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文留底〉分类下的文章（456）
从猫狗党看博爱和福利主义
辉格
2011年4月19日
最近，一群动物保护者又完成了一项震惊世人的壮举，经过极具效率的侦查、联络、召集和跟踪，在高速公路上成功拦截了一辆长途贩运犬只的大货车，并在长时间僵持和谈判之后，以大约200元一条的价格买下了这500多条狗；令人称奇的是，这一声势浩大、众目睽睽的行动，居然躲过了交警的处罚，足见其组织能量之大。
喜爱动物，特别是喜爱猫狗马兔猴等其形象已深植于我们文化的动物，是许多甚或多数人都会有的情感，也因此，许多人会在家里豢养宠物，但是，他们中很少有人会成为上面看到的那种动物保护者，这并不是因(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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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猫狗党看博爱和福利主义
辉格
2011年4月19日
最近，一群动物保护者又完成了一项震惊世人的壮举，经过极具效率的侦查、联络、召集和跟踪，在高速公路上成功拦截了一辆长途贩运犬只的大货车，并在长时间僵持和谈判之后，以大约200元一条的价格买下了这500多条狗；令人称奇的是，这一声势浩大、众目睽睽的行动，居然躲过了交警的处罚，足见其组织能量之大。
喜爱动物，特别是喜爱猫狗马兔猴等其形象已深植于我们文化的动物，是许多甚或多数人都会有的情感，也因此，许多人会在家里豢养宠物，但是，他们中很少有人会成为上面看到的那种动物保护者，这并不是因为后者对动物的喜爱更加强烈，实际上，驱动他们去拦截运犬车的，是另一种十分不同的情感；这一判断或许有违直觉，但仔细分析一下就能看出两者的差别。
我们普通人爱狗，爱的是特定而具体的狗，它有一个名字，它和我在一起是出于特殊的机缘，我们之间有着独一无二的关系和经历，提起它时，我想到的是它在某片林子里撒欢的样子，和它舔我手掌时的感觉；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具体而专属的，这种爱是专爱，或者偏爱，我会爱自己的、朋友的、甚至邻居的狗，而一条陌生而讨厌的狗来纠缠和当道时，我会一脚踹开。
然而，动物保护者的爱，已从专爱演变成了对狗这个类别和整体的爱，那是一种抽象和泛化了的博爱；专爱者会因自己的狗痛的嗷嗷直叫而心生怜悯与痛苦，而博爱者则无须这样的感官刺激，他们只需要想象世上还有任何一条狗在受苦挨饿，便足以激发起悲悯之情，佛教徒说的大慈大悲，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许多人都觉得宰杀猫狗的场面是残酷的，心生厌恶，不忍目睹，避之唯恐不及，对肮脏邋遢、浑身是病、常常肢体残缺的流浪狗，也是如此，但博爱者却会四处寻找这样的场面并施加干预，显然，他们的抽象情感已强烈到足以压倒具体的情感了，这也印证了这两种情感是如何的不同。
情感从具体到抽象，在有些人看来，是自然而顺理成章的发展，历史上也屡见不鲜，从佛教的大慈大悲，基督教的普世主义，到近代慈善运动，乃至现代福利主义；但依我看，这是个很大的跳跃，不仅两者引出的行动十分不同，其现实意义更是有着根本的差别；博爱本身无可厚非，但它们的宣扬者们，却总是用生动具体的场面，来说服人们接受抽象而飘渺的情感，这样做其实是在误导。
关爱和帮助某个或某些具体的个体，和帮助一个整体，是两码事，你可以帮助某支球队提高成绩，但不可能帮助所有球队同时提高成绩，因为正如韩乔生定律所指出，踢球是一种零和博弈，有人赢得多必定有人输得多；当然，生活并不总是零和游戏，但只要资源是有限的，竞争总会存在，帮助某些人就会伤害另一些。
要在整体上改善动物的处境，只有两个手段：将资源从其他用途上转移给它们，或者通过改进市场分工与合作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而这些都不是对改善个体处境手段的简单复制；然而，动物保护者通常认识不到这一差异，他们常以为，只要像对待自家宠物那样对待每一只猫狗，世界便美好了。
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多一份猫狗粮，就少一份禽畜饲料，多一群猫，就少一大批野鸟，而即便付出了这些代价，猫狗作为整体的处境却未见改善，很可能还恶化了，如今泛滥于城市和社区的流浪猫狗，不是吃狗肉者吃出来的，而是动物保护者喂出来的，这些爱心人士付出的热心和精力，并不能改善猫狗的处境，而只会增加其数量。
无论你有多少爱心，都无法抗拒马尔萨斯原理，最终，当你再也照顾不了那么多流浪猫，而你的邻居们也无法再忍受猫狗充斥的家园时，你就只能承受眼看它们挨饿的痛苦了，或者，你只能推动动物保护团体对全体猫狗实施计划生育，而此时，你就不再是宠物爱好者，而变成猫狗们手握生杀大权的上帝了。
在人类社会，一场由类似的博爱情怀所驱动的福利主义实验也正在许多国家展开，而流浪猫的例子告诉我们，在马尔萨斯原理的作用下，福利主义长期发展的现实后果，必定要求一个掌管资源分配大权并实施计划生育的中央权威。
制度变革不是调鸡尾酒
辉格
2011年4月18日
近日，秦晖教授在接受网易《意见中国》栏目专访时，再次阐述了他十年来不断鼓吹的“共同底线”理论，所谓共同底线的意思是：右派要自由，左派要社会福利，尽管理论上两者存在冲突，可既然中国的现实是，自由比左派视为福利国家典范的瑞典还少，而社会福利比右派的典范美国还少，所以现阶段左右双方很容易找到一条共同底线。
用秦晖的话说：“我们的福利不能低到连美国人都不能容忍的地步；我们的自由也不能低到连瑞典人都不能容忍的地步”，因而在到达共同底线之前，左右不妨各自争取福利和自由，即他常说的“左手争福利，右手争自由”(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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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革不是调鸡尾酒
辉格
2011年4月18日
近日，秦晖教授在接受网易《意见中国》栏目专访时，再次阐述了他十年来不断鼓吹的“共同底线”理论，所谓共同底线的意思是：右派要自由，左派要社会福利，尽管理论上两者存在冲突，可既然中国的现实是，自由比左派视为福利国家典范的瑞典还少，而社会福利比右派的典范美国还少，所以现阶段左右双方很容易找到一条共同底线。
用秦晖的话说：“我们的福利不能低到连美国人都不能容忍的地步；我们的自由也不能低到连瑞典人都不能容忍的地步”，因而在到达共同底线之前，左右不妨各自争取福利和自由，即他常说的“左手争福利，右手争自由”，争议大可留给未来。
对于制度变革的方向和公共政策的重点，从新世纪初起，学界和舆论便开始了分化和对立，伴随着近年来的一系列政策转向，从最低工资、新劳动法、工会地位、医疗体制、个人所得税和保障房，争议也日趋激烈。
共同底线理论看似中肯平执，实则不得要领，制度变革不是做算术，从左到右画出坐标系，选定区间直奔而去，制度建设也不是调鸡尾酒，自由是苏打水，福利是蜂蜜，反正眼下两样都不够，就别争多争少，都往里加就是了。
相反，制度演变是一件高度路径依赖的事情，假如非要找个简单类比，它倒更像做菜，炖排骨早加盐和晚加盐效果截然不同，炒完菜撒点葱花和把葱花与主料一起炒根本就是两码事，同样，在不同的法治和宪政条件下引入福利制度，后果也将完全不同。
在大部分资源被权力所控制，且这一权力不受宪法制约之时，对社会福利的集体呼唤、对再分配的舆论压力，只会转变为权力集中和垄断更多资源的动力，为打击和排挤脆弱的私人资本创造舆论合法性，而被集中起来的资源却绝不会落到这些呼唤者们希望帮助的穷人手里，这些，正是在过去几年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情景。
退一万步，就算这些福利果真到了穷人手里，他们果真有了医疗保障，果真住进了保障房，这一结果是健康而可取的吗？它会铺出一条通往现代法治社会的康庄大道吗？不，这只会把我们在制度困境中锁的更深；如此得来的福利，并非贫穷阶层经由社会议价机制竞争到的结果，更缺乏制度化的保障，它只是来自权力的、随时可以撤回的赏赐，而它的获益者，势将成为拱卫现有体制、阻挠未来变革的组织力量。
帝国宫廷里的太监宫女、罗马贵族家庭的专业奴隶，都曾享有很好的福利，然而，吃香喝辣的太监还是太监，穿金戴银的奴隶仍是奴隶，来自赏赐而非制度地位的福利永远不会带给他们自由，只能让他们更死心塌地甘愿为奴；在市场制度远未建成之际，引入福利制度的效果，就是把大量人口和资源重新推入计划性分配体系。
目前的状况下，假如福利主义和市场主义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制约权力和推动法治，实际上，这一共识的空间极为广阔，生活中触目可及的几乎每一件损害穷人福利的事情，也同时都映衬着市场制度的残缺。
假如穷人不再因身份而被随意驱逐、监禁和遣送，欠薪和工伤案件被公正受理，小本经营不再受困于繁杂手续和沉重税费，摊位不再被城管随意掀翻，房屋不会被强拆，被欺诈和侵夺时有地方申冤，蔬菜不因高昂的垄断油价和买路费烂在地里，土地和房产有机会成为金融资本，有更多的私人资本来竞争购买他们的劳动，任何一项变化都将大幅改善他们的处境，而这些也正是市场制度建设的要义。
三十年来，正是面向市场的制度变革在不断改善穷人的福利，不是通过福利赏赐，而是还给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变革远未完成，许多权利还缺乏制度保障，多数资源仍被少数权贵所掌握，但现在，这一进程正在逆转，而推动这一逆转的各股力量中，有着福利主义者的一份功劳。
福利主义并不能带来真正的福利，在有了法治和宪政的社会，它是麻醉剂，用来安抚贫富差距给穷人带来的不公感、给富人带来的负罪感和给利益集团带来的再分配冲动，是富裕社会在一定限度内能够负担的奢侈品，而在尚无法治和宪政的社会，它是毒药，将资源竞争从市场交易引向政治斗争，将稚嫩脆弱的市场制度扼杀于摇篮，它也是胶水，用来强固权力和基于权力的分配机制。
减排不能先拿穷人开刀
辉格
2011年3月30日
日前，前世行首席环境顾问罗伯特·古兰德博士在中国社科院主办的一个论坛上提出了他的阻止全球暖化新方案，通过对畜牧业征收重税，将畜产品消费降低25%，从而减少40%的谷物产量；之所以以畜牧业为目标，据他说，是因为畜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占了总人为排放量的51%，尽管在2008年一份由他撰写的报告里，整个土地利用（畜牧业只是其中一部分）的排放份额还不足20%，而能源生产的份额则超出50%。
古德兰的建议可谓荒谬绝伦，即便他突然颠倒过来的数据是靠得住的，放着其它减排手段不用，却(more...)
