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本章主题是所谓“险境求生”问题，比如发生海难时，救生艇只能容纳10人，而逃生者有100人，如何分配这10个位置？不过，罗斯巴德对此问题的论证，试图回答的是一个更一般的问题：在生死存亡的紧急状况下，财产权对行为的约束在法律上是否仍然有效？有没有回旋余地？罗氏也是这么提出问题的（p.208）：

他认为，即便在紧急情况下，财产权也是绝对的，侵犯它仍是犯罪，可以被财产主人追究（p.211）：

他在文末结论中又重申了财产权的这一绝对性原则（p.212）：

至于这一原则所引出的现实含义以及它与世人道德直觉的强烈冲突，罗氏是这么回答可能质疑的（p.210）：

【这里先要说明一点（对本系列各篇都适用），罗氏不区分民法和刑法，也不区分恶意、无意和善意，所以他把违约、侵权、盗窃、抢劫、伤害、杀人，一律视为性质完全相同的犯罪：偷窃（杀人是对自有权的偷窃）；所以我们在检查他的观点时，也无须区分一项行为的民事方面和刑事方面。】

对罗氏在险境求生问题上的论证，我不想过多评论，因为无论它的现实意义如何，是否能被世人接受，它至少大致上是自洽的，不过也有两个不算太小的漏洞。

险境求生实际上是一个紧急状态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罗氏认为，假如待分配资源原本就无主，或主人之前已在灾难中身亡，因而这些资源回到了(more...)

#第17章#

总算发现了没啥好批的一章，该章观点我同意，论证过程也足够简单，没啥好批，虽然只有短短两页，也算得上惊喜了。

#第18章#

该章两页也没啥好批，结论我都同意，但论证过程有不少问题（特别是涉及街道和阻塞交通和建筑物出入的部分），不过这些问题在之前都已遇到过了，没什么新东西，老调重弹没意思，放过。

#第19章#

本章是重头戏，是罗氏契约理论的集中阐述，虽然主要观点之前早就反复出现过了，不过这里的阐述和论证更加全面详细，也给了我一个集中全面批判的机会。

简言之，罗氏从根本上废弃了主流契约理论的基础：信守承诺的义务，转而将契约理论建立在财产权转让之上（p.189）：

这一改变是极为严重而惊人的，这一点罗氏自己也意识到了（除上文第二句，见p.194）：

那么，罗氏为何要做如此惊人改变呢？承认信守承诺的必要性会死吗？甚至他自己也承认守诺是一种道德要求（p.194）：

我也花了一番功夫反复琢磨才弄明白，原来是这样：他将财产权分为两种，一种是自我所有权，也就是运用自由意志做选择的能力，另一种是对其他有形物的财产权，在他看来，后一种是可让渡的，而前一种是不可让渡的，或者用他的术语说，转让财产权（以下不加限定时专指身外之物的财产权）是符合人之本性的（p.191）：

而转让意志则不合本性（p.191）：

而承诺就是转让未来的意志，因而也是不合本性的；这样我们就理解了，罗氏否定承诺之独立意义的论证，和他对自愿为奴之非法性的论证，是同出一源的；在第7篇里我们首次碰到这个主题时我已指出，罗氏无限扩大了自愿为奴的含义，将所有限制自己未来选择的交易都叫做自愿为奴，所以它和承诺的涵盖范围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他的结论也一样：约束未来意志的承诺是无效的，否则便相当于允许自愿为奴。

可是，罗氏的论证是错误的，他误解了承诺的逻辑结构，实际上，一项承诺并不是将意志转让给他人，而是用自己当前的意志约束自己未来的意志，即，承诺者对自己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个抉择提前做出了选择，因而限制了未来果真面临该抉择时的选择空间，而不是将此选择交由对方（承诺对象）来做，因而并不构成一项“转让”。

实际上，用当前意志约束未来意志的做法非常普通，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即便不涉及第二人，每个人自己也时刻在这么做，一般地说，人的每一次选择，都限制了未来的选择空间【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路径依赖】，比如某甲用他的大部分储蓄买了套房子并精心装修，他未来若干年的居所选择便被限定了。

更清楚的例子是：居住在某海岛上某甲，常常经不起诱惑，去陆地上一个酒馆喝酒厮混，为让自己戒除这一恶习，他干脆把自己的船给凿沉了，这样，在弄得到另一条船之前，他的选择就被死死限定了。

再如文身，有些文身一旦文上终身无法去除，假如这是一个帮派成员标志，而各帮派拒绝接受其他帮派旧成员，那么文上之后，选择哪个帮派加入的选择就被永久限定了，这或许正是某些文身的功能所在。

显然，借助契约，人们将更有机会也更容易采取此类限定自己未来选择的做法，而这么做常常是有必要的，因为许多人往往经不起一时诱惑而做出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有意思的是，罗氏否定承诺效力的出发点也是为了避免后悔】

除了这项误解之外，罗氏的论证还基于对承诺的另一项误解，他错误的认为，要求信守承诺将必定导致契约法强制执行承诺事项（p.190）：

这一误解正是由第一项误解所导致，因为罗氏错误的将承诺解读为意志转移，因而错误的认为对违约的救济（在逻辑上）一定是强制执行承诺事项，其实我们知道，和侵权一样，契约法旨在保护无过错一方不受损失，因而充分补偿即可，未必需要强制履行。

