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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没成本谬见的另一种解释

下午在微博上跟小橘子讨论了沉没成本(sunk costs)问题,颇有收获,值得整理一下。

炫耀品问题一样,沉没成本也是经典经济学的一个软肋,因而也被行为经济学认为是自己可以施展拳脚的地方,因为经典的经济学分析历来认为沉没成本不是真正的成本,不应在决策中加以考虑,但实际上很容易观察到,许多人在做决定时,经常且严重的受沉没成本影响,经济学家将这种倾向称为沉没成本谬见(sunk cost fallacy),是非理性行为,但这样问题就来了,经济学不是宣称自己是解释行为的吗?怎么变成对行为指手画脚了?(记得hulkbill就指出过这一点)

而对于行为经济学,这是个宝贝,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就是非理性行为;对沉没成本,目前流行的行为经济学解释是“丧失厌恶”(lost aversion,多译作“损失厌恶”,私以为不妥,其实这里厌恶的不是损失,而是丧失,沉没成本谬见之谬便在于为避免丧失而导致损失)。

丧失厌恶假说乃基于行为经济学另一个更基础的假说: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意思是:个人做决策时所涉及的成本/收益,并未被归入全局适用的单一账户,并据此作出全局性的成本/收益计算,而是按某些线索被归入多个独立账户,而且各账户被赋予了不同权重,这样,在性质上完全相同的两个选项,若因某种原因被归入不同账户,其对行为输出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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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在微博上跟小橘子讨论了沉没成本([[sunk costs]])问题,颇有收获,值得整理一下。 和炫耀品问题一样,沉没成本也是经典经济学的一个软肋,因而也被行为经济学认为是自己可以施展拳脚的地方,因为经典的经济学分析历来认为沉没成本不是真正的成本,不应在决策中加以考虑,但实际上很容易观察到,许多人在做决定时,经常且严重的受沉没成本影响,经济学家将这种倾向称为沉没成本谬见(sunk cost fallacy),是非理性行为,但这样问题就来了,经济学不是宣称自己是解释行为的吗?怎么变成对行为指手画脚了?(记得hulkbill就指出过这一点) 而对于行为经济学,这是个宝贝,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就是非理性行为;对沉没成本,目前流行的行为经济学解释是“丧失厌恶”([[lost aversion]],多译作“损失厌恶”,私以为不妥,其实这里厌恶的不是损失,而是丧失,沉没成本谬见之谬便在于为避免丧失而导致损失)。 丧失厌恶假说乃基于行为经济学另一个更基础的假说: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意思是:个人做决策时所涉及的成本/收益,并未被归入全局适用的单一账户,并据此作出全局性的成本/收益计算,而是按某些线索被归入多个独立账户,而且各账户被赋予了不同权重,这样,在性质上完全相同的两个选项,若因某种原因被归入不同账户,其对行为输出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 丧失厌恶的意思是,人们会将已经在手的东西和可以获得但未到手的东西归入不同心理账户,因而赋予不同权重,前者所入账户的权重远高于后者;沉没成本谬见是丧失厌恶的一个逻辑后果,因为心理账户扭曲了真实的成本/收益值,高估了已经在手的东西的机会成本,因而完全可能将真实总收益为负的选择的总收益计算成正的,沉没成本谬见便是此类结果之一。 举个例子:1)银行通知我,除非我去办某个手续,今后每月从我账上扣10块钱,2)银行通知我,假如我去办某个手续,今后每月往我账上转入10块钱;按观察经验,办第一个手续的几率比第二个高许多。(注:由于10块这个数额很小,两个点在现金边际效用曲线上几乎是重合的,因而现金边际效用差异可以忽略) 基于心理账户和丧失厌恶的解释能说的通,但我不满意(实际上我对目前行为经济学的整套理论都不满意,而更青睐自己那套基于个人价值结构、身份定位、生活方式选择的思路),不是因为它是错的,而是觉得它的适用性是受限的,而被我期待能用来限定其适用性的那套理论本身比它更重要(类似的,“风险厌恶”([[risk aversion]])假说也是如此,在讨论消费离散性与风险偏好的关系时,我曾指出,在收入阶梯的不同部位,风险偏好可以很高,也可以很低)。 扯了这么多背景,终于可以言归正传了。 作为下午讨论和思考的结果,我对沉没成本谬见的解释是,我们做决策时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的那些心理机制(与心理账户假说类似,我认为此类计算机制或许不止一个)中,至少有些采用了“沉没成本法”而非更精确的“即时机会成本法”来估算决策成本,而该算法在不远过去的进化历史上表现了足够高的效率(包括有效性和成本合理性)。 该方法差异类似于会计中的历史成本法与重置成本法之间的差异,后者的优点是更精确,缺点是计算量大,需要在每个记账周期为每项资产测算重置成本,而两者在精确性上的差异,取决于资产生命周期内其市场价格波动概率和幅度,假如波动不大,而测算负担又过重,采用历史成本法可能是更有效率的。 类似的,即时机会成本法虽然更精确,但计算量大,它需要在一项行动的每个可能决策点重新采集信息并重算成本,而行动期间发生的任何事件——甚至仅仅是时间的流逝——都可能构成决策点,因而即时机会成本法的计算量可能非常大,而两种算法的精度差异则取决于:行动期间出现足以改变成本的事件的几率和改变的幅度。 但是对于行动者来说,那些出现几率小到可以忽略的事件,或者其影响成本的预期幅度不足以导致新决策,在选择算法时都是可以忽略的,因而,用沉没成本法代替即时机会成本法的代价,只是那些足以导致新决策的事件所导致的期望成本差异,假如它小于该算法所节省的成本,沉没成本法便是可取的。 换个角度,沉没成本法实际上相当于一种限制了大量决策点的简单化行动模式,将行动划分为决策和实施两个阶段,在决策阶段充分收集信息并调用最优成本算法,但行动一旦发动,便关闭决策窗口,此种模式带来损失的几率,就是起初决策(因缺乏预见性而)失误的几率,假如失误几率较低,便是有效的;如此划分的好处是,减轻了大脑在决策和行动两种工作模式之间不断来回切换的负担,这种负担我们在等待一个不确定机会到来(而同时还有其他选择)时,都会有体会,它会表现为严重的焦虑不安。 实际上,行动期间对决策窗口的关闭是不完全的,重大事件的发生仍可激活窗口,比如我买了电影票,去的路上听说电影不好看,但在沉没成本谬见推动下仍前往观看,可是,假如走进电影院时发现那里起火了,便足以让我作出新决策,这一机制弥补了此种模式的不足,至少可以避免那些最严重的损失(当然,现代社会的某些事情实际上很重大,却没有取得激活决策窗口的资格,那属于进化历史包袱)。 采用即时机会成本法,不仅决策点多(可能无穷多),计算量大,而且有些算法十分复杂,进化过程中撞到的几率很低,比如下午那个坐车出行的例子(假如你要去某地,可步行,也可坐公交车,后者以15分钟的平均间隔随机出现,现在假设你已等了5分钟车),假如你每隔1分钟重算一次机会成本,那么第5分钟末放弃等车的沉没成本是5分钟时间成本,机会成本则是“已知N分钟(N>=5)没来车的前提下,未来M分钟内有P的概率会来车”这一机会的价值,大脑里要冒出这么个难度不小的算法还真不容易(至少要会积分,因为该机会的价值是在M的某个区间上对某函数的积分),而前者只须瞄一眼手表即可得出结果,而且是个不错的近似。 除了决策点多、计算量大、算法复杂之外,采用即时机会成本法的另一个障碍(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是表征困难,比如上面等车的例子中,在头脑里表征“等车者在第5分钟末所面临的此后若干分钟内的来车机会的价值”这个意思,就很困难,这句句子的长度、句法复杂性(实际上完整的表达还更复杂,这里已经简化掉了积分的意思)和抽象性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花絮:我也是这个表征困难的受害者,下午讨论中我一开始就犯了个表征错误),而运行一个算法的前提便是对计算所涉及的各参数作出清晰的表征。 为克服表征困难,需要用一些直观的、有形的(或者用艺术界术语叫具象的)、日常的概念来替代被表征的东西,这就往往需要借助于已经存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它们往往就是沉没成本沉没于其中的那些东西。
[微言]孩子与投资

【2011-12-28】

@李子暘:前几天听说一个在外地发展的朋友回京正忙着办社保,大惊,见面以后赶紧劝其停止做傻事,别再继续傻交钱,哪想到他所谓的办,是想把钱都提出来,从此放弃社保。呵呵,明白人越来越多了。

@sw小橘子: 把孩子看成投资品的父母是可怜可恨可鄙的人。

@whigzhou: 你这是铜臭过敏症发作,不是非要把孩子当肉畜养才叫投资,只要在近期增加了负担,而有望在远期收获快乐的,就可以叫投资

@sw小橘子: ……至于投资,并不是我理解得狭隘,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回报,以回报为目的生孩子的父母,在我看来都是可鄙的。

