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问我对确保“基本农田”的政策怎么看，我恰好想过这个问题，不过这个想法在纸媒上肯定是发不出来的，就在这里简单说几句。

耕地红线政策背后，实际上隐含了这样一组前提：

1）中国未来可能面临国际粮食禁运；

2）敌对国有能力为决定和实施禁运而建立有效联盟；

3）在如此邪恶的禁运开始之后，中国不会向他们宣战，尽管中国每年会花掉几千亿军费来建立作战能力；

4）或者，会宣战但仍无法突破禁运；

5）在即便开战也无法突破禁运的条件下，中国不会投降而宁愿听任大量国民饿死。

只须略加追问，就不难发现，离开这组前提耕地红线是无法成立的。

至于政策本身，我就不评价了。

在《慈善事业需要钱，更需要智慧》里，我指出只有三种行为才是符合我所界定的慈善精神的慈善行为，并把推动市场制度的建立列为头号，对此，许多朋友不以为然，甚至有朋友问：你想让比尔盖茨变成右版格瓦拉啊？或者：你的意思是让慈善家都去竞选国会议员？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制度建设不是闹革命，而国会议员在制度建设上也未必有多少优势，实际上，大量制度建设工作，都是可以在不与权力发生关系的前提下去做的。 制度分为私人制度和公共制度，前者是自愿参与形成的，比如交易形式、合约安排、评价机制、标准、保险、交易所、行业组织、仲裁机构，等等；熟悉我的朋友知道，我信奉无政府主义，我相信市场制度中的任何元素都可以由私人提供。 当然，这是从规范意义上讲，在实证意义上，我是个宪政主义者，就是说，在现实中，我赞成有一个宪政政府，这是对人性现实的承认，因为我知道，难以指望所有人都放弃抢劫的念头，既然如此，那就保留一个能最大程度上被限制抢劫冲动、而又有能力压制其他人抢劫行为的国王吧，毕竟，一个无政府社会太容易被打劫了。 扯远了，回到制度建设，重新对这个话题提起兴趣，是因为在松鼠会论坛上看到有松鼠在议论医疗体制问题，楼主的大意是，面对如此恶劣的一个系统，除了骂骂娘，还能做些什么？ 能做什么取决于你是谁，如果你是患者，你大概做不了什么，如果你是医生，就按西方标准努力做个好医生吧，同时做好心理准备——这么做很可能得不到任何奖励，如果你能决定政策，那就把医院都卖给私人吧，同时解除一切医疗管制吧。 不过，我这里打算讨论的是，如果你是比尔盖茨呢？或者从他那儿弄来了10亿美元呢？ 在简单的消费品市场，产品质量是由消费者用钞票投票来保证的，然而对于一些涉及因果关系复杂的消费品，消费者难以鉴别其质量，在这些市场，质量保证由同行评价和第三方评价来提供。 医疗质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同行评价，这包括两个部分：行业壁垒和专业声誉，前者由一组经同行认可的医学院实现，他们确保入行者接受了某种教育，并经考试和实习确认拥有某些知识和技能，后者由各科医生、医院和协会对医生行医表现的评价组成。 当质量主要由同行评价来确保时，消费者的钞票其实首先是投给了这个同行圈子，其次才是投给具体的医生和具体的服务，如果一个同行圈未能赢得消费者足够多信任，就会被淘汰；在古代，医生圈所赢得的信任，未必比巫师圈更多，后来，当它的知识体系和评价机制有了很大改进之后，才脱颖而出。 普遍的情况是，在缺乏组织、表达、出版和信息流通自由的地方，良好的同行评价机制很难建立。 好，现在我们可以尝试回答前面的问题了，推动同行评价机制的建立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首先面临的是组织障碍，而相比之下，另一个替代机制——第三方评价——则较少依赖组织自由，它只需要信息自由即可，而在网络时代，这个障碍似乎更容易突破。 这样，我就想到了几件可以做的事： 1）医疗透明度指数。从每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中，每个选取若干家医院，评估每家的透明度，所谓透明是指医疗服务过程所产生的必要单据完备且在被要求时可向患者提供，基础数据可来自（A）医院门口的随访跟踪采集，（B）接受患者网上提交记录。最终按得分形成排名。 2）医疗事故鉴定。组织国际专家组成鉴定委员会，由基金会按小时计酬，根据患者从网上提交的记录做鉴定，同时接受并鼓励医方举证和申辩。 3）医师资格认证。维护一份合格医师名单，每获得一份完整规范的医疗服务记录，并且经专家委员会鉴定治疗方案合理，则将医师加入合格名单，并给他一个初始分值；每宗医疗事故经鉴定若医方有责任，则给医师记负分，当分数低于规定值时，将其移入不合格医师名单。 4）当上述鉴定和认证记录积累到足够数量时，开始编制医疗安全排行。 我相信，在这方面投入1亿美元，比在药品研发上投入100亿美元，可挽救更多生命。 当然，服务器要放在香港，只须让公众知道一个email地址即可保证最起码的数据通道。

