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果说齐桓时一度有些往宪政发展的可能，那么到晋文称霸时，这条路显然也已断绝了； 2）当时的晋国就是个大流氓，曲沃篡晋的历史污点不说，对内诛杀公族，对外吞灭小国，都是毫不手软的，藐视王廷也毫无顾忌； 3）相比之下，齐虽也吞灭小国，但直接灭掉的，主要是周文明圈之外的异族小国，同族小国以压服、纳为附庸为主，而且在有侵吞机会时也常能克制私利； 4）晋献第一轮大吞小国（耿霍虞芮）之际，正是齐桓霸业鼎盛之时，却丝毫没有障碍，盖因山西之事于齐并无直接利益，且由齐入晋干预代价过高，齐之消极乃在预料之中； 5）唯一关切晋之并吞行径的，是王室和周边小国，而其中唯一挺身而出替王室进行干预的是虢国（实际上虢国是周室渐衰之后周王权威的唯一忠诚捍卫者，可能比王室本身还起劲），但虢国的干预全靠自身实力，没有联盟支持，反倒有郑国这样的宿敌需要戒备，最终没能顶住晋之扩张势头，反遭灭国下场，为后世留下一个反面教材，此后受欺小国都学乖了； 6）晋的扩张吞并从西边开始，顺河曲推进，避免一开始就与齐接触，战略上很对头，若开始就往山东取邢卫方向，齐就会插手。  

1）春秋前期，特别是齐桓称霸期间，是华夏史和中国史上最接近于产生宪政的时期，没有之一； 2）“最接近”的意思不是“很接近”，其实还挺远，只不过其他时候距离更远，而且（粗线条看）越来越远，而最关键的欠缺，在于司法； 3）那时候，权力是分立的，竞争的，这既是事实，也是合理的预期，垄断权力的念头尚不现实，持续冲突中的妥协共存是普遍预期，日后历史上反复上演的赢家通吃、你死我活、斩尽杀绝、输家绝无生路这样的情形尚未成为惯例，因而不在博弈参与方的预期之列； 4）所以冲突各方还有一些底线，输家一般有处可逃，庇护权通常也得到承认，失势或失败宗族的权利通常仍得到保留和继承，灭门或灭国只是偶尔发生，而且常常得到恢复； 5）此种预期下，弱者联合抵御强者、以远交抗衡近敌之类策略占上风，而投靠最强者（尤其是邻近最强者）则非明智策略，相反，在你死我活预期下，及时认清形势投靠最强者才是避免最坏结果的最佳策略，正是后种策略的流行，在此后历史上反复将胜者推上权力极峰； 6）对建立政治秩序所需规范已有相当共识和不少表述，因而这些规范也获得了某种道德地位，并已成为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之一； 7）甚至规范的执行机制也开始出现，齐桓霸权及其主导下的会盟惯例，尽管主要是利益导向的军事联盟，但多少也起着执行和强化规范、维持秩序的作用，因为盟主往往是这一秩序的既得利益者，维持秩序总的来说对他有好处； 8）但依靠霸权执行规范是很不可靠的，首先盟主自己要足够清白，要有长远远光，还要足够公正、无私和积极，这些条件即便一时凑巧齐备，也不可能长期满足：盟主自己屁股不干净，就会破坏规则，盟主在某项纠纷中有重要利益，就很难保持公正，相反若毫无私利，则很难保证积极参与； 9）靠霸权执行规范的问题，美国和北约已经表现的很清楚：一项纠纷得到充分关注和公正处理的可能性，高度依赖于盟主的国内政策和议题重心，一旦纠纷远离其政治视野，或被国内政治议题扭曲，或干脆其国内转向孤立主义，或者国内起危机冲突无暇他顾，执行机制就失效了； 10）执行机制要常规化，必须有某种司法程序，至少需要一个法庭对纠纷和非法行为作出权威裁决，这是最起码的，至于裁决的执行，可以由当事方自力执行，或由盟主召集力量执行； 11）仅仅依靠当事方对规范的自我解释并据此进行自力救济所带来的问题，诺齐克和我对诺齐克的评论中，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无须重复，齐桓之后的历史是很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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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辞 你是否曾被下面任何一句话触动？或让你感觉好像哪里有点不对劲？

• 一切都是被物理规律决定的，没有什么自由选择可言
• 神经科学家发现，在我们意识到一个决定之前，神经系统早就帮我们做好了决定，所以自由意志只是个幻觉
• 你的努力根本改变不了什么，因为一切早就被决定了
• 他变成小偷是被童年家庭和教育环境决定的，所以我们不能让他对偷窃行为承担道德责任
• 可是等等，这样的话，还有谁有资格承担道德责任？
• 人不只是物质，还有精神，意识不能还原为神经活动，自由意志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 多亏量子不确定性，决定论不成立，所以我们才有自由意志
• 神经科学家发现大脑中存在量子效应，正是它让我们拥有了自由意志

如果是，那这本书就适合你。 书名 活动余地：值得向往的自由意志之种种 [[Elbow Room]]: The Varieties Of Free Will Worth Wanting 丹尼尔·丹内特 [[Daniel C. Dennett]] 介绍 《活动余地》（1984）是《自由的进化》（2003）的前奏曲，丹内特在该书中首次阐述了其兼容主义观点：决定论与自由意志可以并存，并努力消除自由意志的珍爱者对决定论的种种误解和恐惧，指出这些恐惧乃基于错误的直觉类比和缺乏论证的古老成见。 在写完《活动余地》之后，丹内特将关注焦点转向了意识、自我和进化问题，于90年代奉献了《意识的解释》（1992）和《达尔文的危险观念》（1996）两部巨著，然后，在新世纪，他再次回到自由意志问题，在《自由的进化》中将其兼容主义理论发展的更为饱满而富有层次，并将其置于一个更广阔而纵深的哲学视野之中。 所以，假如你是从《自由的进化》首次接触丹内特，可能会觉得话题过于庞杂而没有头绪，但同时又觉得他谈论的话题很有意思很有启发，那么，回到《活动余地》便是很好的选择，此书的谈论焦点更为集中，文笔也更精炼犀利。 提要

