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热门的话题，本不想多嘴，不过既然提起了，还是说说透吧。
这个问题的难点在于，如何做避免租值耗散的同时，剥夺国企的垄断利润。
所谓租值耗散，是指某人原本可获得的资源租金，由于某种原因无法获得，而同时没有任何人因此而获益，即，有人付出了代价（排队），但这一代价并未以对价支付给任何人，经济学家将这种代价叫做“无谓成本”；按定义，这是帕累托退化，这样的状态就是帕累托无效率，因而存在帕累托改进的余地。
火车票限价剥夺了铁道部在自由定价条件下本可获得的部分垄断租金，但消费者并未因此获益，因为低票价的好处被限价所带来的排队成本抵消了。
所以，取消限价即可避免租值耗散，因而是帕累托改进。（当然，仅当不考虑黄牛时，放开价格才是常规定义的帕累托改进，因为放开价格至少减损了黄牛们的利益，但是，一般认为，黄牛并不拥有倒卖车票的合法权利，其利益不值得考虑，因而，按 标签：
关于消费离散性，Bear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看法：
消费为什么会离散？我的结论是因为供给离散化。在商品话的社会中，同类不同质的商品供应并不连续。比如在上海, 不少人下班回家，要么坐公车，只要两块钱但能挤出屎，要么打车，但要40多块，不存在中间状态，想出10块钱舒服点回家是完全不可能的。其他商品虽然没有那么极端二分，但也大多类似。供给离散化是因为商家和商品种类是有限的。假设商品的价格和质量一一对应地正相关，把所有可能的价格\质量看作一条线，不妨命名为“供应线”， 商家只能在供应线上的几个点供应商品，不妨命(more...)
消费为什么会离散？我的结论是因为供给离散化。在商品话的社会中，同类不同质的商品供应并不连续。比如在上海, 不少人下班回家，要么坐公车，只要两块钱但能挤出屎，要么打车，但要40多块，不存在中间状态，想出10块钱舒服点回家是完全不可能的。其他商品虽然没有那么极端二分，但也大多类似。供给离散化是因为商家和商品种类是有限的。假设商品的价格和质量一一对应地正相关，把所有可能的价格\质量看作一条线，不妨命名为“供应线”， 商家只能在供应线上的几个点供应商品，不妨命名为“供应点”。一旦有商家在该“供应线”上找到一个新的“供应点”，这个新的供应点上的净收益超过某个已存在的供应点，那就是一种创新，新的供应点将淘汰旧的供应点。最终，商家们会找到最优的几个供应点，使得新的供应点无法“入侵”。如果是写论文的话，可以数学建个模找出最佳供应点。现在先不纠结在数学模型的问题上，仅看结论--商品经济的供应点不是连续的。假如不是商品经济呢？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或狩猎经济中，供应方和消费方是同一个人。这人每出现一种新的需求，他就可以找相应的“供给”来满足。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认为供给是连续的。供给不离散化，那消费也就不会离散化了。
确实，许多因素都可以导致消费的离散化，比如商品在技术/工艺上的不可分割性，分割的不经济，交易费用对可分割性的限制，等等，这是个有意思的话题，但所有这些供给和交易方面的因素所导致的离散化，不是我的假说所针对的，那是另一个课题。 我所关注的，是那些消费者主动、刻意造成的离散化，用黑话说，那是群体行为自组织的结果，即，一个群体中消费行为的分布不是杂乱随机的，而是自动汇聚成了若干清晰可辨的条带，条带之间存在着足够宽的空白，所以，即便供给是完全连续的，消费仍将是离散的。 我还没想到一个合适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假说，所以就用了“消费离散性”这个宽泛的词，其实我的意思要狭窄的多；具体的说，人们标示自己身份和识别他人身份这两种行为的复杂互动，最终形成为数不多的若干种生活方式，个人的具体消费行为/消费量、商品类型/质量/价格，都被组织在这些生活方式之下。 当然，那些自我认定于同一种生活方式的人，他们的实际消费行为也是有很大差别的，但重要的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共同认定，对他们的行为构成了方向明确的动力，而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解和解释人们的行为大有帮助，这一帮助不限于消费行为，也适用于储蓄、借贷和就业等等方面，正如我在之前的文章里已经提示过的。 