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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文]退出欧盟,天佑女王

(按:难得编辑把标题改的这么彪悍,那就赞同一次吧)

退出欧盟对英国不算坏事
辉格
2012年11月27日

上周,布鲁塞尔欧盟峰会以失败告终,未能就下一个七年期预算方案达成协议,由于卡梅隆事先已高调宣布将否决大幅扩大预算的提案,而法德等国也强硬坚持原有立场,这一结果并不出乎人们预料,舆论焦点也已转向英国会不会退出欧盟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最新民调显示赞成退出欧盟的英国人已超过半数,政客们正在悄悄改变论调以适应新形势,工商界也开始认真考虑退出可能带给他们的影响了。

尽管民众对欧盟的热情始终不高,但英国政界却很少会将退出欧盟列为可选项,对于自由派,普世主义和欧洲价值观让他们天然的亲欧洲,而对保守派,虽然价值观上对欧洲持怀疑态度,但他们的亲商业政策却不得不让他们考虑工商界的要求,而商界的主流意见是,留在欧盟对英国非常重要,上周,英国工业联合会(CBI)总干事呼吁商界人士对此发出自(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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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难得编辑把标题改的这么彪悍,那就赞同一次吧) 退出欧盟对英国不算坏事 辉格 2012年11月27日 上周,布鲁塞尔欧盟峰会以失败告终,未能就下一个七年期预算方案达成协议,由于卡梅隆事先已高调宣布将否决大幅扩大预算的提案,而法德等国也强硬坚持原有立场,这一结果并不出乎人们预料,舆论焦点也已转向英国会不会退出欧盟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最新民调显示赞成退出欧盟的英国人已超过半数,政客们正在悄悄改变论调以适应新形势,工商界也开始认真考虑退出可能带给他们的影响了。 尽管民众对欧盟的热情始终不高,但英国政界却很少会将退出欧盟列为可选项,对于自由派,普世主义和欧洲价值观让他们天然的亲欧洲,而对保守派,虽然价值观上对欧洲持怀疑态度,但他们的亲商业政策却不得不让他们考虑工商界的要求,而商界的主流意见是,留在欧盟对英国非常重要,上周,英国工业联合会([[CBI]])总干事呼吁商界人士对此发出自己的声音,避免英国退盟。 但其实并没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英国有必要留在欧盟,工商界最大的担忧——英国将因此而失去欧洲共同市场——是多余的,因为脱离欧盟的英国可以像挪威、瑞士、冰岛和列支敦士登一样,通过欧洲自由贸易协会([[EFTA]])而进入欧洲经济区([[EEA]]),从而享受其商品、人员和要素流通自由,没有迹象表明EFTA成员在享受上述自由方面比欧盟成员国有何不利。 实际上,欧洲共同市场存在许多条边界,对应着不同的机会和责任,而其中非常重要的两条:欧元和申根协定,英国都不在其内,而退出欧盟这条边界,无损于进入共同市场的机会,却可以让英国免除许多欧盟加于成员国的法律责任和财政负担,毕竟,未加入欧元区的事实,也并未妨碍伦敦成为欧元区的金融中心。 过去几十年,欧盟在推动区域自由贸易和要素流动,引导东欧顺利完成过渡等方面,曾起了非常好的作用,但现在这些红利已经耗尽,并正在转向负面,近年来它在市场管制和福利政策方面表现的越来越严厉和凶恶,布鲁塞尔的官僚化和集权化倾向也在不断加深,这次债务危机更将强化其财政和政治上的集权。 同时,欧盟的预算开支也已变得十分庞大,按这次的长期方案,将从上一个七年期的年均1200亿欧元膨胀到1700亿,其中英国的份额将从170亿增至200亿,相当于每个中产纳税者近千欧元的负担,这已经不是一笔可以忽略的开销了;而且荒谬的是,欧盟开支中的90%以上属于政策性补贴和资助,而不是用于维持共同市场运转的制度性开支,与推动市场自由的宗旨背道而驰,况且英国在这一再分配游戏中的得益是负的。 考虑到老欧洲深厚的社会主义传统,上述趋势不大会逆转,所以除非英国甘愿被欧盟日益繁琐的压制性法规捆住手脚,并承受日益沉重的财政负担,退盟是迟早的事,早点退或许代价更小一些。 有调查显示,工商界留恋欧盟的更多是大企业,这不难理解,大企业历来更能适应大政府的管制和干预,甚至从中渔利,因为他们拥有更强大的公关和游说能力,更有机会影响政策,他们的法律部门也拥有更多经验去应付繁杂的管制法规,另外,他们也更有机会参与由政府主导的大型公共项目和获得公共预算的资助,然而,出于这些动机而支持一个正在走向大政府的欧盟,既是短视的,也是不道德的。 不过,赞成英国应留在欧盟的另一个理由或许可以成立,留在欧盟集体决策机制内,可以更有效的影响和牵制它,避免它走向英国人更不希望看到的状态,但前提是这种牵制必须真的有效,而这次长期预算不失为验证这一点的良机,假如卡梅隆最终无法说服更多成员国在此关键时刻站到自己一边,共同抵制欧盟预算的大幅膨胀,扭转欧盟滑向干预主义大政府的趋势,那就表明为这一虚幻目标而承受的高昂代价是不值得的,不如另辟蹊径,撇开老欧洲,与北欧和东欧国家发展另一个更倾向自由市场的新联盟。  
白菜与猪肉

云远(from 豆瓣):

关于白菜

前逛郑州的一家超市,见排队买九分钱斤的白菜,知道今年又是菜农哭、媒体同情或者假装同情、一堆白菜烂在地里的一年,今天看网上的新闻,知道京冀鲁也是天下菜农是一家,都一定赔得欲哭无泪。我小的时候家里面种西瓜,瓜农只知道把瓜种下,然后等瓜熟,然后去卖,至于卖的时候什么市场,根本就完全不预测或者无从预测,这种撞大运的搞法导致一次又一次重复无异于把自己的心血白白送掉的噩梦。您博闻,不知道您对这种情况的原因以及对策有什么看法?

1)农产品市场以生产季为周期的价格波动是古老而普遍的现象,价格理论里被描述为“蛛网模型”,原理是生产决策与供给形成之间的时间差,决策所依据的本季(或更早的)价格信号,而其影响的则是下一季的价格,凡存在这种时间差的产品都可能存在类似价格波动,但农产品的同步强季节性特征使得该现象在该产业尤为常见;

2)传统家庭/庄园的自给型农业受蛛网波动影响较小,反应也不大,而这又反过来弱化了蛛网波动的幅度,这是因为自给型农业的产出大部分自己消费或以实物形式缴纳地租,进入市场的部分比例低,因而价格波动影响小,农户主要关心前两部分(自己消费和交租)足够,生活即有保障,余粮多少能卖点钱就行,而且自给型农业的主要投入是给定量的土地和自有劳动力,农户在做每季的生产决策时,能够决定的变量只有劳动投入,而自己的劳动不投入农业也没有其他什么用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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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远(from 豆瓣):

关于白菜

前逛郑州的一家超市,见排队买九分钱斤的白菜,知道今年又是菜农哭、媒体同情或者假装同情、一堆白菜烂在地里的一年,今天看网上的新闻,知道京冀鲁也是天下菜农是一家,都一定赔得欲哭无泪。我小的时候家里面种西瓜,瓜农只知道把瓜种下,然后等瓜熟,然后去卖,至于卖的时候什么市场,根本就完全不预测或者无从预测,这种撞大运的搞法导致一次又一次重复无异于把自己的心血白白送掉的噩梦。您博闻,不知道您对这种情况的原因以及对策有什么看法?

