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灾为何更容易被轻视？
辉格
2010年3月9日

云南60年一遇的特大旱灾仍在延续中，若无重大意外，旱情将持续到五月雨季来临；正在北京出席两会的省委书记和省长，相继向媒体表达了抗灾决心和有关政策措施，表示将不惜代价向缺水地区运水以保障其饮水安全，将兴建更多五小水利来提升旱区储水能力，并在未来积极推动金沙江滇中调水等大型引水工程。

由于去年秋天雨季降雨量偏少且提前结束，云南全省年降水量比平时少了30%，严重的地区甚至少了一半；云南原本就不是个多雨的地区，昆明年降水量仅相当于长沙的76%或广州的58%，且87%集中在夏秋雨季，这样，在错过半个雨季的雨量之后，便被迫面对长达半年的干旱。

后果相当严重，数千万亩农地成灾，一千多万亩耕地和林地绝收或报废，数千万人受灾，700多万人和300多万家畜饮水困难，300多万人因灾缺粮，农业直接损失已过百亿；在安排运水的同时，政府已开始组织省内农民去沿海务工，以省下部分水和粮食，这一点尤其凸显了局面之严重。

可以预料的是，最困难的时刻尚未到来，随着各地小水库的逐渐枯竭，雨季前的最后两个月将更加难熬；同时，在较轻的程度上，旱情也在贵州广西等西南其它地区蔓延和持续；然而，值得深思的是，这样一种日益加剧的危机局面，其所引发的社会关注和反应，与其它自然灾害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以受灾人数、在单一省份造成的损失与困难的规模而言，这次旱灾不亚于新世纪以来的历次水灾和雪灾，但它在全国乃至国际所引起的政府动员、媒体报道、公众关切，以及慈善组织的行动，都远远不如后者；对旱灾的报道，很少有机会出现在全国性媒体的新闻头条中，在网络论坛中也很快沉底。

显然，旱灾缺乏突发性自然灾害所具有的传播学优势，因为它是慢性灾难；地震通过在瞬间摧毁大量财产和人命给人当头棒喝，事后挖掘救援受困者又是一场扣人心弦的战斗，与一个明确可见的敌人作战来挽救黎民于水火，这样的故事从来都是吸引目光和催人倾诉的最佳题材。

水灾也差不多，尽管降雨是分散的，但汇聚后的水流是集中的，洪水溃堤的打击是迅猛而真切的，抗洪指挥部里每分钟刷新的战报和指令更带给人们临阵作战的生动和紧迫感；相反，旱灾的后果需要长达数月的缓慢煎熬之后才逐渐显现，这期间拍不到惊心动魄的画面，也找不出千钧一发的悬念。

有经验的政治家，无论是民选的还是军事强人，都不会错过地震和水灾的场面；作为政治产业的从业者，处理突发灾难是证明政府的合法性和存在价值的极好机会，而作为政治市场的竞争者，缺席灾难现场而将上镜机会让给对手，将付出极高的代价，这与他在现场是否能真正起作用是没有关系的；这一点，卡特里娜之后的小布什一定深有体会。

正是在上述激励机制的引导下，各国政府的资源配置、职能设计和行为方式，都被塑造为以“事件-响应”模式为主导的结构；与日常常规职能相比，突发事件处理不成比例占据了大量的财政、人力和政治关注资源；尽管在竞选纲领中，我们看到的是各种深思熟虑的计划，但获选当政后，却一个个沦为救火队长。

这一机制同样作用于慈善业，与灾难的强大传播力相对应的，是公众的高昂捐款热情，它让那些专注于紧急灾难救助的慈善组织获得了不成比例的高额善款，而更多如旱灾这样缓慢渐进发展的灾难，却很难得到救助；激励机制的同构削弱了公共安全机制与慈善业的互补性，否则，它们通过错开方向可以获得更好的效果。

紧急和慢性灾难的激励差异，还可能导致更隐秘也更严重的政策后果，即，在评估一项水利工程的风险时，高估降低水灾风险的收益，而低估增加旱灾风险的代价；比如一个干流大水坝，可以利用库容减少水灾，同时却可能导致下游干旱，由于水灾因其突发性而在决策过程的意见和利益竞争中占据优先地位，下游很可能因此承担不公正的风险和代价。

要纠正上述激励差异所带来的扭曲，需要赋予慢性灾害的直接受害者以表达其利益诉求的机会，缓慢的煎熬或许不能打动旁观者，但当事人自己却是再清楚不过了；如果他们的关切和利益主张能在诸如水利工程的评估决策、公共安全机制的安排、抗灾预算的配置中，获得充分有效的表达，那么，慢性灾害就不至于被过度忽视。

二次房改将大幅抬高房价
辉格
2010年3月3日

去年，由李明牵头的十几位专家，向人大政协提出了以“三三制”为核心的“二次房改建议书”；此后，住房建设部对此建议向媒体表达了颇为冷淡的态度，然而建议者的热情并未因此消退，据报道，就在两会即将召开之际，二次房改建议获得了许多学者、民主党派人士和企业家的支持，有望成为两会正式提案。

所谓三三制，就是由政府向低收入者提供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向中等收入者提供平价公共住房，而听任高收入者购买完全市场化的商品房，相应的，政府为三类住房安排不同的土地供给；这一方案，意味着将2/3的住房供需纳入政府计划和配给制，这当然是住房市场化改革的大倒退；那么，这样的倒退，是否可能缓解中低收入者所面临的买房困难呢？

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获得短期居住空间和拥有属于自己的房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需求；自有房产，不仅提供了居住空间，也带来了安全感，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经营、投资和积累的载体，让它的主人可以放心的长期投入金钱、精力和感情，装饰和维护房屋、添置家当、建立邻里关系、参与社区管理的地方；对于年轻夫妇，也将给他们的孩子提供一个可以真正根植于其中的乡里，那里有他熟悉的庭院花草、随他一起长大的树木、和共享一套俚语和游戏的玩伴。

所有这些，租赁房是提供不了的；或许有人会说，以前的单位筒子楼和大院也不是自有房产，但也不乏深厚丰富的邻里关系和社区文化；这或许没错，问题是，在那个时代，人们的居住地和职业生涯，是被计划体制一起锁定在某个单位里的，即便不拥有产权，其居所也是稳定的，长期生活于其中的预期为家的感觉和社区感情提供了基础。

然而这种基于强制计划的基础毕竟是脆弱的，其吸引力远不如自愿选择的家，正如我们看到的，一旦有机会，人们如何急切的逃离筒子楼和大院；素以节俭和财务谨慎著称的中国人，在获得拥有房产的机会时，却可以毫不犹豫的倾囊而出甚至四处举债；这明白无误的显示了，自有房产在满足某些重大需求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这一点，也清楚的体现在看似极不相称的住房租价比上。

当前，带来最多焦虑、抱怨和争议的，是高房价，而不是高房租；很明显，国家计划的配给制住房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首先，配给房的分配是有条件的，必定会限制交易，因而其产权是不完整的；其次，配给房是政府统一规划设计的，满足条件者不会放弃配给机会，却未必会将其当作长期扎根和经营的家。

一个中低收入者，未必会满意政府专为中低收入者规划的社区和设计的住宅，也未必会预期自己今后永远是中低收入者，更有甚者，他的收入未必就真的中低，很可能他只是有能力设法通过了条件审查；所以，与自由买房者相比，购买配给房的人，更可能只是因为不想错过获得优惠的机会，而不是真正喜欢这套房子和所在社区，并决心在此长期居住。

