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8-10】 @可小乐溪小北 为什么积极乐观会比悲观主义看起来更愚蠢呢？ @-Lucifier-: 悲观者比较倾向于不作为，因此总体上比乐观者动作少，这是统计实情，它在风险高低不同的情境中都是如此，风险高低改变的是”动作的总数“，而没有改变”乐观者比悲观者更多动态“。然后在某个风险高到一定程度的环境中，乐观者看起来才显得愚蠢，此时每一个动作投资都可能是自杀式的。无为保守可能更佳 @whigzhou: 人们更可能为损失而非收益寻找归责对象，当他们受损时，会钦佩当初的悲观言论，而痛恨乐观起哄者将他们带入了歧途，好像是这样 @whigzhou: 媒体更喜欢报道悲观新闻，可能也是这个缘故 @-Lucifier-: ”看起来更愚蠢“的判断语境应是”结果还没出现“才是，因为恶果一旦出现，保守者一向有免责优势 @whigzhou: 哦，好像我是忽视了这一点，不过重新考虑之后，我发现主帖观点还有待澄清：“积极乐观”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指“预期不会出现负面意外”？还是“预期会出现正面意外”？ @whigzhou: 如果主帖的“悲观主义”是指“预期会出现负面意外”，那么合理的对比应该是“预期会出现正面意外”，可这好像看上去一样傻，假如是指“预期不会出现负面意外”，那不过是在预言一个大概率事件，当然比不上预言一个小概率事件看起来聪明 @whigzhou: 例：预言丢钱包的合理对比不是预言不会丢钱包，而是预言会捡到钱包  

职业化潮流下的大众体育 辉格 2012年8月8日 8月8日是国家体育总局指定的第四个“全民健身日”，从2009年起，该局就每年指定这样一个健身日，以此敦促各地政府组织举办全民健身活动；可是，将全民健身日安排大部分成年人和学生都难以脱身的工作日，其全民性本身就很可疑，至于推动大众积极参与体育运动的实际效果，则更是无从知晓。 就在短短几十年前，绝大多数体育项目还都是非职业性的，因为当时缺乏可行的商业模式，让运动员能够获得比他们本来能从其他职业中获得的更高收入，在电视和卫星通信出现之前，竞技体育的主要收入是门票，所以只有足球这样能同时让成千上万人现场观赏的项目，才可能获得足够的收入让球员过上体面生活，况且，擅长和热爱运动的人，通常在其他职业中收入也不低。 门票之外，就只有赌博和私人陪练和教练收入了，赌博收入虽然丰厚，却常常为法律所不容，而且对竞技形式颇有要求，所以只供养了个人搏击和棋牌等传统上赌博色彩便很浓厚的项目，另外，陪练和教练也确实在游泳、网球、马术、滑冰、棋牌等个人项目上养活了些职业高手，但数量十分有限，与如今的商业项目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往往限于那些与富裕阶层高雅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项目。 所以在大规模商业化出现之前，职业运动员多半是政府供养的，而且只有那些预算约束相当松弛、同时又将竞赛奖牌视为重要政治目标的政府，才会花大价钱训练、选拔和供养大批职业运动员，而促使这些政府这么做的激励，直接来自奥运会等以国家为参赛单位的大型国际赛会，因此可以说，在90年代奥运会商业化之前，国际和各国奥委会实际上已经推动了竞技体育的职业化，只不过那是国有和计划体制下的职业化。 电视和卫星直播的出现是关键转折点，它将单场比赛的观众数量提高了三四个数量级，从而为体育创造了另一个收入源——广告；同时，航空旅行的普及和平民化将原本分散的地区性市场合并成了大陆级甚至全球性的大市场，也提升了各地比赛的水平和门票收入，因为它能将最优秀的运动员随时送往各地赛场，也能让球迷在各赛场间巡回看球，联赛和巡回系列赛因而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组织。 体育商业化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大幅提升了竞技水平，为观众提供了空前精彩的视听盛宴，也给优秀运动员带来了丰厚收入，最终创造了一个繁荣发达的产业；然而，对于希望推进大众体育的人们，仍有个问题有待回答：职业化浪潮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了大众体育？没错，关注和热爱体育的人是多了，体育在整个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也提高了，问题是，亲身参与体育活动的人，和他们的活动频率，因此而增加了吗？ 似乎没有证据支持这一点，相反，有许多理由可以怀疑职业化有着相反的效果；职业化将一批最具运动天赋的人抽离了大众体育，降低了后者的竞技水准，同时，它更吸走了业余比赛的大部分观众，这样，这些比赛的参与者就失去一个重要的成就感来源，一场球要是既没什么人看、也得不到地方媒体的报道，让你在地方上获得粉丝和声誉、甚至拥有地位，获胜的激励效果就会小得多。 更糟糕的是，观众流失也很可能意味着失去运动场地和政治支持等资源，因为这些观众原本可能通过门票、捐赠和慈善组织资助地方赛事，也可以通过选票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这些都可以帮助业余运动员及其组织获得运动所需资源。 另外，日益精彩激烈的职业比赛，和越来越好的观赏体验，或许会削弱人们亲身参与体育运动的动机，对体育的热爱包含了一系列不同的心理需要，其中有些或许是可以被单独满足的，比如分辨敌我和对抗求胜的需求，分享胜利喜悦和荣耀的需求，可以通过将自己标榜为某队的狂热支持者而得到满足。 穿上官方队服、抹上油彩，跟踪球队和比赛的每个细节，想象自己是主教练，紧张兴奋的意淫如何运筹帷幄调兵遣将排兵布阵，或许可以满足许多原本会推动他走进运动场的心理需要，于是，体育热情就这样被短路了，球迷们让职业球员代理了他们对体育运动的消费，自己转而以观赏的方式消费着比赛，还有啤酒；当然，这只是猜测，不过直觉上看，现实似乎就是如此。

【2012-08-06】 @南宁人那些事 【城市排名再现 南宁竟然是三线城市 】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的南宁不是超一线、一线就算了，二线都排不上...居然是三线城市！！！杯具啊！！ http://ww3.sinaimg.cn/bmiddle/8f8d5949jw1dvmshkin9rj.jpg @张发财: 我还以为南宁是七线，大腰子城的奇葩们！攻击吧！ @tertio: 武汉不是镇么？居然排上一线城市了 @whigzhou: 人家明明说武汉是三线、南宁是五线... @whigzhou: 所谓一线二线三线应以人口引力半径衡量，能在全国范围吸引移民的就是一线，吸引到邻近省份的就是二线，吸引到省内的就是三线，能维持人口不降的四线，人口萎缩的五线，这么分简单些 @whigzhou: 一个简单的办法是对比2010年普查的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我比较过昆明比长沙，结果与我预感一样：昆明的人口引力强于长沙 @halchen 敢不敢以房价分咯 @whigzhou: 不能以房价分，各地土地供给不同，若按房价，把广州放进浙江只能算二线 @whigzhou: 真正的超一线城市是丽江和大理！他们能从北上广吸引到移民，哈哈

