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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 2014-05-11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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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政府之手如何扰乱市场
管制是用一刀切的方法强制施加某种行为标准，而干预则是用机会主义行动来追求某种短期经济目标，施加管制时，政府还保持着立法和执法者的身份，而实施干预时，已经作为市场参与者直接介入到具体经济活动了。
与企业相比，政府目标指向和行为方式更难预料，它时而追求增长速度，时而追求就业率，或者低物价水平、产业规模、技术先进性、国产化率、高雅格调、国际声誉，等等，令人难以捉摸、无所适从，它们的行动也随时受政治局势、舆论风向、民调结果、选举周期和政府更替的摆(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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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政府之手如何扰乱市场
管制是用一刀切的方法强制施加某种行为标准，而干预则是用机会主义行动来追求某种短期经济目标，施加管制时，政府还保持着立法和执法者的身份，而实施干预时，已经作为市场参与者直接介入到具体经济活动了。
与企业相比，政府目标指向和行为方式更难预料，它时而追求增长速度，时而追求就业率，或者低物价水平、产业规模、技术先进性、国产化率、高雅格调、国际声誉，等等，令人难以捉摸、无所适从，它们的行动也随时受政治局势、舆论风向、民调结果、选举周期和政府更替的摆布，摇摆不定。
而同时，现代国家所拥有的权力和操纵的资源远非任何个人和企业所能匹敌，一旦进入市场，便足以打破均衡，并让每个参与者改变对事态的预期，就像一头巨兽冲进足球赛场，它不通球艺，也不知道得分规则，没人猜的透它想干嘛，却又无人能够忽视它的力量。
除了干扰正常的价格信号之外，干预对市场制度更深层的伤害是，它本身的机会主义性质会激励个人和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比如，我租下一千亩土地投入巨资加以改造后用来种棉花，我的商业模式建立在棉价高于每吨2万元的基础上，但两年后投资还未收回而棉价却已跌破1万5，本来我只得自己承担损失。
但假如我有个热心的好政府，我还有另一个选择：可以联合其他棉农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干预：提高棉花进口关税、提高棉花出口退税、提高化纤增值税，按亩补贴棉花种植、指令铁路公司提供降低棉花运费，指令银行提供贷款以便度过难关，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干预手段，这样的窗口一旦打开，会吸引各种利益群体组织起来形成压力集团，寻求对自己有利的干预政策；企业的心思将更多的用在政治游说和权力争夺，而不是成本和风险控制等他们的份内事情上，这既扭曲了市场激励机制，也腐蚀着权力。
第四部分 制度与政策
财产权是任何社会的核心经济制度，私人财产权是任何自由社会的核心制度。
——大卫·弗里德曼，《自由的机制》，1973
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制度基础质量如何，对一个社会的福祉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制度若能增进福祉，必须使强制权能够在经济上有效的保护产权并提供契约执行，让声誉机制发挥作用……必须能够鼓励储蓄、投资和创新，并防止寻租行为。
——阿夫纳·格雷夫，《大裂变》，2006
我想不起有什么好的管制，运输管制？农业管制？从字母A开头的农业管制，到字母Z开头的区域规划，从A到Z，全是坏的；对管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研究，结果全都一样：效果是坏的。
——罗纳德·科斯，Reason(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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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制度与政策
财产权是任何社会的核心经济制度，私人财产权是任何自由社会的核心制度。
——大卫·弗里德曼，《自由的机制》，1973
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制度基础质量如何，对一个社会的福祉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制度若能增进福祉，必须使强制权能够在经济上有效的保护产权并提供契约执行，让声誉机制发挥作用……必须能够鼓励储蓄、投资和创新，并防止寻租行为。
——阿夫纳·格雷夫，《大裂变》，2006
我想不起有什么好的管制，运输管制？农业管制？从字母A开头的农业管制，到字母Z开头的区域规划，从A到Z，全是坏的；对管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研究，结果全都一样：效果是坏的。
——罗纳德·科斯，Reason杂志，1997年1月号
当一位旅行者游历一个个国家时，他首先感受到的差别，通常来自山水风光、气候植被和人文风情，但假如他住下来，生活一段时间，看看当地的新闻，办一些需要与各种角色打交道的事务，生一场病，送孩子去上学，甚至做点生意，那么，他感受到的最大差别，甚至绝大多数差别，将来自制度。
如今，得益于发达便利的传播媒介，你甚至不用亲身经历，也能真切的感受到制度所带来的差别；并且，一旦人们有机会了解和比较，他们的评价有着很大程度的一致性，这一点清楚的反映在国际移民的流动方向上。
一些制度被人称羡，而另一些社会的精英们，则始终在为如何建立这样的制度而苦苦探索或争论不休；纵观那些被人羡慕的社会，不难看出它们的共同点：法治保障下的市场制度；今天，在20世纪的大规模社会实验浪潮过去之后，已很少有人否认市场制度的重要性，问题是，如何建立它。
事实上，曾经存在过的数十种主要文明中，市场都有过或多或少的发展，但法治下稳固而持久的市场制度，只在西欧起源过一次，其余都是它传播和扩张的结果；这是因为，市场发育与国家权力增长之间有着内在的冲突。
在缺乏强有力的司法系统的社会，财产权高度依赖于自力救济或互助救济，而交易也多半只能在熟人之间展开，契约执行主要依靠信誉机制，这些，都限制了产权的多样化、抽象化和资本化发展[1]，也阻碍了大跨度、大规模的非人格化交易[2]，并限制了分工的广度和深度。
一个能在广大地域内推行司法的强大政府，可以在高度流动性社会中保护形式多样、结构复杂的产权，确保非人格化交易的契约执行，但同时，日益强大的政府权力也常常被利用来侵犯私人产权和干预自由交易；因而，只有当政府权力扩张及时伴随着宪政和法治对权力的制约力的同步增长，市场制度才能可靠的建立。
即便市场制度已经建立，它也始终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相对于人类进化史，它还太年轻，我们古老的文化和更古老的人性远未适应和接纳它，在面临新的问题和困境时，人们总是习惯于从非市场甚至反市场的方向寻找出路，尽管事实已屡屡表明，那些并非出路。
本部分的文章涉及市场制度的若干侧面，和它所遭遇的来自管制和干预的冲击，以及它在一些新问题领域中的可能发展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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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明确而可靠的法律保障所如何导致产权抽象化，从而带来流动性并成为金融资本的机制，以及法治缺乏对此过程的阻碍，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 Polar）在《资本的秘密》（2000年）一书中有精彩的分析。
