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特鲁谷，激进的右翼保守派人士都是国民自卫队成员，这个组织由当地一些拥有土地的人组成，配有武器和弹药，拒绝纳税，禁止别人踏上他们的土地。……这种政治态度的后果之一就是比特鲁谷人反对政府在此进行土地划分或规划，土地所有人认为自己有权对私有财产做任何想做的事。……

1993年，斯蒂夫·鲍威尔在拉法利郡担任委员时，曾召开公共会议，开始讨论关于土地用途的规划，并鼓励大众都来思考这一问题，然而，顽固的民间武装组织闯入会场，公然用武器威胁其他居民，斯蒂夫也因此在后来的选举中败北……

有朋友问我对确保“基本农田”的政策怎么看，我恰好想过这个问题，不过这个想法在纸媒上肯定是发不出来的，就在这里简单说几句。

耕地红线政策背后，实际上隐含了这样一组前提：

1）中国未来可能面临国际粮食禁运；

2）敌对国有能力为决定和实施禁运而建立有效联盟；

3）在如此邪恶的禁运开始之后，中国不会向他们宣战，尽管中国每年会花掉几千亿军费来建立作战能力；

4）或者，会宣战但仍无法突破禁运；

5）在即便开战也无法突破禁运的条件下，中国不会投降而宁愿听任大量国民饿死。

只须略加追问，就不难发现，离开这组前提耕地红线是无法成立的。

至于政策本身，我就不评价了。

英国政治格局面临重组
辉格
2010年5月5日

英国大选的竞选活动已进入尾声，在临近投票的最后几天，民意领先的保守党虽略微扩大了优势，却还远不能确保获得绝对多数；工党的疲弱表现和自由民主党的异军突起，使得英国人有很大的可能在时隔36年后再次面对一个没有多数党的悬空国会。

由于英国缺乏联合执政的政治传统，而现有政党之间也从未尝试建立实现联合执政所需的谈判、妥协和分赃机制，因而国会悬空的后果很难预料，很可能意味着短期内再次大选，就像1974年那样，而那次悬空只是因为双方优势过于接近，并没第三党捣乱；对目前这一不确定前景的担忧，连同正在蔓延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也显著影响了金融市场近日的表现。

相对于比例代表制，英国所实行的单数选区制通常会导致少数大党轮流执政的格局，但与同样实行单数选区制的美国相比，英国的两党格局并不稳固，它更利于小党派的生存；这是因为第三党或小党在总统制下更难生存，而在议会制中虽没有执政机会，却常能在议会占据一片小天地，持续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英国国会长期以来都是2+N的格局。

这些小党在太平年代少有作为，可一旦政治格局出现动荡——比如某个大党内斗乃至分裂——他们就有机会参与派系重组，发展壮大乃至进入主流；过去三十年中，两大政党都经历了惨痛的选举失败和长期痛苦迷茫的在野历史，也都经历了从冷战结束、全球化、欧盟成长到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等规模空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变迁，因而党内也都发生了剧烈的分化和重组。

自由民主党的国会席位从其最初十年的20席左右，稳步增长到了目前的62席，它的壮大崛起，既是上述政治力量分化重组的产物，也是这一过程尚未结束的证据；或许还需要一两次分化组合，才能重回两党格局，或者英国选民将长期接受双反对党格局，或者在一次成功的联合执政之后，选举制被朝向比例代表制修改，那样的话，政治格局将被永远的改变。

70年代，冷战、北爱问题、通胀和连绵不断的罢工，把英国拖入了混乱的泥沼，俨然成为一个失败国家的典型，撒切尔的新右派政纲适时抓住了对混乱已厌倦透顶的英国民众的心；然而撒切尔在任期之初非常艰难，改革带来的痛苦召来了广泛抱怨，幸运的是，福克兰战争和她在战争中的坚强表现挽救了她，让她赢得了第二个任期，而那时，改革的成果已开始显现。

撒切尔的幸运和成就严重打击了工党，首先，工会的顽固和撒切尔的强硬让劳资纠纷陷入僵局，加上贸易开放和全球化进程，使英国制造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结果，工人阶级急剧萎缩，工党失去了其传统选民基础；其次，冷战结束和柏林墙倒塌，使得工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产，而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用它巨大的成果赢得了人心。

在经历了一次重大分裂（这次分裂产生了社会民主党，后者后来与自由党合并成为现在的自由民主党）和多次选举失败之后，工党痛定思痛，在布莱尔的带领下把自己彻底改造成了一个中间派政党，而布莱尔本人的政治立场甚至比中间还要偏右；面貌焕然的新工党，利用选民对梅杰政府在92年英镑危机中糟糕表现的痛恨，以极大优势赢得了97年大选。

和克林顿的民主党一样，新工党延续了自由化改革，并享用了与之相伴随的全球化和创新浪潮的成果，由此赢得了工党史上最长的执政期；这下，该轮到保守党痛苦、反思和震荡了；十几年中，在更换了四位领导人，在与欧盟关系、地方自治和宪法改革问题上导致多次内部分裂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稳定的自我定位和一个赢得众望的领导层。

如今，保守党的最大麻烦在于，右派政纲中对选民最具吸引力、因其成功而曾为它带来声誉的部分——减税、自由贸易、私有化、去管制化、亲美外交——，多半已被新工党偷走了，现在它很难再拿出过硬的理由说服选民：要得到这些好处就得选我们；保守党对此的反应也很有意思：让我们也去偷他们的。

