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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文#P6: 火车票分销业务可先行开放

(不好意思,方案又变了,谁让我立场这么不坚定呢,切)

火车票分销业务可先行开放
辉格
2011年1月21日

每年这个时候,春运和火车票难买的问题都会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铁道部年复一年的承诺将解决买票困境,但承诺的一再重复证明了他们并未找出方案,数千万旅客的无数时间、精力和过年好心情,仍被无谓的耗散在嘈杂拥挤、风雪严寒和乏味绝望的排队之中,而观察家们,也仍在为该不该放开车票价格而争执不下。

作为躲过市场化改革的少数幸存者之一,铁老大和油老虎、电老虎一样,因其行政性垄断地位所带来的低效率和不对称市场地位,而广受消费者诟(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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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方案又变了,谁让我立场这么不坚定呢,切) 火车票分销业务可先行开放 辉格 2011年1月21日 每年这个时候,春运和火车票难买的问题都会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铁道部年复一年的承诺将解决买票困境,但承诺的一再重复证明了他们并未找出方案,数千万旅客的无数时间、精力和过年好心情,仍被无谓的耗散在嘈杂拥挤、风雪严寒和乏味绝望的排队之中,而观察家们,也仍在为该不该放开车票价格而争执不下。 作为躲过市场化改革的少数幸存者之一,铁老大和油老虎、电老虎一样,因其行政性垄断地位所带来的低效率和不对称市场地位,而广受消费者诟病,而在这些垄断国企中,铁路最完整的保留了计划体制;理想情况下,通过市场化和民营化改造引入竞争机制,无疑是最佳选择,但如同其他行业改革一样,这将是个漫长的过程,那么,在此之前,有没有其他选择呢? 许多经济学家都论证过,放开票价限制即可避免排队带来的无谓损耗,如他们所指出,价格限制虽然部分剥夺了铁路的垄断租金,但被剥夺的租金却并未被消费者所获得,而是耗散在漫长艰辛的排队中了,这是双输的局面;放开价格唯一损害的是黄牛的利益,但黄牛利益原本就没有法律保障,也没人主张要保护黄牛权利。 这一论证完全正确,问题是,开放价格所避免的无谓损失,全都变成了国企的垄断租金,消费者不用再排队,但支付了高票价,并未由此获益,如此,公众为何要支持这一政策呢?我们知道,设立公共企业的目的不是获取利润,而是为公众提供更好更廉价的服务,所以,国企凭借行政性垄断地位而获取的每一分垄断租金,在道义上都是不可取的,只要存在可行的途径,自然应返还给消费者或纳税人。 首先,可以剥离铁路的分销权,并将一级市场的票价冻结在现有水平上,将每个车次的车票按冻结价格分配给数十家民营票务公司,由后者以自主定价在二级市场上销售;分销权的剥离消除了铁路通过价格策略榨取消费者剩余的可能性,从而部分剥夺了垄断租金;这类似于现有的房地产市场,尽管土地一级市场仍是供方垄断的,但二级市场的开放和竞争相对于产销一体垄断的计划体制显然是个进步。 但是分销权的剥离只能部分地消除垄断租金,大部分租金将以一二级市场差价的形式落入分销商的口袋,这显然会让民众感觉不公平(尽管比由铁路一家拿走要公平的多);所以下一个问题是,如何将剩余的租金取出来返还给民众,这就涉及到分销权如何分配了。 最直观的办法是凭身份证全民抽签,抽中者可自由转让,不过这一做法太过娱乐性,政治上很难获得公众赞同;另一个办法是拍卖分销权,将垄断租金转为拍卖所得,并通过抵免税收返还给纳税人,但这一方案所依赖的税收透明性和立法约束,目前还不存在,因而难以让公众相信,剥夺下来的租金果真被返还了。 更省力也更容易被接受的方案,是让分销商以提供服务优惠的方式自动把租金吐出来,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获得分销权的机会和提供服务优惠的激励之间建立关系;比如,可以采用这样的分配机制:各大航空公司和公路/水路客运公司,或他们所组成的联合体,凡上年度客运总人次超出规定限额者,可按其客运量获得相应份额的分销权。 这样,分销商虽可从火车票差价中获得垄断租金,但他们为了获得分销权,将竞相压低其他客运方式的价格;最终,由于铁路以外的客运业是充分竞争的,在均衡点上,垄断租金将以改善客运服务或价格优惠的形式完全返还给消费者;实际上,这一方案通过激励关联,将铁路以外客运业的竞争性传导进了铁路客运。 政府投入巨资修建铁路并限制车票价格,想必不是仅仅为了帮助那些偏爱坐火车的人,而是为了整体上改善全体民众的出行条件;但以目前的制度安排,对铁路的巨额补贴并未能全部转变为民众的出行便利,而多半浪费在排队的艰辛之中了;上述方案,可以把对铁路的财政补贴均匀分摊到了各种交通工具上,不仅消除了排队,也会将客流更均衡的引导至各种出行方式中。
饭文#P5: 财政膨胀后患无穷

财政膨胀后患无穷
辉格
2011年1月21日

日前,统计局和财政部同时发布了2010年度经济和财政数据,财政收入增速两倍于GDP增长率,已持续多年的财政扩张大幅超出经济增长的趋势,看来已难以扭转;尽管工薪群体和民营企业对日益沉重的税费已苦不堪言,经济学界对财政膨胀失控的警告也不绝于耳,但财税系统的专家们却仍继续宣称中国的税负水平偏低,然而,他们列举的理由是苍白无力的。

社科院财贸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多家机构和学者的测算,都显示税负水平已超过1/3,这还没算上国企凭借行政性垄断每年获取的数万亿垄断租金;退一步讲,(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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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膨胀后患无穷 辉格 2011年1月21日 日前,统计局和财政部同时发布了2010年度经济和财政数据,财政收入增速两倍于GDP增长率,已持续多年的财政扩张大幅超出经济增长的趋势,看来已难以扭转;尽管工薪群体和民营企业对日益沉重的税费已苦不堪言,经济学界对财政膨胀失控的警告也不绝于耳,但财税系统的专家们却仍继续宣称中国的税负水平偏低,然而,他们列举的理由是苍白无力的。 社科院财贸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多家机构和学者的测算,都显示税负水平已超过1/3,这还没算上国企凭借行政性垄断每年获取的数万亿垄断租金;退一步讲,即便我们采信财政部学者的1/4这个数字,拿它与发达国家的数字直接对比,从而得出税负不高的结论,也是根本错误的。 首先,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中包含了很大比例的福利支出,而在中国财政中这一比例可以忽略不计;其次,这些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出我们所能享受到的;最后,进入国库的税收只是政府给国民所带来负担的一部分,还有大量寻租收入和交易费用在账面上是看不到的,而这些负担的高低取决于行政效率和廉洁程度。 高税负和相应的财政膨胀,不仅带来直接的痛苦,弱化劳动、生产和投资激励,更糟糕的是,它和大规模国有化一样,将恶化整个社会的制度结构、激励机制和价值氛围,而一旦它为自己创造出庞大的受益群体之后,便很难再逆转。 近些年来,改革开放前期那种鄙弃铁饭碗、崇尚自主自立、以开拓和创业为荣的潮流,正在迅速消退,政府机关和垄断国企的职位再度成为众人争抢的金饭碗,这是社会激励机制上的大倒退,而随着财政不断膨胀,财政供养的人口在数量和地位上都将继续上升,旧的国有分配机制将再度成为资源分配、身份地位和价值评估的决定性力量,这一趋势与市场化进程是水火不容的。 中国财政历来具有“养人财政”的特性,即它的大部分开支都被用来维持人员和机构本身的存在和支付他们的耗费,只有少部分用于机构的法定公共服务目标,这一特点在地方政府表现尤为突出;养人财政的出现是因为对预算缺乏立法约束,而正因为缺乏约束,它会自动膨胀直至将可用预算耗尽,所以我们看到,尽管近年来财政收入始终以20%以上的年率高速增长,但预算依然年年赤字。 当然,财政膨胀总有一天会停下来,但那是在税基开始萎缩之时;当人才都在排队抢金饭碗,民企在税负重压下失去投资兴趣之后,那么,在下一个经济下行期中,财政将发现萎缩了的税基不再能供养已高度膨胀了人员;此时,国企将面临巨大压力来提供更多的岗位,而条件只能是放任它们进入原本已经退出的那些行业,但这样一来税基便会继续萎缩,这一循环最终将导致全面的再国有化。 如果养人财政仅仅是把钱发给财政所供养的人群,那倒还好些,实际上,机构为了获得合法性和体现存在价值,必须为自己找些事做,而最能显示重要性并令人难以忽视其存在的,就是审批、检查和处罚了,换句话说,就是为个人生活和企业经营设置障碍,由此而给国民和企业带来的成本,以及它所压抑的生产、投资和创新,代价远远高出它直接收取的税费。 对于企业和投资者来说,中国的营商和投资环境,在法治成熟度、程序透明度、行政效率和廉洁程度上,都没有多大吸引力,是低廉的劳动与土地价格和优惠的税赋补偿了这些方面的不足,才会导致过去十几年的投资热潮和民企扩张;现在看来,这两项补偿都已经或正在消失,而迅速膨胀的财政和行政机构规模又会进一步扩大原先的劣势,近来业界对投资环境的恶化前景所暴露出的担忧和非议,并非空穴来风。 各国的历史经验都表明,财政膨胀是条单行道,金饭碗给出去容易收回来难,人员精简吃力不讨好且少有成功案例;在西方,现代国家的发育经历几百年,随着政府日益变大,司法系统和市场制度也逐渐完善,财政扩张和国家发育是同步进行的,而中国的法治建设和政府体系现代化才刚刚开了个头,但财政扩张的空间却已早早耗尽,这将使得日后的制度建设缺乏必要的财政支持。
饭文#P4: 大学改革不能指望南科大一家