从得到的反应看，许多朋友不同意我在《慈善事业需要钱，更需要智慧》中的看法，而其中许多是出于对我所运用的几个概念的误解，试着再理一理吧。 1）价值。个人运用其所掌握的资源追求他所认为的幸福；这其中，他对“什么能给他带来幸福”的看法，我称之为“一阶价值”，而另一方面，人们对“个人运用资源追求幸福”这件事情本身的看法，我称之为“二阶价值”。 2）自由精神。它认为每个人对其拥有的资源的控制和运用它来追求幸福的机会，应该得到保护。显然，这是一种二阶价值，它未包括任何关于“什么是幸福”的判断，因而不是一阶价值。 3）慈善精神。它认为那些拥有较多资源的人，应该向那些拥有很少资源的人转移部分资源，从而提高后者追求幸福的能力。同样，这也是一种二阶价值。 4）特定利他。你可以帮助某个特定的他人，比如让他开出一张最想要的东西的单子，然后全部或部分地买给他，或者更简单，直接送钱给他。 5）普遍利他。可是，如果你想无偏见的同时帮助所有人，那该怎么办呢？烧钱，躲在家里悄悄烧。钱是除你之外的全世界打给你的欠条，烧了它就无偏见的同时勾销了他们对你义务，换句话说，你克制了自己的欲望，而将运用资源追求幸福的机会无偏见的留给了别人。顺便说一句，省吃俭用把钱存起来埋入地下并永不挖出来的吝啬鬼的行为，具有同样效果。 6）慈善性利他。根据（3），慈善行为应该几乎是一种普遍利他，它唯一不那么普遍的地方是，他帮助的对象是穷人而不是富人，因而，其唯一可行的实现方式，是将在普遍利他中原本打算烧掉的钱，分给穷人。 7）偏袒效应。特定利他的累加不能构成普遍利他，因而也不能构成慈善性利他，这是因为任何特定利他行为都包含了偏袒效应；偏袒的意思不是帮了甲而没有帮乙，而是：在改善甲的处境的同时，恶化了乙的处境，或：在改善穷人某些处境的同时，恶化了穷人的其他处境。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说来话长，这里不啰嗦了，总之，只有直接发钱，并借助市场机制，才能避免偏袒效应。 不过或许有人会质疑，发钱也会有偏袒，有些人的需求很难用钱满足，发钱就很难真正让他们追求到幸福，这是不能成立的，慈善所关注的是加强穷人追求幸福所需的资源竞争能力，至于实际上能否追求到，不是慈善所能考虑的，假如你一心想着登月旅行，满足不了就痛不欲生，任何其他事情都缓解不了，因此而要求盖茨资助你10亿美元，这种要求虽很正当，却显然不是慈善事业所针对的。 8）再分配效应。我承认，即便无法避免偏袒效应，偏向性的慈善行为还是会使资源配置在总体上更倾向于穷人的需求，这是没错的，问题在于，慈善家是否理解其慈善行为的偏袒效应，如果理解并认为这是值得而必要的代价，那也无话可说，但通常他们并不了解，更何况许多偏袒效应还是十分剧烈的，一旦被揭示恐怕会令人震惊。 9）命名任意性。有人说，慈善精神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慈善行为不过就是慈善家实现自己的一阶价值的途径；当然，命名是无关紧要的，实现自我一阶价值，而不考虑穷人处境是否真的改善，被归类于慈善事业这种行为我称之为“特殊利益事业”，继续叫它慈善事业当然也可以，只要明白其中差别即可；我的重点是，驱动慈善家的最初动机通常是（3）所界定的慈善精神，而他们的实际行为却更像特殊利益事业，而导致这一悖逆的原因是他们缺乏某方面的洞察力，一旦其中奥妙被揭示，他们的想法或行动，都有可能会改变。

在《唐骏事件拷问职业经理市场》里，我对企业高管的高薪酬水平提出了一种解释，简单说，就是老板把你提到一个高的离奇的收入水平上，一旦你对这一水平形成依赖，你在有机会做出有损企业利益的事情时，就会面临高昂的机会成本，高到足以让你打消任何此类念头。 这有点像冷战时期某些国际援助的效果：先给独裁者提供几乎无条件的援助，等到他们形成依赖了，援助就可以用作控制他们的筹码。 对此，学经济家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引进版《人力资源经济学》里有研究提到对高管过高薪酬的另一个作用，就是激发整个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说白了就是给所有普通员工挂个大胡萝卜。固然给高管多付出了三五倍，但能让众多觊觎这个位置的员工积极性增高三五成。所以，人越多的企业，给高管付高工资越合算。而人很少的，就不合算了。

