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文留底〉分类下的文章（456）
政府防灾责任所来何自？
辉格
2012年7月26日
每次自然灾害过后，都会有一轮拷问政府预防体系是否完备、救援措施是否积极的所谓“问责”浪潮，也会伴随着大量良莠难辨却言之凿凿的祖传秘方；拜网络新媒体特别是微博之赐，这次北京暴雨成灾之际，这样的反思、问责和开药方举动，从雨水刚刚开始淤积之时，便已风雨满城、席卷九州了。
然而很少人会在这么做之前先问一问，为何人们要将自然灾害对个人所造成的损害归咎于政府？为何他们会将防灾和救援的责任归诸政府？归根结蒂：为何人们在灾害发生时首先想到的是政府，而不是其他什么，比(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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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防灾责任所来何自？
辉格
2012年7月26日
每次自然灾害过后，都会有一轮拷问政府预防体系是否完备、救援措施是否积极的所谓“问责”浪潮，也会伴随着大量良莠难辨却言之凿凿的祖传秘方；拜网络新媒体特别是微博之赐，这次北京暴雨成灾之际，这样的反思、问责和开药方举动，从雨水刚刚开始淤积之时，便已风雨满城、席卷九州了。
然而很少人会在这么做之前先问一问，为何人们要将自然灾害对个人所造成的损害归咎于政府？为何他们会将防灾和救援的责任归诸政府？归根结蒂：为何人们在灾害发生时首先想到的是政府，而不是其他什么，比如巴菲特、Google、弥勒佛或阿拉丁神灯？这其中的道理，似乎并未有人加以阐明。
现在假设你身处一个没有政府的地方，比如公海上或者索马里，一场龙卷风让你目睹某位亲友无端暴毙，自己的财产也惨遭毁灭，此时你大概不会想到政府，也不可能找出某个人来对此负责，可以预料的反应，除了反思自己哪里疏忽了之外，无非是悲叹命运之多舛，这也是作为冷静超然的旁观者看来唯一合理的反应。
问题是，身临灾难的当事人并不超然，他们常常需要为悲剧和惨状所引发的怨愤和怒火寻找一个渲泄对象，于是悲叹的内容会变成：造化何以如此弄人，老天为何这般不公，上帝为何而发怒？如今，受过教育的人大概都不会从字面上理解这些句子，那显然只是“命运”的拟人化表达而已，不过在蒙昧时代，人们真的会用各种巫术去努力平息老天的怒火，或诱骗神灵转移发怒对象，甚至威胁他再发飙就断了祭品。
看起来，现代人只是让政府取代了老天的地位，启蒙运动虽让他们认识到了巫术的愚昧，却并未赋予他们直面命运的勇气，他们仍需要一个父爱主义的老天为他们挡开一切风险和不确定性；一方面，他们天真的以为，自从认识到理性的威力之后，没有什么自然力是不可战胜的，而同时，现实生活的严酷又让他们感觉到个体力量的渺小，于是便将理性主义的美好许诺，转变成了福利主义责任而施加于政府。
正因此，他们才宁愿相信像扭转地球气候变化和平抑经济波动这样的事情，也是政府能够且必须承担的责任，无论人类对这些现象的了解还何等粗浅，政府既已被赋予老天的角色，自然要为一切人间痛苦和不幸负责，甚至对于非洲无政府地区的种种不幸，进步主义者也要在“国际社会”的名号之下，假装出一个并不存在世界政府来向它问责。
现实一再击碎这种幻觉，但人们却很擅长再次将自己迷醉，需要另一次启蒙才能将政府这个魅影从现代政治伦理中消除；真正的理性主义者会认识到，面对世界和生活的复杂性，理性——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终究是弱小的，个人必须自己面对命运，政府只是他们组织起来平息相互间冲突和解决某些公共问题的一个凡俗工具而已，类似的工具还有很多种，从企业、大学、研究机构、行业协会到慈善组织，其中有些确实能够加强人类对抗命运的能力，但除了执行法律之外，政府在其中并不天然的具有优势，相反，它们往往表现的十分笨拙和低效。
所以，在为某种自然灾难而问责政府之前，在将相应的责任赋予政府之前，首先要问一问：为何你认为这件事应该由政府来做？由他做比由当事的个人、当事人能够向其寻求帮助的亲人朋友、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商家、保险公司、人们为获得安全而自发建立的社区组织、热心公益的慈善组织，为何不是更好的候选人？
人们更不能忘记，每当我们将一项新责任赋予政府，便同时赋予了或至少认可了他为履行该责任所需要的权力：当我们为火灾而问责政府时，也就默认了他为保持消防通道畅通而强拆违章建筑的权力，同样，对交通堵塞、治安不良、市容不佳、暴雨泄水不畅的问责，也默认了政府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进行全面城市规划，并为此而实施拆迁、管制流动人口、清除城中村和贫民窟、驱逐无业人口、清理街边摊位的权力，问题是，那些叫嚷问责的人，是否意识到了这些责任背后所包含的代价？
持枪权的制度意义
辉格
2012年7月27日
上周末造成12死58伤的丹佛枪击案，又引发了人们对美国的枪支管理和持枪权问题的讨论，不过这次或许是选战正酣的缘故，两党候选人都声明不主张通过新立法强化枪支控制，虽然罗姆尼此前曾表示赞同此类立法，这大概也反映了美国选民对持枪权的执着，政治家轻易不敢得罪。
当代关于持枪权的争议，多半围绕着它对个人的防卫价值展开，枪支是否真的能帮助个人捍卫其人身和财产权利？能有效震慑罪犯？学术研究也多以此为主题；然而在早先，人们为持枪权辩护时更多提到的，则是用它来组织民兵，保卫(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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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枪权的制度意义
辉格
2012年7月27日
上周末造成12死58伤的丹佛枪击案，又引发了人们对美国的枪支管理和持枪权问题的讨论，不过这次或许是选战正酣的缘故，两党候选人都声明不主张通过新立法强化枪支控制，虽然罗姆尼此前曾表示赞同此类立法，这大概也反映了美国选民对持枪权的执着，政治家轻易不敢得罪。
当代关于持枪权的争议，多半围绕着它对个人的防卫价值展开，枪支是否真的能帮助个人捍卫其人身和财产权利？能有效震慑罪犯？学术研究也多以此为主题；然而在早先，人们为持枪权辩护时更多提到的，则是用它来组织民兵，保卫自由和防范暴政，从第二修正案的字面看，立法的本意显然也更多在于此，那么在当今条件下，持枪权在美国究竟还有没有政治和制度意义？真的能起到对抗政府权力无限扩张的作用吗？
在反对者看来，个人和组织松散、缺乏训练的民兵手持轻武器去对抗拥有大炮坦克甚至核武器的现代军队，这种念头是十分可笑的，所以对持枪权的制度意义，他们甚至懒得理睬；不幸的是，这种看似毋庸置疑的看法，其实是浅薄的，政府权力的扩张和个人权利的捍卫，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以各种具体而微的方式发生，权利是被权力逐步分散蚕食的，并不会从一开始就发生大炮与手枪的对抗。
假如个人缺乏有效的自卫手段，就必须仰赖政府治安机构的保护，他选择居住地的能力便受到了限制，只能在已经建立警察局的地方生活，而无法像许多美国人那样，在遥远荒僻的地方建立他们的自治社区；一个开放社会的价值观是多元的，总有些人会拒斥主流文化，或者希望远离都市喧嚣，去寻找自己的乐土和所向往的生活方式，但如果没有持枪权，这么做的难度就很大。
权力对自由的侵蚀常会以各种暧昧的面目出现，而很少以秘密警察半夜敲门把无辜者拉去枪毙的方式发生；它可能表现为执法机构对权贵的袒护，在弱者受前者欺凌时拒绝提供保护，此时，假如弱者有枪，局面就大不一样；权力的滥用也可能以代理人的方式进行，当他们需要使用些见不得人的手段时，常会伪装为平民暴徒。
比如我们所熟悉的暴力拆迁，夜间突袭很少让正规执法者出手，而是雇佣流氓；在执行各种缺少合法性、执行者自己也觉得心虚的规章条令时，雇佣代理人和“临时工”是常见手法，一旦事情闹得不可收拾，遭遇舆论抗议谴责，当局就会抛出代理人做替罪羊，这种时候，持枪权就是有效对抗手段，因为既然执行当局政策的人不是合法正规的执法者，个人武力对抗其强制措施便是合法自卫。
而且，个人自由所面临的权力侵蚀，并不总是来自中央政府，或得到后者支持，相反，假如个人缺乏对抗手段，这种侵蚀将更多的来自日常接触更频密的地方政府，而我们知道，像乡镇一级的基层地方政府并不拥有现代军队那样的武力，若得不到更高级政府支持，公民自发组建的民兵组织完全有能力与之对抗，如果地方政府的政策很不得人心，也拿不上台面，那就得不到上级政府支持。
关于民兵组织如何影响地方政治，对抗政府干预，生物学家贾瑞德·戴蒙德在《崩溃》一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90年代发生在蒙大拿州拉法利县的真实案例，当时一位县政府官员召集了一个公共会议讨论土地问题，提议要对土地用途进行规划和管制，结果由当地土地主组成的民兵组织持枪进入会场，阻止会议继续，在他们看来，由政府对私人土地的用途进行统一规划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是对私人财产权的赤裸裸践踏，想都别想。
美国人在面对国家权力时所表现出的自信和自尊是十分罕见，他们所拥有的深厚社区自治传统也在抵御权力向私人生活全面渗透上起了关键作用，这些都离不开他们自我防卫的能力，而持枪权正是这一能力的基础和象征；面对权力的侵蚀和蚕食，必须在它初露苗头时便予以反击，所谓防微杜渐，正是一步步的容忍退让和逆来顺受，才会最终导致秘密警察半夜敲门的恐怖局面，也才会将矛盾和怨恨压制堆积到必须用机关枪和坦克来解决。
（按：命题作文，让我这不看奥运的人扯奥运，那就只好胡扯了）
奥林匹克再次回家
辉格
2012年7月25日
时隔64年，奥运又将在伦敦举行，名义上，八年前那届可以算是回家，但假如我们更注重实质，这次才更配得上“回家”一词，无论是作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的大众体育，还是有着严谨规范、体现着“费厄泼赖”精神的竞技项目，乃至现代奥林匹克这样的定期集体竞技盛宴，英格兰都不愧为其发祥之地，即便到今天，以参与体育活动的比例、热情和强度而言，英格兰仍是首屈一指的体育大国。
相比之下，古代奥林匹克其实并无特别之处，那不过是古代尚武民族中常见的比武大会兼战争祭祀罢了，竞赛项目亦无不与战争有关，都是些古代战士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唯一比较特别的是铁饼，只有这个不太起眼的项目，还在(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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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命题作文，让我这不看奥运的人扯奥运，那就只好胡扯了）
