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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亲历一个身份符号的诞生过程~
【2021-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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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01】
@whigzhou: 一种治疗软骨发育不全症（achondroplasia）的药物最近三期临床试验，效果和安全性看起来都不错，软骨发育不全症是导致侏儒的主要原因（约占70%，其余多为生长激素缺乏所致），这预示着，侏儒症或许在一代人之内便会消失。
你可能会觉得，这当然是个好消息，错了，很多人表示他们并不开心，或至少十分担忧，包括几个侏儒协会的领导，侏儒权益活动家，研究侏儒身份认同及相关伦理问题的哲学教授……，详情可见卫报的这篇报道：
这个故事对我们理解平权运动，平权活动家，身份政治，当代进步主义……，都是一个极好的观察窗口，摘录几段颇有代表性的评论：
Leah Smith, a spokeswoman for Little People of America (LPA)——
People like me(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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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01】
@whigzhou: 一种治疗软骨发育不全症（[[achondroplasia]]）的药物最近三期临床试验，效果和安全性看起来都不错，软骨发育不全症是导致侏儒的主要原因（约占70%，其余多为生长激素缺乏所致），这预示着，侏儒症或许在一代人之内便会消失。
你可能会觉得，这当然是个好消息，错了，很多人表示他们并不开心，或至少十分担忧，包括几个侏儒协会的领导，侏儒权益活动家，研究侏儒身份认同及相关伦理问题的哲学教授……，详情可见卫报的这篇报道：
这个故事对我们理解平权运动，平权活动家，身份政治，当代进步主义……，都是一个极好的观察窗口，摘录几段颇有代表性的评论：
Leah Smith, a spokeswoman for Little People of America (LPA)—— People like me are endangered and now they want to make me extinct.
Mark Povinelli, president of the LPA—— the drug “is one of the most divisive things that we’ve come across in our 63-year existence”
Gillian Martin, a tutor and chair of the Restricted Growth Association, the British charity that supports people with dwarfism—— “people who are genuinely afraid of where this could lead”
Joe Stramondo, a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t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and a disability rights activist—— We recognise our situation as being one of oppression, and of being subjected to stigma as being the main source of our difficulty in the world. When you have that community, that sounding board, you’re going to have more pushback to a drug like this.
Erin Pritchard, lecturer in disability and education at Liverpool Hope University, who has achondroplasia—— But to get rid of my identity as a person with dwarfism, to make me grow so that I fit in society and I don’t get stared at, pointed out, laughed at, photographed, I think that’s where it gets problematic, because I should not have to change to fit in with a prejudiced society.
【2020-03-08】
