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此话题上，薛兆丰在早先的一篇文章中曾表达过与张五常相同的观点，昨天翻阅他的评论集《经济学通识》时偶然发现。）

报复性贸易制裁须找准要害
辉格
2009年8月12日

四月下旬，美国钢铁工会（USW）以保护国内相关行业就业机会为由，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提交了针对中国轮胎的特别贸易保护措施申请；六月底，经过调查和听证，USITC针对轮胎特保案向美国贸易代表（USTR）正式提交了建议方案；上周，USTR就此案举行了第二次听证会，并将于下月初向总统提交最终建议；轮胎特保案的前景正处于第二个关键期，于是，中国橡胶工业协会（CRIA）于近日向商务部提出了反制建议，旨在通过威胁对美国农产品实施报复性关税来迫使美方放弃特保案。由于小布什在两届任期中否决了全部四件到达USTR的特保案，如果轮胎特保案最终通过，那将是奥巴马传递给世界的一个强烈信号：贸易保护主义回来了。

对于自由贸易的好处和贸易保护的危害，已经有了太多的论证，那些曾为贸易保护辩解的崇高口号，如今已少有人信，贸易保护在今天已沦为赤裸裸的借国家主权牟取集团利益的手段；然而，尽管经济学界在反对贸易保护上已达成普遍共识，但在如何对付贸易保护、如何推进自由贸易的政策建议上，仍存在很多分歧；在国内以张五常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主张无条件单方面开放贸易政策：尽量争取全面开放贸易，但即使对方不肯开放，我们仍应主动开放市场。这一主张所依据的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国际贸易会通过促进国际分工来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要素所有者的收入，从而使各方都受益；该演绎即便在单方面开放的部分自由贸易条件下仍然成立，更多贸易总会带来更多收益；上述主张运用于贸易争端的结论便是，即便对方实施贸易保护措施，本方也不应以对等措施予以报复，否则将加大损害。

这一分析简单直白且完全正确，以报复性制裁反制贸易保护的确会导致双输，问题是，两国贸易政策的互动并非单次博弈，而是长期重复博弈；在重复博弈中，最初导致一种互惠局面得以出现的那些单次行动策略，不必都是互惠的，而在互惠局面遭破坏时，那些恢复该局面的单次行动策略，也不必是互惠的；实际上，在博弈实践中，那些被用来建立、维持或恢复互惠双赢局面的那些行动策略，常常是双输的，使用或威胁使用报复性措施或拒绝交往策略，是维持互惠环境的常用手段；报复和拒绝交往常常是代价高昂的，但若能明确连贯坚决的实施，从而让对方了解并相信你的策略，就经常能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互惠关系；我认识一个替人向企业讨债的家伙，每次去讨债都带把刀，我问他扎过几个人，他说一个也没有，这刀是用来扎自己的，如果第一轮催讨无果，他会撸起袖子把刀扎进自己的胳膊，当然，他胳膊上的刀疤远远少于他成功讨债的次数。

大致上，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环境仍是一种无政府状态，但无政府不等于无秩序，人类历史和阿克塞尔罗德等政治学家的研究表明，秩序可以经由重复博弈中达致的合作互惠局面，而先于政府得以建立；在无政府条件下，秩序通常由基于报复的对等制约机制，和各方自愿依循的中立仲裁机制来维持，而当下的国际贸易秩序，正是由报复性制裁和WTO仲裁机制而得以维持；在面临具体的贸易纠纷时，应选择上述两种机制中的哪一种来维护互惠局面和本方利益，取决于长期策略和案例特性；首先，最大程度的拓展本方所及的自由贸易空间，应确定为长期策略；其次，对于WTO仲裁机制是否有利于上述长期策略，应有一个判断，如果仲裁机制确能公正有效的保护和推动自由贸易，那么，即使在个案上可能得到不利判决，也应加以尊重和依循，而不要绕开仲裁而直接实施报复。

相反，如果当局认定仲裁机制是不公或无效的，即使得到公正判决对方也不会执行，那时，考虑采用或威胁采用报复手段才是长期有利的；假设当局在经过上述斟酌之后决定实施报复，在制裁对象的选择上仍须谨慎；CRIA建议的农产品制裁显然选错了对象，美国农场是共和党票仓，制裁农产品将是对共和党长期自由贸易政策的惩罚，合理而有效的制裁，应将目标对准民主党尤其是民主党中贸易保护主义者的票仓：好莱坞、软件和科技业、律师、以及那些白领愤青聚集或工会势力强大的产业，其中以软件和知识产品效果尤佳，报复措施给本方潜在买家带来的损失甚小。

（按：俄罗斯政府和军队是中国愤青最好的教师。）

纳布科的纷争与得失
辉格
2009年7月15日

日前，土耳其与保罗匈奥四国在安卡拉就纳布科天然气管道项目签署了政府间协议，纳布科线的三个南方潜在供气国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的代表也出席了签字仪式，阿塞拜疆、土库曼和乌兹别克等潜在东方供气国虽然没有参加，但在早先已作出了供气承诺；经历了多年生死难卜的转折延宕之后，纳布科项目终于越过了一个重要里程碑，其定于2011年的开工日期看来有了保障；这一结果，基本上终结了其竞争线路南溪线的前途，最大的赢家是土耳其中转商，其次是欧洲消费者，最大的输家是俄罗斯供应商，其次是乌克兰中转商。

纳布科线的战略意义在于，它通过连接多条已有或计划中的管线——贯穿里海的外高加索线、穿越外高加索的南高加索线、土耳其-希腊线、通往意大利的外阿德里安线——将贯通从中亚到中东到东欧和南欧这一漫长的天然气供给线；未来，它不仅可以将中亚天然气引向欧洲，还可通过南方支线引入中东的庞大气源，甚至从维也纳穿越阿尔卑斯-喀尔巴阡山口，将很容易将供应延伸向德国。纳布科线的前景一旦明朗，不仅确立了土耳其的枢纽地位，更重要的是，它将为长期处于犹疑观望摇摆状态的计划中各支线项目消除不确定性，从而加速这些支线的谈判、决策和投资进程。