奥林匹克再次回家
辉格
2012年7月25日
时隔64年，奥运又将在伦敦举行，名义上，八年前那届可以算是回家，但假如我们更注重实质，这次才更配得上“回家”一词，无论是作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的大众体育，还是有着严谨规范、体现着“费厄泼赖”精神的竞技项目，乃至现代奥林匹克这样的定期集体竞技盛宴，英格兰都不愧为其发祥之地，即便到今天，以参与体育活动的比例、热情和强度而言，英格兰仍是首屈一指的体育大国。
相比之下，古代奥林匹克其实并无特别之处，那不过是古代尚武民族中常见的比武大会兼战争祭祀罢了，竞赛项目亦无不与战争有关，都是些古代战士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唯一比较特别的是铁饼，只有这个不太起眼的项目，还在孤独的维系着现代奥运与希腊传统的一丝联系。
至于奥运与和平的联系，也已被发现只是个现代神话，所谓大赛期间的停战，史料上说的只是军队会允许参赛战士去参赛，并且沿途得到通行便利，实际上，举办古代奥运的通常是那些在最近战争中获胜、拥有了某种霸主地位的城邦，奥林匹克是他向其他城邦炫耀实力的手段，他们通常会借大赛之机订立盟约，并商定下一场战争的时间；假如你亲临现场，目睹开幕式上为战争胜利感谢宙斯而举行的牺牲献祭的血淋淋场面，是绝不会将它与和平联系到一起的。
现代人心目中圣洁、高雅、纯粹的古代奥运，是顾拜旦等现代奥运倡导者美化虚构的结果，他们之所以非要把体育和奥运的传统追溯到希腊，无非是因为在那个理性与启蒙的时代，希腊俨然已是文明、理性、科学和艺术的圣殿，要证明自己提倡的是好东西，最好都将它与某个希腊元素挂上钩；希腊确实拥有高度繁荣的科学与艺术，但把古代奥运视为与现代体育类似的东西，是一厢情愿的。
其实，这种美化和虚构，是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几个世纪中，西方知识界重建其精神传统努力的一部分；对古代智慧的再发现像一股甘泉，适时浇灌了中世纪后期的理性复兴这颗幼苗，然而“复兴”和启蒙一旦成为运动，被树为旗帜的希腊传统就难免被过度美化和神化，正如中世纪传统会被过度贬低和丑化一样。
在出现集权政府和文官系统之前，人类社群之间处于无休止的冲突之中，习武和比武是古老而普遍的传统，直到大型农业帝国建立，才出现了长期的和平；但农业国家也总是面临着周边游牧民族的不断骚扰和入侵，许多农业国的历史就是不断被游牧民族征服的历史。
凡勃伦曾在《有闲阶级论》里指出，那些作为游牧征服者而统治农业国的贵族阶层，常会保留一些他们的文化元素，特别是尚武习俗，以便与被征服者拉开身份距离，同时也时时提醒后者记住双方的差异，这一观察颇有些道理，比如除了定期比武大赛之外，古代君主和贵族还会（比如中国的禁苑制度和英格兰的森林法）为自己保留大片草场、森林、苑囿，作为皇家猎场，在各大文明中，季节性的围猎活动都是象征君主权力的重要仪式性活动。
在集权农业帝国，尚武已成为一种仪式和身份，而在权力分散的封建国家，尚武对于统治阶层仍有着现实意义，特别是在封建早期，贵族的权力和地位的维持，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个人武力，领主们一生的很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带兵行军、巡视、平定叛乱和相互交战之中，而且那时的军队规模都很小，也没有多少大型火器，骑士们的个人能力就显得很重要。
尽管体育的起源离不开尚武传统，但从尚武传统中发展出竞技体育，还需要其他一些要素的加入；首先是公平竞赛的精神，这种精神的要义，不仅仅是出于现实利益考虑而对行为规范的遵循，而是将规范本身视为一种价值，赋予其神圣性，对规范的恪守已成为厕身于贵族阶层所必需的人格禀赋，所谓的骑士精神，便蕴涵了这一标准。
十四十五世纪的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时代，被许多历史学家视为骑士精神的巅峰期，这一时期，一方面社会十分动荡，但同时，关于领地、继承权和封建义务的整套权利和契约观念已深入人心，封建早期那种机会主义行为受到鄙视；在此背景下，一位贵族的利益前景，除个人武力之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其同侪建立联盟和契约关系的能力，而对方是否愿意与你结盟、结盟后是否忠诚，又取决于你在对待契约义务和盟友方面所建立的个人和家族声誉。
有了尚武习俗，又有了骑士精神中所蕴涵的公平竞赛原则，还不足以产生竞技体育，要完成从比武到体育的转变，需要一次移植，以去除其中的战争和实用性元素，这一转变，发生在骑士时代过去之后，对骑士精神的追寻和仪式化复兴之中；到都铎朝，贵族阶层在此前的长期战乱中已伤亡殆尽，随着步兵和火器的大量使用，重甲骑士乃至个人武力在战争中已无用武之地，然而残余的贵族们仍想表现他们祖先的骑士精神。
所以，虽然长枪比武早已存在，但变成一项规则、程序、场地、器具规范严谨的竞技项目，并在整个贵族圈内大行其道，是16世纪的事情，英王亨利八世因此而重伤且遗疾终身，法王亨利二世直接死于赛场，没人因此而受惩罚；也是亨利八世，把网球发展成了一个规范的竞技项目。
最后，要让竞技体育从贵族消遣变成大众运动，还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贵族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引领和全民对贵族精神的仰慕和模仿；在英国，从封建依附关系瓦解、现代市场制度建立、社会流动性提高、权利趋于平等化的整个现代化过程，贵族阶层始终处于积极参与的状态，并且该阶层的开放性使得它能够不断吸纳成功者、新贵和精英，正是因为这样，传统价值观才得以延续下来。
相反，假如现代化的过程是以贵族的失败和被推翻来实现的，像法国和俄国那样，可以想象，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传统元素，都将在革命过程中遭到唾弃，那样的话，现代竞技体育至少不会以我们所见到的方式发展起来。
竞技体育是后人对古代尚武传统和骑士精神的追寻和移植重建，这一点，从现代奥林匹克奠基人顾拜旦本人的经历中，或许也可窥见一斑，顾拜旦是世袭贵族，也是保皇党人，从小热爱骑马击剑等贵族运动，普法战争的败绩给他童年留下阴影，成年后致力于国民教育，大力倡导为学校引入体育训练。
不过顾拜旦自己并不清楚具体该怎么做，他在访问英格兰时才找到了答案，原来在托马斯·阿诺德的努力下，那里的贵族学校半个世纪前就已推行了体育教育，如获至宝的顾拜旦将阿诺德赞誉为“体育骑士精神奠基人”。
现代奥运所需的另一个理念：将体育从贵族活动变成大众运动，并为此而组织定期集中式赛会，同样来自顾拜旦所拜访的另一位英国人威廉·布鲁克斯，他于1850年为温洛克农业读书会创办了一个名为奥林匹克班的体育科目，旨在“鼓励当地居民特别是劳动阶级参与户外运动，以提升其道德、体魄和智力”，并为此而举行年度赛会。
布鲁克斯此后又组建了独立的温洛克奥林匹克协会来推动此事，他的努力获得了热烈响应，从温洛克镇地方运动会，到1861年的什洛普郡奥运会，又到1866年的伦敦全国奥运会，奥林匹克迅速成为一项全英活动，正是温洛克的成就，直接启发了顾拜旦去创建国际奥委会和举办奥运会。
实际上，整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面貌巨变，都可以理解为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一次和平竞赛：每个平民都希望自己能活得像贵族一样体面和尊严（前提当然是他们认为贵族的确是体面和有尊严的），因而努力让自己和孩子们像贵族一样接受教育、参加体育运动，表现得健康积极而富有理性，能自我克制、谨守规范、愿赌服输，能成为合格的绅士而跻身上流社会，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追求自己的理想、发展自己的事业，而面对平民和新贵的竞相涌入，贵族们更要拼命证明自己当得起祖先的荣耀和自己的身份。
正是这样的和平竞赛，而不是革命与颠覆，使得社会逐渐变得开放和流动，上下阶层趋于融合，最终形成了如今占人口大部分的中产阶级，同时，贵族传统逐渐下沉而成为高雅文化，古代骑士精神以公平竞争、企业家冒险精神、自我克制、妇孺优先、乐心慈善等的新型价值观体现在现代伦理之中，竞技体育只是其中的一个赛场。
商船自卫是对付海盗的长久之计
辉格
2012年7月24日
从上月初到本月25日，联合国在土耳其、阿联酋、澳大利亚和美国密集组织了一系列国际会议，来协调打击索马里海盗的集体行动，眼下该行动正进入关键时期；索马里海盗从2005年前后逐渐变得突出，经历07、08年的急剧膨胀，在09年达到高峰，此后，各利益相关国或自发或在联合国协调下所实施的搜索、打击和护航措施，大幅降低了海盗攻击行动的成功率，但海盗数量和攻击次数却并未得到遏制。
同时，随着实力和数量增长，也为了避开打击和护航，海盗们不断扩大攻(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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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船自卫是对付海盗的长久之计
辉格
2012年7月24日
从上月初到本月25日，联合国在土耳其、阿联酋、澳大利亚和美国密集组织了一系列国际会议，来协调打击索马里海盗的集体行动，眼下该行动正进入关键时期；索马里海盗从2005年前后逐渐变得突出，经历07、08年的急剧膨胀，在09年达到高峰，此后，各利益相关国或自发或在联合国协调下所实施的搜索、打击和护航措施，大幅降低了海盗攻击行动的成功率，但海盗数量和攻击次数却并未得到遏制。
同时，随着实力和数量增长，也为了避开打击和护航，海盗们不断扩大攻击范围，05年之后，其攻击半径每年都从索马里海岸向外拓展一百多海里；看来尽管攻击成功率被压得很低，但海盗实力和规模并未缩减，这是因为过去几年中，每年上亿美元的赎金已极大提升了海盗产业的组织和装备水平，也为它吸引来了足够的人力，据说他们甚至已在索马里建立了一个证券市场来为海上冒险融资。
所以，目前的联合行动若不能清除海盗的基地、组织和装备，大幅削弱其规模和攻击能力，一旦行动结束，海盗必将卷土重来；然而，这样的国际行动恐怕很难长期持续，用军舰为商船护航，成本不堪负担，只能偶尔为之，各国积极参与，多半是出于政治考虑：既可表现对国民的保护能力和意愿，更可趁机展示海军实力，同时也获得了实战演练的机会。