@whigzhou:(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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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28】 @李子暘:前几天听说一个在外地发展的朋友回京正忙着办社保,大惊,见面以后赶紧劝其停止做傻事,别再继续傻交钱,哪想到他所谓的办,是想把钱都提出来,从此放弃社保。呵呵,明白人越来越多了。 @sw小橘子: 把孩子看成投资品的父母是可怜可恨可鄙的人。 @whigzhou: 你这是铜臭过敏症发作,不是非要把孩子当肉畜养才叫投资,只要在近期增加了负担,而有望在远期收获快乐的,就可以叫投资 @sw小橘子: ……至于投资,并不是我理解得狭隘,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回报,以回报为目的生孩子的父母,在我看来都是可鄙的。 @whigzhou: 你无非是说,生孩子不能有动机,不能有权衡,甚至不能是一个决定,只能是一次意外,才是在道德上合理的,是这样吗? @sw小橘子: 不是。生孩子是为了拥有成为一名父亲或母亲的幸福快乐。生孩子抚养孩子本身就是幸福快乐的来源。就如同助人是为了助人本身的快乐,不是为了被助者的感恩。 @我的susan说: 回复@吳瓊涯:赡养不是法定义务么,法院怎么判就怎么处置 @吳瓊涯: 回复@我的susan说:如果不能论证子女赡养父母的义务,相关的法律就是恶法。 @whigzhou: 这关乎习俗和价值观,有些人反倒觉得长幼间没有法定义务约束下的相互帮助才更能体现亲情 @吳瓊涯: 我的问题是“当子女拒绝赡养父母时如何处置”,也就是说,有否强制措施保证子女赡养父母。在这个问题上,习俗没有什么制约力。 @whigzhou: 哦,我是针对“恶法”一说,恶不恶看法不同,关乎习俗 【后记】 1)无论从父母还是孩子的角度,按小橘子的价值观,生孩子都是一种投资(按其他价值观倒未必):从父母角度,他们放弃了大量闲暇和资源,而在之后收获了身为父母的快乐,从孩子角度,父母放弃了大量闲暇和资源,让他们得以存在并享受生命。 2)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只要将分析限制在权利边界之内(即不去触碰权利边界该划在哪里的问题),经济学确实是价值中性的,擅自给经济学概念赋予价值含义是不可取的。  
饭文#W3: 火车票实名制不会消除黄牛

火车票实名制不会消除黄牛
辉格
2011年12月21日

在经历多年争议和呼吁之后,铁道部终于推出了火车票实名制,在曾经大力主张实名制的许多人看来,这将从根本上消除黄牛行为的存在基础,然而,假如他们真正理解这个存在基础,便能够发现,实名制将会改变黄牛的商业模式,但不会让它消失。

从商业角度看,所谓黄牛就是二级票务市场的供应商,其存在基础是:一级市场未能有效配置资源,具体而言,就是车票的稀缺性未能在票面价格中得到充分表达;只要这一条件成立,对二级票务市场的需求必定存在,二级供应商便有存在基础,而车票黄牛与普通票务代理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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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票实名制不会消除黄牛 辉格 2011年12月21日 在经历多年争议和呼吁之后,铁道部终于推出了火车票实名制,在曾经大力主张实名制的许多人看来,这将从根本上消除黄牛行为的存在基础,然而,假如他们真正理解这个存在基础,便能够发现,实名制将会改变黄牛的商业模式,但不会让它消失。 从商业角度看,所谓黄牛就是二级票务市场的供应商,其存在基础是:一级市场未能有效配置资源,具体而言,就是车票的稀缺性未能在票面价格中得到充分表达;只要这一条件成立,对二级票务市场的需求必定存在,二级供应商便有存在基础,而车票黄牛与普通票务代理的唯一差别是,法令将其置于非法地位,这一非法地位会对二级市场造成某种扭曲,但历史经验表明,只要需求足够旺盛,法令从来未能消除交易机会。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火车票一级市场之所以未能有效配置资源,主要原因是车票价格是受管制的和僵硬的,但这不是唯一原因,即便没有价格管制,一级供应商所面临的信息条件和交易成本结构,它们独特的定价策略,或曾经做出的长期价格承诺,都可能导致长期或短期的配置无效率,因而仍给二级市场留下机会,比如航空业的价格是充分开放的,但票务公司和旅行社仍大量存在。 票务商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他们在搜寻和排队方面的比较优势之上,即,他们做这两件事的成本低于绝大部分消费者自己去做的成本;自由定价条件下,这种优势主要集中在搜寻上,而价格管制则把重心转移到了排队上;这一商业模式差别也解释了为何黄牛党与其他票务商的行为看上去如此不同。 简单说,黄牛就是收钱替人节省排队成本的,排队优势分两种,一种是时间机会成本优势,我的时间不如你值钱,所以愿意收点钱替你排队,另一种是加塞成本优势,我和铁路票务官员关系好,他敢拿我红包,所以我能帮你绕过漫长的窗口队伍,或者,我是流氓或黑道,拉得下脸面明目张胆在窗口加塞,而且没多少人敢拦我。 澄清了黄牛的商业基础之后,再来看实名制会如何影响它;实名制的意思是,车票在最初售出时,必须与乘车者身份相关联,且这一关联不可更改,这排除了车票在离开铁路售票系统后的转让可能性,但是,它既没有消除售票系统前的排队,也没有阻止替别个人排队(因为实名制只要求购票者持有乘车者身份证复印件而无须是乘车者本人),更没有消除帮助别人降低排队成本的机会。 这样,倒票是不会再有了,但黄牛可以在改变商业模式后,继续提供替人排队和加塞的服务,只要售票系统前的排队不消除,这种需求便仍然存在;实名制给黄牛带来的真正麻烦是信用问题,由于长期处于地下状态,黄牛很难建立起商业信誉,因而只能采用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倒票这种对信誉要求较低的交易方式。 现在这条路被堵死了,由于替人排队和加塞的交易存在时间跨度,即,从达成协议到交易完成之间存在时间差和不确定性,无论是预先付钱还是见票付钱,都会给其中一方或双方带来风险,黄牛必须寻求商业创新来克服这一风险障碍,不过历史经验再次提醒我们,类似的困难从来难不倒黄牛,况且,这一困难未必比倒票模式所面临的假票风险更难克服。 一个容易想到的办法是用支付宝之类的第三方延迟支付工具,另一种可能性是与合法票务商合作,这些合法票务商本来应该是二级票务市场的主力,但管制法令限制了他们不能收取过高的代购佣金,否则会被视为黄牛而遭打击,但无法阻止他们暗中帮黄牛代收定金,而他们的商誉可以让购票者相信钱不会打水漂,同时黄牛自己控制车票的交付,以确保他能拿到超出管制限度的佣金。 当然,这些猜测只是为了指出潜在可能性之广阔,黄牛的集体创造力远胜过我们这些纸上谈兵者,无须我们过多操心,他们自会找出更好的甚至超乎想象的办法,继续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不辞辛劳的为广大消费者降低排队成本而服务。
饭文#S7: 建立碳排放产权应尊重既得利益

建立碳排放产权应尊重既得利益
辉格
2011年7月7日

近日,美国航空运输协会就欧盟针对航空业的碳管制法案提起诉讼,中国航空协会也对该法案表示了强烈反对,并宣称将建议中国政府采取反制措施;在欧盟之外,除了那些致力于减排的组织,欧盟的单方面行动遭遇了相关各方的普遍反对;在经济萎靡不振、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的今天,假如这场纷争最终升级为又一场多方贸易报复战,实为世人之大不幸。

碳管制的依据是全球暖化论,这一理论目前已被许多人所接受,但需要指出的是,该理论包含了比大气碳浓度和气温同步上升强得多的内容,它由一(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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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碳排放产权应尊重既得利益 辉格 2011年7月7日 近日,美国航空运输协会就欧盟针对航空业的碳管制法案提起诉讼,中国航空协会也对该法案表示了强烈反对,并宣称将建议中国政府采取反制措施;在欧盟之外,除了那些致力于减排的组织,欧盟的单方面行动遭遇了相关各方的普遍反对;在经济萎靡不振、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的今天,假如这场纷争最终升级为又一场多方贸易报复战,实为世人之大不幸。 碳管制的依据是全球暖化论,这一理论目前已被许多人所接受,但需要指出的是,该理论包含了比大气碳浓度和气温同步上升强得多的内容,它由一系列判断所构成——气温存在长期上升趋势,且已达到危险的程度,大气碳浓度增加是其主要原因,而人类活动又是碳浓度增加的主要原因——假如这些判断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们便可以说,低碳大气层已成为一种全新的稀缺资源,而迄今它都处于无产权保护的公地状态,因而其稀缺性并未转变为人们的节俭行为。 公地悲剧是老话题了,一种资源从不稀缺逐渐变得稀缺时,便构成了一种创建产权来内化成本/收益的需要,而创建失败的结果便是公地悲剧;在创建新型产权方面,人类有着许多成功而有益的经验,收费公园、道路通行权、狩猎捕鱼权、频道使用权,都是制度拟制的结果;然而,低碳大气却是种极为特殊的资源,其特殊之处在于:大气层是全球连通的,碳浓度和温室效应与排放源之间不存在空间上的相关性,这与一般的空气污染截然不同,通常,离污染源越近的地方受损害总是越大。 这一特性使得低碳大气无法随其拥挤度增加而自动建立排他性,而这是新型产权建立的最自然途径,比如,我开垦耕种一块土地的行为,自动排挤了其它人对这块土地的使用;由于碳排放的外部效应不存在空间梯度,因而它既不能影响土地价值,也无法激励本地受损者去对抗排放行为,而这是推动创建新型产权两个重要因素:土地主、社区和城市会为提升土地价值而限制排放,受损邻居发起的诉讼会导致排放权边界的建立。 看来,如何为低碳大气建立产权,确是人类面临的新问题——假如这果真是个问题的话,按上面的分析,它无法按先来先占原则自动建立,也无法在从若干局部开始逐渐建立,它只能由一个全球性的制度安排来人为的拟制。 经济学教科书上曾举出许多难以建立排他性的例子,如灯塔、路灯、治安、公共卫生等等,但实际上这些例子都是可疑的,灯塔只能照亮一小片海水,只能惠及特点航线上的船只,没人会特地老远赶来享受光亮,路灯也是,治安可以分层次提供,每个层次都只惠及一个区域,公共卫生也是如此,可现在,却真的出现了一种绝无拥挤性梯度、也没有物理上排他性的完美案例,这是对人类制度创新能力全新挑战。 在已经提出的各种方案中,单纯的排放管制是最差的,它如同其他管制一样,压制价格信号的供需调节作用和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将导致信号扭曲和资源错配;庇古税方案在激励机制上是有效的,但它相当于由政府强行进占公地,把排放权国有化了,也不区分先来后到,在法理上缺乏正当性;相比之下,欧盟貌似采用的限额排放权交易制度是不错的选择,它把排放权赋予现有排放者,遵循了先来先得这一产权形成的一般原则,也充分利用了市场机制。 欧盟法案的问题在于它对限额交易制度的采纳只是表面上的,它一开始就剥夺了15%的自有免费配额,并规定免费配额从2013年到2020年逐步下降到零,这样,新产权其实还是被国有化了,只是允许免费使用若干年,这么做毫无道理,在激励效果上,自有配额和买入的配额是一样的,唯一的差别是增加了企业负担和政府财政收入,假如政府希望逐步降低排放限额,完全可以出钱从市场上分批收购排放权并予以封存。 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承认和保护已经长期实施的习惯行为、已经长久享有的生产和生活便利,尊重合法的既得利益,既可获得正当性,也可减轻新制度所面临的阻力和障碍,假如欧盟立法当局懂得这一点,航空业限排所导致的国际冲突,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面包重量 vs 小麦价格

