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收金融交易税是自残 辉格 2012年8月1日 法国国民议会上月通过的新预算法将于本月1日生效，新法将对该国109只市值超过10亿欧元的股票征收0.2%的交易税；金融危机之后，开征高额金融交易税的提议在欧元区乃至世界各国都不绝于耳，这也是危机后以占领华尔街为代表的全球反资本反金融浪潮的主要诉求之一，如今奥朗德政府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金融交易税也叫托宾税（[[Tobin tax]]），是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在上世纪70年代所构思的一种旨在抑制过度投机、稳定金融市场的干预工具，此后二十多年曾在多国实施；然而事实表明托宾税起不到抑制投机和稳定金融的作用，甚至很可能有相反作用，而它对金融活动的压制效果则十分显著，更要命的是，它有着将金融业从本国驱逐出去的效果，最终各国都发现这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纷纷放弃，直到08年危机之后才再度抬头。 多份实证研究发现，托宾税反而增加了投机行为，特别是助长了反金融群体特别痛恨的那种对赌式的衍生品交易，其中一个原因很可能是税率对交易的扭曲作用；交易税是按交易金额计征的，但实际上，人们在买卖金融产品时，真正关注的是资产所涉及的波动和风险，而不是资产的价值存量，而前者的金额往往远小于后者，若能将波动和风险从资产中剥离出来单独交易，可大幅降低交易额，从而少缴税，而对赌合约等衍生品恰好能完成这种剥离。 而且，托宾税还会让交易者更倾向于短期和高频交易，因为对于同样的波动差价，短期交易具有更高的资本收益率，因而可以承受更高的税率，相当于在单位资本时间上摊薄了税负；同时，对于整个金融市场的波动水平，托宾税也没有平抑作用，其实，试图通过降低流动性来平抑波动是不可行的，这一点对照收藏品市场即可看出，后者的流动性远低于金融产品，但波动同样剧烈、甚至更剧烈。 可是，托宾税打压交易活动的效果倒是立竿见影，交易量萎缩，市场流动性降低，一些负担不起税率的交易品种干脆就消失了；其后果不仅减少了总体流动性供给，更让企业丧失了许多风险配置手段；这样一来，它唯一达到的预期目标是降低了整个经济体系的风险水平，但这并不值得欣慰，因为它是通过消除某些经济活动和压低经济总量来做到这一点的，因为当企业无法配置某些风险时，许多高风险经营活动就被放弃了。 不过，这些情况都不足以让各国政府打消征收托宾税的念头，因为这些负面效果都是缓慢而悄悄发生的，不会成为新闻事件，即便最终表现为经济总量萎缩，公众也很难看出其与税制的因果关系，在宏观经济这样变幻莫测、因素链错综复杂、连专业学者都众口不一的事情上，政府总能找出足够多的借口和替罪羊来为其政策辩解。 对政府和政策制订者来说，真正可怕的是它对金融业的驱逐效果，因为它的因果关系简单而清晰，公众很容易看清；一个著名的案例是瑞典，1984年实施0.5%双向托宾税，后来嫌税入太少又将税率翻倍，结果几年之内交易量萎缩一个数量级，90-99%的金融业务搬到了伦敦，70年代的英国和80年代的加拿大都有过类似经历，如今他们的决策层都一致反对托宾税，伦敦更在经历金融自由化“大爆炸”之后成长为全球金融中心。 对于征税者，越是不容易移动或兑现的资产，就是越适宜的征税对象，而金融产品是高度流动性的，它既容易搬动又容易兑现，而且金融交易具有极高的地理位置无关性，特别是在电子化和网络化之后，金融中心搬到哪里都可以，所以向它征收重税就是在下逐客令，无异于自残，唯一的办法是各国联合行动、统一税率，但这样的广泛政治联盟是很难建立的，总会有些国家乘机牟利，结果，最终承担税负的将是那些无缘参与国际化交易的散户股民。

【2012-07-22】 @whigzhou: 房产调控的真实意图可能是强制地方政府“缓卖保价”，以免其土地财政突然破产，限产保价的卡特尔很难自发组成，总会有背叛者，中央政府出面限制则有可能。假如存在一个“房价在十几年后必将下跌，土地财政将随之破产”的预期，提前实施保价政策对政府而言是理性的 @whigzhou: 当然，前提是土地供给在城市之间存在替代性，尽管作为消费品的房产，城市间替代性不大，但作为投资品，替代性不小。 @王立st: 请教：前提是不是“十几年后财政紧张→卖地→放开供给→房价下降”？ @whigzhou: 不是，如果各地都有未来房价会下降的预期，就会抢着在降价之前多卖地，结果就会把地方财政在短期内膨胀得很大，而降价也会提前到来，于是崩的很惨 @王立st: 要不想不出房价为啥会下降。 @whigzhou: 买房主力人群每年缩减几百万是什么结果？ @王立st: 农村涌向城市虽然减少，但之前的很多没买房，算下来十几年够吗？ @whigzhou: 目前还没进城的人，未来进城也多半不会买房，而是投靠儿女，或住进养老院，或者坟墓 @称昵有没: 欧美发达国家早就完成城市化，且人口增速很低，但中心城市的房价也出现过较长时期的温和上涨 @whigzhou: 1）北上广核心区可能没问题，但土地财政的大部分依赖者会有麻烦；2）欧美国家没有几个经历过这样的人口逆转；3）别国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和随之而自动膨胀的程度，恐怕都不如这里的 @whigzhou: 4）美国城市因土地泡沫破裂而破产的，甚至城市整个消失的，并不少见 @whigzhou: 第3点解释一下，贵国财政是无约束财政，会自动膨胀，想尽办法把弄到手的钱花光，并且，随财政而同时膨胀的，是相应的财政依赖集团的规模，这个只能慢慢缩减，突然缩减，半数马仔一下丢饭碗，会内讧的 @称昵有没 辉格先生是否认同这种推测：“中央改革的一个方向是逐步破解土地财政，逐步减员（减少公务员即财政负担）增效，一步步的将原来所有由国家负担体制转为由市场（即个人）负担的体制” @whigzhou: 没看出这趋势，到今天还认为该政府有市场化改革意愿的人，是生活在朝鲜吧？ @whigzhou: 对土地财政的担忧是有的，但那与市场不市场无关，是怕各寨扩张过度，到时候养不起会有麻烦  