标签：人碳暖球 | 减排 | 核电 | 环境 |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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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不能先拿穷人开刀
辉格
2011年3月30日
日前，前世行首席环境顾问罗伯特·古兰德博士在中国社科院主办的一个论坛上提出了他的阻止全球暖化新方案，通过对畜牧业征收重税，将畜产品消费降低25%，从而减少40%的谷物产量；之所以以畜牧业为目标，据他说，是因为畜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占了总人为排放量的51%，尽管在
2008年一份由他撰写的报告里，整个土地利用（畜牧业只是其中一部分）的排放份额还不足20%，而能源生产的份额则超出50%。
古德兰的建议可谓荒谬绝伦，即便他突然颠倒过来的数据是靠得住的，放着其它减排手段不用，却要首先拿穷人的饭碗开刀，是无法让人接受的；中国的大部分穷人在最近十几年才刚刚吃上肉，中国和印度还有数以亿计的穷人至今还没吃上肉，现在有人却要求政府用税收将肉奶价格抬高到让他们吃不起。
姑且不论暖化是否已成为迫在眉睫的危机，或人类活动带来的温室排放是不是其主因，即便我们假设人们已就此达成共识，也还远远轮不到减排运动来动穷人饭碗的脑筋；就在我们眼前，摆着一个成熟、廉价、安全、清洁的减排手段：核电，它的技术早在50年代就已成熟，也早已完成商业化，其安全性也经受了半个多世纪的考验，然而，正是那些呼天抢地要控制排放和阻止暖化的绿色和平和绿党们，始终在用一切可能手段阻止核电发展。
许多人误以为核电建设投资过大，发电成本高于化石燃料，事实完全相反，核电成本一点也不高，五六十年代的第一批核电厂就实现了盈利，而当时与其竞争的原油价格不到3美元，经通胀调整后相当于今天的十几美元；自那时以来，反应堆已发展到第三代，浓缩和反应技术都已有长足进步，原料利用率大幅提高，而同时，原油价格则已涨到100美元。
确实，投资核电的成本和风险很高，但并不是高在建设和生产成本上，相反，让投资者望而却步的，是法律、政治、行政管制和公共关系成本，一个核电项目从选址、评估、审批到开工，投资者除了要满足繁杂和严苛的行政管制要求，等待环境和安全方面的层层审批，还不得不与耗费大量精力进行游说和政治斗争，以克服来自利益集团、政治派系和环保组织的竭力阻挠。
在此过程中，项目随时可能在任何环节被无限期叫停，前期投入只好泡汤，所以，当小布什政府开始重启核电政策时，投资者响应寥寥，政府只好提供大额补贴，而补贴的用途正是为项目前期风险购买保险；核电所面临的种种阻力、风险和成本，都来自民众对核放射的恐惧，而这些恐惧，很大程度上是环保组织造谣、蛊惑和煽动的结果，他们完全无视过去半个多世纪中，核电在安全和环境上的杰出表现。
结果是，美国核电发展在三哩岛事故后停顿了三十年，以至于美国电力仍有45%来自煤炭，23%来自天然气，尽管那次事故并未造成任何实际伤害；有人说，核电虽说平时安全清洁，但一出事可不得了，然而最近的日本大地震恰好提供了反证，福岛案例表明，即便在如此小概率的极端事件中，即便运营商处置并不完美，核电仍未造成实际伤害，而与此同时，煤矿却正在以每年数千条的速度，稳定而可靠的吞噬着鲜活的生命。
反核电者唯一拿得出手的案例是切尔诺贝利，但那是在一个惯于草菅人命的制度下、以今天任何头脑健全的核电厂商都不会采用的方式来建造的反应堆，但即便如此，整个前苏联核工业所害死的人，也远不及其煤炭石油工业所埋葬的冤魂。
或许有人会说，尽管对核电的恐惧缺乏科学和事实基础，但这并不妨碍反对者基于非理性的担忧而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是的，这也正是我多次表达的观点，但首先，反对者需要证明其诉求是基于他们自己的真实利益，而游行和抗议不是有效的证据，抗议活动算不上成本，相反常常是收益，它能给抗议者带来快感，而统计证据却表明，核电站的建立并不会对其周边地区的房地产价格带来负面影响，反而还可能提高房价。
其次，假如你只是在维护一项既有的权利，那你的确无须为此提供科学和理性基础，无须说明你为何非要坚持这项权利，所以，假如反核电者只是反对在他家附近修建核电站，那么担忧本身就是充足的反对理由，但问题是，反核电者的主张远不止与此，他们在全世界阻挠核电的同时，要求将其他严酷的排放限制强加给别人，要削夺他人的既有权利，这样，他们便负上了举证责任，而这些证据当然应在法庭上接受理性的检验；他们不能一方面顽固坚持对核电毫无理性的阻挠，同时却要求穷人停止吃肉，这是断难接受的。
雇主有权拒绝艾滋感染者吗？
辉格
2011年3月29日
近日，国内首例艾滋感染者就业纠纷案终审判决出炉，原告诉求未获支持，此前，他在应聘教师职位时因体检发现HIV感染而被教育局拒绝，而教育局援引的依据是《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和依此而制订的《安徽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标准及办法》。
这一判决结果，被许多热心于艾滋权益保护的组织和人士视为近年来兴起的维护HIV携带者权利和反歧视运动的一次失败；不过，此案的法律意义并非如维权者所认为的那么清晰，原告所反对的，或判决所支持的，究竟是法律对就业所施加的限制？还是雇主所设立的录用标准？而(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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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有权拒绝艾滋感染者吗？
辉格
2011年3月29日
近日，国内首例艾滋感染者就业纠纷案终审判决出炉，原告诉求未获支持，此前，他在应聘教师职位时因体检发现HIV感染而被教育局拒绝，而教育局援引的依据是《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和依此而制订的《安徽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标准及办法》。
这一判决结果，被许多热心于艾滋权益保护的组织和人士视为近年来兴起的维护HIV携带者权利和反歧视运动的一次失败；不过，此案的法律意义并非如维权者所认为的那么清晰，原告所反对的，或判决所支持的，究竟是法律对就业所施加的限制？还是雇主所设立的录用标准？而类似的暧昧与混淆，也存在于整个艾滋维权运动之中：运动所主张的，是解除对感染者权利所施加的限制？还是剥夺雇主歧视性雇佣的权利？这完全是两码事。
本案意义不明之处在于，我们不知道上述两项体检标准，是政府作为立法者所制订的法律，还是作为雇主为下属部门的雇佣行为所制订的录用标准；假如它是法律，那么，它既限制了HIV携带者的权利，也限制了雇主的权利，因为雇佣关系是双方同时从中获益的自愿交易，对此所施加的限制剥夺了双方的潜在获益机会，而其带来的体检费用也增加了双方（包括未感染HIV的应聘者）的交易成本；因此，不愿受此法律约束的雇员和雇主，都是潜在的维权者。
当然，法律对权利施加限制未必不可取，因为传染病不仅影响雇佣交易的双方，其大部分成本将由该交易所影响的第三方承担，特别是感染者的同事和他们服务的消费者，如本案中的教师、学生和家长；假如这些面临风险的第三方不得不逐一诉讼来主张自己的权利，法律成本可能高得难以接受，因而，司法者采纳一些医学权威机构的标准对雇佣关系作出普遍限制，就是合理的制度安排。
但是，正如一些维权者所指出的，艾滋传染渠道有限且苛刻，或许不必将其与飞沫、接触或消化道传染病同等对待，特别是在教育这种不容易发生体液交流的行业，这是可以成立的，假如能得到流行病学证据支持的话。
但即便如此，学生和家长或许仍不能消除其担忧和恐惧，毕竟，作为消费者，他们有权对服务表达任何担忧，并基于此而做出选择，即便这种担忧毫无科学依据，也有理由谋求法律的保护，只要这些担忧是真实的，而真实性将从他们为消除担忧而宁愿承受的代价中体现出来，比如，家长们会不会因为听说HIV教师而纷纷让孩子转学到学费更贵或教学质量更差的学校？
这样一来，问题就变成了两种相互冲突的权利主张之间的较量了，理想情况下，最终的权利边界应由双方基于切身权益的诉讼所引发司法过程来确定，而法官将权衡双方利益的真实性和强度，以及各种可能边界的社会代价和司法成本，这将是个困难的过程，其结果并非任何抽象原则所能推出。
现在考虑第二种情况，假如感染者所面临的就业障碍不是法律限制，而是雇主的录用标准，那么，维权者所主张的，就不是自己的权利，而是剥夺雇主的选择权了；该主张的基础，是感染者缺乏就业机会这一不幸的处境，然而，糟糕的处境并不能用来支持对权利的主张，假如我因为相貌丑陋而娶不到老婆，这是很糟糕的处境，但它显然不是我主张“婚姻权”的正当理由。
感染者的不幸处境是值得同情的，对此深感不安的人们有许多方法可以帮助他们：资助他、给他药物、雇佣他、嫁给他、说服人们抛弃非理性的担忧和恐惧，等等，但强制别人雇佣他、与他共事、强制消费者接受他的服务，这既不正当，也将陷感染者于不义。
这就好比，你见到一个饿着肚子的穷人，不是请他吃饭，而是敲开邻居家门，责令后者接受穷人共进晚餐，对于希望保持尊严的人来说，这显然不是一顿能够安然享用的晚餐，那么，何以认为，将感染者硬塞进某个岗位，让他忍受同事和客户的白眼、恐慌和闪避，就是正当的呢？
对不幸处境的同情是一种价值诉求，不应将其与权利主张相混淆，自由派常引用一句名言：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表明他们有能力区分价值与权利，那么，为何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他们却想不起这个完全等价的句子：我痛恨这些对HIV感染者毫无道理的恐惧和歧视，但我誓死捍卫雇主、同事和消费者自由选择的权利？
博傻游戏伤不到市场
辉格
2011年3月28日
最近，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的炒家们，又给我们上演了一出精彩的博傻（greater fool）游戏，首批上市的份额化艺术品中的两件画作，价格在50天内被推高了17倍，其中《黄河咆哮》市值一度达到令人乍舌的1.03亿元，随后，在经过9天停牌之后，前天复牌首日又双双跌停。
大概极少有人会相信一位二三流画家的作品的市场价格会长期维持在上亿的水平，每个在此价位买入的炒家，只是相信他能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另一个炒家，换句话说，我犯傻没关系，只要我不是最后那个傻瓜就行；这样的博傻游戏在市场上屡见不鲜，特别是那些新开辟的市场，商品期货市场、收藏品市场、权证和A股创业板，都上演过类似的疯狂。
每每这样的情景出现，我们总会听到“市场变赌场”的惊呼和“强化管理”和“规范市场”的呼吁，许多人认为，任由这样的非理性行为存在，会恶化市场环境，降低市场的投资价值，最终使市场丧失创造流动性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然而，这些担忧是多余的，确实有许多因素会破坏市场的功能和价值，比如信息的不透明和产品的非标(more...)