许多人大概都会注意到,某些商品,特别是以份为单位的零售食品,其价格波动很有趣:当成本上升而不得不提价时,通常不是每份的价格上涨,而是份量减少,比如近年来通涨凶猛,每碗拉面的价格涨幅却较小,涨价频率也很低,结果是拉面里的牛肉明显的越来越少,让我这种爱吃肉的很不爽,现在几乎戒吃拉面了。

我把这种价格现象称为“名义价格刚性”,不过一直停留在直觉水平,没找过专门的研究,刚刚在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里惊喜的读到一个定量案例:威尼斯1570s-1580s年代,面包重量与小麦价格成高度严格的反比关系,下图取自该书第一卷第二章(p.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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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大概都会注意到,某些商品,特别是以份为单位的零售食品,其价格波动很有趣:当成本上升而不得不提价时,通常不是每份的价格上涨,而是份量减少,比如近年来通涨凶猛,每碗拉面的价格涨幅却较小,涨价频率也很低,结果是拉面里的牛肉明显的越来越少,让我这种爱吃肉的很不爽,现在几乎戒吃拉面了。 我把这种价格现象称为“名义价格刚性”,不过一直停留在直觉水平,没找过专门的研究,刚刚在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里惊喜的读到一个定量案例:威尼斯1570s-1580s年代,面包重量与小麦价格成高度严格的反比关系,下图取自该书第一卷第二章(p.159): 从消费者的便利性考虑,面包重量应该与其消费量成某种比例关系,比如一个大号面包差不多够一个成年人吃一天,而重量的随机变动显然会给消费者带来不便,所以只能认为,一定有某种顽固的心理机制,使得他们宁愿承担这种不便,而排斥那些固定重量而让价格浮动的面包厂商。 我还没想出其中道理。
饭文#S3: 中资股的遭遇演示了市场自我净化机制

中资股的遭遇演示了市场自我净化机制
辉格
2011年6月21日

近几个月来,中资股在美国证券市场接连不断遭遇阻击,财务丑闻被揭露,股票被做空,市值轻则被腰斩,重则萎缩一两个数量级,大批股票被交易所摘牌,美国投资者和监管者都已对中资股丧失信心,那些没有传出丑闻的中资股也大多被拖累,中国概念指数下跌了40%,买壳上市的通道被关闭,原先看好中国概念的机构也纷纷转向空方,一幅全面溃退的景象。

从短期看,这一局面无疑是不幸的,国内企业失去了一条重要而便捷的融资渠道,风投和PE们也丧失了一种退出途径,但假如我们将(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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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股的遭遇演示了市场自我净化机制 辉格 2011年6月21日 近几个月来,中资股在美国证券市场接连不断遭遇阻击,财务丑闻被揭露,股票被做空,市值轻则被腰斩,重则萎缩一两个数量级,大批股票被交易所摘牌,美国投资者和监管者都已对中资股丧失信心,那些没有传出丑闻的中资股也大多被拖累,中国概念指数下跌了40%,买壳上市的通道被关闭,原先看好中国概念的机构也纷纷转向空方,一幅全面溃退的景象。 从短期看,这一局面无疑是不幸的,国内企业失去了一条重要而便捷的融资渠道,风投和PE们也丧失了一种退出途径,但假如我们将目光放远一点,从市场制度演进的角度看,这场大溃败未尝不是件好事,它为我们演示了市场自我净化机制是如何工作的,它如何清除那些低效和缺乏可靠商业模式的企业,如何让相互冲突的信息和观点得以表达和传播,并最终让人们从一团迷雾中看清真相。 尤其令人赞叹的是,这一切并非由一个火眼金睛、神通广大、爱民如子、铁面无私的监管当局所做到,相反,这恰恰是一小撮通常被视为自私、冷酷而贪婪的投机者,通过他们纯粹出于盈利目的而展开的调查、分析、做空和信息发布活动而实现的,他们在为投资者揭露虚假财务信息的同时,自己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这是真正的互惠共赢。 我们常常听到有人以信息不对称作为质疑市场有效性的依据,进而据此论证政府强化监管的必要性,但正如哈耶克所反复论证的,市场的价值,恰在于它是迄今发现的唯一能够有效利用分散于海量个体头脑中的个人知识,以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并使得基于广泛而深度分工的迂回生产成为可能的合作机制,这些个人知识是天然的主观、私人化而不对称的,因而,信息不对称非但不是质疑的把柄,反而是市场得以存在的理由和前提。 这一点,通过对比市场和计划两种制度下的职业类别,可以获得最清晰的直观感受,会计/审计师、律师、经纪人、分析师、承销商、投机商、估价师、评级机构、咨询顾问,等等所有这些市场经济中独有的职业,都是靠信息不对称吃饭的,他们要么直接出售信息,要么凭借独特的信息条件而从交易中获利,这些职业在计划经济中是不存在的。 我们切不可天真到因为计量经济学家还没找出优雅的方式将信息不对称纳入市场模型,就宣称信息不对称的市场是无效的,这么做无异于,因为老式相机还拍不出彩色,便宣称一张红彤彤的脸是张无效的脸!这听上去很不可思议,但不幸的是,这正是某些黑板经济学家经常做的事情,而且还时常会得到热烈的响应。 常听到的说法是,和消费者一样,散户投资者通常处于信息不利地位,因而总是面临被欺骗和损害的危险,所以需要得到监管机构的保护,这一担忧与人们对英美法系陪审制的质疑如出一辙:怎么能指望12位随机挑选的普通人能理解复杂案情并做出恰当的判断?他们没想到的是,陪审员有充分的机会听取双方的陈述和抗辩,检查他们提交的每项证据,也能听到争讼双方请来的专家证人所陈述的专业意见,法庭就是一个信息和意见的市场,相互冲突的证据和论辩在法官控制的公平程序下,自由竞争陪审团的理解和信服。 作为另一种信息和意见的处理机制,市场起着类似的作用,所以关键在于,市场有没有发展出让各种相互冲突的信息得以表达、传播和筛选,并让更接近现实的意见得以胜出的机制?答案是肯定的,否则上述种种职业类别便不会存在,而本次中资股大溃败也不会以这种方式发生;在市场中,出价、交易和投机行为本身包含了信息和看法,而这些信息随价格信号而广泛传播,同时,许多专业行当直接向需求者出售信息,最终,市场淘汰虚假信息的标准不是个人判断,而是盈亏账目和资本市场用脚和钞票做出的表决。 在股票市场上,散户投资者确实通常处于信息不利地位,但从会计制度、审计师、早期投资者,到保荐人、承销商、交易所规章、评级机构、分析师、商业评论家,他们有着十分多元化的信息来源,在一道道环节上为他们搜集和提供信息,当然,这些机制远非完美,常有些臭虫成功的骗过每一道检查,但即便这种时候,市场还有最后的矫正手段:做空机制,每一只漏网的臭虫都意味着做空获益的机会,而做空的过程自然揭露了更真实的信息,其结果既清除了臭虫,也奖励了清洁工。
多圃轮作制与封建制度

这两天在看年鉴派(Annales School)大师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法国农村史》(French Rural History),冒出一个念头,耕作技术或许在农业社会的制度史上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比如多圃轮作制(multi-field rotation)很可能强化巩固了西欧封建制度(虽然未必是导致了它的起源),而以三圃制(three-field rotation)的瓦解和圈地运动(Enclosure)为核心内容的农业革命,最终摧毁了封建制的基础。