[2]关于小圈子内基于信誉的人格化交易和市场化的非人格化交易的区别，以及两者对强制性司法系统的不同要求，可参见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Bifurcation: China and Europe Compared（2010）一文中的分析。
【2013-12-28】
@Araby阿拉比: 呃，被remove掉了，try again. 《美国的“国家利益”》 http://weibo.com/1938610630/ApchOBn9N
@洪浩_kaoputive:阿老师这篇写得好！
@whigzhou: 这事情要从两方面看：一是竞争性政策提供者，相当于生物进化中的变异来源，二是政策选择机制，相当于生态环境，araby说的主要是后者，前者只略提了几句，其实前者才更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从中更能看出（一定程度上）人格化了的所谓国家利益
@whigzhou: 因为选举官员通常对国际政治懂得不多，需要依靠专(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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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28】
@Araby阿拉比: 呃，被remove掉了，try again. 《美国的“国家利益”》 http://weibo.com/1938610630/ApchOBn9N
@洪浩_kaoputive:阿老师这篇写得好！
@whigzhou: 这事情要从两方面看：一是竞争性政策提供者，相当于生物进化中的变异来源，二是政策选择机制，相当于生态环境，araby说的主要是后者，前者只略提了几句，其实前者才更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从中更能看出（一定程度上）人格化了的所谓国家利益
@whigzhou: 因为选举官员通常对国际政治懂得不多，需要依靠专家，而专家能提供的选项也就那么几种，每种背后都是一整套理论支持着，而正是这些理论，带来了政策的连贯性和国家“人格”
@whigzhou: 这些理论的连续性背后，是由大学政治专业、智库、期刊、学派、师生关系等制度元素所构成的传统，政策选项是它们的产品，这些产品继而在政治环境中接受选择
@Araby阿拉比:我同意。另一方面，我觉得越是和民众没直接关系、越是缺乏成形的利益集团的issue，专家意见的影响力越大吧，因为缺乏利益的incentive，建立在较客观的意见的政策越是能pass吧。
@whigzhou: 是
@洪浩_kaoputive:辉总认为政策对专家的依赖有这么高？威权国家和民主国家在这一点上有区别吗？
@whigzhou: 就美国而言，国际政策对专家的依赖可能更高，因为美国的孤立主义传统，总统和议员不懂国际政治的程度更严重
@whigzhou: 政策对专家依赖程度的差别，我看主要不在民主与否，而是我前面说的那种政策选项生产机制的成熟程度和该机制影响政策的能力，而这两者又是相互加强的
@Araby阿拉比:我觉得未必是孤立主义传统吧，那也N久之前的事情了吧。而是周边没什么邻居（墨西哥的移民问题是内政问题，加拿大那边反正也没什么问题），所以老百姓对政治家是否懂国际政治
@whigzhou: 我说的孤立主义包括这种情况，总之美国人有种“我不用搭理地球对面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也能过得很好”的倾向
@徐轶青:中国外交似乎更个人化一些。
@whigzhou: 因为专家们实在太少将了～
闲来无事，在The Old Reader里狂翻积了好久没看的旧文章，读到@同人与野 7月份的一个旧帖，文中对“文人思维”大加鄙视，文人说话确实常常不靠谱，不过依我看，理科生在谈论社会/政治/制度问题时，不靠谱程度也往往差不多，本文还算靠谱，但毛病也不少，比如（粗体是我标的）：
文人思维天生喜爱耸人听闻的消息，如果再加上不爱算数，就会对世界乱担心和瞎指挥。请问在以下死亡方式中，哪种是最值得担心的？在海滩游泳被鲨鱼攻击，恐怖袭击，还是被闪电击中？直到911事件让恐怖袭击的戏份突然变大，美国媒体上曾经充斥着鲨鱼攻击的报道。而事实上美国平均每年死于鲨鱼之口的还不到一人 — 从这个角度说鹿比鲨(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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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来无事，在
The Old Reader里狂翻积了好久没看的旧文章，读到@同人与野
7月份的一个旧帖，文中对“文人思维”大加鄙视，文人说话确实常常不靠谱，不过依我看，理科生在谈论社会/政治/制度问题时，不靠谱程度也往往差不多，本文还算靠谱，但毛病也不少，比如（粗体是我标的）：
文人思维天生喜爱耸人听闻的消息，如果再加上不爱算数，就会对世界乱担心和瞎指挥。请问在以下死亡方式中，哪种是最值得担心的？在海滩游泳被鲨鱼攻击，恐怖袭击，还是被闪电击中？直到911事件让恐怖袭击的戏份突然变大，美国媒体上曾经充斥着鲨鱼攻击的报道。而事实上美国平均每年死于鲨鱼之口的还不到一人 — 从这个角度说鹿比鲨鱼危险得多，死于开车撞上鹿的人数是前者的三百倍！一个美国人在过去五年内死于恐怖袭击的概率只有两千万分之一，而根据《经济学人》最近提供的一个各种死法危险排名，其在一年内死于闪电击中的概率则是一千万分之一 — 闪电比恐怖分子厉害十倍！
这种担心会左右公共政策。文人可能从“是不是纯天然的”这个角度认为有机农业很美而核电很可怕，这不是一个好标准。可是他们总希望自己的声音大到能够调动很多人感情乃至于按照他说的“常识”采取行动的地步。他们号称是“民意”的代表，但他们代表的只是未经过tradeoff的原始民意。在大多数公共问题上，常识是不好使的。资源调配即使做不到完全依赖市场，也不应该谁声音大就听谁的。
作者似乎认为，某类危险的死亡几率越高，就越“值得担心”，也越值得在公共政策上得到优先处理。
但只须稍稍细究一下，就会发现这一主张难以成立。
首先，一种危险是否值得担心，不仅要看它给我们带来的预期伤害有多大，也要看我们对它的担忧有没有用、有多大用，假设小行星撞地球发生概率不小，再假设人类凭现有能力对它毫无办法，什么也做不了，那么，担忧它就是没用的，所以也就“不值得担心”。
其次，不同危险，即便预期伤害相当，对人类安全感的影响是不同的，有关危险的公共政策，其目标不仅是降低预期伤害，更是为了提升公众安全感，因而优先处理一种预期伤害虽低但对安全感影响很大的危险，完全可能是合理的。
第三，“担心”是个动词，需要个主语：谁担心？有些危险不是随机分布的，与个人位置/活动/偏好高度相关，仅仅对于身处某个地方、或经常从事某种活动、或保有某种生活方式的人，这些危险才是足够显著因而值得担忧的，而身处某个地方、或经常从事某种活动、或保有某种生活方式，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因而产生这种担忧并对之作出反应的恰当主体，是个体而不是群体，个人需要权衡：冒这样的风险换来的东西是否值得，这样，这种担忧无论程度如何，都没有理由去影响公共政策，除非你能说明：通过公共政策以公共品的方式降低此类风险，远比个人分别选择更有效率，才有了起码的理由将它作为一个公共政策问题提出。【注：作为市场无政府主义者，我认为即便是合格的公共品也不需要由政府提供，但那是另一个话题。】
第四，有些危险来源，人类对待它的方式，本身是对该危险来源的一种激励，比如恐怖攻击，若没有引起防御行动，这一事实本身会激励恐怖分子，引来更多攻击，相反，像雷电这样的风险，大概不会因为觉得人类好欺负就多劈几个下来；公共政策优先处理前一类危险，是有道理的。
我想说的是，弄清楚事实当然重要，但仅有事实远远不够。
【2013-11-21】
@whigzhou: 盐碱地成了华北人民的福音，有盐碱地的村子好多都发了 //首个“村级市” 外来务工者的西辛庄城市梦 http://t.cn/8kzbkJ6
@tertio:数年前在沧州的工厂老板就给我讲了这个道理，沧州之所以成为北方尤其是北京的设备生产配套中心，就是因为盐碱地太多
@whigzhou: 嗯，六年前听你说了这故事之后，我一直留意类似的情况，确实如此