（挣钱应景文，意思不大） 房价调控打压的是真实需求 辉格 2012年3月21日 央行最近发表了对50个城市居民储户资产配置倾向的最新季度调查报告，显示储户的房地产投资意愿已降至1999年以来的最低点；对此状况，金融业大概早已心知肚明，无奈之下，一些省份的银行已开始放松房贷条件；实际上，自从限购措施推出以来，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的交易量都已大幅萎缩，上述调查不过是再次确认了这一事实。 多年来，那些主张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的人，无数次信誓旦旦的告诉我们，高房价是一种泡沫，是投机炒作的结果，并未体现“真实需求”，现在，需求已经是被打压下来了，交易量也萎缩了，然而同时，房价却并未下降多少，那么我们就有必要问问：你们反复宣称的泡沫究竟在哪里？请问有谁见过世上有什么泡沫能如此坚韧，乃至在交易大幅萎缩、市场景气度如此黯淡的情况下仍不破裂？这般坚韧如牛皮的泡沫，还能不能被叫做泡沫？ 其实，当调控政策从宏观措施转向对个人的直接限购时，调控派就已经用行动承认了他们对泡沫的误判，因为投机和泡沫根本不能成为限购的理由，历史上配额限购这种管制措施也从未被用来对付泡沫（无论它是否有效），相反，它从来都是用来对付短缺的，宏观调控的老祖宗桑弘羊便已懂得，对付投机和泡沫的方法是平准：在价格过高时向市场投放储备，而且政策当局恰恰拥有相应调控手段：它控制着绝大部分土地储备。 即便你认为泡沫不是或不仅由供需关系所推动，而是流动性泛滥的结果，那也只须收紧银根，或单独控制流向房地产的货币，而无需限购，因为限购措施直接违背了调控政策所宣称的宗旨：让更多的消费者买得起、住得到房子；所以，只有你的调控目标仅仅是打压房价和房地产业本身，而不是让老百姓真正拥有房产，限购才说的通。 不妨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既然交易量萎缩了，必定有部分潜在交易者退出了市场，假如退出的主要是投机者，那么按泡沫论，大批炒家的离场必定导致价格暴跌，而实际上价格并未暴跌，所以即便按泡沫论观点，离场的也只能是有实际居住需求的消费者或长期投资者，换句话说，最近一轮调控所打压的，是真实需求，而假如泡沫论不成立，那么绝大多数需求本来就是真实的，根本无需调控。 假如调控是必须且成功的，那么，其结果应该是房价下降了，更多的人买得起了，因而交易量上升了，而不是相反：大家都不买房子了，所以房价才下跌了，然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却恰恰是后一种；如果在相同价格下想买房的人少了，只有三种可能：要么是收入下降了，要么是偏好改变了：有些人突然不那么需要自己的房子了，这两条显然不是事实，那么只有第三种：相同的只是名义价格，买房者实际付出的代价提高了。 难道调控派殚精竭虑、屡挫不折的调控房地产市场，就是为了换来这样一个结果？想方设法让大家都别买房？让尽可能少的人拥有自己的房产、住进自己的新房子？或者，仅仅为了证明房价是压得下来的？赌这口气有这么重要吗？与此有关的各方中，有任何一方从中得到好处了吗？ 期待购房的老百姓，他们的中产梦只好搁置了，作为一大支柱的房地产及其下游产业陷于停滞，银行少了一大块低风险业务，地方政府陷入财政困境；有人或许认为，这至少可以给未来保留一份土地储备，可是，按目前的人口趋势，房产需求还能旺盛多少年？十几年后再把这些土地投放出来还能值多少钱？无论站在何方立场，无论怎么算，这都是一笔让所有人都吃亏的糟糕买卖。

限制广告的下一步将是政府补贴 辉格 2011年11月29日 继2009年对电视广告作出严格限制之后，近日广电总局再次收紧了其电视广告政策，禁止在电视剧中间插播广告；在此之前，每集电视剧（片长45分钟）在普通时段允许插播两次90秒广告，热门时段允许插播一次60秒广告；许多评论认为这一禁令将对规模上百亿的电视剧市场造成巨大冲击，也有人预言厂商将被迫依靠更多的植入式广告。 上述禁令的直接市场后果是不难预料的，限播广告将打击各电视台对电视剧的购买能力和支付意愿，降低电视剧的一级市场需求，拉低电视剧价格，继而削弱供方制作电视剧的意愿和投入水平，最终产量将会下降；植入式广告等未受禁令限制的营销方式或许会增加，但其程度恐怕不足以弥补上述影响。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电视中插播广告的频率和长度确实惊人，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单位广告时间给企业带来的价值较低，而这既与电视受众的消费水平较低有关，也是因为市场缺乏足够多的高价值品牌，而大品牌的规模效应可以提升单位广告时间的价值。 其次，中国电视业的商业模式过度依赖于广告收入，而缺乏其他营收渠道，因而也缺乏为提升自身品牌形象而降低广告投放率的意愿；另外，尽管中国有不计其数的电视台，但商业模式却千篇一律，无广告的付费频道极少，消费者因为缺少选择而提高了对广告的容忍度。 公平的说，在挖掘电视剧的收入潜力方面，过去十几年是在慢慢进步的，这也是为何该产业在面临盗版泛滥、迅猛发展的网络媒体和日益严厉的管制等等艰难条件下，仍能获得发展的原因；电视剧生产在2000年代前半段经历了一个高涨期，而从2006年开始，产量开始每年10%左右的速度下降，总收视率每年下降0.8个百分点，但与此同时，其销售额却在以每年15%左右速度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成绩尽管不算耀眼，但它是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正是在这些年里，广告政策不断收紧，而电视剧制作的题材选择空间则被大幅压缩，后者清楚的表现在过去几年军事、谍战和伦理等主旋律题材的产量份额的巨幅增长上。 这一成就，大概离不开单位广告时间的价值提升，这背后反映了受众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品牌的壮大，其次也要归功于电视剧制作市场的充分竞争：尽管电视节目的发行和播放渠道的资源配置是完全按行政等级和区划进行的，但制作端却是高度市场化的，看来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也已充分挖掘了各种收入潜力；问题是，他们能否经受又一次打击？ 我们知道，此次禁令出台的背景，是中央政府旨在推动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因而电视剧产量的大幅萎缩显然不是政策当局乐意看到的结果，但限播广告却必定会打击面向市场的制作商的供给意愿，所以合理的推断便是：未来电视剧制作业将大幅转向依靠政府补贴的模式，而补贴资金的分配机制将成为该行业的主导性资源配置力量。 这样一来，整个电视产业链条上唯一充分市场化的一个环节，也即将对市场关闭，大批接受政府补贴的电视剧将会出现，而为了让这些电视剧得到播放，各地电视台的节目表也将接受更多的计划性安排；从好的一面看，电视业向计划体制的全面回归，或许会推动消费者以更快的速度转向其它渠道和媒体形式，比如付费频道、VOD、碟片、网络视频等等，从而推动某些新兴产业的发展。