几十年计划经济的历史，已让我们领教了政府计划在满足多样化需求的表现，很难相信，政府统一规划设计的社区和房屋，能吸引人们将其作为长期生活的家来经营；大规模供应配给房的结果是，很可能是满足了大量中低端短期居住需求，从而压低住房租金，却难以满足长期安家立业的需求。

相反，三三制将把本已拮据的城市土地供给中的很大一块抽离市场，从而大幅抬高商品房价格；结果，由于市场部分的土地和住宅存量变得更为稀缺，高地价和高房价将奖励那些此前囤地和囤房的开发商和投机者，而那些响应号召不囤地不捂盘的开发商，将再次遭受惩罚。

从经济适用房到廉租房到提议中的二次房改，无不以帮助低收入者为名，但实际上，真正的穷人，比如收入最低的那20%人口，从来没有机会跟这些机会沾上过一点点边；在当今，但凡能在头脑里闪过买房念头的人，决不会来自这个群体，无论政策如何变化，他们注定仍将栖身于城中村、简易工棚、群租毛胚房、旧集装箱，甚至公园桥洞之中，不被清理驱逐遣返已是万幸。

伯南克有何不同？
辉格
2009年12月9日

从上周参院听证会的情况看来，伯南克的连任已基本定局；在凭借大胆的非常规行动成功化解货币冻结，从而避免了一场大萧条之后，伯南克的第二任期有望在一种更常规化的状态下展开；危机期的紧急关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和巨大的责任与压力，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来观察其自信心、领导力、执行政策的决心和运用各种工具的边界；但若过份着眼于此，或许对于观察和理解其在常态之下的政策和行动，反而容易造成偏差；现在，是时候来考察一下伯南克的理论背景和基本政策取向了。

格林斯潘的漫长任期不仅极大加强了美联储的权威，实际上已重新塑造了这个机构，通过二十年如一日的行事风格，格老已在人们心目中建立了对美联储的行为预期：它是什么？有何职能？何种情况下会如何反应？伯南克不会遽然打破这些预期，所以，当我们对他进行评估时，格老是一个理想的参照。

虽然同为东欧裔犹太人，又都是萨克斯高手和经济学博士，但格伯二位的个人经历和职业背景迥然不同；格老并未过深的投入于学术，虽长期担任公职，他主要是一名独立开业的宏观经济顾问，并且是这一行当的顶尖高手；而伯南克则是职业学者，且学术地位颇高，缺乏实业背景。

在经济学理念上，格老是明确的自由放任主义者，而且是其中偏于极端的，这与他不是职业学者有关，或者反过来说，这让他无法在学术界立足；由于当代美国大学在财政上高度依赖政府资助，极端放任主义者在学术界很难出人头地，常常身处边缘和夹缝，而他们的思想倒是更多的在企业家群体和一些独立研究机构中获得流传和认同。

伯南克则较少派别色彩，尽管他大致认同货币主义，还曾在弗里德曼90大寿晚会上，很正式的承认了弗老对大萧条的解释，甚至以联储官员的身份为大萧条道歉，但总的来说，他是一位偏于中立的技术型学者，较多关注货币体系的实际运作机制，而回避政治倾向和价值问题。

上述差异带来两个结果，在联储职能定位上，格老坚守对其法定职能的最窄解释，将政策目标严格限定于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而资产泡沫、景气周期和汇率波动等因素虽在其“密切关注”之列，却被排除在政策目标之外，政策工具的运用也限于以利率为主的传统手段。

在高度复杂的经济系统中，所有变量都相互影响，如果对两大目标做最宽泛解释，理论上联储有权控制一切经济行为；就好比负责控制某座大坝的水利机构，法定目标是大坝安全和下游水量充足，按最窄解释，它只须盯着上游流量和下游雨量的短期趋势，控制泄水量即可，而按最宽解释，它可以干预所有上游水坝、上游植被和水土保持、上下游用水、水系间调水、甚至必要时的人工降雨。

在格老看来，充分就业目标对于联储仅意味着为经济体提供足够宽松的信贷环境，至于企业看不到机会而不愿投资，或银行顾虑风险而不愿贷款，或者相反而过于狂热、制造泡沫，那不是联储该管之事，也注定管不好，管得过多只会连活力一起扼杀；联储只须简单的盯着短期消费物价和终端利率走势，据此调节基准利率和短期债券仓位即可。

伯南克大致上延续了格老传统，但这并非出于其理论信念或立场坚守，他对增加联储职能持开放态度，只要国会提出要求并授予相应的权力；这一差异最典型的表现在资产泡沫问题上，格老关注资产价格和泡沫风险，但在行动上持超然和观望态度，而伯南克赞同将泡沫控制纳入联储职能；泛而言之，伯南克更多的将自己定位为技术性官僚，而在政策和制度问题上更顺从立法机构的决定，从长期看，这不是好苗头，很可能随政治风向的变动而逐渐削弱联储独立执掌货币政策的地位。

这种顺从也可从格伯差异的另一个结果中看出，格老虽在联储职能上持最窄解释，但在身为主席的政策言论上却颇为积极，他多次赞扬克林顿的财政平衡政策和小布什的减税政策；而伯南克在这方面则谨慎本份的多，他拒绝对税收与财政政策置喙，认为这是政治问题，无关联储职责。

在政策工具的运用上，伯南克积极的多，他创立了许多新工具，包括通过收购商业票据直接向终端注资，好比人工降雨，在利率归零之后又回购长期国债，好比自己的大坝彻底开闸不够又去打开上游水坝泄洪，这些手段虽诞生于危机关头，有应急将就的成份，但不排除在未来被常规化；作为一个顶尖货币理论专家，他十分清楚为了达致既定政策目标，需要和可能运用哪些手段，在运用和创建新式货币工具方面，他的确表现非凡。

抓坏蛋首战遇挫乃市场之福
辉格
2009年11月12日

驻纽约布鲁克林的联邦检察官起诉贝尔斯登两名前对冲基金经理证券欺诈的刑事案，近日以败诉告终，被告被宣布无罪；由于两位被告所管理基金的破产是引爆此次金融危机最初几根导火线之一，而此案也是司法部针对华尔街高管在危机中责任的系列诉讼的头一桩，因而吸引了舆论广泛关注；按时下的政治游戏规则，灾难之后，尤其是像金融危机这样掀起了公众怒火的非自然灾难之后，必须找出几个把事情搞糟的坏蛋，而政客们也热衷于扮演抓坏蛋的英雄角色；所幸的是，陪审团抵御住了舆论压力，没有接受公诉人苍白无力的证据。

本案的指控要点是，被告在基金破产之前屡屡向投资者宣称基金的财务状况稳健，前景光明，而在同事之间的私下交流中，却早就表达出了对损失前景和破产风险的担忧，公诉人认为这构成了刑事欺诈（fraud）；然而这样的认定将大大扩展对欺诈的解释，刑事欺诈有着严格的界定，普通法实践中形成了认定欺诈的九大要件，它不同于虚假陈述和披露不足，也不同于吹嘘夸饰，必须是故意捏造具体的事实，没有具体内容的泛泛吹嘘不算欺诈，而基于对未来状况的错误预期而做出的陈述，或者是否将这一预期坦诚交代给客户，都与欺诈无关。

披露不足、不负责任的吹嘘、对风险的预期不向客户坦诚交代，这些行为可能有违于金融业审慎保守的从业原则，也有损于银行家本人和企业的专业声誉，或许还构成了履约瑕疵，因而可能须承担民事责任，但要是扩大到刑事责任，便大大挑战了人们对于法律规则的预期，这就难怪众多律师的同声反对了，联邦检察官在此案上的表现确实是过度和危险的；好在陪审团守护了公正，给金融业吃了颗定心丸；危机过后，金融业正在遭受第二次洗劫，好似俗话说的“大水之后又过兵”，财政部的薪酬限制、国会的严厉监管法案、司法部的秋后算帐，正汹涌而来，这颗定心丸可算是风声鹤唳之下的一个小小安慰。