这一点很像道德规范，尽管每个人的日常实际行为与规范之间的距离千差万别，甚至有些规范实际上很少有人遵守，但人们心目中对规范的理解和认定却大致相仿，所以，即便没人遵守的规范，也是有实际意义的，它对人们的行为构成了一种方向明确的动力，因而可帮助我们理解和解释行为。 有意思的是，道德规范也是一种离散化的结果，它是对他人行为之期望的离散化，而且也与身份有关，这一离散化的结果，使得三人以上博弈变得简单，这个话题以后再细谈。 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交易不发达的社会，消费的离散性反而更突出，传统社会是很僵化的身份等级社会，个人的消费组成在更大的程度上被其身份所规定。（按：我对反垄断问题的更多论述，参见去年《透过欧盟罚单看自然垄断》一文）
垄断是竞争的同义词
辉格
2011年1月6日
新年之际，发改委公布了《反价格垄断规定》，用以代替2003年的《制止价格垄断行为暂行规定》，旧规定是在原《价格法》基础上发布的，篇幅不足一页纸，而新规定的成文法依据则是08年的《反垄断法》，它基本上全盘采纳了欧美主流反垄断理论，对所谓“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企业的价格策略与价格协调机制作出了全面限制，其篇幅也数倍于旧规定。
值此通胀蔓延、物价腾涌之际，这份规定或许可以体现管制当局对民众所受通胀之苦的体察和关切，而新(more...)
人口压力的时间尺度——评萨林斯“原初丰裕论”
辉格
2010年12月1日
正在读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石器时代经济学》（Stone Age Economics），久闻此书大名，刚刚拿到中译本（去年10月出的），读完前两章，我觉得我已经知道萨林斯的毛病出在哪里了，于是等不及读完就迫不及待要扯上几句。
该书第一章题为“原初丰裕社会”，曾在1968年以论文单独发表（而书出版于1972年），在这一章里，萨林斯对经济学的研究前提提出了质疑；我们知道，经济学这个学科的存在价值，它的方法论之所以有意义，都依赖于一个基本假定：资源是稀缺的，这世界上至少有部分资源是稀缺的，否则经济学就没什么好研究了。
对于马尔萨斯主义经济学家，稀缺性假定有个更强的版本：人类生存所依赖的生活资料总是稀缺的，换句话说：人口总是被压制在生活资料所能供养的水平之下。
然而，基于对狩猎/采集社会和游耕社会的人类学研究，萨林斯认为稀缺性根本不是普遍现象，至少在前农业社会不是，他指出，早先许多人类学家受经济学家误导，先入为主的认为狩猎/采集者生产力低下，生活资料匮乏，终日挣扎在生存线附近，遭受贫穷、饥饿、疾病和天灾的困扰。
在萨林斯看来，情况远非如此：狩猎/采集者拥有的东西确实很少，但这并非匮乏，而是他们压根不需要，而他们真正想要的那些东西，并不稀缺，实际上，与农业/工业/商业社会相比，他们的生活算得上很闲适，而人口通常也远低于自然资源所能供养的水平，远离人口压力，萨林斯因此而将这些社会称为“原初丰裕社会”（la première société d’abondance）。
他进而认为，稀缺性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现代社会过度膨胀了的欲望所造成，而这种膨胀源于定居、私有产权、等级化、身份差异等等文化因素，并不具有普遍性；他显然意识到，抛弃稀缺性这一前提，经典经济学便无以立足，所以他主张建立人类学(more...)
重返金本位是个馊主意
辉格
2010年11月16日
上周初，就在G20峰会之前，世行总裁佐利克在《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呼吁正在为国际金融体系寻找出路的各国政府，考虑建立某种类似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储备和汇率机制，再次将金本位这个沉寂已久的话题提上了台面；本周，周其仁教授也发表专栏文章，认为当前对货币问题的思考和讨论，是时候从货币政策深入到货币制度了，同时他似乎也认为，金本位即便在政治上不可行，至少在学理上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选项。
然而在我看来，金本位制度在理论上就站不住脚，它是一种有着强烈内在紧缩倾向的货币系统，而在实践上，它的表现也乏善可陈(more...)