轮作(crop rotation)是有助于保持土壤肥力、抵抗害虫和病菌的农业技术,(粗略的说)在中国,实现方法是复种轮作(multiple cropping),而在欧洲,主要方式是多圃轮作,中世纪尤以三圃制为主,两种技术在土地制度上的差异是:前者兼容于分散的自耕农模式,而后者必须有较大规模的庄园制度作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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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在看年鉴派([[Annales School]])大师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法国农村史》(French Rural History),冒出一个念头,耕作技术或许在农业社会的制度史上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比如多圃轮作制(multi-field rotation)很可能强化巩固了西欧封建制度(虽然未必是导致了它的起源),而以三圃制([[three-field rotation]])的瓦解和圈地运动([[Enclosure]])为核心内容的农业革命,最终摧毁了封建制的基础。 轮作([[crop rotation]])是有助于保持土壤肥力、抵抗害虫和病菌的农业技术,(粗略的说)在中国,实现方法是复种轮作(multiple cropping),而在欧洲,主要方式是多圃轮作,中世纪尤以三圃制为主,两种技术在土地制度上的差异是:前者兼容于分散的自耕农模式,而后者必须有较大规模的庄园制度作为支持。 三圃制的意思是,把每块土地分成三份,每年其中两份种植主粮(通常是两种不同主粮),第三份种植牧草用于放牧;问题是,种粮的两份地在收获之前需要圈起来以避免牲口破坏,假如地块分割是随机的,便面临两个问题:1)所需篱笆长度可能非常长,围栏成本高昂,2)牧场被分割得太细,不适合放牧。 假如一大块地统一规划,并在修筑篱笆上协调行动,可找到优化程度很高的方案,比如,将土地分成长宽相等的若干长条,一条作为一个产权单位,每条分三段,这样,各产权单位的三圃中的任何一圃,组合起来恰好构成一个矩形,成为整片土地的三圃中的一圃,于是,只须很少几道篱笆,即可将种植区与放牧区隔离。(将上述矩形换成三个同心环,长条换成细窄扇环,效果相当) 显然,由陆续到达的单户垦荒者自发形成的产权布局,不会恰好是这样的,这种结构只能来自单一大土地主,或者具有某种集体分配和控制机制的村社的刻意规划,比如广泛使用奴隶劳动的罗马庄园,和西欧的封建庄园。 早先我介绍过,封建制中领主住在庄园里或在多个庄园之间轮巡,通过组合套餐式的封建义务收取实物地租,当时我以为这不过是流通成本过高、货币经济不发达的结果(这也是Bloch在《封建社会》中的观点),现在看来,三圃制也需要领主在现场为耕作模式提供制度保障,这或许是封建制在西欧长期维持的重要基础,因为在此模式下,随机组合的自由农户在土地利用上将是无效率的。 当然,我并不认为三圃制足以解释封建制的起源,或认为三圃制是封建制的存在前提,日本这一个反例即可消除这样的念头,日本的主流耕作模式不是多圃轮作制,而是复种轮作。
排他性与公共品

【2011-06-07】

@薛兆丰: 【回 @whigzhou 】一件商品可以有三重分立的属性:

(1)一人使用是否妨碍他人使用;

(2)由公家还是私人提供;

(3)提供者收费还是免费。任何商品都可以落入这八种组合之一。

大家不妨讨论一下,道路、歌曲、教育、灯塔、体育比赛、国防、给贫困孩子提供的书籍……分别可以或应该落入哪种类型?

@whigzhou:按“实际上是否收费或是否由政府提供”作为区分维度,似乎不太方便,这样就只能分别谈论公立教育和私人教育,而无法将教育电力治安等作为同一商品谈论了,而“技术上能否实现收费”则不一样,那(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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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07】 @薛兆丰: 【回 @whigzhou 】一件商品可以有三重分立的属性: (1)一人使用是否妨碍他人使用; (2)由公家还是私人提供; (3)提供者收费还是免费。任何商品都可以落入这八种组合之一。 大家不妨讨论一下,道路、歌曲、教育、灯塔、体育比赛、国防、给贫困孩子提供的书籍……分别可以或应该落入哪种类型? @whigzhou:按“实际上是否收费或是否由政府提供”作为区分维度,似乎不太方便,这样就只能分别谈论公立教育和私人教育,而无法将教育电力治安等作为同一商品谈论了,而“技术上能否实现收费”则不一样,那更像是商品本身的属性 @whigzhou:识别公共品的话题背景就是谈论某商品是否应由政府提供,所以不能预先用是否由政府提供对商品划界 @薛兆丰:回复@whigzhou: 非常赞成!话题的背景,是是否必须由政府提供,以及是否必须免费。许多人混淆了这几个层面,循环论证,说道路当然是公共物品,所以肯定是应该由政府提供和免费提供。这里就包含了多重的混淆。 @whigzhou:我想到的可排他但不可拥挤的例子是收费电视,不可排他但可拥挤的例子是低碳大气层(假设它果真是稀缺的),既不可排他又不可拥挤的例子是“老虎物种继续存在所带来的良好感觉”。 @sw小橘子:举低碳大气层的例子,感觉不可排他但可拥挤的物品很少。其实这类物品很多,典型的如公共林地、渔场、地下水等。不排除有林地、渔场、地下水是收费的,但不可排他性是指实践现实,并不指技术上的可能性。实践上采取不可排他的利用方式,除技术可能性外,也可能出于效率考虑。 @whigzhou:回复@sw小橘子:纯粹的例子确实极少,你说的例子都具有区域排他性,排他性是相对于特定社会范围而言的,大气层是一个极端,钱包是另一个极端,路灯介于两者之间,它对某几栋楼的居民不具排他性,在社区之间则是严格排他的 @whigzhou:正是基于不同广度的区域排他性,Foldvary提出了社区公共品理论,并认为恰当组织的私人社区能够提供这些公共品 @sw小橘子:回复@whigzhou:如果区域排他性也看做排他性,那除了大气很难找到其他不具有排他性的稀缺物品了。既然如此,区域排他性这个概念的实用性就不强了。 @sw小橘子:哦,实用性在此啊。公共物品->社区公共物品->私人物品。 @whigzhou:回复@sw小橘子:对啊,其中的社区又可以有多个层次,这才是更精致而现实的理论啊
炫耀品难题的修补方案

(非常感谢各位对我讨论经济学方法论那篇文章的认真评论,不过我现在实在没有时间仔细回应,先把下面这段文字贴出,它演示了我心目中的方法论困境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不得不继续沿用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手段,而不足之处只能暂时用一些温和的方式来作出修补,主要的修补方法是“商品识别”;这个办法不是我发明的,比如有人在解释炫耀品[1]时就用过,炫耀品是对价格理论的致命挑战,因为它至少在表面上违背了价格上升需求下降的规律,修补的办法是:把价格上升前后的商品视为两种商品,因为它的炫耀功能变了,价格当然可以不一样了。

问题是,这个口子一开,凡是碰到价格理论无法解释的商品,都可以归为炫耀品,它就成了万能膏药,但科学理论是禁止万能膏药的;所以,必须有一个标准来认定什么商品才是炫耀品,并说明,多大的价格差距才能让价格变化前后的商品变成两种,经济学本身显然无法提供这样(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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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各位对我讨论经济学方法论那篇文章的认真评论,不过我现在实在没有时间仔细回应,先把下面这段文字贴出,它演示了我心目中的方法论困境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不得不继续沿用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手段,而不足之处只能暂时用一些温和的方式来作出修补,主要的修补方法是“商品识别”;这个办法不是我发明的,比如有人在解释炫耀品[1]时就用过,炫耀品是对价格理论的致命挑战,因为它至少在表面上违背了价格上升需求下降的规律,修补的办法是:把价格上升前后的商品视为两种商品,因为它的炫耀功能变了,价格当然可以不一样了。 问题是,这个口子一开,凡是碰到价格理论无法解释的商品,都可以归为炫耀品,它就成了万能膏药,但科学理论是禁止万能膏药的;所以,必须有一个标准来认定什么商品才是炫耀品,并说明,多大的价格差距才能让价格变化前后的商品变成两种,经济学本身显然无法提供这样的标准。 但文化人类学却有望提供,炫耀品是被用作身份符号的,而身份符号如何产生,如何被识别和模仿,各种符号如何被组织在一个结构中……,这些正是文化研究的课题…… ---------------------- [1]炫耀品即凡勃伦品([[Veblen good]]),指那些因其炫耀性功能,价格上涨需求量不降反升的商品,由经济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首先提出。
经济学:治国术、伦理学还是科学?

(这是《自私的皮球》最后一篇,有点长,且可能冒犯很多人,很多很多,慎入)

今天,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大概都会相信,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但假如我们仔细探究一下,这一点极为可疑。

从历史上看,早期学者研究经济学的动机和人们对它的期待,和现在人们所理解的经济学十分不同,当时它基本上被视为一门治国术;这并不奇怪,实际上启蒙运动之前的社会学科差不多都是治国术,而在古典时代,甚至连许多哲学都是治国术,因为那时候,此类知识的主要消费者就是君主。

在词源上,“经济学”的希腊文[1]原义是家政管理,是教贵族如何经营家族财产和生意的,相当于现在的企业管理和私人理财学问;近代经济学的发端同步于民族国家的兴起,起初就是帮君主理财和研究如何增进君主财富的,所以不难理解,早期经济学为重商主义所垄断,因为那时候的君主们国家观念还很微弱,都把统治看作其家族和个人的事业,把它当作一门生意来对待,而作为生意人,自然最关心如何让自己的商品获得最大销路,而尽量阻止竞争者的商品进入自己的领地。

后来,当民族国家逐渐成型,主权边界日益稳定,领地不再随嫁妆、馈赠或赔偿而被随意分割转让,君主们也开始意识到,君主的富有根本上依赖于国内经济的繁荣和国民的富有,首先明确阐述这一思想的是威廉·配第[2],他引入了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的概念,并动手设计了一些统计方法。

接下去的变化是关键的,光荣革命和启蒙运动扭转了政治伦理,以君主个人利益为政策辩护不再拿得上台面,新的伦理要求政策服务于和平、自由、公正和幸福等攸关国民福祉的目标;由此,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也由君主的经营策略转向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分析,实际上,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论述,很大程度上是对此前占主导地位的重商主义所做出的反应,与政治伦理的扭转相一致。