又到了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节日，大伯照例又要说上几句。
你们知道，这些年女人节的一个热门话题是性别角色偏见，比如STEM女生少，必须是文化灌输的结果，让女孩子从小觉得自己不适合STEM，你要是不这么认为，就会被谷歌的男老板开除，所以为安全起见，我今天就不说STEM了，还是说说最近一年我玩的较多的桥牌吧。
像桥牌象棋围棋这种智力类竞技游戏，顶尖高手（比如世界排名前10或前20）中很少有女性，被认为史上最佳女棋手的Judit Polgár，巅峰排名也只是第8，所以，按规定，我们必须(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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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08】
又到了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节日，大伯照例又要说上几句。
你们知道，这些年女人节的一个热门话题是性别角色偏见，比如STEM女生少，必须是文化灌输的结果，让女孩子从小觉得自己不适合STEM，你要是不这么认为，就会被谷歌的男老板开除，所以为安全起见，我今天就不说STEM了，还是说说最近一年我玩的较多的桥牌吧。
像桥牌象棋围棋这种智力类竞技游戏，顶尖高手（比如世界排名前10或前20）中很少有女性，被认为史上最佳女棋手的Judit Polgár，巅峰排名也只是第8，所以，按规定，我们必须认为社会对女性下棋打牌存在偏见，而且这一偏见确实影响了女性的参与和发挥。
唯一的问题是，这跟大伯看到的事实恰好相反，我们俱乐部里女牌友占多数，而且成绩明显比男的更好，Top20里女的占13。
原因之一容易想到：男人寿命短，而在我们乡下，桥牌基本上是中老年游戏，但这并不是唯一原因，从种种相关线索看，大伯我认为，桥牌在我们这地方吸引了更多女性，正是因为性别角色差异，因为桥牌算得上是一种文绉绉的略高雅活动，而依我的观察，这边乡下有一种文化倾向：大部分文绉绉的高雅活动都是留给女人的，比如比桥牌更加文绉绉的读书俱乐部，清一色老太太，有次几位老太太跟我介绍她们俱乐部的活动，一位老公好不容易插上一句嘴——『是不错，可以喝掉好多酒』。
我认识一位农民养了几匹马，但从来没见他骑过，后来终于明白了，是给他老婆练盛装舞步的，他只管喂草和铲马粪。
照理说，这种文化下，女牌手应该既多又强了对吧，小地方确实如此，全局看并不是，为欢庆节日，大伯我特意做了点小研究，Top20的女性比例随级别而递减：我们俱乐部13/20，维州6/20，全澳洲4/20，全世界0/20。
道理很简单，论平均智力，两性差不多，或许女性还略高，可是男性的分布方差大啊，所以钟形曲线两头的尾巴都更肥，于是越靠近顶尖，女性比例越低。
那么，这一事实有没有降低女人的打牌热情呢，有没有影响她们的打牌表现呢？好像没有，她们都玩的很开心，看她们玩的很开心，我也很开心。
【2017-09-05】
从坦慕尼协会开始，民主党就惯于玩弄族裔/身份政治，身份政治是颇为有效的选票动员手段（尽管通常会变得很卑劣），但它有个问题：如果玩得太成功，就会要了自己的命，因为它奏效的前提是，在用victim叙事动员各种少数派的同时，多数派因有着足够的安全感而不感兴趣，可当它过于成功时，多数派不可能永远保持安全感。
你大可以通过victim叙事把少数民族、同性恋者、单身母亲、非法移民、流浪汉、囚犯……一个个转变成你的铁票仓，但要赢得大选，就必须确保主流人群不怎么关心这些议题（甚或因朴素同情心而对你产生好感(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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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05】
从坦慕尼协会开始，民主党就惯于玩弄族裔/身份政治，身份政治是颇为有效的选票动员手段（尽管通常会变得很卑劣），但它有个问题：如果玩得太成功，就会要了自己的命，因为它奏效的前提是，在用victim叙事动员各种少数派的同时，多数派因有着足够的安全感而不感兴趣，可当它过于成功时，多数派不可能永远保持安全感。
你大可以通过victim叙事把少数民族、同性恋者、单身母亲、非法移民、流浪汉、囚犯……一个个转变成你的铁票仓，但要赢得大选，就必须确保主流人群不怎么关心这些议题（甚或因朴素同情心而对你产生好感）而继续关心更直接影响他们生活的传统议题，一旦这一条件丧失，就完蛋了。
换句话说，当你玩的太成功时，就动员出了一个自己的敌人，因为现在轮到他们觉得自己才是victim了。
这一原理在美国尤其成立，因为（1）美国太强大了，你很难说服选民相信美国人是国际关系中的受害者，2）美利坚民族太大太特别了，你很难说服选民相信美利坚民族正在受周围大民族的压迫，所以那些小国能玩的花招在美国行不通。
川普的下贱之处就在于，他完全是顺着民主党的套路在玩，只不过换了个动员对象。
旨在动员少数群体的身份政治，玩过头就会变成对主流群体的反向动员，比如你想讨好穆斯林，可以在开斋节公开问候，可以呼吁为穆斯林设立公共假日，可当你头脑发热到去攻击圣诞节时，就会产生反向动员效果了，可是身份政治会顺着政治正确的方向自动滑坡，活动家们一旦得手总会变本加利，不可能操控自如。