抓坏蛋的冲动，源自人类的一项独特认知功能，负责此项功能的认知模块遵循的原则是：万事背后必有某个意志在驱动；这一被心理学家称为移情（empathy）的功能，赋予了我们在竞争和交易中理解他人意图以便提前判断他人行为的能力（用战略家的话说：学会像敌人那样思考），具有极高的生物价值；但人类显然过度发展了这项能力，像刚获得一把榔头的孩子把什么都看成了钉子，其最极端的表现，是普遍存在于前文明社会的万物有灵论（animism），早期的大量巫术都被设计成了针对事物背后那个意志的模仿、劝慰、贿赂、威胁和报复。

随着知识积累和文明进步，人们对事物性质、变化和关系的认识有了长足提高，不再相信万物有灵，但他们仍不愿相信整个世界背后没有意志驱动，因而转向了一神教（monotheism），那些难以理解的事情被解释为神的临时干预；现代科学的发展使得神迹说越来越难以被接受，但是困惑难解的事情却并未减少，于是形形色色的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ies），作为泛灵论的现代修正版而纷纷出现，留心一下关于金融危机等非自然灾难的流行言论和畅销书便不难发现，对于非自然灾难的各种解释中，简单明了的阴谋论总是最容易被接受的。

文学、影视、新闻界、畅销书作家乃至政客们，都深谙此道，文化人类学研究显示，上世纪后期以来，对社会事务的阴谋论，在公共舆论中占据越来越突出的地位，这大概与媒体的发达有关；小说和电影本来就是讲故事的，而树立一个坏蛋再塑造一个抓坏蛋的英雄，历来是最吸引人的故事模式，记者和评论家也喜欢将新闻事件编排成一个个黑与白的故事，不会讲故事的记者是不合格的，对于灾难与丑闻，缺少一个幕后黑手，故事也是不完整的；阴谋论对政客的激励则更为明确：树立坏蛋和把自己塑造成抓坏蛋的英雄，是向选民推销自己的极佳手段，因为选民最爱听这样的故事。

阴谋论总是伴随着公众愤怒和抓坏蛋运动，就像黑死病时代烧女巫那样；然而事实上，由人类活动导致的事件，未必是由单一意志谋划和策动的，正如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许多社会事件是自发行动的集体效果，最简单的例子是鼓掌，几秒钟内便可从杂乱无章变为节奏井然，无须有人指挥和带领；市场的泡沫和涨落、经济的景气萧条周期，都是自发形成的宏观事件，虽然事后可以辨明某些行为造成了特定的扰动，但要找出某一小撮人对之负责，则是阴谋论作用下的蒙昧之举，而时常造成最多最危险扰动的政府，却最理直气壮的冲出来大抓坏蛋，就未免荒唐可笑了。

警惕新能源泡沫向下游转移
辉格
2009年9月22日

刚刚过去的无锡新能源产业峰会上，尽管产业界与会者仍表现的信心十足，对新能源的广阔前景充满期待，国外同行也纷纷前来打气，但投资界人士却多半已经认识到该行业处境不妙，华夏基金王亚伟便明确表示不看好风电和光伏，在行业内已找不出几家可投资的企业了；电网方面的看法也不乐观，国家电网的与会代表蒋莉萍副总工，对现有电网能否应付未来风能和太阳能的电力输入表示怀疑；这一波由国际环保运动、国内政策扶持、地方与国企积极参与的新能源浪潮，一度制造了巨大的泡沫，现在看来正在迅速破裂。

无论长远前景何等美妙，新能源产业在短期内的产能过剩已成定局，国内风电整机制造商从04年的6家扩张到目前的近80家，风叶和塔筒厂商也增至100多家，产能已超过3000万千瓦，三倍于年装机容量；光伏泡沫则更加巨大：遍布20多个省的50多个多晶硅项目，已形成年产能3万吨，若全部建成产能将达17万吨，超过当前全球销量的2倍；而同时多晶硅的价格已从去年最高点的500美元/公斤，跌到现在的60多美元；在当前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新能源已成调整重点，据近日发改委、商务部和财政部的联合通知，风电和多晶硅生产设备已从“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中删除。

新能源产业的根本问题在于缺乏真实需求，前几年的繁荣完全建立在发达国家政府补贴的基础上，比如德国给风电的补贴高达每度8.5欧分，太阳能每度48欧分，分别为火电成本的2倍和10倍；在景气期财政宽裕和信贷充足的条件下，补贴还能勉强维持，但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财政困难迅速打破了美梦；即便今后景气恢复，如果整个产业仍然唯政府补贴是瞻，风险便依然巨大；况且对于新能源这种技术日新月异的产业，今天过剩的产能，在市场复苏后，很可能已失去技术和成本优势，迟早难逃被淘汰的厄运。

眼下的一个危险是，由于地方政府和国企在新能源投资中卷入很深，为了缓解产能过剩压力，很可能转而大力推动国内大型风力和太阳能电站的投资，以此将压力向下游转移；结果，去年全球新增的2697MW风电装机容量中，45%即1220MW装在中国，去年全球新增的27051MW风电装机容量中，23%即6300MW装在中国（感谢ecocity），随着大批新建风力发电场开工，今年这个比例将更高；这一状况，究竟是能源多样化的巨大成就，还是做了新能源泡沫的冤大头？几年后当这些风力和太阳能电场开始发电时，它们要么迫使电网以高价收购电能，要么承担巨额亏损，而同时，电网为了适应风力和太阳能的波动性和不连续性，必须投入巨资进行电网改造，由于电网处于绝对垄断地位，这两方面的成本很容易以电费涨价转嫁给用电企业和消费者。

技术进步常常给人们带来过多的憧憬和期待，因此新兴产业都容易产生泡沫，但市场自发力量和由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面对泡沫时的反应会很不一样；企业家和投资者也会一时头脑发热，可一旦供需局面明朗，价格信号给出，他们会迅速做出反应，要么凭实力拼价格把过剩产能挤出，要么认亏止损退出，这样市场便自动起到了调整和矫正错误的作用，而错误的代价也由犯错者自己承担，因此，在自发市场上，泡沫通常会在局部就地破裂，不至于无限制向上下游扩散。

然而当政府主导产业政策时，它可以无视价格信号，凭借其对市场参与各方的影响力和强制力，它有能力暂时缓解产能过剩带来的压力：风电和光伏产品过剩？自己建发电场；电力过剩？上高能耗项目，比如电解铝；电解铝过剩？收储；收储收到地方政府没钱了？发债；债务负担过重？加税，或者涨价。这样，最初的局部过剩被无限制的推向产业上下游，最终整个产业链乃至工业体系被拖入过度投资、重复建设、过剩、亏损、冗员和坏账的扭曲僵局之中；而最要命的是，这一系列的资源配置错误，没有具体的个人会承担其代价。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隔几年就要来一次结构调整，却从来没有调整好过的根源所在；由于结构扭曲被全局化了，调整就变得牵一发而动全身，很难下手。眼下的新能源困境，当务之急是截断泡沫向外蔓延的路径，地方政府不应再参与和鼓励大型风力和太阳能电场建设，新能源的未来，应建立在真实需求和扎实的商业模式之上，仰赖政府补贴和投入，是不可持续的。

