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文留底〉分类下的文章（456）
巴菲特错了
辉格
2012年12月05日
最近，巴菲特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再次呼吁对富裕阶层增税，这是他近年来一再鼓吹的观点，选择此时重弹老调，显然是为影响正陷于僵局的国会财政议程；巴菲特的成就、身份和声望，让他的主张有了巨大影响力，奥巴马的一项增税提案便据此而被命名为“巴菲特规则”（Buffett rule）。
反对增税者常提出的一个担忧是，增税会抑制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因而降低就业率，但巴菲特以其亲身感受告诉我们，这不会发生，在他看来，投资者不会因为高税率而放弃投资，并举例说，五六十年代的资本利得税远高于当前，但他和他的客户从未因此而放弃投资，而当时的经济也很繁荣。
不妨相信巴菲特是真诚的，但他的论证却是错误的，他的个人感受并不能用来证明宏观效果，一项(more...)
标签：人物 | 巴菲特 | 投资 | 政策 | 激励 | 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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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错了
辉格
2012年12月05日
最近，巴菲特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
一篇文章，再次呼吁对富裕阶层增税，这是他近年来一再鼓吹的观点，选择此时重弹老调，显然是为影响正陷于僵局的国会财政议程；巴菲特的成就、身份和声望，让他的主张有了巨大影响力，奥巴马的一项增税提案便据此而被命名为“巴菲特规则”（[[Buffett rule]]）。
反对增税者常提出的一个担忧是，增税会抑制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因而降低就业率，但巴菲特以其亲身感受告诉我们，这不会发生，在他看来，投资者不会因为高税率而放弃投资，并举例说，五六十年代的资本利得税远高于当前，但他和他的客户从未因此而放弃投资，而当时的经济也很繁荣。
不妨相信巴菲特是真诚的，但他的论证却是错误的，他的个人感受并不能用来证明宏观效果，一项激励条件的改变，将首先在边际上起作用，那些对其可支配收入的用途和投向摇摆不定，正在权衡取舍的人，将首先受政策变化的影响，而对于巴菲特这样以投资为其终身职业和最大乐趣的人，确实可能没有影响，但这证明不了什么。
这个道理对消费行为同样成立，你可能说，这本好书即便价格翻十倍你也会买，但这不能证明涨价不会影响该书的销量，仅仅说明了你不是边际消费者，而且离边际很远；那么巴菲特是不是边际投资者呢？
恰好相反，他是个极度清心寡欲者，消费需求极少，没什么奢侈爱好，生活平淡无趣，对新科技和任何其他新鲜玩意也没什么兴趣，同时他却拥有极大财富，除投资之外，他很难为这些财富找到其他用途，而且投资带给他满足的是投资行为和绩效本身，而不是赚到的钱可以让他做其他事情，所以，这世上大概找不出比他离边际更远的投资者了。
尽管在投资上表现的十分精明，但巴菲特在制度和政策问题上时不时发表的观点，却多半经不起推敲，而且与他自己的实际行为不符，比如他说，为避免社会沦入财阀体制（[[plutocracy]]），应加大财产税和遗产税征收力度，不幸的是，这一观点最近在国内也获得了呼应。
可事实上，虽然过去20年美国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但根本没有出现任何财阀化的迹象，当前令人羡慕的富豪，绝大多数凭借个人成就而致富，很少是因为家族财阀背景，很难找出一个社会，其富裕阶层的流动性比美国更高了，收入差距的拉大是因为信息革命和全球化带来的新一轮创新浪潮造就了一批成功者，这绝不是坏事。
若果真需要用遗产税来避免财阀，或者用巴菲特的比喻，将富家子弟拉回到与穷孩子同一条起跑线，那么对于巴菲特这样的超级富豪，税率必须达到没收级水平才管用，这意味着要将极大比例的私人财富交给政府来支配，而只留下与占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相当的部分，才算得上起跑线公平，但巴菲特本人有没有这么做呢？
没有，实际上他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交给了盖茨基金会，一个私人机构，假如他果真认为这些财富由政府支配更好更公平，他本应将支票开给财政部，要知道，联邦政府和它的许多分支部门都愿意接受私人捐赠，实际上也一直在接受私人捐赠，财政部公共债务局自96年以来已收到2600万美元捐赠，其他像国家科学基金、卫生局、森林局、公园局、教育部、国会图书馆、老兵事务部等部门收到的指定用途捐赠则更高得多。
那么，他有没有把自己的子女拉回公平起跑线呢？也没有，尽管他捐出了大部分财产，但还没达到没收级，他给三个孩子留下了一个30亿美元的教育基金，而这已足以让他们享有任何可以想象的“起跑优势”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能让他们因为没钱而做不成事情”，可按此标准，遗产税又该如何征收呢？假如另一个亿万富豪的儿子想做的事情是火星殖民呢？
像巴菲特这样事业经历一帆风顺，有幸拥有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财富，消费需求极低，从未经历过实业经营的辛酸苦辣，也没有什么需要支配巨额财富去实现的事业追求或新颖而有创造性的想法和念头的人，在企业家这个群体里实在没有多少代表性，他远离激励边际，难以理解众多中小企业面对重税时的痛苦和绝望，他在制度和政策上的意见因而没有什么价值。
电子商务改变规模优势
辉格
2012年12月04日
据阿里巴巴宣布，今年前11个月淘宝和天猫的销售额已达一万亿，这个数字非常惊人，超过了Amazon和eBay的总和，约当于美国电子商务零售总额的80%，这还只是国内电子商务总规模的1/7，而中国的GDP只是美国的一半，电子商务对中国零售业的渗透率已接近40%，至少十倍于美国，三倍于欧洲电商最发达的英国。
整个经济活动中，还没有另一个部门能以如此巨大的优势超越发达国家；这首先是因为国内的线下零售业还远不如美国发达，许多购物需求尚未被开发和满足，因而给电商留出了更多短期发展空间，这一点在农村和三四(more...)
标签：产业 | 企业 | 淘宝 | 电子商务 | 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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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改变规模优势
辉格
2012年12月04日
据阿里巴巴宣布，今年前11个月淘宝和天猫的销售额已达一万亿，这个数字非常惊人，超过了Amazon和eBay的总和，约当于美国电子商务零售总额的80%，这还只是国内电子商务总规模的1/7，而中国的GDP只是美国的一半，电子商务对中国零售业的渗透率已接近40%，至少十倍于美国，三倍于欧洲电商最发达的英国。
整个经济活动中，还没有另一个部门能以如此巨大的优势超越发达国家；这首先是因为国内的线下零售业还远不如美国发达，许多购物需求尚未被开发和满足，因而给电商留出了更多短期发展空间，这一点在农村和三四线城市表现尤为显著，那里的购物条件远不如城市，因而消费习惯也迥然不同，在城市化和向都市的聚集完成之前，这一差异将始终构成零售业发展的一个背景条件。
在美国，借助发达的铁路网和邮购业，19世纪中期的农村和城镇居民已可享受与城市居民相仿的购物便利，这也是因为大部分美国城镇最初就是沿铁路线建立的，如今，得益于汽车的普及和无处不在的沃尔玛，城乡消费差距更加缩短了。
推动国内电商热潮的另一个因素，是市场制度的不完善和由此导致的高昂营商成本，由于电商可以让生产者和消费者避开大量中间环节，因而避免了在这些环节所面临的制度障碍和经营成本，这对那些无法借助规模来摊薄这些成本的小企业尤为重要，对于小本经营者，开办企业的初始投入和维持企业合法存在的最低经营费用，往往构成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门槛，让他们苦苦挣扎、难以为继，或者一开始就打消了创业的念头。
现在，正是淘宝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在淘宝上，创业几乎是零门槛的，经营费用曲线上升也很缓慢，且滞后于业务规模增长，这样，当经营成本上升到难以忽略时，商家也已经有了可观的业务量和起码的信誉度，因而愿意也有信心来承担这一费用了；上述门槛的解除，让大批原本不可能创业的人得以轻松进入生产者行列，也让无数原本不可能被出现的产品被生产了出来，极大扩展了市场空间。
更一般的看，通过改变规模优势，电子商务正在推动一次产业革命，而它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与前两次工业革命相反，是规模向下的；前两次革命的核心是能源和交通，导致了动力的大规模集中运用和廉价快捷的长距离运输，两者结合的产物是规模化集中生产，通过将大量材料、人员和工序集中到一地，并确保产出流的连续性，消除了大量中间成本，为大企业带来了规模经济。
但大企业的组织复杂性和层级结构也在另一面带来了规模不经济，包括控制协调困难、激励不一致、委托代理难题和企业文化失控等等，所以只有当这些成本被规模优势所补偿时才能维持，而信息技术正在改变规模与成本之间的关系，在许多环节和领域，规模优势已不足以补偿组织、协调和代理成本。
早期变化来自设计和制造环节，CAD、更低的模具成本、数控设备和加工中心等技术和工艺进步，降低了开发新产品和为新产品而调整生产线的成本，因而降低了规模优势；然后是供应链革命，随着信息系统在企业内和企业间的深度运用，如今为了消除或降低业务链各环节之间的信息成本，已不再需要将这些环节集中到同一家企业中了，这导致了企业业务组合的高度灵活性，也解除了上下游之间的规模相关性。