依我看，胡萝卜假说不能成立，胡萝卜既可以激发员工动力，也可以打击他们士气，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它，是觉得自己有朝一日也可以得到？还是高不可攀、飘渺无望？直觉上，为激励士气，薪酬等级应该是连续梯级升高的，而不是在遥远的看不到通路的地方悬一张大饼，而按我的解释，高薪酬策略正是要在高管和普通员工之间建立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在去年初的一篇文章里，我曾表达过类似的思想，其实，这一解释放到我的消费离散性假说里，就更容易理解：给高管支付高薪酬，将诱使他们将生活方式迁越至一个很高的台阶，常常比他进入这个圈子前高出好几级，而按上述假说，个人最不能接受的，是跌落至比当前更低阶的生活方式，所以，这一事实便对高管们构成了一个有效威慑，迫使他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一旦你因道德问题被踢出圈子，就不得不卖掉游艇和名画，甚至卖掉房子，搬进普通中产社区，退出过去的社交圈，把孩子转到公立学校，你妻子开始抱怨生活彻底被打乱了，半年后你发现她有外遇了，她甚至懒得掩饰，只剩下狗还陪着你…… 检验胡萝卜假说和我的假说并不难，最佳的判断性证据应来自那些主要从内部提拔高管的企业，如果胡萝卜是对的，那么他们的高管薪酬水平应不低于行业水平，并且其与普通员工的差距应该一样大，如果我是对的，那么他们的高管薪酬水平应明显低于行业水平，并且其与普通员工的差距应该呈较为平缓的阶梯状。

在《世界杯：民族激情的焚烧炉》一文中，我将人们对奥运会和世界杯之类以国家为参赛单位的体育赛事的热情，归因于民族激情，而又将民族激情归结为古老的部落狩猎团伙的现代仿制品，并指出，这一仿制乃是现代民族国家崛起过程中，当权者凭借权力刻意所为。对此，tcya问道：

那中国球迷（或其他未入围世界杯的国家的球迷）也更关注世界杯而不是欧冠，是不是就不适用这套解释？这个心理应该不能推广到解释所有的集体主义倾向吧，比如说牛博网友之间也会有一定的认同感，应该不会仅仅是因为大家佩戴着同一套符号。不过宗教好像又有点类似。

中国球迷更关注世界杯而非欧冠，与上述解释是一致的，因为中国队有机会参与世界杯，却毫无机会参加欧冠，没能进入世界杯的事实，或许会令中国球迷沮丧，但没有理由令他们漠视世界杯。对于后面的疑问，我答道：

嗯，我认为这些种种集体主义情感，尽管形态很不相同，却是同源的；不同在于：它们通过不同的信号（血缘、图腾、徽章、共同使命、意识形态、科学范式等等）来激活集体主义情感，而共同点是：这些信号所附着（因而其作用）的，是认知系统中同一组易感点，而个体在被感染之后的反应，也是基于同源机制，因而也是相似的。

tcya又问：

那也就是说辉格不认为有可能存在一个因为纯粹理性而凝聚在一起的集体喽。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任何对某个集体的认同都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而或多或少会有本能的感情因素在内。（比如那些因为科学兴趣而类聚的群体里面的理性成分我觉得应该还蛮高的嘛）正在看马德利的《先天后天》，所以知道把本能跟理智对立起来可能不太正确，额，但是辉格应该能理解我的意思吧。。就是觉得这种解释运用于一切集体行为会不会太强了。

嗯，问得很好。 1）我确实这么认为，诚然，基于理性思考和判断，能够产生诸如认同、赞许和支持等倾向或行为，甚至有时促使有相似见解者发出共同声音、做出共同行动，但理性不足以维持长久的关系纽带、形成集体凝聚力和维持组织，即便像科学团体这样从事着高度理性化工作的组织，为其提供凝聚力的、促使他们拥护和坚守共同纲领的，也是非理性因素。 2）这并不是“把本能和理智对立起来”，促成和维持组织的因素，和人们在组织内所做的工作，是两码事。 3）我并没有将“这种解释运用于一切集体行为”，而是在解释一切集体行为的时候都使用了这一因素，这是不同的，就好比，当我解释任何物理现象时，都会用到万有引力，这不等于：我用万有引力解释一切物理现象；如上所说，我认为各种集体主义都抓住了人类认知系统的同一组易感点，从而发生效力，但他们用来抓住它的东西，以及抓住之后的行为表现，是可以大为不同的，并且，在具体解释特定的集体行为时，还会用到其他的因素和机制，并非一张万能膏药到处贴。 4）当然，可能我错了，不同集体主义所抓的点可能是不同的，但到目前为止，我并未感觉到需要引入另一种易感性（除了狩猎团伙所培育的那种）来解释某些集体行为。