按基于南溪线的规划，中亚天然气将向北穿越南俄罗斯大平原，连同俄罗斯天然气，横穿黑海到达保加利亚，然后分两支，向北进入塞尔维亚、匈牙利和奥地利，向南进入希腊和意大利，它在东方绕过了里海、外高加索和土耳其，在西方绕过了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从地理条件看，南俄大平原比起外高加索和土耳其的高原山地显然优越的多，然而巨大的政治风险和对Gazprom垄断地位的担忧，使得欧洲国家和企业更偏向于纳布科，后者可汇集更加多元化的潜在气源，而枢纽地土耳其又是亲西方的北约盟国，并且一直在努力申请加入欧盟，与长期紧张的俄乌关系相比，土耳其与同样拥有突厥文化背景且没有领土争议的中亚国家，或许更容易维持合作关系。

为阻止纳布科线的推进，俄罗斯用尽了所有手段；首先他借助传统政治影响力并抬高价格，试图说服中亚各国将天然气卖给俄国；其次是拉拢德国，作为欧洲天然气最大消费国，如果来自纳布科的气最终不进入德国，其价值将大打折扣，然而在德国人看来，纳布科太过遥远，不确定因素太多，如果在局面明朗之前加以支持，可能既得罪俄乌，又得不到及时替代，两头落空；正是摸透了这一点，俄国适时推出了北溪线计划，该线旨在绕开乌克兰，经波罗的海直接向波兰和德国供气；最后，当纳布科看来已难以阻挡时，俄国甚至许诺将黑海管道中途折向土耳其，以此说服后者转向南溪线，但这显然毫无作用，作为最大受益国，土耳其应该是纳布科的最坚定支持者，表面上的敷衍只不过是在与欧盟的谈判中增加一点筹码而已。

对于德国，与现状相比，北溪线显然是一种改进，可以让他摆脱俄乌之争，因而北溪线在德国获得不小的支持，甚至前总理施罗德还出任项目公司董事长，也不难理解；然而德国作为欧盟主心骨也不得不为欧洲利益着想，更要命的是，普京政府近年来在内政外交上一系列颟顸蛮横的表现——从俄乌断气、入侵格鲁吉亚、驱逐格鲁吉亚侨民，到强夺TNK-BP英方资产、击沉中国货轮、抄没华商货物——令世人胆寒，也充分表现出在这个国家，权力广泛介入商业事务，而掌权者又缺乏最起码的谈判妥协意愿，这一状况的揭示，终于让欧洲人下定了舍近取远的决心。

一旦政治前景明朗，纳布科的前途便十分可观，其两期工程的总输气量300亿立方中，阿塞拜疆已签约80亿，土库曼承诺了100亿，埃及承诺了20亿，伊拉克也提出要供150亿；尽管这些数字还远小于乌克兰每年1000多亿的输气量，但合作模式一旦被证明是有效的，各路支线便会迅速启动，届时干线会随之扩容，而消费市场也将随供给充足而得到培育，整个地区的能源供需格局将全面改变。

朋友给我推荐了罗伯特·西奥迪尼（[[Robert B. Cialdini]]）的《影响力》（Influence: The Psychology of Persuasion），今天看了一下，还不错，第二章讲人类根深蒂固的互惠传统，提到一些议员之间如何做交易、政客如何用小恩小惠争取选民的八卦，看得兴起时，我突然想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在民主国家，候选人或他的竞选组织，如果向选民派发现金，换取后者的投票，是非法的，而且会遭受公众谴责，如果是派发实物，情况则变得复杂，未必非法和背德，比如为流浪者提供午餐、帐篷，向穷孩子赠送图书和玩具，给病人送药品，不仅合法，而且还会受赞扬，但要是给中产选民送手表，情况就大为不同，可能被视为变相贿选，但是，如果送的是服务，比如职业培训、环境清理、心理辅导等等，那么无论对象是穷人还是富人，似乎都不会被视为贿选，相反很可能被视为美德而大获赞扬。 很明显，用实物和服务代替现金，并没有改变其交易的性质，然而得到的道德评价和法律后果却截然相反。——注意：这不仅仅是立法上的不同，公众的感受和评价的确不同。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选举问题上，公众实际上并不反对交易，他们反对的是赤裸裸的交易，从服务到实物再到现金，赤裸裸的程度越来越大，因而在公众眼里也就越来越讨厌。 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赤裸裸交易的厌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器官交易是另一个例子，我在《器官移植的伦理困境》一文中曾对此加以分析：

>在器官移植问题上，我们的伦理和法律无法容忍自由交易，这是眼下无法改变的事实。自愿的器官交易，尽管并不违背基本法理——我做出牺牲去帮助他人，同时获得报酬，这跟海滨浴场的救生员冒着生命危险提供救生服务是一样的，而多数救生员是拿报酬的。但伦理和法律体系还遵循着另一条原则，即：人的行为不仅要各方自愿、不伤害他人，还不能越过旁观者的审美底线。这条原则，已经体现在近代对肉刑的废除和当代对安乐死的抵制中。

古典时代以来，盛行于上古的肉刑和体罚，便不断废除或缩小范围，与此同时，死刑却有增无减，显然，这并非出于对受刑者的同情，或者认为肉刑太重，而仅仅是为了满足旁观者的审美要求；各国对器官交易的普遍禁止，也是基于同样的法理原则。那么，在这样的伦理背景下，计划系统是否就不可避免呢？是否能找出某种交换和激励机制，既能为器官捐献提供足够激励，能有效协调供需，同时又不过分冒犯公众的审美取向呢？这是可能的。因为审美所针对的是行为的外观而非实质，所以如果能为自愿交易机制披上一件温情美善的外衣，而不是那么赤裸裸，公众是会接受的。

值得探究的是：在哪些类型的交易对象上，赤裸裸的交易会令人厌恶？ 初步名单：性、婚姻、器官、选举、亲戚朋友间的互助、徒弟给师傅的学费……

看到许多朋友在说泰国的事儿，不靠谱的居多，包括安替老弟。

1）06年政变的祸害不在政变本身，而在于它是对黄衫军街头政治的奖励，泰国乱局始于此，如果只有政变，没有黄衫军，问题不大。

2）街头政治是远比票决民主更坏的东西。

3）1932至1991年，泰国发生19次政变，其中13次成功，但泰国在东南亚各国中，离法治国家的距离，并不更远，反而在最近的几个之列。

4）对于泰国，虚君不够虚，将军常常搞政变，这些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政变条件是否明确，如果是能给各方以明确预期的、当且仅当满足某些条件即会发生的政变，就是宪法性政变，是宪政的可行架构——当然不是充分条件。