• 决定论并不会让人类变得像低等动物那样刻板愚蠢
• 按某些直觉类比，决定论会消除自由意志，可是按这些直觉类比，非决定论同样会消除自由意志，所以，取消自由意志的，是这些错误的直接类比，而非决定论
• 非决定论不是自由意志难题的一个解答
• 真正值得向往的自由是“控制”
• 我们拥有自由意志，因为我们会“控制”
• 决定论不会消除道德责任能力
• 决定论不是宿命论
• 宿命论是消极的和破坏性的

  目录

序 第一章 请别喂怪兽 1. 扣人心弦的永恒问题 2. 怪兽种种 3. 土蜂性和其他担忧 4. 小结

第二章 将理由变得可行 1. 理由从何而来？ 2. 语义引擎，概念动作机，和劣质直觉泵 3. 自反性，语言，和意识 4. 社区，通讯，和超越

第三章 控制与自我控制 1. “出于我们无法控制的状况” 2. 简单控制和简单自我控制 3. 无主体控制和我们的因果概念 4. 竞争中的主体 5. 紊乱的用处 6. “随心所欲”

第四章 自造的自我 1. 自我消失的问题 2. 自我定义的艺术 3. 试试我们的运气 4. 小结

第五章 在自由观念下行动 1. 这种时候你怎么还能继续斟酌不定？ 2. 设计完美斟酌者 3. 真实机会 4. “避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的”

第六章 “本可以不这么做” 1. 我们在乎自己是否本可以不这么做吗？ 2. 我们在乎的到底是什么 3. 虫子罐头

第七章 为何我们想要自由意志？ 1. 被忽略的虚无主义 2. 减责神志失常和潜行开脱幽灵 3. 被否认的可怕秘密

  节选 （第一章前两节） 1. 扣人心弦的永恒问题

命运（fate）的观念比哲学本身更古老，自该学科诞生以来，哲学家们便在努力指出，那种认为我们的命运在出生之前早已被锁定的观念是错误的，似乎务必要说明，我们不仅仅经由行动而走向了我们的终局（destinies），还以某种方式选择我们自己的途程，“做”了决定——而不只是一些“决策”在我们之中发生了。

因果关系的观念曾占据了早期希腊哲学的焦点位置，有些人在疑虑，是否任何物理事件都是此前全部事件之总和所导致或决定的，果然如此——那意味着决定论是真的——那么我们的行动作为物理事件，本身也是被决定的。假如决定论是真的，那么我们的每项举措（deed）或抉择，都将是无可逃避的（inexorable）结果，而且看来，此一时刻正在起作用的物理力量之总和，又将是前一时刻正在起作用的那些力量的无可避免的结果，依此类推，直至时间起点。

如此，我们何以是自由的？伊壁鸠鲁学派，作为令人称奇的现代物质主义者（他们相信心灵如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是由物质原子组成的），希望通过将宇宙因果之网从这儿或那儿撕开的方式，让自己摆脱这个前定选择的梦魇。他们推测，原子偶或会表现出一些“随机漂离”。

同样，若所有运动总是相互作用的，新旧之替以确定的顺序发生——若原子从不漂离以促发一些新运动，从而打断命运之纽带，那永续的因果之链——那么，世间生命所拥有的自由意志将何以为源？（卢克修斯，《宇宙的性质》，卷二，第250-255行，莱塞姆译本，1951年）

对此解决方案（及其各种现代变体）常被提及的困难是，即便这种随机漂离发生，它们貌似也无法提供我们所想要的自由意志。假如我头脑里的某个原子突然以一个随机漂离而拐弯，它这么做必定是“毫无理由的”，假如这导致我在某件重要事情上作出了选择或决定，我就被完全置于这些随机漂离的摆布之下了。正如抛掷骰子或拨动幸运轮盘，随机选择看似并不比被决定的选择更可意。实际上许多人认为前者比后者更不可意，并转而提倡将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相调和的方案（即调和主义或（更常说的）兼容主义的诸变体）。有些曾被尝试的调和方案，很难说比他们加以拒斥的凄凉前景更具说服力。

比如，斯多葛派辩称，一种确切的自由，可以来自其对自身欲望的调整以适合所面临的处境，而非对不可避免之事的抗争。他们提倡一种被其称为“淡泊”（apatheia）的明智顺从态度。有人会注意到，这个概念后来随词源学演变而被简单化和廉价化为了当今的“冷漠”，事实上，斯多葛派喜欢用一些特别压抑的隐喻来解释他们的学说。他们宣称，在这场生活悲剧中，我们每个人都被赋予了一个角色去扮演，除了照着预先写好的脚本念之外，我们无事可做，这里没有即兴发挥的余地。或者考虑一条被皮带牵在车子后面的狗，它可顺从的跟着跑，也可以反抗，无论如何都会到达同样的终局，但假如它将自己交给命运，并走完大部分旅程，它便会享受到某种自由。被一根套在脖子上的绳牵着走过生活——这也算一种自由！

两千多年来，相比上述凄凉且缺乏说服力的最初尝试，哲学家们一直试图找出一种更有吸引力也更能在理性上站得住脚的自由意志学说。常有人说（言之凿凿但难保准确），自由意志是被写的最多的哲学主题。任何哲学家大概都有理由对该主题上已有了那么多努力却只取得了这么小进展而感觉到一点愧疚。

有人说，哲学的麻烦在于它不是科学，若它是，便大可专注于解决可解决的问题，而弃其余于不顾；也有人说，哲学的麻烦在于它试图以科学的方式对待那些本应由艺术去处理的事情，若能放弃对科学方法的钟爱，它就不会被迫以那些已注定了其失败的术语来界定它的任务；而我认为，哲学的麻烦在于，它远比科学家或艺术家所认为的更难，因为它同时分享了——也必须分享——科学与艺术的愿望和方法。