大学改革不能指望南科大一家
辉格
2011年1月19日

近日,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南科大的创建工作终于取得了重大进展,主管当局去年末正式发文批准该校筹建;而几乎同时,南科大实验班的招生也已开始,有望于今年三月开始授课;作为高教改革的试点,多年来的艰辛坎坷总算有了收获,尽管还面临着许多障碍和不确定性,仍是值得欣喜的。

南科大最亮眼也最多被谈论的地方,是他明确提出的教授治校理念,确实,对于抵御行政系统和社会环境对学术的干预,最终实现学术独立,教授治校是必要的制度安排;但是,要实现学术独立,这并非充分条(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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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改革不能指望南科大一家 辉格 2011年1月19日 近日,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南科大的创建工作终于取得了重大进展,主管当局去年末正式发文批准该校筹建;而几乎同时,南科大实验班的招生也已开始,有望于今年三月开始授课;作为高教改革的试点,多年来的艰辛坎坷总算有了收获,尽管还面临着许多障碍和不确定性,仍是值得欣喜的。 南科大最亮眼也最多被谈论的地方,是他明确提出的教授治校理念,确实,对于抵御行政系统和社会环境对学术的干预,最终实现学术独立,教授治校是必要的制度安排;但是,要实现学术独立,这并非充分条件,财政自足恐怕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学校经费由地方政府按某种审批程序逐年批拨,而不是由立法规定无条件提供,或自行募集,那么学校的办学方式、研究方向、课程设置,乃至人事安排,就很难避免来自行政的影响。 从南科大的首批招生计划中,似乎已经能看出这种影响的苗头了;按宣称的办学理念,南科大的目标是“小规模高质量研究型大学”,类似于加州理工和洛克菲勒大学,这样的话,恰当的发展路径似乎应该是:从研究所开始,有了若干稳定的研究团队后,先招收少量博士后和研究生,最后才考虑本科教育,而研究领域也应以少而精为原则;洛克菲勒的发展轨迹便是如此,它至今也没有本科教育,加州理工虽有本科生,但人数不到一千,比研究生少。 可是,南科大的招生却反过来,从本科生开始,甚至是少年班和高三学生,这与它的办学理念显得极不协调,而恰恰是这一点,也为它的创办进程制造了严重障碍,假如从单纯的研究所开始,可能会顺利的多;看起来合理的解释是,这是在顺应主办城市的需要;在“办一所好大学”这个目标上,市政府和朱校长显然是一致的,但好学校有很多种,作为教育家,朱校长考虑的可能是哪种大学对改善国内的学术环境最有意义,而市政府则会更关心,哪种类型才是适合本地的好大学。 比如,若政府目标是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和人文环境,需要的就是哈佛那样的综合性名校,若要为本地大批培养人才,就最好学印度理工学院,若要为本地产业提供创新和研发动力源,那斯坦福才是榜样;现在看来,双方对南科大未来的期待并不完全重合,而妥协甚至屈就从刚刚起步便已经开始,这一隐患恐怕会在未来制造越来越多的矛盾和障碍。 对于迅速成长为繁荣大都市的深圳,缺少一所好大学已是多年的隐痛,而一所没有大校园、不招本科生的大学,看起来实在不像大学;然而,对于建设高质量研究型大学,急于求大,“一步到位”,却不是个好想法;其实,深圳目前的处境颇像120年前的芝加哥,当时芝加哥在40年里从四千多人的小镇暴发为人口过百万的大城市,也急需一所大学,于是洛克菲勒创办了综合性的芝加哥大学,而十年后他在纽约创建的,则是一所研究型大学。 乐观的看,市政府或许愿意克制干预冲动而放手校长办学,但即便如此,在国内从头建立一个学术中心的努力仍面临一个关键的困难;学术团体是一个拥有独特价值体系的亚文化群体,他们所谈论和思考的问题通常是普通人所不感兴趣甚至不知所云的,所以,激励他们持续思考和研究的,只有同行的倾听、理解、赞许和尊敬,并由此而间接获得社会地位。 国内几乎找不到这样的群体,尽管目前教授的收入和地位都不低,问题是收入和地位的来源并非学术成就和由此带来的同行间声誉,而往往来自职位与头衔本身、接触各种项目的机会,和对媒体发表公共意见时的表现;这样,在学术圈能否取胜,便取决于处理组织关系、拉项目和迎合乃至操弄公共意见的能力,结果,学术界充斥着越来越多实际上的关系专家、项目经理、推销员、商业培训讲师、演说家、公共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当然,所有这些专才都是有价值的,但他们不可能建立学术。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建立学术中心不容易,把几十位从国外学术中心高薪聘来的教授凑在一起,未必就能把那里的价值氛围一同带过来,教授可以在这边讲课、做研究,但让他体会到价值和荣誉的,或许仍是那边同行们的评价,而在这边,他得到的只是钱,没人了解和关心他在干嘛;或许整个整个团队挖过来会好一点,但这很难做到。 大学所面临的问题有许多方面,组织的、教学的、学术的、资金来源、法律地位,每方面的解决或许都需要一条独特的路径,因此,我们不必指望南科大这次尝试能在所有方面取得突破,而更应期待全方位的开放和尝试;民营的独立研究所、高质量的小型学院、引进境外名校在境内开分校,都将是有益的尝试。
饭文#P3: 垄断是竞争的同义词

(按:我对反垄断问题的更多论述,参见去年《透过欧盟罚单看自然垄断》一文)

垄断是竞争的同义词
辉格
2011年1月6日

新年之际,发改委公布了《反价格垄断规定》,用以代替2003年的《制止价格垄断行为暂行规定》,旧规定是在原《价格法》基础上发布的,篇幅不足一页纸,而新规定的成文法依据则是08年的《反垄断法》,它基本上全盘采纳了欧美主流反垄断理论,对所谓“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企业的价格策略与价格协调机制作出了全面限制,其篇幅也数倍于旧规定。

值此通胀蔓延、物价腾涌之际,这份规定或许可以体现管制当局对民众所受通胀之苦的体察和关切,而新(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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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我对反垄断问题的更多论述,参见去年《透过欧盟罚单看自然垄断》一文) 垄断是竞争的同义词 辉格 2011年1月6日 新年之际,发改委公布了《反价格垄断规定》,用以代替2003年的《制止价格垄断行为暂行规定》,旧规定是在原《价格法》基础上发布的,篇幅不足一页纸,而新规定的成文法依据则是08年的《反垄断法》,它基本上全盘采纳了欧美主流反垄断理论,对所谓“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企业的价格策略与价格协调机制作出了全面限制,其篇幅也数倍于旧规定。 值此通胀蔓延、物价腾涌之际,这份规定或许可以体现管制当局对民众所受通胀之苦的体察和关切,而新规定发布与生效间隔的异常短暂,似乎也透露着某种急切;但遗憾的是,源自美国的整个反垄断法律和政策体系所赖以建立的经济学理论,在根本上是错误的,而在实践中,反垄断法对改进市场制度从未起过正面作用,它只不过为管制官员、律师和经济学家等行业创造了大量职位。 具体而言,反垄断法的理论出发点是完全竞争模型,而所谓完全竞争在逻辑上就是无法成立的(即便是近似的成立),它只是早期经济学家为绕过某些数学困难而做出的随意简化,不幸的是,这一简化对人们理解市场的真实运行机制造成了严重误导。 在所谓完全竞争状态下,每种商品都有无数无差别的卖家,他们出售的商品质量上毫无差别,其产量决定也无法影响价格,因而也无法实施独特的价格策略;然而,对商业史稍有了解便会知道,大量无差别厂商的市场状态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没有独特之处的小厂商会迅速被吞并,即,任何一种商品,如果没有实施差异化的空间,其市场很快会被极少数厂商所垄断,中小厂商得以立足的诀窍便是实施差异化和寻找特殊生态位,也就是为自己构筑垄断地位,这是产业界尽人皆知的常识。 这样一来事情便很奇妙了:完全竞争的前提是无差别,但果真无差别了结果就是高度垄断,而真正热闹非凡层出不穷的竞争,却总是存在于那些能不断出现差异化的产业之中,换句话说,一个高度竞争市场的存在前提是,其中每个厂商都必须拥有相当强的垄断地位,这是多么矛盾啊;但这一矛盾仅对书呆子经济学家才是矛盾,因为他们把垄断看作竞争的对立面,而没有理解在真实市场中,垄断恰恰就是厂商展开竞争的一种方式,且是最普遍最有效的方式。 有人或许会问,那能不能把每个厂商的垄断力限制在某个水平,从而确保任何一两家厂商都不会占据大半市场份额呢?确实可以做到,代价是压制创新并阻止规模经济发挥作用,而实施的手段就是不断的摧毁那些最成功的企业,简单说,就是打击乃至摧毁市场机制中最积极而有益的那些方面。 当你开发出一种成本更低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后,或者寻找出一种为客户提供更有效组合服务的商业模式后,并购常是实现这些创新之价值的唯一可行途径,而有机扩张在资本开支和推行速度上都将大为不利;产业史上,无论技术、管理还是商业模式上的创新,其实现扩散和替代的各种途径中,并购历来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而反垄断法将压制这一过程,尤其是那些依赖于规模经济才能发挥作用的创新。 反垄断与创新在根本上就是相抵触的;不妨把创新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已有商品的局部改进,即所谓的微创新,第二类是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满足此前由其他商品来满足的需求,比如汽车相对于铁路,第三类是挖掘出一种全新的需求并加以满足,比如太空旅行;对于后两类,创新者实际上从零开始建立了一个新市场,他当然是对之拥有“支配地位”的垄断者,即,他从一开始就成了全民公敌。 实际上,每个创新者从他构思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的那一刻起,最关切的事情莫过于如何确保其创新价值不被大批模仿者迅速淹没,如果他不能满意的回答这个问题,他很可能早就打消了动手的念头;创新者愿意在初期投入大量精力财力,冒巨大风险,推广期中赔本销售,全赖于对未来规模经济和垄断地位所能带来回报的期望,这也是为何前辈们会想出用专利法去保护创新者,而反垄断法的作用直接相反,将把无数创新掐灭在最初闪念之中,有趣的是,这两套法律居然能共存于同一个体系。 那么,能不能通过恰当的甄别,既打击阻碍创新的老垄断者,又保护乃至鼓励创新垄断者呢?显然,管制当局和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他们能做到,但再一次,这只是理性的僭妄,经济学家确实煞有介事的通过替代性分析和弹性分析之类的工具去甄别“好的”和“坏的”垄断,但所有这些分析的前提都是:商品集合和生产/商业模式集合是给定的,然而顾名思义,创新就是“一般人想不到的”,潜在的技术和商业模式注定不可能被纳入经济学家的分析范围之内,而反垄断最大的伤害,恰在于妨碍潜在的创新得以实现。 因此,除非你压根否认有创新这码事,或者自认为上帝因而能窥见未来的创新并将其纳入商品和生产模式集合加以分析,否则你注定不可能甄别好的和坏的垄断,不可能知晓打击英特尔的定价策略究竟是保护了创新还是保护了落后;所以,假如我们和波普一样相信这个世界是开放的,创新是可能的,那就让我们抛弃那套陈腐谬误的完全竞争理论和以之为基础的反垄断法吧,别以为它来自美国就代表着先进。
饭文#P2: 交通拥堵是个产权问题