1)农产品市场以生产季为周期的价格波动是古老而普遍的现象,价格理论里被描述为“蛛网模型”,原理是生产决策与供给形成之间的时间差,决策所依据的本季(或更早的)价格信号,而其影响的则是下一季的价格,凡存在这种时间差的产品都可能存在类似价格波动,但农产品的同步强季节性特征使得该现象在该产业尤为常见; 2)传统家庭/庄园的自给型农业受蛛网波动影响较小,反应也不大,而这又反过来弱化了蛛网波动的幅度,这是因为自给型农业的产出大部分自己消费或以实物形式缴纳地租,进入市场的部分比例低,因而价格波动影响小,农户主要关心前两部分(自己消费和交租)足够,生活即有保障,余粮多少能卖点钱就行,而且自给型农业的主要投入是给定量的土地和自有劳动力,农户在做每季的生产决策时,能够决定的变量只有劳动投入,而自己的劳动不投入农业也没有其他什么用处,也就是机会成本极低,因而预期低粮价不会让他少投入劳动,实际上可以认为,他们根本不做每季的生产决策,仅仅按可用的土地量和劳动力而追求尽可能大的产量而已; 3)剧烈而痛苦的蛛网波动,在传统家庭农户面向市场生产时最为普遍,这是因为:a)自给率降低了,b)现代运输条件创造了范围更大的统一市场和单一均衡价格,加剧了波动,c)家庭农户尚缺乏规避蛛网波动风险的交易手段; 4)农户对付蛛网波动风险的主要手段是与买家提前签订订购合同,提前锁定价格,这些买家通常来自:大型食品加工企业、大型批发/零售商、农产品投机商,而鼓励他们订立提前采购合同的重要前提是,存在一个农产品期货市场,假如存在这样的期货市场,即便农户找不到买家提前订购其下一季产品,也可以自己进行套期交易规避风险; 5)中国农业在这方面进展很小,主要原因是制度障碍,表现在几个方面:a)土地流通障碍使得规模化农户难以产生,与家庭农户相比,规模化在利用上述风险规避手段上,有着极大优势,b)期货市场发展受限制,c)农产品生产决策(包括产品选择)受诸多政策限制,d)农产品流通市场缺乏自由度,计划时代的粮食购销制度仍阴魂未散。 我在几篇旧文中曾对农产品和蛛网波动问题有所评论,可参考: 芯片业的蛛网模型 资本家养猪是好事 大蒜疯狂并非市场操纵的结果 自由市场是粮食安全的最佳保障 另外,该话题也是《自私的皮球》第二章的重点,我在该章导言和各篇后记里从多个角度谈论了它。  
[饭文]德国经济的韧性来自企业

德国经济的韧性来自企业
辉格
2012年11月9日

当金融危机的第二波浪潮席卷欧洲时,德国经济再次以其出色的坚韧抗震性而成为这个风雨飘摇的大洲的一根支柱,支撑着欧元体系挺过这场风暴而继续生存下去;这种坚韧性当然离不开其保守稳健的宏观政策,正如一些评论所认为的,德国对其上世纪20年代曾经历的恶性通胀仍有着深刻记忆。

然而,德国经济抗震能力的秘密,或许更多的隐藏在它的为数众多中小企业之中,这些企业普遍秉持保守稳健低调的经营策略,绝大多数是组织结构简单的家族企业,长期专注于特定狭窄领域,不追求短期业绩,也很少求助信贷杠杆实现快速大规模扩张,这些企业多半默默无闻,却构成了德国工业的独特禀赋。

德式中小企业(Mittelstand)的几大特征令德国经济拥有了抵御宏观波动和景气周期的超强能力:首先他们的低负债率让金融系统的总体风险水平始终处于低位,也避免将个别企业的财务失败经由信贷杠杆而传播放大,其次,他们所选择的产品和生态位通常具有良好的抗周期能力,最后,与其经营策略所配合的注重员工忠诚度的长期雇佣关系,让德国能在萧条期维持高就业率,这些因素,都让衰退带来的冲击在个体层面上被吸收,而不至于造成连锁反应和大幅宏观波动。

