相应的心理和文化机制本身就很独特，而这一独特性已逐渐为人们所认识。
在直立人向现代智人进化的那几十万年历史中，人类始终面临着一个重大困难：孩子的保护和抚养问题；首先，为直立行走而变窄了的女性骨盆和为认知和语言能力而扩大了的头颅之间，是对严重的矛盾，找到的解决方案是早产，结果使得人类婴儿变得特别脆弱无助。
其次，人类高度复杂文化要求孩子在独立生活之前经历一个漫长的学习期，学会使用语言、处理社会关系和习得社会规范，为此人类刻意延缓了青春期之前的发育速度；可这样一来，儿童的保护和抚养便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再也不可能像其他猿类近亲那样由母亲独自承担了，不得不依靠两性结成稳定配偶关系来合作抚养。
然而同时，人类的性策略又是高度机会主义的，两性在努力维持配偶与家庭关系的同时，当条件适宜时，总是在配偶关系之外随时捕捉更好的性机会，所以人类配偶关系从来不是像长臂猿那样忠贞不二高枕无忧的，总是在小心翼翼的维持着脆弱的平衡，双方都随时在警惕着对方的出轨和变心苗头，也随时在为自己安排后路。
为了维持这种危机四伏但又无比重要的关系，人类发展出来层层叠叠、越来越复杂微妙的心理和文化机制，包括性嫉妒、性信号的掩饰或夸大、性羞涩和与之相应的性隐秘倾向，性排他要求和对出轨的敏感、警惕和暴怒，对女性性纯洁的执着和由此而来的贞操观和处女情结，社会对守贞的压力，进而女性对失贞的恐惧；由性排他的重要性而产生的对性自主的强烈愿望，和以性控制作为显示社会威势和地位的手段，进而造成失去性自主时强烈的屈辱感和声誉损坏。
所以，若不将人身侵犯的性含义单独抽出来，并放到上述心理和文化背景中，是无法理解和恰当评估这种侵犯对被侵者可能造成的心理痛苦和名誉损伤的，因而也就难以核定相应的补偿和惩罚；当然有人会说，产生上述心理和文化机制的进化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了，如今人们对贞操已不再那么关切，因而所谓的心理痛苦和名誉损伤也就无从谈起了，在他们看来，似乎强奸与普通的施暴并不无实质区别，至少不再像传统社会那么严重了。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无论心理还是文化的进化，都是缓慢而有惯性的过程，一种心理或文化机制的进化基础或许已消失很久，但这些机制本身仍可以长期存在，而只要它们还存在着，起着作用，那么相应的侵犯行为就仍会带来和以前一样的心理痛苦和名誉损伤。
所以，尽管失贞的恐惧和丧失性自主的屈辱感是当初是基于性排他而产生的，而今天的女性已不是很在意自己是否处女，她们也知道自己的未来配偶大概也不太在意或无从知晓，而借助避孕和亲子鉴定技术，男性们也很容易了解孩子是否亲生，但所有这些都无法否定，失贞恐惧和性屈辱感仍是真实而强烈的，对失贞者的文化压力也仍然是真实存在的，甚至仍有许多女性为此而不惜用自杀来证明这一点。
留学热潮遭遇供给瓶颈
辉格
2012年9月19日
最近，社科院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留学生最大来源国，2011年共输出了34万留学生，占全球总数的14%，这34万学生大约一半是去美国留学，从而在美国市场上也以22%的比例取代印度学生而成为最大留学族群；这一状况，是过去12年以28%的年率迅猛增长的结果，如今每年的留学人数已1.5倍于2000年之前22年的总和。
这股留学热潮是全球性的，全球留学生的年增长率尽管远低于中国水平，也高达12%，而且目前还看不出这股热潮会消退的任何迹象；推动这股热潮的一大动力，(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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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热潮遭遇供给瓶颈
辉格
2012年9月19日
最近，社科院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留学生最大来源国，2011年共输出了34万留学生，占全球总数的14%，这34万学生大约一半是去美国留学，从而在美国市场上也以22%的比例取代印度学生而成为最大留学族群；这一状况，是过去12年以28%的年率迅猛增长的结果，如今每年的留学人数已1.5倍于2000年之前22年的总和。
这股留学热潮是全球性的，全球留学生的年增长率尽管远低于中国水平，也高达12%，而且目前还看不出这股热潮会消退的任何迹象；推动这股热潮的一大动力，无疑来自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市场化进程和随之而来的新兴地区经济增长，首先，它让新兴地区的民众有了更高的收入，负担得起高等教育这种较高层次的需求，其次，参与全球分工体系的经历让他们更加意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价值，第三，全球化也让人们认识到，接受和融入在当前全球文化和知识体系中占主流地位的英语文化的特殊价值。
本来，如此旺盛的留学需求，对于接纳留学生的国家，特别是最受留学生青睐的发达英语国家，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既能创造一个繁荣的留学产业，还能提升本国大学的规模和素质，顺便还输出了本国的文化；输出文化这点不可小视，它不仅能为本国文学影视等文化产品和与文化习惯高度相关的消费品开拓海外市场，也能让本国公民在外经商投资时，其行事风格、行为准则乃至商业规范更容易被当地人所理解和接受，这是份宝贵的无形资产。
可实际上，英美等国的民众、学生和政客们似乎并未对留学热潮表现出足够的热情，反倒感觉头痛，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出现了许多抵制和排斥的声音；最早是加州濒临财政破产，无力补贴大学经费，学校被迫提高学费，此后不少州都面临类似境况，然后人们将原因追究到留学热潮，认为大批涌入的留学生挤占了有限的教学资源，让本国学生上大学更困难了。
上学难不仅成为多个州的热门公共议题，更进入了联邦层面，不久前克林顿在给奥巴马的助选演说中就将其作为要点，提出联邦政府的助学贷款应按学生毕业后的收入水平来确定偿还比例；最近英国政坛也在为此事吵架，卡梅隆政府要限制一些学校的外国学生名额，还要求牛津剑桥等名校在录取时照顾成绩不够格的低收入学生，结果招来一片反对声。
事实上，英美学生所抱怨的挤占效果确实存在，问题是，它本不该这么严重，留学热潮不是最近才开始的，它至少已持续了十几年，为何没有创造出更多的供给呢？很明显，供方未对迅猛增长的需求做出充分的反应，这就说明，在这些国家高等教育产业的激励链条上肯定存在某种传导障碍，比如学校被限制了自主调整学费的权利，或者扩建和新建学校面临制度障碍，或者学校本身的治理结构和决策机制妨碍了它对需求做出反应。