几个事例可让我们理解这一改变的意义：淘宝买家可随时查询所购商品在快递路线上所处位置，沃尔玛的供应商可以实时掌握其商品在超市货架和仓库里的数量，并据此决定下一批供货的数量和时间，优衣库生产经理可以每天收到其订单在外包工厂的生产进度报表。
现在，只要愿意，一家初创企业可以将其会计、现金收支、人事管理、法律事务等等非核心业务统统外包给专业服务商，而专注于其核心业务，这无疑降低了创业者的进入门槛，让小企业可以利用其规模原本无力负担的专业化职能，而同时保持小型组织的管理和激励优势。
所以，信息革命并非单方面的降低规模优势，而是通过解除规模相关性而推动其向两极化发展，那些基础性的、标准化和程序化的环节，规模将变得更大，成为一种构成产业生态环境的基础设施，而那些需要个性化的、适合小众的、或以差异化为主要竞争手段的环节，将趋于小型化。
三一显露了私企的尴尬处境
辉格
2012年11月30日
最新一期《环球企业家》发表了三一重工决定迁离湖南的重磅新闻，这篇长篇报道中，三一领导层大吐苦水，揭出了大量令人乍舌的内幕，也让我们局外人终于理解了梁稳根之前“甘愿将企业献给国家”的宣示的真正含义；尽管报道因未能采访到另一方当事人而囿于一面之词，不可尽信，但它已足以让我们窥见三一身处其中的那个险恶境地的大致面貌。
这也是国内私人企业普遍面临的尴尬处境，为了能够在这个市场制度远未完善，多数关键资源还控制在政府手里，企业生死存亡仍严重依赖(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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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显露了私企的尴尬处境
辉格
2012年11月30日
最新一期《环球企业家》发表了三一重工决定迁离湖南的重磅新闻，这篇长篇报道中，三一领导层大吐苦水，揭出了大量令人乍舌的内幕，也让我们局外人终于理解了梁稳根之前“甘愿将企业献给国家”的宣示的真正含义；尽管报道因未能采访到另一方当事人而囿于一面之词，不可尽信，但它已足以让我们窥见三一身处其中的那个险恶境地的大致面貌。
这也是国内私人企业普遍面临的尴尬处境，为了能够在这个市场制度远未完善，多数关键资源还控制在政府手里，企业生死存亡仍严重依赖于其与权力的关系的制度背景下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私人企业不得不与政府和官员建立密切的关系，寻求其庇护和支持，但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巨大的风险，像一个不知何时就会爆炸的定时地雷，可以让你一夜之间陷入绝境。
特别是重型机械行业，由于很大一块市场是在大型基础设施和市政工程上，而这些项目多半由政府包揽，即便由私人公司承建和运营，政府作为甲方也对招标、分包和选型等环节拥有干预权，因而这些行业的私企无时无刻不处于权力的阴影之下；三一高层在接受采访时，对其早先与政府的良好关系和从中所获得的照顾和扶持也是如数家珍，多年来，梁稳根在参与政治活动、与党靠拢方面也表现的非常积极。
所以，尽管三一今天的困境值得同情，但实际上他也是造就这个困境的制度环境的巨大受益者，而那些更独立、更相信市场法则、更不屑与权力周旋的私企，连进入这个舞台的机会都没有；可以说，正是因为像三一这样的企业对权力法则的领会、迎合、适应、利用和开发，才让这一法则更为牢固不破，让制度环境更难以向市场法则主导的方向发展，他们参与建造了一个体系，并最终成为受害者。
认识到这一点，可以让我们打破一个长期以来广泛流传的幻想，以为私人企业是天然的亲市场的，企业家怎么会不支持为他们提供了施展舞台的制度基础呢？可实际上，市场制度只是企业成就的大背景和远因，具体的成功还依赖于许多近因，很少有企业家会在制度层面上理解其获得的机会和成就，而要将这种认识转变为对市场制度的真正支持，还需要很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
历史学家发现，在上世纪拉美各国的革命运动中，最积极的煽动民粹主义、号召把美国资本家赶出去的主力军，不是工人农民，而是与美国商人构成竞争关系的本国商人和企业家，即所谓“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满以为赶走美国佬再树起关税壁垒，市场就是他们的了，殊不料把民粹政府捧上台，意味着整个市场基础会被摧毁，当然也有少数钻营成功者傍上了权力大款而发达了，但这种发达既不道德也不安全。
在过去十几年的高增长期中，由于市场容量在不断扩大，权力依附关系中所潜伏的危险多半没有爆发出来，给各方造成了一种暂时的和谐欣快感，但如今宏观局势正在逆转，而产能则在经历多年持续扩张之后已呈饱和，特别是数十万亿财政刺激所造就的基础建设泡沫消退之后，围绕权力关系网而展开的切分蛋糕之争将日益惨烈，争宠失败者将横尸疆场，如此前景自然会让原先同门兄弟间的嫡庶之争变得白热化，比起铁本、日照钢铁、顾雏军和众多小煤矿主来，三一已经算很幸运了。
让免费午餐回归慈善事业
辉格
2012年11月29日
免费午餐项目从最初广受赞扬到如今四面楚歌的转变，生动的演示了，政府的不恰当介入，会如何毁掉一项善良美好的事业；向贫困地区的小学生提供免费午餐，原本是一个很好的慈善创意，它不仅可以让受助的孩子吃饱肚子，还能吸引他们留在学校，而不至于沦为流浪儿童。
最近毕节惨案也恰好提醒我们，在极度贫困的地区，由于父母普遍外出打工，这样的流浪是很可能发生的，那五个孩子若每天能在学校吃到一顿饱饭热饭，很可能就不会逃学离家出走了；流浪不仅给儿童本身带来痛苦和危险，也是在培养未来的反社会(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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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免费午餐回归慈善事业
辉格
2012年11月29日
免费午餐项目从最初广受赞扬到如今四面楚歌的转变，生动的演示了，政府的不恰当介入，会如何毁掉一项善良美好的事业；向贫困地区的小学生提供免费午餐，原本是一个很好的慈善创意，它不仅可以让受助的孩子吃饱肚子，还能吸引他们留在学校，而不至于沦为流浪儿童。
最近毕节惨案也恰好提醒我们，在极度贫困的地区，由于父母普遍外出打工，这样的流浪是很可能发生的，那五个孩子若每天能在学校吃到一顿饱饭热饭，很可能就不会逃学离家出走了；流浪不仅给儿童本身带来痛苦和危险，也是在培养未来的反社会者和犯罪者，所以果若有慈善组织能实现这一想法，那将是功德无量的。
但这事不能让政府来做，因为政府不是慈善组织，不具备适合于慈善事业的制度基础、组织条件和激励结构，更不具备从事慈善活动的伦理资格，因为它所拥有的钱和其它资源都不是自愿捐献的，而是凭借国家暴力向纳税人征收得来的，因而政府的介入让自愿捐助变成了强制再分配，丧失了慈善的根本特性，也剥夺了捐助者和受助者本可从中获得的价值满足和道德慰籍。
从效率上看，政府也完全不适合承担这项任务，向上千万贫困学生提供午餐是一项极为庞大复杂而且充满了风险的活动，涉及到饮食习惯、民族和宗教习俗、贫困程度和营养缺乏特征、供应条件、食品安全隐患等等，而所有这些因素在每个地区都大为不同，民间慈善组织会派出大量志愿者现场考察，听取受助者的需求，并在自己的预算约束内选择最适合的方案，事后他们还要向捐款人报告资助效果。
但由中央政府统一拨款经由国有教育行政体系分配落实的方式就完全不同了，缺乏一个现场体验、需求表达和方案对比权衡的过程，也很难顾及上述种种差异，只能用一些武断草率的简单做法；这个组织体系是为其他职能而设计的，无论组织和成员个人都没有理由拥有慈善动机，只是被赋予了一个额外任务，而对其执行结果的唯一约束标准就是有没有把上面拨下来的钱花了出去，并且有合格的供货合同和报销凭证。
如此得到的结果就难免是物非所值并埋下安全隐患，据报道，凤凰县的学生午餐供货合同上除了价格居然没有对食品规格和份量的任何描述，这看起来很荒唐，但仔细想想，假如教育局真要仔细规定午餐的规格和份量，他有什么标准可以依据？他有能力对各相关因素做出充分考虑吗？能够为其中隐藏的风险而承担责任吗？
当然，设计一份恰当的学生午餐，并找到可靠的供应商，对慈善组织也很不容易，但好在民间慈善组织有很多，其活动是分散和多样化的，假如制度和政策足够开放，慈善产业也将是一个高度竞争性的市场，各组织会探索尝试不同的方案，其成效会得到公众和媒体的评价，效果卓著者会得到更多资助，会被其他组织仿效，和其他产业一样，市场机制将成为大范围搜索和筛选最优方案的途径。
比起公务员考试，慈善事业的志愿性质显然更可能筛选出那些拥有慈善动机的人，而且长期从事慈善活动的志愿者群体会形成自己的职业伦理和专业价值观，交流和积累专业经验，这些宝贵资源是那些被动的接受了一项额外任务的行政机构所不可能拥有的。
160亿拨款听上去是个大数字，但和潜在的私人捐助意愿相比并不算大，实际上，有许多随时愿意捐出上亿善款的国内外亿万富豪，正在为找不到合适的项目而发愁，而多数情况下，找不到是因为制度和政策的限制，特别是对私人开办学校和医院的限制，在现行体制下，他们只有掏钱的份，而没有机会按自己的意愿设计和管理慈善项目，自行选择执行者并评估其成效，这当然会抑制他们的慈善热情，也让数百万贫困儿童继续陷于凄惨无助的境地。
（按：难得编辑把标题改的这么彪悍，那就赞同一次吧）
退出欧盟对英国不算坏事
辉格
2012年11月27日
上周，布鲁塞尔欧盟峰会以失败告终，未能就下一个七年期预算方案达成协议，由于卡梅隆事先已高调宣布将否决大幅扩大预算的提案，而法德等国也强硬坚持原有立场，这一结果并不出乎人们预料，舆论焦点也已转向英国会不会退出欧盟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最新民调显示赞成退出欧盟的英国人已超过半数，政客们正在悄悄改变论调以适应新形势，工商界也开始认真考虑退出可能带给他们的影响了。
尽管民众对欧盟的热情始终不高，但英国政界却很少会将退出欧盟列为可选项，对于自由派，普世主义和欧洲价值观让他们天然的亲欧洲，而对保守派，虽然价值观上对欧洲持怀疑态度，但他们的亲商业政策却不得不让他们考虑工商界的要求，而商界的主流意见是，留在欧盟对英国非常重要，上周，英国工业联合会（CBI）总干事呼吁商界人士对此发出自(more...)
