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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防灾责任所来何自？
辉格
2012年7月26日
每次自然灾害过后，都会有一轮拷问政府预防体系是否完备、救援措施是否积极的所谓“问责”浪潮，也会伴随着大量良莠难辨却言之凿凿的祖传秘方；拜网络新媒体特别是微博之赐，这次北京暴雨成灾之际，这样的反思、问责和开药方举动，从雨水刚刚开始淤积之时，便已风雨满城、席卷九州了。
然而很少人会在这么做之前先问一问，为何人们要将自然灾害对个人所造成的损害归咎于政府？为何他们会将防灾和救援的责任归诸政府？归根结蒂：为何人们在灾害发生时首先想到的是政府，而不是其他什么，比(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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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防灾责任所来何自？
辉格
2012年7月26日
每次自然灾害过后，都会有一轮拷问政府预防体系是否完备、救援措施是否积极的所谓“问责”浪潮，也会伴随着大量良莠难辨却言之凿凿的祖传秘方；拜网络新媒体特别是微博之赐，这次北京暴雨成灾之际，这样的反思、问责和开药方举动，从雨水刚刚开始淤积之时，便已风雨满城、席卷九州了。
然而很少人会在这么做之前先问一问，为何人们要将自然灾害对个人所造成的损害归咎于政府？为何他们会将防灾和救援的责任归诸政府？归根结蒂：为何人们在灾害发生时首先想到的是政府，而不是其他什么，比如巴菲特、Google、弥勒佛或阿拉丁神灯？这其中的道理，似乎并未有人加以阐明。
现在假设你身处一个没有政府的地方，比如公海上或者索马里，一场龙卷风让你目睹某位亲友无端暴毙，自己的财产也惨遭毁灭，此时你大概不会想到政府，也不可能找出某个人来对此负责，可以预料的反应，除了反思自己哪里疏忽了之外，无非是悲叹命运之多舛，这也是作为冷静超然的旁观者看来唯一合理的反应。
问题是，身临灾难的当事人并不超然，他们常常需要为悲剧和惨状所引发的怨愤和怒火寻找一个渲泄对象，于是悲叹的内容会变成：造化何以如此弄人，老天为何这般不公，上帝为何而发怒？如今，受过教育的人大概都不会从字面上理解这些句子，那显然只是“命运”的拟人化表达而已，不过在蒙昧时代，人们真的会用各种巫术去努力平息老天的怒火，或诱骗神灵转移发怒对象，甚至威胁他再发飙就断了祭品。
看起来，现代人只是让政府取代了老天的地位，启蒙运动虽让他们认识到了巫术的愚昧，却并未赋予他们直面命运的勇气，他们仍需要一个父爱主义的老天为他们挡开一切风险和不确定性；一方面，他们天真的以为，自从认识到理性的威力之后，没有什么自然力是不可战胜的，而同时，现实生活的严酷又让他们感觉到个体力量的渺小，于是便将理性主义的美好许诺，转变成了福利主义责任而施加于政府。
正因此，他们才宁愿相信像扭转地球气候变化和平抑经济波动这样的事情，也是政府能够且必须承担的责任，无论人类对这些现象的了解还何等粗浅，政府既已被赋予老天的角色，自然要为一切人间痛苦和不幸负责，甚至对于非洲无政府地区的种种不幸，进步主义者也要在“国际社会”的名号之下，假装出一个并不存在世界政府来向它问责。
现实一再击碎这种幻觉，但人们却很擅长再次将自己迷醉，需要另一次启蒙才能将政府这个魅影从现代政治伦理中消除；真正的理性主义者会认识到，面对世界和生活的复杂性，理性——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终究是弱小的，个人必须自己面对命运，政府只是他们组织起来平息相互间冲突和解决某些公共问题的一个凡俗工具而已，类似的工具还有很多种，从企业、大学、研究机构、行业协会到慈善组织，其中有些确实能够加强人类对抗命运的能力，但除了执行法律之外，政府在其中并不天然的具有优势，相反，它们往往表现的十分笨拙和低效。
所以，在为某种自然灾难而问责政府之前，在将相应的责任赋予政府之前，首先要问一问：为何你认为这件事应该由政府来做？由他做比由当事的个人、当事人能够向其寻求帮助的亲人朋友、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商家、保险公司、人们为获得安全而自发建立的社区组织、热心公益的慈善组织，为何不是更好的候选人？
人们更不能忘记，每当我们将一项新责任赋予政府，便同时赋予了或至少认可了他为履行该责任所需要的权力：当我们为火灾而问责政府时，也就默认了他为保持消防通道畅通而强拆违章建筑的权力，同样，对交通堵塞、治安不良、市容不佳、暴雨泄水不畅的问责，也默认了政府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进行全面城市规划，并为此而实施拆迁、管制流动人口、清除城中村和贫民窟、驱逐无业人口、清理街边摊位的权力，问题是，那些叫嚷问责的人，是否意识到了这些责任背后所包含的代价？
阿拉伯之春开启后反恐时代
辉格
2012年6月29日
已持续18个月的阿拉伯之春虽还说不上尘埃落定：埃及军方会负隅顽抗多久？叙利亚内战会不会点燃该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教派和国家间冲突？利比亚和也门会不会沦为另一个索马里？这些都还有待观察，但这场变动的格局和走向却已相当清楚：该地区的政治进程，正在从大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游离出来，按自身的逻辑发展。
考虑到该地区之庞大——从马格里布到印度河谷——这一转变影响深远，将带给世人一个十分陌生的世界格局；从18世纪中叶的七年战争开始，欧洲王国之间的合纵连横便开始通过其殖民体系向世界范围蔓延，不断将各大小国家、民族和文化卷入由阵营对立所构成的国际(more...)
标签：中东 | 伊斯兰 | 国际 | 政治 | 阿拉伯 | 阿拉伯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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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春开启后反恐时代
辉格
2012年6月29日
已持续18个月的阿拉伯之春虽还说不上尘埃落定：埃及军方会负隅顽抗多久？叙利亚内战会不会点燃该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教派和国家间冲突？利比亚和也门会不会沦为另一个索马里？这些都还有待观察，但这场变动的格局和走向却已相当清楚：该地区的政治进程，正在从大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游离出来，按自身的逻辑发展。
考虑到该地区之庞大——从马格里布到印度河谷——这一转变影响深远，将带给世人一个十分陌生的世界格局；从18世纪中叶的七年战争开始，欧洲王国之间的合纵连横便开始通过其殖民体系向世界范围蔓延，不断将各大小国家、民族和文化卷入由阵营对立所构成的国际秩序之中，此后历经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两次大战，最后在冷战时达到高峰，几乎所有国家都被卷入其中。
冷战是一次重大转折，此前，对立阵营是按一时的利益和战略需要而拼凑的，敌我关系变动频繁，那时主导各阵营的大国并不关心其盟友的文化和制度，只要冲突时站在同一边就行，而冷战则是一次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全面对抗，因而超级大国不仅拉拢盟友，也努力让他们采纳自己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必要时甚至强加给他们，这样一来，国际秩序对各国的影响便开始深入骨髓，与该体系的关系常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国的制度基调和社会发展方向。
冷战结束后，人们一度担心国际秩序丧失维持动力，不过至少在中东，萨达姆及时提供了新动力，此后在石油利益和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推动下，美国主导下的海湾联盟和戴维营秩序维持了中东的十年稳定，直到911；反恐战争大幅改变了美国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利益关切点，不再只是确保运输贸易畅通和避免战争，而是要通过改变该地区的社会政治面貌来消除恐怖主义土壤，那就必须进行深度干预。
假如美国真有决心和能力持续推行深度干预战略的话，尽管会有许多艰难曲折，中东将朝另一个方向发展，阿伊两战之后，甚至已经有一些迹象显示干预策略开始获得成效，特别是利比亚的转变，还有也门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在美国强大施压下对反恐战争作出的配合；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小布什政策在国内和西方世界所获得的支持是脆弱而短暂的。
恐怖威胁毕竟不具备珍珠港、地面入侵或核战争前景那么巨大而无可置疑的动员能力，它让国民愿意容忍的战场伤亡和财政负担都十分有限，况且，通过加强国内防范措施，似乎也能避免大多数和最严重的恐怖袭击；当连续多年没有发生恐怖袭击，国民很快对持续扩大的伤亡和财政赤字失去耐心，而金融危机又施加了致命一击。
所以今天回顾起来，中东局势的转变实则始于金融危机和民主党的上台，深度干预政策被全面抛弃，退回到克林顿时代的价值观外交：从外部鼓励民主运动，仅在出现大规模人道灾难时进行有限干预，在推动一个国家变化的问题上，采用破而不立的策略，因为要“立”就必须长期深度干预，比如对付塞尔维亚的办法就是轰炸，炸到你秩序崩溃、政府垮台，然后静待其内部发生积极变化。
破而不立政策一度表现良好、令人振奋，铁幕落下之后，东欧似乎毫无阻力的自动拷贝了西欧的制度，也顺利融入欧盟大家庭，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大氛围中，东亚和拉美也出现了一些成功转型，以至于出现了像福山的“历史终结”之类惊人的乐观论调。