存在着无法挥去的哲学问题（“我们有自由意志吗？”只是其一）它们需要一个清晰、坚实而有理有据的回答。我们不应满足于被引经据典和印象派风格的答案所打发，无论它们多么动听诱人。但真正严格处理哲学问题的努力，多数受困于过早规范化；在自由意志问题上，哲学家已做了大量自觉的技术工作，但讽刺的是，这些工作似乎只是为了满足对公式架构和“逻辑诡辩”的审美情趣，因为他们压根没有触及实质的议题。为所面临任务找到合适的方法，永远是哲学的首要问题，而对什么是正确的或好的方法，从来就没有多少共识，每本讨论自由意志的书，都会以“依事实本身”云云，就其方法、就应如何推进问题作出声明，然后继续。如我将展示的，我的方法，虽会十分严肃的对待科学，但在手法套路上则更近似于艺术。

学生时代的我曾以为自己会成为一位雕塑家，对木头和石块比对哲学和科学投入了更大的热情，在写作本书时，我发现自己从未丢弃当初在工作室里所发展出的那套方法，只是改变了介质而已。当绘图员开始动笔时，他必须确保每根线条都是正确的，而雕塑家则不同，他享有这样一种从容：这里挖掉一点，那里磨去一些，直至各线条与表面看上去都对头了。你首先弄出个大致模样，然后随时退后一步，眯眼看看，以确信你正在接近那个已隐约浮现的最终作品。只有当那个样子已跃然而出之后，你才回到每个粗略毛糙的表面，并投入大量劳动去获得那些精致的细节。

一些哲学家对他们在哲学中遇到的这种方法非常缺乏同情，他们对由粗而精的方案没有耐心，而只想看到坚峻整洁的边缘。我和他们一样渴望那种水平的最终作品，但质疑他们的策略，而这仅仅是因为，在哲学中跨出正确的一步实在过于困难，他们那种策略的风险，在有关自由意志的哲学文献中得到了最清楚的体现：那里充斥着华丽却无用的碎片。本书的论调之一便是，自由意志论题鲜有进展的原因，即在于哲学家们总是过于急切的进入并处理他们所认为的该论题之最重要部分，并在这些主题上挥霍过多近视的关注，乃至一叶障目而不见森林，对该论题的全貌缺乏把握。从问题的不透明大理石块里浮现出的，是一张精致脸庞和一些高度抛光的手脚——却未给臂肘留出空间。本书的大部分工作将用在粗略成型上，特别是对那些哲学家们通常以一个浅尝和许诺而匆匆越过的部分。

常有人说，自由意志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迷人甚至扣人心弦的哲学问题，原本对哲学毫无兴趣的人也会被引来深深关切这问题，并可能着实被这样一种前景所困扰：这些问题的答案最终将被证明是错误的。

为何人们会觉得自由意志问题扣人心弦？当然，部分原因是它触及了关乎我们在宇宙中地位的深层且核心的疑问，或如耸人者所言：关乎“人之条件”。但我想说的是，哲学家编造了一群可怕的怪兽，并下意识（且不正当）的宣称，自由意志问题，就是这些怪兽中的任何一个是否存在的问题。

该论题之缺乏进展，与此不无关系，因为哲学家们部分的被自身的恐慌所驱使，部分的利用这种预谋的危机感来调动情绪，以便经营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和理论，为此而给自己设立了一种不可得的目标：创造一个哲学法宝去抵御不存在的妖魔。

我并非在暗示哲学家们是在故意散布焦虑之源，或是在不诚实的利用这种焦虑为其形而上学演练提供欺骗性动机，我们哲学家更多的是这些被诱导出的幻觉的牺牲品而非渔利者，毕竟，对于无辜的密谋制造了这些误解的文献，我们才是主要的目标读者。而且我们延续此等错误之寿命的共谋，部分的来自一种自然且近乎普遍的渴望：希望所从事工作之重要性能被旁观者所明白。假如这诱使我们在有些地方将事情过度戏剧化，将对比强化些，将边界锐化些，那我们不过是在做所有人在自己领域里都会做的事情。

比如注意我的初始前提之一——人们深切关注自由意志问题——便已在我手里经历了一种常见的夸张，以人人都关心如何避免痛苦或寻找爱这样的程度而言，其实并非人人都关心是否拥有自由意志，此其一例。我们应记住，自己对这项探索的参与，即是一种奢侈，多数人——无疑有99%甚至更多——总是忙于艰难生计而没有任何时间或趣味去思考自由意志，对他们中的许多，政治自由才是重要关切，而无须为形而上学的自由发愁。正如杜威曾言，“人们在自由之名下珍视并为之而战的东西，是各样且复杂的，但那肯定不会是形而上学的意志之自由。”（杜威，1922，p.303）

所以，其余多数人其实并不关心自由意志。然而对于我们（亲爱的读者），拜闲暇与智性之赐，相信自己已更深的窥见自身之困境，是会让我们感到可意的。或许真是如此。不过我们须对这样一种自发且已相互认可的直觉保持警惕：以为自由意志问题果真是个“重大议题”。因为我们是个自我选择出来的群体，须注意，自由意志几乎是一个专属的西方成见。或许是我们被迷惑了？或许我们只是“以为”自由意志关乎要旨？甚至，我们真的这么以为过吗？我是指，在讲座大厅之外，在我们的专业活动或午夜闲谈之外，这问题是否还会紧紧抓住我们？正如里尔曾指出，我们都有自己的宿命论时刻：“尽管我们知道接受这个观念将会是如何，却仍对之缺乏热情，对它，我们要么不是隐秘的热心支持者，要么是隐秘的热心反对者。”（里尔，1954，p.28）按里尔的说法，宿命论“不是个火热的话题”，对于更宽泛的自由意志话题，也可以这么说。不过，它确实可以被构造的像个火热的话题。

假如拥有自由意志是利害攸关的，那必定是因为不拥有自由意志将是可怕的，而且必须存在些余地可以去怀疑我们是否拥有它。我们怕什么呢？怕不拥有自由意志。可我们怕的究竟又是什么呢？又是为什么？任何害怕不拥有自由意志这一前景的人，必定对“那将是一种怎样的可怕情况”作了某些暗示。而实际上文献中确实能找出一堆类比：不拥有自由意志将有点像坐牢，或被催眠了，或被麻痹了，或变成了傀儡，或……（清单继续延伸）。