我在《金融对赌不是无价值交易》里分析了衍生品的风险配置功能，如何使得包含复杂风险的生意得以展开，从而推高整个经济水平；从我得到的一些反馈看来，许多朋友没能理解这一分析，或许通过类比和例子能够看的更清楚。 {*quote(分工.意义)说到生产分工，一般想到的是效率改进和相应的成本节省，即，每个生产者若专注于某一工序，不断重复，会更加熟练高效；这没错，不过生产分工有另一个常被忽视但或许更加重要的效果：它拓展了生产的可能性，即，使得许多原本不可能的生产成为可能。 假设一种产品有9道工序，若无分工，必须至少存在一个会做全部9道工序的人，该产品才可能被生产，若彻底分工，则只须每道工序至少存在一个会做它的人，产品即可生产；因此，分工深化会使创新和新产品大量涌现，从而抬高经济水平。/quote*} 类似的，{*quote(风险分工)衍生品的风险配置功能，实际上提供了一种风险分工的手段，可以把一桩生意中包含的各种风险分配给愿意承担它的人，这样只要为所含每种风险找到冒险者，生意即可开展，否则，必须存在某个愿意承担所有这些风险的人，生意才会发生。/quote*} 有朋友说，你举的生猪期货之类的例子，其好处容易理解，但我还是想不出那些衍生品有啥意义，比如，高盛案中那笔交易，对赌双方原本都没有什么需要通过此种交易转移出去的风险，安排这样的交易不是无风兴浪吗？有何意义呢？ 这里其实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有些衍生品的意义一下子看不出，但并非没有，因为风险分割、重组、转移可能会经过很多层次，到达很高的层次后，其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不容易看清。 比如，某钢铁厂在签订若干固定价格销售合约时，便负上了若干风险（用金融界黑话说叫开了敞口），比如一个敞口是对60天后的铁矿石价格，另一个是对90天后的焦炭价格，于是，他用两笔期货交易将其转移出去，他能找到交易对手是因为铁矿石期货市场上有许多投机者。 那么，这些投机者为何有信心在铁矿石上投机呢？或许他对铁矿石的供求有深入研究，密切跟踪各大矿山的产能、港口条件、工会关系等等，这些方面他很有把握，但是，他的风险敞口不止在这些地方，实际上他在铁矿石上的头寸，对应着巨大的运费风险，但他对海运市场不熟，怎么办？他就把这部分风险分割出去，办法是买卖波罗的海指数。 同理，那些投机波罗的海指数的家伙，或许对船舶的运力很有研究，甚至跟踪造船厂的生产计划，但他的指数期货合约，还对应了燃油价格风险，而他对柴油市场没有研究，于是再转出去：买卖原油期货或油价指数。 再继续，某些投机原油的家伙，对其他都很有把握，但对沙特王室的情况没底，眼看国王快不行了，而王位不知会传给弟弟还是儿子，而这两位的石油政策截然相反，怎么办？找伦敦的赌博公司去赌国王何时蹬脚，谁会继位，当然，赌的方向要与你原先的敞口相反。 用足球彩票解释更简单，你要猜中全部12场比赛结果才能拿大奖，现在你对其中10场很有把握，怎么办？没把握的两场随便猜，然后找赌博公司按相反方向赌那两场球，前提是他开的赔率你算下来划算，这样，你两边总能赢到一点，当然，要是那10场猜错了，那是你自己的问题，这部分风险是你原本就打算冒的，怪不得老天。 所以，整个金融市场是一层层套在一起的，从很抽象到很具体，许多看似无意义的交易其实对实体经济有着很大的支持作用。 第二，摸杠头的价值何在？保尔森这种没买债券却要买该债券的保险的做法，类似于麻将桌上的摸杠头，有些家伙来晚了，四个位置已坐满，又不甘心打酱油，于是发明了这种玩法，属于无风兴浪。 摸杠头的价值在于创造流动性，你想想，你那两场没把握的球，需要去找人对赌，但要不是当时针对这两场球的赔率已经公布，你找谁赌去？那么庄家凭什么公布赔率？全靠他自己神机妙算？不是的，庄家之所以能开赔率，是因为他大致了解两侧分别会有多少人押注，当然，他也会研究和预测，一开始可能开的不准，但随着赌客进场，会随时调整赔率来平衡两侧的押注，否则他自己手里会积累过多头寸，变成自己参赌了，这是开赌场之大忌，投行同理。 所以很明显，赌博公司敢于开出任何品种，其前提都是他能找到足够多的喜欢摸杠头的纯赌客，而不是坐着干等那些买了彩票后有几场没把握需要来对冲的那些家伙，那样是不会有足够流动性的；比如保尔森那笔交易之后，如果又有别人来找高盛，要对冲他的房贷敞口（这个不是摸杠头了），而这个敞口看上去跟保尔森交易的组合差不多，这时高盛就知道大概可以开什么价了，因为ABN和那个德国佬已经证明那个价格是卖得出去的，所谓价格发现过程以及完成了。