标签：制度 | 国际 | 市场 | 欧盟 |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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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难得编辑把标题改的这么彪悍，那就赞同一次吧）
退出欧盟对英国不算坏事
辉格
2012年11月27日
上周，布鲁塞尔欧盟峰会以失败告终，未能就下一个七年期预算方案达成协议，由于卡梅隆事先已高调宣布将否决大幅扩大预算的提案，而法德等国也强硬坚持原有立场，这一结果并不出乎人们预料，舆论焦点也已转向英国会不会退出欧盟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最新民调显示赞成退出欧盟的英国人已超过半数，政客们正在悄悄改变论调以适应新形势，工商界也开始认真考虑退出可能带给他们的影响了。
尽管民众对欧盟的热情始终不高，但英国政界却很少会将退出欧盟列为可选项，对于自由派，普世主义和欧洲价值观让他们天然的亲欧洲，而对保守派，虽然价值观上对欧洲持怀疑态度，但他们的亲商业政策却不得不让他们考虑工商界的要求，而商界的主流意见是，留在欧盟对英国非常重要，上周，英国工业联合会（[[CBI]]）总干事呼吁商界人士对此发出自己的声音，避免英国退盟。
但其实并没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英国有必要留在欧盟，工商界最大的担忧——英国将因此而失去欧洲共同市场——是多余的，因为脱离欧盟的英国可以像挪威、瑞士、冰岛和列支敦士登一样，通过欧洲自由贸易协会（[[EFTA]]）而进入欧洲经济区（[[EEA]]），从而享受其商品、人员和要素流通自由，没有迹象表明EFTA成员在享受上述自由方面比欧盟成员国有何不利。
实际上，欧洲共同市场存在许多条边界，对应着不同的机会和责任，而其中非常重要的两条：欧元和申根协定，英国都不在其内，而退出欧盟这条边界，无损于进入共同市场的机会，却可以让英国免除许多欧盟加于成员国的法律责任和财政负担，毕竟，未加入欧元区的事实，也并未妨碍伦敦成为欧元区的金融中心。
过去几十年，欧盟在推动区域自由贸易和要素流动，引导东欧顺利完成过渡等方面，曾起了非常好的作用，但现在这些红利已经耗尽，并正在转向负面，近年来它在市场管制和福利政策方面表现的越来越严厉和凶恶，布鲁塞尔的官僚化和集权化倾向也在不断加深，这次债务危机更将强化其财政和政治上的集权。
同时，欧盟的预算开支也已变得十分庞大，按这次的长期方案，将从上一个七年期的年均1200亿欧元膨胀到1700亿，其中英国的份额将从170亿增至200亿，相当于每个中产纳税者近千欧元的负担，这已经不是一笔可以忽略的开销了；而且荒谬的是，欧盟开支中的90%以上属于政策性补贴和资助，而不是用于维持共同市场运转的制度性开支，与推动市场自由的宗旨背道而驰，况且英国在这一再分配游戏中的得益是负的。
考虑到老欧洲深厚的社会主义传统，上述趋势不大会逆转，所以除非英国甘愿被欧盟日益繁琐的压制性法规捆住手脚，并承受日益沉重的财政负担，退盟是迟早的事，早点退或许代价更小一些。
有调查显示，工商界留恋欧盟的更多是大企业，这不难理解，大企业历来更能适应大政府的管制和干预，甚至从中渔利，因为他们拥有更强大的公关和游说能力，更有机会影响政策，他们的法律部门也拥有更多经验去应付繁杂的管制法规，另外，他们也更有机会参与由政府主导的大型公共项目和获得公共预算的资助，然而，出于这些动机而支持一个正在走向大政府的欧盟，既是短视的，也是不道德的。
不过，赞成英国应留在欧盟的另一个理由或许可以成立，留在欧盟集体决策机制内，可以更有效的影响和牵制它，避免它走向英国人更不希望看到的状态，但前提是这种牵制必须真的有效，而这次长期预算不失为验证这一点的良机，假如卡梅隆最终无法说服更多成员国在此关键时刻站到自己一边，共同抵制欧盟预算的大幅膨胀，扭转欧盟滑向干预主义大政府的趋势，那就表明为这一虚幻目标而承受的高昂代价是不值得的，不如另辟蹊径，撇开老欧洲，与北欧和东欧国家发展另一个更倾向自由市场的新联盟。
上市独木桥如此拥挤为哪般
辉格
2012年11月16日
国内IPO市场呈现出了一幅奇特的景象，一方面股市极度低迷，IPO通道被收紧到几乎冻结的程度，发行价也跌到了最低只有七倍市盈率的水平，最差情况下融资额甚至已抵不过发行费用，而另一方面，企业的上市热情却有增无减，仍源源不断向独木桥涌来，排在IPO队伍里的企业已达800家，相当于上市公司数量的40%。
问题是，为何在如此恶劣的上市条件下，仍有这么多企业愿意挤进来？显而易见的解释是，股市是国内金融市场上少有的融资条件优厚且透明化程度很高的融(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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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独木桥如此拥挤为哪般
辉格
2012年11月16日
国内IPO市场呈现出了一幅奇特的景象，一方面股市极度低迷，IPO通道被收紧到几乎冻结的程度，发行价也跌到了最低只有七倍市盈率的水平，最差情况下融资额甚至已抵不过发行费用，而另一方面，企业的上市热情却有增无减，仍源源不断向独木桥涌来，排在IPO队伍里的企业已达800家，相当于上市公司数量的40%。
问题是，为何在如此恶劣的上市条件下，仍有这么多企业愿意挤进来？显而易见的解释是，股市是国内金融市场上少有的融资条件优厚且透明化程度很高的融资窗口，一旦进入这个窗口，今后选择适当时机通过增发或发行企业债再融资就比较方便，所以哪怕首次发行代价高昂，甚至融不到多少资金，也要先挤进来再说。
这就意味着，金融市场的其他部分为企业提供的融资条件太差了，这一点在银行对民营企业的常规信贷政策上，显然是成立的，而且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从民间借贷和高利贷的兴旺中也可看出；许多资金需求本可以通过常规信贷而不必以扩大股本的方式来满足，但由于掌握信贷资源的国有银行始终对民营企业紧闭大门，加上阶段性的紧缩政策，迫使企业转向股市。
当然，扩大股本也可向风投或PE等以非公开募集的方式实现，但这些投资最终都将通过上市退出，目前排队中的企业有些可能正是出于待退出的状态；而且，寻求这些融资渠道还面临一个问题：风投和PE并非都是消极投资者，许多会要求企业家放弃某些方面完全控制权，甚至直接介入经营决策（特别是当投资者预期短期内无法退出时），而这是许多企业所不愿接受的。
照理说，企业变成上市公司也会丧失许多控制权，特别是来自监管法规的繁杂要求，所以在国内产业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上市公司的比例如此之高（与GDP总量的比值只略低于美国），本身就是件奇特的事情，在工业化刚刚完成、市场制度远未完善、企业组织还不成熟、职业经理人更难以放心依靠的条件下，创业未久的企业急着上市并不是好策略，现阶段正需要创业者和企业家发挥其构建商业模式和创建企业组织的核心作用，由创始人完全控制的私人企业比上市公司更能胜任。
不过，国内企业或许早已找出在寻求上市的同时保留完全控制能力的办法，秘密或许就隐藏在部分上市这一普遍做法之中，通过安排复杂的控股结构，企业家得以将需要完全控制的经营和决策活动保留在上市公司之外，避免手脚被束缚，而只是将一块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上市了，这么做对于现阶段的企业发展或许是有利的，但对于股市投资者却意味着额外的高风险。
千军争过IPO独木桥的景象，或许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国内证券市场制度并未在确保上市公司品质方面建立一种可靠的常规机制，而只是在入口处设了个严厉的关卡，企业所操心的只是如何通过这一关卡，而一旦通过，并不太顾虑在公司治理水准和信息透明度上会受到多大程度的约束，否则，为何再融资不是和首次融资一样严格和困难呢？这也解释了为何国内独木桥如此拥挤的情况下，企业仍很少选择去境外上市，即便去了也往往出尽洋相，狼狈而归。
德国经济的韧性来自企业
辉格
2012年11月9日
当金融危机的第二波浪潮席卷欧洲时，德国经济再次以其出色的坚韧抗震性而成为这个风雨飘摇的大洲的一根支柱，支撑着欧元体系挺过这场风暴而继续生存下去；这种坚韧性当然离不开其保守稳健的宏观政策，正如一些评论所认为的，德国对其上世纪20年代曾经历的恶性通胀仍有着深刻记忆。
然而，德国经济抗震能力的秘密，或许更多的隐藏在它的为数众多中小企业之中，这些企业普遍秉持保守稳健低调的经营策略，绝大多数是组织结构简单的家族企业，长期专注于特定狭窄领域，不追求短期业绩，也很少求助信贷杠杆实现快速大规模扩张，这些企业多半默默无闻，却构成了德国工业的独特禀赋。
德式中小企业（Mittelstand）的几大特征令德国经济拥有了抵御宏观波动和景气周期的超强能力：首先他们的低负债率让金融系统的总体风险水平始终处于低位，也避免将个别企业的财务失败经由信贷杠杆而传播放大，其次，他们所选择的产品和生态位通常具有良好的抗周期能力，最后，与其经营策略所配合的注重员工忠诚度的长期雇佣关系，让德国能在萧条期维持高就业率，这些因素，都让衰退带来的冲击在个体层面上被吸收，而不至于造成连锁反应和大幅宏观波动。
德国企业的独特模式，80年代就已被工业和管理研究者所注意到，德鲁克将此模式称为“特殊生态位寻找者”，赫尔曼·西蒙（(more...)
