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2-15】 @春夏秋冬er 辉总知道为什么眼镜行业利润这么高吗？ @whigzhou @whigzhou: 了解不多，据说眼镜店的客源要得到保证，需要有眼科医生的推荐，果若如此，那相当于将一种不甚稀缺的资源与另一种稀缺的多的资源绑在了一起，从而让眼镜店起了帮助眼科医生获取租值的代理人作用，其部分利润相当于代理佣金或租值分成 @喂羊的月亮熊:很多眼镜店可以自己验光呢。相当于中药店的坐堂郎中 @whigzhou: 验光很多是可以，但初次配镜者多倾向于先看眼科，而获得消费者的首次选择很重要。回头我再仔细问问开眼镜店的朋友 @whigzhou: 不过，某些行业毛利率高只是表现了交易费用高，通常消费频率低、服务半径又不能太大的服务业，毛利率都不低，如果再加上需要专业信任，那就更高，这些条件眼镜业似乎都满足 @生命力全开：怪不得以前去医院验光 医生就会推荐xx眼镜店 @林鸱：我亲身经历，不仅是推荐，而是当地眼镜厂就在当地人民医院眼科室旁边的一间屋里开了一个营业点。验光完医生会领你过去。里面的价格好像比外面贵一些，不过也不算离谱  

不能把新型资源都霸为国有 辉格 2012年8月21日 两个月前，黑龙江省人大发布了一个“气候探测与保护条例”，规定风能太阳能等气候资源归国家所有，其勘探开发须经气象主管部门批准，一度引起舆论哗然；近日，国家气象局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表达了赞同和支持；如此看来，这项政策在经过若干试探之后，很可能推广为全国性的做法。 在回答记者疑问时，这位局长试图用“这不是有些人以为的阳光税和空气税”来安抚人们对政府权力如此肆意伸张的惊诧与惶恐；阳光税当然只是个类比，上述条例确实没到这个程度，但就权力扩张的任意性和专横性而言，这个类比也不算离谱。 将气候资源划归国有的立法，实际上体现了这样一个原则：凡是尚未发现或未被探明和利用的资源，都归国家所有，这样，未来被发现和开发的任何新型资源，都将自动成为国有资产，只有经过招租拍卖，剥掉最丰厚的一层租金后，才可能转入民间；此前关于矿产、水力、文物和野生动物等资源的种种立法，都遵循了这条原则。 这是十分糟糕的制度安排，首先，从激励效果上看，它的无限兜底性质切断了对新型资源探索、开发和利用行为与占有和获益权利之间的激励关系；原本，在广为认可的先占先得原则下，首先发现和利用新资源的人，将通过占有权而为其探索和开发努力获得回报，即便新资源发现者并非土地占有者，也可在隐藏信息的条件下通过土地交易而获得报酬，而现在，私人探索和开发将是替政府做嫁衣；没了这一激励，私人和企业当然会失去探索和开发新资源的兴趣。 这种无限兜底式的圈占方式，其虚妄自大和脱离实际的程度，很像1495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教皇主持下瓜分世界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当时大航海开始不久，美洲澳洲都还没发现，各大洋大洲的地理状况远未探明，更谈不上实际占有和开发；幸亏那时教皇的权威性和执行力都不足以落实该条约，否则各国航海家和殖民者就不会像后来所表现的那么起劲了。 其次，无限兜底国有原则在分配上也极度不公正，它相当于宣称：在这片土地上，你们发现任何好东西都要先交给我过目，我看得上就留着，看不上才赏给你们；如此蛮横和贪得无厌的程度，恐怕只有古代蛮族征服者对被征服民族所主张的初夜权才比得上；其结果是大部分值钱的资源都被政府和权贵所掌握，人民只有残羹剩饭可吃。 由于上述原则强行割裂了法定权利和实际占有状况，它继而为开发利用过程人为制造了障碍与冲突；比如风能和太阳能，其开发利用都需要进入和占据相应的土地，也就是说，利用这些资源所需的行为空间，与土地产权所划定的行为边界是高度重合的，因而法律上顺理成章的做法便是沿用已经划定的边界，而不是为每种新型的用益行为重新划定边界，那会毫无必要的造成无休无止的冲突与纠纷。 所以在法理上，若一项新型用益权的边界与原有土地产权边界高度重合，该用益权就被自动视为土地权的天然附属权益，随土地而自动获得和转移；可是，无限国有原则割裂了这一附属关系，这样，气候资源开发利用者就无法通过占有、买入或租赁土地而获得用益权，而必须同时获得国家的许可才行，如此一来，这部分资源便脱离了市场这一高效资源配置系统，必定陷于无效率状态。 当新资源的利用价值很高时，这种割裂状况会诱发开发者与原土地主人之间的大量冲突，诱人的潜在开发收益会进而激励政府推行另一项更粗暴、更具强制性政策：强行征用；实际上，过去多年所推行的强行征地、强制拆迁、强制移民，都是新资源兜底国有制度强行剥夺土地的天然附属权益所带来的后果，它造成的纠纷、冲突、悲剧、丑闻和动荡，都历历在目，莫非现在又要增添一个新渊薮？  