实际上，契约法恰恰有助于达到罗氏否定承诺效力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在财产性事项（比如土地和房屋交付）上，它倾向于强制履行，而在涉及人身自主的事项（比如婚约和雇佣关系）上，通常只要求补偿而不强求履行，因而强制履约并不会导致奴役的发生。

其实，罗氏也清楚这一点，只是因为上述误解而不理解契约法为何这么做（p.190）：

可见，罗氏否定承诺效力的宗旨，是避免意志转让而导致奴役，但现实的契约法并不会导致奴役出现，那么，罗氏自己的契约理论是否更能避免意志自我违背和奴役出现呢？荒唐之处就在这里：不能，实际上，按他的契约理论，会导致普遍的奴役现象。

按罗氏理论，违约者实际上偷窃了对方(more...)

#第16章#

本章仍是关于传统上的非财产性权利，不过转向了那些与信息有关的权利与责任；诸如诽谤、隐私、著作权、商标、专利等信息相关行为，与此前的权利论证所涉及的行为有个关键差别：物理上的非接触性和非排他性，即，相关的侵权行为都不涉及对他人财产的物理损害，也不影响既有实物财产的保有和利用。

原本，从罗斯巴德的权利理论推测，我预料他会否定所有这些权利，不过读过本章之后，我却惊讶的发现，罗氏似乎是支持上述后三种权利的，只是用了一种极为怪异的方式来论证，而且言辞闪烁暧昧，看不清真实立场。

另外，该章的主题次序穿插混杂，为了逐个检查他在上述各项权利上的观点，我不得不把背离原文顺序重新组织了一下。

先看诽谤，诽谤和侵犯隐私一样，都属于言语侵权，不过诽谤其实分两种，性质颇为不同，第一种是其实更贴切的称呼是辱骂，其要点在于给对方造成的心理伤害，而不在于其内容是否真实（辱骂的内容常常不构成一个命题，因而不存在真假之分），第二种是损害他人名誉，这才是通常所说的诽谤，其认定要件之一是内容虚假，对上述三种言语侵权的界定，我在一篇旧文中曾有论述。

不过，罗氏将诽谤和隐私侵犯不加区分的混在一起说，而是按言语内容是否真实来分别论证，我也只好跟着他了，首先看内容真实的情况（p.175）：

按我上面的三分法，若言语内容不虚假，那就不可能是诽谤，而只能是辱骂或侵犯隐私了，首先，罗氏认为隐私不受法律保护，散布隐私不构成侵权（p.176）：

在罗氏看来，通常被认为侵犯隐私的行为，只是因为其实施过程侵犯了财产权，才构成了侵权，而不是隐私本身需要保护，比如窃听非法是因为安装窃听器或进入获得窃听条件时需要侵犯财产权（p.176）：

可是，有许多隐私侵犯行为是不需要以侵犯财产权为前提的，比如窃听，可以用远距离的高灵敏度定向集音器，偷拍私人泳池边景象也可以用高分辨率相机航拍；再如，某男甲和某女乙相恋同居时，甲拍下了乙的裸照，录了些私密言语，分手之后，甲散布这些信息，按罗氏理论，就不是侵权了。

不仅散布隐私不侵权，手握隐私者还可以借此合法的勒索对方（p.178）：

当然，构成勒索犯罪的一个要件是：用来威胁的那项行为（即勒索者宣称对方若不答应自己就会去实施的那一行为）本身是非法的，既然罗氏认为散布隐私合法，那么据此而作的勒索也就是合法的，所以这一步论证我是同意的，它只是更清晰的显示了否认隐私权的不合理性。

【尽管实际上有些法律似乎将基于合法威胁的勒索也定为非法，而且还有些更复杂的情况，比如勒索者之前采取了非法行动，将对方置于不利境地，而用来威胁的行为却是合法的，不过这些复杂情况与这里的讨论关系不大，暂且按下不表】

可是，正当我认定罗氏不承认隐私权时，却意外发现这么一段（p.177）：

再一次，我被罗氏面对自己混乱逻辑时的蛋定震惊了，来看看他的逻辑：在论证散布隐私合法时，他说：因为信息存在于散布者的头脑里，而头脑是他的财产，所以他当然也拥有其中所存信息的财产权，因而他可以随意处置这些信息，包括散布。【实际上，被散布的隐私信息可以存储在大脑以外的介质上，比如照片和磁带，不过，这不影响上述论证，因为和大脑一样，散布者通常也拥有这些介质的财产权。】

那么，当甲向乙说出甲的秘密时，乙听到之后，信息就在他头脑里了，按上述逻辑，他已当然的获得了这份信息的财产权，(more...)

化学去势：惩罚还是预防？
辉格
2012年9月4日

近年来，对强奸犯施行化学去势的做法，陆续被多国司法系统采用；韩国在去年立法将其适用于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犯的罪犯，今年五月又将适用范围扩大到强奸惯犯，同时还辅以电子脚铐和网上公布罪犯信息等措施；近日，在一次广播演讲中，李明博也表态支持这些立法措施。

所谓化学去势，就是通过定期药物注射降低男性睾酮水平，以减少其性冲动的机会，也常被叫做“化学阉割”，但这种叫法是高度误导性的，因为化学去势与物理阉割的区别不仅在实现方法上，两者在后果上也有根本差别：化学去势没(more...)