在上一篇里，我从亲代投资（parental investment）的角度，对真社会性（eusociality）起源做了一番解读，不难看出，生物建造有机体（organism）乃至抚育后代以传播所携带基因的勾当，与企业家组织资源建立企业最终产出产品的营生，着实相似，其中的成本/收益/风险算计和策略权衡，皆遵循着类似的逻辑。
今天，我打算将思绪再向远处放飞一点，看看市场环境中的企业和自然环境中的有机体，处境有何不同。
经常听到有人对evolution一词被译作“进化”颇为不满，认为该词暗示了某种方向性，而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方向性；不过，我倒不觉得这种译法有何误导性，尽管一度流行的爬阶梯式的单向线性进化思维确属无稽，但以整个生物界而论，随着时间推进，有机体复杂性之上限，确实是不断提高的，从这一意义上而言，进化确有某种方向性。
而这种方向性，恰是进化的最迷人之处，无论上帝是否会将世界导向至善，他至少正在带给我们一个日益繁复而精彩的世界，仅此一端，已足以让我们赞美和感谢他/她/它……
复杂性（complexity）源自功能上的分化与组合，或者用经济学的术语，叫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它们以两种方式推进复杂性：当分化发生时，它在原有层次上带来多样性（diversity），也即增进了系统的横向复杂性（horizontal complexity），而当组合发生并形成某种长期稳定的排他性组合结构时——用系统学黑话说，发生了一次元系统跃迁（metasystem transition）——，它将在原有层次之上建立新的层次，从而增进系统的纵向复杂性（hierarchical complexity）。
从类似病毒这样的简单生命，到原核生物（prokaryote）的细胞结构，便是一次跃迁，原核细胞不妨视为许多功能上高度分化且互补的病毒相互合作形成的稳定结构（当然，弄清早期进化史之前，这还只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真核细胞是在原核细胞基础上的第二次跃迁，它是多种原核细胞分化组合的结果，然后是单细胞向多细胞有机体的跃迁，在细胞分化的基础上，高度复杂的组织、器官、行为乃至外于身体的各种延伸表现型（ 标签：
在豆瓣上看到小白兔的文章《阿罗不可能定律和外部性》，我很早1就对外部性（externality）这个概念很不感冒了，所以对从这概念出发的研究也是屡翻白眼。
有些概念我不感冒是因为含混不清，不具有操作性，外部性这个概念倒是清楚的很，不感冒是因为我觉得把它引入经济学毫无用处。
所谓外部性，是指一宗交易给未参与交易者所带来的利益增减，如果增进了后者的利益，叫正外部性，反之叫负外部性。
很容易看出，这个概念与我最近刚讨论过的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密切相关，因为按定义，帕累托改进的前提是不得减损任何人的利益。
但是，在那篇文章里，我指出了，基于利益定义的帕累托改进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现实的多人世界中几乎找不出符合此等条件的事情，即便是通常认为是帕累托改进的自愿交易其实也会减损第三方的利益。
挽救的办法是，将帕累托改进认定建立在权利界定的基础上，简单说，就是权利先于损害，换句话说，法学先于经济学（这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何当波斯纳（Richard Posner）为法律建立经济分析基础时，不得不抛弃帕累托概念，转而使用卡尔多-希克斯效率（Kaldor-Hicks efficiency）概念，不过那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引入外部性概念，无非是想通过设计某些制度/税收/政策安排，来尽可能消除外部性，以便增进他们所谓的“社会总体福利水平”。
但是，和帕累托改进一样，如果外部性基于利益来定义，则负的外部性无处不在，只要资源是稀缺的，人与人之间总是存在利益冲突，你的一举一动都会对他人的利益有所影响，这也正是需要法律来划定权利边界的缘故所在，也是经济学这门学问之所以存在的前提（如果这世界上的资源都不稀缺，经济学就没啥好研究的了，因为连经济品都没了，同样，法律也没必要存在了，人人按需取用，不会有利益冲突）。
所以，负的外部性只能基于权利来定义，才可能(more...)