资源税的理由 辉格 2011年11月4日 资源税是一种晚近出现的税收类型，它的理论基础是：某些不可再生资源的稀缺性未能在市场定价机制中得到充分表达，即，它们的市场均衡价格低于其“真实”稀缺性本该导致的水平；而出现这种低估，或者是因为一些稀缺资源未能形成有效的排他性产权，或者是因为资源所有人总是给当前收入赋予过高权重，用俗话说就是，过于自私和短视而对子孙后代考虑的太少了。 假如是前一种情况，资源税的性质便相当于将已经表现出稀缺性但未能形成产权的资源征用为国有产权，区别于其他产权形式之处在于议价机制不同，它不是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议价，而是由政治进程来决定价格（即税率）；不过从目前资源税所适用的资源类型看，它应该是基于后一种理由，因为像原油、煤炭、金属等埋在地下的矿物，其排他性已经随土地产权而建立，因而对其征收资源税的理由只能是：其“真实”稀缺性在土地或开采权价格中尚未完全表达。 流行的说法是，假如没有资源税，企业一边无偿使用资源，一边却利用其稀缺性赢得暴利，这是完全错误的理解；其实这整件事情与作为资源买方的企业毫无关系，它们使用这些资源从来不是无偿的，只要土地或开采权招拍是开放的，买方是竞争的，那么资源成本必定已包含在其获取土地的价格之中；假如你认为稀缺性未能充分表达，那也是卖方的问题，因为最初感受到稀缺性并且有机会将其在议价过程中表达出来的，以及有能力在时间轴上分配资源供给的，是且只能是卖方。 于是问题就变成：为何有人认为资源所有者对稀缺性的感知和表达是不足的？或者他们留给未来和后代的份额是太少而不是太多？考虑到没有人能预知（即便在最粗略的程度上）未来的人们对这些资源会有多少需求，而满足同样需要的资源供给会有多大，这样的判断就未免显得过于武断和一厢情愿了。 实际上，历史上屡屡出现的类似判断在事后都被证明是多么不靠谱，其中较著名的一次来自罗马俱乐部，还有环境主义者保罗·埃利希与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之间那场十年之赌；当然，未来社会也会面临人口压力和资源紧张，但从长期看人口压力无论如何都是难以避免的，为何当代人就有义务勒紧裤带以帮助后代在一个资源压力更轻松的条件下扩大人口规模呢？ 不过，对于环境主义者来说，稀缺性表达不足是个规范性命题，为子孙多考虑一点是个不容置疑的给定任务，所以为了让讨论继续下去，姑且先接受它吧；那么，资源税能否实现“为未来多保留些资源”这一任务呢？答案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 首先，假如我们不考虑资源勘探而只考虑已探明储量的话，资源税未必会抬高资源价格从而压低其消费量，这取决于税率与资源成本结构的关系；资源价格是由均衡点上的边际成本决定的，即，对于成本最高的那个边际开采者，其出售资源的价格恰好能补偿其开采成本加上土地机会成本，因而资源本身获得的租金为零，而成本低于他的所有其他开采者，或多或少都取得了资源租金。 这样，对于那些资源租金（即成本低于边际成本的部分）在其成本构成中比例低于税率的开采者，资源税会让他们立即停止开采，但这未必意味着资源税是有效的，因为征收受国境线制约，而资源流通是全球化的，所以一国之内的开采者可能恰好全都远离边际成本，这样的话，资源税的作用就仅仅再分配，即部分没收既已存在的资源租金，而这不会对已探明储量的开采活动构成影响。 所以，资源税的短期激励效果，要看征税对象的成本结构及其在全球总的成本分布中所处的地位如何，因而就其政策目标而言，对于资源开采成本普遍较低的国家，它至少在短期是无效的；我们知道，从2000年迄今的这一轮资源价格上涨浪潮中，成本曲线是非常陡峭的，因为持续的旺盛需求和高价格已将开采者吸引到了许多难以开采的边缘矿区和新型矿种，这就使得大部分传统矿区都远远脱离了边际成本而处于资源税的无效区间内。 但资源税还有它的长期效果，通过削弱勘探激励，它可以降低探明储量的增长，从而压低资源的长期供给水平，不过实现这一效果的前提是，勘探者不会从资源税中受益，至少收益程度抵不过因资源租金下降而受损的预期，通常，这一条件都能得到满足；但初级资源恰恰不是通常的产业，在许多国家，政府都是矿产勘探和开采权一级市场的唯一卖家，而同时它将是资源税的受益者，这样一来，资源税的长期激励机制就被短路了。 当然，政府不是只有一个，征税权和开采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会有所分割，因而资源税或许会起到某种收益再分配的作用，并由此而对各条块部门的行为有所影响，但这种影响将遵循另一套全然不同且迄今尚未被探明的动力机制，其最终效果究竟会压制还是鼓励资源消费，殊难料断。

以耕地面积保粮食安全不足取 辉格 2011年8月24日 近日，国土资源部再次收紧了土地供给政策，在84个城市之外，又将22个沿海城市列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之内，意味着这些城市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须报国务院批准，据称，该政策旨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并强化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考虑到限购和保障房政策扑朔迷离的前景，该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还难以预料，唯一清楚的是，这是对囤地行为的一次褒奖。 遗憾的是，作为一项影响着亿万人生活的重大政策，耕地红线只是被反复宣示，却从未得到严谨的论证，看上去，它的逻辑似乎简单而清晰：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要保障国民安全就须确保粮食供给，为此需要提高粮食自给能力，而这只有在保有起码数量的耕地时才能做到；不幸的是，这一逻辑是站不住脚的。 设想你是一位空调设计师，为了保证空调正常工作，给自己设定了这样一个任务：需要设计一个机制来确保环境温度超过90度时，仍可维持室内凉爽；然后你在此目标指导下做出了一系列精妙设计；你的设计或许会很出色，问题是，你从一开始就错了，环境温度超过90度意味着发生了火灾，此时唯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灭火或者赶紧逃命，为这样一个前提考虑如何改进空调设计纯属多余。 类似的，耕地红线也是一个因未能充分理解自己设定的前提而做出的多余设计，主张耕地红线者，其前提是国家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刻遭遇包括粮食禁运在内的国际封锁，否则在当今国际贸易条件下，粮食安全根本无须通过自给率来保障；可是，这样的国际封锁若真的出现并成功实施，其所导致的局面将无异于一场大火灾，此等大灾之下任何国民安全都无从谈起，此时唯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突破封锁，其它考虑纯属多余。 对封锁前提的错误理解和对自给自足的迷恋，乃是基于对当今经济体系如何依赖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无知，现有的食物生产、流通和分配系统能够养活这13亿人，高度依赖于国际分工体系的存在，农业生产和运输所需的化肥、农药、种子、机械和燃料，无不直接或间接的依赖于国际贸易，假如国际封锁者有道德胆量和能力实施粮食禁运，那就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禁运所有这些重要物质，而在这种情况下，粮食生产和流通体系无论如何都会崩溃，耕地数量无济于事。 但实际上，假如我们抛开这些空洞虚幻的假设，现实的评估国际形势的话，最不可能遭遇禁运的，恰恰就是粮食，在当前的国际政治伦理之下，这么做的道德代价过于巨大，恐怕没有任何政治家愿意承担，更难以通过由许多人许多层次组成的决策和执行机制，即便在我们能够想象的最剧烈的国际冲突中，那些有能力实施国际封锁的大国或联盟，不仅不敢悍然禁运粮食，恐怕还要花大力气保障粮食供给以避免出现大规模饥荒。 数十年来的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深化，已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世界的新世界，在这里，所有已融入该体系的社会都已被断绝了后路，不再有余地思考脱离假如该体系该怎么办的问题，那是注定无解的，除非接受人口规模和生活水平的大幅缩减，所以，恰当的态度是，弃绝这一念头，将其视为绝对不可接受，转而思考如何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这也是贸易和分工让人类相互依赖从而带来和平的道理所在。