而且，受国际法和外交政策的局限，这些行动只能在公海上进行，清除海盗组织和基地所必须的地面行动是难以指望的，而要改变索马里的无政府状态，从根本上消除海盗的生存土壤，希望则更是渺茫；更不妙的是，除了索马里，苏伊士航线两端的也门和利比亚也正在沦入无政府状态，埃及国内的权力争夺也正胶着，朝夕难保的军方未来恐怕也无暇顾及海上安全。
如此背景之下，对付海盗袭击风险的长久之计，只能是商船加强自卫，实际上许多商船已经采用了一些额外的防卫措施，国际海事组织（IMO）发布了一份新的商船自卫指引，不过目前这些措施大多不涉及武器使用，但这一情况正在改变，代表船东利益的国际航运公会（ICS）改变了此前长期奉行的不武装不抵抗政策，转而鼓励商船进行武装自卫，美国政府已修改规章允许商船配备武器。
可以预料，未来几年更多国家会对法令做类似修改，许多商船会转向武装自卫之路，或许类似黑水的私人海上保安服务也会发展为一个产业；船东和保险商显然都已意识到，支付赎金不是办法，虽然短期看赎金成本可能比武装自卫更低，但它会吸引来越来越多的海盗，而且在巨额赎金的支持下，海盗的组织和装备实力、攻击能力和活动范围，都将日益扩大。
从海盗的角度看，假如他们能够将袭击频率和赎金规模控制在某个限度之内，让赎金负担始终低于武装成本，或许就能让船东们维持不武装不抵抗政策，但这很难做到，需要一个高度集权的组织机制，显然还没有一个海盗头目有这样的能力，否则索马里大概也不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了。
从大航海时代直到十九世纪，海盗始终是全球贸易的重要障碍，那时海盗的实力足以抗衡主权国家的海军，至少单船实力或在单次遭遇中，往往实力相当，所以当时清剿海盗只能依靠国家，英美海军花了整个世纪的努力才将北大西洋清除干净；当代情况大不相同，远洋商船的规模多以十万吨计，海盗则都是些虾兵蟹将，只要放开手实施武装自卫，是不难对付的。
民企的未来
辉格
2012年7月20日
当地省市两级政府动用财政预算为私人企业江西赛维应付债务危机的举动，开了一个十分惹眼的先例；与此同时，同样陷入债务危机的众多浙江中小型民企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个别企业破产大面积牵动了担保网络，导致银行争相抽贷，在当前这样的低迷萧条大背景下，恐怕会有一大批企业挺不过这一关。
近些年来，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劣，今年更呈现出加速恶化的趋势，从新劳动法开始，民企面临的管制日益严苛，在资源能源类产业，他们被不断壮大的垄断国企全面排挤出市场，在煤炭业甚至遭遇大规模没收；金融危机后，又承受了干预政策的沉重打击：数十万亿投资很少落(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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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的未来
辉格
2012年7月20日
当地省市两级政府动用财政预算为私人企业江西赛维应付债务危机的举动，开了一个十分惹眼的先例；与此同时，同样陷入债务危机的众多浙江中小型民企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个别企业破产大面积牵动了担保网络，导致银行争相抽贷，在当前这样的低迷萧条大背景下，恐怕会有一大批企业挺不过这一关。
近些年来，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劣，今年更呈现出加速恶化的趋势，从新劳动法开始，民企面临的管制日益严苛，在资源能源类产业，他们被不断壮大的垄断国企全面排挤出市场，在煤炭业甚至遭遇大规模没收；金融危机后，又承受了干预政策的沉重打击：数十万亿投资很少落到他们手里，投资热潮所引发的要素价格暴涨却无从逃避，同样，信贷大放水时没他们的份，泡沫破灭后的紧缩却首先冲击到他们。
前景更加不妙，大规模财政干预导致的虚假繁荣过去之后，许多地方政府本已面临着一个财政烂摊子，加上制造业失速后，地方税收必将下滑，而土地财政又被上了锁，未来几年地方政府必将挖空心思寻找税源，民营企业恐怕会被首先拿来开刀；所以，一个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是：民企在未来还有没有生存空间？如果有，在哪里？
在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曾有过一段为期十多年的蜜月期，各地政府争相招商引资，在土地、基础设施和税收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极为优厚的条件，并且通过各种土政策，在总体制度变革滞后的情况下，在局部创造出良好的制度条件，张五常将此局面称为“县级制度竞争”，并坚信这是导致中国奇迹的秘诀所在。
然而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张五常的县级竞争理论很难成立，首先，将地方政府视为拥有独立意志和行动能力的人格化主体，是站不住脚的，其次，即便地方政府具有这样的特性和能力，其所追求的，也不大可能是长期利益，更可疑的是，它能否对自己的许诺承担责任？在面临上级政府干预、调控、清理整顿和“规范化”时，能否顶住压力坚持自己的土政策？
事实也已表明张五常的乐观看法是错误的，在短暂蜜月期过去之后，硬伤逐渐开始暴露出来；被招商引资政策所吸引的企业家发现：早先的优惠宽松往往只是个养肥了再杀的圈套，根本不可能要求后任对前任的政策和许诺负责，当之前提供给你的资源有了更有利可图的用途后，他们会毫不犹豫的腾笼换鸟，把你升级换代、优化组合了。
更大的问题是，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与这种制度竞争并不匹配，特别是第一把手，他既非本地人，不受乡里评价的约束，而他的下一个任所通常也不在本地，因而既没有长期激励，也没有做长期承诺的能力。
这一点在官员普遍年轻化之后尤其突出，之前，地方政策还可以由通常本地任职的高层副职和中层官员获得一定的延续性，假如这些官员年龄较大、因而没有多大机会在更高层次上获得升迁机会的话，就会有激励维持政策与制度稳定，而且因为一把手调换频繁，实际政策制订更多掌握在这些副职和中层手里。
但近年来形势已经改变，随着官员年轻化以及地方势力全面削弱，官员的激励越来越多来自上面因而其作为也越来越迎合中央要求；其实，在中央集权制的大背景下，这种变化是早晚会发生的，中央不会坐视地方制度竞争的结果过度偏离其所设定的制度走向，而90年代以来的财税制度改革、银行与国企的垂直化改造、垄断央企所带来的巨额租金，都让中央政府拥有了扭转任何制度差异化和离心倾向的能力。
当一个长期衰退前景逐渐明朗时，上述隐患将会集中爆发，此前之所以能有一个蜜月期，是因为当时整个经济处于持续高速增长之中，在增长预期下，地方政府考虑的是：每年涌现的众多新企业（也是新税源）中，我能吸引来多少？而在衰退预期下，问题转变为：从这根正在融化的雪糕中，我能打捞到多少残值？
一旦这样的预期形成，局面就非常可怕，我们将看到一幅“泽之将竭，其捞也狂”的哄抢场面，因为此时竭泽而渔显然已是最理性的选择；考虑到人口逆转所带来的资本要素贬值浪潮才刚刚到来，还将持续二十多年，除非出现另一个异常强大的增长源，长期衰退前景是可以预见的，问题仅仅是触发哄抢的临界点何时到来，以何种方式到来。
面对如此前景，企业会做何反应？明显的出路是乘资产大幅贬值之前变现走人，这一过程实际上已经开始，留下来的不得不调整策略，将资本配置为容易转移变现的形式，其实因为财产权缺乏保障，国内企业原本就有这种倾向，比如许多知名制造业大厂商，其核心资源其实从来都不是制造，而是营销团队和规模化劳动组织，夸张点说，他们更像是营销或劳务公司，前者随时可以拉走队伍另起炉灶，后者只不过租个厂房转卖劳动。
赛维或许给我们演示了新时代的民企生存之道，那就是与官员利益绑在一起，同时借助相互牵制的利益网保护自己，赛维在光伏产业的迅猛成功便是利用了政府的干预政策，当前的债务危机也是该政策所导致的新能源泡沫破裂的结果，但因为他精心安排的债务结构，与地方政府形成了一种相互绑架的关系，得以避免成为投资狂热的替罪羊，相比之下，那些当初没有与政府一起吹泡泡的企业，反倒没有这样的好运气。
（又一篇因篇幅不够而草草收场的坑文）
雷士风波彰显主动投资策略的风险
辉格
2012年7月16日
正如许多评论所指出的，雷士风波又一次向人们展示了国内企业根深蒂固的“人治”特征与现代公司治理之间的强烈反差与冲突；尽管其中的是非曲折外人还很难辨明，但冲突的起因和爆发过程是非常清楚的，这也得益微博的实时性，将当事人之间的互动直接迅速的展示在世人眼前。
从已披露的信息看，这次全面怠工与抵制行动，显然是一次控制权争夺战，而不仅是对上半年业绩与股价巨跌的反应，否则难以解释其间一系列事件的时间关系；或许，前期的业绩与股价变动，正是管理层为获(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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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篇因篇幅不够而草草收场的坑文）
雷士风波彰显主动投资策略的风险
辉格
2012年7月16日
正如许多评论所指出的，雷士风波又一次向人们展示了国内企业根深蒂固的“人治”特征与现代公司治理之间的强烈反差与冲突；尽管其中的是非曲折外人还很难辨明，但冲突的起因和爆发过程是非常清楚的，这也得益微博的实时性，将当事人之间的互动直接迅速的展示在世人眼前。
从已披露的信息看，这次全面怠工与抵制行动，显然是一次控制权争夺战，而不仅是对上半年业绩与股价巨跌的反应，否则难以解释其间一系列事件的时间关系；或许，前期的业绩与股价变动，正是管理层为获得动员和胁迫能力而刻意制造的，近日的抵制行动也已显示了他们拥有这么做能力。
甚至不排除管理层意欲通过压低股价以便其自己增持而夺回控股权的可能，只是一时失手将股价压得过低，造成其杠杆交易的抵押不足而被迫平仓；实际上，当与其他投资者特别是施耐德的分歧暴露之后，吴长江完全具有这么做的动机，而从雷士资产结构的关联安排，他也早已为今日的冲突留了一手：雷士的渠道资源并未放进上市公司。
从乐百氏、娃哈哈、《财经》到雷士，这一连串案例一再提醒我们，这些响当当的名字所代表的企业，并未获得自己的生命力，能够抗拒各种外部干扰而保持自身的完整、独立和凝聚力，能不依赖任何个人而维持自身的性格与目标，任凭股东和管理者变动而保有自己的禀赋和价值，相反，真正拥有生命的，是隐藏在这些名字后面的强人和他们所领导的团队：何伯权、宗庆后、胡舒立和吴长江。