【2012-06-09】 @whigzhou: 1905年，英国林地面积为114万hm2，森林覆盖率为4.7%，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 和北爱尔兰森林覆盖率分别为5.2%、4.2%、4.5%和1.1%……2009年，英国林地面积为284.1万 hm2，森林覆盖率为11.7%，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森林覆盖率分别上升到8.7% 、13.7%、17.2%和6.5% http://t.cn/zOsN22D @whigzhou: 猜猜为什么？是对森林实施了国有化保护吗？错，森林私有率大幅上升，新增林地大部分是私有的；是禁止伐木或限制伐木规模了吗？错，伐木业和以木材为原料的产业同样大幅增长；当然，这一点也不奇怪：值钱的东西才有人去保护和提供。猜错只能说明你笨。  

资源储备须明确政策目标
辉格
2009年2月6日

日前，据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透露，国家煤炭储备体系正在酝酿之中，而浙江和山东两个用煤大省则已经开始着手建立由国资委下属的国有能源公司作为运作的、以保障供给稳定为目标的煤炭储备。去年底，有色金属出产大省云南发布了《云南省有色金属储备试行办法》，并与多家金属企业签订了收储合同。伴随着去年能源和初级品市场剧烈的价格动荡，国内各省纷纷针对一些影响本地经济的重要资源，酝酿和推出政府储备计划，似乎已成为一股潮流。

评估这些地方政府的储备计划是否妥当，首先需要明确政策的目标，而推出的方案是否能够实现这些目标；其次要看这些计划可能产生哪些负面作用，这样的代价是否值得付出，达到同样的目标是否存在其他代价更低的方案。

政府建立资源储备系统的最初法理依据是政府的公共安全职能，为了履行这一职能，政府需要预先储备一些物资，以便在非常情况下支持其公共安全行动——战备、防疫、救灾、赈济等等。为此目的而计划储备物资时，需要考虑这样几点：某些物资的需求在非常时期急剧上升；战争、封锁、禁运和运输阻断导致外部供应断绝；国内交通阻断导致物资无法及时到达需求地；所有这些因素，将决定储备物资的组成、数量和地理分布。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公共安全职能，需要明确界定，而不能做无限制的延伸。物资短缺本身并不危及公共安全，而只是市场供需的一种常见状态，只有当短缺可能引发某些异常行为——比如挤兑、哄抢、恐慌性囤积、大规模毁约等等——，并加速蔓延进而导致社会混乱时，才构成公共安全事件。

以煤炭为例，我国是头号产煤大国，储量和产量都很大，酝酿中的煤炭储备体系，应该不是作为长期储备，否则把煤留在地下就是最好的储备了。浙江和山东的煤炭储备，据称是为了应付短期匮乏，但迄今从未有事例证明煤炭短缺曾构成公共安全威胁，没有人因为缺煤而冻死，也没有因缺煤而大规模停电，的确有工厂因为缺煤缺电而停产，但那是企业经营问题，或者是民事合同的履行问题。一旦把政府的公共安全职能扩大到保障企业稳定运行，便给政府和纳税人加上了不必要的负担，也背离了市场经济的原则。

发电和用电企业，因为没有安排适当的储备，或者没有订立应有的长期供货合约，而在市场波动时导致停产和亏损，便应该让它承担其经营失误所造成的代价，如果它因此而无法履约，便应让它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由政府建立储备来为企业包揽这些风险，短期内或许会解决一些企业的困境，但在长期反而助长了企业不负责任的行为，它们会更加盲目的扩张产能而不考虑能源供应问题和价格风险，会继续忽略借助长期合约和期货市场来规避风险的潜力，会降低其坚持要求供货商履约和确保自己履约的激励，所有这些，都不利于企业走向成熟，也不利于市场发展出处理风险的交易机制。