问题最突出的加州，其大学体系是由依靠政府资助的公立教育，它们对市场信号反应迟钝是不难理解的，不过私立学校也好不了多少，英美的传统名校虽被称为“私立”，其实都是公益性质的自治法人社团，没有明确的个人独自或合股的拥有它，而他们的章程也从根本上排除了盈利目标，这样，他们不对市场信号做出充分反应也就在预料之中。
法人社团、教授终身制和教授治校这种传统大学模式，在历史上已证明了其巨大价值，它为学术和思想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构造了一个远离日常功利性考虑的象牙塔，隔离了凡世俗务对学术的干扰，然而，仅仅靠这种象牙塔，看来已越来越难以满足迅猛增长中的教育需求了，他们更适合研究型大学。
可是许多学生上大学仅仅是为了获取知识和技能，并不是冲着做学术研究这条路去的，对于这些需求，未来恐怕会由更多其他类型的大学来满足；实际上，侧重于教学和培训的大学已经开始涌现，只是目前尚未获得传统大学那种崇高声望和社会认知度，在职业市场上也还未建立起被雇主所广泛认可的地位。
但随着高等教育成为人人可获得的普及型消费，这个领域还有着巨大的空间有待开拓，可以预料，与传统大学相比，他们的组织目标将更趋商业化，治理结构上也更公司化，对需求增长和价格信号也将能够做出更加迅捷而灵活的反应。
（应景口水文，没啥看头）
苹果的未来
辉格
2012年9月18日
众粉丝期盼已久iPhone5终于在上周的发布会上揭晓，本周起将在各地上市，苹果的股价也随之而被推到了新高；不过其中过程颇值得玩味，新苹果发布之初，股价一度大跌，因为业内行家普遍觉得让人苦等了一年的这代新品并无多少新意，而除了手机，苹果也没拿出其他能让人眼睛一亮的东西。
可是股价下跌势头只维持了半天，当投资者发现消费者热情并未受评论影响，似乎并不介意新苹果的平淡表现，股价很快又开始反弹，几天后当预订数字显示新苹果早期销量很可能超出4S时，股价更突破700美元大关创出(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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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景口水文，没啥看头）
苹果的未来
辉格
2012年9月18日
众粉丝期盼已久iPhone5终于在上周的发布会上揭晓，本周起将在各地上市，苹果的股价也随之而被推到了新高；不过其中过程颇值得玩味，新苹果发布之初，股价一度大跌，因为业内行家普遍觉得让人苦等了一年的这代新品并无多少新意，而除了手机，苹果也没拿出其他能让人眼睛一亮的东西。
可是股价下跌势头只维持了半天，当投资者发现消费者热情并未受评论影响，似乎并不介意新苹果的平淡表现，股价很快又开始反弹，几天后当预订数字显示新苹果早期销量很可能超出4S时，股价更突破700美元大关创出新高；或许投资者是这么想的：即便表现如此平庸，仍能让粉丝热情不减，这足以证明苹果的号召力和用户忠诚度，而这正是其市场价值的坚实基础？
这种想法有些道理，毕竟，只要用户肯掏钱，苹果就有钱赚，况且他的毛利率又那么高，新一代产品的热销至少可以保证苹果未来几个季度的业绩依然辉煌；不过，对于更关注产业发展前景的观察者来说，以此作为看好苹果前景的理由，实在有些苍白和脆弱，眼下，几大生态系统正处于生死较量的关键时期，而苹果的这次发布显然已暴露出了一些后劲不足的苗头，特别是与六月底的谷歌I/O发布会相比，更是大为逊色。
考虑到苹果极高的品牌号召力和客户忠诚度，消费者会在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对其新产品进行习惯性购买，因而一代新品的平庸可能并不影响这一代的销量，但它很可能对下一代和更长远的销量造成影响，因为那些迫不及待更换了新手机的用户，在事后总会对是否物有所值有所体会，特别是当他们与其他进步更快的产品做比较之后。
而按目前的竞争形势，在下一代苹果推出之前的一年中，他们将有足够多的机会进行这种比较，大批安卓厂商和微软阵营在此期间会轮番推出新品，其速度将远远超出苹果一家的换代节奏；在这样的局面中，仅仅依靠品牌忠诚度，苹果是难以赢得这场平台与生态系统之战的，若是输掉这场战争，他就只能再次沦为一个小众产品，或许仍能获得很高的利润率，但维持不了目前的规模和市值。
其实，苹果所固有的封闭性很早就预示了现在的局面，只是起初iPhone一下子将对手甩得太远，微软诺基亚反应迟钝，而其他厂商这些年来一直处于努力追赶的状态，才让苹果享有了几年鹤立鸡群的美好时光；但从去年开始，形势已经扭转了，安卓的市场占有率已大幅超越苹果，按目前的趋势，两三年内达到80%以上的份额并非难事。
我们知道，平台之争有着很强的赢家通吃倾向，市场份额是决定性因素，一旦安卓在手机和平板市场的占有率双双超越80%，而苹果降至10%以下，同时智能手机的普及率也接近极限，局面就很难再逆转，那时苹果若要保住市场份额将被迫采用降价策略，支撑其创新和扩张能力的毛利率就会被压缩，而为了确保自己的盈利，又会去挤压自己平台上的应用开发商和配件制造商，如此将造成一个螺旋下降。
相反，安卓的开放性让它得以汇聚一大批制造商，各自寻找自己的细分市场和功能特性定位，对各种可能的硬件组合和特性搭配进行大面积尝试，从每个市场角落挖掘出潜在需求，并且这种并行创新的模式也可以让他们最先采用新技术，其轮番推出新品的节奏更为单一厂商所难以企及。
最终，跟着后面追赶的将是苹果，为了确保他引以为豪的形象、品质和用户体验的完美和一致性，它不得不对新特性和新技术持保守姿态，换代节奏也注定比别人慢，那时它将首先失去热衷于尝试新鲜功能和最新技术的玩家，继而丧失引领潮流的地位，逐渐成为保守人士的彰显其独特品味专爱，就像一部华丽老爷车所满足的那种情趣。
当然，眼下离这种局面还颇有些距离，苹果至少还统治着平板市场，尽管其硬件体系完全封闭，它的应用商店仍是个比较开放的平台，仍是内容和应用开发商的首选，然而，所有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到局面正在翻转的趋势，却看不出足以改变这个趋势的重大因素，唯一的疑问似乎只是到达临界点的时间。
迁就暴行换不来宗教宽容
辉格
2012年9月13日
9.11惨案11周年之际，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再次以其瞒旰暴行震惊了世人，比暴行本身更让人吃惊的是，从当事国家政要和媒体的反应中，正义的身影正在消退，是非不分的声音占了上风；在利比亚和埃及的美国使馆受攻击之后，希拉里的第一反应是“我的心都碎了”，好像这只是一次意外事故，奥巴马的最初声明也只是谴责，第二天才誓言要伸张正义，将罪犯绳之以法。
奥巴马后来变得强硬起来，明显是出于竞选需要，同时还迫不及待的将利比亚政府与攻击事件做切割，而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只有个别利比亚官员对暴行作了谴责，其中只有议会主席一人向美国作了道(more...)