(按:对此问题的更多论述参见《车辆按号限行实非上策》一文)

交通拥堵是个产权问题
辉格
2010年12月30日

北京的堵车俨然已成全球瞩目的世界奇观,尽管在道路和公交系统上已做出了巨大投入,仍赶不上车辆的快速增长;现在,长期实行的不限量免费上牌制度,终于坚持不下去了;在诸多流量控制手段中,管理当局看来倾向于牌照限量管制,只是具体管制方式尚有待澄清;对此,消费者和汽车销售企业也迅速做出了反应。

相比之下,上海的人口密度三倍于北京,且上海因其历史而造就的百衲衣式的城市格局,在道路规划和改造上的腾挪余地,也(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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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对此问题的更多论述参见《车辆按号限行实非上策》一文) 交通拥堵是个产权问题 辉格 2010年12月30日 北京的堵车俨然已成全球瞩目的世界奇观,尽管在道路和公交系统上已做出了巨大投入,仍赶不上车辆的快速增长;现在,长期实行的不限量免费上牌制度,终于坚持不下去了;在诸多流量控制手段中,管理当局看来倾向于牌照限量管制,只是具体管制方式尚有待澄清;对此,消费者和汽车销售企业也迅速做出了反应。 相比之下,上海的人口密度三倍于北京,且上海因其历史而造就的百衲衣式的城市格局,在道路规划和改造上的腾挪余地,也远不如北京那方正井然的棋盘格局,但它的道路交通拥堵的情况却不如北京严重,这完全得益于它早在1994年便开始实行的牌照限量拍卖和外地车进城费制度,以及后来的C牌车禁入外环制度,这些制度或许值得北京学习。 有人以深圳为例质疑上海模式的必要性,确实,深圳人口和车辆密度确实比上海更高,但它是一个短期内从空白开始建设的城市,这让市政规划者可以在一张白纸上从容设计其城市的功能布局和与之相称的交通系统,这是其它城市管理者无法指望的条件,所以深圳的经验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不过上海模式中有一点确实是北京难以仿效的,得益于长江、杭州湾和太湖流域的无数大小湖泊,上海的陆地边界很容易控制,因而才使外地车进城费制度在技术和成本上可行,而对于四通八达的北京来说,这种控制太困难了,所以它只能一刀切的限制外地车在北京城出现,而不是收费准入,实际上,上海的C牌车制度也是同样道理。 从经济学角度看,哪里有拥挤,哪里就有产权问题;所谓产权,即是对行为施加一种人为的排他性,以避免由过度拥挤而造成的公地悲剧;当我们寻求和评估治理交通拥堵的各种手段时,应将其视为产权制度的建设过程;为缓解拥堵必须引入某种排他性,问题在于:它能否为交通资源的使用和创造提供有效的激励,而同时,它的引入是否公正。 相对于按号限行,牌照拍卖在效率和公正性上都要好得多,按号限行实际上没收了已购车辆的一半产权,而且会激励有钱人购置多部汽车,造成巨大浪费;相反,限量管制实际上将道路资源的排他性产权部分赋予了现有车主,这保护了他们当初购车时对车辆可带来的便利的预期,尽管同时也破灭了未购车者对未来的期待,但毕竟没有直接贬损他们已有财产的价值,同时也符合产权形成中通行的先来先得原则,算是比较公正的。 传闻中,北京也将实行牌照限量,但不是拍卖而是抽签;抽签方式的问题是,中签者未必是对车辆需求最强烈的,这样高度稀缺的资源就不能分到最需要它的人手里;改进的办法是允许中签者有偿转让牌照,否则,正如有学者已经指出的,抽签制将导致大量黄牛党和行政腐败。 与先抽签后转让相比,拍卖制提供了集中的行情信息,因而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它受诟病的地方是提高了购车者的负担,这一点其实可以通过改进拍卖规则来解决,比如,每张牌照的竞拍成功者只须支付他的成交价高出成交价最低的那张牌照的部分,或者,干脆把每年竞拍结束后,将拍卖所得平均分给当年获牌车主。 当然,在激励机制上更有效的方式,是按区域和路段的拥挤程度收取拥堵费,就像新加坡、伦敦和纽约的做法;不过,这种方式高度依赖于驾车者的守法习惯以及执法系统的工作效率,否则就要依靠难度颇高的车牌识别和传感技术;或许未来十年内这样的技术条件会逐渐成熟,也有传闻上海等城市已经开始测试和评估有关技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饭文#P1: 不必对南非期望太高

不必对南非期望太高
辉格
2010年12月29日

近日,南非被金砖四国合作机制接纳为成员国,对此事件的含义,人们应保持足够的谨慎;这并不像高盛分析师当初提出金砖概念时那样,提示了某种发展前景,而只是一个国际关系事件;它可以视为四国对南非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一种认可,希望在今后的国际关系舞台上与之取得默契与协调,至于南非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是否将提高,则是另一码事。

在我看来,情况或许恰好相反;许多人以为南非可以代表非洲,但实际上它对于非洲的份量远不如其经济总量所显示的那么大;尽管GDP占非洲近1/4,但南(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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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对南非期望太高 辉格 2010年12月29日 近日,南非被金砖四国合作机制接纳为成员国,对此事件的含义,人们应保持足够的谨慎;这并不像高盛分析师当初提出金砖概念时那样,提示了某种发展前景,而只是一个国际关系事件;它可以视为四国对南非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一种认可,希望在今后的国际关系舞台上与之取得默契与协调,至于南非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是否将提高,则是另一码事。 在我看来,情况或许恰好相反;许多人以为南非可以代表非洲,但实际上它对于非洲的份量远不如其经济总量所显示的那么大;尽管GDP占非洲近1/4,但南非从未成为非洲的金融中心,或学术和科技中心,除几个邻国之外,对非洲国家也没有多少政治影响力、文化吸引力或价值号召力,尽管时而会有些邻国民众为躲避饥荒和战争而涌入南非,但它并不是非洲年轻人或创业者所向往的乐园。 1993年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后,南非确曾经历了一段难得的好时光;在姆贝基主导政策的14年中,或许得益于当时的国际潮流,他成功抵制了其党内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避免了老战友穆加贝在津巴布韦所实施的强行土改和国有化,反而始终坚持市场化政策,尊重财产权、自由贸易和私人企业,正是这些,令南非人均GDP在十几年中翻了一番,而同时保持了低通胀和低赤字。 然而,好日子看来已经过去且很可能不会再来了,这不仅是因为现任总统祖马的经济政策有着强烈的民粹倾向,意在强化再分配和社会主义,更在于南非的社会状况,使得这样的倾向几乎无可避免的日益占据南非政治的主导地位。 尽管种族隔离制已被废除,但南非的社会对立和冲突远未化解,它的基尼系数高达0.7,世界第一,而24%的失业率在工业化国家中也高的离谱,同时,它还有着世界第一的强奸率和世界第二的谋杀和暴力攻击率;不难想象,如此背景下选举上台的政府,几乎不可能不是一个高举劫富济贫和社会福利大旗的政府。 曼德拉/姆贝基政府能够长期抵御再分配冲动,全赖其革命元老的背景所带来的难以挑战的合法性和政治地位,而从祖马开始,这一条件显然已不复存在,他需要为其权力另寻政治基础,而他的后任或竞争者定将有过之而无不及;况且,今后若干年的国际潮流,对于坚持自由市场的那些政治力量,恐怕将十分不利。 更糟糕的是,南非的法治基础和司法系统的独立性,似乎也存在被动摇的迹象,这一点,从祖马所卷入的腐败案和强奸案的处理过程中,已经初现端倪;而且,司法上的污点和嫌疑看来并没有影响祖马的政治地位,他的支持者似乎并不介意这些,这是最可怕的,这样的政治氛围恐怕会为未来的政治家破坏法治的行为打开大门。 与法治相比,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是容易翻转的,只要宪政和法治基础稳固,坏的政策总有机会被纠正,比如,印度在独立之后长期执行了僵硬封闭的经济政策,但当国际潮流转变、旧政策弊端尽显时,它很快就转向市场轨道了;但是,法治一旦被破坏,是很难有机会被修复的,这正是南非最令人担忧之处。 对于南非的前途,尤为不妙的一点是,一旦它走上法治退化、政策民粹化这条道路,看不出有什么外部力量将阻止它的堕落,迄今没有一个大国将南非的政治走向视为其战略利益,而以南非之大,即便想要干预也很难做到,况且,南非还是个资源大国,其他国家更有动机去讨好它而不是改变它。
饭文#P0: 官商不明是体育腐败的温床