我不认为这些比喻只是些有用的图示，只是图形化解释装置，我认为它们恰恰触及了问题的根本，没有它们作为哲学讨论之锚，自由意志问题将会飘逝，充其量变成一个让形而上学家和猜谜爱好者伤脑筋的古怪题目。有一种局面是容易预见的，假如某位哲学家声称已解决自由意志难题，一个外行便可能说，“那好，你的方案消除我的疑虑了吗？因为假如它没有，那么无论它是什么，就我被告知的自由意志问题而言，它也不是一个解决方案。”所以假如我们遵从传统的指引，自由意志问题确属我们真正关切的问题，而那些关于意志的纯属深奥旨趣的其他问题，则并非自由意志问题，无论它们在一些专家眼里显得如何迷人。

然而不止如此，那些担忧不仅锚定了自由意志问题，还为它提供了内容并塑造了有关论证和探索的动力学。我的论调之一将是，哲学中所谓“古典”或“经典”自由意志难题，是远未得到认可的问题，而只是一种传统方法和哲学家成见的人工产物。

我提议对这些担忧所扮演的角色进行探索，并由此揭示进而摒除某些（但非全部）疑虑和混淆，正是这些疑虑和混淆共谋构造了所谓的“自由意志难题”。该难题将被转变为一个由错误设问和杯弓蛇影所制造的名不符实且来路不明的混杂物，是诸多原本乏味的体系构建和形而上学伎俩得以庇身其中的虚假遁词。

诚然，我们体验过一些无可否认的可怕事情，当我们担忧自己不拥有自由意志时，那总是因为我们担心其中的某一桩将成为我们的宿命，只是因为我们相当了解这些困境，才有了充足理由去厌恶它们，并害怕类似的事情会落到我们头上，这才是我们对自由意志的真正关切所在。

我将展示一份此类怪兽的目录，并加以简要分析，其中每个都在某个局部推动着传统的自由意志讨论，无一是可以从其构造的所有形式中被轻易打发的，但首先考察这些担忧或许可以让其中一些得以消解。即（就像我母亲常说的），若我们正眼直视（并毫不转睛且不忙于构造种种理论），或许可以看出，其中一些只不过是我们的想象虚构而已。记住这些怪兽的样子，我们便能在以下各章的探索过程中认出它们的影子。

在《心灵的概念》里，里尔试图通过棒喝或曰羞辱，将我们从一个思考恶习中拉出来，该恶习表现为惯于诉诸被他“故意蔑称为‘机内幽灵教条’”的见解，当我谈及怪兽时，也带有类似的刻意贬损之意（以及本章里的一点点漫讽）。因为我认为这些隐喻在自由意志问题上起着大部分幕后推动作用，但它们丝毫配不上通常所享有的尊重和影响力。因而我旨在提高对它们的敏感性，并以我的轻蔑姿态对其传统的显赫地位釜底抽薪。而一旦被摁住，它们便将在后续各章中以更具外科手术风范的刀法被一一剃掉。

2. 怪兽种种

第一只怪兽是名副其实的妖魔，它们被视为与我们争夺身体控制权的主体，作为我们的竞争者，它们有着对立于或至少独立于我们的利益。每当焦虑出现，每当讨论中的话题变得可疑起来时，这些可怕的家伙常被哲学家用作敌方啦啦队推上舞台。当混杂层层堆砌时，读者开始哈欠和烦躁，但马上又被一个比喻如电击般戳中：“但这就像你发现自己身陷……的魔掌……”

隐身狱卒：监狱是可怕的，是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不能理解这一点的人非属吾类。好了，若监狱是坏的，这是在跟什么比？若某人不在监狱中，他便（在某种重要意义上）是自由的，每个人都庆幸自己不在狱中。“啊哈！”恐惧贩子笑道，“你凭何断定自己不在狱中？”有时某人在狱中的事实是显明的，有时却不是，一个狡猾的狱卒可能会给窗棂钉上钢条，在墙上安装哑门（若你打开它，会在它后面看到一堵砖墙），这样一个囚犯可能要花些功夫才意识到自己在监狱里。

你确信自己不在某种类型的监狱里吗？请考虑这样一连串转换，将我们从显明的监狱带到暧昧（却仍然可怕）的监狱，到全然不可见也无从探知（却仍然可怕？）的监狱。考虑莫德林学院公园里的一只鹿，它被囚禁了吗？是，但程度不大。围场相当大。设想我们将鹿移至一个更大的围场——有围栏圈起来的新森林国家公园，这只鹿仍被囚禁着吗？我听说，在缅因州，鹿一生中从不旅行至离其出生地五英里之外，假如一个围栏围于一只鹿的终生巡游范围以外，那这只被圈围的鹿也算被囚禁着吗？或许算，但请注意，某人建起围栏这件事本身对我们的直觉感受便有所影响。你是否感觉自己被囚禁于地球这颗行星？——就像拿破仑被困于艾尔巴岛？一个相当于某生物生于长于艾尔巴，另一个则是被他人置于并限于艾尔巴。没有狱卒的监狱不是监狱。至于是否被认为适合居住，则取决于其他特性，取决于何种程度上迎合了居民的生活方式。

恶毒的神经外科医生：你会多乐意让人将你捆翻并在你大脑里插入电极，然后通过在主控面板上按动按钮控制你的每个想法？比如，考虑这家伙的典型符咒，菲歇尔写道（1982，p.26）：阴险的黑博士，摆弄着可怜的琼斯头脑里的事情，得以“操控琼斯的活动，而同时，琼斯却对此一无所知。”首先，我们照例会问，为何要引入另一个对立主体？为何将黑博士放进来？否则该例子会丧失基础吗，比如琼斯长了个会导致怪异效果的脑瘤？在菲歇尔的版本中，是另一个控制者篡夺了对琼斯活动的控制，可是这何以让该版本显得更可怕？一个肿瘤可能在某人头脑中造成这样那样的结果，患上令人大伤元气的脑瘤确实可怕，但要“控制”某人头脑，却需要一个无比聪明的肿瘤。