（按：在此话题上，薛兆丰在早先的一篇文章中曾表达过与张五常相同的观点，昨天翻阅他的评论集《经济学通识》时偶然发现。）

报复性贸易制裁须找准要害
辉格
2009年8月12日

四月下旬，美国钢铁工会（USW）以保护国内相关行业就业机会为由，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提交了针对中国轮胎的特别贸易保护措施申请；六月底，经过调查和听证，USITC针对轮胎特保案向美国贸易代表（USTR）正式提交了建议方案；上周，USTR就此案举行了第二次听证会，并将于下月初向总统提交最终建议；轮胎特保案的前景正处于第二个关键期，于是，中国橡胶工业协会（CRIA）于近日向商务部提出了反制建议，旨在通过威胁对美国农产品实施报复性关税来迫使美方放弃特保案。由于小布什在两届任期中否决了全部四件到达USTR的特保案，如果轮胎特保案最终通过，那将是奥巴马传递给世界的一个强烈信号：贸易保护主义回来了。

对于自由贸易的好处和贸易保护的危害，已经有了太多的论证，那些曾为贸易保护辩解的崇高口号，如今已少有人信，贸易保护在今天已沦为赤裸裸的借国家主权牟取集团利益的手段；然而，尽管经济学界在反对贸易保护上已达成普遍共识，但在如何对付贸易保护、如何推进自由贸易的政策建议上，仍存在很多分歧；在国内以张五常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主张无条件单方面开放贸易政策：尽量争取全面开放贸易，但即使对方不肯开放，我们仍应主动开放市场。这一主张所依据的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国际贸易会通过促进国际分工来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要素所有者的收入，从而使各方都受益；该演绎即便在单方面开放的部分自由贸易条件下仍然成立，更多贸易总会带来更多收益；上述主张运用于贸易争端的结论便是，即便对方实施贸易保护措施，本方也不应以对等措施予以报复，否则将加大损害。

这一分析简单直白且完全正确，以报复性制裁反制贸易保护的确会导致双输，问题是，两国贸易政策的互动并非单次博弈，而是长期重复博弈；在重复博弈中，最初导致一种互惠局面得以出现的那些单次行动策略，不必都是互惠的，而在互惠局面遭破坏时，那些恢复该局面的单次行动策略，也不必是互惠的；实际上，在博弈实践中，那些被用来建立、维持或恢复互惠双赢局面的那些行动策略，常常是双输的，使用或威胁使用报复性措施或拒绝交往策略，是维持互惠环境的常用手段；报复和拒绝交往常常是代价高昂的，但若能明确连贯坚决的实施，从而让对方了解并相信你的策略，就经常能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互惠关系；我认识一个替人向企业讨债的家伙，每次去讨债都带把刀，我问他扎过几个人，他说一个也没有，这刀是用来扎自己的，如果第一轮催讨无果，他会撸起袖子把刀扎进自己的胳膊，当然，他胳膊上的刀疤远远少于他成功讨债的次数。

大致上，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环境仍是一种无政府状态，但无政府不等于无秩序，人类历史和阿克塞尔罗德等政治学家的研究表明，秩序可以经由重复博弈中达致的合作互惠局面，而先于政府得以建立；在无政府条件下，秩序通常由基于报复的对等制约机制，和各方自愿依循的中立仲裁机制来维持，而当下的国际贸易秩序，正是由报复性制裁和WTO仲裁机制而得以维持；在面临具体的贸易纠纷时，应选择上述两种机制中的哪一种来维护互惠局面和本方利益，取决于长期策略和案例特性；首先，最大程度的拓展本方所及的自由贸易空间，应确定为长期策略；其次，对于WTO仲裁机制是否有利于上述长期策略，应有一个判断，如果仲裁机制确能公正有效的保护和推动自由贸易，那么，即使在个案上可能得到不利判决，也应加以尊重和依循，而不要绕开仲裁而直接实施报复。

相反，如果当局认定仲裁机制是不公或无效的，即使得到公正判决对方也不会执行，那时，考虑采用或威胁采用报复手段才是长期有利的；假设当局在经过上述斟酌之后决定实施报复，在制裁对象的选择上仍须谨慎；CRIA建议的农产品制裁显然选错了对象，美国农场是共和党票仓，制裁农产品将是对共和党长期自由贸易政策的惩罚，合理而有效的制裁，应将目标对准民主党尤其是民主党中贸易保护主义者的票仓：好莱坞、软件和科技业、律师、以及那些白领愤青聚集或工会势力强大的产业，其中以软件和知识产品效果尤佳，报复措施给本方潜在买家带来的损失甚小。

韩国改革面临最后攻坚战
辉格
2009年8月6日

日前，韩国双龙汽车的重组因工会拒绝接受重组方案而告失败，债权人最终申请破产，随后，400名特警开始向工人占领的最后两个喷涂车间发动进攻，拒绝离职的一千名工人对厂区两个多月的强行占领和怵目惊心的暴力对抗即将结束；这场漫长的对峙尽管导致了重组失败，把原本有望得救的双龙送进了坟墓，也让上汽的投资化为乌有，但韩国政府顶住了工会压力，没有干预劳资谈判，没有施压银行追加贷款，更没有动用财政资金施救；这一政策最终打破了工会试图利用强制行动和政治影响力来获取谈判利益的幻想，为李明博政府击退工团主义的斗争赢得了关键一战，也为继续推行其大规模改革方案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与此同时，国会也在上演一场名副其实的搏斗，上月下旬，在一片辱骂厮打声中，表决通过了开放媒体兼营的《报纸法》、《广播法》和《网络电视法》，以及开放企业入股银行的《金融控股公司法》；去年初李明博上台之后，虽然遭遇金融危机后的不利局面，但凭借执政党在国会170席（57%）的绝对多数，加上另外三个保守派政党20多席的配合，他的改革路线正在稳步推进；民主党的84个席位无法阻止任何法案通过，只得采用封锁议会大门和占领议长席等暴力手段进行阻挠。韩国从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所启动的一系列改革，已经成功的打破了财阀体系，实现了政企分离、银企分离、金融和投资自由化，贸易开放也有很大进展，眼下正面临着工团主义这一最后堡垒，此战胜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改革的成败和今后数十年经济体制的走向。

财阀和工团是长期困扰韩国的两大痼疾，财阀们利用与政府的亲密关系，为他们的投资和经营提供或明或暗的财政担保，在政府影响下，银行毫无节制的为他们的扩张提供信贷支持，为了维持自己的垄断地位，财阀们竭力鼓动政府实施准入管制和贸易保护；尽管在劳资谈判中，工会和财阀是对手，但在维持财阀体系及其垄断地位方面，他们实际上结成了默契的同盟关系：每当财阀企业陷入财务困境，需要政府和银行出手帮助时，工会的罢工和抗议是最有效的施压手段，在对自由贸易的抵制中，这种同盟关系则更加明显。97年危机令大批财阀垮台，加上此后金大中政府在IMF严格要求下实施的彻底改革，最终打破财阀体系，尤其是斩断了财阀对银行的寄生关系。

工团势力也正是从97年危机之后开始走下坡路，尽管韩国工会的组织能力依然强大，行动方式依然强悍暴烈，但他们的谈判对手已经完全改变了：在此之前，表面上劳资谈判是在工会与管理层之间进行，而实际上，由于财阀体制把政府和银行绑架在企业上，工会讨价还价的对手其实是全体纳税人和广大银行储户，只要政府出手让银行继续为企业输血，加点工资便不在话下；正是因为此种手法屡屡奏效，工会已经习惯了有哭必应的娇宠生活，问题是，企业背后那条输血脐带如今已不复存在，工会的谈判对手已经成了资源有限、自负盈亏的独立企业，双龙工会的人显然没有看清这一点，所以当他们不顾企业死活，毫不退让的坚持自己的要求时，企业只好走上破产之路了。