官商不明是体育腐败的温床
辉格
2010年12月6日

上周初,就在FIFA执委会投票决定2018世界杯主办地之前三天,BBC不顾英国政界和足球界多位大人物的劝阻,播出了记者詹宁斯对FIFA腐败内幕的调查报道;结果,正如劝阻者们所担忧的那样,原本呼声最高的英格兰在第一轮投票中便告出局;在另一场决定2022世界杯主办地的投票中,他的难兄难弟美国虽撑到最后一轮,最终也以大比分败落。

尽管我们还不能确定詹宁斯所揭露的事实是否存在,或者这背后还有多少黑幕,也无从知晓,BBC节目的播出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投票结(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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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商不明是体育腐败的温床 辉格 2010年12月6日 上周初,就在FIFA执委会投票决定2018世界杯主办地之前三天,BBC不顾英国政界和足球界多位大人物的劝阻,播出了记者詹宁斯对FIFA腐败内幕的调查报道;结果,正如劝阻者们所担忧的那样,原本呼声最高的英格兰在第一轮投票中便告出局;在另一场决定2022世界杯主办地的投票中,他的难兄难弟美国虽撑到最后一轮,最终也以大比分败落。 尽管我们还不能确定詹宁斯所揭露的事实是否存在,或者这背后还有多少黑幕,也无从知晓,BBC节目的播出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投票结果,或者这一结果是不是执委们对那些追求透明和廉洁的国家的一次严正警告;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现有的国际体育制度环境,确实非常有利于腐败的滋生;对FIFA的腐败指控由来已久,但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调查,各国司法机构也没有积极介入,甚至历来在腐败问题上嗅觉灵敏、冲在最前面的新闻界,也明显表现出投鼠忌器的畏缩。 原因并不复杂,在法律上,FIFA和国际奥委会等国际性体育组织一样,是民间非政府组织,因而公众和司法系统都无法用要求政府的那些透明度和程序合规性标准来要求它们;但在组织结构上,它们其实很不“民间”,实际上,由于其成员资格和赛事组织皆以主权国家为单位,而其大部分成员协会(比如各国奥委会/足协),都依附乃至隶属于所在国政府,其执委也多半来源于各国政府选派的官员,因而,它们在结构和功能上已成了类似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政府间组织。 两方面的动力促成了FIFA们如今不可一世的地位,首先,普遍的民族主义热情给国家队之间的比赛带来很大的号召力和关注度,而在电视时代这又化为巨额收入;其次,主权国家的政府和政客们通常都很乐意调动和运用民族热情,并积极扮演为本民族带来荣誉和成就的旗手,对政府,这可以带来合法性,对政客,它可以带来选票。 因而,各国政府无不积极配合FIFA们的事业,不惜为此投入大笔税款,甚至那些在国内极尽尊贵趾高气扬的官员们,在执委们面前也甘愿奴颜卑膝、逆来顺受;实际上,通过有效调动和催化公众的民族热情,FIFA们已成功捕获了各国政府来为其效力,而同时,他们又无须像这些政府那样,时刻暴露在国内公共舆论的道德监督之下,可以想象,他们的日子会有多滋润,这份滋润,可以算是各国民众所支付的民族热情税。 正是通过对各国政府的捕获,FIFA获得了对全球足球事业令人畏惧的控制力,这一垄断地位的性质,在足球与那些民族色彩淡泊的个人项目的对比中,就更容易看清;比如拳击,也是广受欢迎的热门项目,但因为是纯个人项目,没有民族色彩,因而五家赛事组织机构始终处于激励竞争状态;网球界虽有获得公认的ITF,但其控制力远不如FIFA,四项大满贯赛事皆由成员协会主办,ITF只扮演服务者的角色。 尽管FIFA获得了垄断地位,如今也有了盈利能力,却没有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来确保其执委们的行为不背离FIFA的组织宗旨,并维护它的声誉;不像商业公司的股东,FIFA执委们拥有控制权,却不能合法的分享其收益,对他们的唯一激励,是对共同事业的使命感和事业成就所带来的荣誉,而经验表明,这样的激励并不总是靠得住的。 况且,那些任期短暂的非资深执委,未必会把FIFA的成就和荣誉视为自己的成就和荣誉,尤其是当他们获得该职位的原因并不是出于对足球事业的使命感,或他本人在这项事业中已经建立的成就和荣誉,而只是因为他们恰好被所在国政府部门选派了出来,对于这些执委,当他们面临腐败诱惑时,除了他们自己的诚实,我想不出什么可以让他们顾忌的地方。 国际体育界的腐败,恐怕要等到公众能够且愿意在民族热情高涨之际保留足够坚定的道德立场,对这些国际组织施加与政府同等标准的道德约束,进而激励各国司法系统积极介入体育腐败的调查,乃至抵制那些不愿透明度和廉洁标准的组织;乐观的看,詹宁斯和BBC这次冒英格兰之大不韪的举动,或许会为推动这一道德氛围转变创造一次契机。
饭文#O8: 重返金本位是个馊主意

重返金本位是个馊主意
辉格
2010年11月16日

上周初,就在G20峰会之前,世行总裁佐利克在《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呼吁正在为国际金融体系寻找出路的各国政府,考虑建立某种类似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储备和汇率机制,再次将金本位这个沉寂已久的话题提上了台面;本周,周其仁教授也发表专栏文章,认为当前对货币问题的思考和讨论,是时候从货币政策深入到货币制度了,同时他似乎也认为,金本位即便在政治上不可行,至少在学理上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选项。

然而在我看来,金本位制度在理论上就站不住脚,它是一种有着强烈内在紧缩倾向的货币系统,而在实践上,它的表现也乏善可陈(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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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金本位是个馊主意 辉格 2010年11月16日 上周初,就在G20峰会之前,世行总裁佐利克在《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呼吁正在为国际金融体系寻找出路的各国政府,考虑建立某种类似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储备和汇率机制,再次将金本位这个沉寂已久的话题提上了台面;本周,周其仁教授也发表专栏文章,认为当前对货币问题的思考和讨论,是时候从货币政策深入到货币制度了,同时他似乎也认为,金本位即便在政治上不可行,至少在学理上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选项。 然而在我看来,金本位制度在理论上就站不住脚,它是一种有着强烈内在紧缩倾向的货币系统,而在实践上,它的表现也乏善可陈;在古代,地区间高度隔绝,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贸易对产出的比例极低,人们尚能忍受贵金属货币的弊端,而在高度流动性、深度分工、贸易量极高的现代社会,强行重返金本位将让经济水平倒退几个时代;历史上,凡是商业迅速繁荣的时期,都伴随着人们摆脱金属货币的强烈冲动,而无法摆脱的那些金属残余,总是梦魇般的给经济带来剧烈动荡。 一个常见的误解是,布雷顿体系是“真正的金本位”,其实它顶多只能算是1/4金本位的:首先,各国货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是可以定期调整的,尽管调整幅度受限,但远非固定的,其次,美国央行对普通持币者并不承担按规定比例兑换黄金的义务,它只对体系内各国央行承担此义务,而这些国家(尤其是德日)在战后对美国俯首帖耳,不会违背其意志而要求兑现黄金,所以,当不太听话的法国大笔兑现黄金以图建立独立储备时,系统便立刻崩溃了。 所以,若布雷顿果然是真正的金本位,它将在战后导致一次灾难性的全球通货紧缩,而要避免紧缩,即便以当时美国倾球之国力,其黄金储备也决不可能撑到1971年;幸亏布雷顿不是真的金本位,即便如此,它与黄金的牵扯仍给战后世界经济制造了不必要的麻烦和障碍。 黄金作为货币的核心问题在于其存量增长过慢,即便以高度发达的现代开采技术,把矿井挖到近四千米深,年产量也只有两千多吨,存量年增长率不足1.5%;况且,历史上人们还执着不倦的把黄金埋入地下、藏进洞穴和带进坟墓,令其从货币系统中消失。 几乎恒定的总量让金本位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份额本位”,即,只要你坚定的持有世界总量1%的黄金,无须做任何事,那么无论产出量如何变化,你永远都拥有世界财富的1%;在一个长期停滞的经济中,这是可以接受的,而且这样的货币将是绝对“稳定”的。 但它显然难容于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如果你的钱既不用于生产性投资,又不促进流通,也不借给别人去做这些事,而仅仅是简单的持有它,就能让你毫无风险的分享增长的果实,这不是一种良性的激励机制,它会鼓励人们囤积货币,造成投资和流通领域货币短缺,也就是常说的通货紧缩。 黄金的份额本位特征,实际上产生了一种类似于地租的效果,而且是无级差的地租;在后发国家市场化和经济起飞的阶段,地租屡屡成为被民众诟病的对象,认为它是鼓励不劳而获、供养寄生虫的不良激励;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乔治主义运动中,以剥夺地租和均分地权为宗旨的土地改革,曾一度广泛流行于全球各地。 不过,由于土地固有的稀缺性,地租不可能被制度所消除,而其空间上的排他性、牢固深远的历史基础,也使得剥夺地权在法理和道义上皆缺乏正当性;而且,因为租价级差的存在,地租实际上也有非常好的激励作用,它鼓励地主改进社区治理、改善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如此他才能获得更高等级的地租收入。 但是,金本位制度却会通过法律无端创造出一个无级差地租,它丢失了级差地租的良性激励,却发扬光大了地租最坏的一面;它倾向于把每个人改造成拽紧钱袋的消极食利者,每当增长苗头显露时,收租食利策略的优势便会提升,由此带来的通货紧缩和高利率将打击投资者,压制创新和增长,从而将经济维持在停滞的均衡上,在这样的均衡上,币值倒的确会是很稳定的。 在历史上,人类遭受的通货紧缩之苦远远多于通货膨胀,通胀扰乱了人们对交换比例的预期,而通缩则不仅扰乱预期,严重时还导致货币枯竭,让交换根本无法继续,因而其伤害是更大的;即便那些臭名昭著的恶性通货膨胀事件,造成灾难性伤害的,其实也是因为恶性膨胀的官方货币首先清除了私人储备,继而又被拒绝使用而退出流通,而最终造成的通货紧缩。 历代金融家都在挖空心思的创造信用货币,以图摆脱黄金的桎梏,然而这样的努力终究会受到市场或法律的储备率要求的限制,货币一天不与黄金彻底脱钩,人们就要多忍受一天它对贸易与投资的干扰,并提心吊胆的等待它带来的下一个通货紧缩噩梦。
饭文#O9: 新司法解释助推婚姻关系变迁

