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8-15】
@whigzhou: 历史学(按年代和文明而分的)各领域,方法论差异极大,乃至形成不同学派,这种分化的主要原因,依我看,是可得材料的数量和性质差异,材料少的可怜时,研究者必须放宽视野,从更一般原理做推断,拟构出最合理的假说,材料多而难懂时,则侧重于解码,材料多而质量差时,则重考据,至于量化研究……
@whigzhou: 那些在特定领域选定或创造了适当方法论的历史学家,便有机会成为该领域之宗师,与其方法论所对应的禀赋、旨趣(more...)
【2015-08-15】
@whigzhou: 历史学(按年代和文明而分的)各领域,方法论差异极大,乃至形成不同学派,这种分化的主要原因,依我看,是可得材料的数量和性质差异,材料少的可怜时,研究者必须放宽视野,从更一般原理做推断,拟构出最合理的假说,材料多而难懂时,则侧重于解码,材料多而质量差时,则重考据,至于量化研究……
@whigzhou: 那些在特定领域选定或创造了适当方法论的历史学家,便有机会成为该领域之宗师,与其方法论所对应的禀赋、旨趣(more...)
【2020-10-09】
@whigzhou: 听了个podcast,是Russell Roberts请Pete Boettke谈奥派经济学,谈到奥派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坚守时,两人就兴奋的不得了,沆瀣一气的大肆攻击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偏离者,其中Roberts的一句话最具代表性,翻译个大概:你不能说国会决定如何如何,国会没能力做决定,做决定的是一位位议员,集体决定只是从众多个体行动中涌现了出来而已。
直让人忍俊不禁,不知道把国会换作公司他们会怎么说。
而且持这种想法的人在奥派和libertarians里确实很多,这是个老话题了,不过既然提起,不妨(more...)
【2016-07-25】
@whigzhou: 以统计学方法为主导的研究有个问题是,容易让人忽视一些有着根本重要性但又缺乏统计差异的因素,比如身高,在一个儿童营养条件普遍得到保障的社会,研究者可能会得出『营养不是影响身高的重要因素』的结论,并且这一结论可能在很多年中都经受住了考验,直到有一天,某一人群经历了一次严重营养不良……
@whigzhou: 在可控实验中,此类问题可以通过对营养条件这一参数施加干预而得以避免,但社会科学领域常常不具备对参数进行任意干预的条件,只能用统计学方法来模拟可控实验,可是(more...)
【2015-06-11】
@格林黑风:请问如何看待“科学界主流意见”?在温室气体事件中丁院士反驳“科学界有主流意见吗?”在转基因事件中某科学家告诉代表科学界主流告诉崔永元转基因无害(然后崔代表传媒界主流质疑这个结论
@whigzhou: 主流意见是指占多数的一群人就某问题所表达出的共同信念,是可以在经验上检查的,因而是有意义的
@whigzhou: 诉诸主流意见是一种合理的论证方式,但这种论证不是逻辑推导,实际上我们平常见到(包括在学术著作里看到)的绝大多数论证都不是逻辑推导,而是一种“说服你相信”的论证,由于有N种理由可以让你相信一件事,所以论证也可以从N个方面入手,因为某个意见是主流而相信它,并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
@whigzhou: 我们常听到对各种所谓“逻辑谬误”的批评,比如这份清单里的 http://t.cn/R2WYSVv 问题是其中罗列的许多方法,其使用者根本无意做逻辑推导,称之为逻辑谬误是不得要领的。当然这不是说它(more...)
【2014-09-17】
@whigzhou: #读史笔记#制度差异也有遗传基础吗? http://t.cn/RhaF5zX 不同文明与社会何以表现得如此不同,是个长久以来发人深省的问题;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曾给出一个异想天开的便捷解释:气候与土壤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制度;19世纪的人类学家开始用科学方法对待这个问题,满世界观察和描述各民族……
@whigzhou: 最后两节有点突兀,其实我想说的是(篇幅不够没说清楚):人们对证据强度的要求,是“他们需要(more...)
【2012-07-10】
@whigzhou: 科学与应用 http://t.cn/zWVIgd2 读书会上,有朋友提了个问题,大意是:像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虽说能解释一些现象,可对于社会这等无比复杂的系统,既做不了靠谱的预测,也难以预见某项行为的后果,那么这些知识到底有什么实用价值?(比如对经营与投资者)……
@legalwolf: 预测不是经济学的任务
@whigzhou: 预测与解释是一码事,拒绝预测也就拒绝解释,任何解释都包含某种一般原理,而一般性即意味着它适用于符合某种相似性的未知事实,除非你否认该一般原理的时间一致性,未知事实当然包括未来事实
@whigzhou: 许多人反感经济学做预测,其实针对的是某些人草率(more...)