德国企业的独特模式,80年代就已被工业和管理研究者所注意到,德鲁克将此模式称为“特殊生态位寻找者”,赫尔曼·西蒙((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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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经济的韧性来自企业 辉格 2012年11月9日 当金融危机的第二波浪潮席卷欧洲时,德国经济再次以其出色的坚韧抗震性而成为这个风雨飘摇的大洲的一根支柱,支撑着欧元体系挺过这场风暴而继续生存下去;这种坚韧性当然离不开其保守稳健的宏观政策,正如一些评论所认为的,德国对其上世纪20年代曾经历的恶性通胀仍有着深刻记忆。 然而,德国经济抗震能力的秘密,或许更多的隐藏在它的为数众多中小企业之中,这些企业普遍秉持保守稳健低调的经营策略,绝大多数是组织结构简单的家族企业,长期专注于特定狭窄领域,不追求短期业绩,也很少求助信贷杠杆实现快速大规模扩张,这些企业多半默默无闻,却构成了德国工业的独特禀赋。 德式中小企业([[Mittelstand]])的几大特征令德国经济拥有了抵御宏观波动和景气周期的超强能力:首先他们的低负债率让金融系统的总体风险水平始终处于低位,也避免将个别企业的财务失败经由信贷杠杆而传播放大,其次,他们所选择的产品和生态位通常具有良好的抗周期能力,最后,与其经营策略所配合的注重员工忠诚度的长期雇佣关系,让德国能在萧条期维持高就业率,这些因素,都让衰退带来的冲击在个体层面上被吸收,而不至于造成连锁反应和大幅宏观波动。 德国企业的独特模式,80年代就已被工业和管理研究者所注意到,德鲁克将此模式称为“特殊生态位寻找者”,赫尔曼·西蒙([[Hermann Simon]])在《隐形冠军》一书里专门做了介绍和分析,他们总结出了一些关键特征:这些企业通常选择一些不起眼但需求很稳定而质量也相当敏感的产品,不起眼是因为它们在使用者的总体开支或成本构成中所占份额很小,但它们要是出毛病带来的麻烦或损失却不小,因而对质量很敏感而对价格却很不敏感。 德鲁克举的例子是食品罐头的密封圈,西蒙则列举了大量实例,诸如软木塞、手术台支架、光学传感器、牙膏管等等,当然选择此类生态位的企业各国都有,但西蒙发现它们在德国奥地利瑞士等德语国家特别普遍和成功;因为他们的产品不起眼且质量敏感,因而只要认认真真做好,一旦建立声誉和市场地位,客户很少会考虑廉价替代品,因为那样做省不了多少钱,却可能惹来大麻烦。 这种生态位给了德国这样做事认真严谨刻苦勤恳的民族以特殊的优势,并且形成了一种深厚的工匠文化,德国小企业家常将自视为老练的工匠,一生执着于一门手艺,员工则是一代代师傅带着徒弟,管理上独断专制,事事亲为,组织结构也高度精简,那些与工匠文化不相容的职能常分割或外包出去。 这与美国企业构成了鲜明对照,美国在铁路时代工业起飞、大型企业涌现时,劳动力严重匮乏,熟练技工更难寻觅,移民中熟练工很少,因为当时欧洲也正处于工业化热潮之中,技工报酬优厚,缺乏移民动机,所以美国企业家不仅自身缺乏工匠背景,也没有机会在优厚的工人技能基础上发展制造业,于是他们更多的依赖技术和组织手段来弥补技能资源的不足。 简单说,美国制造业是以大规模的资源调度、构造新型组织和商业模式、凭借机器化大规模生产而建立起来的,其中创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作为资源配置者、商业模式构造者、大型层级化组织创建者,起了核心作用,因而主导美国工业的是经理文化,相反在德式企业中,美国经理们在商学院里学到的那些课程多半没有用武之地。 如果说美国工业是以商业模式和组织管理驱动的,德国则是以人力资源禀赋驱动的,后者更难以被复制,因而各后发国家在经历工业化时,受美国模式的影响似乎更大;德国的禀赋优势能得以长期维持发展,除文化因素外,更离不开其极为特殊的教育体系,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德国人很少上大学,普通教育年限也很短,半数以上就业者毕业于相当于初中的初级技校([[Hauptschule]]),16岁就离开学校工作了。 但同时,德国有着全球最发达的职业与技能教育体系,也保存了最完善的学徒制和在职培训制度,大部分孩子从十几岁起便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早早被训练成熟练技工,就业之后还会在企业和工余学校接受持续再教育;这种体系下,一方面雇主因投入了大量培训成本,会要求长期雇佣关系,而且长期雇佣也有利于保护其工艺秘密,而雇员的知识和技能资源也早就被锁定在某个行业当中,很难再做其他选择。 显然,这是一种很不现代的模式,它将雇佣双方的资源长期锁入在特定行业中,使得整个资源体系缺乏流动性,实际上,为刻意强化这一点,大部分德式企业都将工厂建在乡村小镇上,大概是因为小镇生活更简单,没有大城市对年轻人的诸多诱惑,可以让他们更安心于技工生涯,继续沉浸在传统工匠文化之中。 所以,尽管德式企业颇为成功,也给德国人带来了很高的生活水平,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它只是也只能是一个特例,其成功是依附于现有全球市场体系的副产品,这一点从它的极高出口依赖率也可看出,而正是因为美国的制度、科学、创新、金融和组织引擎所推动与主导的全球体系,它所造就的资源配置格局、商业模式、自由贸易以及要素与资本高流动性,才给了德国企业赖以生存并从中取益的机会,而这个全球体系本身,是不可能按德国模式来建立的。 这种依附关系或许从另一个例子能看得更清楚,18世纪来自欧洲的极端守旧的新教再洗礼派教徒([[Anabaptists]] ,恰好也是德国人),在美国农村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封闭社区,很大程度上保持着16世纪的生活生产方式,拒绝大部分现代事物,有些甚至实行社区共产主义,按某些标准衡量,这些社区极为成功,人民健康长寿,生活安宁祥和,犯罪率接近零,每个妇女生七八个孩子,人口每20年翻番。 假如你认为这是解决现代社会诸多问题的最佳药方,那就大错特错了,再洗礼派如今的安康与成就,完全是因为它身处于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市场文明社会,法律秩序保护他们免受强盗侵犯,现代医药让他们的孩子不在成年前夭折2/3,化肥农药收割机让他们的粮食产量除了吃饱肚子还能换来最低限度的现代商品、工具和能源,假如他们果真完全隔绝于市场社会,恐怕只能沦入15世纪德国农村的凄惨境地,类似的,德式企业若非身处当今全球体系之中,也只是些勉强挣口饭吃的乡村工匠师傅。  
[饭文]港府楼市新政难有成效

港府楼市新政难有成效
辉格
2012年11月6日

上月末,港府实施了一系列楼市调控措施,包括延长转售印花税证实时限并提高税率,向境外和公司买房者开征15%的买方印花税,这是现届特首今年7月上任后推出的第三轮楼市新政,8月的第一轮重在扩大供给,9月的第二轮收紧了第二套购房者的按揭条件,此轮更启动了税收杠杆。