#第15章#

罗氏将话题带到了传统上属于非财产性权利的领域，比如言论自由、通行权、采光权、取水权、隐私权、免受噪音侵扰等等，不过罗氏只谈论了前两项，在他看来，这些权利都没有独立存在的余地，因为它们都是财产权的当然组成部分，所以只要财产权明确了，相关的权利与责任问题便解决了（p.166）：

问题是，人们的行为难道只发生在私人财产所构成的空间（比如私人土地、房屋、交通工具）里？果若如此，那当然没问题，主人既然可以阻止他人接触或进入自己的财产，当然更可以阻止他在其中的特定行为。

可是，稍微考虑一下现实情况就会知道，这一条件经常不成立，也难以成立；我在之前讨论财产权问题时就已指出，许多资源实际上长期处于公地状态，许多人在其中实施行为、获取利益，但没有任何特定个人拥有它，甚至没人主张这是他的财产；而且，即便按罗氏产权认定标准，也难以确定它属于谁。

那么，在这些场合，人的行为就没有任何规范来约束了吗？既有的种种约束人们在非私人场合的行为规范，都该抛弃？权利本来是规范行为的，它指向行为而非物，当它间接的用物来指称时（表现为物权），只是为了方便，但罗氏将古老的对物的迷信发挥到了极致，乃至否认所有与有形物无共同边界的权利和财产权，如此一来，让一个自由社会得以维持秩序的很大一部分行为规范，都被他一举废除了。

罗氏首先以言论自由为例（p.167）：

霍姆斯以剧院为例，是因为他将剧院视为“公共场所”，公共场所未必是公地，只要是人员众多且混杂随机、事先无从知晓会在那里遇到谁的那些场合，都可以被称作公共场所，它可能处于私人财产中也可能不是，当然，剧院通常都有个主人，所以罗氏说这事好办，主人说了算就行（p.167）：

可是，财产主人未必对自己所拥有的场所内的行为制订规范，他完全可能只在他所关切的那些事情作出规定，而对其余事情不置可否；此时，正常情况下这些行为仍受一般社会规范所约束，但按罗氏理论，这些行为就没有规范了。

比如一块私人土地上的一条道路，主人善意的允许社区居民在其中通行，但没有对此制订交通规则（凭啥要求他费这劲？），按正常法理，当然像公共道路一样，仍沿用通行的交通规则，可按罗氏理论，这里就没有交通规则了。

所以，罗氏说剧院主人可以制订规则只是回避了问题，剧院主人可以不制订规则，他没有这个义务，但有些行为必须有规范，因为出了事造成了损害需要认定责任，比如私人道路上的交通规范，两车相撞究竟谁负责？还是各自认倒霉？

退一步，就算私人场所的主人都制订了规则，还有大量非私人场所怎么办？比如一条没有特定主人的公共道路，穿过一个城镇，有人站在这条路上对高喊“上游水库垮坝啦”，而实际上水库并未垮坝，或者他站在山下公共道路上，举块牌子，上面写“前方滑坡(more...)

#第14章#

罗氏在该章论证了与儿童有关的权利和责任问题，这是个困难的领域，说实话许多要点我还没有确切的看法，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来检查他的所谓论证和推导，我在系列的头几篇里已经说过，由于罗氏糟糕的哲学基础和颠三倒四的论证方式，无论什么话题，他总是会为我们提供足够的笑料。

讨论儿童权利问题，不可避免的几个问题是：儿童是否具备权利主体资格？如果是，它是什么时候获得的？这些权利具体包括些什么？即，人们（特别是父母）可以或不可以对儿童做些什么？

对第一个问题，罗氏的回答与主流观点相同：儿童是合格的权利主体；对第二个问题，罗氏给出了一个中间派答案：主体资格从出生那一刻获得，因而他否定了他的左边的受精卵派和成形胎儿派，和他右边的种种年龄界线派，请看（p.148）：

罗氏认为其它界线都是“任意的”，而他的是“合适的”，可是任意跟合适好像并不矛盾啊？我猜他想说的大概是“自然的”，可是受精卵形成的那一刻，不是也很自然吗？周岁、断奶、换牙、学会说话、月经初潮、身高停长呢？假如存在许多自然界线可供选择，那么取此舍彼何以不算“任意”呢？实际上，这条标准注定是武断的。

与主体资格相关的头一项争议便是堕胎，罗氏既然否定了胎儿主体资格，原本可以顺理成章的推出堕胎合法的结论（因为按他的权利理论，第三者在这件事上是不可能有权利的，而他的体系更容不下独立于权利的禁则），奇怪的是，他选择了绕远路，他说，即便承认胎儿主体资格，堕胎也是合法的（p.148）：