（开了几天小差，留下好多坑待填，今天先填一个）
bear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数量最终会达到自然资源能够承受的极限，大多数人将生活在仅仅能维持生计的状态。这个说法隐含了一个假设，即人口数量仅仅受到自然资源的限制。根据辉格的消费离散型假说能简单得出这样的推论–个人和家庭会为了保证自己的消费水平而放弃多生一个孩子。换句话说，人口数量除了受自然资源约束外，还会被家庭的生活层次和收入限制，也就是说人口数量不可能达到马尔萨斯极限。
处在上级消费层次的家庭多一个孩子的边际支出比下级的家庭大得多，支出甚至可以是指数级的增加（这点从经验上看没问题，是否确切有待验证）。加上这条，消费离散型假说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越富有的家庭（和国家）越不愿意生孩子。
首先需要稍稍修正一下，马尔萨斯（T. R. Malthus）的“极限”的意思是，无论生产能力如何进步，均衡状态下（只有战争、瘟疫和自然灾难外部事件会让系统偏离均衡），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那部分人永远只能生活在勉强温饱的生存线上。
(more...)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数量最终会达到自然资源能够承受的极限，大多数人将生活在仅仅能维持生计的状态。这个说法隐含了一个假设，即人口数量仅仅受到自然资源的限制。根据辉格的消费离散型假说能简单得出这样的推论--个人和家庭会为了保证自己的消费水平而放弃多生一个孩子。换句话说，人口数量除了受自然资源约束外，还会被家庭的生活层次和收入限制，也就是说人口数量不可能达到马尔萨斯极限。
处在上级消费层次的家庭多一个孩子的边际支出比下级的家庭大得多，支出甚至可以是指数级的增加（这点从经验上看没问题，是否确切有待验证）。加上这条，消费离散型假说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越富有的家庭（和国家）越不愿意生孩子。
首先需要稍稍修正一下，{{马尔萨斯}}（[[T. R. Malthus]]）的“极限”的意思是，无论生产能力如何进步，均衡状态下（只有战争、瘟疫和自然灾难外部事件会让系统偏离均衡），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那部分人永远只能生活在勉强温饱的生存线上。 至于处于或靠近底层的这部分占人口的比例多少，随社会制度而不同，马尔萨斯为我们描绘了两种可能的图景：一种是扁平化社会，绝大部分人生活中生存线附近，这种情况下，人口的绝对数量就达到了资源极限，另一种是层次化社会，财产权、身份特权、继承权等制度条件，使得部分人得以远离生存线，从而使得社会形成一种复杂多层的等级结构，此时，人口数量并未达到理论极限。 所以，“人口数量仅仅受到自然资源的限制”这句话，只能是在“给定社会结构或制度条件”的前提下才能成立。 马尔萨斯认为，当时的中国正是典型的扁平化社会，所以他说，如果按同等资源供养人口数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中国无疑是最成功的社会了，这个国家的制度成功的将绝大多数人拉到了生存线上；这一判断是否准确还有待考察，但这两幅图景的对比是很有启发的。 但很明显，马尔萨斯并不认为这种社会是可取的，相反，在他看来，正是由于财产权得到保障，西方社会才维持了复杂而繁荣的文明结构。 好，现在就容易看出消费离散性假说在上述理论框架中的含义了：等级阶梯的存在，激励人们为了维持现有的较高地位，或者爬升到较高的地位，通过克制生育数量来确保消费水准，从而在整体上，使得人口的极限水平低于没有这种等级阶梯的情况。 注意：这不是让人口脱离了马尔萨斯极限，而是移动了马尔萨斯极限本身，因为马尔萨斯极限原本就不是指绝对的资源供养极限，而是给定制度条件和社会结构下的极限。 但是，克制生育数量只是确保消费水准和社会地位的手段之一，是牺牲数量换质量的办法，另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手段：一个是{{嫡庶}}之分，不牺牲数量，但只确保其中一部分子女的消费水准和社会地位。 第二个是{{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也不牺牲数量，但只确保其中一部分作为主继承人的长子的消费水准和社会地位不低于自己，其他子女则能保障多少就算多少。回扣和返点未必是商业贿赂
辉格
2010年8月9日
最近，国家工商总局、交通运输部和质检总局发出联合通知，要求汽车4S服务商停止在为消费者办理按揭和购买保险时，收取销售方的返点和佣金，并将此类行为认定为商业贿赂；无独有偶，不久前，戴尔公司（Dell）也因英特尔返点问题也被SEC诉以会计欺诈，并最终以认缴1亿美元罚款达成庭外和解；回扣和返点这种营销行为的合法性，一时引出了不少争议。
对戴尔的会计欺诈指控涉及两个问题：第一，返点算不算常规营业收入？第二，戴尔在那几个季度中的盈利状况，是否严重(more...)