从市场热度看,新政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推出一周后,看房人数下降了20%,成交更近乎冻结,买家普遍转入观望,内地买家几乎绝迹;然而,该政策所宣称的最终目标:拉低房价和租金,让本地人买得起、住得起房子,则是另一码事了,没有什么理由(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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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楼市新政难有成效 辉格 2012年11月6日 上月末,港府实施了一系列楼市调控措施,包括延长转售印花税证实时限并提高税率,向境外和公司买房者开征15%的买方印花税,这是现届特首今年7月上任后推出的第三轮楼市新政,8月的第一轮重在扩大供给,9月的第二轮收紧了第二套购房者的按揭条件,此轮更启动了税收杠杆。 从市场热度看,新政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推出一周后,看房人数下降了20%,成交更近乎冻结,买家普遍转入观望,内地买家几乎绝迹;然而,该政策所宣称的最终目标:拉低房价和租金,让本地人买得起、住得起房子,则是另一码事了,没有什么理由让我们相信新政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 向境外和公司买家征收高额印花税,意在将近年来积极在香港置业的内地买家排挤出市场,减少需求从而拉低价格,但是,这些内地买家大都是投资客而非自住者,因而减少其需求不会降低租金,相反,假如新政果真压低了房价,它会抬高租金,因为它减少的是买房需求而非居住需求,实际上,那些买而不住的投资者,是在用自己的资金为那些租得起但买不起的房子的人增加供给,所以新政至少不会让本地人更住得起房子。 那么,新政是否能让本地人更买得起房子呢?仅在单个房产开发销售周期内有可能,已经建成的存量房,在交易量大幅萎缩的情况下,开发商可能迫于资金压力而降价,从而让一些买家捞到便宜,但这种便宜是一次性的,而捞到它的通常是富人,因为受新政影响的主要是高端住宅,而且开放商在被迫出货时会倾向于全额现金支付者,所以这些便宜很少能落到住房最终需求者手里,也不会改变均衡房价水平。 从更长期看,由于新政所打击的是非自住的投资需求,因而只要房产与其他投资品之间存在足够替代性,并且房价预期分布正常,新政就不会拉低房价,因为当受阻的内地投资者将投资转向其它资本品之后,若房价因此而降低,房产将对本地非自住投资者变得更有吸引力,从而吸引后者接替前者所腾出的投资机会,只要这种替代是顺畅无阻的,房价最终将被拉回均衡水平。 有几个原因可能对上述替代构成阻力从而让均衡低于新政之前,一是香港存在资本流动障碍因而让替代无法实现,二内地投资者对香港房产的估值高于本地投资者,这意味着两者拥有非常不同的信息条件,二是本地投资者缺乏足够的资金,可是这两点看上去都无法成立,香港资本流动很自由,也没有理由相信内地投资者掌握着特殊的秘密,或在估值上表现的特别非理性,而香港本地投资者的资金也是充裕的,他们在境内境外拥有大量随时可转向房产的高流动性资产,尤其在当前经济低迷状态下,许多资本都已从低流动性的实业中退出而处于高流动性状态。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比较的是房产作为投资品的可替代性和估值一致性,而不是作为消费品的偏好和支付意愿,对于后者,内地买家当然可能有着本地人所无法替代的特殊偏好,但这种特殊性只会影响自住买家的行为,因而与这里的分析无关,不过,许多认为长期房价会因新政而降低的评论,或许正是基于这一混淆而得出的。 从另一个角度或许更容易理解,为何此类调控措施不可能改变香港本地居民的购房和居住条件:众所周知,香港非常拥挤,同等价格下的居住条件很差,这意味着,本地人宁愿忍受如此恶劣居住条件而仍选择住在香港,一定在其他方面得到了补偿,诸如消费便利性、文化吸引力、就业和经营机会等等。 现在考虑那些处于边际位置的人,对于他们,若其他条件不变,房价再涨,或房价不变,其他条件恶化,他们都会迁离,既然调控政策不会影响其他条件,那么边际定居者所能接受的最坏居住条件就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无论怎么调控,只要其他条件不变,政府旨在帮助的那些居住条件最差的阶层的状况都不会改变,除非调控政策能恶化居住以外的其他条件。 当然,这一分析假设了居民会对综合定居条件作出充分的反应,从而让定居规模具有足够的弹性,有几个因素会降低该弹性,比如当地居民绝大多数由强烈地理文化偏好的安土重迁者或形成了巨额特化资产因而难以迁居的人组成,或者人口流动受严格管制,而实际上,香港是高度流动性的国际大都市,既有大量外籍居民,也有大量持本地护照但居住于境外的市民,因而具有很好的定居弹性,足以让调控政策归于无效。  
[微言]讨价还价

【2012-11-03】

@whigzhou: 我在 @知乎 回答了问题【普通中国家庭在菜场上为一两毛钱习惯性的讨价还价,这种行为在经济学上分析,到底能带来多少收益?】: 1)实际上,菜场里的讨价还价涉及的金额常常不止一两毛,比较贵的菜或水果,一次还价幅度四五块也很正常; 2)人的行为策略和习惯并不是针对每件… http://t.cn/zlgRlLy

1)实际上,菜场里的讨价还价涉及的金额常常不止一两毛,比较贵的菜或水果,一次还价幅度四五块也很正常;

2)人的行为策略和习惯并不是针对每件事情每笔交易单独设计的,在类似情形下往往采(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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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03】 @whigzhou: 我在 @知乎 回答了问题【普通中国家庭在菜场上为一两毛钱习惯性的讨价还价,这种行为在经济学上分析,到底能带来多少收益?】: 1)实际上,菜场里的讨价还价涉及的金额常常不止一两毛,比较贵的菜或水果,一次还价幅度四五块也很正常; 2)人的行为策略和习惯并不是针对每件… http://t.cn/zlgRlLy 1)实际上,菜场里的讨价还价涉及的金额常常不止一两毛,比较贵的菜或水果,一次还价幅度四五块也很正常; 2)人的行为策略和习惯并不是针对每件事情每笔交易单独设计的,在类似情形下往往采用同样策略,比如买菜这样的事情上,要么习惯于讨价还价,要么相反; 3)养成讨价还价这一习惯是否可取,不能以单笔交易中收益来衡量,而要看该习惯的长期总体效果,假如长期效果好,没有理由改变它,因为如(2)所说,策略需要由习惯来支持; @冬冬丁: 有答案说是为了寻求价格歧视里的有利身份,是这样吗 @whigzhou: 嗯,讨价还价是用来对付价格歧视的,这是其收益来源,但原问题关注的不是这一点,而是问为何该项收益很小(小到看上去不足以补偿为此而付出的精力),该策略仍会被执行 @sw小橘子: 与此类似的一个现象是,人们会为了便宜25元而去另一个商场购买一顶30元的帽子,但不会为了便宜25元而花相同精力去另一个商场购买一台5000元的电脑。心理学家把这一发现视为非理性现象。这个例子与菜场例表现出的人的行为的一个相似之处是,人有考虑节约比例的倾向 @whigzhou: 嗯 @sw小橘子: 单次看,这一行为是不理性的,但长期看,比例倾向是有价值的。因为,一般来说,小额交易的频率要比大额交易的频率高得多,同时,单笔交易的费用前者要低得多。比例倾向使人不必每次权衡收益和代价,而只需依直觉行事,就能达到较高的 @whigzhou: 比例倾向也可能在每次交易中都是理性的,我不确定 @whigzhou: 如果双方可能再次相遇并认得出来,那还涉及到各自作为谈判者的声誉问题  
[饭文]价高者得是最不坏的分配机制

(按:写之前我想了4个要点,可是第一点排队问题刚写完发现篇幅已经用过头了,而且排队又是老掉牙的话题,后三点才有点意思,哎,这篇算是完败了,找机会把后几点补上)