@dingxx:是说无法发展农业，就只能专心工业，且没(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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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21】
@whigzhou: 盐碱地成了华北人民的福音，有盐碱地的村子好多都发了 //首个“村级市” 外来务工者的西辛庄城市梦 http://t.cn/8kzbkJ6
@tertio:数年前在沧州的工厂老板就给我讲了这个道理，沧州之所以成为北方尤其是北京的设备生产配套中心，就是因为盐碱地太多
@whigzhou: 嗯，六年前听你说了这故事之后，我一直留意类似的情况，确实如此
@dingxx:是说无法发展农业，就只能专心工业，且没有排污处理方面压力的意思？
@tertio:原因特简单，就是有地盖厂房
@whigzhou: 准确说，是盐碱地让他们有幸成为耕地红线政策的盲区
【2013-09-14】
@whigzhou: 传说中的“自由放任” http://t.cn/z8WyYqF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于1930年6月17日成为法律，该法案将2000多种的进口商品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当时在美国，有1028名经济学家签署了一项请愿书抵制该法案；而在该法案通过之后，许多国家对美国采取了报复性关税措施，使美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都骤降50%以上
@whigzhou: 若评选20世纪影响最大的事件，我会把一号票投给它，它导致（至少很大程度上配得上该词）了大萧条、罗斯福、二战、北极熊、东方红、西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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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9-14】
@whigzhou: 传说中的“自由放任” http://t.cn/z8WyYqF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于1930年6月17日成为法律，该法案将2000多种的进口商品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当时在美国，有1028名经济学家签署了一项请愿书抵制该法案；而在该法案通过之后，许多国家对美国采取了报复性关税措施，使美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都骤降50%以上
@whigzhou: 若评选20世纪影响最大的事件，我会把一号票投给它，它导致（至少很大程度上配得上该词）了大萧条、罗斯福、二战、北极熊、东方红、西方红……
@miracleshsq:历来共和党不是都提倡自由贸易，为何居然会是由共和党人提出这个法案呢？
@whigzhou: 没有“历来”，只是支持自由贸易者稍多而已，大名鼎鼎的Ron Paul不是还对几乎所有自由贸易协定投了反对票嘛 http://t.cn/z8r0z70
@慕容飞宇gg:那个条目好像不是那个意思吧。那个条目说 Ron Paul 支持自由贸易，但是反对自由贸易协定，他认为自由贸易协定是利益集团的产物
@whigzhou: 嗯，他支持自由贸易理念，但投票反对所有推动自由贸易的法案，嗯，这就是罗粉的特点，他们喜欢自由理念，但不喜欢自由
@whigzhou: 共和党祖师爷林肯，就是个死硬贸易保护主义者
@野也果酱:民主党/共和党的左右分野，是新政之后才开始有的
@whigzhou: 嗯，从党派身份预测政治立场的可靠性很低，特别是把时间跨度拉大之后
@whigzhou: 比如民主党，我就一直没弄明白他们想干嘛，好像唯一不变的是喜欢歧视人，不让歧视黑人了，就改成歧视白人，现在白人也不让歧视了，只好歧视黄人了
禁止作业就能减负了吗？
辉格
2013年9月2日
教育部打算推出《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其中一条规定小学不许给学生布置书面家庭作业；要不要留作业这样的教育技术细节，居然可以由一个官僚机构为全国几十万所小学统一规定，这种怪事大概只能发生在某些特定教育体制下。
作业之所以可能成为负担，是因为孩子不喜欢做，假如作业足够有趣而让孩子乐意去做，那就算不上负担；而且有些作业恰恰适合在家里做，或者和家人或邻居一起做，比如语文老师可能会要求学生去采访一位他认为最有意思的邻居，提出几个问题并记下回答，假如这是教育的恰当内容，那么这种(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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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作业就能减负了吗？
辉格
2013年9月2日
教育部打算推出《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其中一条规定小学不许给学生布置书面家庭作业；要不要留作业这样的教育技术细节，居然可以由一个官僚机构为全国几十万所小学统一规定，这种怪事大概只能发生在某些特定教育体制下。
作业之所以可能成为负担，是因为孩子不喜欢做，假如作业足够有趣而让孩子乐意去做，那就算不上负担；而且有些作业恰恰适合在家里做，或者和家人或邻居一起做，比如语文老师可能会要求学生去采访一位他认为最有意思的邻居，提出几个问题并记下回答，假如这是教育的恰当内容，那么这种作业就没什么不好。
当然，国内小学的作业很少会这么有趣，通常都是些枯燥乏味的重复性解题训练，可这一局面正是由教育部所代表的目前这套教育体制所造成的，这套体制将绝大部分教育资源垄断在高度单一化的公立学校系统中，用统一的学校结构、统一的课程设置、统一的教材、统一的教师资质和最终统一的考试，把学生、教师、家长所面临的激励因素变得高度单一，教学的内容和方式随之而变得越来越狭窄和僵化。
这种条件下，所谓减负只能是扬汤止沸，在口号喊了多年，规定出了无数之后，我们看到，应试压力如今已前推到了幼儿园，连幼升小都成了一场激烈竞争，其中原因每位家长都很清楚：为了上好大学，高考就得拿高分，就要进重点中学，要进重点中学，就要上好小学，就要进好幼儿园……
应试目标早早就已明确，而只要这个目标仍是压倒性的甚至是唯一的引力中心，无论如何封堵，它总会绕过各种障碍而变成学生身上的压力：上面要求减少家庭作业，学校就会增加课堂负担，压缩课间休息，要求减轻课堂负担，家长就晚上和周末送孩子去辅导班，不许留作业，又要考得好，学生只好从教辅材料上自己找题做（当然是在老师提示下），不许发教辅材料，家长就自己去书店找……
要解开这根链条，就必须去除那个压倒性的单一引力，其中最关键的当然是废除高考，允许各大学按自己的标准招生；高考之所以构成极大引力，不仅是因为大学所拥有的高等教育资源，更是因为大学是进入特定社会阶层、接触特定社会机会的桥梁，因而也是年轻人在社会阶梯上爬升到关键一级。
一旦家长和学生看到通往大学的道路有很多条，穿越其中的人生方向也可以很多样，他们上中学和选择中学的动机就会改变，相应的，社会评价中学质量的标准和教师的激励方向也会随之改变，那时，离开了考分指标，中学需要更多具体可见的东西来证明它们的价值：学生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如何？毕业后两年内犯罪率和自杀率多少？五年内就业率多少？十年后平均收入比他们的父母高多少？
仅有需求端的变化还不够，还需要学校对需求变化做出反应；在离开了单一化目标之后，家长的需求会高度分化，因为孩子的禀赋和兴趣不同，家长对孩子未来的期待不同，在应该如何对待孩子方面的价值和伦理标准也不同，在达到同样目标所应采用的方法上更会有分歧，这样，他们在看待什么才是好的教育上，观点必定是千差万别的。
一旦取消高考，需求面的这种多样化便会爆炸性的释放出来，可是在现行体制下，学校未必能对此做出充分反应，特别是公立学校，家长需求无法转变成对教师的激励，即便私立学校或那些愿意做出改变的公立学校，也受制于教育法规的管制和统一课程、统一教材和统一资质标准的束缚而难以做出改变；这个错综纠结的困境需要根本性的变革才有望突破。
禁售政策正在加速大象灭绝
辉格
2013年1月16日