然而很快，从阿富汗、俄罗斯，到委内瑞拉、玻利维亚，乃至中东和中亚的伊斯兰地区，逆转的趋势出现了；金融危机之后，甚至作为以宪政和法治为基础的全球化市场社会之大本营的西方，其意识形态氛围和政策取向也已从冷战后的亲市场路线中大幅扭转；或许，此轮阿拉伯之春将最终埋葬福山式盲目相信“进步潮流难以阻挡”的乐观主义历史决定论。
于是我们就要问：为何现代市场制度在东欧的重建如开闸放水般容易，而在其他国家却屡遭挫折？特别是，为何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当外部压力减弱、原有社会控制松动时，重建起来的大多是反宪政法治和反市场的制度？甚至像索马里和阿富汗这样完全建立不起现代国家而退回到部落状态？
面对如此强烈的反差，我们难以忽视文化和传统的差异，然而这些差异中究竟哪些元素在起作用，如何起作用，却不容易看清；有些观点夸大了宗教传统的作用，首先，伊斯兰和基督教一样，从经文和教义中总是能挖掘支持任何主义的词句，那没有意义，实际上对广大信众来说，宗教只是以习俗传承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规范，与经文教义关系不大。
其次，与信众相反，构成伊斯兰世界政治主导力量的精英和激进教派领袖们，多数都受过西方教育，许多甚至是学术和技术专业人士，其思考方式也非常西方化，而且越是这些人，具有越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越是沉浸于阿拉伯社会现代化的失败历史所带来的挫折感之中，也越执着于复兴其梦想中的伊斯兰文化和历史荣耀，他们不仅十分了解西方，也梦寐以求实现现代化并超越西方。
真正的差异来自构成博弈环境的文化价值观和信念，正是各派在面临机会展开竞争时，对各自将会如何行动所持的信念，在制度演变起着关键作用；假如一个社会从来没有妥协和尊重惯例的传统，那么你死我活和机会主义便成为合理的预期，和平共存的均势和稳定的社会规范便难以维持甚至根本不会出现，比如在军方和选举占优的党派之间，假如前者相信后者上台必定会全面清算，后者相信对方若保留地位必定会任意干政，那和平过渡就难以实现。
同样，假如好不容易获得政权的一方确信反对派若上台必定全面推翻自己的政策，多年心血一夜泡汤，就很可能不惜破坏规则而阻止后者上台；出现一个导向宪政与法治的良性反馈过程所需的博弈条件非常严苛，不是几次圆桌会议和几份宪章条文就能创造的，而只能在一次次的社会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
阿拉伯世界的条件尤其恶劣，该地区建立现代国家的努力其实从未成功，有些国家的基层组织方式仍处于部落状态，另一些则始终由外部力量所维持：奥斯曼帝国的总督、英法殖民者或托管当局、冷战和反恐时代由巨额外援所支撑的威权政府，社会各阶层和利益集团有序互动的机会很少，一旦外部力量撤出，很难指望一个好的秩序和制度能够自发的建立。
叙利亚僵局考验价值观外交
辉格
2012年6月13日
叙利亚局势日益胶着，而且看起来正在变成一场货真价实的内战，对此，一直试图积极影响事态的西方大国，似乎已束手无策，处境尴尬；假如他们放弃推倒阿萨德的努力，那就奖励了阿拉伯之春中镇压手腕最强硬的政权，这无异于告诉未来面临类似处境的政权：最好死扛到底；假如继续支持反对派，目前的人道灾难又可能长期延续和扩大。
当前的困境不仅表现在西方大国无法说服安理会成员国一致行动，即便他们拥有所需行动能力，恐怕也难有所作为，因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冷战之后始(more...)
标签：制度 | 国际 | 外交 | 政治 | 阿拉伯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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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僵局考验价值观外交
辉格
2012年6月13日
叙利亚局势日益胶着，而且看起来正在变成一场货真价实的内战，对此，一直试图积极影响事态的西方大国，似乎已束手无策，处境尴尬；假如他们放弃推倒阿萨德的努力，那就奖励了阿拉伯之春中镇压手腕最强硬的政权，这无异于告诉未来面临类似处境的政权：最好死扛到底；假如继续支持反对派，目前的人道灾难又可能长期延续和扩大。
当前的困境不仅表现在西方大国无法说服安理会成员国一致行动，即便他们拥有所需行动能力，恐怕也难有所作为，因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冷战之后始终未能形成一套清晰而坚定的外交战略。
在整个阿拉伯之春中，西方都奉行了一条支持专制国家内部反对派的外交路线，这是西方在冷战后将外交政策从利益主导向价值观主导转变的一次体现，然而这一转向在实践中却遭遇了矛盾：以人权和人道主义为诉求的价值观外交，一方面要求他们反对那些在这方面表现糟糕的政权，支持它们的反对者，但同时，一旦反对运动在他们鼓励和支持之下掀起来，又需要为由此可能引发的人道灾难承担道德责任，而两者往往难以两全。
一群人民遭遇非人道对待、基本权利被践踏，有效的救助方法是为他们提供法律保护，这也是迄今人类所找出的唯一有效方法；所以，若果真将制止权利践踏和人道灾难作为外交政策的指针，要么开放和鼓励移民，让更多人居住到已建立了良好法治的国家，可实际上，许多西方大国在收紧移民政策。
要么制度输出，努力在将已经成熟的宪政结构和法律体系延伸覆盖到更多的地方，为更多人提供普遍司法保障，但这么做常常需要高强度的外部干预，甚至需要像对付阿富汗和伊拉克那样发动一场地区性战争并实施长期占领，然而这种具有殖民主义色彩的政策早已为国际关系伦理所不容，阿伊两战只是因为有了反恐这个旗号才得以发动，而且长期占领的代价都已被证明过于高昂，不堪负担。
目前所奉行的外部施压加内部鼓动的政策，其实是一种盲目碰运气策略：向一潭死水中扔进块石头，指望会出现一些“积极的变化”，变化当然会有，但为何一定是积极的，或有很大几率是积极的，却没人能说明；假如这种变化导致建立更好制度和法律的机会很小，而过程中的动荡和人道灾难代价又非常高昂，那岂非与这一政策的价值导向背道而驰？假如鼓励这一变化的西方大国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在出现此等局面时强化干预、控制灾难，并确保重新建立的制度比之前的更好，他们的道德责任又何从推卸？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宪政和法治在一个社会得以确立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其成功取决于大量条件的机缘巧合，绝非某些历史决定论者认为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起源于英格兰的该制度体系在过去几百年的扩张蔓延看似势不可挡，但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那时大国外交的进攻性和侵略性，以及殖民主义。
十八十九世纪的后发国家，为了在强权林立的世界立足自保，要么像日本那样主动接受他们的制度，变成他们中的一员，要么投靠其中一个，受其保护，同时也免不了接受其施加的外部制度约束，这一动力在冷战时两大阵营对抗时，同样起了作用；可如今，这一动力看来已不复存在，西方和资本主义已丧失了文化和道德自信，更没有了侵略和扩张冲动，殖民主义已成过街老鼠，制度输出也不再可能作为政策选项而被考虑。
【2012-06-07】
@whigzhou: #饭文#君主制的现代意义 http://t.cn/h46YAn 对于王室的忠实拥趸，君主制凝聚着他们所珍爱的传统价值和历史荣耀，是英国之所以值得他们去爱的重要理由，而对于更多淡然的大众而言，它至少是个无害而美丽的装饰品……那么，在现实政治决策中已完全放弃其干预权的君主，是否真的完全没有了制度价值？
@平沙_Cong: 辉格总这篇有托利党人的味道啊，我喜欢！
@whigzhou: 拥护立宪君主是我们柏克党人的光荣传统，详见《法国革命论》
@詹万承:疑问：如(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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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07】
@whigzhou: #饭文#君主制的现代意义 http://t.cn/h46YAn 对于王室的忠实拥趸，君主制凝聚着他们所珍爱的传统价值和历史荣耀，是英国之所以值得他们去爱的重要理由，而对于更多淡然的大众而言，它至少是个无害而美丽的装饰品……那么，在现实政治决策中已完全放弃其干预权的君主，是否真的完全没有了制度价值？
@平沙_Cong: 辉格总这篇有托利党人的味道啊，我喜欢！
@whigzhou: 拥护立宪君主是我们柏克党人的光荣传统，详见《法国革命论》
@詹万承:疑问：如果君主制真能遏制民族主义情绪，那日本又怎么解释？
@whigzhou: 君主制不是遏制民族主义，而是接管了它，把它政权那里引开；日本的情况是：民族主义确实被从政府那里引开了，但政府却没控制住军队，军队裹挟君主扛起了民族主义大旗
@whigzhou: 日本的对外战争是军队甩开政府自己打起来的，然后才把政府拖了进来
@whigzhou: 明治后日本宪政结构的致命缺陷是：政府无法控制军队，但军方却能倒阁
@abada张宏兵: 但是美国独立不就是对英国的政变吗？
@whigzhou: 不是，政变是本国军队（或其一部分）颠覆本国政府，大陆军队是另起炉灶的，算是造反
@whigzhou: 我用政变为例，是想说明：有君主分走部分合法性资源，强人就难以获取大权独揽为所欲为所需要的价值感召力，并垄断全部合法性资源，这一点当然不只体现在军队上
（饭文编号终于用完了，我当初可没想到居然能坚持到这一天，这也算得上钻石大典了）
君主制的现代意义
辉格
2012年6月6日
继去年的王长孙大婚之后，英国民众又迎来了女王继位60周年钻石大典，各英联邦国家也都遥望同庆，平时隐居深宫的王室一时间频频亮相前台，举世瞩目，风光无限；世人在看热闹之余，也难免提起君主制这个老话题；诚然，多数英国人和英联邦国民都希望延续这一古老传统，然而，君主制在现代政治中究竟有何作用，却很少说的清楚。
对于王室的忠实拥趸，君主制凝聚着他们所珍爱的传统价值和历史荣耀，是英国之所以值得他们去爱的重要理由，而对于(more...)