自动滑坡的原因是，活动家和政治家必须为自己不断创造议题从而能够表现出他正在持续推进某个议程，同性恋合法化了就收手吗？显然不能，我不能让这个议题消失，否则我就失业了。
好在川普为自己找台阶的脸皮和想象力都是一流的，这一点我们不必替他担心 。
其实这件事情更有想象空间也更有趣的地方是，它可能会促使以色列下决心打击伊朗，当美国作为担保人的信誉破产之后，这是他们的唯一选择。
身份焦虑也是繁荣的动力
辉格
2013年12月28日
我从未料到会有这样一本书，它谈论的是美国社会，其中观点却更适用于当前中国社会，但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出版于1983年的《格调》（Class: A Guide Through the American Status System），却恰恰是这样；他对美国中产阶级身份焦虑的刻薄描绘，至少在今天看来已相当过时，而他所推崇的“另类”生活态度，则随着自由职业群体的扩大和“蜜罐一代”的成年，也早已算不上另类。
倒是在中国，我们随处都能真切感受到他所描绘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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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焦虑也是繁荣的动力
辉格
2013年12月28日
我从未料到会有这样一本书，它谈论的是美国社会，其中观点却更适用于当前中国社会，但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出版于1983年的《格调》（Class: A Guide Through the American Status System），却恰恰是这样；他对美国中产阶级身份焦虑的刻薄描绘，至少在今天看来已相当过时，而他所推崇的“另类”生活态度，则随着自由职业群体的扩大和“蜜罐一代”的成年，也早已算不上另类。
倒是在中国，我们随处都能真切感受到他所描绘的中产焦虑，城市白领勒紧裤带只为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对借以彰显身份的消费品牌和时尚元素的追逐近乎狂热，父母乃至祖父母为帮助子女实现中产梦不惜倾囊而出，大学毕业生宁可挤在大城市地下室忍受失业和低薪也不愿接受一份工资高得多的蓝领工作。
中产阶级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所以就过得很累，比如在谈论一件商品或作品时，特别重视那些符号性的元素：它是属于什么风格什么流派的？够不够纯正和正宗？真的是纯手工制作吗？而不是它们带给自己的直接感受：味道真好，听着真舒服。
因为和直接感受相比，符号更适合用来标示身份；很多人即便在试图显示自己的品味、个性和思想深度时，也要借助某个符号化的名人，因为他们自己实在没什么品味、个性和思想，这一点，看看每本畅销书上都有的腰封就知道了。
不过，尽管中产阶级被福塞尔贬得一无是处，我倒想为他们说几句公道话；首先，福塞尔的描述显然带着严重的偏见，毒舌并不只是他的风格，因为他几乎从不把这条毒舌指向他所划分的最上面那两个等级，而他推崇的另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需要很有钱的贵族”。
总体上看，中产阶级确实很焦虑，活得很累，而且这确实是因为他们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但这未必是坏事，只要没有达到病态的程度，这种焦虑也是文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有些人有着明确而坚定的价值观，可以不依赖外部激励而持续追求自己的目标，但这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对于大多数人，努力工作需要一种价值氛围和外部激励。
正是因为在意别人看法，他们才勤奋工作，努力维持一个体面生活，才辛苦攒钱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以便未来出人头地或至少也过得体面；也正是因为在意别人看法，他们才处处谨慎，精打细算，不去赌博酗酒染上毒瘾，及时归还贷款，不让自己面临失业和破产的危险，以免失去好不容易维持着的地位；也正是对体面的需求，才让他们在当今福利社会中保持着对接受施舍和领取福利的羞耻感。
更重要的是，正是因为在意别人看法，他们才更尊重社会规范，重视个人声誉，小心处理人际关系，谨守习俗和法律，因为道德规范正是在人们相互注视、评价和对交往对象的选择之中形成并得以维持的，所以福塞尔也承认，中产阶级最守规矩也最重视道德——尽管他不认为那是个优点。
焦虑所带来的压力，就像推动生物进化的生存竞争和选择压力，也推动着文明进步，说明这一点的最佳例证是维多利亚时代，从狄更斯等人的作品中不难看出，那时候的身份焦虑同样普遍而强烈，但正是这种焦虑，塑造了极富进取心的维多利亚企业家，积极向上的维多利亚个人主义，严谨的维多利亚道德观，还有理性、克制、富有荣誉感的维多利亚绅士，与之相应的，是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繁荣与进步年代。