标签：企业 | 制度 | 市场 | 德国 |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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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经济的韧性来自企业
辉格
2012年11月9日
当金融危机的第二波浪潮席卷欧洲时，德国经济再次以其出色的坚韧抗震性而成为这个风雨飘摇的大洲的一根支柱，支撑着欧元体系挺过这场风暴而继续生存下去；这种坚韧性当然离不开其保守稳健的宏观政策，正如一些评论所认为的，德国对其上世纪20年代曾经历的恶性通胀仍有着深刻记忆。
然而，德国经济抗震能力的秘密，或许更多的隐藏在它的为数众多中小企业之中，这些企业普遍秉持保守稳健低调的经营策略，绝大多数是组织结构简单的家族企业，长期专注于特定狭窄领域，不追求短期业绩，也很少求助信贷杠杆实现快速大规模扩张，这些企业多半默默无闻，却构成了德国工业的独特禀赋。
德式中小企业（[[Mittelstand]]）的几大特征令德国经济拥有了抵御宏观波动和景气周期的超强能力：首先他们的低负债率让金融系统的总体风险水平始终处于低位，也避免将个别企业的财务失败经由信贷杠杆而传播放大，其次，他们所选择的产品和生态位通常具有良好的抗周期能力，最后，与其经营策略所配合的注重员工忠诚度的长期雇佣关系，让德国能在萧条期维持高就业率，这些因素，都让衰退带来的冲击在个体层面上被吸收，而不至于造成连锁反应和大幅宏观波动。
德国企业的独特模式，80年代就已被工业和管理研究者所注意到，德鲁克将此模式称为“特殊生态位寻找者”，赫尔曼·西蒙（[[Hermann Simon]]）在《
隐形冠军》一书里专门做了介绍和分析，他们总结出了一些关键特征：这些企业通常选择一些不起眼但需求很稳定而质量也相当敏感的产品，不起眼是因为它们在使用者的总体开支或成本构成中所占份额很小，但它们要是出毛病带来的麻烦或损失却不小，因而对质量很敏感而对价格却很不敏感。
德鲁克举的例子是食品罐头的密封圈，西蒙则列举了大量实例，诸如软木塞、手术台支架、光学传感器、牙膏管等等，当然选择此类生态位的企业各国都有，但西蒙发现它们在德国奥地利瑞士等德语国家特别普遍和成功；因为他们的产品不起眼且质量敏感，因而只要认认真真做好，一旦建立声誉和市场地位，客户很少会考虑廉价替代品，因为那样做省不了多少钱，却可能惹来大麻烦。
这种生态位给了德国这样做事认真严谨刻苦勤恳的民族以特殊的优势，并且形成了一种深厚的工匠文化，德国小企业家常将自视为老练的工匠，一生执着于一门手艺，员工则是一代代师傅带着徒弟，管理上独断专制，事事亲为，组织结构也高度精简，那些与工匠文化不相容的职能常分割或外包出去。
这与美国企业构成了鲜明对照，美国在铁路时代工业起飞、大型企业涌现时，劳动力严重匮乏，熟练技工更难寻觅，移民中熟练工很少，因为当时欧洲也正处于工业化热潮之中，技工报酬优厚，缺乏移民动机，所以美国企业家不仅自身缺乏工匠背景，也没有机会在优厚的工人技能基础上发展制造业，于是他们更多的依赖技术和组织手段来弥补技能资源的不足。
简单说，美国制造业是以大规模的资源调度、构造新型组织和商业模式、凭借机器化大规模生产而建立起来的，其中创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作为资源配置者、商业模式构造者、大型层级化组织创建者，起了核心作用，因而主导美国工业的是经理文化，相反在德式企业中，美国经理们在商学院里学到的那些课程多半没有用武之地。
如果说美国工业是以商业模式和组织管理驱动的，德国则是以人力资源禀赋驱动的，后者更难以被复制，因而各后发国家在经历工业化时，受美国模式的影响似乎更大；德国的禀赋优势能得以长期维持发展，除文化因素外，更离不开其极为特殊的教育体系，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德国人很少上大学，普通教育年限也很短，半数以上就业者毕业于相当于初中的初级技校（[[Hauptschule]]），16岁就离开学校工作了。
但同时，德国有着全球最发达的职业与技能教育体系，也保存了最完善的学徒制和在职培训制度，大部分孩子从十几岁起便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早早被训练成熟练技工，就业之后还会在企业和工余学校接受持续再教育；这种体系下，一方面雇主因投入了大量培训成本，会要求长期雇佣关系，而且长期雇佣也有利于保护其工艺秘密，而雇员的知识和技能资源也早就被锁定在某个行业当中，很难再做其他选择。
显然，这是一种很不现代的模式，它将雇佣双方的资源长期锁入在特定行业中，使得整个资源体系缺乏流动性，实际上，为刻意强化这一点，大部分德式企业都将工厂建在乡村小镇上，大概是因为小镇生活更简单，没有大城市对年轻人的诸多诱惑，可以让他们更安心于技工生涯，继续沉浸在传统工匠文化之中。
所以，尽管德式企业颇为成功，也给德国人带来了很高的生活水平，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它只是也只能是一个特例，其成功是依附于现有全球市场体系的副产品，这一点从它的极高出口依赖率也可看出，而正是因为美国的制度、科学、创新、金融和组织引擎所推动与主导的全球体系，它所造就的资源配置格局、商业模式、自由贸易以及要素与资本高流动性，才给了德国企业赖以生存并从中取益的机会，而这个全球体系本身，是不可能按德国模式来建立的。
这种依附关系或许从另一个例子能看得更清楚，18世纪来自欧洲的极端守旧的新教再洗礼派教徒（[[Anabaptists]] ，恰好也是德国人），在美国农村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封闭社区，很大程度上保持着16世纪的生活生产方式，拒绝大部分现代事物，有些甚至实行社区共产主义，按某些标准衡量，这些社区极为成功，人民健康长寿，生活安宁祥和，犯罪率接近零，每个妇女生七八个孩子，人口每20年翻番。
假如你认为这是解决现代社会诸多问题的最佳药方，那就大错特错了，再洗礼派如今的安康与成就，完全是因为它身处于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市场文明社会，法律秩序保护他们免受强盗侵犯，现代医药让他们的孩子不在成年前夭折2/3，化肥农药收割机让他们的粮食产量除了吃饱肚子还能换来最低限度的现代商品、工具和能源，假如他们果真完全隔绝于市场社会，恐怕只能沦入15世纪德国农村的凄惨境地，类似的，德式企业若非身处当今全球体系之中，也只是些勉强挣口饭吃的乡村工匠师傅。
港府楼市新政难有成效
辉格
2012年11月6日
上月末，港府实施了一系列楼市调控措施，包括延长转售印花税证实时限并提高税率，向境外和公司买房者开征15%的买方印花税，这是现届特首今年7月上任后推出的第三轮楼市新政，8月的第一轮重在扩大供给，9月的第二轮收紧了第二套购房者的按揭条件，此轮更启动了税收杠杆。
从市场热度看，新政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推出一周后，看房人数下降了20%，成交更近乎冻结，买家普遍转入观望，内地买家几乎绝迹；然而，该政策所宣称的最终目标：拉低房价和租金，让本地人买得起、住得起房子，则是另一码事了，没有什么理由(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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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楼市新政难有成效
辉格
2012年11月6日
上月末，港府实施了一系列楼市调控措施，包括延长转售印花税证实时限并提高税率，向境外和公司买房者开征15%的买方印花税，这是现届特首今年7月上任后推出的第三轮楼市新政，8月的第一轮重在扩大供给，9月的第二轮收紧了第二套购房者的按揭条件，此轮更启动了税收杠杆。
从市场热度看，新政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推出一周后，看房人数下降了20%，成交更近乎冻结，买家普遍转入观望，内地买家几乎绝迹；然而，该政策所宣称的最终目标：拉低房价和租金，让本地人买得起、住得起房子，则是另一码事了，没有什么理由让我们相信新政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
向境外和公司买家征收高额印花税，意在将近年来积极在香港置业的内地买家排挤出市场，减少需求从而拉低价格，但是，这些内地买家大都是投资客而非自住者，因而减少其需求不会降低租金，相反，假如新政果真压低了房价，它会抬高租金，因为它减少的是买房需求而非居住需求，实际上，那些买而不住的投资者，是在用自己的资金为那些租得起但买不起的房子的人增加供给，所以新政至少不会让本地人更住得起房子。
那么，新政是否能让本地人更买得起房子呢？仅在单个房产开发销售周期内有可能，已经建成的存量房，在交易量大幅萎缩的情况下，开发商可能迫于资金压力而降价，从而让一些买家捞到便宜，但这种便宜是一次性的，而捞到它的通常是富人，因为受新政影响的主要是高端住宅，而且开放商在被迫出货时会倾向于全额现金支付者，所以这些便宜很少能落到住房最终需求者手里，也不会改变均衡房价水平。
从更长期看，由于新政所打击的是非自住的投资需求，因而只要房产与其他投资品之间存在足够替代性，并且房价预期分布正常，新政就不会拉低房价，因为当受阻的内地投资者将投资转向其它资本品之后，若房价因此而降低，房产将对本地非自住投资者变得更有吸引力，从而吸引后者接替前者所腾出的投资机会，只要这种替代是顺畅无阻的，房价最终将被拉回均衡水平。
有几个原因可能对上述替代构成阻力从而让均衡低于新政之前，一是香港存在资本流动障碍因而让替代无法实现，二内地投资者对香港房产的估值高于本地投资者，这意味着两者拥有非常不同的信息条件，二是本地投资者缺乏足够的资金，可是这两点看上去都无法成立，香港资本流动很自由，也没有理由相信内地投资者掌握着特殊的秘密，或在估值上表现的特别非理性，而香港本地投资者的资金也是充裕的，他们在境内境外拥有大量随时可转向房产的高流动性资产，尤其在当前经济低迷状态下，许多资本都已从低流动性的实业中退出而处于高流动性状态。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比较的是房产作为投资品的可替代性和估值一致性，而不是作为消费品的偏好和支付意愿，对于后者，内地买家当然可能有着本地人所无法替代的特殊偏好，但这种特殊性只会影响自住买家的行为，因而与这里的分析无关，不过，许多认为长期房价会因新政而降低的评论，或许正是基于这一混淆而得出的。