在《唐骏事件拷问职业经理市场》里，我对企业高管的高薪酬水平提出了一种解释，简单说，就是老板把你提到一个高的离奇的收入水平上，一旦你对这一水平形成依赖，你在有机会做出有损企业利益的事情时，就会面临高昂的机会成本，高到足以让你打消任何此类念头。
这有点像冷战时期某些国际援助的效果：先给独裁者提供几乎无条件的援助，等到他们形成依赖了，援助就可以用作控制他们的筹码。
对此，学经济家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引进版《人力资源经济学》里有研究提到对高管过高薪酬的另一个作用，就是激发整个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说白了就是给所有普通员工挂个大胡萝卜。固然给高管多付出了三五倍，但能让众多觊觎这个位置的员工积极性增高三五成。所以，人越多的企业，给高管付高工资越合算。而人很少的，就不合(more...)
引进版《人力资源经济学》里有研究提到对高管过高薪酬的另一个作用，就是激发整个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说白了就是给所有普通员工挂个大胡萝卜。固然给高管多付出了三五倍，但能让众多觊觎这个位置的员工积极性增高三五成。所以，人越多的企业，给高管付高工资越合算。而人很少的，就不合算了。
依我看，胡萝卜假说不能成立，胡萝卜既可以激发员工动力，也可以打击他们士气，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它，是觉得自己有朝一日也可以得到？还是高不可攀、飘渺无望？直觉上，为激励士气，薪酬等级应该是连续梯级升高的，而不是在遥远的看不到通路的地方悬一张大饼，而按我的解释，高薪酬策略正是要在高管和普通员工之间建立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在去年初的一篇文章里，我曾表达过类似的思想，其实，这一解释放到我的消费离散性假说里，就更容易理解：给高管支付高薪酬，将诱使他们将生活方式迁越至一个很高的台阶，常常比他进入这个圈子前高出好几级，而按上述假说，个人最不能接受的，是跌落至比当前更低阶的生活方式，所以，这一事实便对高管们构成了一个有效威慑，迫使他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一旦你因道德问题被踢出圈子，就不得不卖掉游艇和名画，甚至卖掉房子，搬进普通中产社区，退出过去的社交圈，把孩子转到公立学校，你妻子开始抱怨生活彻底被打乱了，半年后你发现她有外遇了，她甚至懒得掩饰，只剩下狗还陪着你…… 检验胡萝卜假说和我的假说并不难，最佳的判断性证据应来自那些主要从内部提拔高管的企业，如果胡萝卜是对的，那么他们的高管薪酬水平应不低于行业水平，并且其与普通员工的差距应该一样大，如果我是对的，那么他们的高管薪酬水平应明显低于行业水平，并且其与普通员工的差距应该呈较为平缓的阶梯状。慈善事业需要钱，更需要智慧
辉格
2010年7月6日
最近，巴菲特又完成了一轮总额近20亿美元的慈善捐赠，除了为履行其对盖茨基金会的承诺而做的年度捐赠之外，还分别向以其前妻和三个孩子的名义所设立的几个基金会捐赠了数亿美元；不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巴菲特和盖茨夫妇这一慈善业的天王级组合，近来似乎越过了“不以自己的行动向别人施压”这条界线，开始高调呼吁富人们慷慨捐献，在过去一年的一系列慈善餐会上，他们号召亿万富翁们作出慈善宣誓，承诺捐出一半以上的财产。
如果盖茨和巴菲特们只是运用自己所(more...)