【2012-07-07】
@IvanZhai 推特:@Vela1680 问题就严重在,现在生育率就达到2,也需要20多年才能形成生产力,晚了!哈哈 这会不光是TG,全体支那人都把自己玩进去了。@whigzhou @学经济家 怎么看?
@whigzhou: 嗯,这是我一直以来的看法,见 http://t.cn/hbPeNK http://t.cn/aBt4ML 很奇怪这么简单的算术问题为啥很多人楞不明白
@jwyxr 如果抛去对自由的信仰不谈,在人力资源减少的时候,是不是正是提高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的好时候呢?
@whigzhou:(more...)
(非常感谢各位对我讨论经济学方法论那篇文章的认真评论,不过我现在实在没有时间仔细回应,先把下面这段文字贴出,它演示了我心目中的方法论困境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不得不继续沿用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手段,而不足之处只能暂时用一些温和的方式来作出修补,主要的修补方法是“商品识别”;这个办法不是我发明的,比如有人在解释炫耀品[1]时就用过,炫耀品是对价格理论的致命挑战,因为它至少在表面上违背了价格上升需求下降的规律,修补的办法是:把价格上升前后的商品视为两种商品,因为它的炫耀功能变了,价格当然可以不一样了。
问题是,这个口子一开,凡是碰到价格理论无法解释的商品,都可以归为炫耀品,它就成了万能膏药,但科学理论是禁止万能膏药的;所以,必须有一个标准来认定什么商品才是炫耀品,并说明,多大的价格差距才能让价格变化前后的商品变成两种,经济学本身显然无法提供这样(more...)
(这是《自私的皮球》最后一篇,有点长,且可能冒犯很多人,很多很多,慎入)
今天,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大概都会相信,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但假如我们仔细探究一下,这一点极为可疑。
从历史上看,早期学者研究经济学的动机和人们对它的期待,和现在人们所理解的经济学十分不同,当时它基本上被视为一门治国术;这并不奇怪,实际上启蒙运动之前的社会学科差不多都是治国术,而在古典时代,甚至连许多哲学都是治国术,因为那时候,此类知识的主要消费者就是君主。
在词源上,“经济学”的希腊文[1]原义是家政管理,是教贵族如何经营家族财产和生意的,相当于现在的企业管理和私人理财学问;近代经济学的发端同步于民族国家的兴起,起初就是帮君主理财和研究如何增进君主财富的,所以不难理解,早期经济学为重商主义所垄断,因为那时候的君主们国家观念还很微弱,都把统治看作其家族和个人的事业,把它当作一门生意来对待,而作为生意人,自然最关心如何让自己的商品获得最大销路,而尽量阻止竞争者的商品进入自己的领地。
后来,当民族国家逐渐成型,主权边界日益稳定,领地不再随嫁妆、馈赠或赔偿而被随意分割转让,君主们也开始意识到,君主的富有根本上依赖于国内经济的繁荣和国民的富有,首先明确阐述这一思想的是威廉·配第[2],他引入了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的概念,并动手设计了一些统计方法。
接下去的变化是关键的,光荣革命和启蒙运动扭转了政治伦理,以君主个人利益为政策辩护不再拿得上台面,新的伦理要求政策服务于和平、自由、公正和幸福等攸关国民福祉的目标;由此,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也由君主的经营策略转向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分析,实际上,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论述,很大程度上是对此前占主导地位的重商主义所做出的反应,与政治伦理的扭转相一致。
但这样一来,就面临一个困扰经济学至今的要命问题:如何衡量繁荣、富裕或幸福?也就是价值度量问题;重商主义者答案很简单:金钱,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帮助君主经营,衡量其成效的自然就是利润,简单的办法是看看国库里的钱是多了还是少了;但对个体和企业适用的方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却无效,启蒙学者都认识到,货币只是交易媒介,其数量对个人意味着财富,对整个社会却只是个数字而已。
配第的答案是土地和劳动,斯密则是谷物和劳动,而李嘉图最终归结为单一劳动价值论,现在我们知道,劳动价值论对解释价格和分配机制没什么用处,不过好在当时经济学的形式化和定量分析还很粗糙,这个bug并未造成严重困扰;另一个答案则是边沁和穆勒的功利主义[3],他们把价值标准定为“最大程度的快乐”,不过与李嘉图的“必要劳动”一样,边沁和穆勒都无法说明如何度量“快乐”,更不要说如何加总了。
问题是,功利主义严重挑战了当时主导思想界的古典自由主义,它直接指向了个人主义的道德哲学基础——主观价值论,即,个人的快乐和幸福只能由他自己判断,而不能由别人替他判断,并且,除非他本人愿意,个人价值不能按任何客观标准被其他东西所替换,包括其他个人的价值,而这种可替换性是可加性的前提,因而价值是不可加总的。