去年，我简要整理了一下对中医争议的看法，其中第10点（也是最后一点）谈到了其作为证据的能力：

10）如果废除是指一律禁止在司法过程中使用基于中医经验和理论的证据，我反对，我认为此事应由法官自行决定；如果我是法官，我可能会在某些案件中禁止此类证据，或提醒陪审团忽略此类证据，在另一些案件中，我可能仅仅提醒陪审团注意此类证据的可靠性。

Vin问：

关于第10条，能否举例详解？哪些案件中（或说什么情况下），你会禁止；哪些案件中，你仅仅是提醒他们注意有效性？凭空很难想象。

我很喜欢这个问题，此类思考虽意淫色彩浓烈，却因其纯粹性而能带来乐趣。 比如，在死因鉴定中，我会禁止来自中医的鉴定作为证据，而在遗嘱争议中，假如立嘱人的私人医生是位中医，而争议某方以该中医的报告作为证明立嘱人健康状况或心智能力的证据，我会接受，再比如，某社区的污染侵权案，若该社区有中医传统，而当事某方以某位中医的报告作为证明侵权事实的证据，我也会接受。  

就在四五年前，不少从印度游历一番回来的人，纷纷感慨，印度之落后，距天朝不少于十年，而发展速度之拖沓，一二十年内看来赶不上了。

对这种说法，我当即付之一笑，我的回答在他们看来近乎痴人说梦：在我看来，计算印度比我们落后多少年是很可笑的，原因很简单，人家早就将我们远远抛在后面了。

很自然，我得到的，同样是轻蔑的笑容。

个别没那么轻蔑的朋友问我：为什么？

我说：财富积累很容易，一夜变成废墟则更容易，印度是很落后，发展也很滞碍迟缓，但是，他们用不着担心，在未来二十年的某一天，会突然撞在某堵墙上，而他们正在追求、推动和积累的这一切，将毁于一旦，一切从头开始，如果还能再开始的话。

在我眼里，这堵墙是如此明白无误的横在那里，而在翻越它之前，所谓的发展水平，在三五十年的时间跨度上，是毫无意义的，而拥挤在那辆高速行驶的巴士上的人群中，看不出他们正在找出翻越途径的任何迹象，这一事实，在我看来再简单明了不过了。

对印度的夸赞向来不少，稳定的民主，对穷人的关怀，人民分享增长的广度和真实度，内需的优势，等等，然而这些并非我的信心的主要来源，许多社会具备这些条件，但不足以让我看好他们。

我获取信心的途径比较古怪，大约十年前，当我对印度发生兴趣时，苦于没有方便的资料，我找到了印度最高法院的网站，阅读了上百个案件的诉状和判词，结合先前我所了解的情况，最后我得出结论：这是个法治国家，主要权利有可靠保障，司法是独立的，权力结构和政治资源是高度多元的，社会中间结构是丰厚饱满的。

从此我对中印比较的各种言论全都付之轻蔑一笑。

（郑重声明：本文构成投资和移民建议，尽管我不会为听取或拒绝听取该建议的后果承担任何法律或财务责任，呵呵）

在对我那篇《谷歌战略失当终结苦果》的评论中，hulkbill说：

楼上各位麻烦注意下题目上的“饭文”二字。辉格的文章但凡带有这两字的即为他为媒体写的挣饭钱的文章。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就理解了嘛。