最近，香港海关在三个月内第三次截获大宗走私象牙，共779根1.3吨，而上两次分别为1.6吨和3.8吨；近年来象牙走私的热潮看来仍在延续，全球海关查获数量从2007年的10吨上升到了2011年创纪录的40吨，去年的不完全统计已超过27.5吨，完整数字很可能接近甚至超过前年的纪录。
从流动方向看，中国需求显然是此轮象牙走私高潮的主要推动力量，据此，许多评论者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和消费者购买力提高的结果，但这一观点很难成立，因为过去五年中国消费者收入虽有所增长，但与此同时象牙及其制品的价格却上涨了十几倍，远远超过收入增速，所以，除非偏好发生了变化，否则象牙需求不会如此暴涨。
实际上，偏好确实发生了变化，而变化的起因，正是中国政府为履行《濒危野(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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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售政策正在加速大象灭绝
辉格
2013年1月16日
最近，香港海关在三个月内第三次截获大宗走私象牙，共779根1.3吨，而上两次分别为1.6吨和3.8吨；近年来象牙走私的热潮看来仍在延续，全球海关查获数量从2007年的10吨上升到了2011年创纪录的40吨，去年的不完全统计已超过27.5吨，完整数字很可能接近甚至超过前年的纪录。
从流动方向看，中国需求显然是此轮象牙走私高潮的主要推动力量，据此，许多评论者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和消费者购买力提高的结果，但这一观点很难成立，因为过去五年中国消费者收入虽有所增长，但与此同时象牙及其制品的价格却上涨了十几倍，远远超过收入增速，所以，除非偏好发生了变化，否则象牙需求不会如此暴涨。
实际上，偏好确实发生了变化，而变化的起因，正是中国政府为履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义务而于2006年9月实施的《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该条例切断了象牙进口的传统渠道，而同时，根据2008年CITES会议的分配结果，中国市场到2017年之前的合法进口量被限制在了62吨。
这个数字只是国内传统象牙消费量的零头，而且按目前的趋势，显然不可能指望2017年之后的配额会更高；这一局面一旦明朗，随即产生了类似于一位产量稳定的著名画家于壮年突然病逝的效应，象牙制品立刻在收藏市场受到热捧，此后四五年内，其价格以每年接近翻番的速度暴涨。
很明显，并不是收入增长推动了象牙消费，而是禁售法规限制了未来象牙供应，令其有望成为绝版珍品，满足了作为收藏品所需条件，因而受到收藏者和投资者的热烈追捧，在此过程中需求曲线已虽商品性质的改变而大幅移动；而同时，禁售法规又无法控制住偷猎和走私，结果导致了一种末日来临之前的哄然抢购局面。
末日效应同样也发生在供给端，盗猎行动已发展为类似于对未来现金流一次性提现的做法，假如对未来现金流的预期是可靠的，那么按其现值提出来，和定期获取现金流，效果就是一样的，可是当这个预期靠不住时，立即提现便是理性选择，显然，禁售法规越严苛，供方对未来出售象牙而获取现金流的预期就越靠不住，因而越倾向于提现。
用禁售法保护野生动物，是非常荒谬的做法，就好比用禁止农产品交易来保护耕地；要知道，需要保护的野生动物种群，而不是动物个体，更不是动物器官，象牙作为大象种群所生产的产品，其市场价值恰好可以为保护这些种群提供激励，同理，只有粮食卖的出好价钱，农民才会保护耕地。
野生种群所面临的首要威胁，是丧失栖息地，其次才是偷猎，而要说服当地居民将栖息地留给野生动物，并忍受这些种群带给他们的种种不便和伤害，就必须要让他们相信，这些种群的存在能给他们带来切实的好处，而禁售法却恰恰背道而驰。
热爱野生动物的人们，本应为象牙的高价格而庆幸，这是说服当地农民为大象保留栖息地的最好理由，不幸的是，借助“没有买卖便没有杀戮”这句煽情口号，他们将这一市场价值变成了盗猎者与保护者之间的残酷杀戮，以及当地农民的冷漠旁观，或许还略带庆幸，因为大象与农耕社区之间历来存在不小的冲突。
当然，要将价格激励落实为对野生种群的切实保护，需要建立相应的产权制度以避免公地悲剧，这或许有些难度，但决不会比目前的反盗猎行动更难，因为这相当于让牧民为保护自家的畜群而执行反盗猎，无疑比缺乏激励的官方反盗猎队更加起劲和认真，而象牙的市场高价恰好可以为他们提供执行所需财力。
假如一个当地部落或地方政府被赋予一个大象种群及其栖息地的排他性用益权，或者私人公司通过拍卖获得类似权利，按目前行情，几支象牙便可帮助他们购买一辆丰田皮卡或几百支AK47，比起得不到收益却要冒生命危险、还时刻面临贿赂诱惑的现有反盗猎队伍，当能更好的实施保护。
巴菲特错了
辉格
2012年12月05日
最近，巴菲特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再次呼吁对富裕阶层增税，这是他近年来一再鼓吹的观点，选择此时重弹老调，显然是为影响正陷于僵局的国会财政议程；巴菲特的成就、身份和声望，让他的主张有了巨大影响力，奥巴马的一项增税提案便据此而被命名为“巴菲特规则”（Buffett rule）。
反对增税者常提出的一个担忧是，增税会抑制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因而降低就业率，但巴菲特以其亲身感受告诉我们，这不会发生，在他看来，投资者不会因为高税率而放弃投资，并举例说，五六十年代的资本利得税远高于当前，但他和他的客户从未因此而放弃投资，而当时的经济也很繁荣。
不妨相信巴菲特是真诚的，但他的论证却是错误的，他的个人感受并不能用来证明宏观效果，一项(more...)
标签：人物 | 巴菲特 | 投资 | 政策 | 激励 | 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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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错了
辉格
2012年12月05日
最近，巴菲特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
一篇文章，再次呼吁对富裕阶层增税，这是他近年来一再鼓吹的观点，选择此时重弹老调，显然是为影响正陷于僵局的国会财政议程；巴菲特的成就、身份和声望，让他的主张有了巨大影响力，奥巴马的一项增税提案便据此而被命名为“巴菲特规则”（[[Buffett rule]]）。
反对增税者常提出的一个担忧是，增税会抑制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因而降低就业率，但巴菲特以其亲身感受告诉我们，这不会发生，在他看来，投资者不会因为高税率而放弃投资，并举例说，五六十年代的资本利得税远高于当前，但他和他的客户从未因此而放弃投资，而当时的经济也很繁荣。
不妨相信巴菲特是真诚的，但他的论证却是错误的，他的个人感受并不能用来证明宏观效果，一项激励条件的改变，将首先在边际上起作用，那些对其可支配收入的用途和投向摇摆不定，正在权衡取舍的人，将首先受政策变化的影响，而对于巴菲特这样以投资为其终身职业和最大乐趣的人，确实可能没有影响，但这证明不了什么。
这个道理对消费行为同样成立，你可能说，这本好书即便价格翻十倍你也会买，但这不能证明涨价不会影响该书的销量，仅仅说明了你不是边际消费者，而且离边际很远；那么巴菲特是不是边际投资者呢？
恰好相反，他是个极度清心寡欲者，消费需求极少，没什么奢侈爱好，生活平淡无趣，对新科技和任何其他新鲜玩意也没什么兴趣，同时他却拥有极大财富，除投资之外，他很难为这些财富找到其他用途，而且投资带给他满足的是投资行为和绩效本身，而不是赚到的钱可以让他做其他事情，所以，这世上大概找不出比他离边际更远的投资者了。
尽管在投资上表现的十分精明，但巴菲特在制度和政策问题上时不时发表的观点，却多半经不起推敲，而且与他自己的实际行为不符，比如他说，为避免社会沦入财阀体制（[[plutocracy]]），应加大财产税和遗产税征收力度，不幸的是，这一观点最近在国内也获得了呼应。
可事实上，虽然过去20年美国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但根本没有出现任何财阀化的迹象，当前令人羡慕的富豪，绝大多数凭借个人成就而致富，很少是因为家族财阀背景，很难找出一个社会，其富裕阶层的流动性比美国更高了，收入差距的拉大是因为信息革命和全球化带来的新一轮创新浪潮造就了一批成功者，这绝不是坏事。