标普降级决定缺乏逻辑一致性 辉格 2011年8月12日 标普降级决定所扔下的炸弹重撼全球市场，投资者至今惊魂未定；不同于以往的大小风波，这次是真正的、纯粹的货币恐慌，这一点从人们成群逃向黄金的举动中可以看出；有人惊呼，整个经济体到了一个重新寻找价值基准的时刻，而在找到之前，投资者将始终处于胆颤心惊、如履薄冰的迷茫状态，市场将难有起色。 这一看法有其道理，不过，在认定美元基础已彻底动摇之前，不妨先来看看标普的降级决定本身是否可靠，确认这不是一次误炸；当然，我没有能力去检查和指点标普的风险评估模型、算法和指标体系，更不会代替评级机构对国债风险作出判断，他们在这些方面的专业能力和权威性是难以挑战的，我只能从常识出发，看看标普自己给出的降级理由和从理由到结论的逻辑是否成立。 首先，这次标普降级所针对的，是美债的长期安全性，而不是短期违约风险，大概标普也承认，短期违约风险已经随两党协议和国债上限提升而解除了；而对于长期风险的判断，标普给出的理由主要有三条：一、共和党顽固坚持不增税底线，削弱了美国政府的中期收入能力，特别是打破了标普原先所假设的2012年部分减税法案到期后的收入增长预期；二、不增税底线在此次国债上限之争中得到了巩固，因而可能将其收入影响长期化；三、近来两党政治斗争中所表现出的两极化对立，令人怀疑美国政界是否有能力在稳定财政上达成必要的合作。 许多评论者指出，标普此次降级不是一个财务和技术判断，而是一个政治判断，这一观察是对的，不仅标普自己并不否认，而且从一个细节中也可看出：标普最初的计算中存在2万亿美元的误差，经财政部指出后，他仍坚持原先的判断，问题是，在两党谈判的整个过程中，被提议的最高削减额也不过比最终协议额高出2万亿，显然，这一差异在标普看来是无关紧要的，也就是说，他对中期收入能力的判断早就可以做出了，他的第一条理由，似乎仅仅是个用来充实报告的托辞，真正的理由还是政治态势。 那么，标普对政治态势的判断能否自圆其说呢？答案是否定的；假如标普将稳定财政的希望寄托于增税，那么，他抱最高期望的时间应该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当时对减税不甚热衷的民主党牢牢控制着白宫和国会；但实际上，民主党并未动手增税，而同时却大幅度扩张财政开支，而完全不顾忌债务失控，这一点在奥巴马医改法案通过之际已十分明朗；显然，假如标普的原则是前后一致的，他应该在那时候就感到绝望，并作出降级决定——如果连民主党控制府院时都做不到增税，你还能指望什么？ 当然，增税并不能改善长期财政基础和债券信用，它只能提高短期偿付能力，一个税负高企，财政长期紧绷在拉斐尔极限边缘的政府，从长期看绝算不上一个财政稳健和信用可靠的政府；美国的当务之急是恢复经济增长，而此时增税将是对实体经济的一个重大打击，这也是为何民主党即便想增税也不敢选择现在这个时机的缘故。 标普所犯的另一个错误是，他武断的假定两党合作是控制财政恶化的必要前提，或至少是优势条件，因而将共和党人尤其是茶党的强硬和不妥协姿态视为重大不利，实际上，这一点恐怕是促使标普作出降级决定的决定性原因，有些评论者干脆一语道破，将此次降级称为“茶党降级”。 问题是，两党合作真的必须吗？它真的是优势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历史经验反而告诉我们，合作和妥协只能解决燃眉之急，能拖则拖，从政治妥协和交易中产生的，多半是推迟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深层次和大刀阔斧的财政改革和开支削减，需要的是一个同时控制府院且拥有压倒性多数的单党政府。 实际上，债务失控正是过去十几年两党妥协的产物，民主党要增加福利，新保守派要扩大国际干预、输出制度和价值观，共同推动开支膨胀，而同时，共和党要减税，妥协的结果就是：开支随它涨，税率照减，赤字靠举债，皆大欢喜；正是在债务依赖上，华盛顿各方找到了他们的妥协默契点，久而久之已经形成固定模式，积习难改；继续依靠两党合作妥协，是难以走出这条老路的。 相比之下，从财政健全和国债信用的角度看，茶党的政策主张无论在哪个方面都优于上述两党默契格局：在国内问题上，削减福利和废除医保的是节省开支的，国际问题上，和新保守派相比，茶党更偏向于传统的孤立主义，有利于削减国防和外交开支，而在债务问题上，茶党甚至还从杰弗逊乡村保守主义和杰克逊民粹主义那里继承了美国农民所特有的反金融和反国债传统，你恐怕找不出财政上比这更保守的政策组合了。 综上所述，标普的降级决定，其所依据的理由并不成立，而从理由到结论的推导也缺乏逻辑一致性；简言之，假如这次一次共和党人所称的“奥巴马降级”，那么它应该在中期选举之前就作出，假如它是民主党人所称的“茶党降级”，那么它所依据的前提是错误的，既不符合历史经验，也与政策组合的对比完全不符；假如我的看法成立，那么这次降级的影响将只是短期心理上的，人们应将目光更多的投向下一次大选，那才是更值得关注的决定性时刻。

症结不是债务，而是财政 辉格 2011年8月5日 美国债务上限危机虽暂时脱险，避免了短期内违约的灾难，但这一结果却未能让市场恢复信心，经过一天的犹疑之后，美股遭遇了08年谷底之后的最大幅度暴跌，其中原因，包括近期发布的经济数据令人失望，欧洲债务危机仍在蔓延，看空中国的声音日渐高涨，但从黄金和大宗商品受到追捧的事实看来，投资者对美债中长期前景的担忧仍是主要原因，这一担忧得到了各大投行和评级机构的支持。 确实，两党最终达成的预算控制法案力度很小，是一脚很轻的刹车，相对于财政膨胀的严重性，2.4万亿的开支削减（假如第二阶段谈判失败，该数字将缩减至2.1万亿）无法扭转局面，在未来10年46万亿的预期开支中只占5%，平均每年只有2千亿，而奥巴马的财政刺激政策一年内就增加了7870亿开支，而过去3年仅福利开支一项就扩大了2千亿，而奥巴马医改在未来若干年所挖下的开支暗坑更远超出这一规模。 就短期偿债能力而言，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的效果相同，理想情况是双管齐下，所以，在许多分析师和投资者看来，共和党不增税底线顽固坚守是改善美债前景的一大障碍；但是美债的问题并不是短期偿付能力，美国毕竟不是希腊，它的问题在于财政恶化将逐渐动摇其长期偿付能力，而对于后者，增税是雪上加霜，唯有减税与减支并行才是出路。 减税将推动经济增长从而扩大税基，而低税率下遭遇战争和短期融资困难等意外事件时，也更容易通过临时提高税率而维持偿付能力，一个经济繁荣、低税率、财政之弦未被绷紧到极限的国家，显然具有更好的债务信用；在减税问题上，共和党做得确实很成功，为此不惜将开支削减额减半，这也是他们在此次纷争中取得的主要成果。 人们需要认识到的是，解决美国和美元信用问题的关键，在于夯实美国政府的财政基础和推动经济增长，而缩减债务规模和完全消除财政赤字，都是不必要甚至不可取的；美国国债的功能，不仅是弥补财政赤字，更是一种货币创造机制，它服务于全球货币体系，停止发行美债和缩减其规模，将动摇该体系的基础，导致通货紧缩，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了解金融史的人们大概不会忘记，1829年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上台后，短短几年内清偿了全部国债，并关闭第二国民银行，随后的严重通货紧缩给美国带来了持续多年的首次大萧条；其实，当第一国民银行于1811年执照到期而被迫关闭时，也曾出现类似的危机，幸好随后的英美战争迫使麦迪逊总统同意建立第二国民银行。 看清症结所在之后，反观目前的局面，中长期前景并不太坏；首先，减税已成共识，这条底线看来已难以突破，这要归功于布什减税政策的长期实施，已形成了谁都不敢动的既得利益；其次，凯恩斯主义财政刺激理论已彻底破产，奥巴马的7千亿刺激包事先所吹嘘效果毫无踪影，他剩下的任期内和明年大选角逐中，大概没人再敢提新的刺激方案；第三，目前的市场低迷和悲观局面将破灭奥巴马的连任希望，并有望将财政和经济议题延续到大选期间，从而为小政府主义和茶党势力助威。 近年来茶党运动的迅速扩张不容小觑，也值得期待，尽管茶党人士常常表现出一些反智、反大企业、反金融、反全球化等等民粹主义成分，但他们的基本政策主张是明确的：减税、限制政府规模和反对干预，只要有了这几条，他们对大企业和金融界的敌视将只能停留于情绪，而不会转变为实际的管制和干预政策。 眼下的财政恶性膨胀，尤其是医疗开支的无节制增长，需要一次制度和政策大手术，而茶党的草根出身恰恰让他们成为合适的操刀者；茶党分子多数不是职业政治家，有其他安身立命之处，因而无须过分担忧政治前途，这让他们更能够摆脱所在选区的传统议题，摆脱猪肉桶义务，摆脱现有政党格局下的政治交易规则，摆脱政客圈内复杂的支持、提携和荫庇关系所施加的义务，而这些正是大幅度改革所面临的主要障碍。 尽管茶党赢得多数的可能性不大，当选总统的希望更是渺茫，但他们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将迫使共和党阵营全面向右靠拢，这一点在最近的地方和联邦政治活动中已经有所表现；过去几十年，由于自由派长期占领舆论高地，许多原本合情合理的改革，在当下的政治正确氛围下，已成了骇人听闻的疯狂主张，这种情况下，目前迫切需要的伤筋动骨的变革，或许真的需要这些赤脚汉来实施了。