有可恶的催眠师、专横的木偶艺人，都是恶毒神经外科医生的变种。我们都知道（反正我们这么以为）催眠师的把戏，他们特别让人寒心的是，不像恶毒的神经外科医生，他们的影响可能没有物理踪迹可寻。要知道，按设定，琼斯对黑博士的干预一无所知（在以后章节中我会回到这一要点），而更阴险的是，场景设定者将他们的牺牲品展示给了观众：他们当着那些身处更可意条件的众人的面嘲笑你。想象一下当你的困境被展示给他们并得到其嘲讽时，会有什么感受。专横木偶艺人略有不同，因为他可被想象为：能不顾你的努力和愿望而对你的动作进行粗粒度操控。在专横木偶艺人的拉扯下，你还可能徒劳的挣扎，就像斯多葛的狗，你至少还可以通过皱眉或呜咽而向观众发出良心上的反抗，而那个催眠师的牺牲品则得不到这一宽慰。

我们从未见过一个人类木偶，但我们很清楚奴役是什么，也能想象那是可憎的处境。你是宁愿成为斯文加里博士的僵尸呢，还是可怜的人类木偶？是奴隶还是囚徒？这些命运都有所不同，每个都以其特有的方式而显得可怕，不过还有另一些恶棍同样可怕。

拿我们当玩偶的外星儿童：诺齐克写道“离开自由意志，我们将显得卑微，纯属外力之玩物。”（诺齐克，1981，p.291）多没面子，纯属玩物，一个玩具！可是一件东西怎么会成为一个非人力量的玩物呢？没有玩家，何来玩物？玩家不只是主体，他们还是爱玩的、孩子气的主体。（就像一位长老会教友想告诉我的，将自己视为上帝之工具绝无贬低之义。）

斯坦尼斯拉夫·莱姆在他的短篇小说“第七次远行，或特鲁尔的自我完善如何徒劳无益”（莱姆，1974）里，探索了我们可能只是玩物这一为人熟知的哲学猜想，在汤姆·罗宾斯的小说《连女牛仔也会伤感》里，也能找出这个经典哲学恐怖故事的有趣仿制品：

那年圣诞节，朱利安送给茜茜一个缩微版的蒂罗尔式村庄，工艺堪称非凡。 村里有个迷你大教堂，其彩色玻璃窗将阳光反照得像水果沙拉。还有一个广场和一个啤酒花园，后者每到周六晚上就变得很嘈杂。一个面包房总是散发着热面包和奶酪卷的芳香。一个镇公所和一间警局，其中不乏官僚机构中熟见的文牍繁缛和贪渎腐化。一些蒂罗尔小人，穿着缝制花哨的皮马裤，马裤下面是做工同样精细的生殖器。还有滑雪用具店和其他许多有趣的东西，包括一家孤儿院。孤儿院被设计成每年圣诞夜着火烧毁，此时孤儿们睡衣上带着火苗向雪地里四处逃窜。好可怕。大约在一月第二周，一位火灾勘查员会来到废墟里，一边拨弄着一边喃喃自语：“但凡他们肯听我的，这些孩子今天都还活着啊。”（罗宾斯，1976，pp.191-192）

这段文字本身也是技艺非凡，注意，孤儿院悲剧年复一年的循环（呼应着尼采的永恒轮回观念——任何发生过的事情都会一再发生），似乎剥夺了这个小世界的任何真实意义，可是让这小世界显得如此空虚的，为何恰恰是火灾勘查员那声悲叹的反复重演呢？

或许我们只要凑近细究这一点所关涉的问题，便可发现那个让这段文字产生此等效果的花招了。是蒂罗尔小人自己重建了孤儿院，还是这个迷你村庄有个复位按钮？新孤儿是哪儿来的？是那些“死”了的又回来重新“生活”？如我们所见，对此类幻想的近距离观察常会发现，其效果其实是通过为范例赋予某些策略性特性而产生的，而这些与它们试图以其魔咒加以激发的那些哲学论题，是毫不相干的。

恶毒的读心术士：这位主体实质上是一个对手，但他并不影响或控制你的动作，他只是预见并为难它们。跟这家伙玩石头剪刀布游戏是毫无指望的，因为他确切知道你接下去做什么，你在奉行何种策略，他能前瞻你的下一动作意图，并总能成功对抗它（霍夫斯塔特，1982a）。除非你能对他掩藏你的心灵！除非你能找出一种不可预测的策略来阻挠它的计算！否则你在生活游戏中便是如此脆弱无助。预测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关涉到当事者，假如它们不只是些将来时态陈述句，还押注于让其中哪个成真哪个成假。现实生活中人们常与他人甚至其他有机体展开竞争（比如智斗老鼠或蚊子），可是在生命这个宇宙游戏里，个人是在跟谁对赌呢？

我无法证明这个恶魔展厅中的怪兽没有一个是真实存在的，正如我无法证明魔鬼或圣诞老人是不存在的，但我愿意一脸严肃的告诉那些对此尚未安心的人：绝无证据表明这些可怕主体是存在的。当然，他们中任何一个果若存在，那我们就大事不妙了！一个藏着鬼的衣柜是可怕的，但一个只是看起来像藏着鬼（除了其中缺少那个鬼之外）的衣柜则没什么可怕，这样我们或许就有了一个有用的拇指法则：每当你在哲学例子中察觉到一只怪兽，不妨检查一下，这个可怕的主体（当然是虚构的）是怎么起作用的。

 