标签：伊斯兰 | 伦理 | 国际 | 宗教 |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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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就暴行换不来宗教宽容
辉格
2012年9月13日
9.11惨案11周年之际，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再次以其瞒旰暴行震惊了世人，比暴行本身更让人吃惊的是，从当事国家政要和媒体的反应中，正义的身影正在消退，是非不分的声音占了上风；在利比亚和埃及的美国使馆受攻击之后，希拉里的第一反应是“我的心都碎了”，好像这只是一次意外事故，奥巴马的最初声明也只是谴责，第二天才誓言要伸张正义，将罪犯绳之以法。
奥巴马后来变得强硬起来，明显是出于竞选需要，同时还迫不及待的将利比亚政府与攻击事件做切割，而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只有个别利比亚官员对暴行作了谴责，其中只有议会主席一人向美国作了道歉；而在埃及，刚刚掰倒军方风头正健的兄弟会总统穆尔西，不仅没有谴责和道歉，反而要求美国政府对影片制作者采取行动。
奥巴马的急切切割，只是为了掩盖一个明显的事实：这次事件是阿拉伯之春的直接后果，而这场革命达到目前这样的糟糕局面：利比亚陷入极端教派横行的无政府状态，埃及被伊斯兰激进教派全面掌控，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奥巴马错误的外交政策。
美国政要乃至许多媒体所犯的另一个错误是，当暴行发生时，去指责激怒暴徒的影片制作者，这是赤裸裸的混淆是非，这位制作人仅仅是在用完全和平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某一宗教的看法，他既没有煽动暴力，更没有组织、策划和准备暴力行动，其行为是完全合法的。
当然，你可以反对他的看法，也可以谴责他公布视频的做法，但这一谴责只能基于你认为其言论内容本身是荒谬或恶劣的，而不能以它会刺激某些人作出疯狂举动为由，否则我们的言行自由，岂不是要被那些瞒旰无理的念头所约束？
比如，你生活的社区旁边有几个神经过敏的极端守旧分子，看见有人穿超短裙就要往小区里扔炸弹，难道穿超短裙的人为此而理应被谴责？当然，假如你是温和的守旧分子，你可以因为有碍观瞻而谴责她们，但那是基于另一种的逻辑。
假如我们因为某一和平合法的言论可能激怒暴徒而谴责它，那就是在迁就和奖励暴行，假如这样的谴责起到了效果，压制了这些言论，那么暴徒便借助舆论压力而将自己的行为规范强加给了大众。
这一结果为“谁言辞冒犯我我就炸你全小区”的瞒旰狂暴作派创造了激励，告诉人们：谁想推行自己的信仰和规范，最好都这么做；你仇富吗？那就见谁开宝马就去炸他小区，然后他的邻居会去谴责他，迫使他接受你的简朴规范。
伊斯兰激进主义如今在全球所获得的处处被迁就、无人敢招惹丝毫的特殊地位，正是这一激励的结果，它不仅没有带来迁就者所希望的宗教宽容，反而让激进分子变得更加敏感狂暴，导致日益蔓延失控的宗教冲突。
若要避免这等荒唐局面，那么即便我们非常讨厌焚烧古兰经的做法，大声谴责它，可一旦有人因此而向焚烧者和他的邻居发动暴行，我们的谴责就应立即停止，转而将矛头指向暴徒，否则就会发出错误的信号，混淆了是非；而奥巴马作为总统，肩负保卫公民安全与自由的责任，更不能发出这样的错误信号，相反，此时他应该站到制片人身边，告诉他：请放心，在这个自由社会，你不会因此而受到伤害。
对暴力威胁的迁就纵容，在普通百姓还只是道德问题，而对于政府，这么做已经违反了不偏袒任何宗教和教派的宪法原则，因为迁就的结果，为某些教派创造了免受言论冒犯的特殊地位，这是其他宗教都无缘享受的，而这仅仅是因为他们足够温和。
像道金斯这样的无神论者，四处宣讲基督教是文化毒瘤、教皇是罪犯的言论，许多基督徒深感被冒犯，可是哪位美国总统出面谴责过？假如有人贬低孔子焚烧《论语》呢？政治家会谴责吗？难道世人所崇尚的宗教宽容，指的是谁蛮横谁就不能招惹？
自由市场是粮食安全的最佳保障
辉格
2012年9月7日
今年的APEC高峰会即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在东道国俄罗斯为会议安排的几个议题中，包括了粮食安全这个老话题；近几年受多国生物燃料政策和一些地区自然灾害影响，国际粮食价格波动较大，像乌克兰这样的传统粮食出口大国，时而还采取一些愚蠢的出口管制措施，这些似乎构成俄罗斯提出这个话题的背景。
粮食市场的另一大背景因素，是新兴国家的农业转型和国际化，扩大了国际市场的规模和单一化程度，特别是中国这样的超级人口大国，正在迅速卷入国际粮食市场，这一过程还要十几二十年才能完成，而且紧接着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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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场是粮食安全的最佳保障
辉格
2012年9月7日
今年的APEC高峰会即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在东道国俄罗斯为会议安排的几个议题中，包括了粮食安全这个老话题；近几年受多国生物燃料政策和一些地区自然灾害影响，国际粮食价格波动较大，像乌克兰这样的传统粮食出口大国，时而还采取一些愚蠢的出口管制措施，这些似乎构成俄罗斯提出这个话题的背景。
粮食市场的另一大背景因素，是新兴国家的农业转型和国际化，扩大了国际市场的规模和单一化程度，特别是中国这样的超级人口大国，正在迅速卷入国际粮食市场，这一过程还要十几二十年才能完成，而且紧接着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也必将亦步亦趋重复这个过程。
相比传统本地化农业和分割市场，这种单一化和同步化的趋势有加剧波动的倾向，因为传统市场中，价格信号传导较慢，且处处受交通、交易费用和制度等等壁垒的阻碍，而且家庭农户的资源配置对价格信号的反应也较为迟缓。
不过，大规模单一市场的形成，同时也增强了生产和消费者对价格波动的适应能力；因为大型市场能够发展出更多形式更灵活的合约结构和金融工具，帮助生产者提前锁定价格、控制和转移风险，将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从农户转移到合约收购商、具备风险抵御能力的大型下游厂商、以及愿意承担风险的投机者那里。
这样，尽管二级市场粮价波动有时会很剧烈，但一个更丰厚灵活的中间市场将更有能力吸收这一波动，最终消费者所面临的制成食品会有一个相对平稳的价格；消费者对价格波动的抵御能力，更多的将建立在消费选择的多样化之上，与传统市场相比，今天消费者可选的食品种类已极大扩展了。
对于通货膨胀所造成的价格普遍上涨，选择多样化当然也无济于事，但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抵御粮食生产的特性所造成的价格波动，比如农产品市场最常见的以两个生产季为周期的蛛网式波动：今年猪肉价高好卖，明年多养猪，结果价格大跌，赔本，杀母猪……如此循环往复。
无论是蛛网波动还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波动，都是品种独立的，猪肉和鸡肉不会同步波动，这样，消费者便可以在猪肉涨价的年份多吃鸡肉，实际上，平时留心菜价的人都会发现，无论肉类、蔬菜还是水果，每年都会有几个品种价格奇低，只须将食谱配置稍稍向它们倾斜一下，便可在价格波动形势下维持消费水平而不突破预算。
肯定有人会说，消费习惯很难改变，对于爱吃猪肉的人，猪肉是“刚性需求”，这种所谓刚性需求，不如说是对价格不敏感，明明存在替代选择的情况下，仍宁愿忍受高价而坚持吃猪肉，其实不过是表明了他对价格上涨的抵御能力很强、是幸运的富裕人士而已，换作勉强吃得起肉、营养还常常不足的穷人，是不会如此坚持的，这些富人显然没有理由要求政府用粮食安全政策来支持他们的偏好。
过去三十年来，食品供给的极大充裕和消费选择的高度多样化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叫做“粮食安全”的话，舍此无他，而这全赖于自由贸易和大规模市场的分工合作体系，先是全国单一市场的形成，然后过去十多年又融入国际市场；正是因为市场的高效率，让各国无聊政客们可以整天挖空心思琢磨怎么阻止外国商人把粮食送进来，这分明显示了，如今粮食供给早已不再是个问题，怎么拒绝粮食供给才是个问题！