标签：价值观 | 信念 | 制度 | 君主制 | 国家 | 政治 | 民族 | 民族主义 |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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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文编号终于用完了，我当初可没想到居然能坚持到这一天，这也算得上钻石大典了）
君主制的现代意义
辉格
2012年6月6日
继去年的王长孙大婚之后，英国民众又迎来了女王继位60周年钻石大典，各英联邦国家也都遥望同庆，平时隐居深宫的王室一时间频频亮相前台，举世瞩目，风光无限；世人在看热闹之余，也难免提起君主制这个老话题；诚然，多数英国人和英联邦国民都希望延续这一古老传统，然而，君主制在现代政治中究竟有何作用，却很少说的清楚。
对于王室的忠实拥趸，君主制凝聚着他们所珍爱的传统价值和历史荣耀，是英国之所以值得他们去爱的重要理由，而对于更多淡然的大众而言，它至少是个无害而美丽的装饰品，就像一件古董，既然大家喜欢观赏而又无害，何必丢弃它？那么，在现实政治决策中已完全放弃其干预权的君主，是否真的完全没有了制度价值，而仅仅是一种装饰？
假如人们注意到如下事实，或许就不会这么认为：近现代史上那些特别激进、顽劣乃至暴虐的军事独裁者，很少能容忍自己头上有一个君主，哪怕这个君主毫无实权，相反，在西北欧那些保留了传统立宪君主的国家，几乎没有发生过军事政变，甚至没出现过丝毫政变的苗头，这又是为什么？
从形式和条文看，现代军队的指挥体系和规章制度都大同小异，可为何一位英国将军压根不会动武力干政的念头，而他的葡萄牙、希腊和泰国同行们却时常会动这样的念头？要理解这一点，必须首先看清价值观在权力形成中的作用；权力来自武力，这没错，但常被忽视的是，权力更来自组织，仅凭个人武力，哪怕手持最强悍的枪炮，恐怕连一个村庄都控制不了。
国家机器只是个比喻，每个部件都是由活人而非机械所组成，每个上级指令必须获得各级人员的配合才能被执行，因而，高级将领在采取法外行动之前，必须确信能获得下级军官压倒性多数的配合；可是下级军官为何要配合你呢？假如他持有捍卫现有制度的坚定信仰，并视之为其人格与名誉的基石，就可能宁死不屈，即便他是个机会主义者，也要评估你成功的可能性，而这又要看他相信你能赢得多少支持配合者。
所以，最终决定事态的，是对现行制度和行动目标的众多个人信念在整个组织结构中的分布状态，一项行动若要指望成功，至少要有把握打通关键几条自上而下的命令执行链路，命令在通过每条链路的各环节时都能获得充分配合，这一要求在高度专业化的现代军队中，是颇为严苛的，所以，除非组织里充斥着见风使舵、信奉成王败寇的机会主义者，即便由最高级将领发动，法外行动的成功率也将会很低，这样就没人会动念头。
而正是在信念与价值观的集体分布上，君主制或许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是因为立宪君主制分离了民族价值与政府职能这两大国家元素的载体；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一方面得益于交通、通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强大组织力，同时也充分挖掘利用了源自部落时代的对文化共同体的集体情感，通过国民教育、历史与经典编纂、英雄与传说的塑造渲染、民族语言的统一等等建构手段，创造了民族这一维系现代国家的文化共同体。
现代国家在拆除地区性贸易壁垒、提供普遍法律保障、创造流动性大社会等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其成功也强化了文化认同，特别是像英国这样成功的国家，其制度保障之下的个人自由、贸易繁荣、生活富裕都有目共睹，人民因此而爱屋及乌的心生民族自豪和爱国热情，当在情理之中。
然而，民族主义也是头极度危险的猛兽，特别是当它与权力机器紧密结合时，其单一化特征与宪政与法治所需的多元权力制衡结构格格不入，当执政者同时成为民族命运的指引者与守护神，成为民族导师和民族光荣的象征，对其权力的种种制约便可能在狂热的民族主义浪潮席卷之下完全失效。
幸运的是，英国的君主制分离了两大元素，荣耀归于国王，唾沫归于首相，民族热情与爱国主义无碍于对政府的批评、对政策的反思和对权力的抗衡，首相们永远只能甘居于大管家的身份，没有扮演导师与舵手的机会。
诚然，国王已很久没有实际运用其权力，但并不能因此而断言王座没有功能，或许他的存在本身就消除了其行使权力的必要性，一项制度构件的真实功能，有时需要在边界事件而非常规状态中考察，世人不了解君主制在宪政结构中的价值，或许只是因为没有出现这样的边界事件，毕竟，自光荣革命以来，英国从未有过任何政变苗头。
【2012-05-16】
@李子暘: 共和制并不神秘，就是各派政治势力谁也压不倒谁，没有魅力型的领袖人物，大家只好坐下来商量如何非暴力地划分政治权力。划分以后，必然形成互相制衡和共同认可的规则。这种规则比纸面上的法律有效得多——中国现在不正是这样吗？大宪章以来的英国不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吗？
@tertio: 短暂的平衡对峙不等于共和
@whigzhou: 水星此言大谬，孛兮來或忞夹煲能公开阐明自己的不同立场吗？能公开召集自己的支持者吗？能公开与对方讨价还价、达成协议吗？能援引筅樟原则为自己辩护吗？能在某次竞争失利后维持其存在和势力吗？
@李子暘: 这些都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要慢慢出现并稳定。现在就是进行中
@whigzhou: 慢慢出现没错，可是方向反了
@李子暘: 难道情况比以前恶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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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16】
@李子暘: 共和制并不神秘，就是各派政治势力谁也压不倒谁，没有魅力型的领袖人物，大家只好坐下来商量如何非暴力地划分政治权力。划分以后，必然形成互相制衡和共同认可的规则。这种规则比纸面上的法律有效得多——中国现在不正是这样吗？大宪章以来的英国不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吗？
@tertio: 短暂的平衡对峙不等于共和
@whigzhou: 水星此言大谬，孛兮來或忞夹煲能公开阐明自己的不同立场吗？能公开召集自己的支持者吗？能公开与对方讨价还价、达成协议吗？能援引筅樟原则为自己辩护吗？能在某次竞争失利后维持其存在和势力吗？
@李子暘: 这些都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要慢慢出现并稳定。现在就是进行中
@whigzhou: 慢慢出现没错，可是方向反了
@李子暘: 难道情况比以前恶化了？
@whigzhou: 就它的抗珙阖能力而言，是的
@高利明: 请辉总展开下。
@whigzhou: 就是我的几个问号得到肯定回答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吗，体制在关门解决内部冲突、一致对外、防止珙阖苗头上做的越来越成功了嘛
@whigzhou: 多元权力共存与竞争的局面很常见，公开化和制度化是关键，如此才能激励各方向下寻求支持，拓展自下而上组织的空间，才能将最初只保护少数peers的规则扩张到保护所有人，最终让每个人都成为peer
@whigzhou: 竞争的制度化意味着，单次竞争的失败者不会被清洗，这是均衡得以稳定存续的前提，否则一旦均势稍有偏离，中小派系便迅速倒向老大，老二老三不可能支撑太久，中国王朝更替中这一点很明显
@whigzhou: 每次旧朝崩溃之初，局面很胶着，各派都有机会，可一旦某派稍显优势（比如取得某个战略要地），很快触发一个正反馈，后面的过程变得极其迅猛，这是因为参与者对成王败寇下场有着牢固的预期
@springbottle 中国史上王朝更迭的次数很多，但对个体而言，往往是单次博弈，这种情况下演化出的行为规则应该不同于多次博弈下演化出的行为规则。一个基本的差别就在于：在前一种情况下，胜利者往往不会基于自己也可能在下次竞争中失利的设想而对失败者留有底线
@whigzhou: 是啊，若是几大家族间的竞争就不同了
@springbottle 一个猜想：在王朝更迭较快的时期（个体经历多次王朝更迭），政治竞争则会不同于王朝更迭缓慢的时期（个体只经历一次王朝更迭）。不知五代十国时期的政治竞争是否不同于其他时期
@whigzhou: 没错啊，所以赵家杀心较轻嘛，整个两宋都杀人不多
@喂羊的月亮熊: 是不是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意思。要赶尽杀绝，因为总以为自己会万岁
@whigzhou: 嗯，这是个预期与行动相互强化的过程，成王败寇的先例给了后人成王败寇的预期，于是加强了其赶尽杀绝的决心，也加强了稍弱者要么死磕到底，要么尽早投靠老大的信念，如此反复，难有均势出现
@trustno1v2: 粮食产地太集中,且没有外来替代来源,这是成王败寇的主要原因.