因为孕妇拥有自己的身体，而胎儿是入侵者和寄生者（p.148）：

这就荒唐了，胎儿身处子宫并依赖于它，是孕妇行为的直接后果，是孕妇将它带到那里的，怎么孕妇念头一变就成了入侵者？为了弄清这里的关系，我不妨看一个更清晰的例子：

甲拥有一座小岛，邀请乙去做客，并答应管吃管住，可是乙真的去了之后，甲却突然翻脸，不提供任何生活资料，也拒绝用他的船送乙回陆地，不仅如此，甲还要动手将乙推入大海【假如你觉得私人拥有小岛太稀罕，换成游艇也无妨】；请问：甲这么做合法吗？

罗氏说，毫无问题，因为他压根不承认不涉及实物交付的单纯承诺的有效性，所以甲无须为他的承诺承担任何责任，而他对小岛的财产权是绝对的（p.148）：

当然，这么说可以自圆，可是，你不觉得太荒唐一点了吗？

不过，尽管这通绕远引出了这么荒唐的结果，看了后面之后，我知道罗氏为何要这么绕远了，因为这活儿反正省不掉：因为罗氏认为，即便孩子已经生下来，成了权利主体，父母也没有保护和抚养的责任，他们只对它拥有财产权（p.149）：

不过罗氏又说了，虽然孩子是父母的财产，但父母也不能任意处置这份财产（p.149-150）：

标签：堕胎 | 权利 | 监护权 | 米罗派

#第12章#

总算离开土地问题了，接下去几章，罗斯巴德将进入传统的刑法领域，不过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其财产权理论的自然延伸，这倒不是问题；可是，因为罗氏看待法律、权利和财产权的观念有着根本的缺陷，而他的论证方式又是先验主义的、不顾经验事实和现实可行性，所以他完全不胜任这一推导任务。

现实世界中的法律体系虽有着一些基本原则，但它的建立过程实则是一个不断修修补补的过程，绝无可能从一组基本法则一次性演绎出来，这既是因为人类理性的局限，也是因为世界总是在变化，而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总会让你发现原有规则不足以带给我们所想要的正义与公正。

比如你起先想到一条规则：每个人的身体和财产都应免受暴力侵犯；可是当你意识到自卫需要时，只好补上一句：除非他先对他人实施了侵犯；可问题马上又来了，甲砸碎了我一个贵重花瓶，然后溜之大吉，我找到他后，有权将他击毙吗？好像太过分，于是你又补充道：暴力自卫必须在侵犯正在实施时进行，否则必须经由司法程序作出裁决后才能施加惩罚；问题马上接踵而来：我买完菜回家，有人从我菜篮子里拿起一个土豆就跑，我有权将他击毙吗？假如这我唯一能避免土豆被抢的可行手段？……

显然，随着新事态的出现，这样的问题会不断面临，永无止境；当然，因为许多类似情形已出现过，司法系统已经为之而建立了规则，甚至，法学家通过法理分析，已将对这些规则进行了抽象化和条理化，让它们看上去像是从一组基本规则“推导”出来的，但实际上，这些工作都是事后的，还没有一套法律系统是像罗斯巴德这样从一组简单法则之间推出了全部实体规则，并且过程中丝毫不考虑这些规则的现实可行性，以及它们会对人们的预期和行为带来何种影响。

来看罗氏是如何进行他的推导的（p.125）：

这里又出现了罗氏惯用的偷换概念伎俩：对他人财产的非暴力侵害行为是否正当合法是一回事，被侵害者是否可以对之使用“防卫性暴力”则是另一回事，而罗氏则将两者视为等同（但从他含混的文字上，我暂时还看不出他究竟是从前者推出了后者，还是相反），可这是不成立的。

面对暴力侵犯，防卫性暴力通常是必须的，因而只要认定前者不合法，后者便是合法的，可非暴力侵犯就不同了，财产损失是可以事后矫正的，而且矫正可以通过司法程序进行，因而认定某种非暴力侵犯不合法，未必就认可相应的暴力自卫合法。

其实，罗氏混淆这两个概念的目的，无非是想论证非暴力损害都是合法正当的，比如甲故意捏造事实对乙进行诽谤，造成乙名誉受损，无论多严重，甲都是没有法律责任的，这一点到后面可以看得更清楚，暂且按下不表。

照这么说，罗氏是不是认为欺诈也是合法的？因为欺诈不使用暴力啊，来看罗氏如何处理这问题（p.127）：

意思是，欺诈之所以非法，是因为它其实就是偷窃，可是问题来了，就算欺诈就是偷窃，偷窃都需要使用暴力吗？你窗户没关好，小偷用鱼钩钓走你的钱包算不算偷？

好吧，我就友情替罗氏修补一下：他的真实意思是，不是非暴力的侵害都是合法正当的，关键不在暴力不暴力，而是是否造成有形损害，他认为诽谤合法，正是因为诽谤造成的是非物质的无形损失，若果真用是否使用暴力来区分合法性，那他就必须承认非暴力偷窃也是合法的，这样他的体系就垮的太彻底太难看了。

不幸的是，他混淆概念的举动把自己带进了坑里：因为他的整个自卫理论是建立在对称性原则上的，要让防卫性暴力变得不合理，就得让另一方是“暴力侵害”，尽管他本来需要的是“有形损害”；为让批判能够继续，我只好先把他从这坑里拉出来。

可是，拉出来之后，也只解决了偷窃问题，无法还原为偷窃的欺诈问题仍无法解决，实际上，罗氏只处理了一种类型的欺诈：涉及实物交付的交易欺诈（由于他将有效合同仅限于涉及实物交付的合同，因而他貌似处理了的合同欺诈其实就是交易欺诈），可现实中发生的大量欺诈并不对应交易，甚至没有任何承诺。

所谓欺诈，是某甲故意对某乙做出虚假陈述，让乙持有一个错误信念，并作出让乙受损而让甲受益的行为（甲受益这个条件通常满足但不是必须，当它不满足时(more...)