慈善事业需要钱，更需要智慧
辉格
2010年7月6日
最近，巴菲特又完成了一轮总额近20亿美元的慈善捐赠，除了为履行其对盖茨基金会的承诺而做的年度捐赠之外，还分别向以其前妻和三个孩子的名义所设立的几个基金会捐赠了数亿美元；不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巴菲特和盖茨夫妇这一慈善业的天王级组合，近来似乎越过了“不以自己的行动向别人施压”这条界线，开始高调呼吁富人们慷慨捐献，在过去一年的一系列慈善餐会上，他们号召亿万富翁们作出慈善宣誓，承诺捐出一半以上的财产。
如果盖茨和巴菲特们只是运用自己所掌握的资源，去推动他们认为值得的事业，并从中获得满足，旁人是难以置喙的；然而现在，他们正将自己的行动上升到道德层面，试图以自身的影响力构建一种道德氛围和舆论压力，让富人们都来追随他们的脚步，其规模甚至将改变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格局，这样，就难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索：他们所推动的这一慈善潮流，对于其事业所针对的人群，对于经济，对于社会的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
有些基于特定价值偏好的慈善机构，比如资助某个流派音乐的基金，旨在保护野生鹤类的基金等等，其实是特殊利益组织；而像盖茨、福特、洛克菲勒这样的超大型慈善基金，通常都不会将其宗旨限定在某种特殊价值偏好之上，而是设定一个诸如“在世界范围内改善人类福利”这样笼统宽泛的目标，至少从宣称的目标看，他们旨在帮助任何需要帮助的人，无论他是谁，无论他的爱好与追求是什么；所以，蕴涵在各种慈善行为中的慈善精神，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两条价值观：帮助他人是好的，帮助穷人比帮助富人更好，除此之外，他们是价值中立的。
然而，正是在这两点上，人们常常对慈善行动做出错误判断；第一种错误是常说的合成谬误，即，帮助若干个人实现某方面的改善，累加起来就等同于整个群体在这方面的改善，事实往往并非如此，比如，你资助100个学生去参加高考，其中70个考上了，这些个人的处境当然是改善了，但如果高校录取名额不变，整个中学生群体的升学机会并不会有任何改善。
所以实际上，你只是加强了一部分学生与其他学生竞争教育资源的能力；当然，有些慈善家的目的就是要加强穷人在竞争中的地位，但这样问题又来了：穷人在竞争中处于弱势是因为他们没钱，因而改变这一状况的最简捷办法就是给钱，这也是同时保持价值中立的唯一办法；不给钱而资助上学，等于是在说，你们不知道自己利益所在，而我知道，这三千块钱花在教育上比花在别处更值得；显然，不经意中你已经把自己的价值观施加在他们身上了。
这种施加的后果常常出乎意料，由于资源总量有限，倾向性资助会大幅改变资源配置，结果处于价值盲区的那些条件恶化了；比如，《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报道就认为，由于盖茨基金会将医疗赞助的目标集中在死因排名最靠前的几种疾病上，而该基金的压倒性实力将大量医疗资源和人才急剧的吸引到攻克这些疾病的任务中，在短期内便导致其他医疗领域资源匮乏，服务质量下降，价格上涨，这恐怕不是盖茨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那么，通过恰当合理的计划来平衡资源配置，能否消除这种倾向性呢？计划经济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对于大规模资源配置这等复杂的问题，我们唯一可依赖的就是市场，实际上，斯密在两百多年前便得出了这样的洞见：在市场中，唯一可以让你确信自己的确是在帮助他人的东西，就是价格信号，如果你能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服务，而自己又挣到了钱，就表明你在用最少的资源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满足他人的需求。
然而对于慈善家们，仍有两个问题有待解决：首先，穷人缺乏支付能力，他们的需求无法在市场上得到表达，其次，也更要命的，是许多地方根本不存在起码的市场环境，财产得不到保护，契约无法履行，大跨度交易受到重重阻碍；这样一来，问题就清楚了，在斯密洞见的启发下，要秉持慈善精神而同时做到价值中立（这意味着不会在改善穷人某些处境的同时，恶化穷人的其他处境），唯一可做的事情只有三件：推动市场制度的建立，给穷人发钱，投资或经营盈利性企业。
如果我们放眼纵观世界，不需要多少洞察力，便可发现，那些吸引了最多慈善家目光的地区，和那些源源不断产生慈善家的地区，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制度；若不改变制度，不建立起码的市场环境，再多的慈善捐助都无法消除那些制度每时每刻在制造着的贫困、苦难和不公；遗憾的是，很少有实力雄厚的慈善组织致力于推动市场制度的建设，除INGKA之外的前三大慈善基金，全都将资源集中在医疗上；更可悲的是，在非洲，正是因为大量慈善和国际援助组织依靠当地政府和军阀来分发援助物资，大大强化了这些反市场政权的合法性和统治能力。
我在《金融对赌不是无价值交易》里分析了衍生品的风险配置功能，如何使得包含复杂风险的生意得以展开，从而推高整个经济水平；从我得到的一些反馈看来，许多朋友没能理解这一分析，或许通过类比和例子能够看的更清楚。
说到生产分工，一般想到的是效率改进和相应的成本节省，即，每个生产者若专注于某一工序，不断重复，会更加熟练高效；这没错，不过生产分工有另一个常被忽视但或许更加重要的效果：它拓展了生产的可能性，即，使得许多原本不可能的生产成为可能。
假设一种产品有9道工序，若无分工，必须至少存在一个会做全部9道工序的人，该产品才可能被生产，若彻底分工，则只须每道工序至少存在一个会做它的人，产品即可生产；因此，分工深化会使创新和新产品大量涌现，从而抬高经济水平。
类似的，衍生品的风险配置功能，实际上提供了一种风险分工的手段，可以把一桩生意中包含的各种风险分配给愿意承担它的人，这样只要为所含每种风险找到冒险者，生意即可开展，否则，必须存在某个愿意承担所有这些风险的人，生意才会发生。(more...)