@whigzhou: 嗯，最初的原因可能是外部的（比如地理的），但行为与信念的轮番相互强化的过程一旦开始，即便那些外部原因不复存在，格局仍可自我维持
@学经济家: 不甚同意。不过没空仔细想，我的不同意，是基于愿望的还是基于分析的
@whigzhou: 我知道这方面你一直比我乐观，但如果我所提那几个问题上看不到松动迹象的话，未来的变迁必定会由一个爆炸性过程来完成，我说的撞墙是指这个，不是什么增长停滞之类
@whigzhou: 依我看，皿煮集忠制是史上最完备的反珙阖体制，它精心设计、刻意堵塞了珙阖苗头出现的所有可能性
@李子暘: 理性僭越了。那玩意儿也是逐渐演化出来的，不是精心设计的。现在，演化的力量已经不利于他们了。
@whigzhou: 不是一次设计完成的，最晚从7世纪的罗马教会就开始设计了，逐步改良至今
@whigzhou: 或许“设计”一词不妥当，这是个不断吸取教训、逐渐修补的过程，有理性参与，但参与者未必全面理解其机制
【2012-03-15】
@whigzhou: 通往宪政的道路上，近在眼前的两块石头是：1）你死我活法则：任何一方的安全感都建立在把对手弄死的前提上；2）列宁规则：也叫民主集中制，分歧只能关起门来在内部解决，不得公开化；这两条让政治搏斗无法导入一个公开、制度化、多元权力和平共存的结构中。所以，这不是好事，尽管那人的作为非常讨厌
@茶博未：在皮诺切特时代的智利，这2条原则用得如何？
@whigzhou: 回复@茶博未:你太不了解威权体制了，它们根本不面临这样的问题，军事独裁者只能控制军队和(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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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15】
@whigzhou: 通往宪政的道路上，近在眼前的两块石头是：1）你死我活法则：任何一方的安全感都建立在把对手弄死的前提上；2）列宁规则：也叫民主集中制，分歧只能关起门来在内部解决，不得公开化；这两条让政治搏斗无法导入一个公开、制度化、多元权力和平共存的结构中。所以，这不是好事，尽管那人的作为非常讨厌
@茶博未：在皮诺切特时代的智利，这2条原则用得如何？
@whigzhou: 回复@茶博未:你太不了解威权体制了，它们根本不面临这样的问题，军事独裁者只能控制军队和顶层国家机器，不会追求也没有能力清除对立政治力量，它们远不具备这么做所需要的组织和社会控制能力，那是全能主义政权才能做到的事情
@茶博未: 威权统治者为什么止步于威权，而不往全能极权迈进呵？总不会是意识形态吧？看苏联初期的架势，做极权好象满容易的一件事哇
@whigzhou: 那得有组织基础/脸皮/手腕嘛，有些威权政府时间长了确实有这种趋势，比如埃及，虽然离真正极权还差不少，再说了，独裁者要是能得善终，或体面过渡，何乐不为？
@whigzhou: 但由强大组织维持的系统就不一样了，你不想干，兄弟马仔们咋办？
@whigzhou: 你体面过渡了，兄弟们可是个个沾了两手血，而且下面还养着大批马仔，以及马仔的马仔的马仔……
@whigzhou: 相比之下，军事独裁牵扯的人就少多了，一小撮高级军官或礼送出境，或封个终身参议员免死，低级军官则可以执行命令为由免责
KONY2012暴露了国际政治的窘境
辉格
2012年3月14日
近日，一个标题为“Kony 2012”的视频在网上疯狂流传，观看者过亿，相关信息在推特上的转发次数也过百万，在各大SNS都已成为热点，关注者中不乏名人政要；可以想象，假如这样的传播势头和关注热度能持续上几个月，确实能够加重此事在政治天平上的份量，提高政治家为之采取行动的预期收益，这或许真的能促成在一两年内将Kony送上国际刑事法庭的目标。
实际上，Joseph Kony的暴行早已被揭露和广泛报道，在一些影视作品中也有表现，国际刑事法庭的逮捕令在七年前便已下达，迟迟得不到解决只是暴露了国际社会尚未发展出预防和矫正此类暴行的政治机制，这一点在波斯尼亚、索马里和卢旺达的历史中，早已展露无遗。
这一次的不同在于，“看不见的孩子”（
标签：伦理 | 和平主义 | 国际 | 战争 |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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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Y2012暴露了国际政治的窘境
辉格
2012年3月14日
近日，一个标题为“[[Kony 2012]]”的视频在网上疯狂流传，观看者过亿，相关信息在推特上的转发次数也过百万，在各大SNS都已成为热点，关注者中不乏名人政要；可以想象，假如这样的传播势头和关注热度能持续上几个月，确实能够加重此事在政治天平上的份量，提高政治家为之采取行动的预期收益，这或许真的能促成在一两年内将Kony送上国际刑事法庭的目标。
实际上，[[Joseph Kony]]的暴行早已被揭露和广泛报道，在一些影视作品中也有表现，国际刑事法庭的逮捕令在七年前便已下达，迟迟得不到解决只是暴露了国际社会尚未发展出预防和矫正此类暴行的政治机制，这一点在波斯尼亚、索马里和卢旺达的历史中，早已展露无遗。
这一次的不同在于，“看不见的孩子”（[[Invisible Children, Inc.]]）利用了全新的传播手段，把它变成了大众舆论热点，从运作方式看，该组织显然对目前的传播环境和西方大国的政治游戏法则有着深刻的领悟，运作成功的可能性不小；不过，即便这件事最后果真做成了，尽管它本身令人欣慰，但世人却没有理由因此而对国际社会处理类似悲剧的能力，改持更乐观的看法。
因为妨碍国际社会干预卢旺达或类似悲剧的那些因素，并未因此而消失，假如我们希望未来有所不同，首先需要弄清这些因素，并澄清种种误解；第一个误解是：没人关心非洲的事，是因为那里没石油；这是错的，非洲在美国政治日程上排序靠后，是因为那里太穷太落后，买不起大杀伤力武器，养育不出多少具有天然反美倾向的知识分子和文艺家，也未能向西方输出大量青年高知移民，因而不大会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认识到这一点，你才能理解为何美国积极干预中东、阿富汗和北非，这确实与石油有关，但不是以通常所理解的方式，若仅仅为了石油供应，独裁者更容易收买，油价也可更低。
第二个误解是：是政治家面对悲剧时的冷漠纵容了暴行；同样错了，政治家或许会很冷漠，但决不会放弃做英雄的任何机会，没人比政治家更爱扮演救世主、更爱出风头、更爱打仗，阻止他们这么做的原因不外乎：无数血淋淋的惨痛教训告诉他们，实施此类干预不会让你成为英雄，或者顶多做上几天的英雄，而付出的代价则是：在余下任期中成为过街老鼠、以落水狗的窘态度过余生、以刽子手和战争贩子垂名青史。
面对悲剧，记者和观察评论家与政治家的关键区别是：他们只需要说，不需要动手，因而可以轻易避开那些“脏手”的环节；这一点从他们的惯用句式中便可看出，他们喜欢使用被动语态：这种状况必须“被”改变，这种恶人必须“被”阻止，和平必须得到恢复；可是谁来阻止？需要做什么才能阻止？和平能在不发动另一次战争的情况下自动恢复吗？这些疑问，常常都在被动语态中被轻易蒙混过去了，Kony2012也是如此。
[[LRA]]问题的有利之处是，乌干达政府接受并配合国际干预，这让干预更容易进行，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当地政府拒绝干预，很多时候，它本身就是要被阻止的恶棍，或者是它的利益相关者，或者它认为外部干预者是比叛军更大的威胁，或者更糟糕，那里根本没有政府来接受干预，或者这个政府根本缺乏合法性和控制能力。
这种时候，干预者要想改变局面，只能发动一次战争，让自己成为按下战争按钮的那个历史罪人；而战争一旦发动，你又负上了重建当地秩序的责任，这意味着你必须用武力镇压各种破坏秩序者，这些都是没人愿意沾手的脏活；战争和镇压难免有伤亡和误伤，十几万大军派出去，其中也难免有情绪不稳定、精神不健全或品行恶劣的士兵，做出些罪恶的勾当，在和平主义评论家和抗议者眼里，所有这些血债，都是记在你头上的，而那些当初指责你坐视不管的人，早就拍拍屁股走开了，甚至他还站在和平主义抗议队伍里，理直气壮控诉你的战争罪行，而丝毫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言行不一之处。
正是舆论氛围中的这种内在不一致，让政治家在面对悲剧时陷于两难境地，加上本国士兵的伤亡所带来的政治成本更高，结果谁都不愿去按下战争按钮；况且，普选制所筛选出的政治家，多半倾向于追随大众伦理，而不会过分坚持自己内心的道德标准，这样，指望他们凭借自身道德勇气而承担由此带来的政治、伦理和历史代价，就更渺茫了。
目前为止，还看不出上述舆论环境和政治伦理局面会有何改观，互联网所带来的新型传播环境显然无法改变它，这从本次事件的传播特征中便可看出；世人在未来恐怕不得不忍受类似的悲剧场面，或许只有当本国公民面临直接威胁时，这种困境才能被突破，因为只有当危险降临到自己头上时，人们才会变得言行一致，才能被对危险的本能敏感从以往的自欺欺人中唤醒，并鼓起勇气让那些空话连篇的和平主义者滚开。
【2012-02-29】
@whigzhou: 看过《四月的某时》：迄今关于卢旺达的电影都不能令人满意，只有被害者视角，完全缺乏暴民视角，好像他们不是人似的，好像电台一煽动就能掀起屠杀似的，可是不弄清暴民的个体经验和组织机制，又怎么称得上反思？ ★★★