（续）#第11章#

当罗斯巴德在第6篇里提出他的财产权起源理论时，我就指出，他已抛弃了传统的先占原则，而用“先用原则”来取代它，抽象的说，两者的区别是：先占原则首先关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先用原则首先关心的是人与物的关系，这是个根本的理论分歧。

后来我又指出，考虑到奎因难题，单纯的观察人的行为、或他与物之间发生的事情，是无法获得确切语义的，对同一件事情，有无数可能的解读和陈述方式，依赖于观察者的关切点、视角、尺度和层次等，而权利的描述需要一个确切的语义，相反，当人与人之间发生互动和对话时，语义自然就被澄清了。

不过以罗氏的古代级思考水平，大概想不到这么深的地方，这把牛刀暂且搁下。

两个原则间的冲突，成了此后5章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所以，罗氏专门给按先占原则取得土地，再租给实际使用者而收取租金这种方式，取了个名字叫“封建主义”，但他对这个词的用法与主流历史学家完全不同，倒是与郭沫若之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颇为一致（p.116）：

然后在本章，他用了很大篇幅来论证他说的“封建主义”并不比专制主义好，并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世界革命纲领的合理性（p.120-121）：

标签：制度 | 封建制 | 米罗派

#花絮#

从第9篇起，批评越来越多的陷入细节之中，我不断的“逼问”罗氏如何处理这样那样的情况，当找不出明确的说法时，我只好从一些细枝末节中寻找线索，然后检查其观点是否前后一致，现实后果将是什么，是否对应可行制度，是否会导致荒谬结果，等等。

于是现在有人说，我这是在吹毛求疵，说实话，对此我也十分厌烦，可是没办法，这是罗氏的论证风格造成的，如果他的观点摆的很完整很清楚，不回避显而易见的困难——比如非耕地资源的问题、流动性生产的问题——，那我就无须在细节上纠缠了，可问题是罗氏总是遮遮掩掩、欲盖弥彰、翻来覆去、回避关键问题，不考究细节你无法与之形成正面对话，因为他的所谓论证正是借助对细节的大量跳跃和回避而完成的。

所以，我要是不在细节上一一击破，罗粉就可以说，至少罗氏理论是自洽的、完备的、现实可行的，你接不接受是另一回事，那时我便无言以对，而我恰恰认为，罗氏理论是不自洽的、漏洞百出，论证也充满了滑坡和跳跃，在具体问题上的说法经常前后矛盾，更谈不上现实可行性，一旦运用到他所回避的那些问题上，立即显出荒谬性。

显然，要让这个判断站得住脚，就必须深入细节，不断在具体问题上追问，接下去各篇大概仍会如此；同时我也要强调，这些细节虽然具体而微，但全都处于罗氏的思想主线上，即：这些细节中的每一个，他若无法自圆，他的整个论证链条就断裂了，至于他在枝节问题上的错误，我都暂且略过了，否则倒真是吹毛求疵了。

#第11章#

这一章里，罗斯巴德把他在第10章提出的革命纲领延伸到了国际贸易投资领域，观点非常鲜明，而且对中国特别有现实意义，总结起来一句话：在完成财产权彻底清算之前，外来投资者就是本国地主犯罪集团的帮凶，革命群众有权剥夺其非法财产。

首先要澄清之前的一个误会，起初我一直不清楚罗氏是否承认北美印第安人在殖民者到达之前的土地所有权，不过从他的理论推测起来，我觉得他大概是承认的，因为很难否认狩猎采集也是将“劳动与土壤结合”，更难否认这是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所以我在第9章里说他显然赞成在美国发动一场土地革命，尤其是看过第98页的注释2之后，这个疑问基本消除了，因为他对“开发使用”的要求很低，只要步行通过就算。

不过现在情况有变（p.117）：

后面还有更详细的论述（p.121）：

就是说，当前美国地主的土地权大致上是合法，除了：当初南方奴隶主的庄园，从美墨战争中获得并重新分配的土地；这样看来，在美国发动全面土地革命是不必了，不过局部革命恐怕还是必要的，而且这个局部可不小：1861年美国共有15个蓄奴州，而美墨战争中获得的州包括：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之全部，科罗拉多、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和怀俄明之部分，共197万平方公里；两项加起来约相当于南半个美国。

注意：这还是在完全否认印第安人土地权的前提下！——不追究细节行吗？

进入本章正题，依罗氏看，除美国这个罕见例外，各国财产权现状都是非法的，按他的理论确实如此，因为它们要么继承了封建制的罪恶历史（比如完成现代化的欧洲），要么仍处在封建制的持续犯罪之中，要么是共产革命的结果。