为了写时评混饭吃，我不得不每天看新闻，但这着实是件痛苦差事，特别是那些经济政策，就像天天重复上演的荒诞剧，荒诞剧这东西看一遍可以，天天看反复看剧情还一成不变，就太荒诞了。 比如反垄断政策和消费者保护政策，这是政客举起大刀砍向企业，口号是保护消费者，上午刚砍完，到下午，同一帮恬不知耻的政客就又举起大刀，这回砍的是全体消费者，而口号变成了保护企业和就业岗位。 当然，如你所知，这把大刀就是贸易保护和汇率政策。 类似的，当某个政客还是某州参议员时，就把自己扮演成挺身挡在消费者前面对抗大公司的蜘蛛侠，可一旦进入国会，成为联邦参议员，立马变得像本州公司们花钱雇来的小二，不遗余力毫不脸红的从全国纳税人和消费者身上搜刮猪油。 这样的荒诞剧就每日在我的Google Reader里随着页面的高速滚动而不断上演，让我哭笑不得。 不过话说回来，从这无聊乏味的观剧中我也不是毫无收获，今天看着看着我就想起在Scott Gordon在《控制国家》里提出的观点：无论政体如何，政治现实永远是：有组织的少数统治无组织的多数。 于是我有了一个念头：{*quote(政治与组织创新)所谓政治家，就是那些能够做出组织创新，从未组织的多数中筛选出一个子集，将其组织起来，获得某种政治产出，的人；这不就是个市场价值发现过程吗，听上去很像是创新企业家干的事情啊。/quote*} 是的，有能力做到的政客，就变成伟大的政治家了。 不过，这里说的“组织化”，要从最宽泛的意义上理解，并不一定要裆证裆徽裆旗执行委员会之类东东，或许一份专为某群体代言的刊物即可，同业协会所雇佣的律师团当然也算，发挥想象力吧，我就不细说了。 当然，不同的基础制度背景下，组织进化的条件是不同的，产生的组织类型也大不相同，某些环境条件下，就只能产生带头大哥+马仔的抢钱抢地盘抢女人组织了，那个说来就话长了，暂且按下不表。

有朋友问我对确保“基本农田”的政策怎么看，我恰好想过这个问题，不过这个想法在纸媒上肯定是发不出来的，就在这里简单说几句。

耕地红线政策背后，实际上隐含了这样一组前提：

1）中国未来可能面临国际粮食禁运；

2）敌对国有能力为决定和实施禁运而建立有效联盟；

3）在如此邪恶的禁运开始之后，中国不会向他们宣战，尽管中国每年会花掉几千亿军费来建立作战能力；

4）或者，会宣战但仍无法突破禁运；

5）在即便开战也无法突破禁运的条件下，中国不会投降而宁愿听任大量国民饿死。

只须略加追问，就不难发现，离开这组前提耕地红线是无法成立的。

至于政策本身，我就不评价了。

又一条底线被突破 辉格 2010年8月13日 在中期选举之前，看来已没有什么能阻挡奥巴马的经济政策了，国会顺利通过了动用260亿联邦资金援助各州政府的法案；这不仅是联邦预算的约束防堤彻底溃决之后的又一次开支泛滥，更是对联邦政府又一条行为底线的恣意践越。 尽管共和党议员一致抵制，但这次不像医保和金融法案，对于这样一次通常会引起高度警惕的历史性突破，反对派的抵抗甚至没有引起什么争论，在媒体和学界也鲜有评论；从投票结果看，民主党蓝狗们显然也将党派立场置于其财政保守原则之上，没有表现出任何约束力。 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州陷入了财务困境，其中严重如加州者，已其行政和公共服务系统已陷入部分瘫痪状态，许多部门关门停业、裁员或靠打白条勉强维持；陷入困境的原因听起来很老调，在经济繁荣期，这些州政府税收丰厚，于是大肆扩张公共部门，不仅把增加的收入花个干净，还利用繁荣期宽松的信贷条件大发债券，等衰退到来，税入骤减，银行信贷紧缩，无以为继了。 加上州级财政的税源更多的建立在一些波动性较大的基础上，受景气影响很大，更恶化了它们在衰退期的处境；同时，州政府在美国联邦体系中的角色，又使得它在处理财政危机时面临诸多掣肘；首先，它是个无限责任的主权实体，而不像城市和地方政府那样，是有限责任实体，因而无法通过破产清算或债务重组来摆脱困境；其次，它与联邦之间不存在从属关系，这意味着它既不对联邦负财政责任，也无权要求联邦的财政支持，但与主权国家不同的是，它不能发行货币，不能要求美联储购买它的债券。 最后，由于企业跨州搬迁远比跨国搬迁更容易、成本更低，因而州政府比联邦更不敢加税，换句话说，州政府受各州间制度竞争的约束，而联邦政府只在国际上面临类似竞争，后者的强度显然低得多，税负比美国低的国家不少，可要么市场规模太小，要么法治和营商环境太差，近年来欧美对离岸中心和避税天堂的联手打击，使这一制度竞争压力更趋削弱。 加诸州政府头上的这些约束，迫使它们财政自律，否则很快会遭受严酷惩罚，正如现在的加州；然而奥巴马的260亿援助法案，却给这个约束机制打开了一个后门，树立了糟糕的先例，一旦联邦援助成为可预期的最后保障，今后各州便更可能放松财政自律。 更危险的是，这一做法将削弱各州的财政独立性，从而最终动摇联邦制这一美国宪政的一大基石；由于国会的首要职责便是检查纳税人的每一分钱是否花得值得，所以，一旦联邦需要开始为填补各州财务漏洞的可能性而担忧，国会必将干预各州的财政支出结构和去向。 实际上不久前，州财政独立已经从另一个方向遭受了打击：医保改革是国会的法案，各州事先既未参与讨论事后也未授权和批准，但该法案所带来的财政负担，很大部分却将由各州负担，所以当时法案通过后几分钟，13个州检察长立即发起违宪诉讼；国会立法将一种社会福利义务和相应的财政负担直接加在州政府头上，这确实违背了美国联邦制的分权传统。 报道此事的媒体普遍认为，该补贴法案是奥巴马在中期选举前收买选票的一个大号猪油桶，不过收买的效果是令人怀疑的，补贴的直接受益者——公务员、公立学校教师和他们的工会组织，原本就是民主党的票仓，收买的边际收益不会很高，而代价却很显著，它直接自证了共和党和草根茶党对对奥巴马和在任民主党议员缺乏财政自律、放纵赤字政策的批评。 如果赤字和税负果真如奥巴马所承诺的，带来了复苏和就业，选民或许不会计较这些代价，但实际上没有，景气依然低迷，失业率依然高企；年初一度令人振奋的复苏苗头，如今看来已是昙花一现，美联储停止退出进程的决定，表明他们也已确认这一点；虽然还看不到第二轮危机的迹象，但持续多年低迷的前景却越来越清晰了。 人们对州财政援助案所表现出的不详的安静，究竟意味着他们已坦然接受奥巴马干预主义给美国制度传统所带来的巨大改变？还是他们宁愿默默等待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懒得多费口舌？我们无从知晓，这一秘密会一直埋藏在沉默多数的肚子里，我们只能静待三个月后答案揭晓。