肯定有人又会问，万一哪天外国切断粮食供给怎么办？这是个虚幻的问题，在当今国际政治伦理下，没有一个有能力这么做的大国的政治家胆敢对另一个国际实施粮食禁运，他若真的这么做，马上会失去国际和国内支持，那时候，他恐怕不得不向全世界宣战才能实施这一禁运；实际上，这些大国无论在对一个国家实施制裁、禁运、甚至发动战争时，如何确保对方的粮食供应，不发生饥荒，是他要考虑的头等大事之一。
退一步讲，大国若真有能力和道德胆量对你实施粮食禁运，他同样也会有能力和道德胆量对你实施石油禁运，而离开石油所支撑的能源、生产和运输体系，粮食安全恐怕也保证不了，照样会饿死人，那么，是不是也要提高能源自给率来确保能源安全？照此推算下去，化肥、农药、药品、机械、通信，又有哪些不需要自给自足？
今天，我们的整个产业体系早已融入了全球分工交换和资源配置网络，一旦脱离，绝大部分资源都将处于无效率配置状态，各产业要么效率大大下降，要么其产出国内根本用不着，这种情况下，不发生大灾难是不可能的，所以，除非现在就下决心脱离全球市场，否则单独考虑粮食安全就是无用的多余设计。
专利制度为祸日炽
辉格
2012年8月31日
上周，举世瞩目的苹果诉三星专利侵权案有了个初步结果，圣何塞联邦地区法院判决侵权成立，并规定了10亿美元的巨额赔偿金；不过三星表示会提起上诉，也有专家指出案件审理存在瑕疵，陪审团主席本人拥有一项专利，让自己的专业偏见主导了陪审团讨论，不恰当的忽视了苹果专利存在先有技术（prior art）的证据。
所以现在说苹果大获全胜还为时过早，而且双方的专利诉讼仍在全球十多个国家展开，圣何塞之前的韩国案子中，双方被判互有侵权，打了个平手，而在之后宣判的日本案子中，苹果的诉讼被驳回，更早时候，苹果赢得了在德国的官司，而三星赢得了在英国和澳洲的官司；同时这(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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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制度为祸日炽
辉格
2012年8月31日
上周，举世瞩目的苹果诉三星专利侵权案有了个初步结果，圣何塞联邦地区法院判决侵权成立，并规定了10亿美元的巨额赔偿金；不过三星表示会提起上诉，也有专家指出案件审理存在瑕疵，陪审团主席本人拥有一项专利，让自己的专业偏见主导了陪审团讨论，不恰当的忽视了苹果专利存在先有技术（[[prior art]]）的证据。
所以现在说苹果大获全胜还为时过早，而且双方的专利诉讼仍在全球十多个国家展开，圣何塞之前的韩国案子中，双方被判互有侵权，打了个平手，而在之后宣判的日本案子中，苹果的诉讼被驳回，更早时候，苹果赢得了在德国的官司，而三星赢得了在英国和澳洲的官司；同时这也是安卓阵营抵抗苹果专利战的一部分，谷歌正在利用摩托专利库向苹果发起反击，最终结果还很难说。
近年来，从硬件到软件，从外形到算法，甚至接口标准，一场场专利大战在信息产业的巨头和阵营之间此起彼伏；可是我们实在看不出，专利制度在鼓励创新和推动产业健康发展上起了什么正面作用，相反，它更多的成了相互下套使绊的手段；这一点从北电专利资产包的拍卖中便可看出些端倪，一堆之前无人问津的东西，因为巨头间专利大战升温，突然抢手起来，居然卖出了45亿美元的天价。
专利权是一种财产权，财产权的作用在于划定行为边界，以避免冲突和公地悲剧，为生活带来可预期性；但与其他形式的财产权不同，专利权是一种完全由政府有意识的人为设计构造的财产权，缺乏传统财产权形成时所经历的人际互动、协调和妥协的自发演化过程；正是这一过程的缺失，使得专利权缺少财产权本应具备的几个关键特性，而这些特性正是由上述过程所确保的。
好的制度总是具有内在的保守倾向，倾向于维持现状（当然我们不能反过来说：保守和维持现状总是好的），如此才能避免无休止动荡，用博弈论术语说，就是维持均衡；所以制度总是跟在现实后面跑，对一种看起来能让各方大致满意的均衡加以确认，从均衡中识别出行为边界并将之固化为“权利”；可是，像专利权这种人为凭空构造的财产权，缺乏一个可供参照的现实均衡，因而它先天的具有引发更多纠纷冲突的倾向。
假如现在有一块无主地，许多人都有机会从中获取利益，那么，互动之后的均衡格局便取决于这样一些因素：各人从中获益的历史，他对这些利益的关切度，他为获得和维持他想要或正在享用的那一份所愿意承受的代价，当各方利益发生冲突时，他排挤他人而维持自己行动能力的机会和实力，等等；可行的法律必须与这一格局有某种对应关系。
试想，如果法律将权利划给那些此前并未从中实际获取利益，或不甚关心这些利益，也没有花多少力气去确保这些利益，没有为此投入资源和付出代价，而同时，那些已经并正在从中获取利益，有能力且正在运用这一能力去排挤竞争者以确保自己的利益，并且有决心为捍卫该利益而付出高昂代价的人，却被认定没有权利，很明显，这样的认定将导致严重的冲突和混乱，甚至可能比立法者什么也不做而听任其处于公地状态更坏。
问题是，坐在议会大厅里凭空设计专利法的立法者，完全没有能力和机会来预见他正在制订的行为边界划分方案，是否会与现实博弈中将达致的均衡格局相吻合，该格局只能从现实的人际接触、拥挤、推搡、试探和妥协过程中浮现出来，但专利法从一开始便丧失了这样的机会。
正因此，专利权也违背了我们从其他财产权中所发现的一些合理性原则，这些原则是与人们对合理与正当的直觉感受相一致的；比如在对无主地运用先占先得原则时，总会对“占有”有某种强度要求，否则会导致一些荒谬的结果，比如你用石灰在一大块荒地上画个圈算不算有效的“占有”呢？首先登陆一个无人岛呢？如果这个岛很大呢？向月球或火星发射一面旗帜呢？向地图上扔个飞镖呢？
实际上，占有强度正体现了占有者从中获益的可能性、他的关切度和决心承受的代价，可是我们看专利权：只须一纸申请，很少一点注册费，便可圈占一大块行为空间，注册者甚至不知道也无需知道从中能获得什么利益，而一旦其他人发现这块空间的利用价值，他就可能大发横财，而他付出的努力、获得与维持权利的成本却与这笔横财的价值毫无关联，几近于向地图扔飞镖，这显然不是一种好的激励模式。
从其他财产权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另一条原则：对维护财产权免遭侵犯的看管责任，主要应由其主人承担，其他人只须凭常识保持基本的善意和审慎即可；比如你在大街上看到一张百元大钞，没有明显线索表明它的主人是谁，那就可以合理的认为是无主物而捡走，你没有义务先去做一番调查看看有没有主人，相反，假如你看到的是一辆汽车，那就不能这么认为了，因为路边停车是普遍而合理的做法，将百元大钞“存放”在大街上则不是。
可是，专利权的做法却恰恰就像把百元、万元乃至亿元大钞存放在大街上；当你走进一户人家拿走一件东西时，你侵犯了别人的财产权，但你实施该行为时会自动获知这一点，当你设计一个产品时，也可能触犯别人的专利权，但实施该行为的过程本身无法让你获知这一点，也就是说，基于常识的善意和审慎不再能保证你不侵犯他人财产权了，因为专利权的构造方式，已经把看管责任转嫁给了你——可能侵权者——而不是它的主人。
当然，你可以事先进行专利查询，但这么做不仅成本很高（该成本本应由主人负担），而且也并不能确保你不侵权，因为用来描述专利的自然语言本身就很模糊，从不同法院不同案件中对同一纠纷所做判决的五花八门看，它也是很难事先判别的，是否真的构成侵权往往要到判决作出才知道，此时代价已经十分惨重。
看管责任的倒置和占有强度要求的取消一样，导致了激励不一致：专利注册者有机会获得巨额收益，却将获得和维持这一机会的成本都转嫁给了别人；同时，因为一般的善意和审慎不再能确保不侵权，它也给钓鱼和讹诈行为创造了无限空间；这些恶劣作用，正随着科技加速发展、创新成为高频率经常性活动而变得越来越显著，无论专利制度在历史上是否曾起过积极作用，如今已到了必须改革甚至废除的时候了。
阻挡语言自发演化是徒劳的
辉格
2012年8月29日
商务印书馆6月份出版了《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其中收录了239多个“NBA”之类的常见英文缩略词，近日，一百多位学者就此联名向新闻出版总署举报，指控其违反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该版词典的发行，也让央视恢复了NBA的叫法，此前，为遵守广电总局的规定，央视在两年时间里只能用“美职联”代替NBA。
许多英文缩略词早已为大众耳熟能详，广电总局的突兀规定，曾给播音员和观众都带来困扰和不便，新版词典的发行总算让忍受了两年别扭的人们获得了解脱，如今却又横生枝(more...)