【2012-08-03】 @whigzhou: 跳脚骂街通常伴随着拍手，这其实是不小的进步，跳脚和拍手看来是对蹬踹和耳光的替代，转移攻击对象，类似于恼怒时锤墙或踢狗，是冲突中表达愤怒同时又克制暴力的方式，算是文明演化的成果之一【夜半听楼下吵架有感】 @tertio: 哈哈，在地上打滚是什么行为 @whigzhou: 打滚是为栽赃做准备吧，可能同时还摆明了“我已豁出去（至少在形象上）”的姿态  

【2012-08-03】 @恶人谷江小鱼 从李嘉诚分家说起 http://t.cn/zWpyu3E 如果继承人不确定性，很容易导致胜者为王的内耗。这种制度也随着年代有所变迁，代表王位、爵位、官位和宗祧的身份权已经逐渐和财产权分离，前者一般也继续由长子继承，而后者则变成了诸子平分，遗嘱人的个人意愿也得到了肯定。 @whigzhou: 两个疑点：1）长子继承制最初并非基于“法律上的强制性”，而是封建契约义务，领主和附庸都不希望对方的土地权发生转移和分割，因为那会对契约义务的履行能力带来不确定性，也会破坏封建体系各分支间的力量均势，带来不可预期后果，结果双方在长子继承制上很容易达成合意； @whigzhou: 后来的继承人只是继承了契约责任，所以从封建法出发，限嗣继承责任其实只要由领主同意即可解除，但事实上它逐渐变成了财产法，丧失了原有契约基础，此时才能说是基于“法律上的强制” @whigzhou: 2）长子继承权对幼子的创业激励，这是个逻辑简单清楚、言之有物、可以实证的假说，错对可以讨论，“不包含任何逻辑支撑”是莫须有之辞，“蠢材臆想”更似对辩驳无力的掩饰 @恶人谷江小鱼 请看穆勒的讽刺：@whigzhou @whigzhou: 这个辩驳是粗浅无力的，1）贵族幼子并不是贫民，有机会健康成长并接受良好教育，也能获得创业所需资金和机会，其贵族出身也可帮助他进入一些圈子，家族信誉提供了信用资源，2）这些优势并不能推出“应让长子处于同样境地”的结论，假如这样，谁来维持家族地位、以便让下一代幼子们再次获得创业激励？ @whigzhou: 3）美国的例子并不能证明原假说是错的，该假说并未宣称那是创业激励的唯一来源，且在任何制度环境下都是优势的 @whigzhou: 长子继承制对幼子的创业推动作用，可以放进一个更一般的理论框架中来理解：这是家庭内策略配置多样化的结果，而长子继承制是特定环境条件下所找出的优势策略：让一个孩子守业，持保守策略，保持家族地位，其他孩子去寻找拓展机会，持风险激进策略；当环境条件不同时，占优势的可能是另一种策略配置。 @whigzhou: 当拓展前景极其渺茫时，可能采用诸子共同守业的策略，西藏的一妻多夫制便是；当拓展机会十分充裕时，可能采用幼子继承制，让长子们尽早去创业，最后留下幼子继承产业，比如蒙古；我在旧帖中曾讨论过两种配置方案的异同 http://t.cn/zOrTBaI @whigzhou: 当社会缺乏流动性，竞争优势高度依赖家族地位时，诸子均分制是劣势的，美国社会流动性很高，长子继承制优势丧失，但这种高流动性与财产权保障的共存，是需要严苛的制度条件的，历史上，流动性与财产权保障常常是冲突的 @whigzhou: 诸子间策略配置多样化的历史，甚至已经表现在人类的心理特征当中，研究表明人的性格/风险偏好/对待社会等级的态度，皆与排行有显著关系，暗示着上述历史非常漫长，当然在早期，长子所继承的更可能是地位，而不是土地 【后记】 整理这篇时，我想把江小鱼请我看的“穆勒的讽刺”找出来，可是一翻原帖，穆勒那句话居然不见了，美国的例子也没了，可是“臆想而已，不包含任何逻辑支撑”却仍在……小鱼这是怎摸啦？

第十一章  有时候你不知道保持理智是否明智 有两个因素增加了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因而也为人性增添了色彩：一个是情绪，它会让人暂时摆脱理性的控制，像一支点燃了的烟花，不可遏制的发出一连串行动，直至熄灭；另一个是信念，它让人无视当前情境下的各种诱惑、困扰和不确定性，而坚持某些行为策略和这些策略所依据的判断。 尽管看上去十分不同，但这两者其实有着相似的功能，它们都可以避免或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增加行为的确定性，让旁人可以更确切的预知自己在何种情况下会做出何种反应，而在许多博弈格局中，让潜在对手们了解并确信自己的行事方式，是明智的策略。 假如你是个出了名的烈性子，一旦被激怒就会不顾后果的决一死战，这种冲动性格看似不理智，给你带来得不偿失的冲突，但实际上，这样的名声在长期带给你的收益很可能足以补偿其风险，别人会小心翼翼避免触碰你的底线，假如你能清晰的展示你的敏感点所在，并将其用于保护你的重大利益，便可构成某些独特的优势策略。[1] 类似的，信念一方面可以让你抵制机会主义诱惑而坚持一些长期有利的策略，同时，信念对旁人的充分展示，也可以引导他们对你的策略作出恰当的反应，这一点在重复性非零博弈中尤其重要，它有利于达成合作而避免陷入“囚徒困境”[2]。 然而，情绪和信念也有其负面作用，由于它们的顽固和刻板的特点，会让你在博弈格局已经改变的时候，仍然坚持一些已经不再合理、不具优势的行为方式，或者，会让你把情绪错误的用于看似相似实则不同的新情境，用你代价高昂的暴怒去保护一些琐碎的利益，或把难以自拔的热爱投入于没有价值的对象。 更有甚者，情绪和信念的心理机制一旦从进化中获得，便为观念在群体中的传播提供了“易感点”（[[susceptible sites]]），而这些观念所服务的，未必是个体利益，而很可能是像组织或文化系统这样的超有机体（[[superorganism]]），比如民族主义或企业文化。 ---------------------- [1]进化心理学家斯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How the Mind Works(1997)一书第六章里，从博弈论视角阐述了情绪的策略意义及其进化起源，其中介绍的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的观点尤其值得关注。 [2]参见wikipedia: prisoner's dilemma。  

征收金融交易税是自残 辉格 2012年8月1日 法国国民议会上月通过的新预算法将于本月1日生效，新法将对该国109只市值超过10亿欧元的股票征收0.2%的交易税；金融危机之后，开征高额金融交易税的提议在欧元区乃至世界各国都不绝于耳，这也是危机后以占领华尔街为代表的全球反资本反金融浪潮的主要诉求之一，如今奥朗德政府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金融交易税也叫托宾税（[[Tobin tax]]），是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在上世纪70年代所构思的一种旨在抑制过度投机、稳定金融市场的干预工具，此后二十多年曾在多国实施；然而事实表明托宾税起不到抑制投机和稳定金融的作用，甚至很可能有相反作用，而它对金融活动的压制效果则十分显著，更要命的是，它有着将金融业从本国驱逐出去的效果，最终各国都发现这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纷纷放弃，直到08年危机之后才再度抬头。 