@whigzhou: 至于外部潜在干预者的视角，有是有，但完全不靠谱，根本没说明究竟是什么阻止了外部干预。这两点，大概都不是坞左们愿意面对的，前者会让他们发现：当初的反殖民运动是多么罪恶，后者会让他们发现：小布什的勇气是多么珍稀可贵
@whigzhou: 那些指责美国对卢旺达无动于衷的评论家们，你们拍着良心问问自己：你们什么时候“允许”过美国干预他国恶政(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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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2-29】
@whigzhou: 看过《
四月的某时》：迄今关于卢旺达的电影都不能令人满意，只有被害者视角，完全缺乏暴民视角，好像他们不是人似的，好像电台一煽动就能掀起屠杀似的，可是不弄清暴民的个体经验和组织机制，又怎么称得上反思？ ★★★
@whigzhou: 至于外部潜在干预者的视角，有是有，但完全不靠谱，根本没说明究竟是什么阻止了外部干预。这两点，大概都不是坞左们愿意面对的，前者会让他们发现：当初的反殖民运动是多么罪恶，后者会让他们发现：小布什的勇气是多么珍稀可贵
@whigzhou: 那些指责美国对卢旺达无动于衷的评论家们，你们拍着良心问问自己：你们什么时候“允许”过美国干预他国恶政？
【后记】
对此话题的更多评论见饭文《
KONY2012暴露了国际政治的窘境》。
昨天和老木匠一起吃饭，聊得很开心，其间我们也未能免俗的扯了几句时局和对几个大人物的评价，这时我提出了一个观点，值得拿出来再细细探究一番。
我认为，对于历史上或当今的政治人物，我们可以基于某些理论分析他们的决策或言行的历史后果，即，这些行为对后续历史进程的影响，也不妨对这些影响及其后果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但是，我们不能基于这样的判断，进而对他们的行为作出道德评判。
这是因为，作为当事人，只须对他能够预见到的（或依合理的要求应该预见到的）行为后果负责，而无须对他无法预见到，或依他所处的地位和情境不能合理的要求他预见到的后果负责，这是关于法律和道德责任的普遍原则，我想不出什么理由不将其适用于政治人物和政治行动。
我们知道，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因而其影响及于整个社会的重大政治行动，其长远后果通常都是难以预见的，对于这种影响中所涉及的因果关系，以及描绘这些因果关系的一般理论，或许随着知识的积累和研究的深入而不断进步，然而，且不论这些理论中是否有任何一种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可，只要我们承认个人理性的局限性，就不能要求政治家个体拥有当前最佳最全面理论体系所能支持的预见能力，因为这样的理论体系本身可能复杂的难以被单一个人所全面理解和恰当运用。
假如我们不对道德评判所依据的因果关系之常识显明性和因果链长度作出限制，那么任何行为都既可以被判定为善良的，也可以被判定为罪恶的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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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和老木匠一起吃饭，聊得很开心，其间我们也未能免俗的扯了几句时局和对几个大人物的评价，这时我提出了一个观点，值得拿出来再细细探究一番。
我认为，对于历史上或当今的政治人物，我们可以基于某些理论分析他们的决策或言行的历史后果，即，这些行为对后续历史进程的影响，也不妨对这些影响及其后果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但是，我们不能基于这样的判断，进而对他们的行为作出道德评判。
这是因为，{*quote(道德评判.原则)作为当事人，只须对他能够预见到的（或依合理的要求应该预见到的）行为后果负责，而无须对他无法预见到，或依他所处的地位和情境不能合理的要求他预见到的后果负责，这是关于法律和道德责任的普遍原则，我想不出什么理由不将其适用于政治人物和政治行动。
我们知道，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因而其影响及于整个社会的重大政治行动，其长远后果通常都是难以预见的，对于这种影响中所涉及的因果关系，以及描绘这些因果关系的一般理论，或许随着知识的积累和研究的深入而不断进步，然而，且不论这些理论中是否有任何一种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可，只要我们承认个人理性的局限性，就不能要求政治家个体拥有当前最佳最全面理论体系所能支持的预见能力，因为这样的理论体系本身可能复杂的难以被单一个人所全面理解和恰当运用。
假如我们不对道德评判所依据的因果关系之常识显明性和因果链长度作出限制，那么任何行为都既可以被判定为善良的，也可以被判定为罪恶的/quote*}：我强化暴政的力度，你可以说我助纣为虐，我努力减轻暴政给民众带来的痛苦，你可以说我在延长暴政的寿命，反之亦然，你也可以说，我在加速暴政的灭亡，我在帮助民众抵挡暴政的肆虐——这样一来，道德评判实际上不可能进行了。
当然，社会可以对政治家（尤其是他们的重大行动）提出一个比普通人高得多的预见要求，但究竟有多高，随具体时代和社会所通行的社会/政治伦理而不同；对于政治家来说，只要他遵循了当时当地的伦理规范，其行为在道德上便无可指责，相反，假如他违反了这些规范，即便其行动在事后被证明是效果良好的，推动了某种可欲事态的出现，他在道德上仍是有罪的。
比如蒙古人对中亚的大扫荡大屠杀，曾极大推进了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很可能刺激了西方的文艺复兴，甚至可能间接的刺激了欧洲在中亚门户再次关闭后发动了大航海事业，最终导致地理大发现，但我们显然不能因此而在道德上赞美蒙古人的屠杀行为。
比如计划生育，我始终认为，它确实会带来某些可欲的后果，但在道德上，它显然是罪恶的。
比如皮诺切特，他的铁腕反共行动和亲市场政策将智利送上了一条光明大道，但假如他果真像传说中那样把共产党人未经审判而装在麻袋里从直升机里扔进大海，那无疑是罪行；在赞叹皮诺切特的“历史贡献”和认定他的罪行之间，我并不觉得有什么逻辑困难[1. 或许某些人会因此而面临情感困难——究竟该恨他还是爱他呢？——这可以理解，但我自己是不大会对某个无缘谋面的历史人物或遥远的政治人物产生什么情感的，至少不会多到带来困扰的程度，说到底，我为何要去介意那个造就了今天这个“我”的历史为何是如此而非那般呢？]。
再如朱镕基，一个更复杂的例子，他对银行/电信等基础部门的企业化改造和对国企的垂直化整合，无疑都是市场导向的，但在客观上，这些行动极大改变了中央/地方的力量对比，强化了中央集权，其恶果在今天已显露无遗，但我并不认为，他在道德上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
再如贪官和腐败问题，我同意许多市场派朋友的说法：腐败比管制好多了，而且常常是化解管制恶果的有效途径，但是，我不会（像有些朋友那样）再向前跨一步，在道德上称许贪腐行为，这些行为在我眼里当然仍是无耻可鄙的。
不过，对于究竟什么才算是“当时当地的伦理规范”，肯定会有不少争议，但这不是问题，因为不像中心化司法系统，道德规范是分散执行的，是个无须完全同步的分布式并发系统（当然，作为社会规范，最低限度的协调一致性是必须的），即，在实现机制上，道德评判的算法在每个个人头脑里执行，且无须输出单一或一致的评判结果（对于中心化司法系统，这一点在原则上是必须的），这是另一个话题，回头再说。
【2011-12-15】
@Mysterilham：钱穆说，汉代实际事权在相不在皇，皇权和政权是分开的。这逻辑，还是很有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者特点的
@whigzhou: 如果大将军也算相的话，大致可成
@whigzhou: 帝国的行政制度史就是个宰相不断被秘书代替，秘书又不断变成宰相的历史，类似的，地方行政史是太守（常任官）不断被刺史（巡查官）代替，而刺史又不断变成太守的历史
@whigzhou: 每个强势皇帝上来，就派(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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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15】
@Mysterilham：钱穆说，汉代实际事权在相不在皇，皇权和政权是分开的。这逻辑，还是很有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者特点的
@whigzhou: 如果大将军也算相的话，大致可成
@whigzhou: 帝国的行政制度史就是个宰相不断被秘书代替，秘书又不断变成宰相的历史，类似的，地方行政史是太守（常任官）不断被刺史（巡查官）代替，而刺史又不断变成太守的历史
@whigzhou: 每个强势皇帝上来，就派一圈秘书，但强势帝毕竟少数，于是秘书日久又变宰相
【后记：看来钱穆确实不靠谱】