若果真需要用遗产税来避免财阀，或者用巴菲特的比喻，将富家子弟拉回到与穷孩子同一条起跑线，那么对于巴菲特这样的超级富豪，税率必须达到没收级水平才管用，这意味着要将极大比例的私人财富交给政府来支配，而只留下与占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相当的部分，才算得上起跑线公平，但巴菲特本人有没有这么做呢？
没有，实际上他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交给了盖茨基金会，一个私人机构，假如他果真认为这些财富由政府支配更好更公平，他本应将支票开给财政部，要知道，联邦政府和它的许多分支部门都愿意接受私人捐赠，实际上也一直在接受私人捐赠，财政部公共债务局自96年以来已收到2600万美元捐赠，其他像国家科学基金、卫生局、森林局、公园局、教育部、国会图书馆、老兵事务部等部门收到的指定用途捐赠则更高得多。
那么，他有没有把自己的子女拉回公平起跑线呢？也没有，尽管他捐出了大部分财产，但还没达到没收级，他给三个孩子留下了一个30亿美元的教育基金，而这已足以让他们享有任何可以想象的“起跑优势”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能让他们因为没钱而做不成事情”，可按此标准，遗产税又该如何征收呢？假如另一个亿万富豪的儿子想做的事情是火星殖民呢？
像巴菲特这样事业经历一帆风顺，有幸拥有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财富，消费需求极低，从未经历过实业经营的辛酸苦辣，也没有什么需要支配巨额财富去实现的事业追求或新颖而有创造性的想法和念头的人，在企业家这个群体里实在没有多少代表性，他远离激励边际，难以理解众多中小企业面对重税时的痛苦和绝望，他在制度和政策上的意见因而没有什么价值。
港府楼市新政难有成效
辉格
2012年11月6日
上月末，港府实施了一系列楼市调控措施，包括延长转售印花税证实时限并提高税率，向境外和公司买房者开征15%的买方印花税，这是现届特首今年7月上任后推出的第三轮楼市新政，8月的第一轮重在扩大供给，9月的第二轮收紧了第二套购房者的按揭条件，此轮更启动了税收杠杆。
从市场热度看，新政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推出一周后，看房人数下降了20%，成交更近乎冻结，买家普遍转入观望，内地买家几乎绝迹；然而，该政策所宣称的最终目标：拉低房价和租金，让本地人买得起、住得起房子，则是另一码事了，没有什么理由(more...)
标签：市场 | 干预 | 房地产 | 政策 |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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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楼市新政难有成效
辉格
2012年11月6日
上月末，港府实施了一系列楼市调控措施，包括延长转售印花税证实时限并提高税率，向境外和公司买房者开征15%的买方印花税，这是现届特首今年7月上任后推出的第三轮楼市新政，8月的第一轮重在扩大供给，9月的第二轮收紧了第二套购房者的按揭条件，此轮更启动了税收杠杆。
从市场热度看，新政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推出一周后，看房人数下降了20%，成交更近乎冻结，买家普遍转入观望，内地买家几乎绝迹；然而，该政策所宣称的最终目标：拉低房价和租金，让本地人买得起、住得起房子，则是另一码事了，没有什么理由让我们相信新政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
向境外和公司买家征收高额印花税，意在将近年来积极在香港置业的内地买家排挤出市场，减少需求从而拉低价格，但是，这些内地买家大都是投资客而非自住者，因而减少其需求不会降低租金，相反，假如新政果真压低了房价，它会抬高租金，因为它减少的是买房需求而非居住需求，实际上，那些买而不住的投资者，是在用自己的资金为那些租得起但买不起的房子的人增加供给，所以新政至少不会让本地人更住得起房子。
那么，新政是否能让本地人更买得起房子呢？仅在单个房产开发销售周期内有可能，已经建成的存量房，在交易量大幅萎缩的情况下，开发商可能迫于资金压力而降价，从而让一些买家捞到便宜，但这种便宜是一次性的，而捞到它的通常是富人，因为受新政影响的主要是高端住宅，而且开放商在被迫出货时会倾向于全额现金支付者，所以这些便宜很少能落到住房最终需求者手里，也不会改变均衡房价水平。
从更长期看，由于新政所打击的是非自住的投资需求，因而只要房产与其他投资品之间存在足够替代性，并且房价预期分布正常，新政就不会拉低房价，因为当受阻的内地投资者将投资转向其它资本品之后，若房价因此而降低，房产将对本地非自住投资者变得更有吸引力，从而吸引后者接替前者所腾出的投资机会，只要这种替代是顺畅无阻的，房价最终将被拉回均衡水平。
有几个原因可能对上述替代构成阻力从而让均衡低于新政之前，一是香港存在资本流动障碍因而让替代无法实现，二内地投资者对香港房产的估值高于本地投资者，这意味着两者拥有非常不同的信息条件，二是本地投资者缺乏足够的资金，可是这两点看上去都无法成立，香港资本流动很自由，也没有理由相信内地投资者掌握着特殊的秘密，或在估值上表现的特别非理性，而香港本地投资者的资金也是充裕的，他们在境内境外拥有大量随时可转向房产的高流动性资产，尤其在当前经济低迷状态下，许多资本都已从低流动性的实业中退出而处于高流动性状态。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比较的是房产作为投资品的可替代性和估值一致性，而不是作为消费品的偏好和支付意愿，对于后者，内地买家当然可能有着本地人所无法替代的特殊偏好，但这种特殊性只会影响自住买家的行为，因而与这里的分析无关，不过，许多认为长期房价会因新政而降低的评论，或许正是基于这一混淆而得出的。
从另一个角度或许更容易理解，为何此类调控措施不可能改变香港本地居民的购房和居住条件：众所周知，香港非常拥挤，同等价格下的居住条件很差，这意味着，本地人宁愿忍受如此恶劣居住条件而仍选择住在香港，一定在其他方面得到了补偿，诸如消费便利性、文化吸引力、就业和经营机会等等。
现在考虑那些处于边际位置的人，对于他们，若其他条件不变，房价再涨，或房价不变，其他条件恶化，他们都会迁离，既然调控政策不会影响其他条件，那么边际定居者所能接受的最坏居住条件就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无论怎么调控，只要其他条件不变，政府旨在帮助的那些居住条件最差的阶层的状况都不会改变，除非调控政策能恶化居住以外的其他条件。
当然，这一分析假设了居民会对综合定居条件作出充分的反应，从而让定居规模具有足够的弹性，有几个因素会降低该弹性，比如当地居民绝大多数由强烈地理文化偏好的安土重迁者或形成了巨额特化资产因而难以迁居的人组成，或者人口流动受严格管制，而实际上，香港是高度流动性的国际大都市，既有大量外籍居民，也有大量持本地护照但居住于境外的市民，因而具有很好的定居弹性，足以让调控政策归于无效。
重新审视重商主义
辉格
2012年10月28日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是流行于16到18世纪殖民时代的一套经济观念与政策，它将贸易和国家权力扩张捆绑在一起，主张排他性贸易机会，追求贸易顺差和金银囤积，并以扶持国内幼稚工业为由抬高关税壁垒，在理念上，它倾向于将贸易这种让双方受益的合作互惠解读为零和博弈。
今天，重商主义早已被视为过时而错误的政策，并且带来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与之相关的国际冲突，其当代遗迹贸易保护主义也是各国只敢做而不敢说的事情；重商主义原本就缺乏系统化的理论支持，而在亚当斯密建立起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之后，它在理论界更没有了地位。
不过，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麦卡斯科（John McCusker）在为《(more...)