多份实证研究发现，托宾税反而增加了投机行为，特别是助长了反金融群体特别痛恨的那种对赌式的衍生品交易，其中一个原因很可能是税率对交易的扭曲作用；交易税是按交易金额计征的，但实际上，人们在买卖金融产品时，真正关注的是资产所涉及的波动和风险，而不是资产的价值存量，而前者的金额往往远小于后者，若能将波动和风险从资产中剥离出来单独交易，可大幅降低交易额，从而少缴税，而对赌合约等衍生品恰好能完成这种剥离。 而且，托宾税还会让交易者更倾向于短期和高频交易，因为对于同样的波动差价，短期交易具有更高的资本收益率，因而可以承受更高的税率，相当于在单位资本时间上摊薄了税负；同时，对于整个金融市场的波动水平，托宾税也没有平抑作用，其实，试图通过降低流动性来平抑波动是不可行的，这一点对照收藏品市场即可看出，后者的流动性远低于金融产品，但波动同样剧烈、甚至更剧烈。 可是，托宾税打压交易活动的效果倒是立竿见影，交易量萎缩，市场流动性降低，一些负担不起税率的交易品种干脆就消失了；其后果不仅减少了总体流动性供给，更让企业丧失了许多风险配置手段；这样一来，它唯一达到的预期目标是降低了整个经济体系的风险水平，但这并不值得欣慰，因为它是通过消除某些经济活动和压低经济总量来做到这一点的，因为当企业无法配置某些风险时，许多高风险经营活动就被放弃了。 不过，这些情况都不足以让各国政府打消征收托宾税的念头，因为这些负面效果都是缓慢而悄悄发生的，不会成为新闻事件，即便最终表现为经济总量萎缩，公众也很难看出其与税制的因果关系，在宏观经济这样变幻莫测、因素链错综复杂、连专业学者都众口不一的事情上，政府总能找出足够多的借口和替罪羊来为其政策辩解。 对政府和政策制订者来说，真正可怕的是它对金融业的驱逐效果，因为它的因果关系简单而清晰，公众很容易看清；一个著名的案例是瑞典，1984年实施0.5%双向托宾税，后来嫌税入太少又将税率翻倍，结果几年之内交易量萎缩一个数量级，90-99%的金融业务搬到了伦敦，70年代的英国和80年代的加拿大都有过类似经历，如今他们的决策层都一致反对托宾税，伦敦更在经历金融自由化“大爆炸”之后成长为全球金融中心。 对于征税者，越是不容易移动或兑现的资产，就是越适宜的征税对象，而金融产品是高度流动性的，它既容易搬动又容易兑现，而且金融交易具有极高的地理位置无关性，特别是在电子化和网络化之后，金融中心搬到哪里都可以，所以向它征收重税就是在下逐客令，无异于自残，唯一的办法是各国联合行动、统一税率，但这样的广泛政治联盟是很难建立的，总会有些国家乘机牟利，结果，最终承担税负的将是那些无缘参与国际化交易的散户股民。

【2012-08-01】 @beeplin [友人授权发布] 《为什么说蒋师妹你又错了》 鄙清知名校友蒋方舟今天又有一篇新文引燃微博舆论，名叫《达尔文改变中国》，乱炖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中国近现代历史。我的友人说：“蒋这篇文章最大的问题是以为会认字就可以说话，会说话就能写文章。” -_-# 全文见http://t.cn/zWCJkaj @小蓟: 这个吐槽，至少比较热闹。。。。把那段：人类合群，也是天演界物竞相择的结果...也标黄吧，那个表示了作者对进化论的态度，也是个重点，免得有人看丢了。 @Ent_evo 这个槽只吐了一半，另一半是达尔文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关系还没提。 @whigzhou: 斯宾塞的理论很好，被叫做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奇怪，成型时《物种起源》还没发表，叫马尔萨斯主义更合适，渊源上，斯宾塞和达尔文是马门兄弟，两者的内在一致性和相互启发关系是难以否认的，只是前者后来被歪曲抹黑了 @whigzhou: 斯宾塞是以进化理论为基础构建整个社会科学的初次努力，有所成但不扎实，算不上失败，进化论也是在孟德尔、现代综合、数学基础重构之后，才变得像现在这么扎实的；此后新达尔文主义已再度向社会科学挺进，斯宾塞的思想传统将在新基础上得以重生和光大 @何山pophe: 我倒是想认真找两本批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书看看，就是找不到 @whigzhou: 嗯，都是些“万恶的种族主义，证毕”之类 @whigzhou: 把优生政策和种族屠杀栽赃到斯宾塞头上，就像把计划生育栽赃到马尔萨斯头上一样荒谬，他们的理论明明得不出这样的结论，甚至得出的是相反结论，马尔萨斯明确反对人口控制，优生运动则是左派社会改良运动的一部分 @whigzhou: 这场抹黑运动是从Richard Hofstadter 1944年发表的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一书开始的，普林斯顿经济学家Tim Leonard 2009年出了本书清理了这个谎言 @whigzhou: 制度/政策上，斯宾塞就是个典型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并无特别主张，详见 http://t.cn/zWC1qwX @Ent_evo: 求书名……我只搜到了他那年的一篇paper。 @whigzhou: 哦，是文章不是书，Origins of the Myth of Social Darwinism @小小nopainkiller：@JohnnyTong假装是学者 你的偶像。。。 @JohnnyTong假装是学者：回复@小小nopainkiller:那本书是hofstadter的处女作，我觉得写的一般。hofstadter那时比较radical，后来就。。。但我觉得hofstadter有点说的没错，社会达尔文主义号称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啥都是竞争出来的，等于否认了有一套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这古典自由主义都该反对。 @whigzhou: 看不出怎么“等于”过去的，竞争的参与者可以达成一些规则，并将遵守规则视为值得夸耀的品质 @JohnnyTong假装是学者: 这个规则是什么？难道是随意制定？如果订立规则与基本权利概念冲突怎么办？ @whigzhou: 在进化论者看来，所谓基本权利就是由人际互动过程所产生的规则来界定的，没有什么先于人类互动而存在的“天赋权利” @JohnnyTong假装是学者: 如果我是信奉社会契约学说的呢？那我为什么不能去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更何况古典自由主义是与秉承洛克精髓的社会契约关系大还是与所谓进化论关系大？难道全世界非得信社会领域进化论 @whigzhou: 我质疑的是“等于”，甲认为规则不是天定、权利不是天赋，不能“等于”甲否认规则与权利 @linsantu: 确实可以“等于”过去。你仔细看，他说的是否认了“无论什么情况”都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i.e.对必然性的否定），而你说的是“可以”达成规则（i.e.