罗氏进而推论：因为这些国家产权现状是非法的，所以美国资本家在那里的投资活动也是非法的（p.118）：

标签：法律 | 米罗派 | 财产权 | 革命

#第10章#

罗氏在该章继续谈论财产权纠纷，当然，用的例子仍然是土地，因为他没办法谈论其他资源，一离开土地，他的理论立马玩完。

在讨论本章内容之前，我先补充一点，之前两篇里，我一直没弄明白一个问题：罗氏到底承不承认采用游动式生活/生产方式的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如果承认，所有权又是怎么界定到个人的？边界如何确定？

之前始终毫无线索，不过，今天我在翻页时，意外的在第8章的一条注释里看到这么一段话（p.98）：

也就是说，你绕着一块土地走一圈，不足以构成对它的所有权，不过，你的足迹所组成的那个环带下的土地，就归你了，换句话说，在土地上面行走上，算是“将劳动与土壤结合”，算是“开发和利用”；这样看来，游动式生活是可以取得土地权的，可是，怎么确定足迹呢？每步行走都会留下脚印吗？会留多久？怎么鉴别脚印的主人？

我本来希望这一章能解开一些悬念，可是结果好像相反，疑点继续增加（p.112）：

之前的一个疑点总算得到了回答：获得土地所有权所需的“开发和利用”不必是连续的，而且按第98页的注释，开发利用强度也没什么要求：一次踏足足矣；从此以后这块土地就归你了，即便你将它长期抛荒也是如此；可同时却添了个新疑点：后来的新人怎么知道有人踏足过这块土地呢？请看（p.112）：

罗氏要求我们“必须注意到”，对不起，我注意不到，未开发和已开发土地真的“很容易区分”吗？如果你说的“已开发”是要求了一定强度的、并且是连续利用的，比如连续耕种的耕地，那当然很容易区分，可是你既不要求连续，也不要求什么强度，连走一遍都算，那怎么区分？

离开土地这种资源，这种区分更是无从谈起，我在这条河流那个湖泊里捞过鱼，在这片林子里打过野猪采过野果，在这片草原上打猎放牧过，你怎么区分法？而且，就算你能知道我曾经的活动范围，又如何确定我的足迹线路？不确定这条线路，你有办法区分哪一小块土地是(more...)

#第9章#

本篇的标题用在该章原文上更贴切，因为这一章里，罗斯巴德羞羞答答、遮遮掩掩、拐弯抹角地想说的，无非就是：在当今美国发动一场革命、并重新分配他视为被罪犯非法占有着的财产，是正当的。

他的逻辑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宣称资本家的财富都是剥削来的、财产权是罪恶的，并以此支持其革命主张，而为市场制度辩护的主流（比如功利派自由主义者【罗氏似乎用这个词笼统的指称古典自由主义和其他自由市场派，依我看功利主义者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不过方便起见，本篇沿用该词】）对之所做的反驳是错误和无效的，因为他们仅仅强调财产权的意义和社会和平，而不追究这些财产权是否合法（p.100）：

奇怪的是，罗氏将权利与合法性分割了开来，即：你拥有一项财产权，不等于这个财产权就是合法的，因为它可能是你偷来或抢来的；可是，即便是功利派，当他明知某甲所占有的某项财产是偷来的，更一般的说，这一占有是不合法的，他会说甲“拥有这项财产权”吗？而且，按罗氏自己的理论，财产权归属的认定，难道不正是基于某种法律规则吗？因而说“某甲拥有这项财产权”难道不包含了这是合法的意思吗？

当然，我理解，罗氏真正的意思是，他的合法性标准与功利派的不同——后面我们可以看出，最重要的区别是，他拒绝传统的时效原则——，本来直接指出这一点就行行了，没必要再引入“不合法的财产权”这种概念怪胎，这么做的效果除了制造混乱之外，无非是让功利派的理论显得荒谬一些而已：明知不合法的你也要保护；这样，他就有资格指责功利派是毫无原则的“伦理虚无主义”，可是，为何时效原则不算伦理原则？请看（p.100）：

看看，为了让自己显得有理，可以如此歪曲对方的意思，功利派明明为非法占有转变为合法财产权设定了时效，他却硬说是“‘现在’（讨论开始的时点）”，“必须保障罪犯对其设法侵占的财产享有财产权利”，照这么说，功利派眼里还有法律吗？为了进一步显示功利派的“荒谬”，他构造了一个案例（p.102）：

可是，只要考虑了时效原则，这个案例根本不成立：假如（功利派的）叛乱者认定国王之前并不合法的拥有全部土地，那么他的强行分割分配也是不合法的，如果这些被分配的土地原先有主，那就是侵占，而从侵占变成合法所有要遵循时效原则，如果是无主的，那就是新近占有，需要符合有效占有的标准，他得有相应的占有能力，如果他真有这个能力，那么无主地本来就是可以占的。【从叛乱能够发生且已接近成功来看，他显然没这能力】

假如叛乱者认为国王之前就合法拥有这些土地，那么他的举动就再好不过了，如果叛乱目的是更替政府，那不是已经实现了嘛，全(more...)