当然，焦虑不一定带来繁荣，不同的制度环境会将其引到不同的方向上，对身份与地位的渴求可能激励人们积极创业、努力工作，也可能促使他们去考公务员、攀附权贵、谋求加官进爵，更多的人会选择哪个努力方向，还要看制度环境所提供的、让人们可以借以向上爬升的社会阶梯中，哪条更宽阔、更易于接近、更有前途。
【2011-10-13】
@whigzhou：在印度，某些行业为高级种姓所禁忌，只有低级种姓或贱民才会从事，在现代化过程中，当一些这样的行业需求大增、繁荣起来时，可以想象，从事其中的贱民将意外的获得较没有行业禁忌时高出不少的报酬，这高出的部分不妨称之为“贱民红利”。
@whigzhou：当今中国劳动力供给急剧萎缩的情况下，似乎存在类似的现象：劳动供给萎缩对不同劳动市场的价格影响是不对称的，那些在新的城市文化价值体系中被视为卑下的工作，劳动价格上升将更为迅猛，比如，目前矿工/建筑工/快递工的工资水平，大概已远远超过所谓白领中的低端水平。
@whigzhou：考虑到造成这一(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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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13】
@whigzhou：在印度，某些行业为高级种姓所禁忌，只有低级种姓或贱民才会从事，在现代化过程中，当一些这样的行业需求大增、繁荣起来时，可以想象，从事其中的贱民将意外的获得较没有行业禁忌时高出不少的报酬，这高出的部分不妨称之为“贱民红利”。
@whigzhou：当今中国劳动力供给急剧萎缩的情况下，似乎存在类似的现象：劳动供给萎缩对不同劳动市场的价格影响是不对称的，那些在新的城市文化价值体系中被视为卑下的工作，劳动价格上升将更为迅猛，比如，目前矿工/建筑工/快递工的工资水平，大概已远远超过所谓白领中的低端水平。
@whigzhou：考虑到造成这一不对称的文化体系不会在短期内逆转，贱民红利在未来十年恐怕还会继续扩大
@whigzhou：而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高额红利的持续存在，最终将改变人们的价值观
【2013-07-30】
@whigzhou: “总计工作147天，涂建赚了4万元钱，瘦了24斤。算下来，这个木工的日均收入约272元。” http://t.cn/zQMFKJ4
@局外人c的空间:就我的观察，建筑工地从事基本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的工人，几乎没有三十岁以下的，而且，大龄女工增长幅度很大。
@whigzhou: “大龄女工增长幅度很大”——嗯，我也是在看到这一点后才注意这事的
@局外人c的空间:种姓制度本源于行业保护，主要是手工业行业。现在中国体力劳动价格上涨，是价格回归或者初步富裕社会一定出现的现象。实际上，若论增长幅度，低技能的所谓“平工”增长最大，就是说，辛苦程度越高、越危险，则工资越高
@whigzhou: 嗯，这与机器渗透的特征也有关系，机器替代最多的是中等技能者
@whigzhou: 这是因为，机器最难替代的，反而是那些“是人都会做”的事情，基础认知能力是个大难关，这个了解AI历史的人都知道
@局外人c的空间:在我看来，如果中国能够保持现在的建筑规模的一半，未来就会出现建筑业机械化自动化的发明高峰，将来可能人人戴一个谷歌眼镜来干活，无需图纸。原来很多普工从事的工作，现在很多接近消失，比如人工挖土，捡拾废旧材料等等
@whigzhou: 我觉得更可能消失的是技工而不是普通壮工
@whigzhou: 技术和产业发展的趋势将是，技能和知识的分布从施工和制造环节向装备、设计和组织环节转移
高考折射出的身份焦虑
辉格
2012年6月12日
每年高考，家长好像都比孩子更紧张，而且表现的一年比一年夸张，拥挤在大门口守候已是稀松平常，为调整状态提前一两个月到宾馆开“备考房”，全家出动当保镖护卫孩子赴考场，迟到了跪求门卫，甚至对附近马路实施“交通管制”，“我们家孩子今天高考”俨然已成为要求邻居和市民给予特权待遇的响亮理由。
有人说，家长对高考如此紧张，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上升通道狭窄，且多半已被特权阶层垄断，留给普通大众的进身之阶只有高考这座独木桥了，而且，诸多个人发展机会中，唯有高考算是机会较均等(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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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折射出的身份焦虑
辉格
2012年6月12日
每年高考，家长好像都比孩子更紧张，而且表现的一年比一年夸张，拥挤在大门口守候已是稀松平常，为调整状态提前一两个月到宾馆开“备考房”，全家出动当保镖护卫孩子赴考场，迟到了跪求门卫，甚至对附近马路实施“交通管制”，“我们家孩子今天高考”俨然已成为要求邻居和市民给予特权待遇的响亮理由。