标签：制度 | 博傻 | 市场 | 投资 | 泡沫 | 监管 |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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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傻游戏伤不到市场
辉格
2011年3月28日
最近，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的炒家们，又给我们上演了一出精彩的博傻（[[greater fool]]）游戏，首批上市的份额化艺术品中的两件画作，价格在50天内被推高了17倍，其中《黄河咆哮》市值一度达到令人乍舌的1.03亿元，随后，在经过9天停牌之后，前天复牌首日又双双跌停。
大概极少有人会相信一位二三流画家的作品的市场价格会长期维持在上亿的水平，每个在此价位买入的炒家，只是相信他能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另一个炒家，换句话说，我犯傻没关系，只要我不是最后那个傻瓜就行；这样的博傻游戏在市场上屡见不鲜，特别是那些新开辟的市场，商品期货市场、收藏品市场、权证和A股创业板，都上演过类似的疯狂。
每每这样的情景出现，我们总会听到“市场变赌场”的惊呼和“强化管理”和“规范市场”的呼吁，许多人认为，任由这样的非理性行为存在，会恶化市场环境，降低市场的投资价值，最终使市场丧失创造流动性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然而，这些担忧是多余的，确实有许多因素会破坏市场的功能和价值，比如信息的不透明和产品的非标准化，但博傻游戏不在其列，这是因为，博傻是不可持续的游戏，博傻策略的取利对象，并不是价值投资者，而是他们的同道——其他博傻者，因而从长期看，它会自动将自己从市场的策略分布中驱逐出去，而即便它能继续存在或卷土重来，也伤害不到理性的价值投资者，因而也伤害不到市场的健康发展。
每一个回合的博傻游戏最终都会崩溃，而崩溃点是高度不确定的，所以该游戏的效果实际上相当于俄罗斯轮盘赌（[[Russian roulette]]）：每次从博傻者中随机挑出一批倒霉蛋，他们的尸体被搬走，剩下的博傻者瓜分他们的遗产；在充满风险的市场上，无论如何每天总会有若干具尸体被搬走，那么，希望市场健康发展的人们，难道不希望被抬出去的，是那些主动采用非理性策略的参与者？
显然，对于奉行价值策略的投资者来说，一个存在众多博傻者的市场，（用格雷汉姆（[[Benjamin Graham]]）的话说）是更友善的“市场先生”（[[Mr. Market]]），因为它会时不时以远远出乎你意料的高价格，送给你一个个超额实现投资价值的机会；有人或许会问，假如博傻者总是将价格推高在离谱的水平，价值投资者就没有机会进入，市场怎么健康发展？
但这不是博傻游戏的特点，泡沫总是短命的，一旦有风吹草动，博傻者比的就是谁跑得快，由此造成的恐慌常常将价格拉到低的离谱的水平，而这时，市场先生又从另一个方向对价值投资者表现出其慷慨和友善：送给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低价买入的机会；对此，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所以，呼吁对博傻行为进行管制的，不会是价值投资者，他们没有理由为此担忧，面对价格泡沫，假如他们手里有货，理应大喜过望，假如没货，也乐得看个热闹；有理由大声疾呼的，只能是俄罗斯轮盘里那些不幸躺下的倒霉蛋，他们既要享受豪赌的快感，又不愿面对输个精光的后果，这就好比那些毫无道理的疯狂抢购食盐的家伙，事后却要求超市接受原价退货，天下岂有此等好事。
任何交易制度和监管政策，当然不应满足这样的无理要求，那些一心只想着丰厚的回报，却将最起码的风险原则抛诸脑后，指望交易所和监管当局替他们挡开所有危险，最好在输掉后还能讨回本钱的所谓“投资者”，理应被横着抬出市场，幸好，博傻者们会自己干这份累活儿，他们是市场的义务清道夫，这也是每出博傻游戏的美妙结局所在。
限制银行收费的成本将由谁负担？
辉格
2011年3月15日
近日，银监会、央行和发改委联合下发通知，要求银行停止对11类34项服务的收费，称这是旨在敦促银行业“进一步履行社会责任”，并“保障社会公众享有基础金融服务的权益”；这样的价格管制政策，尽管会博得一些群众的喝彩，表达出某种关切民生的姿态，但无论对银行还是储户，都是有害无益的。
限制银行收费所能带给储户的，不过是蝇头小利，因为这些收费原本就很低廉，许多项目多数银行本来就不收，而这些费用并未对任何家庭构成显著的负担，或成为众人抱怨的焦点；相反，禁止(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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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银行收费的成本将由谁负担？
辉格
2011年3月15日
近日，银监会、央行和发改委联合下发通知，要求银行停止对11类34项服务的收费，称这是旨在敦促银行业“进一步履行社会责任”，并“保障社会公众享有基础金融服务的权益”；这样的价格管制政策，尽管会博得一些群众的喝彩，表达出某种关切民生的姿态，但无论对银行还是储户，都是有害无益的。
限制银行收费所能带给储户的，不过是蝇头小利，因为这些收费原本就很低廉，许多项目多数银行本来就不收，而这些费用并未对任何家庭构成显著的负担，或成为众人抱怨的焦点；相反，禁止这些收费将导致的激励扭曲和银行策略调整，反倒极有可能给储户带来足以令他们头疼的麻烦和负担。
而对于银行，这些收费在其营收中的比例也是微不足道的，取消与否都不会影响其业绩；实际上，这些小额收费项目对于银行的功能，主要不是收入来源，而是作为激励工具，引导储户以他们所期望的方式来使用银行的服务资源，以便这些资源能创造最大的价值；因此，剥夺这些工具所带来的影响主要不在于减少直接收入，而是它会迫使银行寻找一些更迂回曲折、代价也更高的工具，而储户的免费益处也将在由此而带来的麻烦之中耗散殆尽。
比如，柜台的拥挤和排队会带来客户抱怨，这对银行是潜在的风险，可能会因此丢失业务和客户；为此，除了用电子取号排队等手段降低客户排队成本之外，银行也会为一些柜台服务设置费用，以引导客户尽可能使用柜员机和网上银行等拥挤度和运营成本都较低的服务，同时，收费又不会高到引来新的抱怨和客户丧失风险。
再如，在没有开户费的情况下，有些储户会为一些十分琐碎的原因，或只是图一时方便，随意开设许多账户，而其中许多都很快不用了，长期下来会积累下许多僵尸账户，这对银行的数据处理系统是个负担，同时对跟踪用户的信用记录也构成了障碍，而开户费和小额账户管理费是引导储户避免随意开户的有效工具。
假如银行被剥夺了这些激励工具，就只能另想办法，比如，将柜台窗口分为几等，赋予金卡客户以各种的优先权，只给普通储户留下少量窗口，以确保将关键资源用于为最有价值的客户提供服务，而普通客户不得不忍受更漫长的排队；当然，即便没有价格管制，这种基于客户甄别的差异化服务也在进行，但管制将会强化这一倾向，把差异化推广到更多的业务上，让排队和拥挤变得难以忍受，由此带给普通储户的负担，或许远超出几块钱的收费。
有意思的是，收费限制一方面激励银行差别化对待客户，同时却会弱化整个行业的经营策略差异化；每个银行会在产业生态中为自己寻找有利的生态位，有些侧重柜台和基础业务，有些则专注于高端的理财和私人银行业务，总的来看，行业呈现一个多样化的、相互重叠的连续分布，以高端业务为主的银行也会开设一些柜台服务，以便积累客户资源。
现在，假如柜台收费被禁止，他们原本就不多的柜台资源就可能被这些银行所不欢迎的大量储户所淹没，于是，这些银行的理性选择就是索性关闭柜台业务；这样，限制收费对行业整体所产生的效果就是：业务分布将变得更两极化，业态多样化程度降低了，这对于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和抗风险能力，恐怕不是好事。
价格管制如同其他管制一样，其最糟糕之处在于，它们会自动诱发出更多的管制，比如，你禁止了开户费和账户管理费，导致大量僵尸账户，最后不得不出台规定，用行政手段限制储户开户数量；你禁止了柜台存取/转账/查询费，导致银行歧视性政策，为了平息由此带来的抱怨，又不得不出台反歧视规定，最后，你会发现，为了达到管制目标，你得亲手为银行规定窗口的数量和队伍的长度，到那时，所谓的市场经济，就跟计划经济没什么差别了。
按：记得不久前我们还在谈论印度和撞墙的话题，但假如你也考虑过这项政策所预示的前景，或许你会和我产生同样的观感：不再需要猜测墙在哪里、何时会撞上了，它就在眼前，或者甚至可以说，已经撞在上面了。
如果说有些恶政是某一小撮心怀鬼胎一意孤行，那么我要说，这个绝对不是，这项恶政确实是芸芸大众激情万丈声嘶力竭挣来的，他们值得拥有这个结果。
保障房的租值将如何耗散？
辉格
2011年3月11日
在中央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大规模建设保障房的政策看来已铁打不动，五年规划是3600万套，今年的计划是1000万套系统；这一事态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意味深(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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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记得不久前我们还在谈论