尽管煤炭储备在我看来是政府职能不必要的延伸，但作为一种需方储备，与储备系统初衷至少在方向上还是一致的；相比之下，有色金属储备就完全缺乏存在的依据，这是一种奇特的供方储备，其建立的理由当然不是为了照顾国际买家，而只能解释为帮助生产企业摆脱困境。这些企业在价格高涨期盲目扩大产能，如今价格暴跌和大量存货积压让其陷入绝境，而把政府收储当作救命稻草。这样的收储无疑是在用财政资金也就是纳税人的钱为企业的经营失误买单，这么做将会鼓励这些企业在今后的决策中更加冒险和不负责任，短期内或许能救活一些企业，但对于企业和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则绝无好处。

去年我在一个旧帖里介绍过沃森测试，我在Matt Ridley的The Red Queen里读到它，该测试揭示了人类理性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征：逻辑结构完全不变的一个问题，当它用抽象符号表达时，大部分人不会解答，当它被描述为侦探型问题（即事实探索型的）时，多数人很快找到正确答案，当它被描述为社会规则型问题时，多数人迅速给出答案，但答案与被测试者的身份强烈相关，此时逻辑能力靠边站了。

Matt Ridley - The Red Queen: Sex an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Nature Chapter 10 THE INTELLECTUAL CHESS GAME (Sect7) GOSSIP'S GRIP
……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pieces of evidence for deception's role in communication comes from experiments that Leda Cosmides did when at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that Gerd Gigerenzer and his colleagues did at Salzburg University. There is a simple logical puzzle called the Wason test, which people are bafflingly bad at: It consists of four cards placed on the table. Each card has a letter on one side and a number on the other. At present the cards read as follows: D, F, 3, 7. Your task is to turn over only those cards that you need to in order to prove the following rule to be true or false: get card has a D on one side, then it has a 3 on the other.
When presented with this test, less than one-quarter of Stanford students got it right, an average performance. (The right answer, by the way, is D and 7.) But it has been known for years that people are much better at the Wason test if it is presented differently. For example, the problem can be set as follows: "You are a bouncer in a Boston bar, and you will lose your job unless you enforce the following law: If a person is drinking beer, then he must be over twenty years old." The cards now read: "drinking beer, drinking Coke, twenty-five years old, sixteen years old." Now three-quarters of the students get the right answer: Turn over the cards marked "drinking beer" and "sixteen years old". But the problem is logically identical to the first one. Perhaps the more familiar context of the Boston bar is what helps people do better, but other equally familiar examples elicit poor performance. The secret of why some Wason tests are easier than others has proved to be one of psychology's enduring enigmas.
Cosmides and Gigerenzer have solved the enigma. If the law to be enforced is not a social contract, the problem is difficult—however simple its logic; but if it is a social contract, like the beer-drinking example, then it is easy. In one of Gigerenzer's experiments, people were good at enforcing the rule "If you take a pension, then you must have worked here ten years" by wanting to know what wason the back of the cards "worked here eight years" and "got a pension"—so long as they were told they were the employer. But if told they were an employee and still set the same rule, they turned over the cards "worked here for twelve years" and "did not get a pension," as if looking for cheating employers—even though the logic clearly implies that cheating employers are not infringing the rule.
Through a long series of experiments Cosmides and Gigerenzer proved that people are simply not treating the puzzles as pieces of logic at all. They are treating them as social contracts and looking for cheats. The human mind may not be much suited to logic at all, they conclude, but is well suited to judging the fairness of social bargains and the sincerity of social offers: It is a mistrustful Machiavellian world. ……

当时我评论到：

如果告诉你消费品价格相对于原材料暴跌，大伙儿很可能拍手叫好，但如果告诉你原材料价格暴涨，你就很可能觉得事情很糟糕，其实是一码事。 类似的例子很多，人的理性就是如此。

Leda Cosmides的原始论述可参见：The logic of social exchange: Has natural selection shaped how humans reason? Studies with the Wason Selection task.

人的所谓“智力”，严重依赖于的问题情境，一旦脱离熟悉的情境，天才也可以变得十分愚蠢，什么洞察力、判断力、逻辑能力，可以统统丧失殆尽，这方面，哲学家、科学家、精明商人，都未曾免俗。这里再补充个例子，西蒙vs埃利希的十年之赌（摘自：张玉路<经济学家与生态学家的赌博>）：