税收无法有效调节收入差距
辉格
2010年6月10日

继打压房价之后，收入差距和分配问题似乎已成为另一个政策焦点；近日，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无论是《通知》正文的第一句，还是该局负责人在随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第一段话，都明确表示了，这一措施所针对的，是收入差距问题；而舆论中也确实有一些希望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来缩小收入差距的声音。

我国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确实已到了异常严重的程度，但这一罕见的状况，是由许多早已暴露无遗的制度性弊端所造成的，其中最突出的是，个人权利和财产权缺乏保障，市场准入机会的不平等，国有部门内部私分巨额垄断利润，公务部门不受约束的超水平福利，等等；回避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却指望用税收来缩小收入差距，是缺乏说服力的；而且，无论是理论还是经验都无法支持，贫富差距可以靠税收调节来解决。

简单的说，每个人的收入是他把他所拥有的要素投入到生产中，然后从产出中取得的一份报酬，工人投入人力资源，资本家投入资本，当然还有一种特殊的要素，是给生产过程制造障碍的能力，也可获得相当的报酬；参与生产的各方所得报酬的高低，取决于各种要素在组合的比例，和它们的稀缺性。

低收入阶层通常只有人力资源可供出租，而劳动报酬低则是反映了要素市场上劳动力太多而资本太少，所以，提高广大劳动者收入的途径，无非是促进投资，让更多的资本来雇佣工人，从而使得市场中资本变得更充裕而人力变得更稀缺，这也是所有发达国家经济起飞过程中所发生的情况。

那么，是否可以通过税收来改变要素收入的分配比例呢？可以考虑两种税收，第一种是对要素收入征税，比如从资本家的资本利得中拿走一块，分给工人，这是流量再分配；该方法在当期是有效的，直接改变了分配比例，但等到下一次劳资双方议价时，议价基础改变了，转移支付会被双方都事先纳入议价考虑之中，最终，分配比例将回归到要素组合和稀缺性所决定的那个均衡水平上；唯一的变化将是，征税所带来的交易费用将压低生产规模，并相应的减少劳资双方的收入。

比如一家商店，原先店员拿毛利的20%，老板拿80%，现在他知道老板的20%收入会转移给他，为何不接受一份工资为零的雇佣合约呢？把问题扩展到整个经济，结果也类似，如果转移税率低于工人原本所得比例，那么重新议价将使分配比例回归原有水平，如果转移税率高于该比例，则意味着工人必须倒贴钱才能找到工作，这当然不会发生，实际结果将是大量资本退出生产，退出过程将一直继续到将资本稀缺度拉高到资本家再次有利可图为止，在新的均衡点上，工人的收入绝不会比以前更高。

第二种是直接对要素征税，即通过财产税直接从资本家手里拿走一部分非人力要素，分配给工人，这是存量再分配；同样，存量再分配在短期内也是有效的，但在长期，一旦财产税成为稳定预期，人们的行为便会随之而改变，积累财富的动力会削弱，奢侈消费得到了鼓励，有条件者更会寻找转移财产的可能性，总的投资额将会下降，最终减少对劳动的雇佣；这两个效果相抵之后，穷人收入是否增加，将取决于税收的绝对水平，和资本转移的可能性。

在整个经济生态中，越是处于食物链上游的、金融化程度高的资本，越是容易流动和转移，而在从穷人、中产者到食利者、资本家的贫富谱系上，越是富裕者，越容易克服在不同税收领域和辖区之间转移资产所面临的障碍；所以，对于最富裕那些人——比如所谓的达沃斯一族，只要在别处还存在着低税收地区，存量再分配是很难作用到他们头上的，真正被再分配的，将是那些勉强超出平均线的中产阶级。

全球化更削弱了这种可能性，不仅是因为全球化促进了要素和资本流动，更是因为大量新型的合约形式、商业模式和金融工具，以及要素组合中比例越来越高的无形资产，使得产业内的要素再配置变得更容易；在以前，你把资产转移出一个地区，便意味着你要放弃那里的生意，现在不是了，借助外包、租赁、授权和恰当的股权结构安排，跨国企业可以极低的境内净资产运营规模庞大的业务，而把大部分要素留在境外。

即便不考虑资产转移问题，税收的转移支付能力也是有限的，税收会抑制生产和投资，当税率高到一定程度，其转移支付效果将完全丧失，在越过拉斐尔曲线的最高点之后，甚至税收绝对值也开始下降；目前我国的税负水平已经很高了，而且近年来始终在以四五倍于GDP的增长速度在快速增加，但我们并未看到任何转移支付效果，收入差距仍在快速拉大。

近年来，随着劳动市场、汇率、土地、管制等运营条件的全面恶化，多数中小企业都处于勉强维持的状态，除了税负，他们还要面对准入障碍、行政干预、腐败和国企挤压等种种负担，此时对资产存量征税形同釜底抽薪，极可能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很难相信在这种条件下，再分配将产生正的转移支付，它或许会缩小贫富差距，但那将是通过把富人赶走或让他们变得更穷来达到的。

实际上，有一个现成且无害的要素存量再分配的选择，它不会带来负面激励，那就是把国有资产分给穷人，把土地分给农民和居住在它上面的市民，既然我们有一个如此庞大的可供再分配的资产存量，又何必去剥夺那些辛苦挣下一点产业的中产者和小业主们呢？

下一个靶子：评级机构
辉格
2010年6月1日

金融危机之后，从公众到政界都在不断反思、苦苦寻找究竟是谁酿成了如此大祸，他们怎么也不愿相信，这或许只是一种集体非意图的结果，是迄今尚未被看清和理解的某种宏观波动；在此心态引导下，立法和监管当局展开了一场抓坏蛋行动，其目标从最初的结构化债券，到金融衍生品，然后指向了投行的贪婪与失德，现在又有了下一个靶子：评级机构。