5）共和<>民主，共和是一种权力制衡机制，可以在多种结构下实现，比如英格兰的君主+贵族共和，威尼斯的寡头共和。

6）虚君共和<>君主立宪，君主立宪中的君主是实君，就像美国总统。

7）虚君共和+议会全能主义=假共和

8）虚君共和+议会全能主义+人头票决=多数暴政。

9）虚君共和+议会全能主义+街头政治=少数暴政。

10）民主（特指人头票决民主）本身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只要宪政结构得到保障，也坏不到哪里去。

 

刚刚看到新闻，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于24日在麻省Martha's Vineyard去世，享年81岁。

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1968）是我的政治学启蒙著作，在我的视野内，这是第一次尝试以科学的方法建立政治学的努力。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尽管我对晚期亨廷顿的思想不甚赞同，我还是非常感谢他。我在自己的文章里多次引用他的思想（好像是我引用过的唯一政治学家），下面是其中一段，摘录于此，以资纪念：

S.P.亨廷顿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评估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稳定性的分析框架，他是用两个变量——民众政治动员程度和政治组织化程度，作为分析的基础，并提出（大意如此）：
1）低动员度＋低组织度＝传统社会
2）高动员度＋低组织度＝动荡社会
3）高动员度＋高组织度＝现代民主社会

基于这一框架，他指出传统社会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果组织化过程赶不上社会动员的加速过程，社会就会陷入动荡之中。那么，这两个变量的第四种取值（低动员度＋高组织度）将导致什么？亨廷顿没说，但我们很容易看出，这将导致极权社会。所以，我加上第四个等式：
4）低动员度＋高组织度＝现代极权社会

第四等式的现实意义是：在一个动荡社会中，如果一个团体（比如一个列宁式的政党，或罗马天主教会），凭借其发达的组织能力，成功地利用了先前被高度动员起来的民众参与，建立起一个强势政府，随后又利用其强大的组织机器，压制了民众大规模参与（因而降低了动员度），就能建立一个稳定的极权社会。

第四等式的政治后果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看到了，它由一个在第三等式的政治后果中脱颖而出的强势组织建立的。

我基本上同意亨廷顿的分析框架，但我不太同意他对组织化程度这一变量的现实解释。按他的说法，现代化进程中，组织化程度主要依赖于现代化综合性政党的建立。所谓综合性政党，是指能汇集社会各阶层、各地区和各种专门社团的政治诉求，并具有足够的弹性，能随其所容纳的民众参与的政治倾向的改变而随时修订其政治纲领的政党。美国的两党是典型的综合性政党，而欧洲的某些国家（比如意大利）中林立的小党则因为代表面狭窄、纲领的目标单一性和缺乏弹性而不符合条件综合性规定，他指出，正是由于政党对政治参与的整合度低导致这些国家的政治不稳定。

在我看来，评价一个社会政治组织化的要素中，政党只是其中相对次要的一个，最重要的是社会的多层次自治能力。一个社会是否稳定，主要取决于其各组成部分是否有能力维持其自身稳定。检验一个社会维持其自身稳定的能力，最好的机会是看其在上级结构瓦解时，能否继续维持自身的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大社会的建立，因而依赖于其各部分由小到大、自下而上、在自治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连续过程。

按照上述标准，一个极权社会可以是稳定的，但它的稳定是脆弱的，它依赖于加在社会顶层的极权机器，一旦这个机器瓦解了，支撑它的自上而下的中间结构将随之迅速崩溃。

在崩溃后的一盘散沙上，将建立起什么？——这取决于下列几个因素：
1）崩溃所引发的民众动员程度；
2）散沙们的自组织能力；
3）自组织力量中，自下而上力量与自上而下力量之间的对比；
4）外部施加的组织化力量及其性质。

在没有外部影响的情况下，重新建立一个稳定且非极权社会的希望在于，自下而上的组织能力来得及吸收被迅速动员起来的民众参与，并且胜过其他自上而下进行组织的力量。

如果有决定性的外部力量介入，结果将取决于这一力量的性质，它是鼓励和容纳自下而上的组织？还是相反，把自己的组织机器自上而下的推行？

另一段，来自我在汶川震灾期间的一篇评论：

……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考察了众多经历了现代化改革和社会变迁的国家，比较了它们在此过程中的社会稳定性，最后，他用社会组织化程度和社会动员程度两个变量来解释各国社会稳定性的差异，他发现，当社会动员程度较高而组织化程度较低时，便容易出现社会动荡，社会组织化发展进度越是先于民众参与热情的高涨，现代化过程便越是平稳。

这一洞见对于我们寻求稳定的社会组织结构，来更好的抵御包括自然灾难在内的各种外部冲击，理应有所启发。无论对于灾区还是国内其他地区，突发灾难无异于一道总动员令，人们或被动（对于灾区）或主动（对于非灾区）的被从日常生活轨道中调动出来，投入到规模巨大的自救、救援和重建活动中。此时，一个自下而上良好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便显得十分重要，而缺乏这样的结构，将使局面要么陷于僵化和低效率，要么变得混乱而无组织。

人类社会能够达致目前的文明水平和复杂程度，端赖于个体之间的分工与合作，随着合作日益深入和广泛，人们创建了大大小小的各种组织，从家庭、家族、部落、村社、城邦到国家，从作坊、行会、工厂、企业到股份公司，从私塾、学校、医院、修道会、互助社、童子军到慈善基金会，这些形形色色、具有各自宗旨和功能的组织，相互交织，将成千上万的人维系在一起，构成了庞大复杂的社会。

个体每时每刻从他身处的社会合作网络中获取信息、达成交易、寻求帮助，他们由此也获得了归属感和安全感，离开这些，我们的生活将跌回石器时代。古代中国，县以下没有政府机构，即便是县衙通常也只有区区几十号人，社会秩序得以维持，是因为众多民间自发组织时刻维系着当地的社会网络，家族祠堂和地方士绅通常为乡村生活提供秩序和公共服务，在城市，工商业行会起着类似的作用。西方也是如此，社区教堂、本堂神甫、乡居贵族、慈善组织和行会，在公共生活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在某些偏远地区甚至完全取代了政府的作用。

现代化的过程极大的强化了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一方面，这是对经济活动的规模和广度的巨大扩展所作出的必要反应，但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权力过度扩张以至于压垮了传统自发组织的生存空间，原有的自下而上结构就会被自上而下严密控制的金字塔结构所取代。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已经切身体会了这种结构的僵化和无效率，也认识到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格格不入，它压制了个体活力，限制了人们在乡村和社区等局部进行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机会和动力。