埃及，下一个伊朗？还是土耳其？
辉格
2011年12月8日
近日，迫于西方国家的压力，埃及军方向又一任过渡政府移交了绝大部分行政权力；与此同时，分三轮进行的议会选举的首轮结果也已出炉，该结果所显示的政治风向是明确无疑的：伊斯兰派大获全胜，两大一小三个伊斯兰政党共赢得2/3选票，而大中小三个世俗派政党得票不足1/4。
考察其中细节更可以感知选民的伊斯兰倾向有多强烈：极端伊斯兰主义的萨拉菲派（Al Nour Party of Sarafi）异军突起，得票率高达24.4%，仅次于穆斯林兄弟会（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 of Muslim Brotherhood)），而1996年从兄弟会中分裂出去的温和派瓦萨特党（Al-Wasat Party）则只得到了4.3%；而在另一边，所谓的世俗派阵营中，其实也包括了许多伊斯兰倾向强烈的派系，只是因为与兄弟会不合，才站到了世俗阵营中，比如新瓦夫脱党（New Wafd Party），就是一个公然宣称纳粹大屠杀是犹太谎言、911是摩萨德阴谋的派系，这种世俗（secularism）绝不是土耳其式的世俗。
兄弟会在这次革命过程中展现了惊人的动员组织能力和高超的政治技巧，低调克制、进退有据；他们现在宣称自己是温和伊斯兰主义，但这显然是策略性的，恐怕也没多少人会相信，因为真正的温和派早在96年就分裂出去了；况且，以选举所表现出的政治风向和意识形态氛围来看，即便他们果真是温和的，未来也会被迫变得激进，否则就可能在选举中被更激进的派系所替代。
对于国际社会，令人担忧的不仅是伊斯兰主义（Islamism），在埃及的世俗派阵营中，还有很多属于老派的阿拉伯社会主义（Arab socialism）者，比如新瓦夫脱党和塔噶木党（Tagammu Party），他们的理想是回到1978年戴维营协定（Camp David Accords）之前，延续1952年革命的未竟事业，也就是纳赛尔、老阿萨德和萨达姆的事业；这样，无论这两大阵营中的哪些派系最终以何种多数组合获得政权，埃及的未来政治走向，恐怕都不会是那些希望维持阿以缓和、推动中东和平、遏制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组织的人们所愿意看到的。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埃及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伊朗？
在决定未来走势的各支力量中，唯一尚未明确其地位的是军方，它显然是世俗的，同时也是希望维持戴维营秩序的，因而是未来遏制伊斯兰主义和反戴维营势力的唯一指望；理想的结果是，它继续拥有像土耳其军方所拥有的那种宪法守护者地位，后者曾在1960年、71年和
标签：伊斯兰 | 国际 | 埃及 | 政治 | 阿拉伯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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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下一个伊朗？还是土耳其？
辉格
2011年12月8日
近日，迫于西方国家的压力，埃及军方向又一任过渡政府移交了绝大部分行政权力；与此同时，
分三轮进行的议会选举的首轮结果也已出炉，该结果所显示的政治风向是明确无疑的：伊斯兰派大获全胜，两大一小三个伊斯兰政党共赢得2/3选票，而大中小三个世俗派政党得票不足1/4。
考察其中细节更可以感知选民的伊斯兰倾向有多强烈：极端伊斯兰主义的萨拉菲派（[[Al Nour Party]] of [[Sarafi]]）异军突起，得票率高达24.4%，仅次于穆斯林兄弟会（[[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 (Egypt)|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 of [[Muslim Brotherhood]])），而1996年从兄弟会中分裂出去的温和派瓦萨特党（[[Al-Wasat Party]]）则只得到了4.3%；而在另一边，所谓的世俗派阵营中，其实也包括了许多伊斯兰倾向强烈的派系，只是因为与兄弟会不合，才站到了世俗阵营中，比如新瓦夫脱党（[[New Wafd Party]]），就是一个公然宣称纳粹大屠杀是犹太谎言、911是摩萨德阴谋的派系，这种世俗（[[secularism]]）绝不是土耳其式的世俗。
兄弟会在这次革命过程中展现了惊人的动员组织能力和高超的政治技巧，低调克制、进退有据；他们现在宣称自己是温和伊斯兰主义，但这显然是策略性的，恐怕也没多少人会相信，因为真正的温和派早在96年就分裂出去了；况且，以选举所表现出的政治风向和意识形态氛围来看，即便他们果真是温和的，未来也会被迫变得激进，否则就可能在选举中被更激进的派系所替代。
对于国际社会，令人担忧的不仅是伊斯兰主义（[[Islamism]]），在埃及的世俗派阵营中，还有很多属于老派的阿拉伯社会主义（[[Arab socialism]]）者，比如新瓦夫脱党和塔噶木党（[[Tagammu Party]]），他们的理想是回到1978年戴维营协定（[[Camp David Accords]]）之前，延续[[1952 Revolution|1952年革命]]的未竟事业，也就是[[Gamal Abdel Nasser|纳赛尔]]、[[Hafez al-Assad|老阿萨德]]和[[Saddam Hussein|萨达姆]]的事业；这样，无论这两大阵营中的哪些派系最终以何种多数组合获得政权，埃及的未来政治走向，恐怕都不会是那些希望维持阿以缓和、推动中东和平、遏制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组织的人们所愿意看到的。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埃及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伊朗？
在决定未来走势的各支力量中，唯一尚未明确其地位的是军方，它显然是世俗的，同时也是希望维持戴维营秩序的，因而是未来遏制伊斯兰主义和反戴维营势力的唯一指望；理想的结果是，它继续拥有像土耳其军方所拥有的那种宪法守护者地位，后者曾在[[1960 Turkish coup d'état|1960年]]、[[1971 Turkish coup d'état|71年]]和[[1980 Turkish coup d'état|80年]]三次通过政变捍卫了凯末尔主义（[[Kemalism]]），还在1997年逼迫[[Necmettin Erbakan|一位伊斯兰主义倾向的总理]]下台退隐，此后，它仍时而发表声明警告伊斯兰倾向。
但是，我们很难指望埃及军方拥有同样的地位，进行类似的干预而不引发强烈的反弹和流血冲突；土耳其军方护宪地位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是从凯末尔（[[Kemal Atatürk]]）那里长期延续下来的，土耳其社会已默认了这一地位，而根基深厚的世俗主义氛围也与军方有着相同的取向，干预和政变也不再是会引发强烈反弹的爆炸性事件，就像泰国的情况一样。
但埃及军方远远不具备这种权威性，当萨达特（[[Anwar Sadat]]）在戴维营倒向美国怀抱时，埃及统治层已经部分丧失了其作为国家缔造者的合法性资源，而本次革命中，他们再次丢失了一个领袖和偶像，也丢失了作为其动员组织基础的民族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为革命的目标，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
所以，除非社会的意识形态氛围是世俗主义的，埃及不可能成为另一个土耳其；不过还有另一个可能，{*quote(泰国模式)它能不能变成过去五年的泰国呢？即，尽管多数选民的政治立场已经与军方对立，但军方凭借一个少数派的支持，通过不断的政变和干预，来遏制他们不愿看到的那种政治倾向的过度发展？
这种模式的前景也是非常可疑的，首先，它在泰国是否已经稳定下来并且制度化了，尚待时间考验；其次，它需要军方和少数派拥有强大的资源，泰国少数派除了选票不足之外，在武力、君主支持、精英支持、城市影响力、媒体等等方面，都拥有优势，还有一个中立的外交环境/quote*}，相比之下，埃及军方除了武力和经济资源外，没有多少优势可言，它甚至无力组织一个拥护自己的少数派，它唯一有望拉拢的，是老派阿拉伯社会主义者，但这么做马上会让它丧失美国支持。
埃及军方能否维持其政治地位，并对未来政治走向施加最低限度的约束，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政策；军方在埃及社会所拥有的庞大资源和强大控制力，主要得益于过去三十年来自美国的200多亿美元军事援助和300多亿经济援助，如此庞大的援助，加上订单和工程的乘数效应，不仅赋予其力量，更足以让它成为这个中等穷国的头号资源分配者，让大量人口依靠它工作、生活和做生意。
目前，这一援助仍维持在每年15亿美元的规模，这是让军方在失去传统合法性资源、领袖和政党组织基础之后，仍能继续存在下去并发挥影响力的仅存一线希望；然而，在美国现行政策之下，这线希望很快就会破灭，眼下，迟钝无知的西方政客们正在为埃及民主浪潮而欢呼，奥巴马在