　　……1980年，美国经济学家朱利安·L·西蒙(Julian L. Simon)在《科学》杂志上大谈他对未来的幸福憧憬。他认为，当前人们颇为担忧的人口快速增长不是危机，而最终将意味着大有裨益于更洁净的环境和更健康的人类。未来的世界将更美好，因为将有更多的人提供更聪明的思想。人类的进步是无限的，因为地球上的资源不是有限的。
　　西蒙的文章引来了大量愤怒的书信。其中就有斯坦福大学的生态学家保罗·R·埃利希(Paul R. Ehrlich)，被激怒的埃利希给西蒙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计算：地球的资源不得不按当时情况每年以七千五百万人的速度而增加的人口来分配，这超过了地球的“承载能力”——地球上食品、淡水和矿物的储存量。随着资源的更加短缺，商品一定会昂贵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西蒙以挑战的方式做了答复。他让埃利希选出任何一种自然资源——谷类、石油、煤、木材、金属——和任何一个未来的日期。如果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资源将变得更加短缺，那么资源的价格也要上涨。西蒙要求以打赌的方式肯定价格反而会下降。
　　埃利希接受了西蒙的挑战。他精心挑选了五种金属：铬、铜、镍、锡、钨。赌博的方法是，各自以假想的方式买入一千美元的等量金属，每种金属各二百美元。以1980年9月29日的各种金属价格为准，假如到1990年9月29日，这五种金属的价格在剔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后果然上升了，西蒙就要付给埃利希这些金属的总差价。反之，假如这五种金属的价格下降了，埃利希将把总差价支付给西蒙。
　　打赌的合同签好了，有趣的是这两位打赌的主角和对手至死未曾谋面。当然这并不妨碍埃利希和西蒙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互相攻击。
　　这是一场时间和金额不成比例的赌博，期限长达十年，而标的仅有一千美元。这当然算不上豪赌。但世人对这场赌博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拉斯维加斯这些大赌城的任何一场豪赌。因为它涉及人类的未来，与此攸关者何止千元——其中有对地球最终极限的看法，有对人类命运的设想。一位看见的是杀虫剂渗入地下水，而另一位眼中则是农场的谷仓里装满了创记录的大丰收；一位所见的是热带雨林被大批毁坏，而另一位所见的是人们寿命的延长。这其实是一场乐观论者和悲观论者短兵相接的论战。

乐观论者和悲观论者的交锋

　　生态学家保罗·R·埃利希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教授。1968年他的代表作《人口炸弹》一书发表后，成为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之一。该书销售量为两百多万本。如果埃利希不是在斯坦福大学教书或研究蝴蝶的话，那就可以发现他在搞讲座，参加领奖或在“今日”节目中露面。人们认为他是悲观论者。
　　《人口炸弹》一书是这样开头的：“养活所有人类的战斗已经结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将死于饥饿者达亿万之数。什么也防止不了世界死亡人口的大幅度增长。”1974年他预言到：“1985年以前，人类将进入一个匮乏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许多主要矿物供开发的储蓄量将被耗尽。”
　　经济学家朱利安·L·西蒙，是马里兰大学的教授，据说他的观点经常影响着华盛顿政策的形成。但有意思的是他却从未在学术上或知名度上有埃利希那样的成就。他是乐观论者。
　　这两个人分别领导着两个思想派别——有时也被称作毁灭论者和兴旺论者，这两大派别为世界是在蒸蒸日上还是在走向毁灭而争论不休。
　　西蒙坚持认为环境和人口危机被夸大了。他抱怨说，“一旦一场预测的危机没有发生，这些毁灭论者就匆匆转向另一个。为新的问题担忧，这无可非议，但是情况总的来说在好转。”
　　在学术界，西蒙在这场辩论中似乎占上风。许多科学家对他的一概都表示乐观的思想感到不舒服，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过去的良好趋势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一致的意见都不赞成埃利希视人口增长为极大罪恶的见解。
　　然而，若提起谁在公众中占上风的话，西蒙远远落在后面。1990年地球日之前，埃利希在电视上推销他的新作《人口爆炸》，此书声称“人口炸弹已经起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地球日集会上，当埃利希告诉人们人口增长可能产生这样一个世界，即他们的子孙将在美国大街上忍受食品暴乱时，超过十万人的人群都为之鼓掌。
　　同一天，在只隔一街区远的一个小会议室里，西蒙针锋相对地将人口增长称为人类对死亡的胜利。他说：“这是难以置信的进步”，接着西蒙矛头一转说道：“你本指望人类生命的热爱者们欢欣鼓舞；可相反，他们却在为如此多的人仍然活着而痛惜。”为西蒙发布的这个消息而祝贺的听众只有十六人。

“价格机制”战胜了“资源匮乏”

　　埃利希和西蒙的打赌在1990年的秋天平平淡淡地了结了，埃利希不过是给西蒙寄去了一纸金属价格计算账单以及576.07美元的支票。埃利希所选的五种金属中的每一种，在剔除了1980年以来的通货膨胀因素以后，价格都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