早期的工会曾是组织集体谈判和维护工人权利的良性组织，但自从他们开始组织纠察队用暴力追求自己的目标，并利用选票寻求政治家保护和支持其暴力行动时，他们的性质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些工会经常占领和封锁厂区、暴力阻止非工会工人上班，动辄非法拘禁、动用私刑、破坏私人财物，却因为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政治影响力而得到法律豁免，这对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乃至法治环境构成了极大的破坏，也严重损害了非工会工人的利益；工团主义蔓延所及的每一个产业，都无一例外的迅速走向僵化、停滞和衰败，实际上，他们与农贸市场用暴力霸占摊位的黑帮没有什么区别。

许多发达国家在其制造业达到顶峰的时候，都或多或少的遭受过工团主义的危害，而上世纪80年代的撒切尔-里根自由化改革，也都是以击败工团主义为关键突破点；1981年8月美国航管工会（PATCO ）发动非法罢工，里根在48小时通牒过后，果断开除了11345名拒绝复工的航管员，美国工团运动从此一蹶不振；1984-85年，撒切尔凭借巨大的政治决心和勇气，抵抗住了全国矿工工会（NUM）长达一年的总罢工，结果，曾在1974年通过罢工令希斯政府垮台的、一度强大无比的NUM，就此从英国政治舞台上消失。面对人数众多、组织严密、而又素以强悍暴烈著称的韩国工会，李明博赢得了一次小规模战役，要拿下整个工团堡垒，还有很多硬仗要打。

以干预应对风险实属南辕北辙
辉格
2009年7月24日

浙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强劲的省份之一，更是土生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去年的金融危机中，浙江经济遭受的冲击也非常大，特别是在信贷冻结的那几个季度里，暴露出许多企业风险管理糟糕透顶，少数企业更是不负责任的背负巨债从事证券期货和衍生品投机，结果一些企业因资金链断裂一夜之间垮塌，造成一连串连锁不良反应，包括欠薪雇员和债主的不满和骚动；这些反应迫使当地政府出手调解和救助，给这些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负担；这一背景下，浙江省和一些地市政府年初以来酝酿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旨在拉动经济走出低谷，并防范今后出现类似风险；这些措施中，不乏深化改革开放和加强制度建设的内容，比如加大引进外资力度、鼓励民企对外投资、改革户籍和人事制度以便引进人才、推进小额贷款、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等等，值得赞赏和期待。

但是从近日传出的消息看，当地政府的应对举措，正在从深化改革开放迅速转向加大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介入和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干预，用一位政府智囊的话说，“这是政府理直气壮的接棒”；所谓接棒是接两根棒：政府将作为投资主体积极参与投资，包括参股民营开发项目，旨在拉动经济和引导产业升级，第二根棒则更为直接和深入，政府将介入企业的风险管理，甚至在民企组建党工委和纪工委，向企业派驻督察官员，据报道，年初以来绍兴县已向21家大型民企派出了首批19位政府官员，担任“驻企指导员”。如此直接和深入的干预经济和企业经营，无论对于经济发展还是风险防范，都不是可取的方法，相反，它很可能使浙江丧失多年来所拥有的管制宽松、创业与准入自由、经营灵活的制度和政策条件，而正是这一条件所营造的优良的投资与营商环境，为浙江这个历来自然资源贫乏、缺少政策扶持、少有重点建设项目的省份，造就了繁荣和增长的奇迹。

一个拥有大量自主经营企业的经济体中，难免有一些风险管理不善的企业，甚至过度投机的赌徒，在金融条件恶化时，也难免会出现破产、失业和债务纠纷；但政府干预并不是防范这些风险的有效方法，相反，干预常常会制造和加大风险；九十年代银行业改革的历史表明了，地方政府对投资的主导和对银行信贷的干预，是大部分银行坏账的根源，那次改革的核心，正是在于切断地方政府与各大国有银行当地分行之间的人事、决策和利益纽带，把地方分行从服务于当地经济政策的工具，转变为完全受总行控制的分支机构；那次改革是成功的，在切断地方干预纽带、完成银行垂直化集中之后，国有银行的坏账率才得到控制，最终达到了巴塞尔标准并成功上市。

现在，让政府重新扮演投资主体角色、介入企业经营和风险管理，显然与上述已被证明有效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驰；事实也表明，政府官员在风险识别和判断上，并不比企业家、投资者和银行做得更好，实际上，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许多高风险项目和盲目扩张行为，不仅没有政府官员出面提示风险，还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官员也是在事后才发现问题所在；然而，在事后人人都知道问题所在，那些直接受损的供应商、债权人、银行和股东，更是有切肤剜肉之痛，马后炮式的管制和干预起不到实际作用，只能为那些本该自己辨别风险、自行承担责任的市场参与者，提供一个倾泄怨气和怒火、转嫁和推卸责任的出气筒。

市场经济的核心原则之一，是让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而法律和政府的作用，便是将每项责任真正落到那个该为之负责的人头上，只有这样，市场有效运行所需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才能建立；银行和投资者把钱投入一个高风险项目，或借给一个爱冒险的投机者，就要做好丧失本金的准备，如果债务人掩盖风险而构成欺诈，或卷款潜逃，政府有责任进行调查、追捕和司法救济，政府出于社会稳定考虑为雇员和大众债权人垫款，也在情理之中，但如果政府取代债权人、股东、供应商和评级机构的地位，直接承担监控企业风险的责任，那么，那些本该自己承担风险责任的市场参与者，如何才能培养起承担该责任的能力和习惯呢？这样做只会使他们越来越不负责任。

更糟糕的是，政府官员不是商人、企业家和银行家，他们既不具备识别商业和金融风险所需的知识、经验和能力，更没有面对风险的审慎、敏感和洞察力所需的财务约束，相反，他们的施政目标、税收目标、政绩要求、甚至个人利益，都会让他们偏离风险控制目标；因此，政府派官员介入企业风险管理，实在是南辕北辙的做法，不仅不利于控制风险，还会削弱企业经营决策的独立性，更提供了一个滋生腐败的温床，殊不可取。

（按：我对该则新闻的第一反应是：全总想把中国工人变成他们的奴工。最近小鬼们一个个跳的很欢，骗子的黄金时代到来了，连仰融都要回来啦，呵呵）

警惕劳动制度的计划回归
辉格
2009年7月21日

日前，全国总工会发布了《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企业尤其是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得单方面制定工资标准和劳动定额，要求由行业工会代表工人与企业或行业协会谈判，以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来确定行业内工资水平、劳动定额和最低工资标准；这是一项重大而危险的举措，近年来，政府对劳动市场的管制日益严厉，但此前的措施，主要还是对企业行为划定边界和施加外部约束，而全总的这一行动，则已经把干预深入到了企业内部的经营和管理过程中；这样的深度干预，很可能使得历经三十年艰辛改革所达致的自谋职业、自主协议、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向计划经济时代封闭僵化低效的国营职工体系回归，值得引起各方警惕。

全总副主席在答记者问时表示，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是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作法；这一说法是误导性的，众所周知，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会，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是接受党和政府领导的，是全国自上而下统一组织的，是覆盖全部行业和任何可能的就业者的；毫无疑问，我们的工会，无论在目标指向、政策精神、运行规则、实施方案和具体措施上，都历来并将继续与党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因而，全总的“指导意见”，实际上等同于政府政策，全总的要求和措施，等同于政府的管制和干预措施；“着力推动各级政府主导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协助政府强化对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调控”，《指导意见》中的这一句，明白无误的揭示了这一点。