对可能性的肯定），两者不矛盾 @whigzhou: 嗯，还真是，我错了，我之前没把“无论什么情况”这个条件考虑清楚 @JohnnyTong假装是学者: 那就等于甲否认了有一套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whigzhou: 嗯嗯，其实还是在“什么是权利”上的分歧 @JohnnyTong假装是学者：回复@whigzhou：什么是权利该是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区别，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则是在权利来源上就与两大自由主义彻底分道扬镳了。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人该具有哪些权利上有区别，但在认识这些权利都是神圣不可侵犯上无区别，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自然选择使得权利压根不神圣了。 @whigzhou: 洛克时代是这样，但自那时以来，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已经可以不同了（尽管因主张上的相似性仍可将他们归在古典自由主义的旗下），至少哈耶克是这么做的，我认同他。进化论的启示是：意义和神圣性是可以从无意义、不神圣的东西中逐渐发展出来的，不是只有天赋的才是神圣的，意义也不必从起源之际便存在 @hiaobai: 古典自由主义,并不认为,天赋人权吧.古典自由主义应该接近进化论的观点 @whigzhou: 洛克是的，休谟就不是，但休谟找不出替代方案，致死纠结中 @whigzhou: 同样，Daniel Dennett已经论证，似康德式的自由意志/价值/理性，是可以从无价值/无理性/无意志/无意识/无生命/无意义中发展出来的，尽管康德式的“纯粹理性”是不存在的 @日下天怎么样: 可是一旦被人们知道神圣之物并非来自天赋，一旦被人质疑起这一点，其神圣性也就荡然无存了，理性的权威最终会摧毁自身的根基。 @whigzhou: 嗯，担忧不无道理，可用Dennett的话说，人类已经成熟，不再是小孩，不用再依靠哄骗，况且科学发展到今天这样，已注定哄骗不住，反而起负作用 @whigzhou: 事到如今，若再将伦理体系建立在经不住理性推敲的哲学基础上，反而会让那些不易受哄骗的人敌视伦理道德 @居貲: 问题是现在的几乎所有伦理学就是不依赖于任何事实的，所以卡尔纳普也把它们归入形而上学领域，认为是无意义的。一门完整的“伦理的科学”还未出现 @whigzhou: 所以说哲学远未进养老院，还充满了生命力嘛，衰老的只是哲学家个人 @JohnnyTong假装是学者: 那难道建立在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有伦理道德呢吗？ @whigzhou: 你这就不对了，拥有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起源并不表明它本身就只能包含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从丛林状态中可以发展出非丛林法则，看看斯宾塞嘛，还有Robert Axelrod @日下天怎么样: 个人认为人类最终能不能接受还真是个问题，现在不受重视，但也许以后成为人人所接受的观念也是有可能的。但结果是好是坏就不知道了，搞不好就是虚无主义了。现在国内哲学界有一股主要潮流就理直气 @whigzhou: 呵呵，那就不好说了，至少作为个体思考者，你总不能把理论建立在明知错误的基础上吧 @JohnnyTong假装是学者：何时要建立在错误基础上了。社会契约只是提供一种思考模式，没有指定出必须要有上帝的存在。 @JohnnyTong假装是学者 如果说法则本身就是斗争出来的那就等于没有永恒的法则。那还谈什么道德伦理，今天的伦理只是为了斗争而存在，明天的斗争就可以让他不存在 @whigzhou: 你似乎混淆了“永恒”和“不容争辩的必须遵守”，足球规则不是永恒的吧？至少在足球比赛出现之前不会存在，但在赛场上它是不容争辩的 @whigzhou: 从这意义上说，足球规则和球员得到公正裁判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它显然不是天赋的，而是人制订的，伦理规则虽不是人有意识制订的，却也是人创造的，经由文化进化过程，此过程充满了竞争，且起初是无伦理规则的 @whigzhou: 嗯，我也觉得是这样，至少是下意识的信神的【这句不知是回谁的，失考，囧】 @D-E-R-: 我信文化意义上的神佛仙怪啊，但是在世界观上，我支持強无神论。与基督徒天主徒朋友，则说，我是不可知论，不否定三位一体的存在，也不承认 @whigzhou: 比较好奇你的“文化意义上的神佛仙怪”是什么样的？ @D-E-R-: ……就是在不同的解释世界的体系里，用不同的思维去思考。有点像庄子说的“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 @whigzhou: 哦，知道了，这个有点难度，不过倒也不是不可以，唯一的麻烦好像是你想构造些东西时，可能不知道该放在哪个基础上，不过人可以避免做这样的事情 @日下天怎么样 我认为现代的实用主义也是这么认为的。只是辉格老师是否认为权利观念的形成是偶然的，有历史机缘的，主要由哲人们构造而成。还是是必然会发展出来的观念，是类似于历史决定论的？ @whigzhou: 我认为有历史机缘（但不是由哲人构造），正如人类出现也很机缘，我是决定论者，但不是历史决定论者 @居貲: 这点上辉格老师是不是受罗蒂影响啊？ @whigzhou: 不是啊，我是从复杂系统的敏感性方面考虑的，历史决定论其实是宿命论（fatalism），罗蒂躺在我的书单里还没轮到读:( @日下天怎么样: 表示我不是特别懂您指的你是决定论者，但不是历史决定论者 @whigzhou: 决定论是说时刻T的世界状态由之前任一时刻的世界状态完全决定，而我理解的历史决定论是说历史会按某个已经展露出的趋势发展，循某些特定阶段持续稳定的走向某个状态，且这些趋势、阶段、最终状态都是事先可知的，你觉得呢？ @日下天怎么样: 表示我个人觉得您说的决定论岂不是比历史决定论要更强吗？虽然我知道这里面有无数含混和值得探讨之处 @whigzhou: 这两个东西根本两码事，不好比较，不过我理解你说的“强”，大概是指因果链的明晰性，是这样的：同一系统在不同层次上观察到的因果明晰性是不同的，比如一股飓风和其中的每个分子 @whigzhou: 每个空气分子的运动可以很清楚的描述，但一团分子构成的飓风的运动，就很难描述为一个清晰的因果链 @whigzhou: 拉普拉斯说的因果和我们通常理解的因果关系是不同的；虽然后一时刻全局状态(S1)由前一时刻全局状态(S2)完全决定，但并不能说S1是S2的“原因”，因为通常我们说X是Y的原因时，是包含了X是Y必要条件的意思的，但S1并不是S2的必要条件。 @whigzhou: 所以，1）在一个决定论世界里，某件事情可以没有原因，这一点Dennett在Freedom Evolves第3章第2节里有详细阐述； @whigzhou: 2）不同层次上，实体和事件组成皆不同，因而同一系统某个层次上因果关系可能清晰易辨，另一层次上可能一片混沌 @日下天怎么样: 但是能详细的区分出后一时刻和前一时刻吗？我们连时间是不是连续变化的都不清楚，如果要说到什么普朗克时间，最小间隔什么的，那也只对量子有意义吧，对宏观尺度很难说吧。 @whigzhou: 这是枝节问题，暂时可以这么简化 @whigzhou: 3）当我们谈论因果律时，不会问“在完全一样条件下事情是否还会如此？”