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情，所谓魏晋风度，玄学清谈之风，其实都是九品中正制给刺激出来的， 汉代取士选官的方法是察举制，由郡守选拔有才者推荐给朝廷，但郡守都是单车赴任的外地人，所知有限，所以候选名单还是要靠地方乡老的评议和举荐，而有机会在这种事情上发表意见的，自然都是当地上层人物， 随着官僚体系的确立，这条上升通道变得越来越诱人值钱，也越来越拥挤，于是，地方上那些有势力高地位的豪族，便开始设法垄断这条通道，将郡守的选择范围限制在他们这个地位既已确立的小圈子里， 但这一垄断并未完全成功，不少人利用与上层的直接关系（比如与外戚和宦官的关系）绕过这一体系，他们被称为浊流，而从豪族门第系统入仕的则是清流， 所以有关谁有资格走进这条通道的争议和冲突始终存在，而且随着通道变拥挤而日益加剧，最后终于在汉末爆发为党锢之祸， 九品中正制的意图，正是为了平息此类冲突，将察举制规范化，减少整个筛选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办法是，将确定入仕优先次序的决定完全交给地方豪族之间的评议机制，豪族们对其子弟的相互评价结果将决定一位入仕候选者的乡品（1-5品），而乡品将决定他开始做官时的起家官品（1-9品），算法是：起家官品=乡品+4，（见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第2篇第2章） 而朝廷派往地方的中正，其实只是确认这个评议和排序结果， 这一改变显然强化了豪族的垄断权（这一垄断最终造就了士族门阀），束缚了地方官和朝廷的选择范围，将竞争的焦点前移到了乡议环节，结果就是，随乡议而展开的声望竞赛白热化了，而清谈玄学正是声望竞赛的一部分， 竹林七贤看似淡泊名利，放浪形骸，其实个个都做上了官， 清谈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品评人物，组成了乡议主要部分， 清谈的另一个目的是智力和品味竞赛，为何它们的内容会变得那么玄奥和清奇？因为任何此类竞争在白热化之后都会走进一些特别狭窄离奇的偏门左道，非如此无法凸显你的特别之处，正如我们在先锋艺术和实验电影里常看到的那样， 魏晋名士不仅爱豪饮，裸奔，还爱嗑药（五石散），这些出格离奇之举，依我看，背后都有着明确的功利动机——提高自己的乡品， 这跟当代 woke 们那些荒谬言论背后的动机一样，难道真有那么多人会相信两性差异完全没有生物学基础？ 这里又可以看到我早先说过的安全距离原理在起作用，假如你已经非常安全的确立了*你是个聪明人*的地位，那么，你说一句听起来好像很愚蠢的话，并不会因此而被视为蠢人，反而还可能让听者疑惑：这句话里是不是有什么我未能理解的深意？因而不敢质疑你，甚至积极附和你，而这一附和进而也影响了更多听众的反应——既然这些聪明人都在附和他，这句话里肯定有什么我没能理解的深意，所以，为了不暴露我的愚蠢，最好也跟着附和，于是，皇帝新衣就这么穿起来了， 可是，假如你的聪明人地位并不牢靠，你就不敢玩这种游戏，  

帝国的政制史有个一贯倾向，外官不断被内官取代，几代之后，原先的内官逐渐变成外官，然后又被新的内官取代：宰相取代三公，尚书令取代宰相，中书令（原为内史令）取代尚书令，平章事/侍中取代中书令，然后中书令和平章事们又变成宰相，接着被内阁大学士取代，康熙时大学士又被上书房行走取代，最后又被军机处取代。 地方官也存在类似倾向，常任地方官总是被中央派出的巡察官取代，久而久之，巡察官又变成了新的常任官：太守被刺史取代，刺史被节度使取代，节度使被知州取代，知州又被行中书省取代，行中书省先是改成布政司，然后被巡抚取代。 这些取代外官的内官，最初都是皇帝管家、秘书、仆从性质的近侍亲信，级别很低，起初只是一种伸张帝权的临时安排，是皇帝执行其意志的工具，长期化之后就变成了新职位。 这是帝权专制不断强化的表现，这大概没有疑问，问题是，为何皇帝不直接通过任免外官来推行其政策、实现其意志？好像没什么东西妨碍他这么做。 这个问题，从上一篇对代际更替与制度化关系的分析中可以找到答案：启用内官而不是直接任免外官，是皇帝实现个人意志与保持制度连续性之间达成的平衡。 因为外官在存在多年、经历几次代际更替之后，已经制度化，有了一套自己的工作模式、专业技能和职业伦理，若要让它继续正常运行，就不能随意打破这些规范。 这样，皇帝在推行自己意志时，就会受各种羁绊，而皇帝自己通常不是其中专家，不清楚其中运行机制，也就很难将其引向自己希望的方向，就像Yes Minister里那位新任部长，陷入官僚机器的重重迷雾之中，处处陷阱，不天天踩屎就不错了，根本无力驾驭它。 所以，假如皇帝通过任免外官推行自己政策，要么陷进坑里出不来，要么只能强力打破官僚机器，但那样后果可能太严重，稳妥的办法是，让官僚机器继续运行，不过度捣腾，小心碰坏，同时启用内官，另起一套炉灶，而如何使用这些内官，用他们能做些什么，则是皇帝得心应手的事情，因为这些人本来就天天在他身边听他使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