新司法解释助推婚姻关系变迁
辉格
2010年11月17日

近日,最高法院公布了一份婚姻法司法解释的征求意见稿,其中绝大部分条款都集中在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界定问题上,同时也涉及了对第三者财产许诺的有效性问题;由于该解释触及了时下婚姻纠纷中许多最敏感的环节,在以房产为核心的家庭财产越来越庞大,而人们对婚姻关系所蕴含的责任的认知却日益分歧和模糊的今天,值得花点功夫来理解该解释将给婚姻和家庭带来何种影响。

在读过解释全文之后,我总的观感是,它一方面(第二条)旨在强化婚姻关系的排他性,打击第三者从婚外关系中获取利益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大部分条款),它大力强化了 标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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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司法解释助推婚姻关系变迁 辉格 2010年11月17日 近日,最高法院公布了一份婚姻法司法解释的征求意见稿,其中绝大部分条款都集中在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界定问题上,同时也涉及了对第三者财产许诺的有效性问题;由于该解释触及了时下婚姻纠纷中许多最敏感的环节,在以房产为核心的家庭财产越来越庞大,而人们对婚姻关系所蕴含的责任的认知却日益分歧和模糊的今天,值得花点功夫来理解该解释将给婚姻和家庭带来何种影响。 在读过解释全文之后,我总的观感是,它一方面(第二条)旨在强化婚姻关系的排他性,打击第三者从婚外关系中获取利益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大部分条款),它大力强化了婚姻责任的有限性;在几乎所有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边界可能存在模糊的地方,它都将财产认定为个人的;最后,它再次强调了婚姻缔结决定的非交易性质,拒绝支持彩礼性质的财产转移作为婚姻契约的一部分。 1949年以来的历次婚姻法制定和修订,都有着强烈的进步和现代化倾向,强化一夫一妻制,打击包办和买卖婚姻,切断婚姻与家族义务的联系,否认婚约的交易性质,强调婚姻责任的有限性,等等;本次解释看来朝这个方向又迈进了一大步,在我看来是颇为激进的一步,在强调个人独立性的进步/新潮/女权主义人士眼里,这无疑是个进步。 然而,对于那些对婚姻和家庭抱有较为传统和保守期待的人们,这或许会令他们更加无所适从;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大城市、小城镇、农村之间,各地区/民族之间,有着十分不同的习俗和文化,人们对婚姻关系的性质、婚姻责任的内容和组建家庭时的财产安排,有着千差万别的看法和期待,法律的意义便在于保护那些合理的期待不至于落空,一部成文法若过分与人们的普遍看法和期待相违逆,它就是在扰乱而不是维护既有的秩序,而它本身也很可能因得不到普遍遵守而无法成为真正的法律。 现代人越来越看重婚姻中的感情成分,这是没错的,然而感情无须也无法得到法律保护,而婚姻区别于其它两性关系从而成为一个法律概念的,正是其所附带的财产安排和财产性关系;无论浪漫主义者是否承认,缔结一桩婚姻的行动就是一项契约交易,该契约对双方投入于即将运营未来共同生活和子女养育的合伙企业(即家庭)的资源,和在该企业经营过程中各自须履行的义务和可获取的权益,作出了精细的规定。 当然,实际上双方无法将这些条款一一写下来,绝大多数人缺乏将契约成文化所需的抽象和表述能力,多数条款只能是默会的,而默契的内容高度依赖于双方对习俗和传统的共同认知;好的法官和成文法应帮助人们识别、抽象和阐述这些默会的规则,而不是凭空制造规则;比如,由某方长辈提供的婚房,无论是否言明或记在谁的名下,都是投入于新家庭的资产,是对方同意婚约的前提,将其认定父母对子女的个人赠予因而属个人财产,是很不恰当的。 传统上,女性选择嫁给某人,是抱着“托付终身”的期待的,由于女性再婚时的处境和议价地位远远弱于男性,其最初选择的机会成本极高,因而有理由要求男方作出可靠的长期承诺;在传统社会,这种承诺包含在几乎永久性的默会契约之中,由对方在整个婚姻存续期中逐日履行,但在现代社会,“托付终身”的期待显得越来越不合理了,而女性也逐渐学会了要求对方提前履约或提供抵押品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最好的保障手段就是诸如一套房产这样的巨额抵押品。 法律应支持和保护这种履约手段,至少对于共同生活的那套房产,以及维持双方及子女在婚内事实上长期享有的生活水准所需的财产和费用,应默认的认定为婚内责任,除非有其他成文契约明确的解除了这些责任;最新的司法解释似乎采取了相反的做法,它认定婚前个人财产(及其孳生财产)默认的不随婚姻缔结而进入共同财产,只认定那些婚内形成或明确登记为共同所有的财产才是婚内的,这无疑将弱化女性的契约地位。 显然,要求所有女性在结婚前仔细阅读每条成文法规定并深入精确领会其现实含义,是不合理的,而最终当她们真要面临这些条款带来的冷酷现实时,无异于一盆泼头冷水;更糟糕的是,对于已经存在的婚姻,这些规定将具有事实上的追溯效果:这些婚姻在缔结时,当事者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预期到未来离婚时会有这样的结果。 更何况,对于数亿仍生活于民风保守的农村和小城镇的女性,其中不少或许仍抱着在都市人看来早已不合时宜的托付终身期待,或许仍指望传统的默会契约会保护她们的利益,必要时司法会为她们提供救济,但很明显,有朝一日当她们果真需要求助于司法系统时,得到的将是失望。
饭文#O7: 汽油地区差价中的奥妙

汽油地区差价中的奥妙
辉格
2010年10月27日

近日,价格管制当局在年内第二次上调了国内燃油价格上限,于是,燃油价格浮动机制的合理性这个陈年话题,又被拖出了水面;然而,围绕该问题的争议,却早已在起点上就被带歪了;国内燃油市场,是基于行政法令所赋予的进口专营权,由国企所垄断的,而创设该垄断的理由,是保障“国计民生”,所以,该专营制度乃至具体的定价政策,都应被证明或多或少的达成了这一目标,否则,要么定价方法需要修改,要么整个专营制度应被废除。

依常识,若上述制度果真保障了“国计民生”,国内消费者所面临的油价,如果不是低于那些由政府巨额补贴燃油的国家,也至少应明显低于那些价格和流通都放开的国家,但这一目标显然没有达到;不仅如此,该目标显然已被遗忘,于是在有关价格机制的讨论中,计算的基础竟变成了“该为油企留出多少利润空间”,而不是相比无专营制度的情况下,消费者应得到多少价格优惠。