（否则就只是重复事实了），而会将条件适当放松，问“近似条件下是否会出现何种结果？”，此时，复杂性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就表现出来了，因为复杂系统对起始状态十分敏感，这一点Dennett在Elbow Room特别是第6章里有详尽阐述 @日下天怎么样: 我并不愿意与辉格老师抬杠，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是枝节问题，我觉得很多形而上学的问题正如同波粒二象性 @whigzhou: 这问题当然有，但就目前所谈论的话题，可以简化处理，实际上我前面的谈论并不依赖时间的离散性，我说的两个时刻可以任意取自连续时间轴上两个点嘛，并未暗示两者之间没有其他时刻 @tertio: 谈因果律是要引入可能世界的 @whigzhou: 放松条件就是引入可能世界啊 @whigzhou: 比如你射箭，第一箭脱靶，问“条件完全相同时你能否射中？”毫无意义，按决定论，当然还是射不中，有意义的问题是“近似条件下你有没有机会射中？多大机会？与哪些因素分别多大关系，等等” @tertio: 嗯，就是这个「近似」容易被误解 @whigzhou: 休谟用了个词叫looseness 【后记】瞧这楼都歪到哪儿了，你可真能扯。  

【2012-07-30】 @古希腊人: 我见不少持右派经济学观点的人士信仰新教。我想相信进化论和信基督教应该不搭配吧 @whigzhou: 先回答后半个问题，做基督徒与信进化论未必冲突，做基督徒可能只是认同某种文化，接受某些传统，实践某种生活方式，未必持有某种特定信仰，当然反思这些认同和实践或许会导致某种信仰，但人可以拒绝反思 @whigzhou: 即便基督徒身份意味着某种信仰，这样的信仰也可以有很多种，未必与进化论冲突；所谓信仰就是一个句号：追问的停止，人可以在追问链条的任何地方停下来，停下的地方很可能与进化论根本还没遭遇上，谈不上冲突；比如：我认定某些意义/价值/规范就是好的。←这个句号可以等价替换为“上帝是这么说的” @whigzhou: 假如信仰只是针对我们的困惑所给出的一个自圆说法的话，它就与任何科学都不会冲突，只要你不从那个用来自圆的东西去推出比你所困惑内容更多的东西，比如，雷电让你困惑，你用“上帝发怒”来自圆，这与科学毫不冲突，只有当你进而推断上帝发怒时还会做些什么、上帝何时会发怒时，才可能与科学冲突 @whigzhou: 可假如你如此推断，就不只是在信仰，而是在提出科学假说（因为这些额外推断是可证伪的）了，那就可能与既已得到公认的科学理论相冲突 @whigzhou: 类似话题以前讨论过 http://t.cn/zWCUZsG @whigzhou: 举个例子，你接受“偷盗是罪恶的”这条规范，你给出的理由是“上帝如此教导我们”，而科学家发现这规范是协调博弈和文化进化的结果，但这两种说法丝毫不冲突，因为上帝完全可能以科学家所发现的那种方式来“教导”我们。更一般的说，作为最终归因对象的上帝，可能承载任何归因，这是显然的，对吧？ @whigzhou: 再举个例子，你断言“上帝创造了生命”，而进化论认为生命是经由进化过程从无生命物质中产生的，这两种说法同样丝毫不冲突，因为上帝完全可能以进化论所描述的方式来创造生命，只有当你试图具体描述上帝是如何创造生命时，才可能与进化论冲突，但那么做时，你已不是仅仅在信仰，而是在提出科学假说了 @艾里克卡特曼: 满足你的理论的前提条件是，“上帝”其实等同于非人格化的自然规律。那是没冲突。 @whigzhou: 就算人格化也未必冲突，只要你不超出经验而对他的“脾性”作额外的揣摩就不会冲突 @whigzhou: 对自然神论者来说，上帝与“自然之母”只是用词不同，但对其他人，信仰也可以是对待未知的态度不同 @whigzhou: 比如对“为何会有生物这么复杂神奇的东西”这种问题，人可以简单满足于“上帝创造了它”的说法，懒得去考究琢磨，甚至懒得去倾听和分辨科学已经提出的种种解释，这里同样没有冲突 @13space: 很明显，创造是一种突变。而进化是按照某标准的分解，直到不能不想分为止 @whigzhou: 我看没这么明显，比如你为一只母鸡安排了各种恰当条件，然后她下了个蛋，这为何不能算是你“创造”这个蛋的方式？ @13space:= =说明显，是说抽象和概括来看。如果只论输入（可无输入）和输出的话，那么在总括层次，这确实可以看做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当然这也可以细化，只是这时候的”创造“就不单是输出物了，而包括输出处理要素和过程 @whigzhou: 我说的就是不能具体和细化黑箱里面的东西嘛，否则就是在提出科学假说了 @whigzhou: 人择原理也是一种信仰。在不可观察不可实证的空间内，你可以天花乱坠的妆点自己的信仰，比如Lee Smolin认为每个黑洞的“另一边”都是一个基础常数有所不同的宇宙 http://t.cn/zWC4mnB //信仰也可以是对待未知的态度不同 @whigzhou: 限度是不能越过“可实证”这条边界 @whigzhou: 其实，“可实证”这条边界也始终在随人的认识能力而移动，在不久的过去，“意志”之类的东西还被认为是不可实证的，现在越来越不是了 @JohnnyTong假装是学者 最近在读普利策历史获奖作"Summer for God“，专门讲20世纪田纳西的Scope Trial。其实那次进化论与基督教的较量背后影藏的是Majoritarian和Individual Liberty的较量，本来就不该狭隘的理解为基督教和进化论的冲突，说到底还是Majority Rule的问题 @whigzhou: 我倒觉得问题在公立教育 @whigzhou: 本来，信旧约还是信进化论是个人的事情，学校可以选择允不允许教，教师要讲进化论可以选择允许讲的学校，家长不想让孩子听进化论就选不许教的学校，但公立教育把个人选择变成了公共选择。 @stevenzyc: 家长就有权对孩子进行洗脑吗？让孩子进入宗教场所这种洗脑方式和少先队这种有区别吗？我觉得孩子就不应该接触任何宗教政治宣传 @whigzhou: 如果“洗脑”是指使之未经理性思考和自觉选择而习得某些文化/传统/规范/价值观的话，这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是必须的，通常也是难以避免的，除非你把他禁闭起来 @whigzhou: 他习得的文化也必定会影响其日后的政治倾向，你不可能在让他健康成年的同时拥有一张价值观和政治白纸 @whigzhou: 在宗教构成了文化/习俗/价值观传承的重要载体的条件下，反宗教教育本身就是在灌输一种强烈的价值观和政治倾向 @stevenzyc: 关键是孩子没有判断力，很多家长不管自己的孩子是否喜欢，让他们接受宗教仪式成为教徒.对于孩子来说这种洗脑的影响是很严重，更不用说一些宗教气氛比较浓厚的国家地区了 @whigzhou: 每一步都是滑坡和臆测，成为教徒多大程度上是家长强制结果？影响什么了？怎么严重法？宗教气氛浓生活就更差了？ @古希腊人: 对大多数人而言，从小接受的教育很难改变。美国反同的人打出的标语“人类的祖先是亚当和夏娃，不是亚当和亚当”；从小被告知中医治本西医治标的人现在也很难被说服；而我从小接受无 @whigzhou: 这个判断我完全不同意。好，算它成立，你为啥要他们“改变”？那么多虔诚信徒不是活得很好死的也很好？ @古希腊人: “改变”好不好属于价值判断，我只是说很难改变，没说对错。 @whigzhou: 好，那我们再讨论你那个判断，你怎么看下面这个数据：approximately 100 million citizens consider themselves Russian Orthodox Christians, amounting to 70% of population http://t.cn/zWCtO6Z  