从另一个角度或许更容易理解，为何此类调控措施不可能改变香港本地居民的购房和居住条件：众所周知，香港非常拥挤，同等价格下的居住条件很差，这意味着，本地人宁愿忍受如此恶劣居住条件而仍选择住在香港，一定在其他方面得到了补偿，诸如消费便利性、文化吸引力、就业和经营机会等等。
现在考虑那些处于边际位置的人，对于他们，若其他条件不变，房价再涨，或房价不变，其他条件恶化，他们都会迁离，既然调控政策不会影响其他条件，那么边际定居者所能接受的最坏居住条件就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无论怎么调控，只要其他条件不变，政府旨在帮助的那些居住条件最差的阶层的状况都不会改变，除非调控政策能恶化居住以外的其他条件。
当然，这一分析假设了居民会对综合定居条件作出充分的反应，从而让定居规模具有足够的弹性，有几个因素会降低该弹性，比如当地居民绝大多数由强烈地理文化偏好的安土重迁者或形成了巨额特化资产因而难以迁居的人组成，或者人口流动受严格管制，而实际上，香港是高度流动性的国际大都市，既有大量外籍居民，也有大量持本地护照但居住于境外的市民，因而具有很好的定居弹性，足以让调控政策归于无效。
婚姻关系将变得越发单纯
辉格
2012年11月2日
最近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从一个娶了中国老婆的外国人口吻，对中国式的婚姻生活做了一番嘲讽，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句是：娶了她就是娶了她全家，不仅父母被接过来一起住，七大姨八大姑的事情也都被扯进了二人世界，完全丧失了轻松自在、只属于两个人的私密空间。
类似情况确实不少见，发生在国外也可以想象，不过要说这情况有多典型多普遍，倒不见得，依我看，这样的事情大概更多的发生在那些其生活处境因婚姻而有了大幅提升的情形中，但这种境况提升并不限于婚姻，无论事业发达、出人头地、升官发财，都可能改变你与家人亲属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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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关系将变得越发单纯
辉格
2012年11月2日
最近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从一个娶了中国老婆的外国人口吻，对中国式的婚姻生活做了一番嘲讽，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句是：娶了她就是娶了她全家，不仅父母被接过来一起住，七大姨八大姑的事情也都被扯进了二人世界，完全丧失了轻松自在、只属于两个人的私密空间。
类似情况确实不少见，发生在国外也可以想象，不过要说这情况有多典型多普遍，倒不见得，依我看，这样的事情大概更多的发生在那些其生活处境因婚姻而有了大幅提升的情形中，但这种境况提升并不限于婚姻，无论事业发达、出人头地、升官发财，都可能改变你与家人亲属之间的关系。
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按某些传统社会观念，你发达了，就背负上了帮助亲友改善处境的责任，而后者也会觉得可以心安理得的来沾一点光；而且这种帮助对施助者也颇有好处，当你刚刚进入一个陌生的社会阶层，需要寻找一些可以信赖和依靠的人，在需要时获得他们的援助和支持，无论是情感的、道义的还是财力人力和信息上的支持。
一个中国女孩嫁到美国并在哪里站稳脚跟，虽算不上有多发达，但毕竟拥有了一个让其也想出国的亲友可以投靠的落脚点，假如她只是因为结婚才到了美国，那她就很可能在那里还没有一个可以依赖的社会关系网络，因而也非常迫切需要为自己构建这样一个关系网，而帮助亲友移居并立足是最自然的选择。
在当代美国年轻人看来，这种做法或许显得古怪而难以容忍，并让他们发出对文化隔阂的感慨，这里确实有文化差异，但不是民族间或地区间的横向差异，而是一种纵向的时代差异，只要你从一个尚未完成现代化的传统社会娶来妻子，无论是菲律宾、印度还是肯尼亚，大概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实际上，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人的祖先就是这么过来的，当初从欧洲移居北美的英国人、爱尔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犹太人，都有投亲靠友的习惯，老移民也乐意为新移民提供帮助和安排落脚点，从移民到达美国后的迁移路线也可看出端倪，第一代移民通常先在波士顿纽约等沿海港口大城市落脚，等适应了当地文化环境、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之后，从第二代开始便逐渐往内陆扩散。
那时的欧洲还是个传统社会，血缘、姻亲和同乡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地位仍很优先，是安家立业和个人发展的重要依靠，当然，欧洲也有其独特性，相比其他文化，教会组织和教友关系起着更大的作用，不过在那个年代，教派分化和血缘与地域分支之间存在很大程度的重合，因而前者并不会对后者构成离心作用。
所以在对待家族同乡关系的态度上，并不存在多少横向的文化差异，这一点从相反的事例中也可以看出，当亲属同乡关系构成个人适应新处境的负资产时，人们常表现出嫌弃乡下亲戚的倾向，比如那些通过自我包装和精心钻营勉强挤入上层社会、对其新近取得的身份和地位尚缺乏安全感的人，就常常面临这样一个利益格局，而像“中国人更看重家族同乡关系”之类的简单说法，会让我们错误理解其背后的激励机制。
类似的，假如你即将去帮助的人，除了偶尔的聚会和问候之外，今后很少可能再跟你发生重要关系，不再构成你立足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关系网的重要部分——在一个高度流动性的城市社会，这很可能是事实——那你就很难提得起精神去帮助他们，把他们的事情当成自己的；最初，或许处于文化惯性和社会压力，你可能仍会这么做，但随着这种做法日益稀少，它越来越不再是一种责任，而对方也越来越没有理由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习俗和文化的变迁便这样发生了。
这样的变迁，连同其它变化一起，将使得婚姻关系日益变得单纯，原本，一桩婚姻的缔结是两个家族的联合，即便在家族纽带比较松散的传统社会，至少也是包括双方父母兄弟在内的两个扩展家庭之间的紧密结合，亲家、婆媳、姑嫂、妯娌、连襟等等关系都将被重头建立，双方都将对方的关系网融入自己的网络，并成为其中至关重要的部分，这种情形下，离婚将是一次撕裂无数关系的大地震，因而很少发生。
今后的婚姻将不会再伴随着这样的关系网大融合了，这一变化是三个因素相互强化的反馈过程：预期依赖度的降低，让人们逐渐疏于发展姻亲关系，而由于这些关系发展程度较弱，离婚带来的震荡和损失降低了，从而提高了离婚率，而离婚率的提高又进而削弱了人们发展姻亲关系的兴趣，因为他们预料到这种关系可能长久不了，不值得投入太多资源和精力去建立，这反过来又降低了人们对姻亲关系的依赖以及离婚的代价。
传统婚姻关系所包含的种种社会关系和相应的义务，将日益从未来的婚姻中消失，婚姻将越来越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离婚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让父母震惊和亲属愕然，他们将更平静淡然的接受这样的变化，当然，这并不是说姻亲之间的情感将荡然无存，但它将变成一种更加轻松、不包含相互间责任义务的普通友情关系，是个人随其喜好和性情而做出的选择，而不是由社会规范压合而成的连结。
（按：写之前我想了4个要点，可是第一点排队问题刚写完发现篇幅已经用过头了，而且排队又是老掉牙的话题，后三点才有点意思，哎，这篇算是完败了，找机会把后几点补上）
价高者得是最不坏的分配机制
辉格
2012年10月25日
中青报今日发表了一篇关于著名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的长篇报道，介绍了他的新书《钱不应该买什么》的内容与背景，在这本书里，桑德尔对过去几十年市场经济在全球的大幅扩展发出了哀叹：和过去相比，越来越多的东西可以被钱买到了，许多东西因而变得不再美好，贫富反差也变得更强烈更难以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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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写之前我想了4个要点，可是第一点排队问题刚写完发现篇幅已经用过头了，而且排队又是老掉牙的话题，后三点才有点意思，哎，这篇算是完败了，找机会把后几点补上）
价高者得是最不坏的分配机制
辉格
2012年10月25日
中青报今日发表了一篇关于著名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的
长篇报道，介绍了他的新书《钱不应该买什么》的内容与背景，在这本书里，桑德尔对过去几十年市场经济在全球的大幅扩展发出了哀叹：和过去相比，越来越多的东西可以被钱买到了，许多东西因而变得不再美好，贫富反差也变得更强烈更难以容忍。
在桑德尔看来，世界不该是这样的，有些领域是市场机制不该进入的，有些东西是不能被允许用钱来买卖的；说实话，这些只是古老的反市场陈词滥调，大街上随便找位大妈或的哥都能给你讲出一大通，不过这些论调确实能迎合大众心理，毕竟人类心理更偏爱人格化的互惠交易，而大规模市场经济是近几百年才出现的新事物。
桑德尔说，如今你只要肯多掏钱，就能优先看专家门诊、不排队进游乐园、享受机场快速通道、让孩子上名校；确实如此，但除此之外的解决方案又如何？这些都是许多人都想要、但其数量又无法以满足所有需要的稀缺资源，因而必须有个分配机制，除价高者得之外，我们见过三种方案：拼抢，比谁眼明手快力气大，计划，由一个中央机构按它所认定的优先顺序来分配，排队。
前两种大概没多少人会赞成，我们看看第三种，排队方案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是否允许替人排队或排队者获得资源后将其卖掉？若允许，那就跟价高者得方案没多大区别，除了无谓的增加了排队成本之外，若不允许，那就带来该方案更严重的问题：它会导致无效激励，并阻止资源转移到最需要它的人手里。