卡梅隆学小布什自称“有同情心的保守派”，而且在福利和环保政策上向左走得更远；不过从早期言行看，这些向中间靠拢的姿态仅仅是策略性的，曾以撒切尔继承者自诩的卡梅隆，在骨子里仍是个纯正的右翼保守派，尽管表面上更圆滑和蔼一些；如果他能获得安全的国会多数，不排除会高调重启撒切尔的经济自由化改革，甚至如他曾暗示的那样拿NHS和公立学校开刀，为医疗和教育系统引入某种市场化竞争机制。

作为上述动荡过程的产物和受益者，自由民主党有着清新的形象、清白的背景和一个富有魅力的领导人，但它也有着先天的不足：党内整合度太低；20年前自由党与社民党合并以来，两党旧部在经济政策上的显著对立始终未曾弥合，现任党魁所代表的自由市场派和干预主义者的政策取向截然相反，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是他们共同的亲欧盟取向和社会政策上的进步主义，还有对两个老大党尤其是工党的怨恨；这样的联合基础是脆弱的，可共患难而难共荣华，一旦获得独立或联合执政的机会，很可能迅速分裂。

更不幸的是，他们生不逢时，如果眼下的竞选格局发生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奥巴马上台之前，他们或许很有希望，可现在，由伊拉克战争引发的对保守派的普遍怨气已经释放了，而希腊债务危机的蔓延，使得他们的亲欧盟和亲欧元立场很不受欢迎，而他们打算疏远的美国，却正由一个与他们同道的进步派偶像当政，同时，原本可为他们赢分的环保倾向，也已因哥本哈根的失败和暖化派的丑闻而大打折扣。

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和进步的中坚
辉格
2010年1月15日

不久前，社科院社会学所发布了一份题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滞后于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中产阶级的薄弱：人均GDP已达3000美元，中产阶级规模却只有22%，少于通常水平的一半。

当然，所谓“滞后”的判断，暗设了社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确切因果关系这一前提；姑且不论该假定能否成立，中产阶级的壮大对于社会稳定和制度进步的作用，已是广为接受的历史经验；所以，是哪些因素妨碍了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壮大？它蕴含着何种社会与政治含义？是值得探究的。

所谓中产，是拥有一些资产的人，这份资产须大到他足以依靠、弥足珍惜、悉心守护的程度，而又没有大到他能借此调动一大批人来专门为他服务，或为实现他的个人目标而工作的程度；这两条线一划，两头剩下的就是无产者和资本家了。

中产有产，也就有了可以失去的东西，既不像无产者“只能失去锁链”，也不像资产阶级可以失去很多而保衣食无虞，因而他们在行动上会倾向较为保守和稳健的策略；当人口中很大多数都采用如此策略时，整个社会的博弈环境会更有利于善意与合作。

和无产者一样，中产者的核心资产是人力，不同的是，他的人力资产市场价值更高，高的足以让他购置房产、负担子女的优质教育、购买医疗与养老保险，以及自己的不断再教育——这是对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措施，所有这些都给了他安全感和自信心，也改善了其面对雇主的谈判地位；对短期失业的承受能力、自我雇佣和小本经营的可能性，更强化了这一地位。

价格高也意味着难以被大批收买和操纵，也难以被全面买断而形成人身依附，而这些都是建立破坏性组织的基本条件；安全感、自信心、良好的教育、对各种信息和机会的广泛接触，这些都赋予了中产者独立思考、判断和行动的能力，也滋长了他们对参与超出熟人社会以外的公共事务的兴趣和能力；而同时，他们的财力又不足以去收买政客和操纵公共事务，而只能依靠个人的积极参与和自下而上的合作组织；这些条件，正是现代公民社会得以生长的适宜土壤。

中产者通常拥有房产，但又没有富到可以随意选择和更换居所，因而对教育、卫生、环境、治安等既关乎日常生活、又影响房产价值的社区事务，有着特殊强烈的兴趣，而作为业主，他们也有能力参与社区和城市治理；而同时，他们也是各级政府的主要税基，因而也是苛捐杂税的主力抵制者。

在恰当的制度条件下，这种从切身利益和所在社区出发、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是发展公民自治和稳定社会的良好途径；相反，若缺乏这样的途径，随经济增长和社会开放而来的政治兴趣和参与冲动将被直接引向国家层面，其结果将是民粹主义，或是民粹与威权相互轮番推倒的拉美式动荡。

中国中产阶级的薄弱，直接归因于工资水平的提升远远滞后于GDP增长，而这一滞后又可归因于人力资产买方——也就是资方——的竞争不充分；广泛的准入管制和国企的垄断地位提高了资方的议价能力，而同时，民企所面临的恶劣信贷与融资条件、大量的歧视性政策，使得雇佣了2/3劳动力的他们无法提供有吸引力的薪资。

私人资本没有机会创造出足够多的优质工作岗位，拖累了工资水平的上涨，在人口形势已开始逆转的今天，这一滞后尤显突兀和刺眼；更不幸的是，由于城市政府垄断了土地供给，为高价出售人力资产而不得不聚居于大城市的潜在中产者，因高昂土地成本所导致的高房价，实际上被征收了一笔巨额的市民资格税，这是地道的中产税。

私营部门优质岗位的匮乏，生动的体现在近年来公务员考试的热烈踊跃之中，事实上，政府的弱预算约束和越来越强大的支付能力，已使它成为最有吸引力的雇主；然而，尽管有着优厚的收入和保障，财政供养人群并不是上面所界定的中产者，因为他们的优厚条件完全建立在与单一雇主的买断和依附关系之上，他们并未因此而获得更强的人力资产议价优势、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信心、和更强烈的社会参与和公民自治意识，当然，更不是重税的抵制者。

因此，在剔除财政供养人口之后，中产阶级的规模远比社科院报告所体现的更加薄弱，距离一个现代公民社会发育所需的水平还很遥远。

Last, you are talking about politics instead of trading.
There is nothing worse than encouraging people involved in politics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