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在谈论民族认同时，我曾说：“古代汉民族的情况类似于中古欧洲拉丁世界，在精英层是共同文化，在大众是分异的地区文化”。 这一情况在华夏认同刚刚萌芽的西周便存在，各地出土的西周墓葬器皿中，贵族的青铜器，其形制风格在整个周文化范围内相当一致，千里之外诸侯墓地的青铜器，与同期畿内所见基本一样，但同一地平民墓地出土的陶器，却通常体现了鲜明的当地特色。 几点联想： 1）畿外诸侯的征服者性质，新侯国的建立，征服多于殖民（此处所谓殖民是指通过移民建立定居点）； 2）文化的上层统一与下层分异，体现了征服扩张与增殖/排挤/替代扩张的差别，前者速度快，且上层纽带强，因而可维持上层统一，因为上层文化被地方化的速度滞后于征服扩张的速度，而在第二种扩张方式下，整个群体的上下层是同时增殖裂变的，因而可以在每个支系（也就是每个地方子群）内保持同质； 3）当征服者以父系宗族为其组织基础（往往如此）时，文化的上层统一与下层分异，在遗传上对应着父系血缘的高度散布和母系血缘的高度马赛克化，这一点已经被大量分子历史学证据所支持； 4）另外，有几个因素强化和维持着文化的上层统一与下层分异： a）贵族可以（且往往）在整个共同体范围内的同阶层中寻找通婚对象，而平民只能在本地通婚； b）贵族有能力在各地迁移和旅行，并因上述通婚关系而找到接待与庇护者； c）贵族有机会接受教育并习得在各国间交流、旅行和移居所需要的技能； 5）类似情况在当然也在发生着，亨廷顿所谓达沃斯人（Davos Man）即为当代全球共同文化之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