现代公司区别于传统家族企业的根本之处在于非人格化，那意味着企业的组织结构、运营体系和资产价值，都不依赖于特定个人，离开任何一个人，业务仍可正常运营，信息流动和指挥控制体系仍可照常工作，资产价值不会急剧萎缩，而这些，都离不开制度化和规范化。
达致非人格化的种种制度元素，往往是非成文的，它们蕴涵在各种岗位所对应的专业文化和职业道德规范之中，在各行当中具备了基本职业素养的人，特别是在企业管理层和关键岗位所涉及的高度专门化的职业圈中获得认可的人，无论被放到哪个企业哪个岗位上，人们都可以相当安全的期待他们会按何种规范做事。
正是非人格化让企业资产获得了流动性——其价值不会因转手而巨幅变动——从而得以进入资本市场，利用金融杠杆而实现价值倍增；然而，尽管国内资本市场已有了多年发展，企业去人格化方面却乏善可陈，比较显著的原因是：职业经理人市场尚有待成熟，许多企业还有待经历从创始人向第二代交接的过程，而制度化正是随一次次交接班而逐渐成熟的。
不过还有一个更深层的背景因素，或许是去人格化进程上更主要的拦路石，那就是社会的制度环境未能给企业家带来财产安全感；如上所述，非人格化意味着流动性，也就是资产转手后不会贬值，但这样一来，也就增强了对潜在的侵占与抢夺行为的激励：假如金箍棒仅在孙悟空手里是件神器（或许是因为他掌握着一句特殊咒语），到别人手里都是凡物，就没人会去抢，可要是拿在谁手里都是神器，那就很多人会去抢了。
假如企业家想设置这样的咒语，他是有很多办法的：拒绝澄清业务逻辑和流程，降低透明度，在部门间人为制造隔阂，让他们相互间不理解对方的工作，模糊岗位职责、职务级别和权力等级，不给实权亲信高职位，隐藏激励机制，比如私下发红包甚至纵容拿回扣，这样新来的老板就会四处面临陷阱，引发大量误解、不满和冲突，简言之，就是那些历经几千年锤炼的用于建立个人忠诚和裙带网络的古老权术。
把这些作为与风格，与其说是土气或草莽气，不如说是特定环境条件下的生存智慧，只有对财产权的可靠法律保障，才能说服企业家解除他们的咒语；看清这一点或许可以帮助投资者反思他们的策略，像赛富这样的主动投资策略，在国内是否明智？通过获取控制权把企业改造成现代公司，建立制度，实现非人格化，若能成功自然是好事，但现实条件往往不允许。
或许被动策略更安全，看好某家企业，将其中价值易于评估的部分分离出来，然后借助某种相互绑架的约束机制，确保双方都不越界耍赖，这似乎是过去多年国内资本市场所找出的中间路线；不过这种策略也面临着创始人突然出事的风险，投资者积极介入的恰当时机，大概是创始人接近退休年龄，接班问题提上日程的时候，利用交接班的过程完成制度化和非人格化，可将风险和成本控制在最低限度。
传统家庭农业即将消亡
辉格
2012年7月6日
随着一年比一年严重的用工荒，迅猛增长的劳动成本，人口逆转带给城市和工业的后果已展露无遗，现在，是时候将目光转向它的另一面：它带给农业的冲击波尚未到来，但已近在眼前了；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如今农村已很少见到40岁以下的青壮年还在种地，所以摆在眼前的问题便是：今后20多年当这些人逐渐老去时，还有没有人种地？他们会是谁？将以何种方式种地？
今天，尽管还有五六亿人家在农村，但真正种地的人最多只有1.8亿，按18亿亩的总耕地面积，已接近传统家庭农业人均耕作能力的上限；而按目前趋势(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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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家庭农业即将消亡
辉格
2012年7月6日
随着一年比一年严重的用工荒，迅猛增长的劳动成本，人口逆转带给城市和工业的后果已展露无遗，现在，是时候将目光转向它的另一面：它带给农业的冲击波尚未到来，但已近在眼前了；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如今农村已很少见到40岁以下的青壮年还在种地，所以摆在眼前的问题便是：今后20多年当这些人逐渐老去时，还有没有人种地？他们会是谁？将以何种方式种地？
今天，尽管还有五六亿人家在农村，但真正种地的人最多只有1.8亿，按18亿亩的总耕地面积，已接近传统家庭农业人均耕作能力的上限；而按目前趋势，未来十几年农业劳动力将以每年一千多万的速度减少，并且年龄结构日益老化、体能日益下降，也就是说，隐藏于传统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已经被城市化吸干，此后将开始短缺。
实际上，这一短缺趋势之所以现在才开始表现出来，是因为70年代有一个异乎寻常的人口高峰，它以单年龄段的庞大人口弥补了农业劳动力年龄轴上的狭窄分布，这代人现在已接近或超过40岁，这也意味着，接下去的短缺浪潮将以非常迅猛的速度扑来。
假如目前趋势延续，二十几年后就没人种地了，但很明显，这样的趋势不会延续，果若13亿人的粮食自给率从目前的90%下降几十个百分点，全球粮食价格将成倍上涨，很难相信如此暴涨的价格仍不能吸引一些人去生产粮食，真正的问题是，农产品价格和农业劳动报酬涨到多高，才能吸引大批现在的年轻人重新回到农村、从事农业。
具体数字很难预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下一代新农民的收入一定会大幅高出他们的城市同龄人，才会有足够的吸引力；年轻人大批离开农村涌入城市，起初是为了寻找工作，但进入目前的城市化第二阶段后，动机已经改变，即便城市找不到理想工作，即便农村有足够的耕地，他们也不愿留在农村，因为此时农村已经空心化，传统社会结构瓦解，文化上失去了吸引力。
所以，要将新生代吸引回农村，需要一个很高的溢价，作为对他们忍受文化低落感的补偿，而溢价的高低，取决于城乡文化吸引力的落差，空心化程度、发展事业和实现个人理想的机会、获得成就感和建立声誉的机会、基于价值观和兴趣发展人际关系的机会、建设自治社区和重建乡村文化传统的机会，都将是决定文化落差的因素。
在美国，上述溢价超过30%，即农村家庭收入平均比城市高1/3，才为农业吸引到了一百多万个家庭，而且这些家庭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非农业领域，这意味着美国农民的生活和经营都非常丰富和多样化；相比之下，中国农村的前景要差得多，无论是生产经营方面，还是文化精神方面，重建乡村生活都面临更多障碍。
首先面临的是价值多样性的缺乏，中国社会历来没有容纳多元价值的传统，一旦城市文化所代表的价值占据主流，所有人都趋之若鹜；在美国，一方面城市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同时却有大量保守教派几百年来始终避开城市喧嚣，坚持古老简朴的农业生活传统，这种情况在中国实在难以想象。
其次是土地制度和营商环境，假如未来农业能以高额溢价吸引来新农民，它绝不会是传统家庭农业，这样的溢价必须以远高于目前水平的单位劳动产出率为基础，那就意味着更大的农场面积，更高的机械化水平，更复杂更有深度的经营模式，而所有这些，都将对涉及土地流通、用途变更、契约与交易形式创新、投资与经营活动的制度灵活性和市场自由度提出高要求，当前的制度与政策环境，尤其是土地制度，显然难以容纳未来的经营性农业。
最后，要让新生代农民感觉到新农村是一个值得在那里安身立命和长期生活的地方，不仅自己能发展人际关系和享受各种现代便利与文化产品，也能为他们的孩子找到好的学校，获得足以让他们融入现代社会的成长环境，制度就必须赋予他们建立学校、医院、图书馆、俱乐部等社区公共设施并从中获得公共产品的机会，只有当他们能够按自己的意愿组织和建设社区时，才会把那里当作自己的家。
新山寨模式有何不同？
辉格
2012年7月4日
最近雷军和周鸿祎这场架吵的挺有意思，看似火力凶猛，其实没有多少杀伤力，周的攻击点并未对准业内议论颇多的小米手机质量和小米所宣布的销量的可信度问题，而是集中火力拿小米的手机成本说事，重点质疑其“零利润”宣示；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商家的赚没赚钱、赚多少和他们没什么关系，只要同等性能和质量价格比别人低就行。
对于小米这样的纯硬件制造商，并未靠手机搭售什么东西或建立什么平台，零利润之类的宣传原本就不必当真，也不会有多少人相信；况且小米正处于新一轮融资的当口，假如真的没赚钱，却以(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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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寨模式有何不同？
辉格
2012年7月4日
最近雷军和周鸿祎这场架吵的挺有意思，看似火力凶猛，其实没有多少杀伤力，周的攻击点并未对准业内议论颇多的小米手机质量和小米所宣布的销量的可信度问题，而是集中火力拿小米的手机成本说事，重点质疑其“零利润”宣示；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商家的赚没赚钱、赚多少和他们没什么关系，只要同等性能和质量价格比别人低就行。
对于小米这样的纯硬件制造商，并未靠手机搭售什么东西或建立什么平台，零利润之类的宣传原本就不必当真，也不会有多少人相信；况且小米正处于新一轮融资的当口，假如真的没赚钱，却以40亿美元的估值拿了上亿投资，那倒是很有些忽悠投资者的嫌疑了；所以这很像是一场双簧戏，合作制造并分享了众人的关注，雷军借周鸿祎之口“证实”了小米的投资价值，周则为360“特供机”的推出营造了人气。
这场双簧能演起来，是因为双方都是国内手机业一股正在兴起的新潮流的受益者，这两年，阿里巴巴、百度、盛大、网易等原本与手机丝毫不沾边的国内互联网巨头纷纷进入手机制造业，甚至连做英语培训的罗永浩也已赤膊上阵，准备大干一场，而这些企业所凭借的唯一优势，便是其在IT产品消费者中的知名度和号召力，其他资源几乎完全空白。
这一场面与多功能手机（feature phone，也叫商务机）时代的山寨产业在某些方面颇为相似：厂商蜂拥，门槛低，解决方案成熟，机型多，开发周期短，制造商侧重于功能搭配和外观设计；而区别在于：核心资源从设计制造变为知名度和用户号召力，销售渠道从传统的分销网和门店柜台变为链条极短的电商和网络直销；基于这些异同之处，我把手机业的这种新兴模式称为“新山寨”。
这股潮流的兴起，最初大概是受了苹果手机奇迹般成就的刺激，然后，安卓的普及和成熟也为新山寨创造了前提，解决方案唾手可得且十分廉价，同时，电子业成熟完备的分工体系和可靠的代工业，也极大降低了进入门槛；由于智能手机正处于高速增长中，元器件升级换代也非常快，所以只要比大型品牌商更快的推出产品，总能在性价比上获得些优势，唯一的门槛是要确保规模经济所需的最低销量。