标签：干预 | 文化 | 自发秩序 | 语言 | 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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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挡语言自发演化是徒劳的
辉格
2012年8月29日
商务印书馆6月份出版了《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其中收录了239多个“NBA”之类的常见英文缩略词，近日，一百多位学者就此联名向新闻出版总署举报，指控其违反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该版词典的发行，也让央视恢复了NBA的叫法，此前，为遵守广电总局的规定，央视在两年时间里只能用“美职联”代替NBA。
许多英文缩略词早已为大众耳熟能详，广电总局的突兀规定，曾给播音员和观众都带来困扰和不便，新版词典的发行总算让忍受了两年别扭的人们获得了解脱，如今却又横生枝节；百位学者联名举报的行动，据说是为了“捍卫汉语纯洁性”，可是他们却从未论证，为何“汉语纯洁性”是一项值得捍卫的价值，就算你们认为它是很重要，又如何证明它构成了一项公共利益，以至于需要动用国家机器和司法系统来加以捍卫。
如同时尚风潮、市场分工交换体系、蜂窝状的传统集市与道路格局，和许多其他文化结构一样，语言也是一种哈耶克所称的自发秩序，就是说，不需要有人有意识的去设计，它便能从人际互动过程中自己涌现出来；研究表明，人的语言本能十分强大，只要把让一群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只需一两代人的时间，便能自动协调出一门新的语言来，足以应付交流所需。
因为语言本身就是人际互动和协调的产物，它天然的具有针对环境变化而做出适应性调整的能力，一种新现象的出现，起初人们可能找不出恰当的词汇和句式来表达，可一旦有人找到一种贴切生动的表达方式，便会在交流环境中迅速扩散，广为模仿和采纳，新语义、新词汇、新句式，便如此诞生了。
一些具有语言天赋的人，或者名人、作家、主持人等占据了传播网络中关键节点的人，有着特殊的机会来进行这种创作和传播，不过，更多见的情况是，无从考究一个新词或新用法是如何被创造、扩散、衍生，最终确立其语言地位的，通常是许多不知名的小人物参与了这个创造过程，他们最初也没预见最后所达到的效果。
当然，运用国家权力，通过义务教育、推行统一教科书、编纂经典与词典、让国有媒体控制关键传播节点，等等措施，是能够对语言的自发演化进程施加干预的，正如政府也能对市场机制进行干预；在某些方面，这些干预甚至还取得了一些算得上正面的效果，比如通用语的建立和普及，在国家范围内确实便利了交流。
不过，要产生这样的效果，干预措施必须顺应语言自发演化的趋势，通过提供参考方案推动本已存在的协调和交流过程，而不是与之抗拒；但实际上，由于主权民族国家固有的封闭性，它往往在境内促进协调的同时，却在国与国之间树立起新的藩篱，而且比起地理和族群屏障来，这种国家藩篱要坚固的多。
而且，国家屏障的建立，往往是以强行消灭地方文化、消除文化多样性为代价的，而自发协调则是一个个体自由选择的过程，因为每个社会和族群中总有一些偏僻角落，也总有一批文化保守主义者，因而往往会在融汇的同时保留下更多有价值的地方文化元素。
所以，尽管在中世纪末期民族国家崛起的过程中，国家对语言的干预曾经起到了加速突破地区隔阂、便利交流的作用，但近代化以来，尤其是当今全球化时代，这种干预作用变得越来越负面了，而随着全球化的继续深入，网络传播的影响扩大，将日益暴露出它的迂腐顽劣和不合时宜，像之前广电总局所实施的和这次联名举报者所呼唤的干预，无不清楚的显示着它阻碍交流的意图和效果。
废除死刑理由尚不充足
辉格
2012年8月28日
去年七月在奥斯陆制造了77死96伤大屠杀的布雷维克，日前被法院判处21年监禁，之前许多人曾猜测，在挪威已废除了一百多年的死刑，会不会因这一惨案而恢复；不过，猜测者多半在挪威和欧盟以外，挪威国内倒并未出现多少恢复死刑的呼声，欧洲舆论对废除死刑的态度，看来依然坚定。
近些年，对废除死刑的呼吁已发展为一场全球运动，在国内的声势也不小，不过，他们提出的理由却并不充分；最常听到的说法是，生命是神圣的不可剥夺的，是最基本的权利；可是，姑且不论将“生命是神圣的”这一特定价值观作为(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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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死刑理由尚不充足
辉格
2012年8月28日
去年七月在奥斯陆制造了77死96伤大屠杀的布雷维克，日前被法院判处21年监禁，之前许多人曾猜测，在挪威已废除了一百多年的死刑，会不会因这一惨案而恢复；不过，猜测者多半在挪威和欧盟以外，挪威国内倒并未出现多少恢复死刑的呼声，欧洲舆论对废除死刑的态度，看来依然坚定。
近些年，对废除死刑的呼吁已发展为一场全球运动，在国内的声势也不小，不过，他们提出的理由却并不充分；最常听到的说法是，生命是神圣的不可剥夺的，是最基本的权利；可是，姑且不论将“生命是神圣的”这一特定价值观作为论证起点是否恰当，即便我们接受这是“不言而喻的”，也无法得出死刑应予废除的结论。
这一前提同样可以用来支持死刑：生命是基本权利，所以我们要最大程度的保护它免受伤害，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可能需要杀死对他人生命构成严重威胁的人；比如，当我们遭受致命攻击而进行自卫时，必要时可以杀死对方，对此似乎并无异议。
那么，得到公认的自卫权究竟体现了什么原则呢？有三点：首先，若出于挽救无辜生命所必需，可以杀死生命；其次，一个人若对他人实施致命攻击，便成了可以被正当杀死的对象，第三，假如杀死他可以挽救其他人的生命，那么这一正当杀死便有理由实施。
不难看出，谋杀犯因其谋杀行为而成了正当杀死对象，而是否真的将他处死，要看处死他能否挽救生命；有人说，谋杀既已完成，再杀死凶手已无法挽回被害者的生命，这没错，但是可能会挽救未来其他人的生命，如果死刑确实能够吓阻犯罪的话；所以，假如废死派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显示死刑起不到吓阻致命犯罪的作用，那倒是废除死刑十分有力的理由。
有人又说，因为生命是神圣的，生命权是绝对的，所以即便死刑真的能吓阻犯罪，也要废除；这个论证也无法成立，一种东西并不能因为它是“神圣的”，就不能成为惩罚的对象，不能出于公正的目的而加以剥夺，在许多人（大概也包括多数废死派）看来，自由同样是神圣的，甚至比生命更神圣，正如裴多菲的著名诗篇里所颂扬的，为了它生命爱情皆可抛，那么，基于公正的理由，作为惩罚的手段，是否可以剥夺自由呢？若不可以，监禁是否也该废除？
除了震慑犯罪，赞成死刑者提出的另一条理由是公正，司法救济必须给当事人带来公正和正义感，而在许多人看来，杀人偿命才算得上公正，假如这是社会的普遍看法，那么取消死刑就会阻止正义得到恢复，法律和司法系统将因此而丧失权威性，法律和秩序可能会因此而松动，人们会更多的在法外寻求正义；对此，废死派的回答是：这是一种原始野蛮的复仇心态，理应被现代文明社会所唾弃。
可是，道德感是个人的，不能由一部分人将道德感强加给另一部分，你觉得原始野蛮的事情人家觉得是正义的，要唾弃也要他们自己来唾弃；从个体立场看，死刑问题的出发点其实是人们对自己生命的出价，旨在告诉别人：取走我的性命你需要付出什么代价，每个人的出价可以不同，佛祖和耶稣或许会说：免费好了，而原始野蛮的我则坚持：得拿你的命来换。
这样，面对一份免除了死刑的社会契约，我就不会认可，假如一部分人在其他人认可的情况下废除了死刑，那就等于代替我把我对自己生命的出价压低了；当然，法律必须取得一致，我可能不得不接受别人对我的压价，但是，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保留各自出价的方案呢？
比如，废死派可以先从自己做起，签署声明放弃偿命主张，这样，仅仅杀死他的罪犯就不会被处以死刑；依我看，这样的声明理应被法官和公诉人接受，同时，为了避免国家权力被滥用而制造冤案，没有具体受害人的死刑都应停止；这样一来，按照废死派对人性的乐观看法，可以相信，随着文明进步，放弃偿命主张的人会越来越多，此时我们也有了机会观察死刑究竟有没有震慑犯罪的效果，到那时，我们将有一个更坚实的基础来谈论是否该最终废除死刑。
