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8-15】
@whigzhou: 历史学(按年代和文明而分的)各领域,方法论差异极大,乃至形成不同学派,这种分化的主要原因,依我看,是可得材料的数量和性质差异,材料少的可怜时,研究者必须放宽视野,从更一般原理做推断,拟构出最合理的假说,材料多而难懂时,则侧重于解码,材料多而质量差时,则重考据,至于量化研究……
@whigzhou: 那些在特定领域选定或创造了适当方法论的历史学家,便有机会成为该领域之宗师,与其方法论所对应的禀赋、旨趣、特长、技术,塑造了这门学科的气质,一旦确立,与之不合者便不为其所容,于是一个学派便固化了下来,革新力量只能来自外部。
【2020-10-11】
@whigzhou: 突然想到,一个学科之可用材料的性质,可能也对研究者的认知倾向构成了一种选择机制,进而对其理论的可能性构成了局限,比如,一个愿意把瓦特和博尔顿留下的两万多封信从头到底读一遍,或者把某个时代的小说全部读一遍,或者把各民族神话故事全部撸一遍,的人,其认知结构必定有些相当特别之处,这或许意味着,他们最终得出的理论,将只可能是如此这般的,而非如彼那般的。
这也是人工智能将给一些学科带来割命性改变的理由之一。
【2021-07-15】
@whigzhou: 职业特性对从业者可能也有着类似的选择效应,比如,至少理论上存在这样的可能:教师工作的特性,吸引了某些特定的人从事教师职业,而这一筛选机制决定了这些人做不好教育工作,至少做不好某些重要的教育工作,
@whigzhou: 理论上完全可能:做的好某类事情的人,都不会喜欢做这类事情
@茶博未:学校、家长、学生不掌握按质量付钱的能力,于是格雷欣法则就适用了
@whigzhou: 格雷欣法则是一方面,但我这里想说的是,有些职业本身的特性,注定会让有能力做好它的那些人远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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