旧山寨采用的是广谱试错策略：在最小批量前提下，尽可能多的尝试各种功能特性组合和外观设计，然后按市场反应来调整产品组合，而最小批量是由传统分销渠道中的风险分担机制来保证的，与渠道的良好关系即可保证最小批量，有些厂商甚至直接拥有渠道资源；而在新山寨模式中，由于厂商能够绕开传统渠道直接面对消费者，经济批量转由其知名度来保障；而厂商之所以能够直接面对消费者，又离不开近年来电子商务和物流体系的长足发展。
核心资源与策略的转变，其实也是厂商在技术与消费之间立场的转变，在不再依赖任何技术与渠道资源之后，厂商现在可以站到消费者一边来看待产品，以一个消费者的眼光对现有产品进行体验、发现不足、表达不满，并提出自己的需求和设想。
一个理想的新山寨厂商应该是这样一个人：他对手机的体验和看法至少在一大群人中具有代表性，并且他具有良好的抽象和表达能力，能将这些需求对应到具体的功能和特性上去；同时，他必须拥有足够多的听众乐意倾听和传播他的意见和设想，这样才能从茫茫人海中将有着共同需求的人筛选出来并聚拢到一起，最终形成经济批量；很明显，明星人物在传播网络中的独特位置，将是该模式的核心资源。
这种共同需求聚拢能力恰恰是传统销售渠道所不具备的，传统渠道中，一个机型被它所适合的消费者接触到的机会十分随机，高度依赖于广告和终端覆盖率，而小机型的低覆盖率注定了它的低到达率，结果是畅销机型和小机型的两极分化；比如一个机型的目标消费群是一亿，由于广告和终端高覆盖率，其中五千万人了解到它，假如目标消费群是一千万，广告和铺货力度必定很小，了解到它的人可能就只有五十万了。
现在，传播明星的作用使得开拓中间地带成为可能，因而新山寨的批量可能大幅超出旧山寨的典型批量；然而，凭借这一资源的进入者需要记住的是，这是他们仅有的优势，因而明智的做法是将与此无关的环节和风险排除在外，避免介入设计、营销和服务环节，在现有分工体系下，这些都可以外包或招标采购，自己做不仅没有优势，而且会让你偏离消费者立场；不过，从诸多新进者的表现看，并非每个都理解并扮演着自己的恰当角色。
阿拉伯之春开启后反恐时代
辉格
2012年6月29日
已持续18个月的阿拉伯之春虽还说不上尘埃落定：埃及军方会负隅顽抗多久？叙利亚内战会不会点燃该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教派和国家间冲突？利比亚和也门会不会沦为另一个索马里？这些都还有待观察，但这场变动的格局和走向却已相当清楚：该地区的政治进程，正在从大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游离出来，按自身的逻辑发展。
考虑到该地区之庞大——从马格里布到印度河谷——这一转变影响深远，将带给世人一个十分陌生的世界格局；从18世纪中叶的七年战争开始，欧洲王国之间的合纵连横便开始通过其殖民体系向世界范围蔓延，不断将各大小国家、民族和文化卷入由阵营对立所构成的国际(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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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春开启后反恐时代
辉格
2012年6月29日
已持续18个月的阿拉伯之春虽还说不上尘埃落定：埃及军方会负隅顽抗多久？叙利亚内战会不会点燃该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教派和国家间冲突？利比亚和也门会不会沦为另一个索马里？这些都还有待观察，但这场变动的格局和走向却已相当清楚：该地区的政治进程，正在从大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游离出来，按自身的逻辑发展。
考虑到该地区之庞大——从马格里布到印度河谷——这一转变影响深远，将带给世人一个十分陌生的世界格局；从18世纪中叶的七年战争开始，欧洲王国之间的合纵连横便开始通过其殖民体系向世界范围蔓延，不断将各大小国家、民族和文化卷入由阵营对立所构成的国际秩序之中，此后历经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两次大战，最后在冷战时达到高峰，几乎所有国家都被卷入其中。
冷战是一次重大转折，此前，对立阵营是按一时的利益和战略需要而拼凑的，敌我关系变动频繁，那时主导各阵营的大国并不关心其盟友的文化和制度，只要冲突时站在同一边就行，而冷战则是一次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全面对抗，因而超级大国不仅拉拢盟友，也努力让他们采纳自己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必要时甚至强加给他们，这样一来，国际秩序对各国的影响便开始深入骨髓，与该体系的关系常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国的制度基调和社会发展方向。
冷战结束后，人们一度担心国际秩序丧失维持动力，不过至少在中东，萨达姆及时提供了新动力，此后在石油利益和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推动下，美国主导下的海湾联盟和戴维营秩序维持了中东的十年稳定，直到911；反恐战争大幅改变了美国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利益关切点，不再只是确保运输贸易畅通和避免战争，而是要通过改变该地区的社会政治面貌来消除恐怖主义土壤，那就必须进行深度干预。
假如美国真有决心和能力持续推行深度干预战略的话，尽管会有许多艰难曲折，中东将朝另一个方向发展，阿伊两战之后，甚至已经有一些迹象显示干预策略开始获得成效，特别是利比亚的转变，还有也门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在美国强大施压下对反恐战争作出的配合；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小布什政策在国内和西方世界所获得的支持是脆弱而短暂的。
恐怖威胁毕竟不具备珍珠港、地面入侵或核战争前景那么巨大而无可置疑的动员能力，它让国民愿意容忍的战场伤亡和财政负担都十分有限，况且，通过加强国内防范措施，似乎也能避免大多数和最严重的恐怖袭击；当连续多年没有发生恐怖袭击，国民很快对持续扩大的伤亡和财政赤字失去耐心，而金融危机又施加了致命一击。
所以今天回顾起来，中东局势的转变实则始于金融危机和民主党的上台，深度干预政策被全面抛弃，退回到克林顿时代的价值观外交：从外部鼓励民主运动，仅在出现大规模人道灾难时进行有限干预，在推动一个国家变化的问题上，采用破而不立的策略，因为要“立”就必须长期深度干预，比如对付塞尔维亚的办法就是轰炸，炸到你秩序崩溃、政府垮台，然后静待其内部发生积极变化。
破而不立政策一度表现良好、令人振奋，铁幕落下之后，东欧似乎毫无阻力的自动拷贝了西欧的制度，也顺利融入欧盟大家庭，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大氛围中，东亚和拉美也出现了一些成功转型，以至于出现了像福山的“历史终结”之类惊人的乐观论调。
然而很快，从阿富汗、俄罗斯，到委内瑞拉、玻利维亚，乃至中东和中亚的伊斯兰地区，逆转的趋势出现了；金融危机之后，甚至作为以宪政和法治为基础的全球化市场社会之大本营的西方，其意识形态氛围和政策取向也已从冷战后的亲市场路线中大幅扭转；或许，此轮阿拉伯之春将最终埋葬福山式盲目相信“进步潮流难以阻挡”的乐观主义历史决定论。
于是我们就要问：为何现代市场制度在东欧的重建如开闸放水般容易，而在其他国家却屡遭挫折？特别是，为何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当外部压力减弱、原有社会控制松动时，重建起来的大多是反宪政法治和反市场的制度？甚至像索马里和阿富汗这样完全建立不起现代国家而退回到部落状态？
面对如此强烈的反差，我们难以忽视文化和传统的差异，然而这些差异中究竟哪些元素在起作用，如何起作用，却不容易看清；有些观点夸大了宗教传统的作用，首先，伊斯兰和基督教一样，从经文和教义中总是能挖掘支持任何主义的词句，那没有意义，实际上对广大信众来说，宗教只是以习俗传承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规范，与经文教义关系不大。
其次，与信众相反，构成伊斯兰世界政治主导力量的精英和激进教派领袖们，多数都受过西方教育，许多甚至是学术和技术专业人士，其思考方式也非常西方化，而且越是这些人，具有越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越是沉浸于阿拉伯社会现代化的失败历史所带来的挫折感之中，也越执着于复兴其梦想中的伊斯兰文化和历史荣耀，他们不仅十分了解西方，也梦寐以求实现现代化并超越西方。
真正的差异来自构成博弈环境的文化价值观和信念，正是各派在面临机会展开竞争时，对各自将会如何行动所持的信念，在制度演变起着关键作用；假如一个社会从来没有妥协和尊重惯例的传统，那么你死我活和机会主义便成为合理的预期，和平共存的均势和稳定的社会规范便难以维持甚至根本不会出现，比如在军方和选举占优的党派之间，假如前者相信后者上台必定会全面清算，后者相信对方若保留地位必定会任意干政，那和平过渡就难以实现。
同样，假如好不容易获得政权的一方确信反对派若上台必定全面推翻自己的政策，多年心血一夜泡汤，就很可能不惜破坏规则而阻止后者上台；出现一个导向宪政与法治的良性反馈过程所需的博弈条件非常严苛，不是几次圆桌会议和几份宪章条文就能创造的，而只能在一次次的社会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
阿拉伯世界的条件尤其恶劣，该地区建立现代国家的努力其实从未成功，有些国家的基层组织方式仍处于部落状态，另一些则始终由外部力量所维持：奥斯曼帝国的总督、英法殖民者或托管当局、冷战和反恐时代由巨额外援所支撑的威权政府，社会各阶层和利益集团有序互动的机会很少，一旦外部力量撤出，很难指望一个好的秩序和制度能够自发的建立。
极端非理性的核电恐慌
辉格
2012年6月28日
近日，日本关西电力公司宣布其大饭核电站3号机组将于7月1日重启，这是去年3月福岛核电事故导致日本核电站陆续停运，并于今年5月全部停运以来，首座被重启的核电站；日本核电业面临国内强大反核势力的阻挠所跨出的这小小一步，或许会为其它五十多座反应堆在检修整顿后重启开辟道路，走出目前的电力紧缺困境，也避免重回化石燃料老路。
不过从全球范围看，福岛事故对核电业的打击仍是巨大的，其影响将在未来数十年持续存在，很可能扼杀近几年刚刚崭露苗头的核电复兴势头；(more...)