有人说，家长对高考如此紧张，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上升通道狭窄，且多半已被特权阶层垄断，留给普通大众的进身之阶只有高考这座独木桥了，而且，诸多个人发展机会中，唯有高考算是机会较均等、程序较公平的；这一看法抓住了高考的社会功能，和古代科举制一样，高考确实是保持社会流动性的一条相对公平的上升通道。
但这并未解释为何人们会如此紧张，通道的狭窄、机会的渺茫，未必是紧张和焦虑的理由；80年代的社会流动性更差，当时所有人都被牢牢束缚在计划体制和户籍制度中，改变职业、经商创业、从农村迁居城市、移民出国，几乎没有可能，高考是普通人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况且，当时的高考录取率比现在低得多，这座独木桥远比现在拥挤，但那时考生的父母却没现在这么紧张。
其实，假如改变命运的机会过于渺茫，考中进士就像彩票中头奖，人们反倒会将之视为可遇而不可求的幸运，不会太为它而操心和焦虑；假如你所在社区中隔好几年才有一个幸运儿出人头地，你多半不会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相反，假如从小与你玩泥巴的孩子现在一个个都出息了，发达了，有头有脸了，宝马别墅了，你才会觉得很紧张。
所以，如今社会普遍存在的紧张和焦虑，恰恰是过去二三十年社会流动性剧增的结果，原本僵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瓦解了，动荡之中，人们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社会定位，此时机会之门似乎都开放着，全看谁更眼明手快、身手敏捷、拼抢积极了。
这情形让人想起维多利亚时代，中世纪西欧封建制度下，等级森严，社会流动性很低，平民们反倒安于自己的地位和命运，工业革命后，各种新职业新阶层迅猛崛起，新贵大量涌现，原有等级结构再难维系，此时人人都在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焦虑。
旧贵族要标榜他们的古老荣耀，新贵要证明自己配得上刚刚挤进去的那个上流社会，中产阶级也努力成为合格的绅士淑女，这一集体焦虑最终推动形成了严谨、刻板、还时常有些虚荣和伪善的“维多利亚道德”的社会规范，这在当时的文学特别是狄更斯的作品中，被刻画的淋漓尽致。
无论你喜不喜欢，身份焦虑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它塑造着人们的价值观和消费偏好，并重新确立社会关系和交往规范；为了在一个更高的地位上立足，证明自己配得上新的身份，人们努力工作挣钱，拼命储蓄，使劲消费，正因为人们对子女未来身份要求更高，也因为他们觉得必须给孩子最好的东西才对得起自己的新身份，他们才大喊养不起孩子了，尽管收入已比老一辈增加了好多倍，而且越是高收入者喊的越响。
理解这种身份焦虑，进而观察它如何驱动人们作出反应，有助于我们看清他们的经济行为，为何一方面拼命储蓄，而在某些消费项目上却毫不迟疑的一掷千金？为何拥有一套房产如此重要？为何女性择偶如此看重物质？为何供养能力显著提高却不肯生孩子了？简单一句“虚荣心”会让你错过重要的东西，任何虚荣，仅当有关文化价值尚未确立时才是虚荣的，价值一旦确立，它就是风格、品位和传统了。
【2011-09-11】
#读史笔记#永佃制和田骨/田皮的分化看来是税负不确定性所促成的一种产权创新，同一块田，由不同人持有，税收负担是不一样的，在缙绅手里不用交丁税（丁税其实早已不是人头税，而是土地税的一部分了），即便摊丁入亩之后，缙绅有能力抵制绝大部分陋规和勒索，而庶民则不行
并且其中的差异是高度个人化和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必定会成为产权流动的障碍，而田骨/田皮之分可以克服这一障碍，它把税负不确定性留在了田骨上，让缙绅持有田骨而谋取低税率，而让田皮获得高流动性，进而实现资本化。
缙绅庶民的税负差异，很好的体现在缙绅“包揽钱粮”这一屡禁不绝的现象之中，通过为庶民包揽(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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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11】
#读史笔记#永佃制和田骨/田皮的分化看来是税负不确定性所促成的一种产权创新，同一块田，由不同人持有，税收负担是不一样的，在缙绅手里不用交丁税（丁税其实早已不是人头税，而是土地税的一部分了），即便摊丁入亩之后，缙绅有能力抵制绝大部分陋规和勒索，而庶民则不行
并且其中的差异是高度个人化和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必定会成为产权流动的障碍，而田骨/田皮之分可以克服这一障碍，它把税负不确定性留在了田骨上，让缙绅持有田骨而谋取低税率，而让田皮获得高流动性，进而实现资本化。
缙绅庶民的税负差异，很好的体现在缙绅“包揽钱粮”这一屡禁不绝的现象之中，通过为庶民包揽纳税事宜，他们可以从税负差异中赚取“身份地位租金”，但这么做是非法的，有很大风险，相比之下，田骨租金性质相同，但安全的多