【2012-07-30】 @新浪体育 【高清图-比尔盖茨现身奥运赛场显老态】查看高清图：http://t.cn/zWCMjud 有时候不得不感慨岁月的流逝，57岁的比尔盖茨现身伦敦奥运会赛场观看比赛，看到这张照片，大家有什么感觉呢！ @费戈35: 不会吧。我崇拜的英雄，还指望你整顿诺基亚打垮苹果呢 @whigzhou: 用不着，就算某天微/诺出息了，那时苹果也已经是小角色了，未来是安卓的天下 @胡宾的围脖 兄台何出此言？安卓目前很混乱的，开发者盈利很难啊 @whigzhou: 混乱又不是什么坏事，Windows也很混乱，占有率说了算 @whigzhou: 最不济，你哪怕把每家安卓设备商当作一个平台，要是三星比苹果卖得多，你不还得为三星开发应用？不同安卓系统间的差异，总不至于大过苹果与安卓间的差异吧？ @whigzhou: 山寨市场还没怎么动呢，等山寨起来，安卓占有率就很快到80%，然后局面就明朗了 @whigzhou: 我见过最不混乱的系统是AS/400，有几个人听说过呢？封闭系统只能占一个小生态龛，这应该没什么疑问的 @threent: 强烈推荐《罗彻斯特城堡》 http://t.cn/hek3pI @胡宾的围脖: 也就是说，安卓最后会通过屌丝的力量战胜高富帅的苹果？ @whigzhou: 关键力量还是差异化，低端市场的数量优势会加速这个过程，让它提早越过临界点 @茶博未: 对这个前景，果粉一定心头暗喜 @tertio: 苹果不封闭啊 @whigzhou: 当然封闭，你认为不封闭是因为你觉得智能机时代硬件差异不重要，我不同意这一点，其次，苹果与谷歌对待应用与内容开放性上的差异也很快会表现出来 @胡宾的围脖: 智能手机的差异化？可现在的国产机都太相似了，难道通过硬件实现不同的功能来实现差异化？例如老人手机 @whigzhou: 当然，否则怎么盖满场一千多到三千多的连续价格谱的？ @卫你星空灿烂 苹果太封闭了，但是这个封闭又暂时看不出问题，我更喜欢的还是谷歌 @whigzhou: 像现在这种提到亚马逊就不让上架的小伎俩，影响是不大，等今后把谷歌地图这样的超重量级应用拿掉就不同了，我相信他会这么做的 @古希腊人：iOS6已经不再用Google地图了。 @whigzhou: 回复@古希腊人:这都有iOS6了啊？真快 【2012-08-04】 @whigzhou: 认为安卓混乱是个问题的人可以这么想：假如三星有自己的封闭平台 ，是不是就像苹果一样不混乱了？“混乱论”犯了个比较对象混淆的错误：因为A不如B，所以A比C差 @whigzhou: A=安卓生态现状；B=单一版本安卓一统天下的理想状态；C=苹果生态现状 【2012-10-05】 @whigzhou: 苹果收紧第三方外设规定：限制Lightning配件 http://t.cn/zl6SrVg @whigzhou: 苹果App Store新条款拒绝应用推荐类App http://t.cn/zlMp56S  

2012上海书展，清华大学出版社为我安排了一个《自私的皮球》读者座谈会，在上海的朋友可以来聚聚，活动形式以问答为主。 你可以先在这里提出问题，这样或许可以提高我的回答质量，而且这里提的问题届时会优先讨论。 时间：8月16日，15-16点 地点：静安区延安中路1000号(近铜仁路)，上海展览中心，东一馆第一活动区  

政府防灾责任所来何自？ 辉格 2012年7月26日 每次自然灾害过后，都会有一轮拷问政府预防体系是否完备、救援措施是否积极的所谓“问责”浪潮，也会伴随着大量良莠难辨却言之凿凿的祖传秘方；拜网络新媒体特别是微博之赐，这次北京暴雨成灾之际，这样的反思、问责和开药方举动，从雨水刚刚开始淤积之时，便已风雨满城、席卷九州了。 然而很少人会在这么做之前先问一问，为何人们要将自然灾害对个人所造成的损害归咎于政府？为何他们会将防灾和救援的责任归诸政府？归根结蒂：为何人们在灾害发生时首先想到的是政府，而不是其他什么，比如巴菲特、Google、弥勒佛或阿拉丁神灯？这其中的道理，似乎并未有人加以阐明。 现在假设你身处一个没有政府的地方，比如公海上或者索马里，一场龙卷风让你目睹某位亲友无端暴毙，自己的财产也惨遭毁灭，此时你大概不会想到政府，也不可能找出某个人来对此负责，可以预料的反应，除了反思自己哪里疏忽了之外，无非是悲叹命运之多舛，这也是作为冷静超然的旁观者看来唯一合理的反应。 问题是，身临灾难的当事人并不超然，他们常常需要为悲剧和惨状所引发的怨愤和怒火寻找一个渲泄对象，于是悲叹的内容会变成：造化何以如此弄人，老天为何这般不公，上帝为何而发怒？如今，受过教育的人大概都不会从字面上理解这些句子，那显然只是“命运”的拟人化表达而已，不过在蒙昧时代，人们真的会用各种巫术去努力平息老天的怒火，或诱骗神灵转移发怒对象，甚至威胁他再发飙就断了祭品。 看起来，现代人只是让政府取代了老天的地位，启蒙运动虽让他们认识到了巫术的愚昧，却并未赋予他们直面命运的勇气，他们仍需要一个父爱主义的老天为他们挡开一切风险和不确定性；一方面，他们天真的以为，自从认识到理性的威力之后，没有什么自然力是不可战胜的，而同时，现实生活的严酷又让他们感觉到个体力量的渺小，于是便将理性主义的美好许诺，转变成了福利主义责任而施加于政府。 正因此，他们才宁愿相信像扭转地球气候变化和平抑经济波动这样的事情，也是政府能够且必须承担的责任，无论人类对这些现象的了解还何等粗浅，政府既已被赋予老天的角色，自然要为一切人间痛苦和不幸负责，甚至对于非洲无政府地区的种种不幸，进步主义者也要在“国际社会”的名号之下，假装出一个并不存在世界政府来向它问责。 现实一再击碎这种幻觉，但人们却很擅长再次将自己迷醉，需要另一次启蒙才能将政府这个魅影从现代政治伦理中消除；真正的理性主义者会认识到，面对世界和生活的复杂性，理性——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终究是弱小的，个人必须自己面对命运，政府只是他们组织起来平息相互间冲突和解决某些公共问题的一个凡俗工具而已，类似的工具还有很多种，从企业、大学、研究机构、行业协会到慈善组织，其中有些确实能够加强人类对抗命运的能力，但除了执行法律之外，政府在其中并不天然的具有优势，相反，它们往往表现的十分笨拙和低效。 所以，在为某种自然灾难而问责政府之前，在将相应的责任赋予政府之前，首先要问一问：为何你认为这件事应该由政府来做？由他做比由当事的个人、当事人能够向其寻求帮助的亲人朋友、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商家、保险公司、人们为获得安全而自发建立的社区组织、热心公益的慈善组织，为何不是更好的候选人？ 人们更不能忘记，每当我们将一项新责任赋予政府，便同时赋予了或至少认可了他为履行该责任所需要的权力：当我们为火灾而问责政府时，也就默认了他为保持消防通道畅通而强拆违章建筑的权力，同样，对交通堵塞、治安不良、市容不佳、暴雨泄水不畅的问责，也默认了政府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进行全面城市规划，并为此而实施拆迁、管制流动人口、清除城中村和贫民窟、驱逐无业人口、清理街边摊位的权力，问题是，那些叫嚷问责的人，是否意识到了这些责任背后所包含的代价？