3549
极端非理性的核电恐慌
辉格
2012年6月28日
近日，日本关西电力公司宣布其大饭核电站3号机组将于7月1日重启，这是去年3月福岛核电事故导致日本核电站陆续停运，并于今年5月全部停运以来，首座被重启的核电站；日本核电业面临国内强大反核势力的阻挠所跨出的这小小一步，或许会为其它五十多座反应堆在检修整顿后重启开辟道路，走出目前的电力紧缺困境，也避免重回化石燃料老路。
不过从全球范围看，福岛事故对核电业的打击仍是巨大的，其影响将在未来数十年持续存在，很可能扼杀近几年刚刚崭露苗头的核电复兴势头；在欧洲，反核派显然已加强了其统治地位，德国人对福岛事故的恐慌似乎比日本人更强烈，原本已经推迟并有望逆转的无核化政策，在事故后被迅速提前实施，确立了2022年实现无核化的方案。
对核电的恐惧是极度非理性的，在人类对陌生事物的种种非理性恐惧中，这或许是最极端也最荒唐的一种；从总体历史表现看，核电是非常安全的能源生产方式，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唯一造成了人员死亡的只有切尔诺贝利，直接死亡人数相当于一次中等煤矿事故，因增加甲状腺癌而导致的间接死亡人数相当于一个中型煤矿的同期死亡数，排名前几位的其他核电事故，如福岛和三哩岛，不仅无人死亡，甚至没有任何可证实的健康伤害。
相比之下，煤矿、油田、火力发电厂、水坝的死亡率比核电站高得多，给周围环境和居民带来的污染也大得多；然而，一座核电站给周边居民和所在国民带来的恐慌，却远远高于其他能源电力设施，比如水坝，常被渲染的既安全而清洁，其实相当危险，导致数十上百人死亡的垮坝事故时有发生，但居住在水坝下游的居民却远比距离核电站上千公里的反核分子更坦然。
从个体反应看，核电恐慌很好的印证了行为经济学家的损失厌恶（lost aversion）理论，由于核电是新事物，未被人们视为生活的当然组成部分，因而放弃核电虽然代价高昂，却不被计入损失，而它带来的风险即便再小，也被计入了损失；与之对照的是触电风险，美国每年有1200多人触电身亡，许多事故原本可以很低的代价加以防范和避免，但因为人们已将供电系统视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触电风险远远高于核电，却并未引起多少关注。
然而，仅从个体反应很难理解核电所面临的狂热阻挠，因为煤炭、石油、水电站、火电厂、电网，还有电力本身，曾经也都是新事物，为何都能克服障碍发展起来，并为人们所习惯和接受？假如世人曾以对待核电的态度对待工业革命以来的种种新能源技术，用同样的安全标准苛求它们，那我们今天大概仍在烧木柴；正是这种异乎寻常的苛求耗尽了核电原本巨大的成本优势，否则，高成本的火电水电几十年前就已被完全取代了。
或许正是因为核电太神奇太高效了，以至被视为怪物，加上绿色和平之类的环境破坏组织多年来坚持不懈、不遗余力的渲染摸黑，世人对核电的抵触才远强于其他新技术；核电站的规模和集中性也为个人抵触汇集为社会集体抵制提供了便利，假如幻想中的核电风险像小型柴油发电机、家用燃气灶、插座那样高度分散，同样的风险就不会成为社会焦点了。
另一个更隐秘但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核电工业的产业链太短，劳动密集度也太低，分布又太集中，这样，该产业所卷入的人数、涉及的利益团体数量和规模、在政治利益格局中的渗透度，都远远不及传统能源工业，投资一个核电站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和下游商机都很有限，因而关闭一个核电站所遭遇的政治阻力，也远小于关闭一个拥有上万工人和强大工会的煤矿，这样，它们就很容易在面临舆论压力是被政客抛出了成为牺牲品。
防范骚扰的成本不能完全转嫁给别人
辉格
2012年6月26日
上海地铁官方微博用一个透明装实例提醒乘客谨慎着装，以防骚扰，结果惹来大批抗议声，几位女性还亲临地铁现场，举牌宣示她们的态度：我可以骚，你不能扰；不过依我看，上海地铁的提醒基本上还是善意的，错就错在不该在最后拖了句“姑娘，请自重啊”，这就对衣着开发者构成了指责，暗示在骚扰事件中她们是有过错的。
许多批评和抗议者将地铁方的言论视为对骚扰行为的开脱，但他们显然没有这么做的动机，更可能的是，他们想表达这样一层意思：作为地铁运营商，对发(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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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5
防范骚扰的成本不能完全转嫁给别人
辉格
2012年6月26日
上海地铁官方微博用一个透明装实例提醒乘客谨慎着装，以防骚扰，结果惹来大批抗议声，几位女性还亲临地铁现场，举牌宣示她们的态度：我可以骚，你不能扰；不过依我看，上海地铁的提醒基本上还是善意的，错就错在不该在最后拖了句“姑娘，请自重啊”，这就对衣着开发者构成了指责，暗示在骚扰事件中她们是有过错的。
许多批评和抗议者将地铁方的言论视为对骚扰行为的开脱，但他们显然没有这么做的动机，更可能的是，他们想表达这样一层意思：作为地铁运营商，对发生在其经营场所内的骚扰事件通常负有一些责任，即便没有法律上的，也有道义或声誉上的责任，但是该责任的大小应视其对事态的控制能力而定，假如骚扰的潜在受害者自己完全放弃审慎，不采取显而易见的预防措施，使得运营商无论怎样加强防范（比如增加保安和摄像头），都无法控制骚扰频发的情况，那么，人们就没有理由再为这一事态而指责运营商了。
这就好比停车场也对客户车内物品失窃负有某种责任，但假如许多停车者都不锁车门不关车窗，那就很难将失窃归咎于运营商了；法律在划定责任边界时，需要考虑（无论是法官的理性思考还是形成习惯法的自发机制）执行这条边界的可能性和成本，假如成本不合理，那就不会是一个稳定的均衡，因而不会是一条稳定的边界。
所以，无论是财产权还是骚扰所涉及的人身权，受法律保护的前提是：权利的主人首先要承担主要的保护成本，而不能把负担都转嫁给司法系统（也就是间接的转嫁给别人）；这一原则基于这样的假定：权利的主人有最强烈的动机去防范侵权，也拥有最佳的信息条件，知道该如何防范，假如你既不想被骚扰，却又不愿采取最简单易行的防范措施，那就没有理由要求所在场所的主人或司法系统为你提供保护，这并不是说侵权行为是对的，而是说保护是有成本的，寻求保护首先要证明有关权益值得保护，而最起码的证明是你自己的确珍惜它。
除此之外，衣着与骚扰还有另一种关系，上述谈论都假定“什么是骚扰”是清晰而容易界定的，对于身体骚扰，这问题不大，但言语骚扰就没那么清楚了，其界定标准高度依赖于特定社会的习俗和各种圈子的亚文化，同一句话，在不同文化或亚文化中，可能是恭维，可能是骚扰，或者只是中性的搭讪；在某些较为边缘的亚文化中，含有性意味的搭讪或挑逗性言辞是人际交往的常规行为，并不被视为侵犯，甚至可能是受欢迎的，即便对方是陌生人。
在传统小社会，与主流文化相牴牾的亚文化是难以存在的，但现代都市大社会对多元文化具有更大的宽容性，只要遵循自愿和非强制原则，相互间格格不入的亚文化可以相安并行于同一社会，在地理空间上可以交错重叠，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场合，可以在不同亚文化中切换，以不同的人格面貌与不同圈子交往，这种多样性正是现代社会繁荣与自由的体现。
在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人们会借助各种文化符号来标识各自所属的亚文化，这些符号传递着大量的信息：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希望被如何对待，原意与哪些人交往……而服饰发型是其中最常用也最重要的一种；所以，假如你明知某种穿着方式容易被与某种文化联系起来，而那种文化中的交往方式是你不能接受的，却又不在选择衣着时加以留意，那么，当别人果真把你当成“那种”人，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和你说话时，你就没有理由斥之为骚扰了。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七八十年代美国许多地方的妓女以紧身豹纹装和短皮裤等特定服饰来标识自己的身份，国内刚刚开放时，许多时髦女性不明就里的加以模仿，试想，假如这些模仿者旅行到美国，而四处遭遇召妓客搭讪，她们是否有理由诉其骚扰呢？同样，假如我们要求法律无视各种非主流亚文化的内部习俗，而无条件的以主流文化标准来界定人际行为的正当与否，那无异于主张消灭文化和价值多样性。
吃还是不吃
辉格
2012年6月11日
电视剧《舌尖上的中国》播出后受到广大吃货热捧，据说创下了国内纪录片收视纪录，可见这个美食大国确有群众基础，并非浪得虚名；观赏各地美食之余，人们也对不同国家和社会的饮食习俗差异展开了讨论，特别是，为何像英国这样文化的其他方面相当发达和强势的社会，偏偏食物却如此单调乏味？似乎让人费解。
其实，饮食作为与“男女”并列的头号文化元素，在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中起着广泛而重要的作用，历来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重视，有许多著作谈论这一主题；现实生活中，当人们来到一个陌生地方，或与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交谈时，“他们吃些什么？”也常常是首先被提出的问题。
文化差异本身只是个事实，但人会赋予其价值含义，当人们抱持欣赏和体验的心态时，它是新鲜、惊喜和异国情调，而当人们需要标榜自己的(more...)