hulkbill的前半句说得很对，后半句（所以之后）不知所指为何，我一直感觉hulkbill是少数我容易且乐意与之交流的朋友，所以既然他也这么认为，并且看来不少朋友也有同感，我觉得有必要说明一下。 1）我的饭文是用来换饭钱的，而要想换到钱，需要满足一些条件，为此，我会： 1.1）避开某些话题； 1.2）略过某些句子； 1.3）避免某些词汇和语气； 如果hulkbill所说“需要理解”的是这些，同意，但我不会： 1.4）写下我所不持有的认知、判断和观点； 1.5）选择我不自认为有所看法且值得一说的话题； 1.6）在我选择的话题上不说出自己的核心看法； 因此，我对本博客所有文章中的判断、分析和观点负完全责任，当然，该责任是以这里的文本为基础，它在到达纸介质之前会被删改，因而对后者我概不负责。 借此机会，顺便提几点阅读饭文的注意事项： 2）饭文只基于公开报道的事实和传闻，除了简单检查其常识合理性之外，我不大花时间核实这些信息，如果你不采信这些事实，并不妨碍你把后面的文字当作假想案例来阅读； 3）某些饭文会在结尾处提出“应如何如何”之类的政策建议，在这么做时，我完全不考虑其被采纳的现实可能性，所以，那些打算留下“岂非与虎谋皮”之类评论的朋友，不妨省点力气，注意，这并不违背（1.4），“应该如何如何”与“如何如何实际上不可能发生”之间并不矛盾； 4）在饭文或我的其它任何文字中，我都不会考虑： 4.1）吸引到更多读者； 4.2）让我的思想传播的更广； 4.3）说服与我看法不同的人； 4.4）影响其他人，或影响尽可能多的人； 4.5）改变所谈论的事态； 所以，那些打算留下“说这些有啥用”之类评论的朋友，也不妨省点力气， 但同时，我会： 4.6）乐意看到这些文字自动筛选出了一些合适的交流对象，而我能从这种交流中获得乐趣； 4.7）当出现这样的交流时，我会无所保留的参与进来，并乐意回答与话题有关的质疑。 5）尽管我本人身居中国境内，但我并没有专以中国境内居民为假想读者而写作的义务，也没有在当前中国文化背景和流行语境下写作的义务，相反，我更多的以我所想像的那个美国为背景来写作，特别是在谈论法律和制度问题时，所以，当我提到政府、国会、法官、法庭、立法机构等词汇而不加前缀时，请不要想当然的加上“中国”前缀，即便我所提到的事件发生在这条国境线内，在我眼里，这不过是发生在尚未归化的海外荒地的事件而已，这一条，相信可以一劳永逸的回答许多朋友的质问。 （或许待续）

上周末与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席间有股民问我，眼下看好什么产业，我沉吟片刻却语焉不详，其实当时我肚子里有个答案，但苦于不知道是否已有对应的股票，后来回家查了一下，好像没有，但我相信两年内一定会有。

可以确信，品牌连锁的养老院或老年公寓，甚至覆盖临终护理和上门护理等更多业务的养老集团，将是下一个产业热点，前提是它没有被尾随而来的管制大刀扼杀于摇篮；如果非要我在当前A股的平均市净率和市盈率水平下选择一个产业的话，非此莫属。

理由很简单：79年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的父母们已经老了，独生子女的父母们也将开始老了，这些父母的孩子要么不在身边，要么无力赡养四老，前者启动产业，后者提供海量顾客。

对我关于决定论与宿命论的看法，zhangiii大师说：

决定论是想对于非决定论而言。 宿命论我以为是相对于自由意志而言的。 这涉及到决定论是否与自由意志相容的问题。我的答案是相容的，即使宇宙的状态全部由初始状态决定，仍然可以允许自由意志存在。这取决于观察者，即使从外部观察是决定的，而从参与者的主观视角来看，自由意志仍然可以存在。 从逻辑上清晰的描述这种转换也是可能的。因为如果将其转换为语言逻辑的问题，关于自由意志的一系列相容的描述，是依然可以在逻辑上成立并可以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因为自由意志的并没有所谓的本质存在，而是通过一系列命题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假设。 在上述的引用“既然一切事情都是被决定了的，那么无论你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什么，是不是你就啥都别做了？” 前面采用了外部视角，而后面又采用了参与者视角，无法形成正确的逻辑推理链条，后面那部分的推论，做什么都没用，实际上变成了不可言说的部分。

