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8-15】 @whigzhou: 历史学（按年代和文明而分的）各领域，方法论差异极大，乃至形成不同学派，这种分化的主要原因，依我看，是可得材料的数量和性质差异，材料少的可怜时，研究者必须放宽视野，从更一般原理做推断，拟构出最合理的假说，材料多而难懂时，则侧重于解码，材料多而质量差时，则重考据，至于量化研究…… @whigzhou: 那些在特定领域选定或创造了适当方法论的历史学家，便有机会成为该领域之宗师，与其方法论所对应的禀赋、旨趣、特长、技术，塑造了这门学科的气质，一旦确立，与之不合者便不为其所容，于是一个学派便固化了下来，革新力量只能来自外部。 【2020-10-11】 @whigzhou: 突然想到，一个学科之可用材料的性质，可能也对研究者的认知倾向构成了一种选择机制，进而对其理论的可能性构成了局限，比如，一个愿意把瓦特和博尔顿留下的两万多封信从头到底读一遍，或者把某个时代的小说全部读一遍，或者把各民族神话故事全部撸一遍，的人，其认知结构必定有些相当特别之处，这或许意味着，他们最终得出的理论，将只可能是如此这般的，而非如彼那般的。 这也是人工智能将给一些学科带来割命性改变的理由之一。 【2021-07-15】 @whigzhou: 职业特性对从业者可能也有着类似的选择效应，比如，至少理论上存在这样的可能：教师工作的特性，吸引了某些特定的人从事教师职业，而这一筛选机制决定了这些人做不好教育工作，至少做不好某些重要的教育工作， @whigzhou: 理论上完全可能：做的好某类事情的人，都不会喜欢做这类事情 @茶博未:学校、家长、学生不掌握按质量付钱的能力，于是格雷欣法则就适用了 @whigzhou: 格雷欣法则是一方面，但我这里想说的是，有些职业本身的特性，注定会让有能力做好它的那些人远离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