金字塔结构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稳定，用系统论术语说，它缺乏鲁棒性，即在遭遇外部干扰时保持稳定的能力。该结构的特点是，除了塔顶，每个局部都是被动的，而且离塔顶越远越被动，每当遇到干扰时，它首先要把信息层层向上传递，等待上级决策，之后决策和应对方案又层层向下传递，传递时间不仅曲折耗时，而且信息在每一层都可能被扭曲，而最大的问题是，一旦传递链条在某个环节被打断，系统将陷入紊乱甚至瘫痪。……

一年前，我曾思考一个问题：为何这几年的一连串恶政——打击房地产市场、取消出口退税、新劳动法……——没有遭到地方政府有力抵制？他们很明显是这些政策的受害者。要知道，就在不久之前，他们的抵御能力还是很强的。

我得到的答案是：这一切都开始于1994年，尽管当时的第二轮改革开放正进行的如火如荼，但正是那一年的税制与财政改革埋下了祸根，现在，我更加确信当初的判断：税制与财政改革、银行公司化、央企集中化重组，老朱的这三项伟业极大强化了中央政府，造就了其对地方政府的压倒性权力，今天，任何政策都不再会遇到有效抵抗了。当时我说：

……看来朱RJ确实太能干了，埋下两个大祸根：金融集中和国税系统，这对别人是不可能的任务。 如今H-W打打杀杀，牛气的很，手段却是老朱留下的，十几亿人将长期为此受苦。……坏就坏在“经济上较有头脑”，“每遇事束手无策”才好。……说过了，没有老朱留下的九齿耙，折腾不出这么多玩意儿。能干什么有时比想干什么更重要。……

刚刚看到Hugo Restall在WSJ上的文章<中国改革路漫漫>，对始于90年代后期的大逆转作出了准确的评估，一个老外对中国的认识达到这个程度，不容易：

……不幸的是，这段高速增长时期即将结束，而全球金融危机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中国改革的钟摆目前再次摆回到了意识形态竞争和大政府政策一方。由于中国仍然没有就自由市场改革的价值达成确切共识，那些由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人士正转变为欧洲风格的社会民主党人。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官僚主义开始重建他们的权威。北京确定了通过改进税收体系，带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重新达到20%。去年，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达到了20.8%，增幅高达32.4%，远远超过了中国经济11.4%的增速。

政府支出也在迅猛增加，这是意识形态重新转向中央集权经济体制的标志之一。政府领导人将自己描述成化解所有问题的答案，传达出他们愿意动用公共资源帮助那些被新经济繁荣所抛弃的人群，而不是打算发展新企业创造就业机会。虽然与欧洲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规模较小，不过正在迅速发展。考虑到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国家，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这可能难以维系。

与此同时，在经历了一段以一个发展中国家罕见的程度欢迎外国贸易与投资的时期后，北京正悄悄改变政策，对海外产品和投资设置一些非关税壁垒。中国政府力促缔造新的龙头企业，它们通过各种所有权结构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享受着国有银行提供的慷慨融资。中国新制定的劳动法也远远超过了基本的；劳动保护范围，鼓励工人组织工会，与管理层进行抗争。

所有这些都减少了真正私有部门的机会，而这个部门一直是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推动力。随着增长放缓，有政府背景的官员管理者独享最大的发展机会，社会不平等和不满也应运而生。如果这促使政府进一步加大投入收买异己，那么经济改革的良性循环就可能演变为政府加大干预的恶性循环。

在政治领域，政府和商业精英的密切关系意味着对共产党的任何新兴反对力量都可能是反商界的。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方面的证据：在知识界，一个民族主义的运动正鼓吹政府加强对经济的控制，这个所谓的“新左翼”思潮是当下最热门的势头。

过去一年，互联网最终开始展现出成为公民共享信息手段的潜力，民众通过网络互相了解政府腐败和滥用职权的信息，并组织起来寻求补救。但与此同时，网络也成为“愤青”的释放渠道，这些20多岁持民族主义思想的年轻人支持一个更为强势的中央政府。……

 

可以预料，今后几十年泰国的政治冲突都会在街头解决。这样选了不算的选举不如废除算了，小孩都看得出，现在这种制度结构已经失效了，每每靠政变和宪法法院的妄判来突破僵局，总不是办法。国王和军队既然不肯放权，也别装了，索性直接任命一个世袭上院代替民选国会好了。 现在这样一次次奖励街头政治，得到的将是最坏的结果——拉美化。

盖特纳，萨默斯，沃尔克，理查森，霍德尔，达施勒，盖茨……，哪一个不是华盛顿老人？ 国务卿倒是个新的——被他批倒批臭的希拉里，哈哈！ 附：奥巴马新内阁关键职位人选一览

奥巴马和肯尼迪：似曾相识的时代？
辉格
2008年11月10日

奥巴马凭借“我们要改变”的口号赢得了大选，但他的当选，与其说是一场变革的开端，不如说是对美国已经发生了改变这一事实的确认。19年前的东欧剧变和随后的苏联解体让美国赢得了冷战，在此后的海湾战争和巴尔干乱局中，美国又巩固了其在冷战后新格局中的领导地位。撒切尔-里根革命所开创的自由、开放和繁荣时代持续了20多年，新兴经济体纷纷崛起，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活力和繁荣，在投资、创业、工作、消费、置业和享用新技术等各个方面，无不洋溢着乐观积极的气氛。正是在这种乐观、开放和富足的环境下，成长起了新一代美国人，他们与七十年代冷战紧张对峙期中成长的那代人迥然不同。

近日，《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罗恩·埃尔索普在其《蜜罐里的孩子长大了》一书中用“新千年一代”来概括在这一富足年代中长大的美国“80后”，他们积极、能干、有创造力，问题在于，他们常常过于自我中心，以为他们施展才能和创意的那些条件和空间都是理所当然的，拒绝忍受轻视、磨练和等待。他们在自由中长大，呼吸着自由空气，因而忘记了自由来之不易。作为选民，他们渴望进步，急于看到那些他们认为美好的东西早日成真，清洁无害的新能源代替肮脏老土的汽油煤炭，互联网和宽带普及到每个角落，最新医疗技术被广泛享用，贫困和失学得以消除，束缚新技术和新生活方式的宗教藩篱早日瓦解。