标签：制度 | 历史 | 政策 | 读书笔记 | 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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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重商主义
辉格
2012年10月28日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是流行于16到18世纪殖民时代的一套经济观念与政策，它将贸易和国家权力扩张捆绑在一起，主张排他性贸易机会，追求贸易顺差和金银囤积，并以扶持国内幼稚工业为由抬高关税壁垒，在理念上，它倾向于将贸易这种让双方受益的合作互惠解读为零和博弈。
今天，重商主义早已被视为过时而错误的政策，并且带来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与之相关的国际冲突，其当代遗迹贸易保护主义也是各国只敢做而不敢说的事情；重商主义原本就缺乏系统化的理论支持，而在亚当斯密建立起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之后，它在理论界更没有了地位。
不过，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麦卡斯科（[[John McCusker]]）在为《
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一卷》所撰写的专章中，以英国为例重新考察了重商主义，他发现，在当时的制度条件下，重商主义政策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事实上也推动了贸易和经济的巨大发展，并导致了第一轮全球化浪潮。
在现代国际秩序建立之前，对外贸易和投资是一项极度危险的事业，贸易航线上充斥着海盗，陆路也遍布大小领主所设置的重重关卡，许多与拦路强盗无异，许多海盗还得到了君主的支持，甚至有些国家的海军平时就以海盗为业；在各贸易据点和港口，当地政府也时不时对商人采取机会主义的掠夺政策，更糟糕的是，许多地方根本不存在政府。
这种情况下，在海外做生意的商人，人身和货物安全没有保障，交易和合约纠纷得不到司法救济，随时可能被勒以重税，甚至遭遇没收、驱逐和屠杀的厄运；正是因为缺乏对契约和财产权的可靠制度保障，尽管意大利城邦和东南亚一度都出现过商业繁荣，但也都好景不长，城邦一旦繁荣起来，当地权贵就经不住诱惑开始压榨商人，然后被另一个更友好的城邦所取代。
在麦卡斯科看来，重商主义是运用国家力量将国内制度向外延伸，以拓展受制度保护的贸易范围的一种手段；制度保护是有成本的，尤其在当时恶劣环境下，成本相当高昂，而与现代大国相比，近代早期的民族国家还非常弱小，财政和军事基础都很薄弱，远远没有能力在世界范围内提供普遍保护，况且一国政府也没有义务为他国商人提供保护，所以提供排他性保护是很自然的选择。
早期民族国家缺乏保护海外殖民和贸易所需的财政基础，当时政府收入主要依靠土地和人头税，其承担者是地主和农民，而贸易的直接受益者却是商人和殖民者，对此，重商主义的解决方案是：让政府成为海外贸易的直接受益人，具体做法是，由政府授予特许公司以贸易垄断权，并从红利、特许费和关税中获得财政收入，战争时还可向其借钱，而政府凭借军事实力确保其垄断贸易不受海盗、敌对国家和当地居民威胁。
这样，支持海外贸易的政府只须盯住少数几个港口和垄断贸易公司、几十种商品的大宗贸易，即可获得提供制度保护所需的财政收入，相反，在自由贸易原则下，它可能需要向众多中小商人征税，当时的行政体系尚没有成本合理的方法做到这一点，而且许多受益于其制度保护的交易都将发生在其税收范围之外。
所以，像今天这样的全球自由贸易，只有当主要贸易国家都已建立了起码的契约和财产权保障，且主要大国之间能够达成合作以维持一个支持自由贸易的国际秩序，才成为普遍可行的，实际上，英国也是在赢得拿破仑战争并成为国际秩序主导者之后，才放弃重商主义而转向自由贸易，此时，它对自己及其盟友维持一个亲市场的国际秩序的能力已经有了足够的自信，正如二战之后的美国。
今天，新一轮全球化所取得的成就已让自由贸易深得人心，然而，对自由贸易的支持通常仍停留在原则上，当面对诸如美国制造业岗位减少、底特律衰败这种具体问题时，种种贸易保护论调仍然很有煽惑力，在最近奥巴马和罗姆尼的竞选辩论中，双方也竞相针对中国大放厥词以讨好选民，因而弄清最初导致重商主义的制度原理，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代贸易保护政策背后的政治机制。
华企入美的障碍在哪里？
辉格
2012年10月11日
最近美国众院情报委员会针对华为和中兴的调查报告公布之后，华为和商务部都做出了强烈反应，认为报告缺乏事实依据，是在利用政治偏见，借国家安全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确实，在选战正酣之际发表这样的报告，难免让人怀疑是在挑逗选民对外部威胁的莫名恐慌来捞取政治利益，也不排除竞争者乘机游说鼓动，大塞贸易保护私货。
不过，中美两国在国际关系上的对立局面，和美国民众由此而产生的疑惧，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在可见的未来都不会有所减弱，因而涉及安全敏感领域的贸易投资活动，引发对方的猜疑和不安，是可以预料的事情，无论是否喜欢，这都是相关企业不得不(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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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企入美的障碍在哪里？
辉格
2012年10月11日
最近美国众院情报委员会针对华为和中兴的调查报告公布之后，华为和商务部都做出了强烈反应，认为报告缺乏事实依据，是在利用政治偏见，借国家安全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确实，在选战正酣之际发表这样的报告，难免让人怀疑是在挑逗选民对外部威胁的莫名恐慌来捞取政治利益，也不排除竞争者乘机游说鼓动，大塞贸易保护私货。
不过，中美两国在国际关系上的对立局面，和美国民众由此而产生的疑惧，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在可见的未来都不会有所减弱，因而涉及安全敏感领域的贸易投资活动，引发对方的猜疑和不安，是可以预料的事情，无论是否喜欢，这都是相关企业不得不长期面对的现实，要做那里的生意，就必须学会克服这个障碍。
这次华为应对国会调查和听证的过程，看来是一次失败的经历，它做了大量准备，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显然没有减少对方的疑虑，甚至可能还有相反的效果，它没有将重点放在论证或解释为何自己不会做出对方所忧虑的那些事情，却不太明智的去质问对方没有拿出他果真那么做了的确凿证据，用商务部发言人的话说，报告做了有罪推定。
委员会到底有没有掌握确切证据，因为无缘阅读报告秘密部分，无从判断，问题是，国会在处理此类事情时，并不需要遵循无罪推定原则，因为外企原本就不具有国民待遇，国会所拥有的立法权限让它随时可以阻止外企在境内做生意，而无须以定罪为前提；虽然WTO要求成员国给予对方企业以国民待遇，但事实上这条很少得到各国政府认真遵守，特别是当国家安全之类大旗被扛出来时，WTO原则马上就靠边站了。
甚至像“关乎国计民生”之类更加模糊宽泛、几乎可以无所不包的理由，不是也能用来拒绝外企的国民待遇吗？而这么做时，也压根没有举证这些外企采取了何种行动、是如何破坏或危及“国计民生”的，甚至连调查和听证都免了，而人家好歹还有了个正式的调查听证过程。