1）县本意为“悬”，这点没有异议； 2）将该词义置于封建制背景中，就很好理解：县起初就是“悬于君权而待封之地”，即被临时置于君权管辖之下，可资未来分封的土地； 3）同为君权所控制的土地，县不同于君主之私人采邑，后者已纳入王室之私人财政系统，用于供养王家，而前者被置于国家行政系统，用于行政目的； 4）此类土地的来源，不外乎：新征服而尚未分封的土地，从绝嗣或因重罪而被灭宗的附庸那里收回的封地，攻灭他国（比如楚灭陈）所获领地，从他国夺取的城邑； 5）春秋中期以降，诸侯间战争蜂起，同时诸侯向周边旷野和土著区扩张，县之来源剧增； 6）诸侯为扩张君权，倾向于将县长期留置于君权之手，导致县的数量增长； 7）留于君手的县，被用作配合君权施政和作战的激励工具，奖赏给卿大夫作为其临时采邑； 8）作为临时采邑转交给卿大夫的县，期限随君主意志、君权与卿权对比而异，或随时收回，或一世而止，或世袭几代，但在未经正式分封之前，君主至少在名义上通常也在实际上保留着收回与转交之权利； 9）那些在扩张君权上最为成功的诸侯，最终将县变成了由凭君主意志任免的官僚管理的君主直辖行政单元。  

1）士的崛起，文字普及，行政人才专业化，为诸侯提供了官僚来源，可以替代世袭卿大夫； 2）士的流动、著述和教学，产生了一个全王国范围内的阶层共同体； 3）新兴士阶层创造了一种新伦理，其中对领主的个人效忠逐渐被对伦理原则或政治理想的忠诚所取代； 4）周王权威的衰微，刺激了诸侯间冲突与竞争，诸侯竞相扩张其权力，包括对外兼并（将弱小诸侯变成其附庸）和削夺附庸之传统封建权利； 5）边缘诸侯面临蛮夷威胁，扩张权力更为迫切而必需，更高频度和强度的战争，也强化了其君主权力及其战争机器，以及相应的行政官僚； 6）作为士之一派，法家在推动各诸侯扩张君权上起了关键作用，施行了一系列改革； 7）法家改革中最根本的两项是：改庄园制为自耕农，改领地制为郡县制，前者为集权君主建立了财政基础，后者废除了封建关系，创建了集权式行政体系； 8）边缘诸侯，特别是华夏成分较少的楚与秦，较少宗族和封建包袱，更易于推行法家改革； 9）儒家中一些人似乎曾努力基于其新伦理而构建一种国际法，并依靠大国实力维持某种国际秩序，以期在王室衰微的条件下用国际法权威代替周王权威，继续维持封建体系，不至陷于混战或走向集权，有点像美国和北约试图达到的状态，但这一努力（假如有的话，这一点我还很不确定）显然未能成功； 10）由于对任何国际法既缺乏认同，也没有执行机制（以霸权维持秩序的理想并未成为现实），君权扩张和兼并的限度就只剩下军事和行政方面的技术限制了，而事实证明集权帝国能够建成。  

1）李峰否定“西周封建论”，理由一是西周制度不符合传说中的feudalism，理由二是feudalism在欧洲也只是个传说； 2）结果翻译过来变成了他“否认西周实行封建制”，其实他的观点与认为西周实行封建制的中国史学者没有什么重要差别； 3）他承认先秦制度与秦之后的帝国制是根本不同的两种类型，但拒绝将前者称为封建制，可是又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名称，只好还是用“封建制”，只不过加个引号； 4）我开始就知道他否定“西周封建论”，所以原本期望他会说出些让我吃惊的新东西，但读过他两本书后，没有发现期待中的任何新奇论点或证据； 5）周式封建与日耳曼封建确实有重大区别； 6）但我认为用一个更一般的概念涵盖这两种制度（和其他相似制度）是必要且正当的，因为它们有足够多共同点，且鲜明区别于官僚集权帝国，为此我们需要找个词来表示这一概念，而最恰当的仍然只能是“封建”和英文的feudal； 7）所以我觉得李峰这么做与其说是在澄清概念，更像是在制造混乱。  

帝国的政制史有个一贯倾向，外官不断被内官取代，几代之后，原先的内官逐渐变成外官，然后又被新的内官取代：宰相取代三公，尚书令取代宰相，中书令（原为内史令）取代尚书令，平章事/侍中取代中书令，然后中书令和平章事们又变成宰相，接着被内阁大学士取代，康熙时大学士又被上书房行走取代，最后又被军机处取代。 地方官也存在类似倾向，常任地方官总是被中央派出的巡察官取代，久而久之，巡察官又变成了新的常任官：太守被刺史取代，刺史被节度使取代，节度使被知州取代，知州又被行中书省取代，行中书省先是改成布政司，然后被巡抚取代。 这些取代外官的内官，最初都是皇帝管家、秘书、仆从性质的近侍亲信，级别很低，起初只是一种伸张帝权的临时安排，是皇帝执行其意志的工具，长期化之后就变成了新职位。 这是帝权专制不断强化的表现，这大概没有疑问，问题是，为何皇帝不直接通过任免外官来推行其政策、实现其意志？好像没什么东西妨碍他这么做。 这个问题，从上一篇对代际更替与制度化关系的分析中可以找到答案：启用内官而不是直接任免外官，是皇帝实现个人意志与保持制度连续性之间达成的平衡。 因为外官在存在多年、经历几次代际更替之后，已经制度化，有了一套自己的工作模式、专业技能和职业伦理，若要让它继续正常运行，就不能随意打破这些规范。 这样，皇帝在推行自己意志时，就会受各种羁绊，而皇帝自己通常不是其中专家，不清楚其中运行机制，也就很难将其引向自己希望的方向，就像Yes Minister里那位新任部长，陷入官僚机器的重重迷雾之中，处处陷阱，不天天踩屎就不错了，根本无力驾驭它。 所以，假如皇帝通过任免外官推行自己政策，要么陷进坑里出不来，要么只能强力打破官僚机器，但那样后果可能太严重，稳妥的办法是，让官僚机器继续运行，不过度捣腾，小心碰坏，同时启用内官，另起一套炉灶，而如何使用这些内官，用他们能做些什么，则是皇帝得心应手的事情，因为这些人本来就天天在他身边听他使唤。  