当这些愿望被现实条件所阻滞时，他们会很不耐烦，进而责怪政府，希望它能做得更多。但他们不曾想到的是，将过多的责任和权力赋予政府，必定会加重税赋和增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压迫民间和个体经济活力，最终伤害曾造福他们的市场经济和公民自由。他们不曾经历70年代的艰难岁月，不知道今天宽松开放的市场环境来之不易，那时候，政府开支急剧膨胀，企业受制于工会势力和严厉的管制和反垄断，变得臃肿而迟钝，经济陷入滞涨泥沼，国际贸易更被冷战、地区冲突和民族主义撕扯的支离破碎。

富足乐观的成长经历和现状的不如人意，促使年轻选民拥立了号召改变的奥巴马，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半个世纪前的肯尼迪。是的，他们所面对的时代何等相似：1960年，二战结束15年，占选民人数约40%的20到40岁年龄段的一代，刚刚从战后繁荣期中长大、求学或开始事业，而今年，苏联解体17年，又一个黄金一代长大了；1960年，电视刚刚超过报纸成为美国人首要新闻来源，今年，互联网刚刚超过电视；1960年，肯尼迪成为年轻人的偶像、美国梦的化身、首位天主教总统，今年，奥巴马成为新一代偶像、新美国梦的化身、首位黑人总统；再一次，偶像派战胜了实力派。

因为是偶像，他们的支持者甚至很少关注具体的政治观点、政策主张和从政经历，他们只认定一点：他是我们的人。这方面，奥巴马犹胜肯尼迪，美国的竞选运动从未发展到如此狂热的程度，以至于奥巴马支持者把对手比作恶魔，主流媒体一边倒的追捧，使反对奥巴马成为如种族歧视般的政治不正确，迫使基层共和党人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立场。这种狂热甚至蔓延到了全球，世界人民很少如此关注美国大选并表现出强烈偏爱，奥巴马的支持率在各大洲都高于美国，在欧洲大陆甚至达到90%，欧洲政治家罕见的突破外交禁忌表达对奥巴马的支持。

竞选帷幕落下，热情将会散去，民众视线将转向奥巴马如何履行他曾许下的大堆承诺，他们多半还不曾究问这些许诺背后的成本何其之高。好在并没有什么能迫使新总统当选后必须履行诺言，三把火过后，金融危机和国际关系的紧迫问题很快会淹没他的日程，生性健忘的民众也很快会转移视线。对于奥巴马这样缺乏经验而又惯于在议会投弃权票的偶像派总统，顾问班子比他的竞选口号更重要。他的政府，外交上或许有所退缩，经济上或许会多一点税赋和管制，对贸易多点限制，但不会有太多激烈的变化。尤其在国内问题上，美国的分权制度限制了总统在一两个任期内实现根本性的变革，所以，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不必做过度的预期。

（按：在伊朗问题上，我看走眼了，呵呵）

伊朗，战争正在迫近
辉格
2008年6月15日

伊朗核问题所引发的紧张局势正在迅速升级。布什上周一开始的对欧洲六国的访问，被一些媒体解读为“告别之旅”，但相对于其重要性而言，这一说法过于轻描淡写了，依我看，布什此行最重要的任务，是与欧洲各国协调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以便形成一致的压力，并为施压无效后的进一步制裁做好准备，也为最终不得不武力解决的可能性营造氛围。战争的风险正在迫近，已经到了认真考虑战争将会带来什么影响的时候了。

14日，欧盟外交和安全代表索拉纳抵达德黑兰，向伊朗递交了六国伊核问题复谈新方案，伊朗虽表示会对方案进行研究，但当即宣布了不会考虑暂停铀浓缩。同日，布什在与萨尔科齐的联合记者会上，似乎已将伊朗的这一表态解读为对方案的拒绝，并对此表示了失望。很明显，伊朗方面没有任何转变的迹象，而美国对新方案被接受也并未抱希望，对与伊朗的无休止纠缠也已失去耐心，这一方案只是在履行程序，局势发展的关键在于后续行动。

就在上述过程进行的同时，有一些十分不祥的信号。12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巡视多个空军基地后，于回程时在飞机上对记者说，高层领导人每人夜晚都难以入眠，原因是担心恐怖分子发难，尤其是担心他们以杀伤力强大的武器采取行动，“揪出可能为核原料供应者的国家就肯定有帮助，……在波斯湾战争爆发之前，我们这么说过。我们没有明言。我们只说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这一声明是非常突然和异乎寻常的，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而他的措辞也十分耐人寻味：“波斯湾战争爆发之前，我们这么说过”，似乎言下之意是：“在一场新的战争之前，我们需要再说一遍”？

第二个信号是，在14日的联合记者会上，法美两国总统共同向叙利亚施压，要求它与伊朗划清界线，这给人的留下三个印象：一、伊朗已被认定有罪；二、将对伊朗做点什么；三、盖茨所说的“核原料供应者”不是叙利亚，考虑到利比亚已经放弃核计划，朝鲜正在开始弃核，这个潜在的供应者只能是伊朗。

15日，前联合国武器核查专家大卫·奥尔布赖特对《华盛顿邮报》说，2006年从卡迪尔汗的核技术走私网成员处查获的一台电脑上，曾发现可安装于弹道导弹的核装置的设计图纸，而这些图纸很可能已经被出售给伊朗、利比亚和朝鲜等国。据说奥尔布赖特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发表他的报告，这一发表时机非常微妙，而奥本人正是当初因揭露伊朗秘密核设施的位置而闻名。

另外，本月7日伊拉克总理马利基访问伊朗时，刻意淡化伊朗支持萨德尔派反政府武装的问题，强调“伊拉克不允许将其领土作为损害伊朗及其他邻国的平台”，似乎在努力撇清伊拉克在未来美国伊朗可能发生的冲突中的作用，但这一撇清也恰恰透露出冲突可能迫在眉睫的信号。实际上，马利基可能正是在以这种婉转的方式向伊朗提出警告。

上述种种情况，给人强烈的印象是，美国对伊朗核问题的长期拖延已经失去耐心，开始认真考虑武力解决，并正在为此采取实际行动和营造战争氛围，形势变得越来越急迫。如果布什决意在任期内解决伊朗问题，那么留给六大国和安理会寻找和平解决方案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不可因为布什在国内低落的民意支持率和国内外对其战争政策的巨大反对声浪而怀疑其动武的决心，人们应该记得，伊拉克战争开始之前，反对声更大，更应记得，正是在撤军呼声最强烈的时候，他决定向伊拉克增兵。现在，与此伊朗问题有相关利益的各方，是时候开始调整对未来的预期了。