与最低工资标准不同，制定具体的工资标准和劳动定额，需要深入到企业的生产、工艺和财务过程中去，必须掌握这些环节的细节，标准制定工作才有可能开展；每个企业都有不同的生产流程和工艺路线，职能分工和岗位设置也千差万别，企业不可能为所有岗位设置统一的工资水平和劳动定额，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岗位固定工资和定额化绩效管理并非有效的管理方法，不同的企业、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激励机制，相应的，也会采用不同的绩效管理和薪酬计算方法；采用何种恰当的激励机制和薪酬体系，历来是企业管理中的难题，很难想象，那些由总工会指派的首席协商代表们（按《指导意见》将“由行业所在区域相应一级的工会主席担任”），能够把握和理解这一过程中所涉及的管理细节和激励作用，从而找出对特定企业有效的工资标准和定额水平。

如果薪酬体系由政府或全总主导设计，由于岗位、工种和资历差异决定了单一工资水平和定额不可能实行，结果必然是向等级化方向发展：工人按熟练度和资历分为一级工到八级工，技术岗位从技术员到工程师到高工，管理岗位从科员、科级直到部级分成六等十八级，等等；这正是三十年前所实行的制度，也是各国公务员体系所采用的方式；这样的体系，无论好坏，是政府主导下的人事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无论东方西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概莫能外；然而，固定等级化体系显然不适合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可以想象，企业为了规避管制很可能将大部分雇员定为最低的几个级别，然后用另一套激励方法（比如奖金）来实现自己的管理目标；但这样一来全总大概会有意见，它的应对办法是把各等级的比例甚至名额固定下来，于是，工人今后想要提升级别就要获得工会批准；如此发展的结果，全总将逐步接管企业的劳动和人事体系。

劳动者，和其他资源拥有者一样，一旦把自己的谈判权利让渡出去，而且是不可撤消的永久让渡给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单一组织，那么，他从这份资源获得的收入必然会减少；那些与经纪人签订了长期排他性合约的明星们，应该最清楚这一点；对于明星们，他们用这一代价换来了从无名之辈变成明星的机会，那么，当我们的工人因法律的规定而不得不将其劳动价格谈判权让渡给全总之后，他们将换来什么呢？长久以来，生存于最底层的几亿农民，没有出租或转让其土地的权利，因而错失了土地增值所带来的巨额财富，他们小本经营的尝试得不到银行的信贷支持，却遇到了无数法规的管制和城管的驱逐，他们唯一的机会是出售劳动，如今，不仅这一机会正在被管制所束缚，他们还不得不聘请全国总工会做他们的经纪人。

过去十年，中国制造业的高速增长，曾经造就了一个世界奇迹，也是推动国民经济腾飞的主力，这一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灵活自由的雇佣制度和劳动市场，它既给企业带来了增长，也为劳动者创造了收入；现在，这一增长机会正在被管制所扼杀，近年来一系列的管制法规和措施，将使劳动市场逐渐失去其来之不易的开放性和灵活性，而全总这次深入企业经营细节的深度干预措施，无疑又会将强化管制趋势向前大大推进一步。

高管薪酬管制于事无补
辉格
2009年5月14日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近来奥巴马政府和民主党控制的国会，正加紧筹划立法和监管措施，对金融业高管的薪酬水平和发放方式作出限制，赋予美联储和证监会等监管机构相关的审查和干预权力。此前，接受政府援助的金融企业，其高管薪酬已经受到严格限制，而现在这些限制很可能被扩展到未接受援助的企业，以及未来援助结束后的整个金融业。这一空前的管制措施，显然是对公众对于金融业高管的巨额薪酬和其在金融危机中的责任所表达强烈不满和声讨浪潮所做出的反应；然而，我们却很难指望，这些管制果真能改善美国金融业的薪酬体系，和以之为基础的激励机制。

薪酬因企业而存在，按科斯的二分法，企业作为相对于市场的另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独特性在于：企业主借助一组雇佣合约，将若干劳动力资源，在一段时间内锁定在特定的资源组合中，以便他能对这段时间内的经营活动作出计划；实际上，通过雇佣合约，雇主用无风险的固定报酬，换取在雇佣期内对雇员劳动的支配权；这一模式的存在前提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在某些条件下，局部计划比个体间逐笔交易更有效率。科斯的范式，为分析企业与市场的边界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然而，现实经济远非科斯二分法所预示的那么简单，从固定薪酬到几乎等价于逐笔交易的计件工资，雇佣关系和计薪方式千差万别。在《企业的合约性质》中，张五常运用科斯范式，分析了组合企业资源的各种合约形态；在他看来，企业与市场的边界，远非泾渭分明，特定企业采用何种合约类型，取决于交易费用的分布。试想，假如五位作家与一位经纪人签订排他性协议，组成一个创作出版团队，那么，是作家们雇佣了经纪人，还是经纪人雇佣了作家，这个团队是不是企业？这些既无法界定，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协议所设计的收入分配方式，和由此而形成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能否引导团队成员最好的服务于企业的目标。

尽管雇佣合约提供的可计划性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便利，然而无风险报酬导致的激励弱化却始终困扰着企业家和管理者，为此，他们设计出各种替代和矫正方法：计件工资、绩效奖金、销售提成、利润分红、期权奖励等等；这些安排的宗旨都是让激励方向与企业目标相一致，然而企业的不同岗位所设定的目标各不相同，并且往往不止一个，为此，常常需要组合使用多种薪酬安排，来最大程度的避免激励扭曲；这其中涉及的精妙和复杂、障碍和陷阱，对于未曾被这些问题所困扰的行外人，是难以理解和把握的，那么，国会议员、政府官僚和他们指定的专家，能否比长久以来为此而夜不能寐企业家和管理专家，找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当前金融业薪酬体系所广受诟病的问题，在于年度绩效奖励所造成的激励短期化：高管们在盈利年份获得巨额奖金、在亏损年份却无须吐出，这激励了他们的短期行为和过度冒险；这种激励扭曲的确存在，或许对金融危机也负有部分责任；然而，激励短期化是许多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的普遍问题；缺少有足够控制力的大股东的上市公司，通常面临两种危险：一种是内部人控制，这些人借助深厚的企业文化、牢固的管理团队和毒丸等特殊安排，抵抗投资者和分析师的评价和约束，常常将企业发展引向其自己的价值观目标，而偏离盈利目标；第二种是过度顺从投资者和分析师的意见，专注于短期盈利而忽视长期战略。

激励短期化更多的出现在第二种情形中，许多矫正和管制的呼吁者对此开出了药方：强化小股东和代表小股东利益的独立董事的表决权，特别是对高管薪酬的干预权，以此约束高管损害股东利益；然而这些药方却是南辕北辙，由于退出成本极低，小股东更倾向于追逐短期收益，赋予他们更多表决权，只能加剧激励短期化。

在解决薪酬问题方面，政府实在没有什么可行的办法，结构化设计是他们能力所不及，而总额控制将逼退大批优秀人才；更危险的是，那些雄心勃勃、才华横溢的金融家，在逃离高度管制领域之后，将寻找新的空间开展金融创新，而全新的产品将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正如过去，他们逃离商业银行创建投行，逃离常规市场创立衍生品，逃离投行转向PE，下一次，他们会出现在哪里？

（按：我对地震预测可能性的低评价，并不暗示：1）没有人会正确预测地震；2）这种预测是缺乏事实和论证的胡猜；我仅仅认为：这种预测的可信度尚不足以突破预警和动员所需达到的政治阈值）