但这样一来,就面临一个困扰经济学至今的要命问题:如何衡量繁荣、富裕或幸福?也就是价值度量问题;重商主义者答案很简单:金钱,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帮助君主经营,衡量其成效的自然就是利润,简单的办法是看看国库里的钱是多了还是少了;但对个体和企业适用的方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却无效,启蒙学者都认识到,货币只是交易媒介,其数量对个人意味着财富,对整个社会却只是个数字而已。

配第的答案是土地和劳动,斯密则是谷物和劳动,而李嘉图最终归结为单一劳动价值论,现在我们知道,劳动价值论对解释价格和分配机制没什么用处,不过好在当时经济学的形式化和定量分析还很粗糙,这个bug并未造成严重困扰;另一个答案则是边沁和穆勒的功利主义[3],他们把价值标准定为“最大程度的快乐”,不过与李嘉图的“必要劳动”一样,边沁和穆勒都无法说明如何度量“快乐”,更不要说如何加总了。

问题是,功利主义严重挑战了当时主导思想界的古典自由主义,它直接指向了个人主义的道德哲学基础——主观价值论,即,个人的快乐和幸福只能由他自己判断,而不能由别人替他判断,并且,除非他本人愿意,个人价值不能按任何客观标准被其他东西所替换,包括其他个人的价值,而这种可替换性是可加性的前提,因而价值是不可加总的。

假如承认价值是客观的,并且可以加总,那么,由一个中央权威来决定每个人如何支配自己的财富、该生产和消费些什么,在道德上就是合理的;日后的发展证实了这一担忧,正是从边沁开始,基数效用论、积极自由、社会福利、甚至动物福利[4]等等概念被放出了潘多拉盒子,福利主义思潮日益壮大,为20世纪的政府大规模扩张提供了理论武器。

当客观价值论的现实含义日渐浮出水面,特别是马克思把劳动价值论发扬光大为对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全面批判之后,古典主义者作出了反应,结果就是边际革命[5];从哲学上看,边际革命最根本的贡献在于,它在保留主观价值论的前提下,为经济学找到了一种福利度量方法,从而使其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边际学者尽管沿用了边沁的“效用”概念,但抽去了功利主义者所暗示的客观性和基数含义。

为此,边际学者只引入了一个很弱的中立假定:人不会作出与其偏好相矛盾的选择;由此得出三条基本度量方法:1)假如你用一个苹果换回一个橘子,表明这个橘子对你的价值比这个苹果高;2)假如你选择保留五个苹果和三个橘子,表明第五个苹果和第三个橘子对你的价值是一样的,且这五个苹果和这三个橘子对你的价值也是一样的[6];3)当至少一个人的福利改善,而其他所有人的福利没有下降时,即可判定社会总福利水平提高了。

第三条就是著名的帕累托判准[7],它为经济学作为一种制度和政策评价工具奠定了符合主观价值论的伦理基础;然而,尽管边际学派非常漂亮的解决了方法论问题,构建了逻辑井然的理论,新古典主义因此也获得了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但实际上,帕累托判准是否真的有用,是十分可疑的。