假如承认价值是客观的,并且可以加总,那么,由一个中央权威来决定每个人如何支配自己的财富、该生产和消费些什么,在道德上就是合理的;日后的发展证实了这一担忧,正是从边沁开始,基数效用论、积极自由、社会福利、甚至动物福利[4]等等概念被放出了潘多拉盒子,福利主义思潮日益壮大,为20世纪的政府大规模扩张提供了理论武器。
当客观价值论的现实含义日渐浮出水面,特别是马克思把劳动价值论发扬光大为对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全面批判之后,古典主义者作出了反应,结果就是边际革命[5];从哲学上看,边际革命最根本的贡献在于,它在保留主观价值论的前提下,为经济学找到了一种福利度量方法,从而使其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边际学者尽管沿用了边沁的“效用”概念,但抽去了功利主义者所暗示的客观性和基数含义。
为此,边际学者只引入了一个很弱的中立假定:人不会作出与其偏好相矛盾的选择;由此得出三条基本度量方法:1)假如你用一个苹果换回一个橘子,表明这个橘子对你的价值比这个苹果高;2)假如你选择保留五个苹果和三个橘子,表明第五个苹果和第三个橘子对你的价值是一样的,且这五个苹果和这三个橘子对你的价值也是一样的[6];3)当至少一个人的福利改善,而其他所有人的福利没有下降时,即可判定社会总福利水平提高了。
第三条就是著名的帕累托判准[7],它为经济学作为一种制度和政策评价工具奠定了符合主观价值论的伦理基础;然而,尽管边际学派非常漂亮的解决了方法论问题,构建了逻辑井然的理论,新古典主义因此也获得了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但实际上,帕累托判准是否真的有用,是十分可疑的。
小橘子问:“既然有此文和关于帕累托最优不存在的那篇文章,我不理解你为什么会是自由信仰者。”
我不太确定她说的“自由信仰”是指什么,本来想等她澄清后再回答,不过临睡前转念一想,其实无论她指的是什么,我都很愿意回答,而且我觉得最好连同她没指的那些可能性一起回答,所以还是决定答完再睡,免得影响明天上午的回笼觉。
要说自由主义先得说说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有两种,方法论个人主义和价值观个人主义,先说第一个,它的意思是:将且仅将个人视为行动主体(或决策中心、或合格参与者、或成本/收益计算主体,等等,术语体系不同,差不多都是一个意思)。
与此相对的是方法论结构主义,意思是由群体所组成的有机结构才是合格的主体,因而才是分析的对象,离开结构,个人和个体行为无法得到理解。
以前,我是坚定的方法论个(more...)
小橘子问我“对交易成本、制度经济学、科斯、布坎南、阿尔钦、威廉姆森有何评价”,这问题对我本人挺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我的一次思想转变。
交易费用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我都挺喜欢的,特别是在04年之前,制度是我愿意终生关注的课题之一,而交易费用和科斯定理的引入是很大的突破,不过,相对于我的期望,它们是不能让我满意的,只能满足我的一小部分解释需要,大致上,他们只能在大的制度框架下解释“小制度”,比如合约安排、交易方式、产权边界和执行机制,等等,但依我看,他们对于“大制度”(比如习惯法、宪政结构、产权起源)和大跨度的经济史,是无能为力的。
举个例子,上述局限其实在张五常身上就表现的很清楚,他把交易费用概念扩大为制度成本,试图以此获得对大制度的解释能力,可是这样一来,新制度经济学反而变成虚谈了,无所不包的交易费用是无法度量的,因为坏的制度所带来的最巨大的“成本”是让大部分技术条件所允许的交易根本没有发生,成本度量就无从谈起,这一点,你看看他对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的评论再仔细推敲一下就不难发现,我许多年前在万科论坛上就谈过这个问题,也是从那时候我开始了怀疑。
实际上,看新制度经济学以往的研究,对一项具体制度安排的分析,基本上都需要以存在一个大致上有效的市场为前提,即,存在基本的产权制度和自由交易条件,若没有一组相关市价做参照,成本/收益的度量就不可能,相比之下,博弈论的分析起点条(more...)
最近科学方法论的话题又被提了起来,尽管我时不时会谈论一下科学哲学和方法论,但假如让我做一个全面阐述,或为全面深入学习列举一份适当书单,还是感觉力有不逮,毕竟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不过,在有所心得时拿出来推荐和讨论一下,我是很乐意的。
我自己在这方面的阅读和清理过程十分困难曲折,花了好多年(中间得到大诗指点,虽三言两语,却受益终生,在此聊记感激),不是典型,大概也不值得模仿。
多数朋友大概不会有兴趣从休谟甚或柏拉图开始到6、70年代的哲学家从头到尾读一遍,但离开某些背景的话我又想不出该如何说明库恩和拉卡托斯到底在说些什么,不过我现在想到一个可能有效率的办法,就是直接去看科学方法论上的长足进展所结出的一些果实,这样可以比较直观的体会其背后的哲学基础的价值所在。
以前称赞过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中用一专章(第一卷第一章)交代自己的(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