排队分配会激励人们去排队领取自己不怎么需要的东西，只要排队成本低于这些东西对于他们的价值，而我们知道，有些人的排队成本极低，比如展览会的门票若以排队方式分配，就会有大妈领了票在里面享受空调，顺便拣几个饮料瓶，而且供方越是采取措施降低排队成本，比如采用电话挂号、网络订票或随机抽签，无效激励就越严重，资源越难以到达真正需要的人手里。
所以供方的恰当做法反而是提高排队成本，可这样一来，获取资源所付出的代价就都耗散在排队中，而不会到达供方手里了，那么供方用什么来补偿其生产成本呢？若无法补偿，他如何能维持供给呢？假如不希望租值都耗散在队伍中，而又让资源到达最需要的人手里，那就只能制订一套甄别标准来安排优先顺序了，但这样我们又回到了早已被唾弃的计划分配方案。
桑德尔说，价高者得规则“让有钱人大获全胜”，这没错，但任何稀缺资源的分配结果都只能是一部分人得到，这是资源稀缺性而不是金钱规则所造成的，而在各种分配方案中，价格机制才提供了最有效的激励机制让供方生产出尽可能多的资源从而降低其稀缺性，其它方案只能让资源变得更少更稀缺。
无论采用什么分配规则，每个社会都有些人获得更多资源，在那些采用了价高者得以外规则的社会，获得资源的能力通常取决于拥有的权力或政治影响力（排队或抽签规则因上述无效性常滑向等级制或中央计划），而权力是以强制和剥夺他人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市场规则下，你获得更多是因为你或留给你遗产的人更能够造福他人，而在权力规则下，你获得更多是因为你更有能力加害于别人。
市场规则下，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帮助他人，为后者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这种境况确实值得同情，而帮助他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他钱，所以即便像慈善这样美好崇高的事业，同样是基于金钱规则而运行的，你向穷人捐一件衣服，并不会比捐一百块钱让你感觉更美好，两种做法同样美好，金钱并不会让美好的事情黯然失色。
去年桑德尔来中国演讲时，曾向听众提出过这个问题，但让他失望的是，居然有90%以上的听众赞成价高者得，这一遭遇与他在欧洲所获得的追捧与喝彩形成了鲜明对比，以至于让他得出了中国比德国更市场化的结论，他没有意识到的是，这或许并不能证明中国已经有了比德国更完善的市场制度，而只是因为这里的人们对市场以外的分配机制有着真切的亲身体验，知道那是完全行不通的。
人类会越来越聪明吗？
辉格
2012年10月24日
上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著名政治心理学家詹姆斯·弗林（James R. Flynn）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以其名字命名的“弗林效应”（Flynn effect），这也是他今年出版的一本新书的主题，大意是，从20世纪初有了规范的智商测试以来，测得的平均智商水平在不断提高，大约每隔10年提高3-5个点，结果测试机构被迫不断修改测试量表以适应新的情况，假如按目前流行的量表，百年前被测试者的平均智商大概只有70。
对弗林效应很容易出现的一种误解，是以为它暗示人类智力在遗传意义上的有了提高(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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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会越来越聪明吗？
辉格
2012年10月24日
上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著名政治心理学家詹姆斯·弗林（[[James R. Flynn]]）的
一篇文章，介绍了以其名字命名的“弗林效应”（[[Flynn effect]]），这也是他今年出版的一本新书的主题，大意是，从20世纪初有了规范的智商测试以来，测得的平均智商水平在不断提高，大约每隔10年提高3-5个点，结果测试机构被迫不断修改测试量表以适应新的情况，假如按目前流行的量表，百年前被测试者的平均智商大概只有70。
对弗林效应很容易出现的一种误解，是以为它暗示人类智力在遗传意义上的有了提高，或发生了生物学上的智力进化，并将其归因于现代社会智力变得更重要，智力活动更加普遍，这种误解和那些以人类更依赖手机为由而预言未来人类会进化出更发达的大拇指一样，只是拉马克用进废退论的当代版本。
智力在现代社会或许是变得更重要了，但没有什么证据显示它给高智商者带来了多少遗传收益，相反有不少迹象表明，似乎智商平庸者的生育率更高一些，而在基本生存条件已有了普遍保障的中等以上发达国家，生育率是决定遗传收益的压倒性因素，所以，尽管智力对于个人成功有不小帮助，但并没有转变为遗传收益从而为其进化提供动力。
实际上，弗林和谈论弗林效应的心理学家都明确认为，该效应强烈暗示了，智商测试结果与成长和教育等后天环境条件高度相关，另一项关于个人智商变化的跟踪研究也支持了这一判断，同一组人相隔若干年的两次智商测试，结果相差很多，多者可差20点，而且变动方向与间隔期中的活动显著相关，比如接受教育和培训的经历、从事的职业、业余爱好，都可能影响智商水平。
许多心理学家反对脱离具体问题情境而谈论一般化智力，似乎大脑只是一台空白的通用图灵机，在成长教育过程中安装上各种应用软件，而通用智力就相当于电脑的存储和计算性能，进化心理学早已证明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被笼统的涵盖于智力之下的各种心智能力，都是为解决进化史上所面临特定生存繁衍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因而各自有着特殊的适用背景，著名的沃森测试便表明，当情境稍稍转换，或仅仅因为描述问题所用的实例不同，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往往会变得很困难，或得出相反的结果。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灵长类运用既有心智技能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比其他动物要强得多，这大概与它们的食物来源多样化有关，比如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就是什么都吃的机会主义者，而人类在过去几百万年更经历了多次大幅度生态位变迁，这个物种在适应新的生态位、食物源和生计模式上，表现出了最强大的适应能力。
这意味着我们总是能将特定的心智能力不断移用到新的情境中，去解决新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智力已变得高度通用化，而这个通用化过程从灵长类先祖便已开始，但它的获得过程与电脑这种人工智能相反，我们先有专门化的应用程序，然后它们为适应不断的移用需要而变得越来越通用。
然而对于个体而言，处理新问题的能力不需要终身保持，尽管从进化史跨度看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变迁频繁而迅猛，但直到工业革命之前，个人生命期所面临的问题，在其出生的时候都已存在了，所以个体只须在幼年期具有足够的好奇心和学习能力，以便将其心智训练和配置成适合其所在生态位即可，而过了青春期，特别是结婚生子之后，通常很快会丧失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对新事务缺乏兴趣，变得循规蹈矩，因循守旧，在变化缓慢的传统社会，这对多数人并不是缺点，反倒有不少好处。
但工业革命后的现代市场经济极大的加速了社会变化，新事物、新技术和新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涌现，个人生命期所经历的世界、生活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所处的信息环境，也始终在变化，这就要求个人尽可能的延续其处理新知识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即在成年后继续保持好奇心、学习能力，特别是类比、抽象和移用的能力（就好比在断奶后继续喝牛奶以维持乳糖消化能力一样），而事实上人类确实也展现出了这方面的巨大潜力，这表明我们的智力发展窗口期具有足够的弹性。
这种弹性或许可以称为非遗传性的幼态保持，它让我们能够将教育延续到26岁甚至更晚，能在一辈子更换四五个职业而应付自如，让老人在65岁之后还能学会跳舞、打字和QQ聊天，或许正是这种弹性，解释了为何现代社会的智商水平在不断提高，而在传统社会，由于学习窗口早早就被关闭，多数人在中年之前就已经变得僵硬封闭无法开窍了。
辉格
@ 2012-10-25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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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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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核问题与美国大选
辉格
2012年10月23日
随着第三场电视辩论的到来，美国大选已进入最后决战，美国以外，最急切的关注这次选举的国家，大概是以色列和伊朗了，因为选举结果将对两国人民的生活带来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关系到他们即将面对的是战争还是和平，是长期的恐惧还是一时之痛，是人民饿肚子还是政权遭打击。
60年代以来，中东始终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冷战结束后更是上升到了首要位置，这从本次辩论也可看出，主持人所选择的五个议题中三个是关于中东和伊斯兰的，不过从整体上看，奥巴马与罗姆尼的中东政策没有太大差别，他们都赞同过(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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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核问题与美国大选