地震预警机制有待探索
辉格
2008年5月18日

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有些人抱怨地震局没有作出预警，一些传闻也声称震前曾有多种前兆。这样的指责是不公正的，事实上，人类目前的知识水平还不足以对地震作出准确可靠的预报。历史上唯一一次得到公认的成功预报是1975年的辽宁海城地震，但那次成功是因为大震前25小时起当地发生了一连串频次渐增的3级小震，从而引起警觉。这只能算是侥幸。实际上，目前的地震监测网只是情报和研究机构，而非预警机构，不应对其过多苛求。

地震之所以难以预测，是因为地震研究所依据的现代地球科学还非常年轻，尽管发展很快，但远未成熟。虽然魏格纳早在1915年就发表了他的大陆漂移说，但由于缺乏动力学基础，遭到普遍冷遇和嘲笑。直到1960年代地磁研究引发地学革命，大陆漂移说在新的地幔运动和板块构造理论基础上被重建，1972年国际科学联合会“上地幔计划”（UMP）的研究报告发表，现代地学才最终得以确立。此后数十年展开的一系列研究为人们揭示了许多地球构造和运动原理，但远非完整，还有大量未知领域有待探索。

和气候研究一样，地震研究所需采集和处理的数据量极为庞大，其所需的高性能计算能力直到最近几年才勉强开始具备。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近年刚启动的大规模研究计划——地震灾害计划（EHP）仍然只能谦逊的将重点放在提高认识、及时反应、准确评估等目标上，提高预测能力还只是次级目标，即便如此，该计划也只能把资源集中在少数几个地震多发带。

那么，对于地震预测，我们是不是完全无事可做呢？如果把预警理解为在震与不震之间做出确然的二值判断，并以此为据公告社会和启动应急机制，那么，以目前的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我们的确无事可做。事实上，虽然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地震监测网，但除了海洋地震引发的海啸（因为有较长的延迟）之外，各国极少根据地震预测启动应急机制。原因是，虽然有些预测事后被证明是对的，但在统计上，这些预测的可信度都不高，远没有高到足以说服行政当局愿意承受可能的错误决策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因此，任何这样的预测都不可能通过多层次行政程序的过滤而转变为决策。

但是，预测不必是确然的二值判断，也可以是对概率分布的盖然判断，即针对各种可能结果分别给出一个发生概率。在经济走势、商品行情、选举等确定性低、预测难度大的领域，盖然性预测越来越流行，几乎已成范例。USGS正是这么做的，USGS利用其掌握的有限知识，建立预测模型，算出每个地点未来24小时内发生各级地震的概率，然后用不同颜色代表概率值并投影到地图上，获得一组概率分布图。在USGS官方网站上，民众可以实时查看他所关心地区的地震概率分布，并自行决定该如何行动。

无疑，USGS的预测并不十分可信，但这已经是当前知识水平下所能得到的最佳信息了，何不与民众分享呢？盖然性预测的好处是，因为预测信息是实时连续发布的，民众不会被一个突然宣布的消息震惊，减少了发生恐慌和过度反应的可能性；其次，如何行动的决策由民众自己做出，降低了预测不准所带来的公众不满和政治风险。

随着地学研究的进展和技术手段的提高，相信未来对地震的理解和预测能力也会不断提高，地震预测虽然困难，但只要抱持谦逊和审慎的态度，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USGS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值得我国相关机构借鉴，在未来探索出适合我国条件的地震预警机制。

收储是麻醉性止痛药
辉格
2009年3月26日

去年底，云南省政府推出了百万吨有色金属和50万吨化肥的收储计划，这一政策显然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和鼓励；今年二月，国务院在《有色金属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中明确了通过国家收储来缓解企业库存压力的政策目标；此后，各矿产资源大省（甚至包括一些地级市）纷纷推出收储计划，河南要收50万吨电解铝，广西要收5万吨铝锭，赣州要收1万吨钨和1万吨稀有金属，郴州更是要收11.5万吨有色金属。同时我们看到，这些收储计划并没有与之相呼应的产能压缩计划，云南甚至明确宣示了“鼓励地勘单位多找矿、找大矿，提前储备资源”的态度，这意味着，收储计划并不只是为解决短期库存压力而采取的临时措施，很可能长期化。

这样的收储计划不是解决当前原材料产业困境的好办法，它虽然在短期内可以缓解价格暴跌和库存压力给企业带来的阵痛，却妨碍了企业对价格信号作出反应，向它们发出了错误的信号，结果将延续甚至加重本已十分严重的产能过剩。这就像麻醉止痛法，只能短期缓解症状，不能根治疾病；正如长期服用麻醉性止痛药会形成生理依赖，收储计划一旦长期化，会让企业对国家储备形成依赖，整个产业将陷入扭曲状态，而地方政府和相关银行也将承受不断扩大的信用风险。

即便地方政府没有将收储计划长期化的打算，事态的发展也很可能迫使他们不由自主的长期卷入。有人认为，目前的产能过剩是金融危机之后的衰退期的短期过剩，相对于“正常水平”并未过剩，一旦经济复苏，价格回升，库存压力缓解，收储者和银行便可全身而退。这样的想法是幼稚的，首先，你不知道复苏何时到来；其次，你不知道复苏之后，原材料需求何时会回到你所认为的“正常水平”；更重要的是，这种说法误解了经济周期的基本性质。

经济周期不是简单的上下震荡，用熊彼特的话说，它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繁荣期的高需求、高价格和信贷宽松，会让许多资源配置结构过时、效率平庸的企业也活得很滋润，一旦衰退来临，它们就会被大批淘汰，而在经济复苏时重新获得增长的，要么是拥有更高效配置结构的新兴企业，要么是通过结构调整而度过难关的老企业，无论如何，每次周期过后，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结构都不会回到周期之前。

周期的这一特点，在初级材料行业表现为，其复苏总是滞后于整体经济的复苏。最新一期《麦肯锡季刊》有份报告分析了各大行业在1973年、1980年、1990年和2001年四次危机中的表现，发现在衰退期，材料业两次超前于整体，两次滞后，但在复苏期，材料业四次全部滞后。我相信，上一次繁荣把材料价格抬得越高，其诱导出的过剩产能越多，其逼迫出的材料节省型创新越多，那么材料行业的复苏滞后期也就越长；而事实是，过去几年的材料价格，无论绝对水平，还是增长速度，都是史上罕见的。

如果我们预期整体复苏在两三年后到来，那么材料业的复苏将不会早于五到七年，而要回复到2007-08年的水平，需要更长时间。因此，对一两年内材料价格大幅回升的期望多半会落空，而以此假设为前提的政府收储和银行贷款，将面临极大的风险；随着收储计划的不断被迫延长，他们将发现自己不得不做出痛苦的选择：要么继续收储而承受财政压力和坏账风险，要么停止收储甚至释放储备从而导致又一次材料价格崩溃。

地方政府财政基础薄弱，承担不起长期化收储政策，而银行的坏账问题也刚刚有所好转；近几个月的货币宽松或许让他们对于风险的警惕有所下降，以至于在收储计划上表现出不少大手笔。如今，经济学家们常常拿用电量替代地方统计部门质量不高的统计数字，借此估测经济活动水平；有色金属的提炼，无论是电解还是电炉熔炼，电力消耗都不小，这或许会让地方经济数据看上去比较乐观，但其中蕴藏的风险，实在不小。

（按：我造了“战术性愤怒”这个新词，最初这只是我基于对美国政客的印象而做的猜测，刚才我看到了证据：“分放奖金的事情，也并不是秘密的事情，更不是“偷步”发放。“我们没有试图去欺骗或者隐瞞任何事情。”李迪说。“美联储的官员参加了我们的所有会议，包括董事局会议和薪酬委员会的会议。”李迪说，起码在三个月前，AIG就跟美联储官员讨论过此事，他相信美联储的官员会跟财政部分享这些信息。”——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AIG：跳票的花红》）