印度和撞墙的话题，但假如你也考虑过这项政策所预示的前景，或许你会和我产生同样的观感：不再需要猜测墙在哪里、何时会撞上了，它就在眼前，或者甚至可以说，已经撞在上面了。
如果说有些恶政是某一小撮心怀鬼胎一意孤行，那么我要说，这个绝对不是，这项恶政确实是芸芸大众激情万丈声嘶力竭挣来的，他们值得拥有这个结果。
保障房的租值将如何耗散？
辉格
2011年3月11日
在中央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大规模建设保障房的政策看来已铁打不动，五年规划是3600万套，今年的计划是1000万套系统；这一事态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意味深远：首先，现有住宅市场的一半将直接重归计划体制，而另一半将因等待保障房分配的漫长队伍而大幅萎缩，最终退缩于高端市场；其次，近年来已逐渐松动的城乡分割和户籍壁垒将重新竖立，农民将再次被排斥于计划性财富分配的盛宴之外；最后，支撑数亿人口当前生活与消费规划的家庭资产结构，和支撑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财政结构，以及以之为基础的金融资产，将被全面重新估值。
如此剧烈变动的最终结果还难以看清，不过我们倒是可以设想一下住宅分配体系本身将会呈现何种新面貌，或者说，即将参与保障房建设和分配的企业与个人，会面临何种竞争格局，他们有望从中获得什么？由于旧式的全民计划配给体系已不复存在，而住建部也并未统一规定保障房的分配标准，这一格局当前的权力分布和组织结构下重新构造，它在各省也会十分不同。
过去几年的商品房销量，体现了高价格下的需求量，而保障房价格低得多，因而潜在需求必定大大超出供给量；所以，核心的问题就是，将由什么样的规则和机制，决定谁将成为数量有限保障房的众多申请者中的幸运儿？按历史经验，当一种商品的价格被人为限制在市场水平之下时，其差价通常不会全部变成买家的实际收益，相反，它更可能以排队、争夺、走后门和分配系统的成本等各种形式无谓的消失而未被任何人获得，也就是经济学家常说的租值耗散。
当然，某些条件下可以避免租值耗散，假如有待分配的保障房是已经存在的，而分配所依据的是一些简单清晰而没有争议的规则，并且分配过程在短时间内迅速执行，那么，差价收益确实可以落入得房者的手中；另外，也存在一些部分避免租值耗散的可能，比如腐败，原本会耗散的租金以贿赂的形式部分转变为分配执行者的收益。
但实际上，3600万套保障房还没盖出来，而其销售价格已先于其生产而被确定，于是就有一种可能：这些房产的质量将向同价位的商品房质量靠拢，极端情况下，两者将无差别；这样一来，与市场化条件下唯一的差别就是，原本可以开发更高品质房产的土地，被用来开发低品质房产了，即，土地租值部分的耗散了；不过，现行政策大概将阻止这种极端情况出现，而阻止它所需要的质量管制体系本身将成为租值耗散的一部分。
可以预料，某些简单明了的标准将被用于筛选申请者，比如户籍标准已经出现在每个已出台的城市分配方案中；但户籍只能剔除农民（它不能剔除流动人口，因为外出者显然不会白白放弃其在户籍所在地拥有的机会），剩下两亿多城市家庭显然需要更严格的筛选标准；或许按身份证末四位号码抽签是个简单有效的办法。
但其它可能的标准，比如已经被采用的年收入、现有房产面积和家庭财产，全都不符合简单且无争议的条件；我们并非人人都有的一张年度所得税单，也没有立即可用的家庭财产清单，更不存在官员财产公布制度，所有基于收入和财产的筛选标准都将经历复杂的设计和实施过程，因而申请和审批机制不可避免的是复杂、迟缓且不透明的。
迟缓和不透明将给各利益相关者的争夺留出时间和空间，假如争夺过程没有及时导致一个透明化的标准产生，它将一直持续直至租值耗尽，即达到这样的状态：那些最费劲的获得保障房的边际买家，他们付出的总代价将不低于在市场上购买同等房产的价格；而此时，那些比他们更轻松获得保障房的人，所得到的，其实是帮助他们参与这场争夺的那些资源的租金。
那么，哪些资源可以提供这种帮助呢？尽管全民计划体制已不存在，但它的历史仍可以给我们许多提示；根本上讲，计划性分配问题就是个组织问题，个人在其中的竞争地位，取决于他在组织结构中的位置：他是这个结构的组成部分，还是游离在外？是否处于或靠近支配性位置？是支撑结构的承重墙还是填充材料？
很明显，与整个国家体系紧密结合乃至构成其组成部分那些“正式单位”，诸如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学校，将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这些单位原本就有这一套在其内部分配非市场利益的有效机制，也有着对即将建立的分配机制施加影响的足够畅通的压力渠道；可以预期，像清华大学为教师分配几千套住房这样的方案，在未来几年将大量涌现；在政策压力之下，向单位福利性分房体系回归，将是地方政府完成政策任务的简易途径。
从美国高铁看财政保守主义
辉格
2011年3月7日
最近，在美国南北同时爆发了两场地方政坛风波，在佛罗里达，州长斯科特断然拒绝23亿美元的联邦高铁补助，激怒了对此猪肉桶垂涎已久的地方政客，两位州参议员无奈请求州最高法院责令州长接受补助，但当即遭驳回；在威斯康星，场面则壮观的多，为拖延财政紧缩法案表决程序，14位民主党州参议员集体出逃伊利诺伊，而州长沃克与公务员工会的对抗已演变为数万人的街头持久战。
两位州长都是新上任的共和党人，都是坚定的财政保守主义者，甚至都叫Scott（一个是姓，一个是名），此外，(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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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高铁看财政保守主义
辉格
2011年3月7日
最近，在美国南北同时爆发了两场地方政坛风波，在佛罗里达，州长斯科特断然拒绝23亿美元的联邦高铁补助，激怒了对此猪肉桶垂涎已久的地方政客，两位州参议员无奈请求州最高法院责令州长接受补助，但当即遭驳回；在威斯康星，场面则壮观的多，为拖延财政紧缩法案表决程序，14位民主党州参议员集体出逃伊利诺伊，而州长沃克与公务员工会的对抗已演变为数万人的街头持久战。
两位州长都是新上任的共和党人，都是坚定的财政保守主义者，甚至都叫Scott（一个是姓，一个是名），此外，他们还是仅有的拒绝联邦高铁补助的三位州长之二；金融危机以来，因为不像联邦政府那样可向美联储出售国债，半数以上的州政府陷于财政危机，其中不少面临关门歇业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一方面财政保守主义在去年底的中期选举中迅速崛起，但同时，来自联邦财政刺激计划的大礼包对身陷困境的各州，却是一场难以拒绝的及时雨，尽管两者在财政理念上完全背道而驰。
所以，观察这些新上任的财政保守派在面对联邦大礼包时的不同反应和矛盾心态，会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佛罗里达是高铁计划仅次于加州的第二大受益州，联邦补贴了预算的23/27，在不增加多少州预算的情况下创造2万多直接就业机会，建成后运营期的负担和麻烦完全可以丢给后任，而礼包的分解落实还将转化为无数政治资本，按游戏常理，拒绝如此厚礼无异于政治自杀。
但斯科特还是拒绝了，悍然不顾各方抱怨、劝说和暴跳如雷；他敢于这么做，是因为他不是职业政治家，政治并非他安身立命之本，作为一位成功的实业家和投资家，和彭博、施瓦辛格和菲奥莉娜一样，斯科特无须担忧其职业前途；对于这些客串型政治家，从政的激励更为单纯和直接，就是要实践某种政策理念；当然，职业政治家也有自己的立场和理想，但他们首先要确保自己的政治生命能够长期延续，因而不得不遵守基本的游戏规则。
所以，当制度的演进陷入某种不良的死锁状态时，往往需要一些非职业政治家来突破僵局，而财政扩张主义恰是一种恶性死锁：每项新开支都可能造就一个受益群体，后者将用其选票或政治影响力把它变成预算的固定部分，最后，新上任的州长们将发现，预算的任何部分都是“不可触碰的”，而预算的总规模也早已被拉到了极限水平，因此他不可能做任何改变。
从另一位共和党州长的反应中，可以看出斯科特的决定有多特别，路易斯安那州长金达尔是比斯科特更强硬的保守派，曾带头反对奥巴马的财政刺激方案，也是高铁计划的强烈批评者，但路易斯安那最终还是接受了24亿美元的刺激礼包。
俄亥俄是另一个拒绝高铁补贴的州，不过情况有所不同，州长卡西奇是资深职业政治家，26岁成为该州史上最年轻的州参议员，30岁进国会，连任9届，此后以政治评论员的身份活跃于福克斯的几档热门新闻节目；这些资历和媒体影响力为卡西奇竞争总统职位创造了良好条件，他在2000年就曾试探过这种可能性，看来，他不惜得罪俄亥俄选民和地方政界，是为了强化其作为财政保守主义者的政治形象，为未来更上一层楼铺路。
要知道，他最值得炫耀的政治资本，就是在克林顿任期内，作为众院预算委员会主席，主持制订了1997年财政平衡法案，将联邦预算从他上任主席时的1630亿赤字扭转为他任满时的2360亿盈余，从而历史性的创造了1969年以来的首个财政盈余；所以，假如财政赤字成为下次大选的中心议题，上述成绩将成为卡西奇竞选总统的强大资本，这样，俄亥俄的职位就是个很划算的代价了。
威斯康星州长沃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算是迷你版的卡西奇，是正在上升中的政治新星，其志向当不限于威斯康星，而他过去的主要政绩，也是在该州密尔沃基县所实施的财政平衡政策，在几年内裁减了该县20%的公务员和10%的债务；另一方面，威斯康星的财政危机比另外几个拒绝高铁的州要严重的多，政府已快关门歇业，或许真的挤不出高铁配套资金了，而反对派的焦点也已集中到了工会集体谈判权问题。