4月23日，参院永久调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关于评级机构在危机中角色的报告，指责其与投行勾结误导投资者，随后，参院在其金融监管法案中加入一项修正案，要求在SEC之下设立评级委员会，由其代为发行方就其所发行证券指定评级机构；之所以作此规定，是因为此前许多评论认为，现行的由发行方付费聘请评级机构为其证券评级的做法，存在利益冲突，即所谓“吃人家的嘴软”，结果造成评级标准下降，而解决方法就是截断其利益关系。

评级机构的发行评级是一种卖方评级，就像产品出厂时，制造商找第三方质量检验机构，给产品贴合格标签，标明等级，然后检验机构按标签数量收钱；显然，厂商愿意花钱去买这张标签，是因为他知道消费者对该标签或多或少抱有信任，信任度越高，标签就卖得越贵，所以，对于评级机构，已经建立的信誉是非常值钱的资产，不会轻易损毁。

因此，若从长期利益考虑，卖方评级并不存在激励扭曲，问题是，和任何大型组织一样，确保其行为始终符合长期利益，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需要随时抵御短期诱惑，也要在管理和激励制度上杜绝短期行为，确保其员工和团队不以组织长期利益为代价谋取私利。

许多人基于直觉认为，换成买方评级就可以消除激励扭曲，但实际上未必可行；首先，交易费用的分布特征使得许多买方评级不存在可行的盈利模式，比如一只债券的发行方只有一家，而买方却有上万，向他们分别兜售几十块钱一份的评级报告可能还不够支付操作成本；况且，评级是一种信息产品，不具有天然的排他性，投资者宁愿等着别人买了去借来看，或者等着从他们的交易行动中看出苗头，毕竟，一开始交易，这些信息都会表现在价格上。

其次，大型买方评级机构同样存在激励内控问题，比如米其林的餐馆评级就是买方评级，它通过销售旅行指南获得收入，不向评级对象收钱，甚至不登任何广告，算是完全切断了利益关系；但他同样面临问题：如何保证评级员们不被餐馆贿赂收买？米其林为此制订了极其严格的管理制度，评级员身份保密程度比克格勃间谍还高，连家人都不知道，还要定期轮换；由此可见，买方评级要解决激励问题，并不比卖方评级更容易。

其实，金融市场上也是有买方评级的，只不过因其分散而不如三大机构那么有影响力；有许多独立证券研究机构，各大银行也都有自己的研究部和大批分析师，他们都会为买方提供研究报告，这些专家不会天真到三大机构说啥就是啥；与其他市场相比，金融市场的投资者有着最丰富最多样化的信息来源，而且，当各种评级、研究报告和投资建议都不能阻止投资者头脑发热时，市场还有着最后的矫正手段，那就是做空者，他们的做空行动也会想其他投资者传递出有价值的信息。

所以，只要存在充分竞争，评级机构尽管可能在内控上出现漏洞，但也不会过分放松其评级标准，他们的丰厚利润也吸引着许多随时准备取而代之的竞争者，实际上，三大一直就面临着中小机构的竞争；如果说有什么东西阻碍了评级竞争的话，那恰恰是来自SEC的监管政策。

SEC的许多监管规定——比如证券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要求、可否使用简式说明书等——都以评级为基础，为此，SEC不得不指定一组合格的评级机构，于是就有了所谓“国家认可统计与评级组织（NRSRO）”这样的东西，凡监管规定中涉及评级的地方，只能用来自NRSROs的评级；NRSROs不是由某个外在标准（比如市场占有率）划定的，而是由SEC直接指定，这样等于断绝了中小评级机构的发展机会，人为强化了现有大机构的垄断地位，因为除了监管机构，许多基金也都以NRSROs评级作为投资依据，特别是那些拥有大量古板规定的养老基金。

显然，参院修正案将进一步强化三大机构的垄断地位；排除发行者选择评级机构的机会，或许消除了一种潜在的不良激励，却带来了讨好监管衙门这种新的激励，这可决不是什么好事；衙门从来不对错误负责，不要指望他们会对投资者负责，纵容了马多夫多年的SEC，现在可是最理直气壮的部门；试想，对于花大钱买来贴在产品上的那个标签是否真的值钱，谁会更在乎？如果连评级机构也落入政府之手，下次他们还敢顶着政治压力拉低欧猪债券的评级吗？

戴姆勒案助推反贿赂卡特尔
辉格
2010年3月26日

随着大量细节的披露，戴姆勒行贿案逐渐尘埃落定，结果大概会和此前类似案件一样，行贿公司将主动认罪认罚，以让丑闻尽快从公众视野中消失；这是近年来继朗讯案、西门子案和CCI案之后，美国司法部在《海外腐败法（FCPA）》之下所做反贿赂斗争的又一次胜利，这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贸易生态，至少对于那些跨国巨头们来说，游戏规则已经不同了。

在名义上，无论FCPA还是经合组织（OECD）反腐协定，都是为了保持商业行为的诚实和正直；而在操作上，FCPA所直接依靠的，是上市公司有责任对公众保持财务透明这一法律基础，由于贿赂通常需要在簿记和报表上进行掩饰，因而很容易成为诉讼和处罚的把柄；然而，国会有兴趣制订法案，司法部和SEC肯花大力气调查，这背后有着更具体的政治动力，那就是来自行贿者同行的抱怨和压力。

实际上，美国和OECD的反腐行动，是一场旨在建立一个无形的商业卡特尔的国际运动，这个卡特尔将帮助商业公司在与那些廉洁度较低的政府做生意时，获得更有利的议价条件，免于被它们的代理人过度压榨；卡特尔是一种价格联盟，旨在通过联合议价来压低买入价或抬高卖出价，实现的手段，有限制产量，有规定限价，而反贿赂卡特尔较为特殊，它限制的是支付结构，即不得包括特定类型的支付——向政府代理人的贿赂。

在第三世界做过生意的商人都清楚，洁身自好的不贿赂原则会让你寸步难行，除非你是垄断卖家，否则随时可能被竞争对手用贿赂抢走订单；结果，凡不愿放弃这些市场的公司，不得不遵守当地行规，而贿赂的金额也在激烈的竞争抢单中被越抬越高；大量原本可以用来采购商品和服务的预算，流入了手握项目的官僚们口袋里。

如果大家都不贿赂，不仅每个企业可以省下许多金钱和精力，消除运算损耗也会扩大整个销售市场；所以，商业公司通常不喜欢贿赂风气，这倒不是因为省下贿金可以提高他们的收益，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只要竞争充分，贿金节省会被报价降低完全抵消，而因此扩大的采购量也会引来新的竞争者。

贿赂风气真正的危害在于，它迫使企业在其并不擅长的非主业事务上，花费了太多的人力、组织资源、管理精力；特别是由职业经理人管理的大型跨国企业，制度化要求使得他们的每个重要决定和开支都留下记录，贿赂会让他们承担巨大的道德和法律风险；所以，除了那些在投机钻营和献媚取宠上有特殊禀赋的，专注于核心业务的公司都希望摆脱这一负担。