白宫声明中已经把这轮浪潮列入他的功劳簿，他仍在不断向军方施压要求它尽快移交权力。
迫于内外压力，军方启动了选举，但把选举分成了三个阶段，这表明他们或许还抱有一丝幻想，希望第一阶段选举结果中展露无遗的激进伊斯兰主义倾向将警醒西方大国，促使他们及时改变政策，但从各方反应看，这一招恐怕也已来不及挽救他们的命运了。
（按：这篇是911十周年纪念文，之前忘贴了）
美国仍将是世界引擎吗？
辉格
2011年9月9日
小布什的两届任期，无论评价如何，都将被作为冷战后最重要一章而载入史册，它以911为始，以金融危机为终，其间贯穿着两次战争，罕见的经济持续增长和繁荣，并伴随着一批新兴大国的崛起，以及初级资源价格的持续迅猛上升；911发生之初，许多人惊呼，世界不再是那个世界了，那么十年之后再来看，这世界究竟有了什么不同？尤其重要的问题是：美国还是那部推动世界发展的引擎吗？
从华盛顿开始，美国政治中便埋藏着深厚的孤立主义传统，认为旧世界是个充(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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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篇是911十周年纪念文，之前忘贴了）
美国仍将是世界引擎吗？
辉格
2011年9月9日
小布什的两届任期，无论评价如何，都将被作为冷战后最重要一章而载入史册，它以911为始，以金融危机为终，其间贯穿着两次战争，罕见的经济持续增长和繁荣，并伴随着一批新兴大国的崛起，以及初级资源价格的持续迅猛上升；911发生之初，许多人惊呼，世界不再是那个世界了，那么十年之后再来看，这世界究竟有了什么不同？尤其重要的问题是：美国还是那部推动世界发展的引擎吗？
从华盛顿开始，美国政治中便埋藏着深厚的孤立主义传统，认为旧世界是个充满了阴谋、狡诈、冲突和陷阱的是非之地，美国人应安于呵护和经营自己幸而发现的新世界，远离旧世界的纷争，后来当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时，许多精英对此角色是十分冷淡而不情愿的；这种孤立主义只有当美国面临一个明确而直接的敌人——比如珍珠港后的日本，冷战中的苏联——时，才会被对抗的需要所压倒，而且往往是暂时的。
所以冷战刚结束时，许多人担忧美国会退回孤立主义，幸好此后随着第三波民主浪潮推动，各国政治经济转型颇为顺利，而全球化和市场化又推动经济持续繁荣，外面的世界看起来没那么糟糕和讨厌，美国也乐享其领袖地位；911终结了这一状态，但它却没有指明下一个方向，尽管恐怖主义对美国利益的威胁是直接的，但它却不是一个足够清晰和明确的敌人，更缺乏常规的组织形态和区分边界，所以，恰当的反应是出击与之对抗，还是关起大门洁身自保，对此美国政界显然并未达成共识。
新保守派的答案是前者，希望通过制度输出和强势主导国际秩序，来消除恐怖主义的制度、社会和经济背景，在911打击的最初年月，该路线得到了充分支持，但随着战争的拖延、伤亡扩大、老欧洲的不合作和军费开支的失控，风向逐渐转变；最后，金融危机又施以致命一击，它极大的动摇了政治精英对美国能否维持和负担世界领导地位的信心，奥巴马政府从国际事务中全面退缩，将领导责任推向其盟国、北约，甚至联合国，这一点在利比亚危机中展露无遗。
假如这后一条路线得以确立并长期化，那将是世界人民之大不幸，过去30年的市场化、全球化和各国制度转型所建立的全球新市场体系的基础将被动摇，离开美国这部引擎，该体系将难以顺利运转，离开美国对全球市场所需最低制度和秩序要求的保障，各国的产权保护和市场化政策取向将难以维持，而离开美国这座价值灯塔，迄今支持全球市场发展的文化和价值风向也将改变。
作为全球市场的引擎，美国的作用向来被低估或误解，人们只看到美国的庞大内需对全球经济的拉动，或美元对国际贸易和储备体系的作用，这些只是皮毛，真正重要的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创造和运营着构成全球市场核心动力系统的创新机制和商业模式，组织着构成该系统骨架的产业链，配置着全球资源，而这一资源配置体系的顶端，便是其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类似的，美国的大学也在组织着全球的学术活动，而美国的律师和法官在为全球市场创造着产权和商业规则。
这部引擎的价值，不能以其经济总量和收入水平来衡量，正如心脏的价值不能以其本身的肌肉重量和营养消耗来衡量；回顾战后60年，不仅大部分创新和学术成就诞生于美国，生于他处的创新，也鲜有不借助美国的产业生态和资本市场而得以光大的，产于他处的资源，也鲜有不借助美国金融系统而获得流动性、从而实现资本化和价值倍增的，生于他处的学者，也鲜有不以进入美国大学、获得美国学术同行认可，而取得世界影响力的，推动全球商业规范演进的新规则，也鲜有不是美国律师和法官所创造的。
使得美国能够成为这样一部引擎的，是它的制度基础，而将它延伸扩张到全球的，是它的实力和政治意愿，其他国家或许可以具有类似的实力和意愿，但迄今没有一个同时也具备其制度基础，所以，美国在扩张和加强该体系上的政策退缩，将是世界性的悲剧。
可以想象的最坏情况下，美国滑向欧洲式社会主义，不再信奉自由贸易，老欧洲价值观成为主流，日益严厉的管制削弱金融业服务全球经济的功能，美国不再成为各国改进法治和保护产权的外部压力，跨国公司在面临日益恶劣的当地制度和营商环境后纷纷收缩国际业务，贸易保护让外向型新兴国家经济崩溃，得不到美国支持的市场派政府纷纷被查韦斯们取代，失去保护的东欧重新屈膝于俄国，刚刚有点起色的东非共同体被游击队占领……
当然，极端的情况不大会出现，转变的过程也将是缓慢而曲折的，但没人能预知，在风向扭转之前究竟会走出多远，而朝此方向迈出的每一步，都将对现有的全球市场体系造成伤害，所幸的是，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刚刚迈出的几小步。
民国失败在哪里？
辉格
2011年9月30日
近年来，不少学者在回顾民国的文化与生活状态时，对那个时代的繁荣和优雅颇为赞许和怀念，这一怀旧情绪，在文学和影视艺术中也多有流露；无可否认，在现代教育和学术体系的建立，文学和艺术的繁荣，城市生活和商业文明的发展，文化和思想的宽容和多元化，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等等标志着一个传统社会现代化的种种方面，在那几十年中都取得了长足发展。
然而，当我们将目光从城市和精英阶层转向农村和社会底层，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极不协调的景象，秩序瓦解、精英逃离、盗匪横行、武人称霸，地方军阀对底层民众的压榨前所未有的酷(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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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失败在哪里？
辉格
2011年9月30日
近年来，不少学者在回顾民国的文化与生活状态时，对那个时代的繁荣和优雅颇为赞许和怀念，这一怀旧情绪，在文学和影视艺术中也多有流露；无可否认，在现代教育和学术体系的建立，文学和艺术的繁荣，城市生活和商业文明的发展，文化和思想的宽容和多元化，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等等标志着一个传统社会现代化的种种方面，在那几十年中都取得了长足发展。
然而，当我们将目光从城市和精英阶层转向农村和社会底层，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极不协调的景象，秩序瓦解、精英逃离、盗匪横行、武人称霸，地方军阀对底层民众的压榨前所未有的酷烈；所以，尽管在物质和精神层面，我们确实看到大量现代元素的涌现，让人真切体会到一个充满了活力和机会的开放社会，但在制度层面，现代政治文明和对个人权利的普遍保障，却始终未能出现。
这样，我们就很难将辛亥革命视为一次成功变革的起点了，因为物质和技术层面上的变革，从洋务运动便已开始，而民间和私人领域的变化则从开放通商和传教那时起便持续不息，并且这一进程在晚清始终在加速，没有停顿和逆转的趋势；而在制度层面，庚子后十年中，清政府启动了多项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其中科举废除、司法西化、警察和市政现代化、地方自治模式的建立意义尤为深远；今天看来，辛亥革命更像是打断而非推动了上述新制度建设的进程。
从积极的一面看，辛亥实现了法统更替，消除了满汉民族矛盾的隐患，也抛弃了满清对传统意识形态的依赖，后者在言论和思想领域造成了空前开放宽松的氛围，导致了北洋时代的文化和学术繁荣；但法统更替也有消极的一面，由于民国政府摆脱了满清的外族特性和腐朽帝制所带来的合法性危机，因而其推动实质性制度变革的动力远弱于庚子后的清政府，除了那些表面符号之外，北洋的制度建设只是清末新政的惯性延续。
而辛亥后的另一个变化，则完全是消极的，那就是军队的私人化和地方分权向军阀割据的蜕变；中央政府对军队控制和对地方事务干预能力的弱化，始于太平天国时期地方新军的崛起，并在洋务运动中得到强化，最终在庚子东南互保中得以公开化；地方分权本来是好事，假如分权能在一个联邦的宪政框架下进行，其间能维持军队中立，便可能导向一个现代法治之下的地方自治。