为何教育经费追不上财政扩张？
辉格
2011年3月9日
两会期间，年度《预算报告》出炉，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再度成为焦点，每年此时，教育经费占GDP 4%的政策目标都会被提起，18年过去了，承诺仍未兑现；实际上，就在该目标刚刚被确定之后，教育经费的比例从最初的2.99%连续四年大幅下滑至2.41%，然后才缓慢回升至2009年的3.59%；去年，当又一份十年纲要发布时，一位起草成员被问及此事，他对短期内实现目标似乎已不再抱有希望。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年来中央财政压根不缺钱，相反，财政扩张势头迅猛，其(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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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教育经费追不上财政扩张？
辉格
2011年3月9日
两会期间，年度《预算报告》出炉，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再度成为焦点，每年此时，教育经费占GDP 4%的政策目标都会被提起，18年过去了，承诺仍未兑现；实际上，就在该目标刚刚被确定之后，教育经费的比例从最初的2.99%连续四年大幅下滑至2.41%，然后才缓慢回升至2009年的3.59%；去年，当又一份十年纲要发布时，一位起草成员被问及此事，他对短期内实现目标似乎已不再抱有希望。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年来中央财政压根不缺钱，相反，财政扩张势头迅猛，其中尤以基础设施建设开支规模惊人，铁路投资动辄上万亿，各地高速和地铁如雨后春笋，而在4万亿财政刺激这块大蛋糕里，教育系统也没能为自己切出一块；那么，为何偏偏教育系统在政策早已明确的情况下，却还是瓜分不到财政扩张中它的那一份呢？
从某种角度看，财政结构所体现的，是各部门利益集团在博弈中的力量对比，财政扩张既是利益集团努力的结果，也是创造和强化利益集团的过程；按理说，教育系统在这场盛宴中有许多先天优势：作为教育开支的受益者，教师、学生和家长的人数很庞大，与工人农民相比也更接近于精英阶层，而且多半属于体制内，并且构成了体制的重要基础，尽管已不如科举制那样成为社会地位爬升的唯一通道，但仍是重要的通道，显然，这些因素未能充分起效。
原因恐怕在于组织失败，或者用奥尔森的话说，是集体行动无能；正如政治学家斯科特·戈登指出，人类政治的基本形态是且永远是：有组织的少数支配无组织的多数；一群有着共同利益诉求的人，无论人数如何庞大，都不能自动成为有效行动的利益集团，假如他们没有被恰当的组织起来的话，而围绕财政预算能否形成利益组织，高度依赖于有关开支的分配结构。
将一个庞大人群成功动员和组织起来的最常见形式，是层级化结构，由于个人的沟通和控制能力有限，每个上级所控制的下级不能太多，通常少则五六，多则十几，太多了会失控，太少了上级容易被下级篡夺；因而，对形成和维持利益集团最有利的预算分配结构，也应是层级化的，比如，你争取到一笔一亿的预算，最好分成十份，由你的十位支持者支配，他们再逐级向下分解，最终有一万人支配和获益。
如此，这一万人将成为一个能有效动员和控制、同命运、共进退的强大组织，他们将坚决捍卫这笔预算的长期存在，其中每个人都很清楚该捍卫其中哪一份以及向谁去表达诉求；不仅如此，这样的诉求表达和利益分配机制一旦形成，就成了一部将末端需求持续汇聚、传输和放大为政治压力的机器，同时，层级化组织良好的可扩展性会将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者卷入到组织之中，从而推动这份预算不断扩大；正是这一机制，构成了财政扩张的基本工作原理。
相反，假如这笔预算是直接分配给一百万人的，尽管受益人数庞大，但每份利益太小，并且存在搭便车的巨大诱惑，将使他们的集体行动陷于激励无效的状态；同时，更多的潜在诉求也无法传递上来并转变为政治压力，而这种松散的群体也不具有扩张性；看来，教育经费的分配恰好符合这一条件，假如新增预算开支被用于数十万学校运营经费、给上千万教师加工资、给上亿学生减免学费或补贴午餐文具，这种按简单标准即可向大批人直接派发的开支，显然不是一种适合于层层分解、逐级支配的预算。
相比之下，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分配结构则有利的多，从上万亿的大规划，到百亿级的大项目，到几十亿的标段，数亿的配套工程，乃至几百万的分包，一个结构严密、层次井然的利益集团，将很自然的围绕预算而组织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各地方各部门都喜欢上大项目，而不喜欢直接分配，尽管看上去都是在运用权力支配大笔财富，其组织效果却截然不同；这或许也是曾荫权挨揍的理由，直接免税和发钱是他的政客同僚们最嫉恨的分配方式。
假如上述猜测是对的，那么即便未来教育系统成功增加了预算，我们大概也可以期望看到，采购系统将被集中和垂直化以便构造为层级化大项目，新增预算被大量用于集中采购的设备添置项目，宁可将重点学校的设备配置到极限，也不愿建更多的普通学校，学校合并将大受欢迎，新建和升级高校将优先于普及基础教育，盖大楼将优先于减免学费，图书馆会修得很大很豪华，但里面图书的却很少，对课本文具与学生午餐的补贴和对贫困生与民办学校的资助将被忽略。
油价高低与垄断没关系？
辉格
2011年3月1日
最近，韩寒在博客上感叹自嘲了一下自己对房价走势的懵懂迟钝，顺便抱怨了几句汽油价格的猛涨；韩寒的一声“喂”都能成为议论热点，何况房价油价原本就是热点，经济学家郭凯随后几天在其博客上连发三篇文章作出回应，他的主要观点是：近年来国内油价涨势与国际原油价格走势基本一致，与国企垄断没什么关系，即便消除垄断租金，价格也顶多下降一两毛。
郭凯进而指出，2009年后国内汽油零售价高于美国，主要原因是费改税，而税前价仅略高于美国水平，而美国油价在发达国家中是偏低的，所以，结论是，即便不存在垄断，汽(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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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高低与垄断没关系？
辉格
2011年3月1日
最近，韩寒在博客上感叹自嘲了一下自己对房价走势的懵懂迟钝，顺便抱怨了几句汽油价格的猛涨；韩寒的一声“喂”都能成为议论热点，何况房价油价原本就是热点，经济学家郭凯随后几天在其博客上连发三篇文章作出回应，他的主要观点是：近年来国内油价涨势与国际原油价格走势基本一致，与国企垄断没什么关系，即便消除垄断租金，价格也顶多下降一两毛。
郭凯进而指出，2009年后国内汽油零售价高于美国，主要原因是费改税，而税前价仅略高于美国水平，而美国油价在发达国家中是偏低的，所以，结论是，即便不存在垄断，汽油零售价也不会显著低于现有水平；有些国家的燃油零售价低于中国，则是因为政府补贴，而这种补贴是不合理的，它补贴的是相对富裕的有车族，而且对环境不利。
为支持其论证，郭凯整理了近年来国际原油价格和中美两国汽油零售价格的数据，并制作了直观图表，读来颇为悦目，但遗憾的是，他的论证却是完全错误的；错不在数据，而在逻辑，从“价格走势与国际原油和美国零售价走势基本一致”这个事实，得出“油价水平与垄断没关系”这一结论，是基于这样的前提：假如垄断地位能够影响价格水平，中美油价曲线就不会平行；然而，该前提并不成立。
假如国内垄断油企有完全的定价自由，再假如利润最大化是它的唯一目标，那我们就可以用完全垄断下的定价模型来预测出一条它的价格曲线，确实，这条曲线不大会与美国零售价格曲线平行（尽管仍将是高度相关的）；可是，这两个“假如”都不成立，首先，垄断油企是国企，不能用理性人模型来预测其行为，甚至不能把它当作企业来看待，利润最大化通常不是它的主要目标。
其次，也更重要的是，垄断油企并没有充分的定价权，油价是受管制的，实际上，当前管制政策的要点恰恰就是跟踪国际油价，所以，中美油价平行这一事实压根无须其它解释，它是价格管制政策的直接后果，也因此，你不能从它得出任何其它结论，你最多只能说：垄断者因受到价格管制而未能获取最大可能的垄断租金，但这并不等同于：它没获得垄断租金。
你也不能从“中美税前零售价差距不大”得出“油企没有获得垄断租金”和“解除垄断不会拉低价格”的结论，因为中美两个市场之间存在关税和运输壁垒，只要这一壁垒所带来的流通成本高于两地差价，该差价就会持续存在而不会被市场流动所抹平；假如每加仑汽油从中国卖到美国的流通成本（关税+运费+交易费用）不低于一美元，那么，充分竞争条件下，中国油价便可能长期比美国低一美元。
考虑到中国的土地、劳动和环保成本全面低于美国，因而从燃油提炼到分销到加油站运营的各个环节，中国的平均成本完全可能大幅低于美国，而同时，中国汽油消费者的价格敏感度却很可能远高于美国，这样，假如这两个被上述壁垒所隔离的市场中，形成差距颇大的两个均衡价格，是不会让我们感到惊讶的。