价高者得是最不坏的分配机制
辉格
2012年10月25日

中青报今日发表了一篇关于著名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的长篇报道,介绍了他的新书《钱不应该买什么》的内容与背景,在这本书里,桑德尔对过去几十年市场经济在全球的大幅扩展发出了哀叹:和过去相比,越来越多的东西可以被钱买到了,许多东西因而变得不再美好,贫富反差也变得更强烈更难以容忍。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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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写之前我想了4个要点,可是第一点排队问题刚写完发现篇幅已经用过头了,而且排队又是老掉牙的话题,后三点才有点意思,哎,这篇算是完败了,找机会把后几点补上) 价高者得是最不坏的分配机制 辉格 2012年10月25日 中青报今日发表了一篇关于著名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的长篇报道,介绍了他的新书《钱不应该买什么》的内容与背景,在这本书里,桑德尔对过去几十年市场经济在全球的大幅扩展发出了哀叹:和过去相比,越来越多的东西可以被钱买到了,许多东西因而变得不再美好,贫富反差也变得更强烈更难以容忍。 在桑德尔看来,世界不该是这样的,有些领域是市场机制不该进入的,有些东西是不能被允许用钱来买卖的;说实话,这些只是古老的反市场陈词滥调,大街上随便找位大妈或的哥都能给你讲出一大通,不过这些论调确实能迎合大众心理,毕竟人类心理更偏爱人格化的互惠交易,而大规模市场经济是近几百年才出现的新事物。 桑德尔说,如今你只要肯多掏钱,就能优先看专家门诊、不排队进游乐园、享受机场快速通道、让孩子上名校;确实如此,但除此之外的解决方案又如何?这些都是许多人都想要、但其数量又无法以满足所有需要的稀缺资源,因而必须有个分配机制,除价高者得之外,我们见过三种方案:拼抢,比谁眼明手快力气大,计划,由一个中央机构按它所认定的优先顺序来分配,排队。 前两种大概没多少人会赞成,我们看看第三种,排队方案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是否允许替人排队或排队者获得资源后将其卖掉?若允许,那就跟价高者得方案没多大区别,除了无谓的增加了排队成本之外,若不允许,那就带来该方案更严重的问题:它会导致无效激励,并阻止资源转移到最需要它的人手里。 排队分配会激励人们去排队领取自己不怎么需要的东西,只要排队成本低于这些东西对于他们的价值,而我们知道,有些人的排队成本极低,比如展览会的门票若以排队方式分配,就会有大妈领了票在里面享受空调,顺便拣几个饮料瓶,而且供方越是采取措施降低排队成本,比如采用电话挂号、网络订票或随机抽签,无效激励就越严重,资源越难以到达真正需要的人手里。 所以供方的恰当做法反而是提高排队成本,可这样一来,获取资源所付出的代价就都耗散在排队中,而不会到达供方手里了,那么供方用什么来补偿其生产成本呢?若无法补偿,他如何能维持供给呢?假如不希望租值都耗散在队伍中,而又让资源到达最需要的人手里,那就只能制订一套甄别标准来安排优先顺序了,但这样我们又回到了早已被唾弃的计划分配方案。 桑德尔说,价高者得规则“让有钱人大获全胜”,这没错,但任何稀缺资源的分配结果都只能是一部分人得到,这是资源稀缺性而不是金钱规则所造成的,而在各种分配方案中,价格机制才提供了最有效的激励机制让供方生产出尽可能多的资源从而降低其稀缺性,其它方案只能让资源变得更少更稀缺。 无论采用什么分配规则,每个社会都有些人获得更多资源,在那些采用了价高者得以外规则的社会,获得资源的能力通常取决于拥有的权力或政治影响力(排队或抽签规则因上述无效性常滑向等级制或中央计划),而权力是以强制和剥夺他人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市场规则下,你获得更多是因为你或留给你遗产的人更能够造福他人,而在权力规则下,你获得更多是因为你更有能力加害于别人。 市场规则下,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帮助他人,为后者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这种境况确实值得同情,而帮助他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他钱,所以即便像慈善这样美好崇高的事业,同样是基于金钱规则而运行的,你向穷人捐一件衣服,并不会比捐一百块钱让你感觉更美好,两种做法同样美好,金钱并不会让美好的事情黯然失色。 去年桑德尔来中国演讲时,曾向听众提出过这个问题,但让他失望的是,居然有90%以上的听众赞成价高者得,这一遭遇与他在欧洲所获得的追捧与喝彩形成了鲜明对比,以至于让他得出了中国比德国更市场化的结论,他没有意识到的是,这或许并不能证明中国已经有了比德国更完善的市场制度,而只是因为这里的人们对市场以外的分配机制有着真切的亲身体验,知道那是完全行不通的。  
[微言]颜色与价格

【2012-10-22】

@whigzhou: 宜家的定价策略真有意思,貌似很下了一番心计,许多东西仅仅因为颜色不同,价格可以差出1/3、1/2、甚至两三倍,之前还以为看漏了什么差别,今天仔细看了几样,还真是这样

@郭春龙_颤: 从消费这角度出发不同颜色的价值还就是不同

@whigzhou: 嗯,而且我猜他们已经找出了颜色偏好与年龄段/亚文化/支付意愿之间的某些关系

@潘沩: 原理跟卖衣服时,当季的全价,快过季的打折一个道理么?

@whigzhou: 我觉得很不一样,过季是不可避免的变化,卖衣服的不会故意让一些衣服处于过季状态(或许也有商家将刚上市的衣服伪装成过季的?我不知道),但宜(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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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22】 @whigzhou: 宜家的定价策略真有意思,貌似很下了一番心计,许多东西仅仅因为颜色不同,价格可以差出1/3、1/2、甚至两三倍,之前还以为看漏了什么差别,今天仔细看了几样,还真是这样 @郭春龙_颤: 从消费这角度出发不同颜色的价值还就是不同 @whigzhou: 嗯,而且我猜他们已经找出了颜色偏好与年龄段/亚文化/支付意愿之间的某些关系 @潘沩: 原理跟卖衣服时,当季的全价,快过季的打折一个道理么? @whigzhou: 我觉得很不一样,过季是不可避免的变化,卖衣服的不会故意让一些衣服处于过季状态(或许也有商家将刚上市的衣服伪装成过季的?我不知道),但宜家却故意将某些产品漆成不同颜色,并定一个低价 @whigzhou: 所以,尽管过季服装事实上也具有区分消费者的效果,但这是被动的,而宜家是在主动用颜色区分消费者 @whigzhou: 其次,过季服装对于商家的机会成本原本就远低于新上市服装,而不同颜色的家具机会成本应该是一样的 @流浪的鲥: 确实很有策略。不过经常TB的女生都知道,哪怕是同一牌子同一款的衣服﹑鞋子﹑指甲油﹑化妆品,不同颜色之间价钱常常会差好多啊。2倍都是常有的。 @whigzhou: 是吗,看来我还需多多观察学习 @流浪的鲥: 回复@whigzhou: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男人普遍认为功能相同,颜色区别不重要,但是女人普遍认为很重要。这也是那个著名的“你要买什么样的电脑?”“粉色的!”男女对答的由来。 @whigzhou: 呵呵,好 @流浪的鲥: QAQ您觉得同一牌子款式的车(假设20万),不同颜色差几万块钱不正常么? @whigzhou: 能想得通,但直觉上有点惊异,能这么做也说明商家定价能力很强,品牌地位差因而可替代性强的情况下,恐怕做不到 @流浪的鲥: 回复@whigzhou:汗。。。NDS冰蓝色硬生生比最普通的黑色高出一千块我会告诉你吗?某些高价除了提供给真正热爱这个少见的颜色的买家,更给最普通的颜色提供了对比,让你觉得买那个低价的好划算嘛。 @whigzhou: 呵呵,你说的很对 @潘沩: 我是这么想的:价高的那个颜色,肯定是最受欢迎的,卖给愿意出钱的人;低价的颜色卖给对价格敏感的。跟商场卖衣服时,时新的卖给对价格不敏感的,本质上是一致的,就是榨取最大的剩余价值 @whigzhou: 实施价格歧视需要以垄断能力为基础,所以判断过季打折是否属于价格歧视,可以看那些品牌地位较弱的商家是否也采用同样做法  
[微言]效率论证vs政策主张