那么，华为若要消除美国民众和政府的疑虑，能做些什么呢？显然，仅仅证明自己是一家真正的私营企业，与政府不存在法律上的隶属关系，也没有通过正式的契约关系承担政府所赋予的特殊任务，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很容易想到，这种关系不需要公开正式的契约也可以建立，特别是在一个责任义务非常不规范不透明的制度环境下。
试想，当政府可以随时摆布企业的利益，甚至决定其生死，而后者又找不到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去寻求保护和救济，在这样一个制度环境中，当政府要求企业在某件事上给予合作，有几家企业能有勇气加以拒绝呢？华为可曾在任何具体事例上证明过自己有这样的勇气？比如像谷歌那样，为拒绝政府的过分要求而不惜让自己的高管面临牢狱之灾？或者不惜放弃一大块市场？
不要说华为没有，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目前还存活着的国内企业，曾证明过自己有这样的勇气；国内企业不仅无力拒绝配合政府的要求，甚至无力在进行这种配合时，要求得到一个正式的书面指令，以便明确区分企业自主行为和应政府要求的行为，从而免除在这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
所以，当一家企业诞生和成长于这样的制度环境之中，核心利益也大都处于该制度的管辖范围之内，企业员工和管理层也都从小浸润在相应的制度文化中，而且30年来都于该环境相处融洽滋润，那又如何让人相信当你果真面临这样的要求时，会突然鼓起勇气坚守你最近才宣称要接受的原则呢？
当然，指出上述事实并非对企业的指责，他们只是为了生存而适应环境而已，实际上，面对日益强势的现代政府，各国企业都缺乏拒绝政府要求的勇气，华为在没有明文限制的情况下始终难以打入美国市场，便清楚表明了各大电信运营商对政府的忌惮，毕竟，即便在司法保障良好的美国，谷歌这样有勇气的企业也不多见。
既如此，真正的问题就变成：你忌惮的是哪个政府？要减轻美国政府的疑虑，首先就要让它相信：你至少也很忌惮它，程度不亚于其他政府，而让它相信这一点，国籍、文化和价值观背景都只是次要考虑，最切实有效的办法是，将你足够大的利益部位暴露在他的火力范围之内。
所以华为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干脆放弃美国的敏感业务，但这样它就永远留下了这个疑虑，而这个问号会始终伴随着它，成为在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拓展业务的障碍，比如加拿大政府在美国国会报告发布后就立刻做出了响应，要求在政府项目中排除华为产品，今年三月，澳洲政府也将华为排除出了一个政府招标项目。
要么像联想那样，尽快将自己变成至少半个美国公司，将资产在全球分散配置，其中在美国的部分至少不比在国内的少，后一选择可以通过在美国市场拓展非敏感业务来实现，这大概需要一些大型并购才能做到，最终它还需要变成上市公司，因为只有上市公司的透明化程度，才能让人看清并相信它的资产和利益究竟是如何分布的。
【2012-10-03】
@abada张宏兵 我既非涨价党亦非排队党，而是提出在行政垄断下单价应是多少，客观必不确知，且排队可以被人为制造的党。如让我这样的懒人垄断管一项国营服务，我宁愿顾客越少越好：我归定一个小窗口或小网站订购，一天服务1小时，怎么样也会拥堵。而若让我垄断赚钱最大化且提成，某区间内我也会提高单价控制客量。
@abada张宏兵: 有时分歧并不在定律，而在定律运用的条件。如牛顿定律适用于惯性参照系，但绝对惯性系并不存在，那究竟地球能否做为一个近似惯性系，何时可以做、何时不可以?分歧来了。@whigzh(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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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03】
@abada张宏兵 我既非涨价党亦非排队党，而是提出在行政垄断下单价应是多少，客观必不确知，且排队可以被人为制造的党。如让我这样的懒人垄断管一项国营服务，我宁愿顾客越少越好：我归定一个小窗口或小网站订购，一天服务1小时，怎么样也会拥堵。而若让我垄断赚钱最大化且提成，某区间内我也会提高单价控制客量。
@abada张宏兵: 有时分歧并不在定律，而在定律运用的条件。如牛顿定律适用于惯性参照系，但绝对惯性系并不存在，那究竟地球能否做为一个近似惯性系，何时可以做、何时不可以?分歧来了。@whigzhou @薛兆丰 @荒唐-逻辑引擎
@whigzhou: 嗯，还不止如此，从效率论证到政策主张的转变把策略包含了进来，但一扯进策略就是另一码事了
@whigzhou: 扯进策略带来两个问题：1）先得明确立场，你是站在消费者、纳税人、运输业者、黄牛、铁道部还是黨的立场上？2）是否允许迂回策略？多大程度的迂回才是允许的？
@whigzhou: 假如允许迂回策略，即便是导致多方全赢的帕累托改进的策略也未必是最优策略，多方全输的僵局对抗和破罐破摔策略或许更好
@whigzhou: 比如有人可以说，价格管制的确让租值耗散了，可国有资产的租值就要让它耗散，哪怕消费者并未因此获益，让它顺利取租他们以后不是会更起劲？
@whigzhou: 再如贸易报复，肯定是双输，但要是其强度能吓得对方再也不敢动贸易保护的念头，不是更能保障自由贸易？
@whigzhou: 这点适合于所有报复性策略，从单次博弈看，报复都是双输的，但在长期可能是优势策略
@abada张宏兵：嗯。被绑架者无论愿不愿意交赎金，或选择报警两败俱伤，都不等于反市场。
量化宽松既无害也无大用
辉格
2012年9月27日
两周前，美联储推出了总额400亿美元的第三期量化宽松措施（QE3），与规模高达2万亿和6000亿的QE1和QE2相比，这算是超级迷你版了；在一些人看来，联储仍在一意孤行死不悔改的推行其大印钞票的通货膨胀政策，而在另一些（多半也是更接近和了解资本市场的）人看来，与当前经济的萎靡程度相比，这个规模还太小，所以现在已经有人在期待不久之后会追加一个QE3.5。
其实这些说法都有些不着边际，那些指责美联储货币政策，多年来每每大呼恶性通货膨胀即将到来的人，无视了(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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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宽松既无害也无大用
辉格
2012年9月27日
两周前，美联储推出了总额400亿美元的第三期量化宽松措施（QE3），与规模高达2万亿和6000亿的QE1和QE2相比，这算是超级迷你版了；在一些人看来，联储仍在一意孤行死不悔改的推行其大印钞票的通货膨胀政策，而在另一些（多半也是更接近和了解资本市场的）人看来，与当前经济的萎靡程度相比，这个规模还太小，所以现在已经有人在期待不久之后会追加一个QE3.5。
其实这些说法都有些不着边际，那些指责美联储货币政策，多年来每每大呼恶性通货膨胀即将到来的人，无视了一个基本事实：这些年美国消费物价始终很平稳，他们一次次预言的恶性通胀并未到来，连温和通胀都没有，难道这个铁一般的事实还不足以让他们稍稍反思一下，看看自己究竟哪里弄错了？
另一方面，那些指望QE能够推动经济走出萧条的人，其愿望也是虚幻的，这种期待建立在对货币机制的错误理解之上；08年末09年初，金融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QE曾在缓解一级市场流动性冻结、阻止恐慌蔓延上起了作用，但在恐慌过去之后，它已没有多少用武之地，充其量只能缓解一些局部的流动性紧张，对经济的整体复苏没多大用处。