（一年前的老文章，昨天喝酒时一位朋友提到它，我才想起好像还没在牛博发过。今天贴出来，作为对布什的一个纪念吧，或许早了点，呵呵） 傍美定律：战后新兴国家的成功秘诀 辉格 2008年1月31日 1. 什么是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二战以后，大部分前殖民地国家、传统社会、部落地区都经历了显著的政治和社会变迁，打着各式旗号的党派、组织、政客、将军轮番登场，虽然各有所谋各怀鬼胎，但其中有一个共同指向却是清晰的：建立富裕而稳定的现代国家。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努力在一些国家成功了（就上述指向而言），但在多数国家却失败了。在成功的地方，诞生了像韩国、新加坡、以色列这样的新兴富裕国家，而在失败的地方，留下了贫困、战乱、饥荒和暴政。 作为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的一个永恒主题，现代化已经得到了足够多的观察和研究，对于哪些因素影响着它的成败，有各种不同看法，下面一些因素是经常被提及的： 民主制度：是否（或多大程度上，下同）建立基于普遍选举和党派轮替的民主制度。 法律制度：是否建立保障人身和财产自由的法律制度。 政府效率：是否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和文官系统。 权力结构：是否形成相互制衡的多元权力结构。 政治传统：是否存在有效表达各方利益的政治组织，以及它们达成妥协与合作的能力和习惯。 殖民地历史：是否具有英美的长期殖民或托管统治历史。 宗教传统：是否存在拥有大量信众的、与权力相分离的、成熟而温和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 文化传统：是否接受西方文化，特别是英语文化。 贸易条件：是否执行开放的贸易政策，以及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机会。 被提及的因素还有很多，但除上列各条之外的因素，在我看来要么是无关紧要的，要么只是其它因素的结果，所以没有必要加以罗列。 我承认，所有上面这些因素都是重要的，并且的确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起了作用。但是，一套理论如果涉及的变量太多，而每个变量在方程中的地位和分量又模糊不清，就难免在解释和分析中失去效力。那么，能否找出一个或一组决定性的因素，具备了它，现代化就成功，缺了它，就失败？ 听上去这有点幼稚，有人会说，社会变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可能由单一变量决定其走向。而且很容易举出例子说明，上面所列的各变量中，的确没有一个是决定性的。 可令我自己也惊讶不已的是，的确存在这样一个决定性因素。 在仔细回顾了战后各后发国家的条件和历史之后，我得出如下结论： 傍美定律  {*quote(傍美定律)从二次大战结束迄今，后发国家现代化成功的充分且必要条件是：该国当政者面临重大外部威胁，并选择美国作为抵御这一威胁的保障/quote*}。 下面我用各主要后发国家的战后发展情况来一一对照检验这条定律，顺便也看看上面清单所列各变量的作用。 2. 回顾：新兴国家，何以兴旺？ 韩国和台湾是说明傍美定律的最佳正面例子。这两个国家在六七十年代关键的经济起飞阶段，一没有英美统治经历，二没有高比例的基督徒，三没有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四没有民主，五没有宪政。它们身处冷战前线，一个在朝鲜战争中险遭灭顶之灾，另一个刚被赶到孤岛上苟延残喘，随时面临被大陆政府收复的危险，都严重依赖美国保护。仅仅因为这一点，它们成功了。 而最佳的反面例子则是印度和菲律宾，分别具有英国和美国的长期殖民或托管历史，接受了宗主国的法律制度和文化，高比例的英语人口，尤其是菲律宾，文化几乎全盘西化，基督徒占人口绝大多数。但在独立后的现代化进程中，它们显然是失败者（至少在本世纪开始以前是如此）。 印度的主要外部威胁是巴基斯坦，其次是中国，在与巴基斯坦的冲突中，印度是占优势的，而来自中国的威胁还很遥远（62年的失败让印度看到了自己的脆弱，但同时也看到了中国的弱点——他们不好惹，但也呆不久），因此印度对外援的需求并不急迫，并且，因为美国选择了巴基斯坦来抵御北方的扩张，印度就选择了苏联做朋友。 再看菲律宾，通常被提到的那些有利条件，菲律宾几乎全部拥有——除了民主，而民主在东亚各国的成功历史上从来不是重要条件——但菲律宾却彻底失败了，而且至今没有起色。 菲律宾的确是美国的盟友，但它并不依赖美国，它所求于美国的东西不多，在冷战的东南亚战区，菲律宾身处后方，而且该岛国与周边国家相距甚远，容易自我保护；相反，在联盟关系中，美国更加主动，一是因为历史渊源，美国对这个小兄弟有种责任感，二是美国在冷战中组织东盟抵抗共产党在印度支那的扩张时，以及后来在亲自上场的越战中，都非常需要菲律宾这样的战略基地（当时美军在东南亚最大的两个基地都在菲律宾）。 菲律宾的例子说明了，与美国的联盟关系本身不能保证现代化成功，重要的是联盟关系中谁是热脸，谁是冷屁股，后发国家越是不得不充当热脸，现代化就越可能成功。为理解这一点，可以再看看美国的其他几个盟友。 埃及是美国除以色列之外的最大受援国，在这对关系中，美国显然是热脸，当初萨达特的投奔瓦解了苏联支持的阿联，把以色列从阿联的反复围攻中解脱出来，把中东从美苏对抗的战场变成了美国主导下的阿以缓和僵持。对于这一戏剧性转变，美国如获至宝欣喜若狂，自然是热脸，而埃及只是掀起了它的冷屁股，应允美国的热脸贴上来而已。结果是，每年数十亿美元的外援，三十年的稳定政局，经济却毫无起色。 巴基斯坦的情况类似但稍有不同，面对印度威胁，它找了两个靠山：美国和中国。相比之下，美国更需要巴基斯坦，首先，阿富汗陷落之后，巴是西方在中亚的唯一支点，其次，美国如果不够主动，巴可能全面倒向中国。 土耳其是更复杂的例子，一方面，从战略位置上，土耳其对美国极其重要，另一方面，土耳其求之于美国的也不少。在伊斯兰世界，土耳其是唯一彻底世俗化的国家，在种族和文化上也都与伊斯兰主流较疏远，作为周边诸多民族（阿拉伯、波斯、库尔德、亚美尼亚、希腊等）的前外来征服者，夹在苏联、伊朗、阿联三者中间，国内还有宗教化运动和库尔德麻烦，处境十分尴尬，加上土耳其历来的西方化和现代化追求，其对美国的热情比埃及和巴基斯坦要多，所以，按我的定律，它在现代化道路上取得的成功也要多些。 以色列从建国伊始就陷入周围阿拉伯各国的联合围攻，生存堪忧，严重依赖美国援助和保护，完全符合我的条件，无需多言。 四小龙的另外两个，英帝国的前殖民城邦，香港和新加坡，它们的成功曾被认为得益于英国人所留下的法治传统和高效率的文官系统，以及它们独特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转口贸易。