以利润为考量来讨论国企定价毫无意义,(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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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地区差价中的奥妙 辉格 2010年10月27日 近日,价格管制当局在年内第二次上调了国内燃油价格上限,于是,燃油价格浮动机制的合理性这个陈年话题,又被拖出了水面;然而,围绕该问题的争议,却早已在起点上就被带歪了;国内燃油市场,是基于行政法令所赋予的进口专营权,由国企所垄断的,而创设该垄断的理由,是保障“国计民生”,所以,该专营制度乃至具体的定价政策,都应被证明或多或少的达成了这一目标,否则,要么定价方法需要修改,要么整个专营制度应被废除。 依常识,若上述制度果真保障了“国计民生”,国内消费者所面临的油价,如果不是低于那些由政府巨额补贴燃油的国家,也至少应明显低于那些价格和流通都放开的国家,但这一目标显然没有达到;不仅如此,该目标显然已被遗忘,于是在有关价格机制的讨论中,计算的基础竟变成了“该为油企留出多少利润空间”,而不是相比无专营制度的情况下,消费者应得到多少价格优惠。 以利润为考量来讨论国企定价毫无意义,因为国企没有追求利润的激励,再高的销售价格(因而再高的垄断租金),都可以化为诸如数万元一次的过节费之类而进入成本项,国企永远能摆出足够多的数字来证明它的确在亏损或“勉强维持”;因此,在行政性垄断前提下,讨论定价机制是否合理,必须换个角度来问:如果它失去垄断地位,价格是会上升还是下降? 答案可以从一些边际条件中找到;只须浏览一下各省汽油零售价对照表,不难看出,油价与当地居民收入水平高度相关,这是典型的[[Price discrimination|价格歧视]],是厂商用来榨取[[consumer's surplus|消费者剩余]]的手段;原理是这样的:如果中石化在全国都按北京价格卖油,销量就会降低,特别是那些对价格更敏感的低收入省份,但要是都按长春的价格卖(此时北京消费者就获得了大量消费者剩余),毛利又降低了,所以,最好是能用高价在北京卖,用低价在长春卖。 普通商家当然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它的竞争者马上可以在北京降价抢走你的生意,甚至只需要从长春买你的油运到北京赚差价你就撑不住了,最终价格将被拉回到均衡水平;但背靠政府的垄断者却可以轻易做到,首先,专营权使它可以限制甚至断绝竞争者的燃油来源,其次,它可以说服政府来禁止地区间燃油流通;毫不奇怪,这两种手段都不止一次的被使用过。 地区差别定价只是垄断国企榨取消费者剩余的手段之一,另一种同样常见的手段是时序差价,即,先定一个很高的价格,等支付意愿最高的那批消费者买完之后,把价格降低一点,卖给支付意愿稍低者,如此阶梯式进行,可以把消费者剩余充分榨干,这种策略多用于那些较少重复购买的大件耐用消费品,比如早先的电话,垄断电信公司就采用了逐级降价策略。 乍一看,逐级降价好像是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降低的结果,其实并非如此,许多规模经济效应是可以预见的,而在竞争条件下,如果未来成本降低可以预见,它就会被提前纳入价格策略,实际上正如我们看到的,为了在一个新兴领域抢先占据市场地位,许多商家都愿意在早期亏本销售,以尽快获取市场份额,并指望这些亏损能被未来的规模经济所弥补,如果你从一开始就计较成本,就会被竞争者抢先;但垄断国企就不同了,它无须担心竞争者。 除了地区和时序差价,垄断者用来榨取消费者剩余的价格歧视手段还有许多,我能想到的那些可用来识别支付意愿和实施流通隔离的信号,几乎都被开发过了;比如许多垄断国企都有学生优惠价,须凭学生证才能享受,听上去很温馨,实则无意中暴露了他们的价格底线,如果放开竞争,市场均衡价很可能比学生价还低,90年代原垄断产业一个接一个开放时,已为此提供了大量例证。 垄断油企精心榨取消费者剩余的努力表明了,专营制度或许能实现“国计”,但显然无益于“民生”,政府果若体谅百姓高油价之苦,不如放开市场,容许竞争,甚或减免加诸燃油生产流通环节之上的各种税收,若非要保留专营制,便应规定一个显著低于市场均衡价格的限价。
饭文#O6: 从摊贩胜诉看印度法治

从摊贩胜诉看印度法治
辉格
2010年10月25日

上周,印度全国摊贩联合会赢得了对新德里市政府的上诉案,印度最高法院裁定新德里市政府在英联邦运动会期间大规模驱逐街头摊贩的行动非法;实际上,在运动会开办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联合会与市政府之间就摊贩问题进行了许多次磋商谈判,但未能达成一致;法院判决虽未能阻止大规模驱逐的发生,但它对于摊贩们的传统权利,无疑是一次有力的确认,而对于政府权力的机会主义运用,则是一次严正警告。

从报道的部分判词看,法官的意思,并不是街头任意摆摊的行为是不受限制的,而居民和行人对清洁、安静和道(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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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摊贩胜诉看印度法治 辉格 2010年10月25日 上周,印度全国摊贩联合会赢得了对新德里市政府的上诉案,印度最高法院裁定新德里市政府在英联邦运动会期间大规模驱逐街头摊贩的行动非法;实际上,在运动会开办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联合会与市政府之间就摊贩问题进行了许多次磋商谈判,但未能达成一致;法院判决虽未能阻止大规模驱逐的发生,但它对于摊贩们的传统权利,无疑是一次有力的确认,而对于政府权力的机会主义运用,则是一次严正警告。 从报道的部分判词看,法官的意思,并不是街头任意摆摊的行为是不受限制的,而居民和行人对清洁、安静和道路通畅的关切是不正当因而无须理睬的;而是说,首先,在程序法上,摆摊行为的边界应被清晰的划定,而不能被随机事件(比如一次运动会)所打破,政府应通过成文法的制定来推动行为边界的明确化,而不得用机会主义行动来扰乱这一边界;其次,在实体法上,这条边界显然不应划在让现有摊贩行当无以为继的位置上。 这一结果是令人欣慰的,连同过去发生在印度的许多类似判决,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法治在印度的坚实存在;相比之下,在那些缺乏法治的国家,类似情形下我们常会看到,政府平时对街道混乱不管不顾,等到要装国际面子了,就来次大扫荡,此时权利瞬间成为草芥;不幸的是,此类行动还常被视为行政高效率和官员施政得力而获得群众拍手称快的待遇。 有些意见认为,城市街道是公共空间,市政府受托对其行使管理权,因而未获得它许可的摊贩,政府有权根据需要予以容忍或加以驱逐;然而,这种推导是出于对权利的错误理解,街道并不因它叫街道就自动成为公共空间,一个空间须被证明确在公共机构的持续有效控制之下,才能被认定为是“公共的”,否则,它便是私人空间或者无主空间。 摊贩最初对街道的占据,可能是对无主空间的进占,也可能是对公共空间的入侵,但无论何种,这一占据若能不受挑战的持续足够长的时间,它便构成了一项权利;此时,尽管摊位权利的排他性远不如私人宅院,但该空间已不再是纯粹的公共空间了;公共机构在这段漫长时间中的不主张和不作为,或者主张和作为缺乏连贯性,也未能改变事实状态,因而已经丧失了对该空间的某些控制权;此时,它若再动用强制力驱逐摊贩而不给予合理补偿,便是对既有权利的侵犯了。 摊贩的权利来自蕴藏于传统之中的正当性,如伯克所指出,长久性本身便可赋予行为以正当性,另一件同样发生在印度的事情,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孟买机场的扩建计划长期受阻于其周边的大量贫民窟,这些贫民窟就建在原本属于机场的土地上,自发涌入的贫民定居者未获得任何许可或支付任何价款,他们的最初建房定居行为显然是入侵,但几十年之后,这种定居状态便构成了权利。 幸运的是,他们生活在印度,机场和作为大股东的政府虽然头痛,也没有悍然强力驱逐,经长期僵持,政府最后决定为机场周边的近九万户居民提供住房作为搬迁补偿,就在上周,首批一千多户家庭已搬入新居;诸如此类的种种事情,强化了我对印度确有法治这一判断的信心。 许多观察者都不看好印度的前景,特别是拿它与其它金砖国家作对比时,当然,他们有许多的证据,拥挤、混乱、肮脏、懒惰、腐败、行政效率低下、基础设施差,任何改进和建设行动都无可避免的遭遇时常令人绝望的阻碍和拖延;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阻碍变革与建设的,常常是权利,尽管在现代化和国民经济等宏大词汇下面,这些权利常显得细微、琐碎、陈旧、腐朽,以至讨厌,但它们终究是权利,是权利就应得到尊重和保障,即使非要废除也应予以补偿。 西方的现代化所带来的巨大物质繁荣,常迷乱了人们的眼睛,以为现代化就是对物质繁荣的长期追求的结果,这导致后发国家为获得现代化成功不惜强力清除这一追求道路上所遭遇的一切障碍,毫不奇怪,这将包括大部分传统权利;某些案例中,这样的行动确能在短期内造就疾风暴雨似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但造就不出一个具备良好法治的现代国家,而离开了法律对权利与秩序的保障,一切繁华都可能是过眼云烟。 印度,或许仍将像一部老牛拉的破车那样缓慢蹒跚前行,但它的每一步都是坚实的,不易被颠覆和逆转,而它的百富榜上的人名,十年后也无须去监狱花名册上搜寻,它不仅值得被看好,也值得被羡慕。
饭文#O5: 复苏迹象依然渺无踪影

上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发表的数据中,正式确认了始于2007年的本次经济衰退的结束点为2009年6月;民众和媒体对此反应冷淡,这也难怪,高企的失业率,低迷的住房市场,捂紧钱包的消费者,惶惶不安的银行,甚至危机以来一直表现坚韧的实业界,也是谨小慎微,创新乏力,景象依然萧条。

当然,这里并没什么悖谬或反差,NBER的宣布只是在统计学上对商业周期所作的一次识别,并不意味着他们发现了什么迄今未被察觉的情况;他们也指出了,目前的数据显示,经济活动水平仍低于通常复苏早期所具有的水平,换句话说,并未出现复苏的迹象,这与市场气氛中所透露出的投资者的普遍观感,是一致的。