标签：人类学 | 文化 | 营养 | 读书笔记 | 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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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还是不吃
辉格
2012年6月11日
电视剧《舌尖上的中国》播出后受到广大吃货热捧，据说创下了国内纪录片收视纪录，可见这个美食大国确有群众基础，并非浪得虚名；观赏各地美食之余，人们也对不同国家和社会的饮食习俗差异展开了讨论，特别是，为何像英国这样文化的其他方面相当发达和强势的社会，偏偏食物却如此单调乏味？似乎让人费解。
其实，饮食作为与“男女”并列的头号文化元素，在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中起着广泛而重要的作用，历来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重视，有许多著作谈论这一主题；现实生活中，当人们来到一个陌生地方，或与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交谈时，“他们吃些什么？”也常常是首先被提出的问题。
文化差异本身只是个事实，但人会赋予其价值含义，当人们抱持欣赏和体验的心态时，它是新鲜、惊喜和异国情调，而当人们需要标榜自己的文化特性、寻找优越感或感到受威胁时，差异便成了歧视和取笑的对象，“广东人什么都吃”也就由对多彩饮食文化的赞美，变成一种异样的目光了。
与西方相比，中国人在“什么都吃”上面确实表现非凡，而南方尤胜北方，岭南尤胜岭北，也是显而易见的；博大繁复的饮食文化，离不开食材的多样化，从技术上看，多样化食材促使厨师开发出各种材料的加工和烹制方法，积累了更多素材和工艺，而从需求面看，食材多样性也训练丰富了食客的味觉，挖掘培养了更广谱的口味和品尝情趣。
灵长类大多是杂食动物，而随着大型猿类从树栖转向地栖，肉食比例提高了（大猩猩是例外），同时在取食对象上变得高度机会主义，黑猩猩从水果、蠕虫、蚂蚁、蜂蜜、鸟蛋到猴子，什么都吃，灵长类还有个恶名：偶尔会同类相食；人类继承了杂食特性，但自从离开丛林来到草原之后，食谱中包含了更多肉食，加上人类膨胀了好几倍的大脑是个高能耗器官，对肉食的需要更加迫切。
不过，尽管人类是杂食性的，却并非来者不拒、同等对待各种食物，在这点上，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遵循一种由“最优觅食理论”（[[optimal foraging theory]]）所阐述的策略，根据成长于其中的环境条件来选择其食谱；该策略的原则是以尽可能小的搜寻与采集/捕猎成本，来获取所需营养，所以，当那些容易获取的食物已能满足所需时，较不易获取的那些将会被忽略，最终投入于每种食源上的精力的边际产出率和边际中毒风险将是相等的。
所以，高度杂食性只是人类作为物种的潜能，对于每个特定种群，食谱宽窄取决于所处生态位的资源条件，像因纽特人这样的极地狩猎部落，食谱是非常狭窄的；而对于个人，饮食偏好和对食材的接受能力多半在童年期便已形成，儿童尝试并接受各种食材的学习窗口在三岁时就关闭了，从小没吃过东西长大了就很难再接受，正因此，社会的食物禁忌才很容易通过家庭影响而一代代延续下去。
进入农业时代之后，食谱选择又多了个重要驱动力，与狩猎者和游牧者相比，农耕者的营养瓶颈从能量转向了蛋白质；在土地开垦率低、保留了较多草地、或采用轮作休耕制的社会，可以实行农牧混业，肉食尚能保证；但那些所有土地都已开垦并常年耕作的社会，就要想尽办法寻找肉食了；尽管在驯化了豆科作物之后，农民获得了植物性蛋白质来源，但豆类偏好毕竟很晚才形成，而对肉食的渴望则古老而根深蒂固。
在传统中国，一个十分显著的趋势是，越往南，肉食越稀缺；有几个原因，首先是越往南越缺少饲养牛羊等反刍动物所需的草地，且土地复种指数高，大型肉畜只有猪，而猪虽然产肉效率高，但有个很大的问题：其食谱与人类重合率高，因而难以大批饲养，否则便与人争食了，鸡鸭也有同样的问题。
其次是越往南，粮食的蛋白质含量越低，番薯土豆芋头等块根块茎类的蛋白质含量远低于谷物，而谷物中大米和玉米又低于小麦，同样是小麦，南方小麦也低于北方小麦；这样，南方人必须在主粮之外寻找更多肉食来补充蛋白质，可他们又缺乏大牲口，所以只好挖掘其他一切可能性了：狗肉、马肉、青蛙、山鼠、蛇、蚕蛹、蚂蚱、蝉、水虱……
不仅是肉食，南方在素食种类也多过北方，当然，南方植物原本就比北方丰富，不过或许这也与南方的致病寄生物较多有关；在中原民族向南方拓垦的过程中，抵抗丛林沼泽地带特有的疫病始终是个大问题，而寻找草药是这一努力的重要部分，尽管效果很难检验，但尽可能开发和尝试各种可食用植物，总是有益的，即便没有疗效，也丰富了食物来源。
一个社会的食谱一旦稳定下来，便成为一种习俗，社会成员会借助它们来建立文化认同和标识共同体身份，此后，即便生态位和资源条件已经改变，饮食习俗仍将以强大的文化惯性延续下去，特别是食物禁忌，是构建文化鸿沟、区别身份、激发敌意的十分有效的符号；今天，犹太人和穆斯林早已散居全球，却仍坚持着古老的闪族食物禁忌（Semitic dietary laws）。
叙利亚僵局考验价值观外交
辉格
2012年6月13日
叙利亚局势日益胶着，而且看起来正在变成一场货真价实的内战，对此，一直试图积极影响事态的西方大国，似乎已束手无策，处境尴尬；假如他们放弃推倒阿萨德的努力，那就奖励了阿拉伯之春中镇压手腕最强硬的政权，这无异于告诉未来面临类似处境的政权：最好死扛到底；假如继续支持反对派，目前的人道灾难又可能长期延续和扩大。
当前的困境不仅表现在西方大国无法说服安理会成员国一致行动，即便他们拥有所需行动能力，恐怕也难有所作为，因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冷战之后始(more...)
标签：制度 | 国际 | 外交 | 政治 | 阿拉伯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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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僵局考验价值观外交
辉格
2012年6月13日
叙利亚局势日益胶着，而且看起来正在变成一场货真价实的内战，对此，一直试图积极影响事态的西方大国，似乎已束手无策，处境尴尬；假如他们放弃推倒阿萨德的努力，那就奖励了阿拉伯之春中镇压手腕最强硬的政权，这无异于告诉未来面临类似处境的政权：最好死扛到底；假如继续支持反对派，目前的人道灾难又可能长期延续和扩大。
当前的困境不仅表现在西方大国无法说服安理会成员国一致行动，即便他们拥有所需行动能力，恐怕也难有所作为，因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冷战之后始终未能形成一套清晰而坚定的外交战略。
在整个阿拉伯之春中，西方都奉行了一条支持专制国家内部反对派的外交路线，这是西方在冷战后将外交政策从利益主导向价值观主导转变的一次体现，然而这一转向在实践中却遭遇了矛盾：以人权和人道主义为诉求的价值观外交，一方面要求他们反对那些在这方面表现糟糕的政权，支持它们的反对者，但同时，一旦反对运动在他们鼓励和支持之下掀起来，又需要为由此可能引发的人道灾难承担道德责任，而两者往往难以两全。
一群人民遭遇非人道对待、基本权利被践踏，有效的救助方法是为他们提供法律保护，这也是迄今人类所找出的唯一有效方法；所以，若果真将制止权利践踏和人道灾难作为外交政策的指针，要么开放和鼓励移民，让更多人居住到已建立了良好法治的国家，可实际上，许多西方大国在收紧移民政策。
要么制度输出，努力在将已经成熟的宪政结构和法律体系延伸覆盖到更多的地方，为更多人提供普遍司法保障，但这么做常常需要高强度的外部干预，甚至需要像对付阿富汗和伊拉克那样发动一场地区性战争并实施长期占领，然而这种具有殖民主义色彩的政策早已为国际关系伦理所不容，阿伊两战只是因为有了反恐这个旗号才得以发动，而且长期占领的代价都已被证明过于高昂，不堪负担。
目前所奉行的外部施压加内部鼓动的政策，其实是一种盲目碰运气策略：向一潭死水中扔进块石头，指望会出现一些“积极的变化”，变化当然会有，但为何一定是积极的，或有很大几率是积极的，却没人能说明；假如这种变化导致建立更好制度和法律的机会很小，而过程中的动荡和人道灾难代价又非常高昂，那岂非与这一政策的价值导向背道而驰？假如鼓励这一变化的西方大国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在出现此等局面时强化干预、控制灾难，并确保重新建立的制度比之前的更好，他们的道德责任又何从推卸？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宪政和法治在一个社会得以确立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其成功取决于大量条件的机缘巧合，绝非某些历史决定论者认为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起源于英格兰的该制度体系在过去几百年的扩张蔓延看似势不可挡，但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那时大国外交的进攻性和侵略性，以及殖民主义。
十八十九世纪的后发国家，为了在强权林立的世界立足自保，要么像日本那样主动接受他们的制度，变成他们中的一员，要么投靠其中一个，受其保护，同时也免不了接受其施加的外部制度约束，这一动力在冷战时两大阵营对抗时，同样起了作用；可如今，这一动力看来已不复存在，西方和资本主义已丧失了文化和道德自信，更没有了侵略和扩张冲动，殖民主义已成过街老鼠，制度输出也不再可能作为政策选项而被考虑。
高考折射出的身份焦虑
辉格
2012年6月12日
每年高考，家长好像都比孩子更紧张，而且表现的一年比一年夸张，拥挤在大门口守候已是稀松平常，为调整状态提前一两个月到宾馆开“备考房”，全家出动当保镖护卫孩子赴考场，迟到了跪求门卫，甚至对附近马路实施“交通管制”，“我们家孩子今天高考”俨然已成为要求邻居和市民给予特权待遇的响亮理由。
有人说，家长对高考如此紧张，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上升通道狭窄，且多半已被特权阶层垄断，留给普通大众的进身之阶只有高考这座独木桥了，而且，诸多个人发展机会中，唯有高考算是机会较均等(more...)