我曾多次提到，亨廷顿认为，一个政权只有在经历了至少两次平稳权力交接之后，才能被认为已经成熟；我认为这一洞见适用于所有组织和制度，其背后的原理是：代际更替总是伴随着程序化、制度化和官僚化，事务处理程序、职能、岗位、责任、流程等等制度组成元素，在此过程中被形式化并固定下来。 驱动这一过程的动力在于，接班者看待事务的方式和创始者大不一样；一项制度元素最初被设计出来时，都是出于某种实用主义动机，旨在解决某类问题，因而，那些有机会亲历这一创建过程的组织成员，会以功利和权宜的方式看待它，若情况有变，他们也会欣然接受修改或放弃的决定。 接班者就不同了，他们更多会从规范的角度看待一项既已存在的制度元素，会小心翼翼的不去动它，因为他们对这些元素的存在理由以及整部机器的运行原理更少了解，所以“别乱动，小心碰坏”是更好的策略，正是这一态度促成了各项制度元素乃至整套制度的程序固化。 我做软件的经历中，有一件事情给我留下特别深度印象，我做的是管理类软件，经常涉及到业务流程重新设计的问题，此类流程改造最初当然是和相关业务员和经理一起讨论决定的，参与讨论者自然明白最终的流程为何如此安排，也愿意随情况变化而修改，这是理所当然的。 后来有一次，一家工厂的老板向我提出了一些新需求，为此需要增加几个模块，并对既有流程做些小调整，我花了几周把程序弄完，然后去告诉被调整的那个岗位，今后这项业务的做法有点不一样blahblah，这时候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她对此非常抵触，强烈要求保持原有做法，并找出种种理由说明为何必须这么做。 这些理由当然全是扯蛋，因为她强烈要求保留的那套做法，当初就是我亲手设计并手把手教给她师傅的师傅的，那时她还没上班，所以不认识我，既不清楚也无须探究流程为何被设计成这样，照着做就行了，“不能动，师傅就是这么教的！”——这是她提出的N条理由中唯一真实的一条。 …… 周王政府在西周中期表现出了明显高于早期的程序化和官僚化，李峰认为从早期到中期之间一定发生了重大变革，但依我看，很可能根本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官僚化只是代际更替的自然结果，这是更节省的假设。  

殖民（[[colonization]]）一词常被用于多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过程，将这些事情汇集在同一个标签之下，唯一的理由似乎是：它们都是哥伦布之后西方文明扩张进程的一部分。 然而对于制度比较和分析，这样的归类除了制造混乱之外毫无意义，其制造的混乱之一是：赞成或反对“帝国主义（[[imperialism]]）”或“殖民主义（[[colonialism]]）”的人，往往并不清楚自己赞成或反对的究竟是什么。 殖民一词的最初含义，可能只是某族群的一小撮成员移居到远离其本土的新地方，建立定居点，至于这个新地方原本是否有居民，假如有，移民如何处理与他们的关系，移民是否维持于本土的政治联系，都不在该词所涵盖之内，这些意义是后来加入的。 考虑如下光谱： 1）新地方原本无人居住，比如挪威人殖民的冰岛； 2）有原住民，但殖民者与之没有接触和冲突，因而不存在关系处理问题，比如挪威人殖民的格陵兰； 3）有原住民，殖民者决意且有能力加以清除（驱逐或屠杀），因而无须为长期共处而做考虑； 4）有原住民，殖民者乐意或不得不与之相邻共处，因而必须寻求某种长期安排，最简单的选择是持续防御，指望军事优势能为自己带来安全； 5）选择二：谋求建立契约关系，这需要拥有当对方违反契约时进行报复和施加惩罚的实力，或来自第三方的类似担保； 6）选择三：征服与控制，使之丧失危及自身安全的能力； 7）选择四：向其施加一种最低标准的制度规范，以确保其不会成为地区安全之威胁； 8）选择五：向其施加一套更高标准的制度规范，以将其纳入一种范围广泛的国际秩序； 9）选择六：对其实施直接统治，将其变成自己所在政治共同体的一部分，且与其他部分同质； ……

再理一理两者在政治组织上的区别：

	封建王国	官僚帝国
地区实体	诸侯	郡县
中央-地区关系	松耦合	紧耦合
地区首长来源	世袭	中央任命
地区对中央义务	有限、契约化	无限、任意
中央对地区干预	仅在顶层进行	可在任意层次进行
地方官产生	自行产生，多世袭	任命，多专家
地方官来源	贵族，本地人	多平民，多异地人
官员收入	土地，特权	俸禄，权力寻租
农业组织	庄园	自耕农

（待续） 总督制介于封建制与官僚制之间，保留地方自治实体，同时中央派官员驻守监督。

1）士作为一个新兴阶层，崛起于春秋，兴盛于战国； 2）士阶层主要由次子们，或更准确说是次子们的次子们的……次子们组成； 3）长子继承制提供了一部次子引擎，它将次子们置于如下境地： a）有机会获得良好教育； b）有能力在各国间流动并寻找机会； c）有机会但不保证获得地位与权力； d）随时面临在等级阶梯上滑落的危险； e）有机会获得为此做点什么所需要的资源； 4）在获取世袭封地、特权、权力、职位上，次子们处于制度性的不利地位，往往不得不突破宗法世袭结构而在血缘树的其他分支上、甚至另一棵树上寻找机会； 5）为此他们必须证明自身禀赋与能力，途径之一是构造、宣扬和奉行一套更严格的伦理规范，这一努力创造了一种新伦理，后者继而创造了士这种新身份； 6）自我证明的另一个途径是专业化，起初是武士的专业化，随后又分化产生了文士、谋士、术士、方家等等，最终形成诸子百家； 7）没落或濒于没落的贵族，最热衷于整理、构造和复兴那些标明贵族身份的文化符号和礼仪/伦理规范，以此与其不幸身陷其中的平民群体拉开距离，并指望借此重获其贵族地位； 8）士在政治上的成就逐渐撬动了基于宗法制的世袭权力结构，打开了向官僚制转变的大门，进而推动了战国诸雄集权国家的崛起； 9）周之封建共同体瓦解之后，周世界之同质性端赖文化纽带维系，该文化纽带最重要的成分有：共同语言文字，共同历史记忆，共同伦理规范，和以此为前提的华夏民族认同； 10）士阶层是上述文化纽带的主要载体，其活动在春秋创造了华夏文化共同文化，该文化共同体之同质程度，甚至可能高于西周，在此创造过程中，士是主要甚至仅有的自觉参与者。  