#第8章#

在这一章里，罗斯巴德终于提到冲突的可能性了，可是，我们仍看不到一丝一毫制度的踪影，没有任何制度元素被提及，不过，罗氏似乎也意识到了点什么（p.92）：

有点奇怪，自然法不是被发现和推导出来的吗？怎么会存在“我们制订规则”和“我们规定”的余地？而且，这些规定和规则，是如何被遵守和执行的？不知道。

显然，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侵犯行为出现时将如何被制止、被矫正，如何预防再次出现，而这又关乎冲突将以何种方式发生，我们看看罗氏是如何描述可能冲突的（p.94）：

看来，在罗氏眼里，多人世界的冲突状况是非黑即白的，要么互不接触，各自分头开发无主地和打理自己拥有的土地，要么就是“暴力掠夺”，可是，何以不会出现模糊不清的中间状态呢？

比如：甲乙丙丁都每天到一片林子里采集野果，各采各的，相安无事，也没人知道究竟谁先开始在这里采集，或许这种状态已持续几代人，可是，从某天起，他们逐渐发现每天采集到的野果越来越不够吃了，原因是每户家里都添了孩子，然后有一天（D），甲乙丙三家联合起来，一夜之间将林子用篱笆圈了起来，并宣布禁止其他人再进入，丁一怒之下放把火将林子烧了，然后圈起其中一片并种上香蕉。

请问：
1）D日之前，这片林子是无主地吗？若否，它属于谁？采集野果算不算开发利用土地？
2）甲乙丙在D日的圈占行为合法吗？是否因此而拥有了林子的所有权？谁拥有？
3）丁的烧林行为合法吗？为种小麦而烧林算不算开发利用土地？
4）丁的圈占行为合法吗？他是否因此而拥有了所圈土地？

显然，罗氏理论压根没有能力处理这类问题，假如他承认采集狩猎这种大跨度的、强度极低的土地利用方式，那就必须承认采集狩猎部落拥有他们涉猎过的所有土地，无论它有多么辽阔，与其人口和利用强度多么不相称，假如他不承认，那就意味着前农业部落在面临农耕者扩张时，法律上完全没有抵御能力，其生存所赖资源可以被合法摧毁且毫无补偿。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游耕、游牧部落和渔民同样面临，从下面这段话里，可以看出无视这一点所带来的问题（p.96）：

问题是：罗氏说的“开荒者”里到底包不包括游耕、游牧、狩猎、采集等等游动生产者？假如包括，其足迹所达之处全归他们所有？多长时间内的足迹算有效？如何确定其足迹？

更致命的问题是：假如承认游动者的土地权，权利归谁？部落、家庭还是个人？可是罗氏不承认共有制啊（详后），那该如何划分到个人呢？划分之后还能保持原有生活生产方式吗？

只提土地一种资源、农耕一种生产形式，只是罗氏回避拥挤和竞争问题的手法之一，另一个是：他总是假定鲁滨逊之后的人是一个个到来的（见p.92和p.95引文），这样就可以避免一种常见冲突：两人或更多人同时看中一块无主地，都想占有，这该怎么办呢？还是不知道。

假定每次只到达一个新人的另一个理论后果是：在罗氏体系的所有权形成过程中，完全不存在合作关系，这样，他就可以在起源上杜绝共有制，因为他的理论不容许共有制，请看（p.92-93）：

罗氏认为，除了百分百个人所有制之外，只有两种可能：财产（包括自我所有权）完全共有的共产主义和等级特权制；注意：罗氏在此处论证共产制之不可行时，针对的是自我所有权：假如个人的一举一动都要征得所有人同意，那就寸步难行了，根本不可行；这听上去很合理，问题是，他紧接着又不加论证的把这一结论推广到了自我之外的财产权上，宣称财产与人身一样是不可共有的（p.95）：

(more...)

#第7章#

星期五来了，鲁滨逊世界开始变成多人世界，看看罗斯巴德是怎么描述这个过渡的：两人开始交换、开始分工，然后出现资本积累、使用雇佣劳动的垂直生产，效率提高，生活变得富裕起来……好一番和谐美好的景象，没有冲突、没有偷窃、没有强制，不知何故，一个完美自由社会就这么出现了……

罗氏抛弃了政治学和制度研究中的一个传统：以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作为思考起点，简单说就是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伦理和制度的作用就在于如何限制冲突，让人类可以和平生活在一起，但在罗氏看来，不需要从这个起点开始，自然状态本身就是和谐的，这是典型的乌托邦风格。

好吧，看看罗氏如何描述他的乌托邦，在对交换行为作了番描述后，他说（p.83）：

“在自愿交换的自由市场里，强者不会压榨弱者”——这句话很典型的表现了罗氏惯有的语义含混暧昧，含混暧昧的好处是可以从中“推导”出任何他想要的东西，所以我不得不花点功夫弄弄清楚，似乎有两种可能含义：

1）“强者不会压榨弱者”是“自由市场”的规定性特征，一个东西若出现相反情况，它就不是自由市场；——这样的话，这句话就没有什么信息，废话。

2）一个具备某些特征（比如建立了市场制度），因而称得上“自由市场”的地方，是不会出现强者压榨弱者的事情的；——这是个预测，可是为什么呢？罗氏可没描述过任何制度元素，除了星期五到来之外，没发生其他任何变化，是什么确保了压榨、偷窃、抢劫等事情不会发生？