标签：心理 | 社会 | 社会流动性 | 科举 | 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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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折射出的身份焦虑
辉格
2012年6月12日
每年高考，家长好像都比孩子更紧张，而且表现的一年比一年夸张，拥挤在大门口守候已是稀松平常，为调整状态提前一两个月到宾馆开“备考房”，全家出动当保镖护卫孩子赴考场，迟到了跪求门卫，甚至对附近马路实施“交通管制”，“我们家孩子今天高考”俨然已成为要求邻居和市民给予特权待遇的响亮理由。
有人说，家长对高考如此紧张，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上升通道狭窄，且多半已被特权阶层垄断，留给普通大众的进身之阶只有高考这座独木桥了，而且，诸多个人发展机会中，唯有高考算是机会较均等、程序较公平的；这一看法抓住了高考的社会功能，和古代科举制一样，高考确实是保持社会流动性的一条相对公平的上升通道。
但这并未解释为何人们会如此紧张，通道的狭窄、机会的渺茫，未必是紧张和焦虑的理由；80年代的社会流动性更差，当时所有人都被牢牢束缚在计划体制和户籍制度中，改变职业、经商创业、从农村迁居城市、移民出国，几乎没有可能，高考是普通人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况且，当时的高考录取率比现在低得多，这座独木桥远比现在拥挤，但那时考生的父母却没现在这么紧张。
其实，假如改变命运的机会过于渺茫，考中进士就像彩票中头奖，人们反倒会将之视为可遇而不可求的幸运，不会太为它而操心和焦虑；假如你所在社区中隔好几年才有一个幸运儿出人头地，你多半不会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相反，假如从小与你玩泥巴的孩子现在一个个都出息了，发达了，有头有脸了，宝马别墅了，你才会觉得很紧张。
所以，如今社会普遍存在的紧张和焦虑，恰恰是过去二三十年社会流动性剧增的结果，原本僵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瓦解了，动荡之中，人们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社会定位，此时机会之门似乎都开放着，全看谁更眼明手快、身手敏捷、拼抢积极了。
这情形让人想起维多利亚时代，中世纪西欧封建制度下，等级森严，社会流动性很低，平民们反倒安于自己的地位和命运，工业革命后，各种新职业新阶层迅猛崛起，新贵大量涌现，原有等级结构再难维系，此时人人都在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焦虑。
旧贵族要标榜他们的古老荣耀，新贵要证明自己配得上刚刚挤进去的那个上流社会，中产阶级也努力成为合格的绅士淑女，这一集体焦虑最终推动形成了严谨、刻板、还时常有些虚荣和伪善的“维多利亚道德”的社会规范，这在当时的文学特别是狄更斯的作品中，被刻画的淋漓尽致。
无论你喜不喜欢，身份焦虑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它塑造着人们的价值观和消费偏好，并重新确立社会关系和交往规范；为了在一个更高的地位上立足，证明自己配得上新的身份，人们努力工作挣钱，拼命储蓄，使劲消费，正因为人们对子女未来身份要求更高，也因为他们觉得必须给孩子最好的东西才对得起自己的新身份，他们才大喊养不起孩子了，尽管收入已比老一辈增加了好多倍，而且越是高收入者喊的越响。
理解这种身份焦虑，进而观察它如何驱动人们作出反应，有助于我们看清他们的经济行为，为何一方面拼命储蓄，而在某些消费项目上却毫不迟疑的一掷千金？为何拥有一套房产如此重要？为何女性择偶如此看重物质？为何供养能力显著提高却不肯生孩子了？简单一句“虚荣心”会让你错过重要的东西，任何虚荣，仅当有关文化价值尚未确立时才是虚荣的，价值一旦确立，它就是风格、品位和传统了。
医疗是个越填越大的无底洞
辉格
2012年6月8日
近来，舆论对医疗保障问题的焦点，从之前的基本医疗服务普遍保障，转移到了大病给家庭带来的灾难性负担，动辄数十万的高昂医疗费让原本安康的家庭一夜间陷入绝境的报道不绝于耳，《柳叶刀》三月份发表的一份报告也显示了这一负担正在迅速加重；对此，有许多声音呼吁政府为大病医疗提供救助，4月18日的国务院通知，也已将8类大病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另有12类将开始试点。
然而，指望社会保障来解决大病医疗负担问题是不可行的，将大病保障纳入社保体系，不仅会拖垮财政，也会让该体系整个破产；这是因为，医疗(more...)
标签：产业 | 医疗 | 寿命 | 死亡 | 社保 | 福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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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是个越填越大的无底洞
辉格
2012年6月8日
近来，舆论对医疗保障问题的焦点，从之前的基本医疗服务普遍保障，转移到了大病给家庭带来的灾难性负担，动辄数十万的高昂医疗费让原本安康的家庭一夜间陷入绝境的报道不绝于耳，《柳叶刀》三月份发表的一份报告也显示了这一负担正在迅速加重；对此，有许多声音呼吁政府为大病医疗提供救助，4月18日的国务院通知，也已将8类大病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另有12类将开始试点。
然而，指望社会保障来解决大病医疗负担问题是不可行的，将大病保障纳入社保体系，不仅会拖垮财政，也会让该体系整个破产；这是因为，医疗需求不是一种给定数量的需求，满足了就完了，它会随供给增加而自动膨胀，对现有需求的满足会自动创造出更多的新需求，而且数量更多、代价更昂贵，而医疗成本应由国家承担的社会伦理规则一旦建立，这些爆炸式增长的新需求将不断被推进社保体系，永无止境，最终让系统崩溃。
从生物学角度看，今天的普遍长寿是一种极不寻常的情况，我们的身体不是按如此长的寿命来设计的，基因组在设计我们的身体时，“考虑”的目标使用年限不过五六十岁，从基因组的视角看，长寿不是什么值得追求的优先目标，它的终极目标是总的长期繁殖率，假如为延长老一代寿命所投入资源的繁殖收益低于在后代身上的投资收益率，那就不值得了。
可是，基因组又为我们设计了强烈的求生本能，几乎人人都希望无限延长自己的生命，这看似与上述投资策略矛盾，实则不然，因为在进化史的绝大部分时间，多数人在身体设计年限之前早就死了，很少人能活过这个年限，因而无条件求生本能并无不妥；只有到了现代富裕社会，这一矛盾才暴露出来：求生欲望推动人们承担越来越高昂的代价去修补人体这部并非为长寿而设计的机器。
修补要得以实行，需要医疗技术的配合，在古代，得了病就算有钱也买不到多少有可观察效果的手段，即便像帝王般举倾国之力寻找不老药、炼仙丹，也没能将寿命延长多少，有钱人只好将努力方向转向地下，营造地宫，以期在那里延续自己的生命，当时人们面临的是一条医疗投入的边际寿命产出率近乎于零的曲线，那就索性不投入了。
现代医疗技术改变了这条曲线，现在你只要愿意且能够投入，延续生命的潜力几乎是无穷的，特别是有了器官移植、人工器官和未来的干细胞组织培养技术之后，身体各器官正逐个成为可以替换成新的了，这样一来，在实现全民永生之前，就看不到边际寿命曲线会再次下降到接近零水平的前景，而只要该曲线不降到足够低，医疗便是个自我加速膨胀的无底洞。
每次医疗技术创新，都开辟了通过修补身体来延长生命的新可能性，从而创造之前所没有的医疗需求，每当一项新医疗技术满足了某种既有的医疗需求，便将生命在更需要修补的状态下又延长了一段，于是创造出比它所满足的更多的医疗需求，只要求生本能不变，这一自我膨胀过程必将把个人收入中越来越大的比例转移到医疗上来。
唯一能控制这一加速膨胀过程的，是偏好和预算约束：实在没钱了，负担不起进一步修补了，这是把命看的比什么都重的人，而其他人可能会觉得有比将老弱生命延长几年更重要的事情，把钱花在别处更值得；显然，人们在此问题上看法差距甚远，有人宁可年轻时潇洒痛快，或者把资源更多的投入下一代，有人则宁可辛苦节俭一辈子，把积蓄都留在养老看病上，正如古代没有医疗可买时，也有人把一辈子积蓄都留作棺材寿衣钱，花在葬礼上，甚至带进坟墓。
假如这些都是个人自愿选择，那就各得其所，并无怨天尤人之理，可是若将这些医疗需求纳入由纳税人赞助的社保体系，就全然不同了，问题从个人偏好变成了公共选择：值得投入多少资源去修补残躯延长生命？为何不把钱省下来投入到儿童教育上？将生命延长到何种程度才算恰当？身体衰败到何种程度才不值得救治？这些问题都将由政府来决定，无论专断的还是投票决定——那将是何等荒谬的情景？
当人们被迫承担起决定是否延续他人生命的道德责任时，出于常人的良心，没人会愿意去按下那个死亡按钮，况且，延续生命的代价与这个决定的关系并不直接而清晰，个人分担的部分小而不确定，所以公共选择的结果总是倾向于尽可能的延续，就像当决定父亲命运的责任落到儿子头上时，即便父亲原本不想拖累家人，儿子也极少会选择放弃，因此，个人医疗决定的公共化必定会让医疗需求膨胀全面失控。
问题是，这个死亡按钮本不应该存在，这是人为制造的道德困境，无端增加了社会纷争和价值冲突，并将财政与经济拖入绝境，而最终当面临财政破产而不得不按下死亡按钮时，又迫使当事者泯灭自己的良心，并背上道德恶名；你很难找出另一件事情，能在和平条件下以如此可预见的方式同时造成财政破产、经济崩溃、社会冲突和道德全面沦丧这几大恶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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