这一思路让我将下列几个现象串起来了：1）永佃制盛行于江南；2）江南缙绅势力强大，原因是科举功夫了得，翰林/进士一抓一大把，举人/秀才更是无数；3）江南自耕农比例远低于其他大区；（对此以前见到的解释都是其他思路，如官府没收的官田多，做官经商发财的多，因而土地兼并严重，等），但假如将田皮拥有者计入自耕，该比例大概会提高不少）4）江南士绅在包揽词讼、钱粮和漕粮方面，都特别起劲，影响也大
【注】当时在读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
关于消费离散性，Bear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看法：
消费为什么会离散？我的结论是因为供给离散化。在商品话的社会中，同类不同质的商品供应并不连续。比如在上海, 不少人下班回家，要么坐公车，只要两块钱但能挤出屎，要么打车，但要40多块，不存在中间状态，想出10块钱舒服点回家是完全不可能的。其他商品虽然没有那么极端二分，但也大多类似。供给离散化是因为商家和商品种类是有限的。假设商品的价格和质量一一对应地正相关，把所有可能的价格\质量看作一条线，不妨命名为“供应线”， 商家只能在供应线上的几个点供应商品，不妨命(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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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消费离散性，Bear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看法：
消费为什么会离散？我的结论是因为供给离散化。在商品话的社会中，同类不同质的商品供应并不连续。比如在上海, 不少人下班回家，要么坐公车，只要两块钱但能挤出屎，要么打车，但要40多块，不存在中间状态，想出10块钱舒服点回家是完全不可能的。其他商品虽然没有那么极端二分，但也大多类似。供给离散化是因为商家和商品种类是有限的。假设商品的价格和质量一一对应地正相关，把所有可能的价格\质量看作一条线，不妨命名为“供应线”， 商家只能在供应线上的几个点供应商品，不妨命名为“供应点”。一旦有商家在该“供应线”上找到一个新的“供应点”，这个新的供应点上的净收益超过某个已存在的供应点，那就是一种创新，新的供应点将淘汰旧的供应点。最终，商家们会找到最优的几个供应点，使得新的供应点无法“入侵”。如果是写论文的话，可以数学建个模找出最佳供应点。现在先不纠结在数学模型的问题上，仅看结论--商品经济的供应点不是连续的。假如不是商品经济呢？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或狩猎经济中，供应方和消费方是同一个人。这人每出现一种新的需求，他就可以找相应的“供给”来满足。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认为供给是连续的。供给不离散化，那消费也就不会离散化了。
确实，许多因素都可以导致消费的离散化，比如商品在技术/工艺上的不可分割性，分割的不经济，交易费用对可分割性的限制，等等，这是个有意思的话题，但所有这些供给和交易方面的因素所导致的离散化，不是我的假说所针对的，那是另一个课题。 我所关注的，是那些消费者主动、刻意造成的离散化，用黑话说，那是群体行为自组织的结果，即，一个群体中消费行为的分布不是杂乱随机的，而是自动汇聚成了若干清晰可辨的条带，条带之间存在着足够宽的空白，所以，即便供给是完全连续的，消费仍将是离散的。 我还没想到一个合适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假说，所以就用了“消费离散性”这个宽泛的词，其实我的意思要狭窄的多；具体的说，人们标示自己身份和识别他人身份这两种行为的复杂互动，最终形成为数不多的若干种生活方式，个人的具体消费行为/消费量、商品类型/质量/价格，都被组织在这些生活方式之下。 当然，那些自我认定于同一种生活方式的人，他们的实际消费行为也是有很大差别的，但重要的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共同认定，对他们的行为构成了方向明确的动力，而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解和解释人们的行为大有帮助，这一帮助不限于消费行为，也适用于储蓄、借贷和就业等等方面，正如我在之前的文章里已经提示过的。 这一点很像道德规范，尽管每个人的日常实际行为与规范之间的距离千差万别，甚至有些规范实际上很少有人遵守，但人们心目中对规范的理解和认定却大致相仿，所以，即便没人遵守的规范，也是有实际意义的，它对人们的行为构成了一种方向明确的动力，因而可帮助我们理解和解释行为。 有意思的是，道德规范也是一种离散化的结果，它是对他人行为之期望的离散化，而且也与身份有关，这一离散化的结果，使得三人以上博弈变得简单，这个话题以后再细谈。 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交易不发达的社会，消费的离散性反而更突出，传统社会是很僵化的身份等级社会，个人的消费组成在更大的程度上被其身份所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