我接受zhangiii的说法，但我们的针对性有所不同，为说明这种差异，不妨区分下面几个问题： 1）是否存在一个包含了自由意志概念的、逻辑上自洽的、有意义的系统？我们的回答一样：“是”。 2）这样的系统是否可能是决定论的？即，自由意志是否相容于一个决定论系统？zhangiii认为是，依我的理解，他的观点是：通过语言上的等效转换，可以从一个决定论的系统中，剔除或者引入自由意志概念，而我认为，能否做到等效，取决于自由意志的含义。 3）一种转换的方法是：从因果链中划出一个圈，称之为“自我”，并将此圈内所发生的事件称为“我的决定”，如果仅此而已，那么等效转换是可以实现的，我猜zhangiii意思正是如此。 4）但在我看来，使用自由意志一词的人，通常试图传达更多的含义，他们说“那就是我的决定”时，默含了“我本可以不这么做”的意思，而正是这层默含的意思，与决定论直接冲突。 5）“我本可以不这么做”，不仅与决定论冲突，也与实证方法直接冲突，因为它在理论上就是无法实证的，实际上可以这么说，该冲突表明了，整个实证方法都是建立在决定论基础上的，因而，任何以实证方法为基础的体系（比如科学）都必须排除第（4）点所界定的自由意志。 关于后两点，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有所论及，可参考。

在我作出通货膨胀已经发生的判断之后，bear问我：你是怎么得到15-30%这个数字的？仅仅是直觉？

这个问题问得我有点脸红，我所凭借的，确实只是直觉，但直觉又怎么会基数化的呢？实际上，我得承认，我是暗自“估算”了一下的，可所用的算法十分山寨，实在不好意思拿出来示人，但既然问到这儿了，为诚实计，只好摊牌：

对于物价上涨的过程，我的看法是：一般地说，其他条件不变，货币增加，物价上涨，这是没错的，但其间的过程未必是平滑的，正如某种液体到某个温度要沸腾，但具体气泡的生成机理还颇有些复杂，并非凭空而发，处处一样。

充分竞争条件下，即便成本压力巨大，每个商家都不愿率先涨价，都希望别人先动，自己在跟进之前捞点好处，结果会形成一个滞后期，如果通胀很温和，滞后期可能很长，这时，大家都会憋到一个确信所有同行会同时调价的时刻，有这么巧的事吗？有的，比如重要节日，比如季节性商品的新上市季，商品或材料的型号款式升级换代，等等——我把这些时机叫做节骨眼。

认识到这一点之后，这些节骨眼，便为我们这些视统计局如粪土的草民提供了一个观察物价形势的良好机会，以节骨眼为参照系，可以粗略的识别出几种基本通胀形势：

1）若在所有节骨眼前后，价格都持平（这意味着节前的涨价在节后全部跌回），甚至下降，可断定发生了通缩（因为如果节骨眼不涨，平时就会因相互压价而下降）；

2）在温和通胀中，部分或全部节骨眼被用来涨价，但平时价格持平或有所下降；

3）在高通胀中，节骨眼已不够用，平时也要涨几次价；

4）在恶性通胀中，节骨眼已不存在，价格以固定加速度或固定指数连续平滑上涨。

我的本次判断便是沿上述思路，首先，观察到的涨价发生在春节前很久，我认为无关于任何节骨眼（如果我错了，很可能就错在这里），因而，我认定当下处于第三种形势，而这种形势的通胀率是两位数，其次，既然等不到春节就涨了，估计春节期间会再涨一次，我把估计数字乘2，得出了上面的数字。

上述理论未经任何实证检验，山寨得令人发指，估算数字也粗糙随意的令人发指，但我暂时已满足于此状态。

 

有朋友问：

（你说的）无政府状态，是指没有一个名叫"政府"的机构，还是指不存在权力和强制？

我的回答：

都不是，前一个太宽，后一个太窄，我的定义是：没有一个提供秩序的最高权力（或称中央权力）。该定义不排除下列情况：
1）存在强盗，比如索马里；
2）存在许多政府，但没有一个最高权力，比如现在的国际社会；
3）存在许多遵守共同法律和秩序的权力，但其中没有一个是最高的；
4）不存在任何权力，但存在提供秩序服务的组织，你把它叫称作政府也无妨。

无政府主义当然不是指向任意无政府状态的主义，具体的某种无政府主义应该是指向一种特定状态，排除了上述若干可能，甚至给出更具体的实现形式。

至于我所偏爱的那种，是指向法治下的无政府状态，其基础是一个不存在中央强制执行机构的法律系统，我在两年前的一个帖子中曾有所提及，可称之为“最消极司法系统”：

关于司法的消极性，再扯几句

我把司法系统可能做的事情归为以下几种：

1）受理诉讼，作出裁决。
2）发出有关如何执行裁决的指令。
3）动用自身力量执行裁决。
4）主动收集证据以便做出正确的判决。
5）检查以便发现可能的非法行为。
6）为公民之人身和财产提供积极保护。（如巡逻、警戒、救险、抗灾、消防等）