金融对赌不是无价值交易
辉格
2010年4月29日
高盛疑案众说纷纭，参院听证鸡同鸭讲，监管改革鸣枪开锣；尽管理论、事实、意见、利益如乱麻般纠缠，政治和立法进程却如往常那样，注定要在混乱中向前推进；值此关键时刻，克林顿先生也出来说话了，“我不能肯定高盛触犯了法律，但我确实认为，这项交易不具备潜在价值……无论谁胜出，对美国经济都没有更大的用途，只有赢得这场赌博的人是真正的受益者。”他认为，此类纯粹对赌应与那些“为合法经济用途而服务的衍生品”区别对待。
克林顿的言论，清晰而准确的代表了许多人对金融问题的看法，其表述也相当理性和公允，然而很不幸，它是错误的；并且，他对高盛案所表现的公允态度，正好揭示了当前政治进程的明确倾向：即便高盛无罪，也不能再容忍衍生品市场如此继续下去了，而这恰是引发令我为未来经济心生担忧的地方。
基于衍生品的金融对赌交易是一种零和博弈，它不能直接创造价值，但它能为实体经济中的企业提供对冲风险的机会，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参与投资和生产，因而能间接的创造价值；在克林顿看来，那些为企业提供对冲机会的衍生品交易，是有“合法经济用途&rdqu(more...)
关于消费离散性假说，已经唠叨过很多了（比如：1，2，3）旧话重提，是因为我刚刚发现它又有了新的用武之地：它能比经典理论更好的解释就业市场。
所谓消费离散性，我此前的表述是：随着个人收入的提高——无论这种提高是已经发生还是尚在憧憬之中——个人消费并非连续改善，而是在一系列生活方式中，作阶梯式的跃迁。
但近来在思考就业问题，并意识到它与生活方式之间的紧密关系之后，我觉得这个表述不好，过早的引入收入和消费概念，限制了模型的适用性和解释力；看上去更贴切的是：个人在憧憬和安排未来生活时，是将资产、消费、职业、闲(more...)
禁售并非保护濒危动物之上策
辉格
2010年3月15日
最近，沈阳森林野生动物园三个月内连续饿死11头东北虎的事件，震惊了世人，也引发了人们对野生动物园是不是保存濒危动物的恰当方式这一问题的思考；饿死老虎的直接原因，是以观赏门票为主要收入的商业模式无法维系，该动物园多年来处于勉强维持的亏损状态，加上去年因老虎伤人被封园整顿，终于撑不下去，断了动物口粮。
人们或许还记得，几年前桂林熊虎山庄也曾面临类似的困境，在历经十几年努力并投入4亿多元资金后，山庄在老虎繁育上获得了巨大成功，老虎数量达到1000多头，并以每年一两百的速度增加；但与老虎一起增长的却是亏损，门票收入只够买饲料，无法维持运营，死老虎不能出售，相反还要承担每年十几万的冷藏费；如今，那里的众多老虎正被关在棚屋里苟延残喘。
在繁育上获得巨大成功的投资者，所收获的却注定是巨亏甚至破产，这不得不让人怀疑，目前的濒危动物保护体系，在激励机制上出了大问题；保护野生动物的立法努力，最初所指向的是捕猎行为，但后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只要对野生动物制品的巨大需求依然存在，就难以阻止猎手们铤而走险；制品禁售法律的主旨，在于通过切断野生制品的流通链，来遏制消费者对供方的激励。
然而，禁售法是否有助于其立法本意&mdash(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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