要判断垄断地位有没有影响价格水平，也即垄断国企是否获得了垄断租金，我们需要从其它地方寻找线索，而最好的机会莫过于那些来自系统边界上的事件；首先，可以设想一下，假如一个垄断国企因价格管制无法获得租金，对此我们有许多经验，实际上，这是计划经济时代国企的常态，那就是短缺：得不到租金的垄断国企都会消极怠工，少有例外，然后你会看到各种配给券、长长的队伍和死鱼般冷淡的面孔；而实际上，我们看到它们在很起劲的找油和卖油。
其次，假如国内油价被管制在竞争均衡水平之下，我们应该会看到，被抓住的走私犯都在从境内向境外走私燃油，而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却恰好相反，这些走私犯在冒死贴钱学雷锋吗？第三，假如垄断不能给垄断者带来租金，我们就不会看到无法用流通成本来解释的省际差别化定价，而这种定价方式正是榨取消费者剩余来获得垄断租金的手段。
最后，假如垄断不能带来租金，我们就不会见到对长期广受诟病的原油进口专营权的竭力维护，因为除此之外已找不出为进口专营辩护的理由了；过去，当原油进口依赖率还很低时，或许可以说这是在保护国内油田免受进口冲击，但现在，进口依赖度已提高到55%，能源供给的安全性已成为许多人忧虑的大事，按理说应该发动大家都出去找油才对，但实际上，专营权仍固若磐石，难以撼动；怎么看，这都不像只不下蛋的母鸡。
对垄断下高油价的抱怨之声，有人说，高油价是好事，可以控制排放，保护环境；即便我们认可这一说法，也并不意味着这是赞同垄断的理由；要达到压抑燃油消费的目的，收燃油税这样的庇古税固然是一种选项，这样消费者兼纳税人至少知道油价那一部分是交税了，这也为进而立法控制这部分税收的用途建立了基础，但垄断租金却是不明不白的直接落入了国企口袋这个无底洞，化作过节费、招待费、差旅费、学习考察费了。
（按：对于卖场进场费，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它是一种榨取消费者剩余的觅价手段，类似于会员制俱乐部的会员年费，这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在后台业务中，供应商其实处于买家的地位，而大卖场确实具有相当的垄断地位，在本文中，我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它听上去有点像Google拍卖广告位的做法，尽管实现方式很不一样，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两种解释并不是互斥的。）
大卖场与供应商纷争不休为哪般？
辉格
2011年2月18日
去年12月，家乐福与康师傅的价格对抗一度将零供关系的紧张推上台面，此后，多家大卖场被举报或查出标签价与结算价(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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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对于卖场进场费，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它是一种榨取消费者剩余的觅价手段，类似于会员制俱乐部的会员年费，这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在后台业务中，供应商其实处于买家的地位，而大卖场确实具有相当的垄断地位，在本文中，我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它听上去有点像Google拍卖广告位的做法，尽管实现方式很不一样，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两种解释并不是互斥的。）
大卖场与供应商纷争不休为哪般？
辉格
2011年2月18日
去年12月，家乐福与康师傅的价格对抗一度将零供关系的紧张推上台面，此后，多家大卖场被举报或查出标签价与结算价不符的欺诈丑闻；近日，商务部和发改委等监管机构在对涉案企业做出处罚之后，已表示将更进一步，针对零供关系制订更细致的监管规定；与此同时，家乐福准备撤出若干城市的传闻，也从另一个侧面为这场纷争添上了注脚。
大型连锁大卖场已发展成一个独特的业态，而其中发生的零供纷争也多半起因于其特殊的定价模式，大卖场既不像传统零售业以批零差价为单一收益来源，也不像有些商场转向以摊位租金为主要收入的商业地产，相反，它以颇为复杂的方式结合了两种商业模式，既赚取批零差价，也以进场费和促销费等形式获取场地租金，而正是后者的复杂和不确定性带来了抱怨和纠纷。
这样，零供关系已不再是简单的买家卖家关系，在所谓前台业务中，卖场是买家，而在后台业务中，商场是卖家或地主，而供应商是买家或租户；那么，为何卖场不采用一种更简洁的交易和定价机制呢？比如用调低供货价来替代进场费和促销费？毕竟，简单清晰的定价模式不仅避免纷扰，也降低了双方的交易成本，而纷争的频率和强度表明，这一成本十分可观。
看起来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是一种信息获取和风险转移机制，通过它，卖场可将场地、货架空间和宣传位置等资源的价值最大化，而同时将自己承担的风险降至最低；大卖场最核心的资源是它的货架空间，其次是张贴悬挂各种宣传品的广告空间，这些空间的价值随位置不同而有极大的差异，卖场经营者面临的一个重大而困难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些空间恰当的分配给不同的商品，以便获得最大的收益？
在某些方面，大型零售商有着独特的经验知识帮助他们回答这个问题，比如，通过观察统计乃至行为学研究，可以了解消费者的漫游路线、各处逗留时间、视线分布等等，但所有这些研究往往只能回答问题的前一半：哪些空间位置更值钱？而问题的后一半：最值钱的位置该放上什么商品，第二等值钱位置又放什么？等等，则要困难的多，卖场的研究充其量能帮他决定类别分配布局和相邻关系的安排，而难以决定每个类别里面各品牌的安排。
于是卖场想出一个妙计：把皮球踢给供应商，让他们自己竞争决定，而他自己只负责安排一个竞价机制，后者即由续约谈判和进场费促销费的讨价还价来实现；这样，无论空间最终如何分配，卖场都可确保自己获得最大收益，而决策错误的风险转嫁给了供应商，同时，那些事后发现所竞得空间未能给他带来预期收益的供应商，下一次会自打退堂鼓，这样经过几轮替换，空间分配格局将自动趋向最优。
把空间租金从批零差价里剥离出来单独议价，将使上述竞价机制更可能实现，议价标的更清晰，也更易于依需求变化而随时调整；问题是，从家乐福和供应商之间的互动看，上述机制显然还不够标准化、程序化和透明化，不知何故，他们似乎把它弄得过于复杂了，而程序暧昧性和费用不确定性不仅带来抱怨和纠纷，也给其采购经理创造了上下其手的机会。
对于家乐福和他的同行们，程序化和透明化是他们亟待改进的地方，不仅可避免法律风险，简化管理，更是连锁业之可复制性和结构扁平化的基础，是连锁模式的精髓所在；而对于供应商们，重要的是要加强自身的品牌地位，康师傅的行动已经展示了品牌地位可以如何改进其议价能力，抱怨零售商的垄断是徒劳的，任何大卖场一旦开张必定拥有某些垄断地位，而供应商无论如何都要为此支付租金，即便政府禁止收进场费，租金仍会以其他方式支付，而在总体上，零售业的竞争是充分的，竞争比它更激烈的行业找不出几个。
（按，我对格雷欣法则的表述与标准形式不太一样，但原理是相同的，我认为我的表述更形式化，也更一般化，因而也将提示更多的应用场景。）
港澳旅游业的劣币逐良币过程
辉格
2011年2月17日
春节期间，接连在香港和澳门各发生了一起游客与导游之间的冲突事件，第一起是双方互殴，结果旅行社破财消灾、息事宁人，第二起据说是游客单方面殴打导游，结果引发导游同行群情激愤，恐怕要打一场官司了；受此事件震动，一些呼吁行业自律和自保机制的声音再度在港澳旅游业界出现，甚至包括了建立游客黑名单之类的提议。
自02、03年内地赴港澳旅游的限制逐步解除以来，内地游客大量涌入港澳，导致港澳旅游、博彩和零售业的迅速增长；伴随这一增长，内地游客与导游间的冲突和暴露港澳导游不良言行的丑闻也在不断增(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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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我对格雷欣法则的表述与标准形式不太一样，但原理是相同的，我认为我的表述更形式化，也更一般化，因而也将提示更多的应用场景。）
港澳旅游业的劣币逐良币过程
辉格
2011年2月17日
春节期间，接连在香港和澳门各发生了一起游客与导游之间的冲突事件，第一起是双方互殴，结果旅行社破财消灾、息事宁人，第二起据说是游客单方面殴打导游，结果引发导游同行群情激愤，恐怕要打一场官司了；受此事件震动，一些呼吁行业自律和自保机制的声音再度在港澳旅游业界出现，甚至包括了建立游客黑名单之类的提议。
自02、03年内地赴港澳旅游的限制逐步解除以来，内地游客大量涌入港澳，导致港澳旅游、博彩和零售业的迅速增长；伴随这一增长，内地游客与导游间的冲突和暴露港澳导游不良言行的丑闻也在不断增加；对此状况，有人哀叹香港旅游服务的品质正在随规模的扩大而下降，要求加强自律的呼声不断，而政治家也不失时机的跳出来，断言仅凭自律不够，要引入行政监管。
对于急切寻求制度性措施来避免冲突、改进行业状况的人们，重要的是要弄清导致上述变化和冲突的原因和机理；在我看来，变化的主线，是伴随消费群的变化而发生的一个劣币逐良币过程，或者说是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在起作用；劣币逐良币的意思是，商品的某项品质，若分布于一个消费者无法分辨、或即便有所分辨也不影响其选择的区间，那么，该品质最终将下降到这一区间的下限，即，品质高于该水平的商品将从市场消失。