量化宽松是伯南克从日本央行那里学来并加以常规化运用的新型货币干预工具，以弥补传统工具的不足，以前央行要影响货币供给，主要是按其所设定的基准利率在一级市场上买卖短期债券，而基准利率的变化将影响银行向企业和消费者贷款的终端利率，可是当基准利率降到很低时，这个联动关系就丧失了，银行不会因为能廉价获得现金而以更低的利率向企业和消费者放出更多贷款，这时利率杠杆便脱臼了。
此时，央行要想为经济体注入更多流动性，就只能绕开货币市场的利率机制而直接去买卖非货币资产，也就是把银行甚至企业所持有的部分低流动性资产直接替换成现金，这就像当心脏失灵时直接向具体部位的小血管输氧；这么做时，央行其实是在执行原本由商业银行实现的功能，因而该做法之必要性，建立在银行系统已经丧失其流动性配置功能这个假定之上，这一点在恐慌和冻结期是成立的，但现在早已不成立了。
指望QE能带来复苏，前提是企业和消费者缺现金，所以才不积极投资和消费，但事实上美国企业现在根本不缺现金，尤其是大企业的现金持有量，已达到了创纪录的高水平，或许创业者、小企业和消费者可能缺现金，但无论怎么输血也不可能直接输到他们那里，他们的贷款只能来自银行，而假如银行对经济前景没有信心，就不会增加贷款。
实际上，即便企业与消费者现金充沛，也未必会扩大投资和消费，假如企业对市场前景不乐观，消费者对就业和收入前景不乐观，他们就宁愿把现金存着，或者投入到黄金、国债、股票等高流动性资产上，而不是投入到消费和生产活动中，所以QE的唯一作用是对资产价格有些支撑，这或许避免了萧条螺旋式的掉入更深的低谷，但也仅此而已。
然而，在能让企业和消费者对未来前景产生信心的几乎所有方面，我们看到的都是一片黯淡，管制大刀频频高举，政府干预之手正无孔不入的伸向每个角落，老龄化，福利包袱日益沉重，财政危机带来增税压力，不仅世贸谈判陷于僵局，既有的自由贸易原则也屡遭破坏，欧盟烂摊子迄今看不到出路，作为一大增长源的中国因制度倒退和人口趋势扭转而急剧失速，暖化党和环保分子正不遗余力的将社会拉回石器时代……
更重要的是，全球政治风向和意识形态氛围正加速向福利主义和国家主义转变，三十年的自由、开放、全球化时代看来已告终结；甚至，随着主导大国的退缩，支撑这个时代的国际秩序也已岌岌可危，果若如此，那么风向的再次扭转就不是几次选举换届就能实现的；或许，人们只能耐心等待国家主义者把社会和经济毁坏到实在无以为继和难以被容忍之后，才有望看到新一轮繁荣。
自由市场是粮食安全的最佳保障
辉格
2012年9月7日
今年的APEC高峰会即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在东道国俄罗斯为会议安排的几个议题中，包括了粮食安全这个老话题；近几年受多国生物燃料政策和一些地区自然灾害影响，国际粮食价格波动较大，像乌克兰这样的传统粮食出口大国，时而还采取一些愚蠢的出口管制措施，这些似乎构成俄罗斯提出这个话题的背景。
粮食市场的另一大背景因素，是新兴国家的农业转型和国际化，扩大了国际市场的规模和单一化程度，特别是中国这样的超级人口大国，正在迅速卷入国际粮食市场，这一过程还要十几二十年才能完成，而且紧接着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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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场是粮食安全的最佳保障
辉格
2012年9月7日
今年的APEC高峰会即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在东道国俄罗斯为会议安排的几个议题中，包括了粮食安全这个老话题；近几年受多国生物燃料政策和一些地区自然灾害影响，国际粮食价格波动较大，像乌克兰这样的传统粮食出口大国，时而还采取一些愚蠢的出口管制措施，这些似乎构成俄罗斯提出这个话题的背景。
粮食市场的另一大背景因素，是新兴国家的农业转型和国际化，扩大了国际市场的规模和单一化程度，特别是中国这样的超级人口大国，正在迅速卷入国际粮食市场，这一过程还要十几二十年才能完成，而且紧接着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也必将亦步亦趋重复这个过程。
相比传统本地化农业和分割市场，这种单一化和同步化的趋势有加剧波动的倾向，因为传统市场中，价格信号传导较慢，且处处受交通、交易费用和制度等等壁垒的阻碍，而且家庭农户的资源配置对价格信号的反应也较为迟缓。
不过，大规模单一市场的形成，同时也增强了生产和消费者对价格波动的适应能力；因为大型市场能够发展出更多形式更灵活的合约结构和金融工具，帮助生产者提前锁定价格、控制和转移风险，将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从农户转移到合约收购商、具备风险抵御能力的大型下游厂商、以及愿意承担风险的投机者那里。
这样，尽管二级市场粮价波动有时会很剧烈，但一个更丰厚灵活的中间市场将更有能力吸收这一波动，最终消费者所面临的制成食品会有一个相对平稳的价格；消费者对价格波动的抵御能力，更多的将建立在消费选择的多样化之上，与传统市场相比，今天消费者可选的食品种类已极大扩展了。
对于通货膨胀所造成的价格普遍上涨，选择多样化当然也无济于事，但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抵御粮食生产的特性所造成的价格波动，比如农产品市场最常见的以两个生产季为周期的蛛网式波动：今年猪肉价高好卖，明年多养猪，结果价格大跌，赔本，杀母猪……如此循环往复。
无论是蛛网波动还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波动，都是品种独立的，猪肉和鸡肉不会同步波动，这样，消费者便可以在猪肉涨价的年份多吃鸡肉，实际上，平时留心菜价的人都会发现，无论肉类、蔬菜还是水果，每年都会有几个品种价格奇低，只须将食谱配置稍稍向它们倾斜一下，便可在价格波动形势下维持消费水平而不突破预算。
肯定有人会说，消费习惯很难改变，对于爱吃猪肉的人，猪肉是“刚性需求”，这种所谓刚性需求，不如说是对价格不敏感，明明存在替代选择的情况下，仍宁愿忍受高价而坚持吃猪肉，其实不过是表明了他对价格上涨的抵御能力很强、是幸运的富裕人士而已，换作勉强吃得起肉、营养还常常不足的穷人，是不会如此坚持的，这些富人显然没有理由要求政府用粮食安全政策来支持他们的偏好。
过去三十年来，食品供给的极大充裕和消费选择的高度多样化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叫做“粮食安全”的话，舍此无他，而这全赖于自由贸易和大规模市场的分工合作体系，先是全国单一市场的形成，然后过去十多年又融入国际市场；正是因为市场的高效率，让各国无聊政客们可以整天挖空心思琢磨怎么阻止外国商人把粮食送进来，这分明显示了，如今粮食供给早已不再是个问题，怎么拒绝粮食供给才是个问题！
肯定有人又会问，万一哪天外国切断粮食供给怎么办？这是个虚幻的问题，在当今国际政治伦理下，没有一个有能力这么做的大国的政治家胆敢对另一个国际实施粮食禁运，他若真的这么做，马上会失去国际和国内支持，那时候，他恐怕不得不向全世界宣战才能实施这一禁运；实际上，这些大国无论在对一个国家实施制裁、禁运、甚至发动战争时，如何确保对方的粮食供应，不发生饥荒，是他要考虑的头等大事之一。
退一步讲，大国若真有能力和道德胆量对你实施粮食禁运，他同样也会有能力和道德胆量对你实施石油禁运，而离开石油所支撑的能源、生产和运输体系，粮食安全恐怕也保证不了，照样会饿死人，那么，是不是也要提高能源自给率来确保能源安全？照此推算下去，化肥、农药、药品、机械、通信，又有哪些不需要自给自足？
今天，我们的整个产业体系早已融入了全球分工交换和资源配置网络，一旦脱离，绝大部分资源都将处于无效率配置状态，各产业要么效率大大下降，要么其产出国内根本用不着，这种情况下，不发生大灾难是不可能的，所以，除非现在就下决心脱离全球市场，否则单独考虑粮食安全就是无用的多余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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