婚恋障碍为城市化过程所难免
辉格
2012年8月24日
七夕之际，一家职业信息网站“大谷打工网”发表了一份对上海年轻打工者婚恋状况的调查报告，基于近两万份网络问卷的统计显示，年轻一代城市移民在婚恋问题上面临巨大困境，已成为这些青年的头号心理问题，寻找伴侣不容易，稳定关系更难，走到结婚这一步则更是障碍重重，据报告称，收入、住房、流动性、社交机会的缺乏，是构成婚恋障碍的主要原因。
网络问卷这种方法无疑有很大的样本偏向，23.6的平均年龄也显示样本选择是偏向于婚龄人群的低龄一端的，这就夸大了单身比例；不过尽管有这些缺陷，报告看来还是反映了些真实情况(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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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恋障碍为城市化过程所难免
辉格
2012年8月24日
七夕之际，一家职业信息网站“大谷打工网”发表了一份对上海年轻打工者婚恋状况的调查报告，基于近两万份网络问卷的统计显示，年轻一代城市移民在婚恋问题上面临巨大困境，已成为这些青年的头号心理问题，寻找伴侣不容易，稳定关系更难，走到结婚这一步则更是障碍重重，据报告称，收入、住房、流动性、社交机会的缺乏，是构成婚恋障碍的主要原因。
网络问卷这种方法无疑有很大的样本偏向，23.6的平均年龄也显示样本选择是偏向于婚龄人群的低龄一端的，这就夸大了单身比例；不过尽管有这些缺陷，报告看来还是反映了些真实情况，与我们从其他渠道得到的印象也颇为吻合；在一个刚刚经历了高速城市化的社会，出现这样的婚恋障碍，本不足为奇，而出现在上海这样房价奇高的大都市，更是预料中事。
婚姻是一项长期关系，而且这一关系的紧密和利益相关程度极高，完全重塑了双方的生活，在人类主动缔结的各种关系中，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了，因而双方在作出选择时自然会十分慎重，会尽可能多的去了解对方的情况，正是在这一点上，城市大社会的信息条件远不如传统乡村与城镇社会，对于成年后才来到城市的新移民，则条件更为不利，他们脱离了原有关系网，必须从头建立社会关系。
传统社会规模小，流动性也不大，亲戚邻里发小交往多，关系网通常只是个二到三度空间，同龄人之间相识和知根知底的机会很多，井然分明的社会等级更缩小了择偶空间，所以在作出择偶决定前，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了解候选对象；而且，传统婚姻父母做主的成分更大，婚姻常常是两个家族之间的事情，因而相互了解和磨合的时间就更加充分了，从孩子生下来便可开始，可能导致日后不和的因素在早期便可暴露。
城市大社会大幅扩展了个人的择偶空间，但它的流动性和关系松散性却压缩对每个候选对象的了解机会，从而延长了择偶过程；在漫长的单身期中，为满足情感和生理需要，人们更多的建立短期和尝试性的关系，也以此作为相互了解磨合的方式，这一转变导致了对性与婚恋的观念与文化变迁，进而，新的观念与文化又回过头来改变两性交往与择偶方式：在交往时更注重感情因素，对短期关系更多宽容与偏爱。
这种现实条件与观念文化的相互强化，最终导致了择偶策略的全面转变，从传统的充分了解一锤定音终身不渝，变为先通过短期关系了解磨合，同时捕捉更好的新机会，这样，当双方最终对长期关系拥有足够信心，并决定结婚特别是生孩子时，已经老大不小了，这也是为何在所有国家，城市化总是大幅推迟结婚和生育，降低生育率，提高离婚率和单身率，增加短期关系和堕胎。
对于正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婚姻的另一个障碍是父母子女之间观念的冲突，两代人的择偶标准不同，年轻人接受了新的观念与文化，但父母常不愿意放弃干预，而子女出于财力上的需要，也因为文化上的惯性，可能不得不一定程度上听从父母的要求，这样达成四方满意的安排就更加困难，严重的时候甚至造成原本不错的关系被生生破坏。
当新移民进入城市后，丧失了从小建立的大部分社会关系，不得不重新建立，此时他们将面临一个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不利：缺少家庭和职业关系之外的民间组织和亚文化圈子，中国社会是长期以来就是高度扁平化的，缺乏中间结构，近代以来中央集权的强化和地方自治的瓦解，更强化了这一特征。
中古以来，在遭受多次灭佛打击之后，中国的佛教也变得越来越出世，很少再起到联络教友情感、为教众提供社会生活空间、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的作用；类似的，基于共同的价值认同的学会，共同兴趣爱好的俱乐部，共同理想和事业追求的公益慈善组织，共同利益诉求的协会行会，与庞大的人口相比，这些组织的数量少得可怜。
结果，原本由这些中间组织满足的需求和履行的社会功能，多半被抑制了，剩下少数也是由政治性机构和盈利性企业所代替，可是与主动参与的自发性组织相比，这些替代组织都远远不适合成为个人间社会交往的空间，比如同样是参加体育运动，通过自发组织的俱乐部你可能获得一群关系长期稳定的朋友，但是在健身馆，你出完了一身汗之后啥也没留下。
上述文化、制度和社会结构上的差异，使得中国乃至东方的年轻人在进入大城市后普遍变得比较宅，更容易沉溺于网络游戏和网络社区；网络交往虽然也能建立某些有价值的关系，但了解深度毕竟不如现实交往，更难以带来足以导向婚姻的熟识和亲密，相反，它可能让年轻人更习惯和满足于短期关系，更加拖延了婚姻的建立。
不能把新型资源都霸为国有
辉格
2012年8月21日
两个月前，黑龙江省人大发布了一个“气候探测与保护条例”，规定风能太阳能等气候资源归国家所有，其勘探开发须经气象主管部门批准，一度引起舆论哗然；近日，国家气象局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表达了赞同和支持；如此看来，这项政策在经过若干试探之后，很可能推广为全国性的做法。
在回答记者疑问时，这位局长试图用“这不是有些人以为的阳光税和空气税”来安抚人们对政府权力如此肆意伸张的惊诧与惶恐；阳光税当然只是个类比，上述条例确实没到这个程度，但就权力扩张的任意性和专横性而言，这(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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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把新型资源都霸为国有
辉格
2012年8月21日
两个月前，黑龙江省人大发布了一个“气候探测与保护条例”，规定风能太阳能等气候资源归国家所有，其勘探开发须经气象主管部门批准，一度引起舆论哗然；近日，国家气象局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表达了赞同和支持；如此看来，这项政策在经过若干试探之后，很可能推广为全国性的做法。
在回答记者疑问时，这位局长试图用“这不是有些人以为的阳光税和空气税”来安抚人们对政府权力如此肆意伸张的惊诧与惶恐；阳光税当然只是个类比，上述条例确实没到这个程度，但就权力扩张的任意性和专横性而言，这个类比也不算离谱。
将气候资源划归国有的立法，实际上体现了这样一个原则：凡是尚未发现或未被探明和利用的资源，都归国家所有，这样，未来被发现和开发的任何新型资源，都将自动成为国有资产，只有经过招租拍卖，剥掉最丰厚的一层租金后，才可能转入民间；此前关于矿产、水力、文物和野生动物等资源的种种立法，都遵循了这条原则。
这是十分糟糕的制度安排，首先，从激励效果上看，它的无限兜底性质切断了对新型资源探索、开发和利用行为与占有和获益权利之间的激励关系；原本，在广为认可的先占先得原则下，首先发现和利用新资源的人，将通过占有权而为其探索和开发努力获得回报，即便新资源发现者并非土地占有者，也可在隐藏信息的条件下通过土地交易而获得报酬，而现在，私人探索和开发将是替政府做嫁衣；没了这一激励，私人和企业当然会失去探索和开发新资源的兴趣。
这种无限兜底式的圈占方式，其虚妄自大和脱离实际的程度，很像1495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教皇主持下瓜分世界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当时大航海开始不久，美洲澳洲都还没发现，各大洋大洲的地理状况远未探明，更谈不上实际占有和开发；幸亏那时教皇的权威性和执行力都不足以落实该条约，否则各国航海家和殖民者就不会像后来所表现的那么起劲了。