好吧，先搁着，接着看，罗氏多人世界中的财产权是怎么回事（p.84）：

罗氏说了，财产权来源只有两种：1）发现并开发，2）交换；【其实他后面又补了个赠与，这先不管】由于交换是以拥有为前提的，所以财产权的初始来源只有一种，这样，任何资源只可能处于两种状态：要么未被开发而处于无主状态，要么被某人所拥有，不存在中间状态。

问题来了：难道就没有一些资源，处于被开发利用状态，但利用的人不止一个，其中没有人拥有它？当然，罗氏举的那些例子（苹果、耕地、斧头等），恰好都比较容易从未开发状态突然变成完全独占状态。

可是，资源可不止这些种类，土地也不止是耕地，对于那些一开始许多人共同使用，因为拥挤度不高，相互间并行无碍，等到拥挤度逐渐增加，难以再无冲突的共享时，该怎么办？这些资源在罗氏理论中究竟处于什么状态，法律上处于什么地位？

因为无视这种中间状态，所以罗氏否认有共有物（p.88）：

由于罗氏一开始就忽视人际冲突，采用乌托邦思路，他完全避开了这个问题，但在真实世界中，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实际上，多数不可携带资源的财产权都是在拥挤度变得很高时，才开始形成，因为在此之前使用者都没意识到需要划分边界。【关于拥挤度增加时形成产权边界的几种方式，参见我的旧文】

假如不能自洽的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罗氏的财产权理论整个就是废物，没什么用。

尽管罗氏刻意选取让他容易回避该问题的例子，不过他还是不小心提到了鱼：“A发现并开发了一片土地，然后生产了属于自己的鱼”；罗氏可能吃过鱼，但估计没钓过鱼，因为钓鱼的人很少需(more...)

#第6章#

总算来到了第二部分，在交代完他的哲学之后，现在罗斯巴德开始具体论证权利和法律规则了。

他的论证是从鲁滨逊世界开始的，而且他认为，自由和权利在鲁滨逊世界便已存在，对这种说法，我在多年前便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古典自由主义所说的伦理上的自由，是指免受他人的强制，是一种消极自由，而权利是在人与人之间所划出的行为边界，因而鲁滨逊世界不存在谈论自由和权利的前提，这两个概念在这个世界里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既然罗氏能在鲁滨逊世界发现自由，这种自由必定是积极自由，而我们知道，积极自由所引出的伦理结论是与古典自由主义格格不入的，倒是与当代力勃儒十分合拍。

不过，我可以暂时搁置自己的看法，看看罗氏是怎么论证的。在描述了一番鲁滨逊的处境和状况之后，他说（p.77）：

注意这句话：

他也发现了自己的意识能够控制自己身体和行为的事实：也就是个体对自己享有自然的所有权的事实。

“也就是”三个字很重要，表示前后两个事实是“同一的”，即：“能够控制自己身体和行为”（事实A）等同于“个体对自己享有自然的所有权”（事实B）。

假如这构成了一个合法论证，那么，若我们观察到某人甲能够控制某人乙的身体和行为这一事实，是不是我们就能将之等同于“甲对乙享有自然的所有权”？假如甲用镣铐锁着乙的身体，随时将乙拉到他所指向的地方，算不算“控制着乙的身体”？假如甲对乙发出的每个命令都会导致乙的相应行为，算不算“控制着乙的行为”？

这里，罗氏显然混淆了自由意志和伦理上的自由，自由意志是人的一种能力，一个人只要活着和清醒着，即便处于被奴役状态，也仍然拥有自由意志，但他却失去了自由。

如果你将两者等同，那就相当于说：即便他处于被奴役状态，他的内心仍是自由的——听上去好听，可是如果你要的就是这种“自由”，那还需要反对奴役吗？

对意志能力与自由的这一混淆，显然被其他学者指出过，所以罗氏做了个回应（p.79）：

瞧，泥鳅式滑行又开始了，前面白纸黑字刚刚说了意志与自由和权利是同一回事，现在却指责别人“一直将能力与自由相混淆”，他很狡猾的用“跨越海洋”这种显白的类比来撇清自己对能力与自由的混淆，却好像忘了他刚刚在上一页里说过“意识控制身体和行为的能力”等同于自由和权利。

再来看罗氏是如何论证生命权的（p.78）：

标签：所有权 | 权利 | 米罗派 | 自由 | 鲁滨逊

#第5章#

在本章中，罗氏对社会科学领域中采用自然科学中通行的科学方法论的做法，进行了大肆攻击，颇有点马克思主义者那种“不可能存在没有阶级性的科学”的味道，请看（p.71）：

罗氏认为在社会领域像在自然领域那样建立实证科学是不可能的，他特别以政治学为例，宣称建立一门像自然科学那样的政治学是“徒劳的”，理由是：政治学的任务是“构建公共政策”，而这么做必定包含了价值判断，而实证科学是不包含价值判断的。

可是，你凭什么替人家认定作为科学的政治学的任务一定是“构建公共政策”？难道它不可以只是描述和解释政治现(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