【2012-10-03】

@abada张宏兵 我既非涨价党亦非排队党,而是提出在行政垄断下单价应是多少,客观必不确知,且排队可以被人为制造的党。如让我这样的懒人垄断管一项国营服务,我宁愿顾客越少越好:我归定一个小窗口或小网站订购,一天服务1小时,怎么样也会拥堵。而若让我垄断赚钱最大化且提成,某区间内我也会提高单价控制客量。

@abada张宏兵: 有时分歧并不在定律,而在定律运用的条件。如牛顿定律适用于惯性参照系,但绝对惯性系并不存在,那究竟地球能否做为一个近似惯性系,何时可以做、何时不可以?分歧来了。@whigzh(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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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03】 @abada张宏兵 我既非涨价党亦非排队党,而是提出在行政垄断下单价应是多少,客观必不确知,且排队可以被人为制造的党。如让我这样的懒人垄断管一项国营服务,我宁愿顾客越少越好:我归定一个小窗口或小网站订购,一天服务1小时,怎么样也会拥堵。而若让我垄断赚钱最大化且提成,某区间内我也会提高单价控制客量。 @abada张宏兵: 有时分歧并不在定律,而在定律运用的条件。如牛顿定律适用于惯性参照系,但绝对惯性系并不存在,那究竟地球能否做为一个近似惯性系,何时可以做、何时不可以?分歧来了。@whigzhou @薛兆丰 @荒唐-逻辑引擎 @whigzhou: 嗯,还不止如此,从效率论证到政策主张的转变把策略包含了进来,但一扯进策略就是另一码事了 @whigzhou: 扯进策略带来两个问题:1)先得明确立场,你是站在消费者、纳税人、运输业者、黄牛、铁道部还是黨的立场上?2)是否允许迂回策略?多大程度的迂回才是允许的? @whigzhou: 假如允许迂回策略,即便是导致多方全赢的帕累托改进的策略也未必是最优策略,多方全输的僵局对抗和破罐破摔策略或许更好 @whigzhou: 比如有人可以说,价格管制的确让租值耗散了,可国有资产的租值就要让它耗散,哪怕消费者并未因此获益,让它顺利取租他们以后不是会更起劲? @whigzhou: 再如贸易报复,肯定是双输,但要是其强度能吓得对方再也不敢动贸易保护的念头,不是更能保障自由贸易? @whigzhou: 这点适合于所有报复性策略,从单次博弈看,报复都是双输的,但在长期可能是优势策略 @abada张宏兵:嗯。被绑架者无论愿不愿意交赎金,或选择报警两败俱伤,都不等于反市场。  
[饭文]有偿沉默怪象根源在发行制度

有偿沉默怪象根源在发行制度
辉格
2012年9月25日

近日,《新世纪》周刊的一篇报道,将国内资本和新闻市场一个“公开的秘密”推上了舆论的台面,近年来新上市的企业,在IPO过程中,几无例外的会向各大媒体支付一笔“沉默费”,换取后者在该企业IPO审批过程中避免发表负面报道,据说这笔开支已成为发行费用的常规组成,价格也趋于透明,据说每家600万左右,从而“有偿沉默”产业的年规模已达10亿元级。

目前这一局面,据说是媒体与IPO企业双方早些年经历了一番争斗之后所达成的默契,之前更多见的是某些媒体用未发表的负面报道去勒索企(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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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偿沉默怪象根源在发行制度 辉格 2012年9月25日 近日,《新世纪》周刊的一篇报道,将国内资本和新闻市场一个“公开的秘密”推上了舆论的台面,近年来新上市的企业,在IPO过程中,几无例外的会向各大媒体支付一笔“沉默费”,换取后者在该企业IPO审批过程中避免发表负面报道,据说这笔开支已成为发行费用的常规组成,价格也趋于透明,据说每家600万左右,从而“有偿沉默”产业的年规模已达10亿元级。 目前这一局面,据说是媒体与IPO企业双方早些年经历了一番争斗之后所达成的默契,之前更多见的是某些媒体用未发表的负面报道去勒索企业,尽管被抓住问题的企业处于被动挨打地位,但勒索也不是没有风险,所以最终各方达成默契、形成有偿沉默的行业惯例,才有了如今和平共处的互惠局面:媒体省下了扒粪成本,也避免了勒索嫌疑,企业则买到了一份保险。 对于投资者,这种均衡当然是非常糟糕的,媒体与企业的这种稳定合作关系,让他们失去了一个获取上市企业信息的很重要渠道;而对于媒体,这种做法当然违背了其通常所宣称的价值观和职业道德,是有损于声誉的,但从法律上看,这么做并没有什么过错,因为媒体虽以出售信息为业,却没有任何义务向其读者或公众提供特定信息。 相反,在言论自由的原则下,媒体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决定提供哪些信息,只要不构成造谣、诽谤、欺诈、辱骂、人身恐吓、隐私散布等言论侵权即可;有人说,这么做是在接受商业贿赂,可是,贿赂的前提是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代理人以违反委托责任为前提而收取的报酬才是贿赂,所以,只有记者编辑瞒着所在媒体私下收取沉默费,才构成商业贿赂,但目前的有偿沉默产业显然不是如此。 实际上,造成有偿沉默这一怪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目前的发行制度,为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先问两个问题:首先,为何几乎所有IPO企业都如此心虚,因而宁愿承担如此高额的沉默费?其次,假如这些企业果真有那么多可能被揭露的问题,为何他们只需要在IPO过程中支付这笔沉默费?难道上市之后那些问题就不是问题了?之前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若在上市之后再被揭发,难道就不必负责了? 按理说,一家企业之所以被交易所和投资者所接受,是因为它承诺了已充分披露投资者所关切的那些信息,并且这些信息表明该企业是有投资价值的,因而,交易所的认可和投资者的信心,都建立在这些信息的真实和充分性,以及上市企业对之所作出的承诺之上,因为他们知道,这一承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若事后被证明未予履行,是可以追究承诺者责任的。 可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并非如此,上市企业唯一关切的,似乎只是顺利“过会”,只要过了这一关,就万事大吉高枕无忧了,为何会这样?他们显然很自信的认为,自己不足或不实披露的问题,在事后不会受到追究,这个信心来自哪里?很明显,来自司法救济的缺失,投资者对不足或不实披露行为的诉讼很难被受理,即便被受理了也很难指望得到公正判决和有效执行,当投资者很分散时,更缺乏集体诉讼制度让他们以合理的诉讼成本来索回损失,而这一切,都是用行政管制代替司法救济的结果。 那么,发行审批制度这一行政管制,是否真的保护了投资者呢?有偿沉默产业如此繁荣的事实已给出了答案:没有。首先,发审制度在纸面上将规范制订的过于严苛,乃至所有上市企业若细究起来,几乎没有一家能符合标准,否则他们为何要支付高额沉默费?其次,这些纸面规定显然未被严格执行,否则支付沉默费又有何用? 看来,这些纸面规定所起到的作用只是告诫上市企业:不要让违规信息跑到台面上来,一旦跑上台面,我想睁只眼闭只眼也不行了,至于实际上还有多少不实或不足披露的情况,我可管不了;当然,严苛无比的纸面规定还有另一个作用:它赋予了审批官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既然细究起来没有一家能符合标准,那么扣下谁放过谁就完全由我说了算。 如此我们就要问:这么一个丝毫不能改善资本市场信息环境,仅仅为审批官员创造了寻租机会的发审制度,投资者要来又有何用?
[饭文]自由市场是粮食安全的最佳保障