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原本就需要很多机缘巧合，但辛亥之前这一格局至少还是可以指望的，那时督抚虽日益坐大，但中央权威还能加以节制，各省军队还不至于毫无顾忌的掠夺地方或赤裸裸的开打内战，但辛亥之后，军队完全走向私人化，清末新政中一度颇有气象的绅商自治模式迅速被军阀强力所压倒，在枪杆子面前，一切制度建设的争议和尝试都日益靠边站了，在民国后三分之二，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谁的拳头更硬。
现代社会之不同于形形色色传统社会的根本之处，在于司法系统为个人权利所提供的普遍保护，正是这一保护将个人从各种传统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让个人和他们所拥有资源获得充分的流动性，从而得以进入市场交易体系；而在缺乏法律保护的条件下，个人只能借助这些依附关系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他们通过经营各种社会关系，为自己编织一张安全网，才能在面临威胁时寻求到必要的庇护和帮助。
在传统中国社会，这张安全网要么经由科举和血统直接通向帝国集权官僚体系，要么先织入家族体系，再通过族内缙绅间接的依附于官僚权力体系；一个稳定社会，要么能提供现代法治下的普遍保护，要么能让其大部分成员至少有望进入某张安全网（哪怕在网络中地位卑下），否则必定有大量人口是反秩序的；在晚清，随着科举衰败并最终废除，乡绅大批迁居城市，传统庇护网络开始瓦解，而同时，无论法治还是新的庇护网络，都未能有效的建立起来。
留洋、上新学校、从军、获得某种现代技能、加入商会、进入西方教会，这些都能让个人获取某种有利的社会地位，但有能力这么做的毕竟是极少数，而且多半都在城市，难以荫及家族；而在乡村，人们发现武力才是最靠得住的，商人和土地主也组织起武装民团以求自报，然而到三四十年代，面对由现代兵器和通信工具武装起来的新式军队，民团根本不堪一击，最终，围绕地方军阀的依附网络日益浮现。
由此，比拼暴力的拳头逻辑得以确立，然而，以军事组织为骨架的庇护网络，其直接荫庇的人口比例很低，只有在各级军官相信能世世代代长期占有某块地盘时，才可能建立稳定的社会结构，就像西欧中世纪早期的封建体系那样，否则他们便缺乏激励庇护去辖区内的平民百姓，相反会采用竭泽而渔的掠夺性策略，显然，民国的军阀格局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他们很少会像西欧领主那样小心保护自己的采邑居民。
这样，民国社会尽管引入了大量现代元素，获得了城市和文化的繁荣，也为社会精英提供了无数发展机会，却既未能提供普遍的权利保护，也未能建立能将人口之大部分纳入其中新庇护网络，最终难免于被颠覆的命运，在下一场革命中，既已发育的现代元素将连同城市精英一起被彻底清除，而那些一度丧失传统庇护的底层民众，将被置于一个为他们量身定制的全新庇护网络之中。
北非动乱背后的制度局面
辉格
2011年8月26日
反对派攻克的黎波里，各国开始解冻资产，卡扎菲看来大势已去，不过这一波席卷伊斯兰世界核心区域的动乱浪潮，还远未结束，叙利亚冲突正酣，也门仿佛正在走向长期内战，埃及的政治新格局尚未明朗，至于利比亚，未来政府将如何形成还毫无眉目，甚至连赖以评估和揣测的线索都难以寻觅。
在以弗兰西斯·福山为代表的民主版历史决定论者看来，今年初开始的一连串变动，是难以阻挡的世界民主大潮的又一轮推进，是到达“历史终点”之前的倒数第三或第四轮浪潮，恰如七八十年代席卷全球的“第三波”，当时，从葡萄牙开始，南欧(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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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非动乱背后的制度局面
辉格
2011年8月26日
反对派攻克的黎波里，各国开始解冻资产，卡扎菲看来大势已去，不过这一波席卷伊斯兰世界核心区域的动乱浪潮，还远未结束，叙利亚冲突正酣，也门仿佛正在走向长期内战，埃及的政治新格局尚未明朗，至于利比亚，未来政府将如何形成还毫无眉目，甚至连赖以评估和揣测的线索都难以寻觅。
在以弗兰西斯·福山为代表的民主版历史决定论者看来，今年初开始的一连串变动，是难以阻挡的世界民主大潮的又一轮推进，是到达“历史终点”之前的倒数第三或第四轮浪潮，恰如七八十年代席卷全球的
“第三波”，当时，从葡萄牙开始，南欧、拉美和东亚的右翼威权政府相继倒台，并为民主政府所取代，短时间内让冷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大为改观。
第三波中各国制度变动方向的一致性，很容易让人们相信，在当前和今后的浪潮中，独裁政府的倒台将顺理成章的带来民主，然而，轻易相信这一点是危险的，尽管现在判断此轮变故在多大程度上类似于第三波还为时尚早，不过撇开短期政治前景，比较一下这两轮中各国的社会状况和国际关系背景有何异同，或许是有益的。
第三波发生于冷战后期，冷战是两大制度路线的全面对抗，一边是国家全能主义和计划经济，另一边是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波完全发生在以美国为首的市场阵营中，而诸如南斯拉夫等摆脱了苏联控制的国家，并未发生类似的事情，所以，第三波其实可以视为市场阵营中的边缘异类向该阵营主流制度顺应和靠拢的过程。
这些国家尽管有一个威权政府，却已长时间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具备了支撑市场运行所需的起码的法治环境和产权保障，国内中产阶级和公民社会有了长足发展，其经济和产业也早已融入市场阵营的全球分工与贸易体系，这种背景下，政治变革只是替换了制度大厦顶端一个十分浅薄的层面，可谓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所以变革过程也没有带来多少动荡和暴力。
从国际关系上看，第三波也是各右翼威权政府与美国之间关系随冷战局势而发生变化的结果；在冷战高峰期，南欧东亚拉美的右翼政权躲藏于美国羽翼之下，随时面临着被左翼政党或游击队推翻的危险，而美国也需要这些政权来抵御苏联势力的蚕食，但这一合作关系是不对称的，关系破裂对这些政权意味着灭亡，而对美国只是丢失一两个军事基地，所以，这些独裁者摄于美国的压力，不得不遵守其所施加的制度和行为标准。
然后，当苏联阵营开始退缩时，美国对右翼政权的支持也相应减弱了，而此时两大制度体系在社会和经济表现上的巨大反差，让取代各独裁政权的民主势力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市场制度；问题是，当前在伊斯兰世界发生的这轮变革，是否具备类似的内外条件，将这些社会导向某个确切的方向？要知道，除了第三波之外，历史上独裁者的倒台既可以导致民主和法治，也可以导致长期内战、退回部落化、新的独裁，等等。
从某些方面看，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独裁者有着类似冷战时的关系，美国帮助他们维持权力，先是换取其放弃与以色列的战争，继而换取其压制国内的原教旨主义势力和恐怖组织；不同的是，在这对关系中，美国比独裁者们更需要对方，因为在这些社会原本就是独裁制度的良好土壤，离开美国支持甚至在其制裁之下也可能生存，而美国则承担不起一个又一个阿富汗和也门。
所以，美国对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的长期支持和巨额援助，并未给这些社会带来社会面貌和制度上的变化，反而令其长期僵化在一种不利于市场和现代化的状态之中，因而，当动荡和变革终于来临之际，这些社会的状况，完全不同于第三波国家变革前的状况，市场、公民社会和基础法治都缺乏发育，政治层面的组织、利益表达和议价妥协机制都未经磨练，一旦有事，其方向很难预见。
这场动荡，与其看作全球民主浪潮的延续，不如说是这些国家特定社会与经济状况下的内生骚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这些伊斯兰国家有着十分相似的社会状况，尤其是人口特征，典型的情况是：2.7到3.5之间的总和生育率，高达2%的人口增长率，4-6%的GDP增长率，10%以上的失业率和高得多的青年失业率，比较它们的人口金字塔，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15到29岁那段显著的向外凸出。
青少年人口比例的异常庞大，高企不下的青年失业率，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安定因素，假如出现在农业社会，容易带来的是卢旺达和布隆迪式的底层械斗；而北非的情况有所不同，那里多了两个因素：城市化和教育普及；它们让青年们开阔了眼界，方便了交流，活跃了思想，抬高了期望，而同时，封闭僵化的社会结构和缺乏机会的经济，又处处给他们带来失望和挫败，这样的社会状况，想必是容易被点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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