AIG奖金凸显干预的道德风险
辉格
2009年3月19日

AIG奖金事件在美国炸开了锅，财政部长、总统、国会议员、纽约州检察长、美联储官员，个个拍桌子瞪眼睛，争先恐后的表达他们的愤怒，据说伯南克还为此摔了几次电话。在拿了纳税人1700亿救助资金、实际上已经被政府接管之后，继续向中高层管理者支付总额1.65亿、每人数百万美元的巨额奖金，这一荒诞场景，确实难以向纳税人解释；与这一事件扯上关系的政客们，自然不愿承受由此带来的道德代价，因而，抢先愤怒也就不失为明智而老练的做法了。

愤怒归愤怒，政府和国会对此事实际上没什么可行的挽回措施，奖金是按协议发放的，而协议是在AIG接受救助之前签订的，撕毁协议不仅要遭起诉，对于AIG这样靠信用吃饭的金融企业也将触犯大忌；政客们当然也知道这些困难，所以财政部现在声称的措施是在下一批救助资金中扣除奖金额，这显然算不上挽回，被拿走的奖金还是没收回来；议员们则更为激进，多位民主党重量级议员正在筹划对拿奖金的73位AIG雇员征收90%以上的特别税，相当于动用立法权直接没收奖金。

AIG救助案连同整个金融业救助计划，已经给美国政府带来了巨大的道德风险，奖金问题只是其中较为惹眼但其实很次要的部分，救助计划实际上还挽救了大批曾经疯狂下注的对冲基金，只是其中奥妙不容易被公众所看清，因而也没有激起政客们的战术性愤怒而已。如今，为了应对奖金带来的道德风险而可能采取的措施，却面临着更大的道德风险——公然毁约，甚至悍然征收没收性特别税，将直接损害财产权和契约精神这两块市场经济的基石。议员们或许指望特别税提案会迫使雇员们自愿放弃奖金，但如果他们不放弃，进而起诉，官司很可能打到最高法院，政府输掉的可能性更大。我们很快将会看到，随着救助计划的逐渐展开、其规模的不断膨胀，政府将在这个道德泥潭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历来具有自动升级和自我膨胀的倾向，这不是因为政治家愿意如此，而是市场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市场作为一种自发秩序，是人类迄今所创造的最复杂的事物，没人能完全理解它的运行机制，更遑论预测和控制了。一项干预措施，最初看来是局部和临时的，但实施之后，就会发现许多未曾料到的效果，常常是按下葫芦又起瓢，于是最初为按下葫芦制订的计划不够了，又要为按下瓢制订新计划、追加新预算。问题是，每一步干预都蕴藏着道德风险：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弄不好就要打水漂或者喂赌徒；更严重的是，但凡干预措施都涉及权利和利益的再划分，有人受益有人倒霉，当事人和公众难免要问：凭什么？

因为干预措施带来的道德风险而面临公众声讨的政客们，或许会感到很冤枉：政府对于金融体系安全性的责任是早就存在的，如今的救助只是为了履行这一职责，因而相应的道德成本也是他们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事实也确实如此，具体的AIG案，AIG管理层之所以敢于冒险，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出了大事政府会出手相救，他们当初敢于签下慷慨的奖金协议，看来也与这一信心不无关系。今天政府为AIG们所付出的道德代价，实际上只是在兑现当初为整个金融安全所签下的道德支票；这张支票的签署日期，可以追溯到1913年美联储的建立，此后经过大萧条、罗斯福新政、布雷顿体系、直至废除金本位，政府逐步接管了整个货币体系，支票金额也越签越大。

今天，为不得不兑付这张道德支票而承受切肤之痛的人们所应该做的，不是去撕毁这种支票，而是应该为它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和截止日期，并且从今天的痛苦中吸取教训，记得今后不要再签这样的支票了。让人们自己去做选择并承担由此带来的责任与后果，如此方能获得道德上的安宁。

资源储备须明确政策目标
辉格
2009年2月6日

日前，据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透露，国家煤炭储备体系正在酝酿之中，而浙江和山东两个用煤大省则已经开始着手建立由国资委下属的国有能源公司作为运作的、以保障供给稳定为目标的煤炭储备。去年底，有色金属出产大省云南发布了《云南省有色金属储备试行办法》，并与多家金属企业签订了收储合同。伴随着去年能源和初级品市场剧烈的价格动荡，国内各省纷纷针对一些影响本地经济的重要资源，酝酿和推出政府储备计划，似乎已成为一股潮流。

评估这些地方政府的储备计划是否妥当，首先需要明确政策的目标，而推出的方案是否能够实现这些目标；其次要看这些计划可能产生哪些负面作用，这样的代价是否值得付出，达到同样的目标是否存在其他代价更低的方案。

政府建立资源储备系统的最初法理依据是政府的公共安全职能，为了履行这一职能，政府需要预先储备一些物资，以便在非常情况下支持其公共安全行动——战备、防疫、救灾、赈济等等。为此目的而计划储备物资时，需要考虑这样几点：某些物资的需求在非常时期急剧上升；战争、封锁、禁运和运输阻断导致外部供应断绝；国内交通阻断导致物资无法及时到达需求地；所有这些因素，将决定储备物资的组成、数量和地理分布。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公共安全职能，需要明确界定，而不能做无限制的延伸。物资短缺本身并不危及公共安全，而只是市场供需的一种常见状态，只有当短缺可能引发某些异常行为——比如挤兑、哄抢、恐慌性囤积、大规模毁约等等——，并加速蔓延进而导致社会混乱时，才构成公共安全事件。

以煤炭为例，我国是头号产煤大国，储量和产量都很大，酝酿中的煤炭储备体系，应该不是作为长期储备，否则把煤留在地下就是最好的储备了。浙江和山东的煤炭储备，据称是为了应付短期匮乏，但迄今从未有事例证明煤炭短缺曾构成公共安全威胁，没有人因为缺煤而冻死，也没有因缺煤而大规模停电，的确有工厂因为缺煤缺电而停产，但那是企业经营问题，或者是民事合同的履行问题。一旦把政府的公共安全职能扩大到保障企业稳定运行，便给政府和纳税人加上了不必要的负担，也背离了市场经济的原则。

发电和用电企业，因为没有安排适当的储备，或者没有订立应有的长期供货合约，而在市场波动时导致停产和亏损，便应该让它承担其经营失误所造成的代价，如果它因此而无法履约，便应让它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由政府建立储备来为企业包揽这些风险，短期内或许会解决一些企业的困境，但在长期反而助长了企业不负责任的行为，它们会更加盲目的扩张产能而不考虑能源供应问题和价格风险，会继续忽略借助长期合约和期货市场来规避风险的潜力，会降低其坚持要求供货商履约和确保自己履约的激励，所有这些，都不利于企业走向成熟，也不利于市场发展出处理风险的交易机制。

尽管煤炭储备在我看来是政府职能不必要的延伸，但作为一种需方储备，与储备系统初衷至少在方向上还是一致的；相比之下，有色金属储备就完全缺乏存在的依据，这是一种奇特的供方储备，其建立的理由当然不是为了照顾国际买家，而只能解释为帮助生产企业摆脱困境。这些企业在价格高涨期盲目扩大产能，如今价格暴跌和大量存货积压让其陷入绝境，而把政府收储当作救命稻草。这样的收储无疑是在用财政资金也就是纳税人的钱为企业的经营失误买单，这么做将会鼓励这些企业在今后的决策中更加冒险和不负责任，短期内或许能救活一些企业，但对于企业和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则绝无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