其次，无限兜底国有原则在分配上也极度不公正，它相当于宣称：在这片土地上，你们发现任何好东西都要先交给我过目，我看得上就留着，看不上才赏给你们；如此蛮横和贪得无厌的程度，恐怕只有古代蛮族征服者对被征服民族所主张的初夜权才比得上；其结果是大部分值钱的资源都被政府和权贵所掌握，人民只有残羹剩饭可吃。
由于上述原则强行割裂了法定权利和实际占有状况，它继而为开发利用过程人为制造了障碍与冲突；比如风能和太阳能，其开发利用都需要进入和占据相应的土地，也就是说，利用这些资源所需的行为空间，与土地产权所划定的行为边界是高度重合的，因而法律上顺理成章的做法便是沿用已经划定的边界，而不是为每种新型的用益行为重新划定边界，那会毫无必要的造成无休无止的冲突与纠纷。
所以在法理上，若一项新型用益权的边界与原有土地产权边界高度重合，该用益权就被自动视为土地权的天然附属权益，随土地而自动获得和转移；可是，无限国有原则割裂了这一附属关系，这样，气候资源开发利用者就无法通过占有、买入或租赁土地而获得用益权，而必须同时获得国家的许可才行，如此一来，这部分资源便脱离了市场这一高效资源配置系统，必定陷于无效率状态。
当新资源的利用价值很高时，这种割裂状况会诱发开发者与原土地主人之间的大量冲突，诱人的潜在开发收益会进而激励政府推行另一项更粗暴、更具强制性政策：强行征用；实际上，过去多年所推行的强行征地、强制拆迁、强制移民，都是新资源兜底国有制度强行剥夺土地的天然附属权益所带来的后果，它造成的纠纷、冲突、悲剧、丑闻和动荡，都历历在目，莫非现在又要增添一个新渊薮？
家电价格战背后的产业变迁
辉格
2012年8月17日
京东在苏宁店庆优惠活动之际高调发动的价格战，已被事实表明只是场闹剧，口惠而实不至，口水喷过之后，人们发现其大家电并未全面降价，更未降至苏宁价格之下，许多看起来挺诱人的价格也处于无货状态；曾经被期待的双方轮番降价直至零的荒诞剧场面没有出现，倒是刘强东用他的表演功夫又一次为自己赢得了眼球。
其实，苏宁和京东所祭出的最低价许诺本来就是老套的营销噱头，不具有多少实际约束力，更不会像看上去那样会引发轮番降价，假如消费者跟他较真，他大可质疑对方标(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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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价格战背后的产业变迁
辉格
2012年8月17日
京东在苏宁店庆优惠活动之际高调发动的价格战，已被事实表明只是场闹剧，口惠而实不至，口水喷过之后，人们发现其大家电并未全面降价，更未降至苏宁价格之下，许多看起来挺诱人的价格也处于无货状态；曾经被期待的双方轮番降价直至零的荒诞剧场面没有出现，倒是刘强东用他的表演功夫又一次为自己赢得了眼球。
其实，苏宁和京东所祭出的最低价许诺本来就是老套的营销噱头，不具有多少实际约束力，更不会像看上去那样会引发轮番降价，假如消费者跟他较真，他大可质疑对方标价是否真实，是不是有货，即便你出示发票，也可以内部交易嫌疑为由要求提供更多证据，实在没辙了他还可以耍赖说对方没有像我一样附送一把起子，如此种种麻烦足以打消多数较真念头，而只要将此过程拉的足够长，轮番降价局面即可避免。
争斗分两种，一种是为当场制服对手，另一种则动机复杂，或炫耀武力、吓阻对手，或改变观众看法，或赢得支持与合作者；在后一种争斗中，往往是力量较弱的一方会显得更积极主动、兴奋异常、上蹿下跳，这一点上，动物、人类、企业和国家颇有相通之处，博弈论里将弱方的此种做派称为“边缘策略”。
刘强东的口水表演，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营造了电子商务强势逼境，传统家电商风雨飘摇、被动应战的氛围，不过细心的人们却发现，这场争斗也恰恰暴露了京东在大家电业务上的弱势：不仅品种型号比国美苏宁少得多，发货速度和安装服务也远未达到地面店的水平，而他挂在嘴边的价格，事实也表明实在没多少潜力可挖了；原因不难理解，京东与制造商尚未建立紧密关系，拿货能力还很差，据说经常需要从国美苏宁调货，地面服务也依赖于他们。
不过美苏也并非没有软肋可击，前些年的高速扩张把资金链绷的太紧，国美已因此经历了内乱，差点丧失独立性，苏宁目前的负债状况也很危险；同时，他们又面临电商所带来的价格压力，不得不在物流和在线化上维持巨额投入，处境颇为险恶；所以京东这次挑衅，虽在业务上冲击不大，却在资本市场上惹起一阵风波，起到了门前放炮后院点火的效果。
撇开这场短期价格战的弥漫硝烟，家电零售业的产业结构未来将如何演变，或许更值得我们思考；当初家电得以从百货中分离出来，成就如今国美苏宁这样的单层次零售巨头，首先是因为它对安装维修服务较为敏感，需要较强的地面配套企业，其次是对库存与资金周转率的要求与其他百货颇为不同，所以当它的品种多到足以支撑一个独立零售网络时，便顺理成章的分离了出来，问题是，美苏在这些方面所建立的优势，能否在电子商务大潮中保存下来？
这里其实包含两个问题，首先是：家电零售是否需要向电子商务全面转型？这个问题看来美苏都已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即便他们之前曾有过迟疑；美苏的三大资源中，制造商关系是靠销量维持的，一旦电商的销量达到同等数量级，便足以绕开美苏而直接从制造商拿货，而物流系统则是电商本来就要重点建设的，尽管现在还没达到美苏的配送效率，但未来必定超出，唯一剩下的将是地面服务，但假如电商最终获得压倒多数的销量，地面资源只能让他们成为电商的外包安装队，所以向电商转型已是迫招。
第二个问题是：专业家电电商能否在综合类电商的竞争下获得生存空间？亚马逊靠图书音像起家，如今已是综合电商巨头，为综合模式树立了成功典范，或许正是受这一榜样的激励，分别以3C和图书起家的京东和当当，也在全力向综合化发展；理论上，综合化可以让单一的物流配送体系发挥出更大的规模效率，但也可能，家电的特殊性使得将它分离出来会物流系统更有效率，究竟哪个更好，只能由实际的成本曲线来回答，特别是物流系统规模经济临界点的位置，考虑到地理、运输、资源和营商条件的巨大差异，美国的成功范例并不能证明它在中国的前景，在成本细节未明之前，双方都有机会。
职业化潮流下的大众体育
辉格
2012年8月8日
8月8日是国家体育总局指定的第四个“全民健身日”，从2009年起，该局就每年指定这样一个健身日，以此敦促各地政府组织举办全民健身活动；可是，将全民健身日安排大部分成年人和学生都难以脱身的工作日，其全民性本身就很可疑，至于推动大众积极参与体育运动的实际效果，则更是无从知晓。
就在短短几十年前，绝大多数体育项目还都是非职业性的，因为当时缺乏可行的商业模式，让运动员能够获得比他们本来能从其他职业中获得的更高收入，在电视和卫星通信出现之前，竞技体育的主要收入是门票，所以只有(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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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化潮流下的大众体育
辉格
2012年8月8日
8月8日是国家体育总局指定的第四个“全民健身日”，从2009年起，该局就每年指定这样一个健身日，以此敦促各地政府组织举办全民健身活动；可是，将全民健身日安排大部分成年人和学生都难以脱身的工作日，其全民性本身就很可疑，至于推动大众积极参与体育运动的实际效果，则更是无从知晓。
就在短短几十年前，绝大多数体育项目还都是非职业性的，因为当时缺乏可行的商业模式，让运动员能够获得比他们本来能从其他职业中获得的更高收入，在电视和卫星通信出现之前，竞技体育的主要收入是门票，所以只有足球这样能同时让成千上万人现场观赏的项目，才可能获得足够的收入让球员过上体面生活，况且，擅长和热爱运动的人，通常在其他职业中收入也不低。
门票之外，就只有赌博和私人陪练和教练收入了，赌博收入虽然丰厚，却常常为法律所不容，而且对竞技形式颇有要求，所以只供养了个人搏击和棋牌等传统上赌博色彩便很浓厚的项目，另外，陪练和教练也确实在游泳、网球、马术、滑冰、棋牌等个人项目上养活了些职业高手，但数量十分有限，与如今的商业项目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往往限于那些与富裕阶层高雅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项目。