早先在谈论民族认同时，我曾说：“古代汉民族的情况类似于中古欧洲拉丁世界，在精英层是共同文化，在大众是分异的地区文化”。 这一情况在华夏认同刚刚萌芽的西周便存在，各地出土的西周墓葬器皿中，贵族的青铜器，其形制风格在整个周文化范围内相当一致，千里之外诸侯墓地的青铜器，与同期畿内所见基本一样，但同一地平民墓地出土的陶器，却通常体现了鲜明的当地特色。 几点联想： 1）畿外诸侯的征服者性质，新侯国的建立，征服多于殖民（此处所谓殖民是指通过移民建立定居点）； 2）文化的上层统一与下层分异，体现了征服扩张与增殖/排挤/替代扩张的差别，前者速度快，且上层纽带强，因而可维持上层统一，因为上层文化被地方化的速度滞后于征服扩张的速度，而在第二种扩张方式下，整个群体的上下层是同时增殖裂变的，因而可以在每个支系（也就是每个地方子群）内保持同质； 3）当征服者以父系宗族为其组织基础（往往如此）时，文化的上层统一与下层分异，在遗传上对应着父系血缘的高度散布和母系血缘的高度马赛克化，这一点已经被大量分子历史学证据所支持； 4）另外，有几个因素强化和维持着文化的上层统一与下层分异： a）贵族可以（且往往）在整个共同体范围内的同阶层中寻找通婚对象，而平民只能在本地通婚； b）贵族有能力在各地迁移和旅行，并因上述通婚关系而找到接待与庇护者； c）贵族有机会接受教育并习得在各国间交流、旅行和移居所需要的技能； 5）类似情况在当然也在发生着，亨廷顿所谓达沃斯人（Davos Man）即为当代全球共同文化之载体。  

【2014-10-30】 @大象公会 【为什么没有女码农】多数码农（程序员）为男性，人们通常解释为：编程需要数理等逻辑思维，感性的女人天生不适合。但计算机发展初期，女程序员占绝大多数，占行业统治地位。为什么会这样？ 作者：@hitay @whigzhou: 早期的机器码编程和后来的高级语言编程完全两码事，前者差不多就是把现成的方程翻译成机器码，工作性质类似电报译码员，逻辑建模过程在之前已由他人完成，不包括在编程工作中，所以，问“女性突然失去了对计算机的兴趣”这样的问题没什么意义 @trustno1v2:人肉编译器而已 @whigzhou: 比作打毛衣或刺绣更容易理解 @Lax蚊子:因为女性细心反而更占优势？ @whigzhou: 我猜女性可能更喜欢付出/收获比更确定的工作，一分付出一分收获，不愿意做那种奋搏好多天可能大捞一票也可能一无所获的事情，而编程工作越来越像后者 @whigzhou: 这两种工作类型的区别，突出的体现在熬夜上，付出/收获不确定的工作往往需要熬夜连续奋战，而女孩好像更不能接受熬夜 @whigzhou: 这里说的收获不是金钱回报，而是可以看得见的有用结果 @whigzhou: 软件工程臭名昭著的三大特征：1）付出/收获不确定（意味着工期/成本难控制），2）任务难以分割，3）反馈周期长（意味着激励延迟），大概都是女孩不喜欢的 @黄章晋ster：其实程序员这个岗位上的收入不确定、反馈周期长，体现得并不比很多工种更强烈，大量自由职业的工作，甚至作家、记者、艺术家都具有同样的特征，而且还更强烈，我个人觉得是这个职业已经形成的强烈的Nerd文化特征（譬如其社会性极低）才是女性最不喜欢的。  

李峰在《西周的灭亡》中对幽王之变的分析，多半听起来挺靠谱的，但其中有关{{犬戎}}的观点却过于武断，将犬戎认定为西北方的{{猃狁}}，而不是传统上所认为的西方{{姜戎}}（即羌戎），好像没什么道理，他所列出的所有证据，并非判别性的，也都可以用来支持其为羌戎的判断。 依我看，从现有证据没有理由怀疑犬戎即西方渭水上游之姜戎，而且更多理由让我相信这一点： 1）“戎”更多与西方而非北方联系在一起； 2）“犬戎”与“西戎”常可互换使用； 3）与犬戎联合的申与吕，皆为姜姓，乃周化之羌； 4）没有证据曾将猃狁与姜或羌联系在一起。  

厉王与宣王截然相反的命运，似乎是他们在面临同样的困境和危机时，采用不同解决方案的结果。如#4所指出，这一危机是周式封建系统的性质所内生：血缘纽带松弛，可封赠土地与特权资源耗尽，酝酿内斗，效忠激励削弱，王畿藩屏瓦解，招致外患。 厉王的办法似乎是敛聚，违反封建契约，通过侵夺部分附庸利益，重新掌握日渐耗尽的可支配资源，用于赏赐以维系其余附庸效忠，所谓“专利”，盖此之谓。这是拆东补西，不具可持续性，且容易引起反弹。 宣王的办法更可行但也更冒险，通过扩大对外征伐强度，在边境建立新据点、获得新土地，为无望在畿内封伯的次子们重燃边疆封侯的希望，并借此大规模调整原有封建体系，以将更多可支配资源掌握到王权手中，同时又无须侵夺原有附庸利益。 这一战略貌似相当成功，宣王朝征伐强度和规模似不亚于周公朝，其实施的第三轮封建之规模与广度也不亚于周公所行之第二轮封建，而且似乎将大批畿内（或近畿之汾河谷地）伯国迁往边地，特别是南方汉水流域，所谓汉阳诸姬，好像就是这一大调整的结果。 纯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