首先(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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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自私的皮球》最后一篇,有点长,且可能冒犯很多人,很多很多,慎入) 今天,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大概都会相信,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但假如我们仔细探究一下,这一点极为可疑。 从历史上看,早期学者研究经济学的动机和人们对它的期待,和现在人们所理解的经济学十分不同,当时它基本上被视为一门治国术;这并不奇怪,实际上启蒙运动之前的社会学科差不多都是治国术,而在古典时代,甚至连许多哲学都是治国术,因为那时候,此类知识的主要消费者就是君主。 在词源上,“经济学”的希腊文[1]原义是家政管理,是教贵族如何经营家族财产和生意的,相当于现在的企业管理和私人理财学问;近代经济学的发端同步于民族国家的兴起,起初就是帮君主理财和研究如何增进君主财富的,所以不难理解,早期经济学为重商主义所垄断,因为那时候的君主们国家观念还很微弱,都把统治看作其家族和个人的事业,把它当作一门生意来对待,而作为生意人,自然最关心如何让自己的商品获得最大销路,而尽量阻止竞争者的商品进入自己的领地。 后来,当民族国家逐渐成型,主权边界日益稳定,领地不再随嫁妆、馈赠或赔偿而被随意分割转让,君主们也开始意识到,君主的富有根本上依赖于国内经济的繁荣和国民的富有,首先明确阐述这一思想的是威廉·配第[2],他引入了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的概念,并动手设计了一些统计方法。 接下去的变化是关键的,光荣革命和启蒙运动扭转了政治伦理,以君主个人利益为政策辩护不再拿得上台面,新的伦理要求政策服务于和平、自由、公正和幸福等攸关国民福祉的目标;由此,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也由君主的经营策略转向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分析,实际上,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论述,很大程度上是对此前占主导地位的重商主义所做出的反应,与政治伦理的扭转相一致。 但这样一来,就面临一个困扰经济学至今的要命问题:如何衡量繁荣、富裕或幸福?也就是价值度量问题;重商主义者答案很简单:金钱,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帮助君主经营,衡量其成效的自然就是利润,简单的办法是看看国库里的钱是多了还是少了;但对个体和企业适用的方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却无效,启蒙学者都认识到,货币只是交易媒介,其数量对个人意味着财富,对整个社会却只是个数字而已。 配第的答案是土地和劳动,斯密则是谷物和劳动,而李嘉图最终归结为单一劳动价值论,现在我们知道,劳动价值论对解释价格和分配机制没什么用处,不过好在当时经济学的形式化和定量分析还很粗糙,这个bug并未造成严重困扰;另一个答案则是边沁和穆勒的功利主义[3],他们把价值标准定为“最大程度的快乐”,不过与李嘉图的“必要劳动”一样,边沁和穆勒都无法说明如何度量“快乐”,更不要说如何加总了。 问题是,功利主义严重挑战了当时主导思想界的古典自由主义,它直接指向了个人主义的道德哲学基础——主观价值论,即,个人的快乐和幸福只能由他自己判断,而不能由别人替他判断,并且,除非他本人愿意,个人价值不能按任何客观标准被其他东西所替换,包括其他个人的价值,而这种可替换性是可加性的前提,因而价值是不可加总的。 假如承认价值是客观的,并且可以加总,那么,由一个中央权威来决定每个人如何支配自己的财富、该生产和消费些什么,在道德上就是合理的;日后的发展证实了这一担忧,正是从边沁开始,基数效用论、积极自由、社会福利、甚至动物福利[4]等等概念被放出了潘多拉盒子,福利主义思潮日益壮大,为20世纪的政府大规模扩张提供了理论武器。 当客观价值论的现实含义日渐浮出水面,特别是马克思把劳动价值论发扬光大为对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全面批判之后,古典主义者作出了反应,结果就是边际革命[5];从哲学上看,边际革命最根本的贡献在于,它在保留主观价值论的前提下,为经济学找到了一种福利度量方法,从而使其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边际学者尽管沿用了边沁的“效用”概念,但抽去了功利主义者所暗示的客观性和基数含义。 为此,边际学者只引入了一个很弱的中立假定:人不会作出与其偏好相矛盾的选择;由此得出三条基本度量方法:1)假如你用一个苹果换回一个橘子,表明这个橘子对你的价值比这个苹果高;2)假如你选择保留五个苹果和三个橘子,表明第五个苹果和第三个橘子对你的价值是一样的,且这五个苹果和这三个橘子对你的价值也是一样的[6];3)当至少一个人的福利改善,而其他所有人的福利没有下降时,即可判定社会总福利水平提高了。 第三条就是著名的帕累托判准[7],它为经济学作为一种制度和政策评价工具奠定了符合主观价值论的伦理基础;然而,尽管边际学派非常漂亮的解决了方法论问题,构建了逻辑井然的理论,新古典主义因此也获得了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但实际上,帕累托判准是否真的有用,是十分可疑的。 首先,除了思想实验之外,这一判准几乎找不到用武之地,你无法用它来判别同一时刻两个社会的福利高低,而只能判别一个社会在某宗交易发生前后的福利高低,因而它甚至无法判别同一社会两个时刻的福利水平,除非你完整重建这两个时刻之间的全部事件链,确认其间没有任何人的福利曾经下降;所以,经济学家在做福利经济学分析时,实际上不得不或明或暗的替换标准,通常是用市场价和交易金额来度量效用和福利,这就把客观价值论从后门放了进来。 其次,也更重要的是,假如我们将帕累托判准中的“worse off”理解为实际利益减损的话,那么在任何三人以上社会,自愿交易也不能被认定为帕累托改进,因为任何交易都会因加剧买方竞争而减损其他买家利益,同时加剧卖方竞争而减损其他卖家利益;假如你原本是某镇的唯一铁匠,另一个铁匠的到来无疑会减损你的利益;这样一来,我们就更找不出任何帕累托改进了,除非在二人世界,连思想实验里都找不到。 第二点对于古典主义者是致命的,原本帕累托判准作为评价工具虽没啥用处,却能得出一个结论:交易且只有交易可被认定为整体改进;这样,它就成了主张自由贸易、反对政府干预和管制的武器,可现在,它连这个作用也丧失了。 要想挽救帕累托判准,必须将worse off理解为法定利益受损,若所损利益不受法律保护,则不纳入判准考虑;但这样一来,马上就面临另一个问题:如何判别某项权利是否应该得到法律保护?为何行会垄断权没有资格得到保护?显然,这个问题在新古典概念框架内是无法讨论的。[8] 经济学之所以陷入这样的困境,终究是因为学界始终没有澄清一个根本问题:经济学究竟是科学还是伦理学?假如它是科学,就没有理由承担价值判断的任务,也无须为制度和政策作出道德评判,充其量只需要评估其现实后果,假如它是伦理学,那么它目前所采用的方法论和分析工具是否适合承担这一任务?与伦理学的其他分支相比,它是否显示了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 正是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或倾向)——无论经济学家们是否意识到——导致了新古典之后的经济学流派分化;大致可以识别出三个方向:一派是以萨缪尔逊[9]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他们仍将经济学视为福利计算和政策评价工具,为此干脆放弃主观价值论,承认效用可基数度量,个人效用可加总为社会总福利,于是度量难题迎刃而解,计量模型变得极其漂亮,由此为该学派赢得了政府谋士的荣华地位。 第二个是奥地利学派,他们同样把经济学视为价值判断工具,同时坚守古典自由主义和主观价值论,但由于上述方法论上的致命障碍,他们在实证分析上几无所获,米塞斯干脆否认实证研究的必要性。 而在政策评价上,他们的任务变得极其简单:只要对所有政府干预和管制政策say no就行了,因为在帕累托判准下,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正如阿罗不可能定理[10]所揭示的,在主观价值论前提下,没有任何公共选择机制能不借助强制而将个人偏好汇集为社会偏好;然而,如此简单的任务显然不能支撑一门严肃的学问。 假如他们意识到帕累托判准的第二个缺陷,奥派原本有机会将关注焦点转向产权和权利的起源问题,在法理学领域为自己占得一席之地,但他们显然错过了这个机会,他们的确曾将焦点转向财产权,但仅仅是从一些先验命题开始做了一番逻辑演绎,无视法律的历史与现实,最终,该学派变成了一个哲学思辨和价值主张团体。 第三个方向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该派学者希望将经济学从价值判断和政策评价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摆脱自起源以来始终笼罩它的治国术和伦理学阴影——这一阴影不仅留在经济学这个名词上,更留在“国民”、“政治”和“福利”这些修饰词上——把它发展为一门旨在理解和解释经济现象的纯粹的社会科学。 这一努力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我在这里要谈论的是它的缺陷:芝加哥学派尽管扭转了研究方向,将目光投向了经验世界的经济现象,却很奇怪的没有抛弃主观价值论,更没有突破方法论个人主义,对于一门科学,这样的坚持毫无必要,这极大的限制了经济学利用生物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众多成果来改进其分析手段。 在科学方法论上,价值只是用来度量、解释和预测行为方向性的一个数量指标,就像生物学的遗传价值,可以用来解释生物性状和行为模式,而不必与主体的主观价值判断有任何关系,基于遗传价值的分析和预测同样适用于细菌和植物,但没人会认为它们会做价值判断。 所以,奇怪的倒是为何芝加哥学派居然取得了那么巨大的成就,答案或许是:他们并未认真坚持主观价值论,而同时,方法论个人主义确实是个很好的观察层次,即便不借助其他视角也能独力获得解释力很强的理论;第一点看来是成立的,张五常就是个显著的例子,他总是用“最大化”来解释行为,但在“被最大化的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却含糊其辞,实在逼急了,就只好用货币收益来近似。 实际上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会直接或间接的用基数化的货币收益来代替主观价值度量,这在原则上是错误的,但效果却出奇的好,那或许是因为,在市场发达、货币化程度很高、交易频率高到足以形成市价、交易费用又很低的条件下,货币可以满足个人的绝大部分需求,因而,无论它是否真的准确度量了主观价值,却足以解释大量行为,特别是当它解释企业行为时,效果就更好,因为企业决策正是以货币收益为中心的,而市场对企业的淘汰机制也是基于货币收益。 尽管如此,对主观价值论的坚守仍构成巨大妨碍,它让经济学家不愿利用心理学成果来修正经济人模型,这很容易让他们想起边沁和功利主义,他们宁愿让个人这个黑箱永远封闭,更断难接受基于遗传收益的分析,相比之下,生物学家却可以轻松接受化学成果来修正其基础假设,这一差异恐怕只能用价值立场来解释。 至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有效性,同样是妥协的结果,经济学家对家庭和企业网开两面,在分析中将它们也视为“个体”,如此一来,在那些绝大部分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仅限于这三种实体的市场社会,它自然会有不错的解释力;况且,由于上节所说的原因,这三种实体的行为模式都可以很好的用货币收益来解释;但这一有效性是有前提的:没有其他性质的实体和其它层次上的结构对经济活动带来显著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又无法化约为上述三类“个体”的成本/收益问题。 这一方法论局限,意味着我们将忽视工会、卡特尔、政党、社团、帮派、标准化机构、慈善组织、信托等等有着完全不同组织基础和行为模式的实体可能带来的影响,忽视宗教、时尚潮流、民族意识、地方传统、身份等级、企业文化等不同层次上的文化结构的可能影响,尽管对这些结构的认知原本可以大幅改进我们对个人行为和社会的理解。 当然,我不是说经济学应该覆盖所有这些领域,但实在没有理由用方法论藩篱将经济学隔绝于已经在这些领域取得长足进展的其他学科的知识成果之外,而这只是因为它从治国术和伦理学向实证科学的转向不够彻底,这一状况,看来只能期待一次科学革命来加以改变了。 (总算喷完了,累死了,以后再也不喷了) ---------------------- [1]economics一词源自希腊语词汇οἰκονομία,拉丁文转写为oikonomia,词根oikos相当于house,词根nomos相当于custom或law。 [2]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英国哲学与科学家,曾帮助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管理土地和财政事务。 [3]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边沁所提出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思想也叫边沁主义([[Benthamism]]),经穆勒扩充和阐述后取得广泛影响。 [4]有意思的是,边沁是最早的动物权利主张者,这是客观价值论合乎逻辑的延续:既然价值不需要个人自己判断,那么被认为缺乏判断力的动物为何不能成为价值主体呢? [5]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是由威廉·杰文斯([[William Jevons]])、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列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等学者于1860年代为经济学所开创的一套以边际和均衡分析为核心的全新方法论,此后瓦尔拉斯和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所带领的洛桑学派([[Lausanne School]])推动了第二轮研究,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并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综合成为新古典经济学。 [6]考虑到商品的不可分割性,这只是粗略的说法。 [7]帕累托判准([[Pareto criterion]])是判定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的一种准则;符合该准则的变化,叫帕累托改进;假如一个社会已不存在任何帕累托改进的可能,则称此状态为帕累托最优。 [8]我对帕累托判准的更多分析,见“消费者剩余vs外部性”(No.905)和“帕累托判准vs卡尔多-希克斯判准”(No.1163)。 [9]保罗·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长期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他编写的《经济学》是迄今最畅销的经济学教材,63年来以40种语言出了19版,售出400多万本。 [10]阿罗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le theorem]])是由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并证明,并在其随后出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1951)一书中详加阐述的关于公共选择的一个命题。
货币本位:价值基准 vs 兑现责任

记得05年时在万科论坛上讨论过金本位的问题,当时我提出了用“金基准”代替“金本位”的想法,刚才整理旧文时,又想了一下,思路貌似更清楚了一点。

从字面上看,金本位(gold standard)的意思只是以黄金作为交易的价值度量基准,即价格的单位,假如仅仅停留于此,金本位便不会带来数量不足和通货紧缩的问题。

但在对货币系统的讨论和实践中,“本位”实际上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采用某种本位即意味着,银行对其发行的纸币(或其它信用凭据)承担兑现义务,即,当你拿着纸币走进银行并提出兑现要求,银行有法定(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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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05年时在万科论坛上讨论过金本位的问题,当时我提出了用“金基准”代替“金本位”的想法,刚才整理旧文时,又想了一下,思路貌似更清楚了一点。 从字面上看,金本位(gold standard)的意思只是以黄金作为交易的价值度量基准,即价格的单位,假如仅仅停留于此,金本位便不会带来数量不足和通货紧缩的问题。 但在对货币系统的讨论和实践中,“本位”实际上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采用某种本位即意味着,银行对其发行的纸币(或其它信用凭据)承担兑现义务,即,当你拿着纸币走进银行并提出兑现要求,银行有法定责任当即交付纸币面额所对应数量的本位物,所以本位货币也叫可兑现货币(convertible money)。 而正是对特定单一物质的即时兑现责任,造成了本位货币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银行为了确保履行兑现责任,必须保有一定数量的本位物储备,而这种物质的数量,不可能那么巧,刚好满足整个经济体系的交易、储蓄和投资需求。 许多人似乎不假思索的认定,价值基准与兑现责任是当然不可分割的:假如解除兑现义务,如何保证银行不滥发纸币?如何保证纸币面额所对应的购买力具有稳定性? 但实际上,价值基准与兑现责任是可分的,比如,你拿着面额1盎司黄金的纸币来要求兑现,而我恰好没这么多黄金,但有很多白银,假如当前市场金银比价是35:1,于是我给你35盎司白银;假如法律允许银行如此履行纸币兑现责任,我看不出会对货币的信用和币值稳定带来何种伤害。 当然,这一兑现方式有效运作的前提是,用于兑现的候选商品(这里是白银)必须有普遍认可的市价可循,这意味着它具有相当规模的交易量和足够高的流动性,这在古代或许有点困难,但在当今的发达市场环境下,满足这一条件的商品很多。 现在考虑一种更加灵活的兑现责任:银行不承担任何直接的商品即时交付责任,但他保证,用这张纸币随时能够在市场上买到规定数量的一组商品;这样的货币不妨称为有锚货币(anchored money),它承诺能买到的那个商品组合,就是该货币的锚。 实际上,美元大致上就是这样一种货币,假如Fed的货币政策严格锁定CPI,并且CPI的商品篮子是明确而稳定的,那么Fed就是在以锚定方式履行兑现责任;所欠缺的只是,这一责任还有待被法律明确固定下来。
我对新制度经济学不抱太大希望