面对这一惨淡而无望的局面,眼看中期选举临近,黔驴技穷的奥巴马政府决定狗急跳墙,祭出保护主义大棒来转移公众视线;可悲的是,这种老掉牙的拙劣招数还就是屡试不爽,本周在众院通过的《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是奥巴马贯彻其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极少数未遭共和党抵制的重大法案之一;(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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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发表的数据中,正式确认了始于2007年的本次经济衰退的结束点为2009年6月;民众和媒体对此反应冷淡,这也难怪,高企的失业率,低迷的住房市场,捂紧钱包的消费者,惶惶不安的银行,甚至危机以来一直表现坚韧的实业界,也是谨小慎微,创新乏力,景象依然萧条。 当然,这里并没什么悖谬或反差,NBER的宣布只是在统计学上对商业周期所作的一次识别,并不意味着他们发现了什么迄今未被察觉的情况;他们也指出了,目前的数据显示,经济活动水平仍低于通常复苏早期所具有的水平,换句话说,并未出现复苏的迹象,这与市场气氛中所透露出的投资者的普遍观感,是一致的。 面对这一惨淡而无望的局面,眼看中期选举临近,黔驴技穷的奥巴马政府决定狗急跳墙,祭出保护主义大棒来转移公众视线;可悲的是,这种老掉牙的拙劣招数还就是屡试不爽,本周在众院通过的《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是奥巴马贯彻其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极少数未遭共和党抵制的重大法案之一;这种损人害己的政策,只能给全球经济带来更大的伤害,但奥巴马团队显然已顾不得这些了,眼下是竞选士气第一。 与此同时,[[Fed|美联储]]内部也正在为是否需要加大定量宽松政策的力度而争执不下,据说新一轮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正在讨论之中;不过,就复苏何时来临这个问题而言,美联储的动向基本可以忽略,可以说,现在他无论做什么都没用。 许多人对美联储的作用仍抱有幻想,无非是受了那些陈腐的宏观经济学教条的影响,这些广为流行的观点认为,经济所以持续低迷,是因为终端信贷市场利率太高,消费者和企业借不到钱或借贷成本太高,因而压制了消费和投资,而终端利率过高又是由普遍悲观情绪所导致,所以,对应的药方就是,央行注入更多的货币来压低利率。 然而,这一逻辑链条中埋伏了致命的错误,首先,悲观情绪会抬高人们的储蓄倾向,这就意味着金融市场上货币供给会增加,当然,悲观情绪同时也提高了银行的储备率,因而降低了货币乘数,两相抵消,最终结果利率水平未必是提高的,其次,实际上一级市场的利率已经低的不能再低了,银行并不缺乏流动性,只是不肯借给消费者和企业,那么,往银行口袋里塞更多的钱就能说服他们放出去了? 上述错误的根源在于这样一种认知:利率是货币的价格,所以货币供给越多,它的价格就越低;然而,更贴切的看法是:利率是克服分歧进行资源再配置的代价,这一分歧是乐观者与悲观者之间对未来看法的差异;这一认知所引出的现实含义是,社会总的分歧程度越大,利率水平就越高,更具体的,发生在分歧较大者之间的借贷,其利率高于分歧较小者之间的。 当一位企业家需要为某桩生意筹资时,如果他能找到足够多与他对此生意前景看法近似的人,他就不需要借钱,向他们发行股票好了;更有甚者,如果他找到的人更多,连股票都无须发行,直接让他们带着开展这桩生意所需的各种资源(设备、人力、材料、管理技能等等)入股好了。 将此原理运用到宏观水平上,其含义是,在繁荣期,市场洋溢着乐观气氛,即大家对未来都很乐观,利率就会很低;在萧条期,大家都很悲观,利率也会很低——甚至会低到负的,因为太多人都想储蓄又不知道该把钱往哪里放——,但这个很低是对绝大多数悲观者之间而言,对于那些在萧条期仍很乐观并保持消费和创业热情的极少数,待遇就不同了,利率变得极高。 如此推论,市场利率水平最高的阶段应在复苏早期,此时少数先知先觉者开始意识到新一轮创新和投资机会的来临,他们急于要捕捉这些机会,但能被说服把钱借给他的人还不多,于是利率开始上升;然后,当这些人慢慢开始取得成就,了解到这些情况的人开始跟进,利率继续上升,直到跟进者的比例达到某个点,此时乐观者已足够多,利率再次向下。 这样就很容易看出,在复苏尚未开始之时,注入货币是无效的,因为此时作为多数的悲观者之间其实泛滥着大量的货币,只不过到不了那幸存的极少数乐观者手里;那么,能不能直接往乐观者手里直接塞钱呢?可以,但就那不是货币政策,而是财政刺激了,由政府扮演乐观的消费或投资者,或充当他们的天使向他们撒钱,直接消费或向终端投资。 问题是,财政刺激实际上等同于经济活动的大规模国有化,短期内确有可能带来繁荣的景象,但其低效率和浪费,很可能使大笔投资在周期下一阶段没有带来相应的产出,最终幻想破灭之后将是更大的震荡,而国有化对市场制度的长期深层伤害则更是众所周知,无须多言了。 货币政策真正能起作用的,是在复苏前半期利率最高的阶段注入货币,并在繁荣高涨期收紧银根来压制过度乐观情绪;然而,这也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从根本上说,商业周期的决定因素来自经济系统之外,而作为核心因素的创新,在逻辑上就是无法预知的,所以,任何人包括美联储官员,在事先都无法判断市场正走在周期的那个阶段——拥有过16位诺奖得主的NBER,不是也要延迟15个月才能确认上一次衰退的结束点吗? 正是出于类似的考虑,[[Milton_Friedman|弗里德曼]]建议用一个死板的电脑程序来代替美联储的货币决策,按固定增长率增加货币供给,这恐怕是最不坏的办法了,值得人们重新加以考虑。
饭文#O3: 纽约时报做了个好决定

纽约时报做了个好决定
辉格
2010年9月15日

上周,《纽约时报》老板苏兹伯格公开确认了未来将停止印刷版发行的传闻,只是对传闻中2015年这个截止时间未置可否;这一消息引起了新闻界强烈反应,有人惊呼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有人担忧,新闻的专业品质在网络时代是否还能延续,而更多的人则在猜测,未来《纽约时报》将采用何种收费模式,无论它如何选择,其标杆性的地位必将影响整个新闻产业的商业模式。

苏兹伯格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变革已无可避免,不如早下决心以取得主动,免得等到发行量和财务状况恶化到不得不改时,却发现已陷入读者离弃、团队涣散和财务自(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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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做了个好决定
辉格
2010年9月15日

上周,《[[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老板[[Arthur Ochs Sulzberger, Jr.|苏兹伯格]]公开确认了未来将停止印刷版发行的传闻,只是对传闻中2015年这个截止时间未置可否;这一消息引起了新闻界强烈反应,有人惊呼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有人担忧,新闻的专业品质在网络时代是否还能延续,而更多的人则在猜测,未来《纽约时报》将采用何种收费模式,无论它如何选择,其标杆性的地位必将影响整个新闻产业的商业模式。

苏兹伯格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变革已无可避免,不如早下决心以取得主动,免得等到发行量和财务状况恶化到不得不改时,却发现已陷入读者离弃、团队涣散和财务自由度丧尽的四面楚歌之境;决定既已作出,早早宣布也是对的,可以向管理层和编辑团队施加足够的压力来推进转型,通常,编辑团队都会对如此彻底的转型持抵制态度;及早宣布,也可以让广告商、内容运营商、搜索引擎等产业合作者消除狐疑,从而提高合作意愿。

很可能,正是电子阅读器和平板电脑的市场成功,让苏兹伯格最终下定了决心;在桌面时代,从纸媒向网络化的转型,在传统媒体眼里曾像洪水猛兽,是一场暴烈的革命,一切全都要推倒重来,但手持移动终端让他们看到了实现平缓过渡的一线希望;确实,手持终端的用户更能够接受用小额支付来购买一个打包的信息产品,这一点从手机SP、彩铃、iTunes和AppStore的成功中,已展露无遗。

有了这个前提,传统媒体的一些基础元素便可能移植到网络数字平台上了:周期性的打包发行、年度订阅、小额付费下载、广告植入,这些都是媒体运营者耳熟能详的概念,保留这些元素的转型是他们乐于推进的,而相应的成本结构和盈利模式也是他们得心应手的事情,所以,Kindle和iPad自然会被媒体界视为大救星。

以目前的扩张速度,五年后手持阅读器的普及率,应该足以支撑报纸杂志的无纸化转型;未来彩色、柔性和更加轻薄的电子纸产品上市之后,携带性和阅读体验上的障碍就进一步消除;如果转型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媒体所遭受的冲击将远不如此前所想象的那么恐怖;问题是,这场数字化变革会仅仅限于无纸化吗?

或者我们可以问,未来的主流媒体,将是全新的模式?还是仅仅无纸化或App化的报纸杂志?其中的关键差别在于开放性;这里说的开放性,并不非得是免费的、无版权的、可任意复杂的,但它至少应具备这样几点:它应是搜索引擎友好的,否则信息就难以被第三方所发现、组织和挖掘,其内容应是标准格式和语义化的,从而其阅读应是平台和终端无关的,其授权模式应适合于在各种应用中被引用、剪裁和重现的;如果做不到这些,那不过是无纸化的旧媒体而已。

默多克看来是希望保留旧模式的,苏兹伯格的动向还有待观察,但更重要的是,作者们怎么想?有些作者并不在乎自己的文章有多少人看、传播的多广、是否被广泛讨论,以及自己和读者能否充分互动,但多数作者确实看重这些;写作的收入不高,而表达的冲动和对交往互动的需要,构成了对写作者的大部分激励;一旦网络这个传播和互动通道打开,再要把写作封闭起来,是很难做到的。

而且,是否有机会得到广泛充分的检查和评论,本身就是读者认定文章质量的证据,只有愚蠢的皇帝们才喜欢整天看蜡封密奏;从这一观察出发,我认为新型媒体将是大势所趋,简单的无纸化只是一个过渡形式,或许可以为媒体提供一段缓冲时间,但把整个商业模式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是靠不住的;不过,未来媒体将是何种形态,眼下仍无法断言。

但一些尝试已值得引起关注,一个早期的案例是《纵横周刊》,它是由一群不同领域的记者组成的业余松散团队,在发行周期性电子刊物的同时,也作为一个品牌供稿团队向一些传统媒体供稿,可能是因为过于松散,定位也不够明确,这个一度令人耳目一新的形式后来没有继续下去。

另一个案例是科学松鼠会,在我看来,这是国内唯一已经获得成功的新型媒体,它建立在博客群的基础上,同时,从论坛、微博、社交网和大型博客网站,到书籍、电视和线下论坛讲座,覆盖了几乎所有形式的传播渠道;严格的作者招募门槛和清晰周全的规章制度,已使它成为颇有凝聚力的组织,而清晰的内容定位和对品质的有效控制,也帮助它成功的树立了品牌;现在,它不仅本身已是个初具规模的媒体,也成了受许多媒体欢迎的内容来源,这是个很有前途的模式。