上述职能依次按消极到积极排列。

首先，我心目中理想的司法系统，只需要第一项功能。
其次，我认为古代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与现代社会相比，更接近于消极一端，特别是第5、6两项功能一般不具备。

有人会说，这样的系统是不可能成立的，或者是无用的，有大量案例可证明他们是错的。

 

（按：最近搬家之后，居家环境大为改进，我开始把更多的时间献给我的庭院、草木、鸡犬、树荫、躺椅和纸书，在线时间也就大幅削减，不再能及时回应朋友们的提问了，不过我会尽量在周末挑选有意思的问题出来讨论的，好在常来的朋友都了解，我从来不曾具备对答如流的本领，呵呵）

关于牛博下半身的问题，以及泛而言之的博客作者权利，我曾在《老鼠的第二种公共性其实就是开放式要约》里表达过看法，再概述和补充一下：

1）我同意，博客作者，无论是否经网站主人邀请，一经注册，便拥有某些权利，站主不能随意处置；
2）博客作者权利的内涵，不仅仅由网站显式声明之规则文本规定，也受网络社区习俗和惯例之约束；
3）原则上，规则文本优先，习俗惯例只规定未经明示的默示条款；
4）但是，若规则文本与习俗有重大违逆者，应在注册页面上作鲜明提示，要求每个注册者仔细阅读规则文本，并非合理要求。
5）不存在任何习俗要求博客网站确保全部文章出现在首页。

对我在关于垃圾焚烧的文章结尾处提出的几点倡议，gaohan表达了他的忧虑：

Last, you are talking about politics instead of trading.
There is nothing worse than encouraging people involved in politics in china.

我十分理解gaohan的忧虑，我自己也常有这样的忧虑，把原本属于交易的事情变成政治问题，对于社会是恶劣且危险的，比如最低工资法、贸易保护政策、奥巴马医改、官办教育，等等，皆属此类，但问题是，有些事情，交易所需条件并不存在，或尚不存在，而这一条件的构建过程不可避免的是一个政治过程，市场交易本身不能内生的创建这些条件，此时，回避政治就是回避这些问题本身。 {*quote(两类交易)1）当我们说“我用我的A交换你的B”时，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我的A”？A是我身体的一部分？A处于我的绝对控制之下？还是……。对此的不同回答，可以让我们将交易分为两类： 2）第一类，姑且叫“丛林法则下的无权利交易”，此时，我能拿A与你交易，是因为我凭自身实力能够对A实施排他性，“我把A给你”的意思是我专门针对你解除对A的排他性，此后由你自己凭实力维持对A的排他性，我不再干预；比如，在一个不对号入座的车厢里，我占着一个座位，现在我用它换你的十块钱，我之所以能“用它换”，是因为我的屁股正压在它上面，并且你我都相信周围没人敢且能把我的屁股一脚蹬开。 3）第二类，是基于明确权利的交易，此时，“我的A”是指我基于某种规范而对A拥有排他性，并且你我都预期周围的人们通常会遵守这一规范，并且相信当有人破坏此规范时，会有某种机制来加以矫正，我们通常说的市场交易，皆属此类；比如，在一个对号入座的车厢里，我有座，你无座，我用我的车票换你的车票加10块钱，你愿意交易是因为你相信，当你拿着车票找到那个座位时，如果有屁股压着它，你只须出示车票，屁股的主人会主动将屁股挪开。/quote*} 4）在第二类交易中，交易本身不涉及政治，但并非与政治无关，只是政治已退居于背景之中，使交易得以进行的规范和制度，在根本上还是由政治来维持的：你出示车票后，屁股主人不肯挪怎么办？叫乘警？屁股主人说她是局长夫人吓得乘警躲起来怎么办？去法院起诉？法院不受理怎么办？ 5）至于第一类交易，交易本身便是政治过程：或许你在掏钱之前会先掂量一下我的屁股的分量，看看能否省下这十块钱？更重要的是你得掂量一下自己屁股的分量，免得白花了这十块钱，BP就是因为掂量错了自己屁股在俄罗斯的分量，结果在TNK的车票上花了冤枉钱。 6）gaohan和我都会同意，一个良好社会中，应该有最多的第二类交易和最少的第一类交易，由第二类转变为第一类，无疑是退化，问题是，第一类如何转变为第二类？第二类交易所需的制度条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正是经由第一类交易中的政治过程才可能得以建立。 7）所以，在第二类交易尚不存在的领域，politics vs trading之辨，是无意义的。 8）当然，这种政治过程仅仅当它沿着恰当的路径发展时，才会建立第二类所需的制度条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机缘巧合而已，在更普遍的情况下，它会循环困陷于丛林沼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