但是它们同样符合我的定律。 自从战后英帝国瓦解以后，香港始终面临被大陆政府收复的危险，二战后期，昏聩无知且铁了心要解散大英帝国的罗斯福差点把香港当作糖果扔给蒋介石，果若成真，香港将连同大陆一起跌入铁幕之后，幸亏丘吉尔坚持派海军受降接管香港，罗斯福早死，杜鲁门及时醒悟。战后英国工党上台衰弱不堪，弃亚非领地于不顾，幸亏冷战开始，美国接管了前英帝国东亚领地的保护责任，没有这一保护，香港的自由港地位是无法维持的。 新加坡地处东盟后方，看似安全，实际上也面临两大威胁。首先，脱离马来联邦时间不长，独立地位需要外部力量来维护；其次，作为一个华人城邦，身处东南亚反华人圈子的夹缝中。 近古以降，来自闽南和潮汕的华人通过贸易、海盗和移民在东南亚大规模扩张，一度势力非常强盛，直到被来自欧洲的殖民者压制下去，英国势力进入之后，原住民地位得到改善，战后英国人和荷兰人撤退，原住民扬眉吐气，终于有了报复的机会，多次掀起反华人浪潮，华人在这些国家至今没有完整公民权。放在这一背景下，就容易理解新加坡所面临的压力。所以，新加坡一直是东盟的积极成员，对美国的东南亚政策十分配合，在近年的反恐战争中也表现十分起劲。 3. 那些死气沉沉的地方，何以如此？ 成功的国家都在亚洲，相比之下，非洲和拉美则死气沉沉，为什么？分析评论五花八门，我的答案则很简单：那里离冷战前线太远，本地也没有冒出一个足够强大的恶棍。 推论：一个本地大恶棍的存在将加速其弱小邻国的现代化进程。 最近，朝鲜的核试验又一次把右翼亲美派送上了韩国总统宝座。 当年红色越南先是在中国后是在苏联支持下，在印度支那兴风作浪之时，正是东盟背靠美国团结一致抵御共同敌人之际，四小龙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崛起。现在越南熄火，东盟也开始变质和松散化，连缅甸都会接纳，菲律宾关闭了苏比克和克拉克。不过据说中国又快崛起了，不久的将来东盟有望重回旧轨。 在中东，先是泛阿拉伯社会主义（兴于叙利亚和伊拉克，要把阿拉伯从各君主国的分裂状态中解救出来并建立统一的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后是伊朗什叶派宗教革命，为保守的阿拉伯国家创造了亲美的前提。海湾六国现在富得冒油，而且国家越弱小越是富，大家都说是因为石油多，这没错，问题是，伊拉克和伊朗的石油少吗？ 现在美国把萨达姆（泛阿拉伯社会主义元老之一）打掉了，按我的推论，美国应该留着伊朗别打，最好放任它开发核武器（当然是明收实放），要是把中东的恶棍全消灭了，海湾联盟就很可能瓦解，这对那里的百姓可不是好消息。 在拉美，苏联扶植了一个古巴，但古巴实在太小，而且是岛国，离美国又太近，被美国轻易锁死。古巴输出革命的努力在拉美也少有成就，还不如在非洲干得有声色。 现在出了个委内瑞拉，比古巴大得多，富产石油，油价暴涨后，NB得不行。瞧，这边查韦斯闹得凶，邻国哥伦比亚立刻右转亲美，定律再次通过验证。希望查韦斯再折腾大点，届时长期深陷民粹主义泥沼的拉美人民就有福了。不过这种希望十分渺茫。 4. 展望：下一颗新星在哪里？ 按定律，下一个新兴国家必须满足如下条件：面临重大外部威胁；选择美国做靠山。除此之外，还不能有资源丰富的资源，尤其不能有大量石油，否则会有很多热脸贴上来，对美国的需求就不急切。 想来想去，最符合条件的就是蒙古。提起蒙古，大概很多人会不屑一顾，但基于我的定律，我有充分信心，二三十年以后，蒙古至少会超过马来西亚，达到目前韩国的水平。 蒙古夹在中俄之间，两个自认为正在崛起的大国，民族主义在这两个大国中正开始泛滥。中国的许多民族主义者至今不能接受蒙古独立的事实，即使不考虑吞并的风险，蒙古这等小国的政局很容易被邻居大国的情报机构所操纵。因此不难理解，他们需要一个远方的强国做朋友。 蒙古没有石油——此蒙古人民之大幸——倒是有不少煤，好在美国人对煤兴趣不大，反倒他的南方邻居急需煤炭，这加强了蒙古的有利条件。 结果是，蒙古全盘按照美国方案实施改革，是休克疗法最彻底也最成功的案例，可惜被多数经济学家忽略了。外交上，蒙古迅速成为美国的坚定盟友，派兵阿富汗和伊拉克都没有迟疑。 我试图在中亚前苏联加盟国里找出一个候选者，遗憾的是，那里石油太多，看看纳扎尔巴耶夫就清楚了：他得意地把冷屁股撅来撅去，等着俄罗斯、中国和西方的热脸凑上来。 比较有希望的是格鲁吉亚，那里没有石油，面对俄罗斯的穷凶极恶又胆战心惊，成功希望很大，有两个隐患：吓破了胆重新倒向俄罗斯，可能性不大；或者俄罗斯想明白了改行亲善政策，而格鲁吉亚又加以迎合，这种可能性稍大一些。 非洲还找不出候选者，勉强算得上的是乌干达。这个灾难深重的大陆上小恶棍一大把，足够强大的却没有。苏丹凭借石油财富和中国支持最近有些发狠，但很难相信会强大到哪里去，果真强大了，加上伊斯兰主义，比委内瑞拉在拉美的作用会大很多，这样，美国正在经营的东非联盟、埃塞俄比亚、吉布提就有希望了，对吉布提来说，美国求他的更多，而乌干达则相反，所以最近表现积极，响应号召四处派兵。 5. 为什么？ 为什么？当政者对美国的态度，一个看似与现代化毫无关系的因素，会如此决定性的影响现代化的成败？六十年代的台湾，没有民主，法治也算不上，一个混合了列宁式政党和军事强人的专制政府，居然也能成功？这大概会出乎所有关注现代化的宪政学者、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意料。 经济学家可能会说，台湾政府保障了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维护了国内和对外的自由贸易，建立了自由市场得以运行的制度基础，这没有错，但为什么台湾做到了，而其它众多右翼威权政府（比如拉美的）没有做到？ 我的答案是，右翼威权政府本身不能保证市场制度的建立，需要一个支持自由市场的宪法基础来制约它的权力，这个宪法基础要么来自内生的宪政结构（一种多元权力相互制衡的稳定结构），要么来自外部强加的宪法性约束。然而，产生内生宪政结构的条件极为苛刻，概率极低，所以，可以指望的就只有外部约束了。而美国恰恰提供了这种外部宪法性约束。 为了维持与美国的良好关系，以便获取必要的支持和援助来抵御所面临的外部威胁，当政者被迫接受美国的政治和制度标准，其中包括人身和财产保护，自由贸易，政治宽容，以及起码的言论和结社自由。无意中，美国扮演了宪法制订者和最终裁判者的角色。 听上去这好像就是帝国主义？千真万确，这就是所有第三世界统治者都深恶痛绝的帝国主义，即便是献上热脸的蒋介石，暗地里也是天天骂娘。 战后，美国曾铸成大错，一手解散了大英帝国，任由非洲堕入无底深渊，东南亚险些步非洲后尘，幸好，出于冷战之战略考虑，美国迅速重建帝国，至少在东亚，他做到了。冷战胜利后，帝国日益松散，但911来了，布什着手加强和扩大帝国，不遗余力，可以理解，当今全世界左派和“那些国家”的当政者们为何对布什深恶痛绝。 是的，还有许多国家的人民需要美国。