辉格
2012年10月23日
随着第三场电视辩论的到来，美国大选已进入最后决战，美国以外，最急切的关注这次选举的国家，大概是以色列和伊朗了，因为选举结果将对两国人民的生活带来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关系到他们即将面对的是战争还是和平，是长期的恐惧还是一时之痛，是人民饿肚子还是政权遭打击。
60年代以来，中东始终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冷战结束后更是上升到了首要位置，这从本次辩论也可看出，主持人所选择的五个议题中三个是关于中东和伊斯兰的，不过从整体上看，奥巴马与罗姆尼的中东政策没有太大差别，他们都赞同过去四年美国政府处理中东问题的原则与方式，尽管对其效果的评估有所分歧。
也就是说，罗奥两人都没意识到或拒绝承认，美国中东政策在过去几年遭遇了巨大且影响深远的失败，它听任甚至促使也门和利比亚变成另一个阿富汗或索马里，埃及变成另一个伊朗，叙利亚变成另一个南斯拉夫，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不仅反恐战争以来获得的成果将全部丧失，中东将陷入远比911之前更坏，甚至世人从未想象过的恶劣局面。
双方在外交政策上的诸多差异中，唯一有着可预见的现实后果的，是伊朗问题，奥巴马始终坚持外交和制裁手段，拒绝划出一条红线，并宣布越过此线就使用武力解决，罗姆尼则主张在外交和制裁无效的前提下以武力为最终手段，所以选举结果将直接影响伊朗问题未来走向；主持人很准确的把握了这一问题焦点，并将此议题命名为“红线”。
所谓红线，是一组可以客观判断的条件，划线者承诺，一旦这些条件满足就发动战争；在事实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划清红线既是大国之间和平相处、也是由大国出面遏制国际秩序挑衅者的可行方式；一条清晰的红线和划线者执行红线的决心和声誉，可以让各方明确对自己行为后果的预期，从而有效阻止机会主义行动，维持既有秩序。
问题是，宣布红线需要提到战争这个字眼，发出战争威胁，而这对于民主社会的政治家是很高的成本，所以除非国民安全直接受威胁，政治家都避免提及战争，特别是在大选敏感时期，多数选民不会耐心听你解释，为何宣布红线和威胁发动战争才是避免战争的最佳方法，而态度暧昧、甚至提前宣布放弃武力手段，反而更容易将你拖入战争，对选民来说，你宣扬战争，他强调和平，你就输了。
然而红线又只能由大国来划定，因为在国际冲突中，弱小一方往往偏爱机会主义策略，他们的承诺和声誉不值钱，也没人会相信，我们经常听到某些小国三番五次宣布对方怎么怎么就等于宣战，却从未兑现过；实际上，弱小者看似瞒旰的行动往往是在试探大国的底线，此时对方若态度暧昧，或嘴上虽强硬行动却迟疑不决，缺乏一条清晰边界，那这么做就能不断为自己捞到好处，而且每份好处一旦捞到手，时间一长就成了既得利益，对方再加干涉更缺乏合法性。
眼下以色列的处境有点像1967年六日战争爆发前几个月的状况，当时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发出日益明确的战争威胁，并开始采取驱逐联合国观察员和封锁海峡等走向战争的实际行动，此时以色列哭爹喊娘的希望美国出面给阿拉伯国家划红线，因为当时以色列还很弱小，他划的红线（封锁提兰海峡）没人相信，也已被跨越，结果美国不为所动，以色列只好自己冒险一拼。
现在的以色列比45年前强大了许多，或许有能力执行自己的红线，但是，由以色列执行红线比由美国执行，政治代价会高出很多，因为与美国干预相比，伊斯兰世界和欧洲反犹派更无法容忍由以色列所发动的战争，后者将激发更强烈而广泛的反弹，更可能让中东陷入长期动荡，不过，如果美国始终拒绝划定红线，而制裁又没有效果，那以色列恐怕又只好冒险了。
PC没落将加速市场融合
辉格
2012年10月18日
刚刚过去的第三季度，PC市场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联想终于超越惠普而成为头号PC制造商，尽管数字上还有些小争议，但从增长趋势看，这是早晚的事，第二件是，经历了30年持续增长的PC市场，迎来了史上第一个衰退季，而且幅度相当大，全球PC销量同比下降了8.3%，惠普、戴尔、宏碁的降幅都在两位数。
许多评论将原因归于微软迟迟未能推出Windows 8，这或许是原因之一，但不足以解释绝对数下降，之前新版操作系统的发布也不乏拖延的情况，Vista更是一败涂地，刚推出就广遭恶评，许多企业选择不升级，最后微(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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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没落将加速市场融合
辉格
2012年10月18日
刚刚过去的第三季度，PC市场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联想终于超越惠普而成为头号PC制造商，尽管数字上还有些小争议，但从增长趋势看，这是早晚的事，第二件是，经历了30年持续增长的PC市场，迎来了史上第一个衰退季，而且幅度相当大，全球PC销量同比下降了8.3%，惠普、戴尔、宏碁的降幅都在两位数。
许多评论将原因归于微软迟迟未能推出Windows 8，这或许是原因之一，但不足以解释绝对数下降，之前新版操作系统的发布也不乏拖延的情况，Vista更是一败涂地，刚推出就广遭恶评，许多企业选择不升级，最后微软也承认失败并建议用户直接跳到Win7，Vista显然丝毫未能推动PC销售，但即便如此也没有导致PC销量的绝对下降。
更可能的原因是，低迷的经济和悲观的前景让企业在包括IT系统在内的固定资产投资上变得非常保守，这也表现在他们的产能投资、并购和雇佣政策上，这一点也可从IBM的季度业绩得到佐证，上季度IBM虽勉强保住了营收和利润，只有小幅下降，但硬件销售业务却遭遇了两位数的下降，由于IBM专注企业市场，也是该市场拥有最广泛业务的领头羊，因而其业绩表现颇具代表性。
不过，即便这两个因素加起来，恐怕也不足以解释8.3%这么大幅度的下降，对比服务器市场，最近几个季度也处于衰退期，但营收只下降了3、4个百分点，销量则大致持平，而在手机和平板市场，则是一片热火朝天，每周都有新产品发布，许多厂商都在继续享受两位数的增长，这就难免让人猜想：PC走向没落的拐点是不是真的到来了？
从关注热点和发展潮流看，PC时代早已过去，但从用户数和销售量看，PC产业多年来似乎并未受多少冲击，微软的盈利也依然丰厚，也正因为PC业这头奶牛的充足奶水，才让他在种种突破与转型尝试几乎全部以失败而告终之后，仍能维持其盈利和市场价值，手机和平板的崛起看来只是开辟了一个新市场，而不是替代了PC业。
既然智能手机和平板都已是功能齐备的电脑，那么PC何以能免受其冲击？这大概是企业生产性设备与消费品的区别所致，企业对电脑的选择，是其整体IT决策的一部分，在规划其IT系统时，平台选择是非常基础和关键的决策，一旦做出就很难改变，因为其积累的大量应用和知识资源已对该平台构成依赖，相比之下，消费品买家则更容易被个别杀手级应用或明星产品所吸引而更换终端。
正是企业市场更强的平台依赖性和策略保守性保护了PC产业，这一点也表现在服务端，Linux兴起时人们曾期待它会从低端替代NT，但实际上Linux替代的却是老Unix们，NT则延续了其增长势头。
然而，这一保护远不足以让PC业高枕无忧，随着早先的B/S模式和晚近的云计算和私有云在企业领域越来越多的运用，终端的平台依赖性正不断降低，未来企业的IT规划中，终端选择将更为灵活，首要考虑将是功能特性与性价比而非操作系统，到那时，PC将成为系列终端之一，区别于手机与平板之处仅在于：以较差的便携性换取屏幕尺寸、输入便利性和配置可扩展性，这样，PC业将不再作为一个独立产业存在，而融合于整个终端设备产业了。
推动上述转变的力量来自几个方面，首先是用户习惯的改变，非PC终端的全面普及将让用户逐渐适应非Windows环境，消除习惯性依赖，并暴露出那些难以绕开的障碍，比如Excel和PPT，然后其他平台的开发商就会集中火力去克服遗留障碍，其次是非Windows程序员和代码资源的丰富。
第三是企业IT策略的转变，首先转变的可能是规模处于两端的企业，对于规模庞大、人员流动性强的跨国公司，引入云计算有诸多好处，而对于员工很少、或员工在涉及信息处理的事情上多半是在独立工作、也没有紧密耦合的定制型应用系统的小企业（这些往往也是最早最多使用苹果电脑的企业），转变比较容易，同时，企业策略的转变也将因用户习惯和程序员资源的壮大而加速。
前两个方面的转变其实已差不多完成，不再有大的障碍，第三方面发展势头也很强劲，或许上季度PC市场的衰退，表明上述转变趋势已越过了某个临界点？答案将在未来几个季度的市场表现中揭晓。
云时代的网络隐私议题
辉格
2012年10月16日
爱看热闹的网友们最近又迎来了一场好戏，不仅这次掐架双方都是网上著名打架高手，而且争议的话题也事关网民们的切身利益，再加上周鸿祎历年来得罪过的那些竞争对手中不乏拥有舆论影响力的网络巨头，都可能乐意乘机煽风点火，他们也不缺乏技术资源来为方舟子采集证据、提供火力。
不过，竞争对手过于起劲的煽风点火，反倒帮了周鸿祎大忙，让他成功的将争议焦点从奇虎是否采取了不正当手段、误导或欺骗了用户、侵犯了用户隐私——这个起初引起众人关注的核心问题上引开了，特别是楚天都市报那则广告出来之后，人们的注意力都转向了究竟(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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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时代的网络隐私议题
辉格
2012年10月16日
爱看热闹的网友们最近又迎来了一场好戏，不仅这次掐架双方都是网上著名打架高手，而且争议的话题也事关网民们的切身利益，再加上周鸿祎历年来得罪过的那些竞争对手中不乏拥有舆论影响力的网络巨头，都可能乐意乘机煽风点火，他们也不缺乏技术资源来为方舟子采集证据、提供火力。
不过，竞争对手过于起劲的煽风点火，反倒帮了周鸿祎大忙，让他成功的将争议焦点从奇虎是否采取了不正当手段、误导或欺骗了用户、侵犯了用户隐私——这个起初引起众人关注的核心问题上引开了，特别是楚天都市报那则广告出来之后，人们的注意力都转向了究竟是谁掏钱登了这个广告，事情似乎正在沦为又一个俗套的商战和阴谋话题。