但要实现这一点，光有宣言和约定是不够的，历史上组建卡特尔的努力大都失败了，因为作弊的诱惑太大了——如果我的对手都恪守不贿赂原则，那我只要放出一点点甜头就能抢到订单了——必须有某种外部强制力来惩罚作弊者；正是在这一背景下，FCPA产生了，它的功能是帮助同行间相互约束，这一点，从FCPA对待“润滑金（grease payments）”的态度上可以看得最清楚。

所谓润滑金，是指给官员贿赂，换取他尽快去办他按规定本该办的事情，比如一批货物进口通关，手续齐全合法，但人家就是拖着不办，这时候你花钱去润滑一下，此类贿赂FCPA通常不予惩罚，为什么呢？按上述思路，答案是显然的：这里不存在竞争关系，也就是说，FCPA真正关注的，是那些通过贿赂在竞争中牟取不正当优势的行为，而后者最终会导致竞相抬高贿赂额度，并把常规业务之争扭曲为一场公关战争。

显然，仅有美国司法的强制力是不足以在全球贸易中维持反贿赂卡特尔的，FCPA于1977年实施之后，许多美国企业发现，他们的欧洲同行乘机占了便宜，后者只要没有在美国上市或发债，便不受FCPA约束；于是有了1997年的OECD反腐协定，FCPA也随即在次年修订，将管辖范围扩大至拥有美国业务的外国公司，而司法部的海外反腐积极性和行动规模，也正是从那时开始迅速提升。

国际反腐的成就若继续推进，将造就这样一个环境：它将来自OECD协定38个签字国的大企业，特别是其中在美国上市或拥有重大业务、因而在其长臂管辖之下的跨国企业，纳入了一个遵循相同行为标准的卡特尔；这样，当他们在第三世界做生意时，可以放心的预期，至少不会被一个同等量级的对手，用贿赂抢走单子；同时，那些政府若弃该卡特尔成员，而将大项目交给无名小公司做，便无异于往自己脸上贴受贿标签，这是个可喜的局面。

禁售并非保护濒危动物之上策
辉格
2010年3月15日

最近，沈阳森林野生动物园三个月内连续饿死11头东北虎的事件，震惊了世人，也引发了人们对野生动物园是不是保存濒危动物的恰当方式这一问题的思考；饿死老虎的直接原因，是以观赏门票为主要收入的商业模式无法维系，该动物园多年来处于勉强维持的亏损状态，加上去年因老虎伤人被封园整顿，终于撑不下去，断了动物口粮。 人们或许还记得，几年前桂林熊虎山庄也曾面临类似的困境，在历经十几年努力并投入4亿多元资金后，山庄在老虎繁育上获得了巨大成功，老虎数量达到1000多头，并以每年一两百的速度增加；但与老虎一起增长的却是亏损，门票收入只够买饲料，无法维持运营，死老虎不能出售，相反还要承担每年十几万的冷藏费；如今，那里的众多老虎正被关在棚屋里苟延残喘。 在繁育上获得巨大成功的投资者，所收获的却注定是巨亏甚至破产，这不得不让人怀疑，目前的濒危动物保护体系，在激励机制上出了大问题；保护野生动物的立法努力，最初所指向的是捕猎行为，但后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只要对野生动物制品的巨大需求依然存在，就难以阻止猎手们铤而走险；制品禁售法律的主旨，在于通过切断野生制品的流通链，来遏制消费者对供方的激励。 然而，禁售法是否有助于其立法本意——即最大程度的保存濒危物种的野生种群——的实现，却并非无须论证；通过制品禁售来保护乃至扩大野生种群，暗设了一个前提：野生种群的数量是外生给定的，并且是进入消费市场的动物制品的唯一来源，因而流入消费市场的数量越多，野外保存的数量便越少。 这样，在设计激励机制时，所需考虑的市场只有一个：对来自野生种群的动物及其制品的供给和需求；在此考虑之下，最优选择便是：从供给、需求、流通三个方面施加最大的打击，以便消灭这个市场，最终关闭野生种群向消费市场的溢出。 然而这里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满足消费需求的动物制品未必来自野生种群，也可来自人工养殖，因而，消费需求究竟激励了更多狩猎，还是激励了更多养殖，取决于供给成本；不同物种的成本曲线也是不同的；抓到濒危稀有动物原本就很困难，而禁猎法又大幅抬高了其成本，因而养殖成本远低于狩猎成本是完全可能的，越是稀有物种，这种可能性越大；若人工养殖能将市场价格压低到令商业捕猎完全无利可图，那么，禁售法便是不必要的。 其次，野生种群的供给数量，并不是由自然条件和物种禀赋单方面给定的，也与人类行为密切相关，人类对土地的使用状况，极大的影响着野生物种的栖息地面积和质量，从而影响其种群数量和规模；实际上，与捕猎相比，栖息地消失是濒危物种的更大威胁。 因此，{*quote(物种保护.激励结构)若要全面考虑濒危动物保护中的激励机制，须辨识出两个不同的市场：一个是上面所说的动物个体及其制品的终端消费市场，另一个是野生种群的市场，种群数量与规模，首先将由后一市场的供需状况决定，然后再减去其中溢出到终端市场的数量。 如上所述，当养殖替代品不能排挤掉捕猎供给时，禁售法可以降低对捕猎的激励；但人们时常忘记的是，它同时也降低了对保育和扩大野生种群的激励；假设某个非洲、印尼或亚马逊部落，其领地上生活着若干濒危种群，禁售法固然可能降低他们的捕猎热情，却无法阻止他们将草原、森林和沼泽改造成农场、牧场和鱼塘/quote*}；由主权政府强行设立自然保护区，虽可缓解这种危机，但剥夺部落居民对土地的传统权利和改善生活的愿望，在道德上却是说不过去的。 来自消费市场的激励，在栖息地究竟会诱发更多的滥捕，还是更多维护种群存续的热情，取决于当地居民对激励的反应是否长期化，而这又取决于其从野生种群中获取的利益是否能长期化，换句话说，产权结构是否明确而稳定；若收益预期可长期稳定，竭泽而渔的滥捕便是不可取的，而部落居民在利益算计上并不比别人更傻。 多数濒危物种的栖息地都位于远离现代社会的部落区，所幸的是，传统部落社会普遍拥有维护公共资源和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制度基础和相关的动员与约束机制，这一点在水源保护、祭祀、求雨和战争等公共事务上已有充分的体现；对于已将保护濒危动物设为既定目标的主权立法者来说，重要的是要让部落居民认识到，他们从野生种群的存续中，可以得到长期稳定和切实可见的利益，立法的作用应在于加强这种预期；显然，禁售法与此背道而驰。 在辨明两个市场及相应的激励关系，并弄清各物种的濒危程度、繁育难度和制品需求度之后，才可能针对不同物种制订出合适的保护机制；像华南虎这样极度濒危而短期内无望恢复野生种群的物种，禁售毫无意义，鼓励养殖以便为未来野化留种，才是可取之道。 对于野生种群仍然存在的濒危物种，在定期种群调查的基础上，动物保护组织可向当地部落发放奖金，政府则可发放出售相关制品的定额许可；而在终端市场上，借助类似纯种马的谱系跟踪和动物身份认定技术，也可以设计出排除了捕猎激励的交易市场；一旦良性激励机制建立，消费者对虎骨虎皮等野生制品的乖僻需求，反而成了物种的救星，相比之下，那些其尸体一文不值的濒危蟑螂，倒是要另觅保护之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