自由市场是粮食安全的最佳保障
辉格
2012年9月7日

今年的APEC高峰会即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在东道国俄罗斯为会议安排的几个议题中,包括了粮食安全这个老话题;近几年受多国生物燃料政策和一些地区自然灾害影响,国际粮食价格波动较大,像乌克兰这样的传统粮食出口大国,时而还采取一些愚蠢的出口管制措施,这些似乎构成俄罗斯提出这个话题的背景。

粮食市场的另一大背景因素,是新兴国家的农业转型和国际化,扩大了国际市场的规模和单一化程度,特别是中国这样的超级人口大国,正在迅速卷入国际粮食市场,这一过程还要十几二十年才能完成,而且紧接着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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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场是粮食安全的最佳保障 辉格 2012年9月7日 今年的APEC高峰会即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在东道国俄罗斯为会议安排的几个议题中,包括了粮食安全这个老话题;近几年受多国生物燃料政策和一些地区自然灾害影响,国际粮食价格波动较大,像乌克兰这样的传统粮食出口大国,时而还采取一些愚蠢的出口管制措施,这些似乎构成俄罗斯提出这个话题的背景。 粮食市场的另一大背景因素,是新兴国家的农业转型和国际化,扩大了国际市场的规模和单一化程度,特别是中国这样的超级人口大国,正在迅速卷入国际粮食市场,这一过程还要十几二十年才能完成,而且紧接着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也必将亦步亦趋重复这个过程。 相比传统本地化农业和分割市场,这种单一化和同步化的趋势有加剧波动的倾向,因为传统市场中,价格信号传导较慢,且处处受交通、交易费用和制度等等壁垒的阻碍,而且家庭农户的资源配置对价格信号的反应也较为迟缓。 不过,大规模单一市场的形成,同时也增强了生产和消费者对价格波动的适应能力;因为大型市场能够发展出更多形式更灵活的合约结构和金融工具,帮助生产者提前锁定价格、控制和转移风险,将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从农户转移到合约收购商、具备风险抵御能力的大型下游厂商、以及愿意承担风险的投机者那里。 这样,尽管二级市场粮价波动有时会很剧烈,但一个更丰厚灵活的中间市场将更有能力吸收这一波动,最终消费者所面临的制成食品会有一个相对平稳的价格;消费者对价格波动的抵御能力,更多的将建立在消费选择的多样化之上,与传统市场相比,今天消费者可选的食品种类已极大扩展了。 对于通货膨胀所造成的价格普遍上涨,选择多样化当然也无济于事,但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抵御粮食生产的特性所造成的价格波动,比如农产品市场最常见的以两个生产季为周期的蛛网式波动:今年猪肉价高好卖,明年多养猪,结果价格大跌,赔本,杀母猪……如此循环往复。 无论是蛛网波动还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波动,都是品种独立的,猪肉和鸡肉不会同步波动,这样,消费者便可以在猪肉涨价的年份多吃鸡肉,实际上,平时留心菜价的人都会发现,无论肉类、蔬菜还是水果,每年都会有几个品种价格奇低,只须将食谱配置稍稍向它们倾斜一下,便可在价格波动形势下维持消费水平而不突破预算。 肯定有人会说,消费习惯很难改变,对于爱吃猪肉的人,猪肉是“刚性需求”,这种所谓刚性需求,不如说是对价格不敏感,明明存在替代选择的情况下,仍宁愿忍受高价而坚持吃猪肉,其实不过是表明了他对价格上涨的抵御能力很强、是幸运的富裕人士而已,换作勉强吃得起肉、营养还常常不足的穷人,是不会如此坚持的,这些富人显然没有理由要求政府用粮食安全政策来支持他们的偏好。 过去三十年来,食品供给的极大充裕和消费选择的高度多样化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叫做“粮食安全”的话,舍此无他,而这全赖于自由贸易和大规模市场的分工合作体系,先是全国单一市场的形成,然后过去十多年又融入国际市场;正是因为市场的高效率,让各国无聊政客们可以整天挖空心思琢磨怎么阻止外国商人把粮食送进来,这分明显示了,如今粮食供给早已不再是个问题,怎么拒绝粮食供给才是个问题! 肯定有人又会问,万一哪天外国切断粮食供给怎么办?这是个虚幻的问题,在当今国际政治伦理下,没有一个有能力这么做的大国的政治家胆敢对另一个国际实施粮食禁运,他若真的这么做,马上会失去国际和国内支持,那时候,他恐怕不得不向全世界宣战才能实施这一禁运;实际上,这些大国无论在对一个国家实施制裁、禁运、甚至发动战争时,如何确保对方的粮食供应,不发生饥荒,是他要考虑的头等大事之一。 退一步讲,大国若真有能力和道德胆量对你实施粮食禁运,他同样也会有能力和道德胆量对你实施石油禁运,而离开石油所支撑的能源、生产和运输体系,粮食安全恐怕也保证不了,照样会饿死人,那么,是不是也要提高能源自给率来确保能源安全?照此推算下去,化肥、农药、药品、机械、通信,又有哪些不需要自给自足? 今天,我们的整个产业体系早已融入了全球分工交换和资源配置网络,一旦脱离,绝大部分资源都将处于无效率配置状态,各产业要么效率大大下降,要么其产出国内根本用不着,这种情况下,不发生大灾难是不可能的,所以,除非现在就下决心脱离全球市场,否则单独考虑粮食安全就是无用的多余设计。
[微言]名义价格刚性

【2012-05-26】

@高利明: [“名义价格刚性”]“成本(向上)变动,而价格(向上)调整迟缓”,是为“名义价格刚性”,这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这有几个类别:1、政府规制(如火车票、挂号费);2、“一揽子交易”的某个交易或交易环节(如永和的豆浆、挂号费);3、“消费者预算刚性”(容易出现在基本生活品范畴)@whigzhou

@whigzhou: 嗯,这个很有意思,拉面和肉包子等都有表现,布罗代尔介绍过一个定量案例:威尼斯1570s-1580s年代,面包重量与小麦价格成严格反比关系,帖子评论中朋友们提出了些解释,可我还没被说服