所以在大规模商业化出现之前，职业运动员多半是政府供养的，而且只有那些预算约束相当松弛、同时又将竞赛奖牌视为重要政治目标的政府，才会花大价钱训练、选拔和供养大批职业运动员，而促使这些政府这么做的激励，直接来自奥运会等以国家为参赛单位的大型国际赛会，因此可以说，在90年代奥运会商业化之前，国际和各国奥委会实际上已经推动了竞技体育的职业化，只不过那是国有和计划体制下的职业化。
电视和卫星直播的出现是关键转折点，它将单场比赛的观众数量提高了三四个数量级，从而为体育创造了另一个收入源——广告；同时，航空旅行的普及和平民化将原本分散的地区性市场合并成了大陆级甚至全球性的大市场，也提升了各地比赛的水平和门票收入，因为它能将最优秀的运动员随时送往各地赛场，也能让球迷在各赛场间巡回看球，联赛和巡回系列赛因而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组织。
体育商业化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大幅提升了竞技水平，为观众提供了空前精彩的视听盛宴，也给优秀运动员带来了丰厚收入，最终创造了一个繁荣发达的产业；然而，对于希望推进大众体育的人们，仍有个问题有待回答：职业化浪潮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了大众体育？没错，关注和热爱体育的人是多了，体育在整个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也提高了，问题是，亲身参与体育活动的人，和他们的活动频率，因此而增加了吗？
似乎没有证据支持这一点，相反，有许多理由可以怀疑职业化有着相反的效果；职业化将一批最具运动天赋的人抽离了大众体育，降低了后者的竞技水准，同时，它更吸走了业余比赛的大部分观众，这样，这些比赛的参与者就失去一个重要的成就感来源，一场球要是既没什么人看、也得不到地方媒体的报道，让你在地方上获得粉丝和声誉、甚至拥有地位，获胜的激励效果就会小得多。
更糟糕的是，观众流失也很可能意味着失去运动场地和政治支持等资源，因为这些观众原本可能通过门票、捐赠和慈善组织资助地方赛事，也可以通过选票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这些都可以帮助业余运动员及其组织获得运动所需资源。
另外，日益精彩激烈的职业比赛，和越来越好的观赏体验，或许会削弱人们亲身参与体育运动的动机，对体育的热爱包含了一系列不同的心理需要，其中有些或许是可以被单独满足的，比如分辨敌我和对抗求胜的需求，分享胜利喜悦和荣耀的需求，可以通过将自己标榜为某队的狂热支持者而得到满足。
穿上官方队服、抹上油彩，跟踪球队和比赛的每个细节，想象自己是主教练，紧张兴奋的意淫如何运筹帷幄调兵遣将排兵布阵，或许可以满足许多原本会推动他走进运动场的心理需要，于是，体育热情就这样被短路了，球迷们让职业球员代理了他们对体育运动的消费，自己转而以观赏的方式消费着比赛，还有啤酒；当然，这只是猜测，不过直觉上看，现实似乎就是如此。
征收金融交易税是自残
辉格
2012年8月1日
法国国民议会上月通过的新预算法将于本月1日生效，新法将对该国109只市值超过10亿欧元的股票征收0.2%的交易税；金融危机之后，开征高额金融交易税的提议在欧元区乃至世界各国都不绝于耳，这也是危机后以占领华尔街为代表的全球反资本反金融浪潮的主要诉求之一，如今奥朗德政府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金融交易税也叫托宾税（Tobin tax），是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在上世纪70年代所构思的一种旨在抑制过度投机、稳定金融市场的干预工具，此后二十多年曾在多国实施；然而事实表明托宾税起不到抑制投机和稳定金融的作用，甚至很可能有相反作用，而它对金融活动的压制效果则十分显著，更要命的是，它有着将金融业从本国驱逐出去的效果，最终各国都发现这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纷纷放弃，直到08年危机之后才再度抬头。
多份实证研究发现，托宾(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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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金融交易税是自残
辉格
2012年8月1日
法国国民议会上月通过的新预算法将于本月1日生效，新法将对该国109只市值超过10亿欧元的股票征收0.2%的交易税；金融危机之后，开征高额金融交易税的提议在欧元区乃至世界各国都不绝于耳，这也是危机后以占领华尔街为代表的全球反资本反金融浪潮的主要诉求之一，如今奥朗德政府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金融交易税也叫托宾税（[[Tobin tax]]），是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在上世纪70年代所构思的一种旨在抑制过度投机、稳定金融市场的干预工具，此后二十多年曾在多国实施；然而事实表明托宾税起不到抑制投机和稳定金融的作用，甚至很可能有相反作用，而它对金融活动的压制效果则十分显著，更要命的是，它有着将金融业从本国驱逐出去的效果，最终各国都发现这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纷纷放弃，直到08年危机之后才再度抬头。
多份实证研究发现，托宾税反而增加了投机行为，特别是助长了反金融群体特别痛恨的那种对赌式的衍生品交易，其中一个原因很可能是税率对交易的扭曲作用；交易税是按交易金额计征的，但实际上，人们在买卖金融产品时，真正关注的是资产所涉及的波动和风险，而不是资产的价值存量，而前者的金额往往远小于后者，若能将波动和风险从资产中剥离出来单独交易，可大幅降低交易额，从而少缴税，而
对赌合约等衍生品恰好能完成这种剥离。
而且，托宾税还会让交易者更倾向于短期和高频交易，因为对于同样的波动差价，短期交易具有更高的资本收益率，因而可以承受更高的税率，相当于在单位资本时间上摊薄了税负；同时，对于整个金融市场的波动水平，托宾税也没有平抑作用，其实，试图通过降低流动性来平抑波动是不可行的，这一点对照收藏品市场即可看出，后者的流动性远低于金融产品，但波动同样剧烈、甚至更剧烈。
可是，托宾税打压交易活动的效果倒是立竿见影，交易量萎缩，市场流动性降低，一些负担不起税率的交易品种干脆就消失了；其后果不仅减少了总体流动性供给，更让企业丧失了许多风险配置手段；这样一来，它唯一达到的预期目标是降低了整个经济体系的风险水平，但这并不值得欣慰，因为它是通过消除某些经济活动和压低经济总量来做到这一点的，因为
当企业无法配置某些风险时，许多高风险经营活动就被放弃了。
不过，这些情况都不足以让各国政府打消征收托宾税的念头，因为这些负面效果都是缓慢而悄悄发生的，不会成为新闻事件，即便最终表现为经济总量萎缩，公众也很难看出其与税制的因果关系，在宏观经济这样变幻莫测、因素链错综复杂、连专业学者都众口不一的事情上，政府总能找出足够多的借口和替罪羊来为其政策辩解。
对政府和政策制订者来说，真正可怕的是它对金融业的驱逐效果，因为它的因果关系简单而清晰，公众很容易看清；一个著名的案例是瑞典，1984年实施0.5%双向托宾税，后来嫌税入太少又将税率翻倍，结果几年之内交易量萎缩一个数量级，90-99%的金融业务搬到了伦敦，70年代的英国和80年代的加拿大都有过类似经历，如今他们的决策层都一致反对托宾税，伦敦更在经历金融自由化“大爆炸”之后成长为全球金融中心。
对于征税者，越是不容易移动或兑现的资产，就是越适宜的征税对象，而金融产品是高度流动性的，它既容易搬动又容易兑现，而且金融交易具有极高的地理位置无关性，特别是在电子化和网络化之后，金融中心搬到哪里都可以，所以向它征收重税就是在下逐客令，无异于自残，唯一的办法是各国联合行动、统一税率，但这样的广泛政治联盟是很难建立的，总会有些国家乘机牟利，结果，最终承担税负的将是那些无缘参与国际化交易的散户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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