持枪权的制度意义 辉格 2012年7月27日 上周末造成12死58伤的丹佛枪击案，又引发了人们对美国的枪支管理和持枪权问题的讨论，不过这次或许是选战正酣的缘故，两党候选人都声明不主张通过新立法强化枪支控制，虽然罗姆尼此前曾表示赞同此类立法，这大概也反映了美国选民对持枪权的执着，政治家轻易不敢得罪。 当代关于持枪权的争议，多半围绕着它对个人的防卫价值展开，枪支是否真的能帮助个人捍卫其人身和财产权利？能有效震慑罪犯？学术研究也多以此为主题；然而在早先，人们为持枪权辩护时更多提到的，则是用它来组织民兵，保卫自由和防范暴政，从第二修正案的字面看，立法的本意显然也更多在于此，那么在当今条件下，持枪权在美国究竟还有没有政治和制度意义？真的能起到对抗政府权力无限扩张的作用吗？ 在反对者看来，个人和组织松散、缺乏训练的民兵手持轻武器去对抗拥有大炮坦克甚至核武器的现代军队，这种念头是十分可笑的，所以对持枪权的制度意义，他们甚至懒得理睬；不幸的是，这种看似毋庸置疑的看法，其实是浅薄的，政府权力的扩张和个人权利的捍卫，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以各种具体而微的方式发生，权利是被权力逐步分散蚕食的，并不会从一开始就发生大炮与手枪的对抗。 假如个人缺乏有效的自卫手段，就必须仰赖政府治安机构的保护，他选择居住地的能力便受到了限制，只能在已经建立警察局的地方生活，而无法像许多美国人那样，在遥远荒僻的地方建立他们的自治社区；一个开放社会的价值观是多元的，总有些人会拒斥主流文化，或者希望远离都市喧嚣，去寻找自己的乐土和所向往的生活方式，但如果没有持枪权，这么做的难度就很大。 权力对自由的侵蚀常会以各种暧昧的面目出现，而很少以秘密警察半夜敲门把无辜者拉去枪毙的方式发生；它可能表现为执法机构对权贵的袒护，在弱者受前者欺凌时拒绝提供保护，此时，假如弱者有枪，局面就大不一样；权力的滥用也可能以代理人的方式进行，当他们需要使用些见不得人的手段时，常会伪装为平民暴徒。 比如我们所熟悉的暴力拆迁，夜间突袭很少让正规执法者出手，而是雇佣流氓；在执行各种缺少合法性、执行者自己也觉得心虚的规章条令时，雇佣代理人和“临时工”是常见手法，一旦事情闹得不可收拾，遭遇舆论抗议谴责，当局就会抛出代理人做替罪羊，这种时候，持枪权就是有效对抗手段，因为既然执行当局政策的人不是合法正规的执法者，个人武力对抗其强制措施便是合法自卫。 而且，个人自由所面临的权力侵蚀，并不总是来自中央政府，或得到后者支持，相反，假如个人缺乏对抗手段，这种侵蚀将更多的来自日常接触更频密的地方政府，而我们知道，像乡镇一级的基层地方政府并不拥有现代军队那样的武力，若得不到更高级政府支持，公民自发组建的民兵组织完全有能力与之对抗，如果地方政府的政策很不得人心，也拿不上台面，那就得不到上级政府支持。 关于民兵组织如何影响地方政治，对抗政府干预，生物学家贾瑞德·戴蒙德在《崩溃》一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90年代发生在蒙大拿州拉法利县的真实案例，当时一位县政府官员召集了一个公共会议讨论土地问题，提议要对土地用途进行规划和管制，结果由当地土地主组成的民兵组织持枪进入会场，阻止会议继续，在他们看来，由政府对私人土地的用途进行统一规划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是对私人财产权的赤裸裸践踏，想都别想。 美国人在面对国家权力时所表现出的自信和自尊是十分罕见，他们所拥有的深厚社区自治传统也在抵御权力向私人生活全面渗透上起了关键作用，这些都离不开他们自我防卫的能力，而持枪权正是这一能力的基础和象征；面对权力的侵蚀和蚕食，必须在它初露苗头时便予以反击，所谓防微杜渐，正是一步步的容忍退让和逆来顺受，才会最终导致秘密警察半夜敲门的恐怖局面，也才会将矛盾和怨恨压制堆积到必须用机关枪和坦克来解决。

（按：命题作文，让我这不看奥运的人扯奥运，那就只好胡扯了） 奥林匹克再次回家 辉格 2012年7月25日 时隔64年，奥运又将在伦敦举行，名义上，八年前那届可以算是回家，但假如我们更注重实质，这次才更配得上“回家”一词，无论是作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的大众体育，还是有着严谨规范、体现着“费厄泼赖”精神的竞技项目，乃至现代奥林匹克这样的定期集体竞技盛宴，英格兰都不愧为其发祥之地，即便到今天，以参与体育活动的比例、热情和强度而言，英格兰仍是首屈一指的体育大国。 相比之下，古代奥林匹克其实并无特别之处，那不过是古代尚武民族中常见的比武大会兼战争祭祀罢了，竞赛项目亦无不与战争有关，都是些古代战士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唯一比较特别的是铁饼，只有这个不太起眼的项目，还在孤独的维系着现代奥运与希腊传统的一丝联系。 至于奥运与和平的联系，也已被发现只是个现代神话，所谓大赛期间的停战，史料上说的只是军队会允许参赛战士去参赛，并且沿途得到通行便利，实际上，举办古代奥运的通常是那些在最近战争中获胜、拥有了某种霸主地位的城邦，奥林匹克是他向其他城邦炫耀实力的手段，他们通常会借大赛之机订立盟约，并商定下一场战争的时间；假如你亲临现场，目睹开幕式上为战争胜利感谢宙斯而举行的牺牲献祭的血淋淋场面，是绝不会将它与和平联系到一起的。 现代人心目中圣洁、高雅、纯粹的古代奥运，是顾拜旦等现代奥运倡导者美化虚构的结果，他们之所以非要把体育和奥运的传统追溯到希腊，无非是因为在那个理性与启蒙的时代，希腊俨然已是文明、理性、科学和艺术的圣殿，要证明自己提倡的是好东西，最好都将它与某个希腊元素挂上钩；希腊确实拥有高度繁荣的科学与艺术，但把古代奥运视为与现代体育类似的东西，是一厢情愿的。 其实，这种美化和虚构，是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几个世纪中，西方知识界重建其精神传统努力的一部分；对古代智慧的再发现像一股甘泉，适时浇灌了中世纪后期的理性复兴这颗幼苗，然而“复兴”和启蒙一旦成为运动，被树为旗帜的希腊传统就难免被过度美化和神化，正如中世纪传统会被过度贬低和丑化一样。 在出现集权政府和文官系统之前，人类社群之间处于无休止的冲突之中，习武和比武是古老而普遍的传统，直到大型农业帝国建立，才出现了长期的和平；但农业国家也总是面临着周边游牧民族的不断骚扰和入侵，许多农业国的历史就是不断被游牧民族征服的历史。 凡勃伦曾在《有闲阶级论》里指出，那些作为游牧征服者而统治农业国的贵族阶层，常会保留一些他们的文化元素，特别是尚武习俗，以便与被征服者拉开身份距离，同时也时时提醒后者记住双方的差异，这一观察颇有些道理，比如除了定期比武大赛之外，古代君主和贵族还会（比如中国的禁苑制度和英格兰的森林法）为自己保留大片草场、森林、苑囿，作为皇家猎场，在各大文明中，季节性的围猎活动都是象征君主权力的重要仪式性活动。 在集权农业帝国，尚武已成为一种仪式和身份，而在权力分散的封建国家，尚武对于统治阶层仍有着现实意义，特别是在封建早期，贵族的权力和地位的维持，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个人武力，领主们一生的很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带兵行军、巡视、平定叛乱和相互交战之中，而且那时的军队规模都很小，也没有多少大型火器，骑士们的个人能力就显得很重要。 