小橘子问我“对交易成本、制度经济学、科斯、布坎南、阿尔钦、威廉姆森有何评价”,这问题对我本人挺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我的一次思想转变。

交易费用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我都挺喜欢的,特别是在04年之前,制度是我愿意终生关注的课题之一,而交易费用和科斯定理的引入是很大的突破,不过,相对于我的期望,它们是不能让我满意的,只能满足我的一小部分解释需要,大致上,他们只能在大的制度框架下解释“小制度”,比如合约安排、交易方式、产权边界和执行机制,等等,但依我看,他们对于“大制度”(比如习惯法、宪政结构、产权起源)和大跨度的经济史,是无能为力的。

举个例子,上述局限其实在张五常身上就表现的很清楚,他把交易费用概念扩大为制度成本,试图以此获得对大制度的解释能力,可是这样一来,新制度经济学反而变成虚谈了,无所不包的交易费用是无法度量的,因为坏的制度所带来的最巨大的“成本”是让大部分技术条件所允许的交易根本没有发生,成本度量就无从谈起,这一点,你看看他对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的评论再仔细推敲一下就不难发现,我许多年前在万科论坛上就谈过这个问题,也是从那时候我开始了怀疑。

实际上,看新制度经济学以往的研究,对一项具体制度安排的分析,基本上都需要以存在一个大致上有效的市场为前提,即,存在基本的产权制度和自由交易条件,若没有一组相关市价做参照,成本/收益的度量就不可能,相比之下,博弈论的分析起点条(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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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橘子问我“对交易成本、制度经济学、科斯、布坎南、阿尔钦、威廉姆森有何评价”,这问题对我本人挺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我的一次思想转变。 交易费用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我都挺喜欢的,特别是在04年之前,制度是我愿意终生关注的课题之一,而交易费用和科斯定理的引入是很大的突破,不过,相对于我的期望,它们是不能让我满意的,只能满足我的一小部分解释需要,大致上,他们只能在大的制度框架下解释“小制度”,比如合约安排、交易方式、产权边界和执行机制,等等,但依我看,他们对于“大制度”(比如习惯法、宪政结构、产权起源)和大跨度的经济史,是无能为力的。 举个例子,上述局限其实在张五常身上就表现的很清楚,他把交易费用概念扩大为制度成本,试图以此获得对大制度的解释能力,可是这样一来,新制度经济学反而变成虚谈了,无所不包的交易费用是无法度量的,因为坏的制度所带来的最巨大的“成本”是让大部分技术条件所允许的交易根本没有发生,成本度量就无从谈起,这一点,你看看他对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的评论再仔细推敲一下就不难发现,我许多年前在万科论坛上就谈过这个问题,也是从那时候我开始了怀疑。 实际上,看新制度经济学以往的研究,对一项具体制度安排的分析,基本上都需要以存在一个大致上有效的市场为前提,即,存在基本的产权制度和自由交易条件,若没有一组相关市价做参照,成本/收益的度量就不可能,相比之下,博弈论的分析起点条件就没这么高。 其次,即便在小制度上,交易费用分析的局限也很大,它无法考虑文化和组织因素,而我认为,这两个因素在制度进化(无论大小)中有着根本的重要性,同样,相比之下,进化博弈和策略均衡方法可以把这些——本能、文化、信息、互惠、合作、组织、信念、规范——全都纳入分析,两种方法论的前景差别之大,是一目了然的。 所以从05年之后,我的兴趣就完全转向了另一边,自我感觉收获很大,欣慰的是,最近发现新制度学派里面的人也开始了这样的范式转变,比如Jack J. Vromen在《经济演化》(Economic Evolution: An e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中提出了一个十分合我胃口的纲领,你提到的那几位学者,多半都被在这纲领里安排了相应的位置,不妨看看。(这本书95年写的,中译本03年就出了,不过我去年底才看到) 另外,之前提到过(还有这里)的[[Avner Greif]],也是在方法论上让我眼睛一亮的制度研究者。
其实韩寒已经为作家低收入提供了答案

只不过不是通过他的文字,而是通过他本人的境遇。

对作家的低收入状况,我原先的想法比较简单,认为那不过是格雷欣法则的又一个案例:既然读者不怎么区分文章的质量,媒体自然乐意采用那些稿酬要求较低的作品。

不过,最近韩寒那篇哭穷文章却让我对此问题有了新的困惑和思考,和多数时候一样,我的反应比较迟钝,过去一周几次想起这事儿,都没什么头绪,直到刚才在翻一篇旧文章时,才发现答案其实很简单。

考虑这样一个例子:你是某公园经理,需要雇10名清洁工分区负责捡拾公园垃圾,假如众所周知的历史经验表明,每位清洁工有1%的概率在每一年内捡到一枚价值数十万的戒指,但此事何时何地发生在谁头上,完全无法预料,那么,清洁工的工资水平,是不是(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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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不是通过他的文字,而是通过他本人的境遇。 对作家的低收入状况,我原先的想法比较简单,认为那不过是格雷欣法则的又一个案例:既然读者不怎么区分文章的质量,媒体自然乐意采用那些稿酬要求较低的作品。 不过,最近韩寒那篇哭穷文章却让我对此问题有了新的困惑和思考,和多数时候一样,我的反应比较迟钝,过去一周几次想起这事儿,都没什么头绪,直到刚才在翻一篇旧文章时,才发现答案其实很简单。 考虑这样一个例子:你是某公园经理,需要雇10名清洁工分区负责捡拾公园垃圾,假如众所周知的历史经验表明,每位清洁工有1%的概率在每一年内捡到一枚价值数十万的戒指,但此事何时何地发生在谁头上,完全无法预料,那么,清洁工的工资水平,是不是会显著低于不存在上述经验的情况?甚至可能低到小于零? 韩寒就是那个捡到了戒指的人。 上述价格模型(姑且称之为“戒指假说”吧),在演艺业大概表现的更加纯粹。 那么,戒指拉低价格的程度,是否恰好被戒指价格所补偿呢?不一定,取决于社会的风险偏好分布,戒指所吸引来的,必定是那些风险偏好较高、且未被其它风险活动所吸引走的人,假如这些人风险偏好足够高,戒指价格可以大幅低于补偿其所拉低的报酬所需的水平(正如彩票收益期望值可大幅低于彩票价格)。 注意,上述解释与基于格雷欣法则的解释并不冲突或相互替代,实际上,格雷欣法则和戒指假说拥有一个共同的前提:读者不区别质量;正因此,捡到戒指的事件才会变得高度随机,所以,相对于一般的柠檬市场([[lemons market]]),写作市场在适用格雷欣法则时,其特别之处仅在于:有戒指可捡;故此,不妨称之为“有戒指的柠檬市场”。
[译文]熊彼特论创造性毁灭

最近在写的一篇文章要引用到Joseph Schumpeter的一段话,网上找不到中译文,只好自己动手,一动手才发现太要命了,德语作家的英文可真不是一般人能对付的(所以tcya和军各同学就不要抱怨哈耶克的文字了,德语作家大概都这德性),何况是我这种新手,勉强弄了出来,贴出来给大家看看,这段文字本身很有价值,同时也请各位帮我挑挑毛病(蓝色部分是我最没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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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A. Schumpeter on “Creative Destruction”
From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1975) [orig. pub. 1942], pp. 82-85:

Capitalism, then, is by nature a form or method of economic change and not(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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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写的一篇文章要引用到[[Joseph Schumpeter]]的一段话,网上找不到中译文,只好自己动手,一动手才发现太要命了,德语作家的英文可真不是一般人能对付的(所以tcya和军各同学就不要抱怨哈耶克的文字了,德语作家大概都这德性),何况是我这种新手,勉强弄了出来,贴出来给大家看看,这段文字本身很有价值,同时也请各位帮我挑挑毛病(蓝色部分是我最没信心的)。 ---------------------------------------------------------------------- Joseph A. Schumpeter on "Creative Destruction" From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1975) [orig. pub. 1942], pp. 82-85: Capitalism, then, is by nature a form or method of economic change and not only never is but never can be stationary. And this evolutionary character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 is not merely due to the fact that economic life goes on in a social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which changes and by its change alters the data of economic action; this fact is important and these changes (wars, revolutions and so on) often condition industrial change, but they are not its prime movers. Nor is this evolutionary character due to a quasi-automatic increase in population and capital or to the vagaries of monetary systems, of which exactly the same thing holds true. The fundamental impulse that sets and keeps the capitalist engine in motion comes from the new consumers, goods, the new methods of production or transportation, the new markets, the new form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at capitalist enterprise creates. 故此,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迁的方式或模式,它不仅从来不是、也从来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资本主义进程的这一进化特征,并非纯粹缘于经济生活乃展开于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与自然环境这一事实,和这些变化对经济行为之数量的改变;这一事实固然是重要的,这些变化(战争、革命等等)经常为产业变迁创造了条件,但它们并非它的主要推动力量。上述进化特征,亦非缘于人口与资本的半自动增长,或货币系统的变幻无常。推动和维持资本主义引擎的基本动力,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家所创造的新型消费、新商品、新的生产与运输方法、新市场,以及新型产业组织。 As we have seen in the preceding chapter, the contents of the laborer's budget, say from 1760 to 1940, did not simply grow on unchanging lines but they underwent a process of qualitative change. Similarly, the history of the productive apparatus of a typical farm, from the beginnings of the rationalization of crop rotation, plowing and fattening to the mechanized thing of today–linking up with elevators and railroads–is a history of revolutions. So is the history of the productive apparatus of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from the charcoal furnace to our own type of furnace, or the history of the apparatus of power production from the overshot water wheel to the modern power plant, or the history of transportation from the mailcoach to the airplane. The opening up of new markets, foreign or domestic, and the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from the craft shop and factory to such concerns as U.S. Steel illustrate the same process of industrial mutation–if I may use that biological term–that incessantly revolutionizes the economic structure from within, incessantly destroying the old one, incessantly creating a new one. This process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is the essential fact about capitalism. It is what capitalism consists in and what every capitalist concern has got to live in. . . . 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劳动者的预算清单,比如从1760年到1940年间的,并非简单的沿一条不变的路线而增长,而是经历了质的改变。类似的,典型农场之生产设备的历史,从轮作制的合理化到今天的机械化——以吊车和铁路相连——是一个革命的历史。钢铁工业生产设备从木炭炉到现代高炉的历史,或能源生产从上射式水车到现代发电厂,或运输业从邮递马车到飞机,皆是如此。国内或国外新市场的打开,以及从作坊到工厂到诸如美国钢铁的康采恩这样的组织发展,同样展示了产业变异的过程——假如可以用生物学术语的话——它反复不断的导致经济结构的革命,不断摧毁旧的、创造新的。这一创造性毁灭的过程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它是资本主义得以组成且每个资本主义康采恩赖以存在的基础…… Every piece of business strategy acquires its true significance onl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at process and within the situation created by it. It must be seen in its role in the perennial gale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it cannot be understood irrespective of it or, in fact, on the hypothesis that there is a perennial lull. . . . 每个商业策略仅在其所面临的背景和它所创建的局面中才具有真正的意义,这只能从它在创造性毁灭的持续风暴中所扮演的角色中才能看出,无视这一风暴或假定一切太平,是无法理解其意义的。 The first thing to go is the traditional conception of the modus operandi of competition. Economists are at long last emerging from the stage in which price competition was all they saw. As soon as quality competition and sales effort are admitted into the sacred precincts of theory, the price variable is ousted from its dominant position. However, it is still competition within a rigid pattern of invariant conditions, methods of production and form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particular, that practically monopolizes attention. But in capitalist reality as distinguished from its textbook picture, it is not that kind of competition which counts but the competition from the new commodity, the new technology, the new source of supply, the new type of organization (the largest-scale unit of control for instance)–competition which commands a decisive cost or quality advantage and which strikes not at the margins of the profits and the outputs of the existing firms but at their foundations and their very lives. This kind of competition is as much more effective than the other as a bombardment is in comparison with forcing a door, and so much more important that it becomes a matter of comparative indifference whether competition in the ordinary sense functions more or less promptly; the powerful lever that in the long run expands output and brings down prices is in any case made of other stuff. 首先需要抛弃的是关于竞争手段的传统观念,经济学家们总算已开始从唯价格竞争是见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一旦质量竞争和营销术被容许进入理论圣地,价格变量便从其统治宝座上被赶了下来。但是,竞争仍在一个由不变条件——特别是生产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所组成刚性模式下继续,实际上这几乎占据了全部的注意。但资本主义的现实图景并非如教科书所描绘的那样,是一种数量竞争,相反,竞争来自新商品、新技术、新的供给来源、新型组织(比如大规模控制单元)——这些竞争所具有的决定性的成本和质量优势,所打击的并非现有厂商的利润和产量边际,而是它们的生存基础;此类竞争的效果之不同于其它,恰如轰炸之不同于推门而入,其重要性足以令常规竞争的效果大小变得无足轻重;在长期推动产量扩张并拉低价格的强大杠杆,总是由其它东西构成的。 It is hardly necessary to point out that competition of the kind we now have in mind acts not only when in being but also when it is merely an ever-present threat. It disciplines before it attacks. The businessman feels himself to be in a competitive situation even if he is alone in his field or if, though not alone, he holds a position such that investigating government experts fail to see any effective competition between him and any other firms in the same or a neighboring field and in consequence conclude that his talk, under examination, about his competitive sorrows is all make-believe. In many cases, though not in all, this will in the long run enforce behavior very similar to the perfectly competitive pattern. 恐怕已无须强调,我们正在谈论的这种竞争,不仅存在,更是一种无时不在的威胁。其打击紧随着其警戒。商人即便在他独行无敌的领域同样能体会到身处竞争之中,他所拥有的地位,令政府调查专家在他和相同或相邻领域看不到任何有效竞争,从而断定他在接受调查时倾诉的竞争压力都只是哄骗。在许多(即便不是全部)案例中,这(种竞争压力)对行为所产生的长期效果非常类似于完全竞争图景。
饭文#P6: 火车票分销业务可先行开放

(不好意思,方案又变了,谁让我立场这么不坚定呢,切)

火车票分销业务可先行开放
辉格
2011年1月21日

每年这个时候,春运和火车票难买的问题都会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铁道部年复一年的承诺将解决买票困境,但承诺的一再重复证明了他们并未找出方案,数千万旅客的无数时间、精力和过年好心情,仍被无谓的耗散在嘈杂拥挤、风雪严寒和乏味绝望的排队之中,而观察家们,也仍在为该不该放开车票价格而争执不下。

作为躲过市场化改革的少数幸存者之一,铁老大和油老虎、电老虎一样,因其行政性垄断地位所带来的低效率和不对称市场地位,而广受消费者诟(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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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方案又变了,谁让我立场这么不坚定呢,切) 火车票分销业务可先行开放 辉格 2011年1月21日 每年这个时候,春运和火车票难买的问题都会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铁道部年复一年的承诺将解决买票困境,但承诺的一再重复证明了他们并未找出方案,数千万旅客的无数时间、精力和过年好心情,仍被无谓的耗散在嘈杂拥挤、风雪严寒和乏味绝望的排队之中,而观察家们,也仍在为该不该放开车票价格而争执不下。 作为躲过市场化改革的少数幸存者之一,铁老大和油老虎、电老虎一样,因其行政性垄断地位所带来的低效率和不对称市场地位,而广受消费者诟病,而在这些垄断国企中,铁路最完整的保留了计划体制;理想情况下,通过市场化和民营化改造引入竞争机制,无疑是最佳选择,但如同其他行业改革一样,这将是个漫长的过程,那么,在此之前,有没有其他选择呢? 许多经济学家都论证过,放开票价限制即可避免排队带来的无谓损耗,如他们所指出,价格限制虽然部分剥夺了铁路的垄断租金,但被剥夺的租金却并未被消费者所获得,而是耗散在漫长艰辛的排队中了,这是双输的局面;放开价格唯一损害的是黄牛的利益,但黄牛利益原本就没有法律保障,也没人主张要保护黄牛权利。 这一论证完全正确,问题是,开放价格所避免的无谓损失,全都变成了国企的垄断租金,消费者不用再排队,但支付了高票价,并未由此获益,如此,公众为何要支持这一政策呢?我们知道,设立公共企业的目的不是获取利润,而是为公众提供更好更廉价的服务,所以,国企凭借行政性垄断地位而获取的每一分垄断租金,在道义上都是不可取的,只要存在可行的途径,自然应返还给消费者或纳税人。 首先,可以剥离铁路的分销权,并将一级市场的票价冻结在现有水平上,将每个车次的车票按冻结价格分配给数十家民营票务公司,由后者以自主定价在二级市场上销售;分销权的剥离消除了铁路通过价格策略榨取消费者剩余的可能性,从而部分剥夺了垄断租金;这类似于现有的房地产市场,尽管土地一级市场仍是供方垄断的,但二级市场的开放和竞争相对于产销一体垄断的计划体制显然是个进步。 但是分销权的剥离只能部分地消除垄断租金,大部分租金将以一二级市场差价的形式落入分销商的口袋,这显然会让民众感觉不公平(尽管比由铁路一家拿走要公平的多);所以下一个问题是,如何将剩余的租金取出来返还给民众,这就涉及到分销权如何分配了。 最直观的办法是凭身份证全民抽签,抽中者可自由转让,不过这一做法太过娱乐性,政治上很难获得公众赞同;另一个办法是拍卖分销权,将垄断租金转为拍卖所得,并通过抵免税收返还给纳税人,但这一方案所依赖的税收透明性和立法约束,目前还不存在,因而难以让公众相信,剥夺下来的租金果真被返还了。 更省力也更容易被接受的方案,是让分销商以提供服务优惠的方式自动把租金吐出来,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获得分销权的机会和提供服务优惠的激励之间建立关系;比如,可以采用这样的分配机制:各大航空公司和公路/水路客运公司,或他们所组成的联合体,凡上年度客运总人次超出规定限额者,可按其客运量获得相应份额的分销权。 这样,分销商虽可从火车票差价中获得垄断租金,但他们为了获得分销权,将竞相压低其他客运方式的价格;最终,由于铁路以外的客运业是充分竞争的,在均衡点上,垄断租金将以改善客运服务或价格优惠的形式完全返还给消费者;实际上,这一方案通过激励关联,将铁路以外客运业的竞争性传导进了铁路客运。 政府投入巨资修建铁路并限制车票价格,想必不是仅仅为了帮助那些偏爱坐火车的人,而是为了整体上改善全体民众的出行条件;但以目前的制度安排,对铁路的巨额补贴并未能全部转变为民众的出行便利,而多半浪费在排队的艰辛之中了;上述方案,可以把对铁路的财政补贴均匀分摊到了各种交通工具上,不仅消除了排队,也会将客流更均衡的引导至各种出行方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