一一二：杜瓦杰的胜利？ 辉格 2008年1月14日 本次台湾立委选举，无疑是国民黨的一次巨大胜利，但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这是杜瓦杰法则（[[Duverger's law]]）的一次胜利。 按法国政治学家杜瓦杰（[[Maurice Duverger]]）的理论，单一选区的多数决选举制（[[SMDP]]）将导致两黨格局；而这次选举采用了2/3单一选区多数决＋1/3比例代表制，便干净利落的从政治舞台上清除了亲民、台联和新黨，一举造就国民和民进两黨格局，可以说为杜瓦杰法则增添了一个漂亮的案例。 对于这一法则之所以成立的微观机制，杜瓦杰和其他政治学家是这样分析的：首先，对于选民，最优结果是他所中意的候选人当选，当他认为这是可能的，就会把票投给他，但如果该候选人的支持率太低，看来无望当选，选民就会转而追求次优结果：在支持率最高的两个候选人中阻止他最不中意的那个当选，如此博弈的结果是选票向排名靠前的两个候选人集中。需要指出，这一解释仅仅说明了一个选区中如何形成两黨格局（更准确地叫双寡头格局），而没有解释为何会出现全国性政黨，以及在全国范围如何形成两黨格局。 其次，如果之前存在三个或更多政黨，各黨为了取得尽可能多的席位，会采用结盟策略，比如，有甲乙丙三黨，在A选区支持率排名是甲乙丙，在B选区是甲丙乙，若各自为战，乙和丙在两个选区可能都败给甲，但如果达成这样的协议或默契：在A选区丙礼让乙，在B选区乙礼让丙，那么乙和丙的联盟可能在两个选区同时战胜甲而各自获得一个席位。理论上，在不同选区，政黨之间可能达成不同结盟关系，比如，在ABC三个选区乙和丙结盟对付甲，在DEF则甲和丙结盟对付乙，但实际操作中，这样的关系很难跟选民解释，所以各选区一致的结盟关系发展的结果是产生全国性大黨，并且最终只剩下两个，因为小黨倾向于联合起来对付大黨。 最后，我认为，产生全国性大黨更重要的原因是议会内部的运作机制。选民之所以中意某个候选人，是希望他当选后在议会中做出对自己有利的提案和投票，而一位议员要在推动或阻止提案的活动中发挥作用，就必须拥有与其他议员联合行动的能力，而政黨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一个政黨标签让候选人可以告诉他的选民：如果你们把我送进国会，我将不是一个人在行动，有很多同黨会支持我向你们承诺的纲领（推动或阻止某些提案）。 杜瓦杰法则的一个妙处是，一旦两黨格局产生，就很难再退回多黨格局，原因是：一个黨若要修改游戏规则（宪法或/和选举法），必须在最近的选举中获得通常是2/3以上的多数（比如这次的国民黨），而能够获得如此巨大胜利的黨必定受益于该游戏规则，因而不会有动机去改变它，甚至在最近选举中失败的黨也可能是该游戏规则的受益者——比如民进黨，它至少保住了第二大黨的地位，而免于亲民和台联那样被清理出政治舞台的命运。结果是：一旦两黨格局形成，这两个黨就会合谋维护导致该格局的那套选举制度。 如此看来，两黨格局将是台湾政治今后的长期形态，对于长期看好英美政治传统的我，这是值得庆幸的。尽管单一选区多数决也有很多毛病，但相对于比例代表制在欧洲大陆（特别是意大利）所造成的几近灾难性的后果——主义横飞、阶级对抗、小黨林立、政府脆弱而短命，等等——要好得多了。 此次选举制度改革也将台湾从新制度所取代的复数选区单记非让渡投票制（SNTV，[[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所造成的不良倾向中扭转了过来，SNTV曾在日本造就了山头林立的派阀政治，其恶果在《犬与鬼》一书中多有描述，这里不再赘言。 当然，对于法治社会而言，任何票决民主都需要刹车皮来阻止它走向暴民政治，英国有上院和枢密院，美国有最高法院和总统，最重要的，所有法治社会还有一块最有效的刹车皮——新闻和言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