尽管体育的起源离不开尚武传统，但从尚武传统中发展出竞技体育，还需要其他一些要素的加入；首先是公平竞赛的精神，这种精神的要义，不仅仅是出于现实利益考虑而对行为规范的遵循，而是将规范本身视为一种价值，赋予其神圣性，对规范的恪守已成为厕身于贵族阶层所必需的人格禀赋，所谓的骑士精神，便蕴涵了这一标准。 十四十五世纪的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时代，被许多历史学家视为骑士精神的巅峰期，这一时期，一方面社会十分动荡，但同时，关于领地、继承权和封建义务的整套权利和契约观念已深入人心，封建早期那种机会主义行为受到鄙视；在此背景下，一位贵族的利益前景，除个人武力之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其同侪建立联盟和契约关系的能力，而对方是否愿意与你结盟、结盟后是否忠诚，又取决于你在对待契约义务和盟友方面所建立的个人和家族声誉。 有了尚武习俗，又有了骑士精神中所蕴涵的公平竞赛原则，还不足以产生竞技体育，要完成从比武到体育的转变，需要一次移植，以去除其中的战争和实用性元素，这一转变，发生在骑士时代过去之后，对骑士精神的追寻和仪式化复兴之中；到都铎朝，贵族阶层在此前的长期战乱中已伤亡殆尽，随着步兵和火器的大量使用，重甲骑士乃至个人武力在战争中已无用武之地，然而残余的贵族们仍想表现他们祖先的骑士精神。 所以，虽然长枪比武早已存在，但变成一项规则、程序、场地、器具规范严谨的竞技项目，并在整个贵族圈内大行其道，是16世纪的事情，英王亨利八世因此而重伤且遗疾终身，法王亨利二世直接死于赛场，没人因此而受惩罚；也是亨利八世，把网球发展成了一个规范的竞技项目。 最后，要让竞技体育从贵族消遣变成大众运动，还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贵族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引领和全民对贵族精神的仰慕和模仿；在英国，从封建依附关系瓦解、现代市场制度建立、社会流动性提高、权利趋于平等化的整个现代化过程，贵族阶层始终处于积极参与的状态，并且该阶层的开放性使得它能够不断吸纳成功者、新贵和精英，正是因为这样，传统价值观才得以延续下来。 相反，假如现代化的过程是以贵族的失败和被推翻来实现的，像法国和俄国那样，可以想象，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传统元素，都将在革命过程中遭到唾弃，那样的话，现代竞技体育至少不会以我们所见到的方式发展起来。 竞技体育是后人对古代尚武传统和骑士精神的追寻和移植重建，这一点，从现代奥林匹克奠基人顾拜旦本人的经历中，或许也可窥见一斑，顾拜旦是世袭贵族，也是保皇党人，从小热爱骑马击剑等贵族运动，普法战争的败绩给他童年留下阴影，成年后致力于国民教育，大力倡导为学校引入体育训练。 不过顾拜旦自己并不清楚具体该怎么做，他在访问英格兰时才找到了答案，原来在托马斯·阿诺德的努力下，那里的贵族学校半个世纪前就已推行了体育教育，如获至宝的顾拜旦将阿诺德赞誉为“体育骑士精神奠基人”。 现代奥运所需的另一个理念：将体育从贵族活动变成大众运动，并为此而组织定期集中式赛会，同样来自顾拜旦所拜访的另一位英国人威廉·布鲁克斯，他于1850年为温洛克农业读书会创办了一个名为奥林匹克班的体育科目，旨在“鼓励当地居民特别是劳动阶级参与户外运动，以提升其道德、体魄和智力”，并为此而举行年度赛会。 布鲁克斯此后又组建了独立的温洛克奥林匹克协会来推动此事，他的努力获得了热烈响应，从温洛克镇地方运动会，到1861年的什洛普郡奥运会，又到1866年的伦敦全国奥运会，奥林匹克迅速成为一项全英活动，正是温洛克的成就，直接启发了顾拜旦去创建国际奥委会和举办奥运会。 实际上，整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面貌巨变，都可以理解为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一次和平竞赛：每个平民都希望自己能活得像贵族一样体面和尊严（前提当然是他们认为贵族的确是体面和有尊严的），因而努力让自己和孩子们像贵族一样接受教育、参加体育运动，表现得健康积极而富有理性，能自我克制、谨守规范、愿赌服输，能成为合格的绅士而跻身上流社会，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追求自己的理想、发展自己的事业，而面对平民和新贵的竞相涌入，贵族们更要拼命证明自己当得起祖先的荣耀和自己的身份。 正是这样的和平竞赛，而不是革命与颠覆，使得社会逐渐变得开放和流动，上下阶层趋于融合，最终形成了如今占人口大部分的中产阶级，同时，贵族传统逐渐下沉而成为高雅文化，古代骑士精神以公平竞争、企业家冒险精神、自我克制、妇孺优先、乐心慈善等的新型价值观体现在现代伦理之中，竞技体育只是其中的一个赛场。

第十章  婚姻与家庭：古老的博弈 驱动人类行为的种种欲望和动力，绝大多数都直接或间接的指向两大目标：获取生存资料和寻找合适的异性伙伴繁衍后代；对此，古人已有很清楚的认识，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1]；告子在与孟子对话时也说：食色，性也[2]。 在后世俗语中，又有“饱暖思淫欲”之说[3]，这倒与心理学家马斯洛的多层次需求理论颇有些神似，并将饱暖置于更基本的层次，而淫欲则位于其上，不过，马斯洛本人倒是把饮食和男女同置于最底层的生理需要[4]。 实际上，按进化生物学的观点，性是比饱暖更基本的需求，它直接带来遗传收益，而获取生存资料延续生命也不过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繁殖机会，假如某人一辈子不吃不喝却有机会留下许多后代（如某些昆虫那样），他/她是会乐意这么做的。 因而，指导个人各类行动的诸多行为策略，都可归为两类：取食策略和性策略，前者的形态和分布构成了特定社会的生计模式，后者则构成了婚配模式；婚姻与家庭的重要性正在于，它在传统社会的生计和婚配模式中，皆处于核心地位，并因其长久的历史而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情感和文化。 因此，通过对婚姻及其背后的两性性策略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类行为和社会结构的很大一部分；许多看似与性无关的行为，比如男性展示力量、勇气和智慧，敛聚财富，争夺权力和地位，背后都隐藏着复杂多样的性策略。 ---------------------- [1]语出《礼记·礼运篇》。 [2]语出《孟子·告子上》。 [3]初出贾仲名《玉梳记》第三折，为“饱暖生淫欲”，此后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八有“饱暖思淫欲”一语。 [4]见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动机与人格》（1954年），或：wikipedia: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