松鼠会的成就理应让新媒体的拥护者们看到希望所在,它证明了网络化和开放性未必意味着质量和品牌的丧失,和阅读深度的降低;相信,未来在其他领域,也将涌现类似的品牌供稿团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型媒体。

饭文#O2: 慈善不是道德武器

慈善不是道德武器
辉格
2010年9月13日

盖茨巴菲特中国劝捐之行已敲定行程,正在媒体纷纷猜测国内各大富豪将如何反应之际,素有中国首善之称的陈光标率先行动,在写过盖茨和巴菲特的公开信中,他宣布将在身后捐出全部财产;同时他还在信中透露,近些年来,他的企业每年都将一半以上的利润捐作善款;报道此事的媒体因而将她称为“道德模范”。

然而,在公开信发表之后的访谈中,我却听到了一些离奇高论,陈光标说,未来十几年中,多数富豪将向富二代移交财产,而这些富二代多数是只知享乐的败家子,(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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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不是道德武器
辉格
2010年9月13日

盖茨巴菲特中国劝捐之行已敲定行程,正在媒体纷纷猜测国内各大富豪将如何反应之际,素有中国首善之称的{{陈光标}}率先行动,在写过盖茨和巴菲特的公开信中,他宣布将在身后捐出全部财产;同时他还在信中透露,近些年来,他的企业每年都将一半以上的利润捐作善款;报道此事的媒体因而将她称为“道德模范”。

然而,在公开信发表之后的访谈中,我却听到了一些离奇高论,陈光标说,未来十几年中,多数富豪将向富二代移交财产,而这些富二代多数是只知享乐的败家子,是国家的“高消费品”,他似乎在暗示,鼓励富豪们慷慨捐献,就是为了避免财富被这些败家子所糟蹋,进而他又主张,如果富豪们不肯捐,国家就应征收遗产税和高消费税。

慈善热情和慷慨捐赠是值得赞赏和尊重的,但它们不应被用作道德挞伐的武器,更不应被用来支持国家通过高额赋税没收私人财产的主张;不向慈善事业捐款的富豪未必就是守财奴,和慈善活动一样,盈利性的生产和投资活动同样可以惠及他人,只是途径的不同,就效果而言,盈利性活动对惠及他人的程度未必低于慈善活动,考虑到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前者的效果更容易被证实。

因此,通过盈利性企业还是慈善机构来增进人类福祉,这纯粹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不存在截然分明的高下之分,而把私人财富交给国家来经营,则更谈不上高明,只能带来浪费、低效和腐败;所以,富豪是否参与慈善事业,是个人价值观的问题,与道德无涉,道德是旨在避免人际冲突的行为规范,而拒绝捐献并不会带来冲突。

如果我们回到传统社会,或许确能在慈善和道德之间扯上关系;在古代,许多社会的习惯法中,家族成员负有接济孤寡的责任,这是慈善传统的渊源,这实际上是一种家族内部的保险机制,有些家族还为此设立公共基金;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将这一传统上溯至部落时代近亲男性的合作狩猎团队,接济孤寡的责任显然可以加强团队的互惠合作关系。

中古之后,慈善传统开始向两个方向分化,一方面,城市行会组织模仿家族为其成员提供保险性质的慈善救济,这可以强化行会的内聚力,另一方面,教会越来越多的向公众提供开放性的慈善救济服务,作为其树立价值感召力和吸引教众的一种方式;最后,随着市场化变迁和现代流动性大社会的发展,行会组织瓦解,同时原本附属于教会的慈善组织日益世俗化,两种慈善形式逐渐合流为现代慈善事业。

所以,在现代社会,慈善行为已不再是个人作为家族成员所背负的习惯法责任,或作为行会成员而履行的组织义务,通常也不是作为宗教信徒而被其所上帝赋予的使命,它已成为个人基于其价值观而做出的选择,也是他对运用财富达到同样目的的不同途径的效果做出评估后所做出的个人判断,因而,旁人对它的评判也只能基于个人价值取向而非作为社会共同规范的道德标准。

盖茨巴菲特中国之行,若将重点放在介绍他们多年从事慈善活动的经验,并分享他们从中获得的个人体验,是很有价值的,但如果把它变成一次劝捐大会,就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尤其是在中国社会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力量薄弱、地位憋屈,民间投资严重不足,而慈善组织又缺乏发育,相关的法律制度也不存在的情况下,大规模捐献恐怕不会有好的效果,私人资本留在实业领域或许更有机会增进国民福祉。

饭文#O1: 财政刺激可以休矣

财政刺激可以休矣
辉格
2010年9月9日

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经济复苏的前景却越来越渺茫,失业率依然高企,企业界投资热情低落,银行也惜贷如故,甚至对二次沉底的担忧也开始扩散;曾经做出美好许诺的奥巴马政府看来已无计可施,只好再次祭出财政刺激的法宝,但显然没有了当初7870亿计划的底气,近日提出的500亿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不仅规模甚小,连民主党内都热情不高,而企业研发投入抵免税收的计划,也只是延续了此前的减税政策。

或许是感觉到形势不妙,或许是在配合奥巴马造势,伯南克近日也频频发声,申言在必要时会推出更多刺激措施;其实,美联储此前已经从刚刚启动的退出进程中缩了回来,这一动作表明他们已经确认了经济的低迷前景;问题是,继续注入流动性是否能够推动复苏呢?

7870亿计划称得上是财政刺激派的一个近乎完美的败例,尽管它的规模大得连最热情的支持者都不好意思说不够,结果却打了个水漂,其拥护者当初信誓旦旦承诺的新增就业机会压根没有出现,那条(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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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刺激可以休矣 辉格 2010年9月9日 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经济复苏的前景却越来越渺茫,失业率依然高企,企业界投资热情低落,银行也惜贷如故,甚至对二次沉底的担忧也开始扩散;曾经做出美好许诺的[[Obama_administration|奥巴马政府]]看来已无计可施,只好再次祭出财政刺激的法宝,但显然没有了当初[[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7870亿计划]]的底气,近日提出的500亿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不仅规模甚小,连民主党内都热情不高,而企业研发投入抵免税收的计划,也只是延续了此前的减税政策。 或许是感觉到形势不妙,或许是在配合奥巴马造势,[[伯南克]]近日也频频发声,申言在必要时会推出更多刺激措施;其实,[[Fed|美联储]]此前已经从刚刚启动的退出进程中缩了回来,这一动作表明他们已经确认了经济的低迷前景;问题是,继续注入流动性是否能够推动复苏呢? 7870亿计划称得上是财政刺激派的一个近乎完美的败例,尽管它的规模大得连最热情的支持者都不好意思说不够,结果却打了个水漂,其拥护者当初信誓旦旦承诺的新增就业机会压根没有出现,那条被有板有眼精心计算的失业率下降曲线更是渺无踪影,而这一年多时间里,并未发生任何重大外部事件可以为他们预言的彻底落空而开脱。 事后看来,财政刺激的效果,无非是把原本会在一两个季度后花的钱,提前花了;这一点在汽车市场表现的最清楚,补贴所带来的一个季度的热销,很快就被下一季度的低迷所抵消,在同样实施了购车补贴的中国,表现惊人相似;这种刺激的唯一后果是把一大笔钱分给了恰好近期打算买车的人,这在中国显得尤其荒谬,在这里,买得起车的可不会是穷人。 把复苏的希望放在美联储身上,恐怕同样会落空;在危机之初的恐慌阶段,美联储表现出色,吸取了大萧条的教训,动用了所有可能的手段,及时向市场注入流动性,避免了灾难性的通货紧缩;但联储不是魔术师,不可能凭空创造增长和就业,避免货币动荡是它能做到最好的事情了,所以在现阶段,它的动作已不是重点,关注经济走势的人们,不必再整天盯着伯南克了。 目光应投向市场和企业,唯有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才是复苏和增长最终依靠;企业家创新和创业活动是否在增加?老企业是否热衷于技术和业务流程的升级改造?新创企业获得的早期融资是否增加?扩张型的并购活动是否活跃?所有这些活动是否得到足够的银行支持?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是否对制度和政策环境有所担忧?对于判断复苏前景而言,这些问题才是重要的,至于财政刺激,已被证明对复苏不会有什么贡献,只有那些被它影响到饭碗的人才需要关心。 然而,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情况并不乐观;一度热闹的新能源看来是被寄予了过高期望,电动车则更像是空中楼阁,生物和制药产业不乏风声雷声,但短期内似乎还盼不到大雨点落下来,唯一还保持着前进动力的,好像只有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了,但是要指望这一部引擎来推动复苏,恐怕是靠不住的;未来几年经济持续低迷的前景,已经越来越明朗了。 18个月来的作为,已表明奥巴马团队一味信奉和倚赖财政扩张主义和干预主义,对市场和企业并不友好,从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到[[U.S._Securities_and_Exchange_Commission|SEC]]咄咄逼人的四面出击,到旨在打压衍生品市场的严厉金融监管法案,无一不在打击企业的创新活力和投资信心;而与此同时,对赤字的无限制纵容加深了市场对未来货币稳定性的担忧,这种担忧将投资者的注意力从生产和创造性活动引向了意在规避风险的囤积性活动。 与贸易保护、财政扩张、高管制、强干预等政策相比,旨在提高资本充足率的[[Basel III|巴塞尔III]]协议,算是比较合理的改革,在学界也获得较多的共识;但它的推出时机却很不妙,尽管协议还在讨论之中,但各大银行已经开始收缩信贷,这对于眼下惜贷氛围浓厚的企业融资环境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