格雷欣法则的原理很简单，创造和提供品质都是有成本的，若额外的品质不能影响消费选择，厂商自然不愿意负担这项成本；但格雷欣法则的现实表现却十分复杂，要判断消费者能或不能分辨哪些信息，哪些环节导致了信息障碍，信息最终如何影响消费选择，并不容易。
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当一个市场突然涌入大批缺乏经验和辨别力的新手时，格雷欣法则便会启动，此时，我们通常都会听到那些老达人们哀叹：行业被做滥了；在餐饮、影视、新闻、教育等行业，当消费群突然扩大时，我们都看到过类似的过程，港澳旅游业遭遇的不同只是，市场并非原地放大，而是从外部涌入，或许澳洲的国际教育业是个恰当的参照。
一个对格雷欣法则的普遍误解是，它会导致行业品质的全面恶化，其实这只有当仅存在一个可识别的品质区间时才会发生；显然，便士铜币不会驱逐先令银币，而只会驱逐成色比它好的便士铜币，每个品质区间都向其底部靠拢，最终行业将分化成几个泾渭分明的品质档次；所以，格雷欣过程并非悲剧，相反，它恰恰是质量和价格信号体系得以演化的关键机制。
起初，随着市场突然放大，许多旅行社发现扩大业务规模比确保服务品质更有利可图，当其他旅行社发现他们的品质坚守并未获得消费者亲睐时，格雷欣过程便启动了，一段时间内鱼龙混杂，似乎一切都在恶化，然后抱怨、冲突、丑闻开始泛滥，但恰是这时候，建立品质鸿沟的机会来了。
一些商家会适时跳出来宣布：我们只做高端业务；假如他们是认真的，将会从商业模式、形象识别、价格水平、业务渠道等方面，构筑全面的隔离栅栏，甚至旅行社这种名字都可以放弃；格雷欣过程所导致的局部一致化，和不同档次之间刻意拉开距离的努力，将共同完成质量符号体系的构建，通过品质离散化，消除了庞杂和连续性带给消费者的识别障碍，这期间将伴随着同质厂商之间的联盟和兼并过程，或许行业协会也会随之而分裂。
那些致力于产业制度改良的人们，需要明白的是，好的产业不必是创造最优品质的产业，而是最能满足需求的产业，抱怨和纠纷并不是品质差的结果，而是品质不符合预期的结果，你不会因为在地摊上买到低档货、或在大排档里吃出根头发而恼羞成怒，所以，重要的是让市场发展出鲜明清晰、不易混淆的质量识别符号系统；上面描述的演化过程，尽管只是设想的，但其他产业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这是值得期待的。
用工荒还要持续多久？
辉格
2011年2月16日
新年伊始，多项报道和调查显示，国内劳动密集型行业再次遭遇用工荒，其程度看来已超过去年；如何看待这一轮民工荒乃至整体性劳动力紧缺？它还将延续多久，是季节性紧缺还是长期趋势？是通货膨胀在推动还是人口变迁的后果？对这些问题的考察，不仅将影响企业的生产安排和投资决策，也是我们观察宏观波动的一个好窗口。
其实，劳动力市场的紧缺状况在去年一整年都在持续，自从金融危机高峰期的恐慌性紧缩退去，在随后为补充危机中被清空的库存而引发的订单反弹中，已出现过一次令企业措手不及(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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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荒还要持续多久？
辉格
2011年2月16日
新年伊始，多项报道和调查显示，国内劳动密集型行业再次遭遇用工荒，其程度看来已超过去年；如何看待这一轮民工荒乃至整体性劳动力紧缺？它还将延续多久，是季节性紧缺还是长期趋势？是通货膨胀在推动还是人口变迁的后果？对这些问题的考察，不仅将影响企业的生产安排和投资决策，也是我们观察宏观波动的一个好窗口。
其实，劳动力市场的紧缺状况在去年一整年都在持续，自从金融危机高峰期的恐慌性紧缩退去，在随后为补充危机中被清空的库存而引发的订单反弹中，已出现过一次令企业措手不及的用工荒；这一紧张局面，从去年由电子商务大战而引发的送货工大紧缺中，可以窥见一斑；而到去年暑期，企业又发现人力短缺已从低端市场蔓延到了大学毕业生市场。
春节或许只是季节性的加剧了短缺局面，多年来，对于常年在外打工的人们，春节始终是个密集交流信息和重新自我估价的最佳机会，在短短二十多天里，高频度的走亲访友、老友重聚，出席许多因在外打工而被推迟了的婚宴，大量关于就业机会、雇主品质和价格的信息在其间被交换；并且，与同龄人的境遇对比、对新型消费与生活方式的重新认知，以及家人亲友的评价、期待和督促中，将激发他们对未来的人生规划作出调整。
这样，当他们再次返回市场时，指导其选择和议价的已是一套新的信息背景和价格期望；同时，由于春节返乡的交通和误工成本，可以和更换工作的成本最大程度的重叠，因而在节后换工作的机会成本将是最低的；因此，由人口趋势或景气变动等中长期趋势所积累起来的重新议价压力，往往会在春节集中释放，表现为节后用工荒。
不过，上述分析仍未回答一个重要的疑问：劳动市场能否在一轮重新议价之后稳定下来？答案将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当前的宏观周期走势；一种不祥的可能性是，本轮用工荒可能构成了通货膨胀进程中价格轮番上升的一环：两年前的货币和财政大扩张，首先抬高了要素和原材料价格，继而在18个月左右的延迟后引发了消费品价格上涨，现在循环正进入第二轮：当人们发现生活成本大幅上升，便要求更多工资，接着产品成本将再次提高……
由于信息传播和重新议价决策存在延迟，工资变动被拖延到节后，而更糟糕的是，人们脑子里并没有一个“通货膨胀计算器”按统计局公布的通胀率（即便它是准确可信的）来随时修正价格信号，相反，他们只能通过生活中的交易、标价和巷议来逐步感知它，因而每个人的体会是不同的，这种信息紊乱也正是通货膨胀最致命的危害所在，它打乱了市场的议价机制，也提高了交易成本，使得节后劳动市场的重新议价变动更困难，从而加剧和拖延用工荒。
那么，上述价格轮番上升难道会一直这么持续下去吗？是的，如果没人去拧上货币龙头的话；反之，如果有人去把它拧上，价格惯性就会像撞到一堵墙上那样反弹震荡并停下来，那就是所谓的硬着陆；所以，任何法定纸币体系一旦发动开闸放水的通胀政策，要么听凭长期两位数通胀率，要么就忍受一次硬着陆。
对于劳动市场，通胀将以一种干扰器的方式在三五年的中期带来影响，但现在还难以判断干扰将持续多久，这是因为我们猜不透货币当局究竟将以多快的速度拧上龙头；在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形势反而比较明朗：不出三年，所有年龄段、所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供给都将开始绝对的下降，农村已不再能输出更多的劳动力，简言之，锅底即将朝天。
再过几年，最后一批以传统方式种地的农民将步入老年，传统农业将加速被规模化和企业化的新型农业所替代——若非受到土地产权制度的限制，这一过程原本会更早更快；届时，农村将反过来与城市争夺劳动力；一个显明的前景是，那些锁定在劳动密集产业而无法转移的资产，其价值将像阳光下的冰棍一样迅速融化。
乞儿干预欠缺理据
辉格
2011年2月14日
近日，一场“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的公益活动，引发了是否应对儿童乞讨现象进行司法干预的热烈讨论，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支持或反对干预的理由，大体上，支持干预的意见在舆论中占据了上风，不过，在仔细考察支持者所提出的理由、证据和论证之后，却可发现，尽管许多论证都有其道理，但还不足以构成支持一项司法改变的理由。
一种观点认为，依人之常情，一般父母不会忍心让自己的孩子去乞讨，所以，当我们看到有成人带着孩子乞讨时，十有八九这些孩子是被拐来的，或者即便是收养的，也显然违背了他们当初的收养承诺；因而，儿童乞讨这一事实本身构成了司法介入的理由，因为它是存在拐骗犯罪或收养违约的强烈信号。
这在理论上可以成立，但作为其前提的那个判断，缺乏经验支持，实际上已经有调查显示了相反的证据，许多甚至大部分带(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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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儿干预欠缺理据
辉格
2011年2月14日
近日，一场“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的公益活动，引发了是否应对儿童乞讨现象进行司法干预的热烈讨论，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支持或反对干预的理由，大体上，支持干预的意见在舆论中占据了上风，不过，在仔细考察支持者所提出的理由、证据和论证之后，却可发现，尽管许多论证都有其道理，但还不足以构成支持一项司法改变的理由。
一种观点认为，依人之常情，一般父母不会忍心让自己的孩子去乞讨，所以，当我们看到有成人带着孩子乞讨时，十有八九这些孩子是被拐来的，或者即便是收养的，也显然违背了他们当初的收养承诺；因而，儿童乞讨这一事实本身构成了司法介入的理由，因为它是存在拐骗犯罪或收养违约的强烈信号。