对于用户和业内企业，看热闹之余，利用这个案例思考一下如何在网络服务的便利性和恰当保护隐私之间取得平衡，或许更有价值；一种为奇虎辩护的意见便认为，在网络化特别是云计算的时代，服务商搜集用户私人数据是普遍而不可避免的情况，除非用户打算放弃云服务所带来的便利，就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
这么说有一定道理，随着网络化的深入，信息产业的交易对象逐渐从关系边界清晰的有形商品，转变为对私人空间介入更深、也更为个性化的服务；有形商品所涉及的私人信息非常有限，厂商在产品设计时可能借助调查了解用户偏好，但那只是非个人化的统计特征，在零售时可能会询问用户需求，但主要还是靠用户自己判断，即便量身定做的个性化产品，一旦交付，双方之间便不存在信息链条。
比如你把洗衣机买回家后，厂商不会知道你如何使用它，但若你买的是洗衣店的服务，店员便会知道你穿些什么，哪里弄脏了，甚至你最近吃过什么，要是你雇佣了保姆上门提供服务，那你暴露的隐私就更全面更直接了；所以从信息的角度看，服务与有形商品的根本区别是：它需要在服务与被服务者之间始终维持信息交换，因而不可避免的会更多的涉及隐私问题；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智能电力服务，也是以服务方全面细致的了解用户的用电行为为前提的。
但是，这一转变决不意味着用户只能无条件放弃隐私权利，厂商也无须再为隐私问题而操心，恰恰相反，向服务的转变将让用户对隐私变得更为敏感，更有理由谨慎考虑隐私安全并积极捍卫隐私权利，正如你选择保姆会比选择洗衣机时更为谨慎，假如你是名人，选择洗衣店也要谨慎，而是否能在这一点上取得用户信任，将是厂商借以在服务业立足的关键前提，在这方面建立的信誉也将成为它们的一项核心资产。
要取得信任，服务商必须遵循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则，首先要让用户充分知情，使用某项服务将提交哪些信息，要么明确告知，要么让用户在使用服务时必然会意识到这一点，比如目前对奇虎所提出的一项指控是，它让用户以为是在安装IE更新包，其实是在安装360浏览器，果若如此，显然是不正当的。
其次是必要性原则，只搜集服务必须的信息，并且以可能的最私密方式使用它，只须临时使用的就不保存，能存在本地的就不上传，只须本地读取的就用私钥加密，只须统计特征的就去除个人信息，能用机器处理的就避免人工读取；比如浏览器都会保存cookie数据，以免除用户反复输入账户信息的负担，但通常这些数据保存在个人终端上，浏览器厂商是看不见的，有些厂商为方便用户在不同设备上共享同一套cookie，会将其上传到服务器上，但也应是以用户的密钥加密过的形式。
再次是善意使用和保密原则，为某项服务而搜集的数据，只能用于这项服务，并且服务商要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保证这些数据不向第三方泄露，这次对奇虎的一项指控认为它搜集的一些私密数据居然能被第三方搜索引擎搜索到，它搜集上传的微博账号信息还导致了串号现象，多名用户声称自己因使用360浏览器而意外进入了别人的微博账户。
贯彻这些原则的一项困难是，大型服务商的各项业务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为某项服务而搜集的数据，可能被不恰当的利用于另一项业务，比如奇虎原先的核心业务是安全，和传统的杀毒产品不同，安全服务采用事先避免用户危险行为的主动防御模式，这就需要对用户行为进行全面监控，因此也将获得大量隐私，若在用户知情且同意之前将这些数据用于其它业务，便是不正当的，这就要求大型服务商在其数据、业务和人员之间建立必要的防火墙制度。
奇虎能够在国内信息安全市场胜出，正是得益于从传统杀毒产品向保姆式安全服务的转型，盈利基础也相应的从产品销售转向流量销售，然而这一市场成就似乎并未对应着与此相称的信誉资产的积累，这恐怕不是因为国内用户漠不关心自己的隐私权利，或许他们还缺乏足够多的选择，国内竞争者们的屁股并不比它更干净，国外竞争者则面临着诸多壁垒，而面对网络服务这种新事物，用户也还缺乏判断所需的经验。
华企入美的障碍在哪里？
辉格
2012年10月11日
最近美国众院情报委员会针对华为和中兴的调查报告公布之后，华为和商务部都做出了强烈反应，认为报告缺乏事实依据，是在利用政治偏见，借国家安全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确实，在选战正酣之际发表这样的报告，难免让人怀疑是在挑逗选民对外部威胁的莫名恐慌来捞取政治利益，也不排除竞争者乘机游说鼓动，大塞贸易保护私货。
不过，中美两国在国际关系上的对立局面，和美国民众由此而产生的疑惧，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在可见的未来都不会有所减弱，因而涉及安全敏感领域的贸易投资活动，引发对方的猜疑和不安，是可以预料的事情，无论是否喜欢，这都是相关企业不得不(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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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企入美的障碍在哪里？
辉格
2012年10月11日
最近美国众院情报委员会针对华为和中兴的调查报告公布之后，华为和商务部都做出了强烈反应，认为报告缺乏事实依据，是在利用政治偏见，借国家安全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确实，在选战正酣之际发表这样的报告，难免让人怀疑是在挑逗选民对外部威胁的莫名恐慌来捞取政治利益，也不排除竞争者乘机游说鼓动，大塞贸易保护私货。
不过，中美两国在国际关系上的对立局面，和美国民众由此而产生的疑惧，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在可见的未来都不会有所减弱，因而涉及安全敏感领域的贸易投资活动，引发对方的猜疑和不安，是可以预料的事情，无论是否喜欢，这都是相关企业不得不长期面对的现实，要做那里的生意，就必须学会克服这个障碍。
这次华为应对国会调查和听证的过程，看来是一次失败的经历，它做了大量准备，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显然没有减少对方的疑虑，甚至可能还有相反的效果，它没有将重点放在论证或解释为何自己不会做出对方所忧虑的那些事情，却不太明智的去质问对方没有拿出他果真那么做了的确凿证据，用商务部发言人的话说，报告做了有罪推定。
委员会到底有没有掌握确切证据，因为无缘阅读报告秘密部分，无从判断，问题是，国会在处理此类事情时，并不需要遵循无罪推定原则，因为外企原本就不具有国民待遇，国会所拥有的立法权限让它随时可以阻止外企在境内做生意，而无须以定罪为前提；虽然WTO要求成员国给予对方企业以国民待遇，但事实上这条很少得到各国政府认真遵守，特别是当国家安全之类大旗被扛出来时，WTO原则马上就靠边站了。
甚至像“关乎国计民生”之类更加模糊宽泛、几乎可以无所不包的理由，不是也能用来拒绝外企的国民待遇吗？而这么做时，也压根没有举证这些外企采取了何种行动、是如何破坏或危及“国计民生”的，甚至连调查和听证都免了，而人家好歹还有了个正式的调查听证过程。
那么，华为若要消除美国民众和政府的疑虑，能做些什么呢？显然，仅仅证明自己是一家真正的私营企业，与政府不存在法律上的隶属关系，也没有通过正式的契约关系承担政府所赋予的特殊任务，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很容易想到，这种关系不需要公开正式的契约也可以建立，特别是在一个责任义务非常不规范不透明的制度环境下。
试想，当政府可以随时摆布企业的利益，甚至决定其生死，而后者又找不到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去寻求保护和救济，在这样一个制度环境中，当政府要求企业在某件事上给予合作，有几家企业能有勇气加以拒绝呢？华为可曾在任何具体事例上证明过自己有这样的勇气？比如像谷歌那样，为拒绝政府的过分要求而不惜让自己的高管面临牢狱之灾？或者不惜放弃一大块市场？
不要说华为没有，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目前还存活着的国内企业，曾证明过自己有这样的勇气；国内企业不仅无力拒绝配合政府的要求，甚至无力在进行这种配合时，要求得到一个正式的书面指令，以便明确区分企业自主行为和应政府要求的行为，从而免除在这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
所以，当一家企业诞生和成长于这样的制度环境之中，核心利益也大都处于该制度的管辖范围之内，企业员工和管理层也都从小浸润在相应的制度文化中，而且30年来都于该环境相处融洽滋润，那又如何让人相信当你果真面临这样的要求时，会突然鼓起勇气坚守你最近才宣称要接受的原则呢？
当然，指出上述事实并非对企业的指责，他们只是为了生存而适应环境而已，实际上，面对日益强势的现代政府，各国企业都缺乏拒绝政府要求的勇气，华为在没有明文限制的情况下始终难以打入美国市场，便清楚表明了各大电信运营商对政府的忌惮，毕竟，即便在司法保障良好的美国，谷歌这样有勇气的企业也不多见。
既如此，真正的问题就变成：你忌惮的是哪个政府？要减轻美国政府的疑虑，首先就要让它相信：你至少也很忌惮它，程度不亚于其他政府，而让它相信这一点，国籍、文化和价值观背景都只是次要考虑，最切实有效的办法是，将你足够大的利益部位暴露在他的火力范围之内。
所以华为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干脆放弃美国的敏感业务，但这样它就永远留下了这个疑虑，而这个问号会始终伴随着它，成为在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拓展业务的障碍，比如加拿大政府在美国国会报告发布后就立刻做出了响应，要求在政府项目中排除华为产品，今年三月，澳洲政府也将华为排除出了一个政府招标项目。
要么像联想那样，尽快将自己变成至少半个美国公司，将资产在全球分散配置，其中在美国的部分至少不比在国内的少，后一选择可以通过在美国市场拓展非敏感业务来实现，这大概需要一些大型并购才能做到，最终它还需要变成上市公司，因为只有上市公司的透明化程度，才能让人看清并相信它的资产和利益究竟是如何分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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