这在理论上可以成立，但作为其前提的那个判断，缺乏经验支持，实际上已经有调查显示了相反的证据，许多甚至大部分带着孩子乞讨的，都被证明是他们的亲生父母；退一步，即便携童乞讨可以构成对拐骗的合理怀疑，这也只能支持由此发动司法调查或实施临时拘捕，而不能支持对携童乞讨行为的全面禁绝。
另一种观点认为，正是因为社会对携童乞讨的宽容，才使得儿童拐卖犯罪无法控制，这是可能的，就好比，假如不实行牌照登记制度，车辆盗窃便无法控制，但这只能支持某种管制制度（要求携童乞讨者手持牌照？），而不是全面禁绝，后者需要强得多的理由，就好比，除非全面禁止氰化物和铊元素的市面流通，否则无法将投毒犯罪控制在可容忍的水平内，很明显，如此强的证据尚未出现。
第三种，也是在舆论中获得最多共鸣的观点，认为让孩子去乞讨的事实，表明这些父母缺乏足够的能力或意愿给孩子起码的生长条件，他们的监护权应被剥夺；这一观点是肤浅而鲁莽的，它混淆了价值与权利，你基于某种价值观认为一些状况不可接受，并不能构成你对他人实施强制性干预乃至剥夺他的权利的理由。
自古以来，即便处境最悲惨的穷人也始终享有生育和按自己的方式抚养孩子的权利，只要极少几次他们被制度性的剥夺了这一权利，比如出于优生学理由的强制绝育，还有澳大利亚政府剥夺数十万土著父母监护权的行动，在事后，当人们清楚的认识到这些行为的伦理意义之后，少有人不视之为悲剧、灾难和罪过。
当然，从价值观引出法律规制并非不可能，但务必要小心避免主语误置，比如，你不能因为自己觉得狗肉很难吃，就禁止别人吃狗肉，因为“难吃”的主语是你，而被禁止的行为的主语是“别人”；所以，你主张禁止别人吃狗肉，其实是因为有人在你面前吃狗肉会让你难受，换句话说，耳闻目睹这种行为本身对你构成了伤害，而正是对免于伤害的主张，才构成了一项至少语义上有效的权利主张。
同样，禁止携童乞讨的真正理由，是耳闻目睹这些行为会给许多人带来伤害，这在法理上是可以成立的；然而，正如我们在
狗肉、
娼妓和
换妻问题上曾讨论过的，此类基于价值观的立法须谨慎从事，假如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宽容、多元、自由的社会，价值观立法就应最小化，主张者必须证明，支持立法的那种心理伤害是普遍、真实而强烈的。
有人或许会说，这种伤害发生在内心，其真实性和强度无从考证，这的确是个障碍，但并非毫无办法，一个简单的原则是：假如某种事果真会对你造成严重伤害，那么我们可以预期，当出现交易机会时，你会支付某个代价来避免这种事情发生，代价的高低也与伤害的程度相当，相反，假如你总是放弃这些机会，我们便有理由不相信你所声称的伤害。
比如，你若真对吃狗肉行为感到痛苦、愤怒和嫌恶，你可能会掏钱买下一条正要被宰杀的狗，假如邻居的换妻行为让你痛苦嫌恶，你可能宁愿搬到一个房价更高或其他条件更差的社区，那么，假如社会果真充斥着会对儿童乞讨现象感觉到真实而强烈痛苦的人，我们可以期望看到什么呢？我想，我们会看到，那些生活境遇下降到不得不乞讨的人，多数会得到他们亲友和邻居的接济，你看到了吗？
假如我们看不到这种情况，那就只能认为，这些声明多半是虚情假意的，显然，法律规范不应被虚情假意所摆弄；毕竟，我们不能仅凭口头声明来采信一种伤害的存在，实际上，人们有着许多理由来对乞儿现象表达嫌恶和愤怒，而并不代表他们果真愿意付出代价去改变这一状态，他们真正想说的，或许只是：我可不会让孩子去讨饭！我是个好父亲！我对生活的标准可比这高多了！瞧，我是个有强烈正义感和慈悲心的好人！
这就好比，那些怒斥肯德基麦当劳为垃圾食品的人，其实真正想说的是：我家吃的可比这些好多啦！我的美食品位可比你们这些快餐族高多啦！我的生活方式中可没有快餐的容身之地！显然，若司法系统让快餐业的命运任由此类表达冲动所摆弄，是不公正的。
辉格
@ 2011-02-15 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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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分类：饭文留底
（按：文章写完第二天一早，就听到诺基亚和微软的联盟宣告，许多人都认为这是条死路，我也不大看好，但我不认为这是个轻率的决定，这个选择很痛苦，但比不做任何选择要好一些，可以说诺基亚娶了个又丑又悍的老寡妇，但也没办法，靓女都嫁掉了嘛，毕竟微软还有些重要资源，还不是条破船，Exchange/Live/Bing都是诺基亚所缺的，对这对夫妻，我最期待的亮点将来自Ovi与Live XXXs，特别是与LiveMesh（它还活着吗？）的结合，那将是云计算之外的另一个选择……）
诺基亚的困境
辉格
2011年2月11日
最近，上任已五(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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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文章写完第二天一早，就听到诺基亚和微软的联盟宣告，许多人都认为这是条死路，我也不大看好，但我不认为这是个轻率的决定，这个选择很痛苦，但比不做任何选择要好一些，可以说诺基亚娶了个又丑又悍的老寡妇，但也没办法，靓女都嫁掉了嘛，毕竟微软还有些重要资源，还不是条破船，Exchange/Live/Bing都是诺基亚所缺的，对这对夫妻，我最期待的亮点将来自Ovi与Live XXXs，特别是与LiveMesh（它还活着吗？）的结合，那将是云计算之外的另一个选择……）
诺基亚的困境
辉格
2011年2月11日
最近，上任已五个月的诺基亚首位非芬兰人CEO埃洛普终于发威了，在一份泄露的内部备忘录中，他向公司员工发出了最强烈的警告，将企业所面临的困境比作着了火的钻井平台，需要迅速做出决定，是冒着被冻死或淹死的风险跳下海去，还是冒着被烧死的风险享受平台上正在快速缩小的安全空间。
从过去几个季度急剧下滑的市场份额和利润看，埃洛普的比喻是贴切的，而在之后的分析中，他也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诺基亚所面临的困境，并非一两个产品的失败，或某几项技术的不足，而是源自整个手机产业生态系统的变迁；但有一点他说错了，困局的起因，并非因为诺基亚管理层做错了什么，他们并未“将汽油撒到我们燃烧着的平台中”，相反，错误在于他们没做什么。
或许一切都发生的太快，让人来不及反应，人们都还记得，三年前正当老对手摩托罗拉陷入困境时，诺基亚却是如日中天，傲视群雄；那一次，他做对了两件事：首先，他认识到作为生活消费品的手机与作为工业产品的电信设备共存于一个企业，在管理结构和企业文化中所制造的混乱，及时完成了分拆，而摩托罗拉的分拆一直拖到上个月才完成。
其次，他积极拥抱全球化和供应链革命，并将其消费者基础建立在全球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之上，实现了低中高端全面覆盖；相反，摩托罗拉却满足于美国市场这个安乐窝，对中低端市场也缺乏关注，最终当韩国厂商开始进入美国并从低端向上蚕食时，他用来招架反击的手段便十分单薄；摩托的命运表明，在大势上一旦走错，靠一两个产品的成功（即便如RAZR那般辉煌）是很难挽回败局的。
那么，自那时以来，产业又发生了什么变化，而哪些事情诺基亚没有做对呢？最根本的变化在于，消费者不再将手机视为有着固定功能组合的通信终端，而是一部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手持电脑，是一个运行各种应用的平台，更是一个通向互联网这个花花世界的窗口；这一变化剥夺了诺基亚在功能设计和组合搭配上所积累的庞大资源优势，其中包括对消费者手机使用习惯所做的大量细致入微的行为学研究。
当然，诺基亚并未忽视手机的智能化发展，但他无疑低估了变化的速度，或许很少有人会料到基于网络的应用向手机平台的迁移会如此迅猛，而开发社区与用户的热情如此高涨，同时高端硬件的制造成本下降又如此快速；假如Symbian早两年走向开放，或者对MeeGo的投入坚决一些，或者诺基亚抢在苹果前面与谷歌合作，甚至放下架子和摩托罗拉一样积极拥抱Android，结果是否会不同？
诺基亚显然清楚平台的重要性，他的迟疑是有道理的，在一个实现了标准化的产业里，单纯硬件制造商的地位微不足道，假如他加入一个由别人主导的平台，无论是谷歌还是微软的，最终他将沦为另一个Compaq，在另一个Wintel世界吃点残羹冷饭，对于那时还坐拥半壁江山的巨头来说，这样的决定显得太疯狂；所以，诺基亚决定独自养大自家的平台，并指望市场会给他足够的时间，但现在看来已经来不及了。
Symbian开放努力的失败和MeeGo的迟缓，表明了诺基亚不具备领导一个开放平台的能力，但在未来的产业格局中，他并非没有机会，他还有几张底牌：对消费习惯的把握，应用设计能力，庞大的用户群和良好的运营商关系；一种可能性是，恰当的组合这些资源或许能将他变成一家服务运营商，Ovi有着庞大的用户群，但迄今还是完全封闭的，若有足够的决心和投入，不是没有可能改造成一个开放的服务平台。
诺基亚甚至可以考虑收购一家电信运营商来试验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将应用与内容服务植入电信和网络套餐中；随着手机应用不断多样化和网络化，以及云计算的发展，今后运营服务的分层化将不可避免，直接面向用户的服务运营和退向后台的基础运营将逐渐分离，这是个争夺尚未充分展开的领域，尽管苹果的iTunes占得了先机，但诺基亚的用户基础和运营商关系将为他进入该领域提供不小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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