@高利明:[名义价格刚性]政府的(向下)规制:1、或多或少与某种“兜底承诺”相关;2、被规制的对象直观可观测,且可观测成本较(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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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26】 @高利明: [“名义价格刚性”]“成本(向上)变动,而价格(向上)调整迟缓”,是为“名义价格刚性”,这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这有几个类别:1、政府规制(如火车票、挂号费);2、“一揽子交易”的某个交易或交易环节(如永和的豆浆、挂号费);3、“消费者预算刚性”(容易出现在基本生活品范畴)@whigzhou @whigzhou: 嗯,这个很有意思,拉面和肉包子等都有表现,布罗代尔介绍过一个定量案例:威尼斯1570s-1580s年代,面包重量与小麦价格成严格反比关系,帖子评论中朋友们提出了些解释,可我还没被说服 @高利明:[名义价格刚性]政府的(向下)规制:1、或多或少与某种“兜底承诺”相关;2、被规制的对象直观可观测,且可观测成本较低;3、被规制对象的价格向上变动的话,批评者有“舌战优势”。 @whigzhou: 可是拉面/肉包子之类貌似没有价格管制啊 @高利明:呵,我的意思是说“名义价格刚性”有不同种类。有来自于政府管制,也有来自于一揽子交易等。 @whigzhou: 回复@高利明:哦,这样 @高利明:[“名义价格刚性”]一揽子交易中的某个环节或某项交易有价格刚性:1、该特定环节或特定项,起维护某种承诺的作用,这个承诺维护或有投资声誉(如永和豆浆的)的作用,或有减少非议的作用(如挂号费);2、这个特定的交易事项总是捆绑着其他的交易,并支持加强了其他交易的地位。 @whigzhou: 这个因素我考虑过,只能解释消费品价格的非连续性,价格调整会延迟于成本变动,而不能解释威尼斯面包现象 @学经济家:设想自己有些主顾和竞店:1,先涨价风险大;2 某月面粉涨牛肉不涨芹菜暴涨土豆跌了,挨个调吗?3 面涨价把饼做小隐含意思是:我是你代理啊,面涨价了我只能把饼搞这么大。而维持原大加价,隐含意思我是面粉厂的代理,置自己于关系圈外。他们可是吃关系饭的。 @高利明:这个类别中的价格刚性,或用于招徕并捆绑或有消费如永和豆浆;或用来应付兜底博弈压力如挂号费,将问题局限起来,非涨价部分局限在某个点上。 @高利明:[“名义价格刚性”]“消费者预算刚性”:1、这类物品常常是生活基本品或基本服务;2、这类服务的主力消费者有很强的预算约束;3、这类产品或服务的提供常常以“价不变或微变而量缩”的面目出现;4、这是“消费者-供应商”的联合应对通胀的某种机制。 @whigzhou: 预算刚性我看也说不通,正因为这些是基本消费品,需要首先被确保,弹性更低才对 @whigzhou: #名义价格刚性# 不妨先抛开威尼斯面包这个案例,太特殊,恐怕另有隐情(比如价格管制),其他情况我看可以用信息障碍解释:商家在涨价和缩量之间做选择时,会想:顾客能准确比较我和其他卖家在量上的差异吗?他们毕竟没带杆秤啊,可价格却是清清楚楚的,涨一毛就知道;推论:份量易比较的商品没这现象 @whigzhou: 注:商家在渐进缩量时,无须确保顾客无法察觉其前后两个时刻的份量差异,只须确保顾客无法察觉任一时刻与竞争商家之间的份量差异,如此便可驱动一个螺旋式份量缩减的进程 @黎永刚: 可乐可乐还有方便面那些也是采取缩量而不是涨价的方法啊,要知道它们的份量应该很容易吧。 @whigzhou: 是吗?可乐还缩量?减浓度?方便面据我观察是以涨价而非缩量为主啊,我们印象有差异 @黎永刚: 方便面变相涨价 缩量不缩价 http://t.cn/h67kej @黎永刚:百事与可口可乐均减量100ml引发质疑http://t.cn/hDZx1m @whigzhou: 谢谢,以后逛超市多留意,之前一直以为面饼都是90克 @听风的哑人:以前的面饼是多少我不知道,但最近我比较知道,最多见的是82.5克的面饼。90克的面饼现在似乎都比较少了。  
[微言]淘宝与腐败

【2012-04-28】

《IT时代周刊》: 淘宝腐败黑幕调查

@饼干龟:淘宝的管理竟然会出这么大的问题,不可思议。以我一拍脑袋的想法,这是淘宝没有充分打开竞价渠道,公开地收取平台租金的后果。如果是这么简单,马云怎么会想不到呢?

@饼干龟: 删差评、刷信誉也不算是独特的问题。其他涉及产品评价的电商,如京东亚马逊大众点评,是怎么解决员工腐败问题的呢?难道只是因为这些电商的垄断地位没有淘宝强而使问题不严重吗?淘宝的问题有什么独特性?@whigzhou

@whigzhou: 我看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反倒觉得这体现了店家对评论是多么看重,好迹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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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28】 《IT时代周刊》: 淘宝腐败黑幕调查 @饼干龟:淘宝的管理竟然会出这么大的问题,不可思议。以我一拍脑袋的想法,这是淘宝没有充分打开竞价渠道,公开地收取平台租金的后果。如果是这么简单,马云怎么会想不到呢? @饼干龟: 删差评、刷信誉也不算是独特的问题。其他涉及产品评价的电商,如京东亚马逊大众点评,是怎么解决员工腐败问题的呢?难道只是因为这些电商的垄断地位没有淘宝强而使问题不严重吗?淘宝的问题有什么独特性?@whigzhou @whigzhou: 我看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反倒觉得这体现了店家对评论是多么看重,好迹象啊 @whigzhou: 我曾说过,淘宝正在做的事情是建立市场 ,而市场不是那么容易建立的,不能期望他在短时间内找到完美机制,针对腐败之类问题,出路不是自己去设计内控机制,而是在更多层次上引入竞争 @whigzhou: 到目前为止淘宝都做得很好,但其他层次上的事情他未必仍能做好,那就看别人咯 @tertio: 不论什么公司内部都会有腐败问题,也各有各的解决方法,当然彻底解决是不可能的 @whigzhou: 对,有委托代理关系就会有腐败,假如腐败多到不可忍受,就用其他关系代替委托代理关系,比如买卖或分包关系 @饼干龟: 其他层次上的事情是指哪些事情? @whigzhou: 就是我在那篇文章里提到的种种 @whigzhou: 这么理解吧:一开始,淘宝上只有卖商品的店铺,后来有了帮着开店铺、提供高级店铺功能的店铺,以后还会有为消费者提供对比、分析、评级、排行的店铺,诸如此类 @饼干龟: 懂了。“委托做不好,就用其他关系代替”“为交易双方提供传播、中介、配送、结算、评估、仲裁等中间服务;这都需要有一个开放的基础信息结构来做支撑,目前的C2C系统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whigzhou: 对,若有必要,评价机制也可以向第三方开放并形成竞争 【后记】 假如我们将话题缩小和拉近一点的话,淘宝腐败案较直接的教训是,过于依赖人工干预而不是算法,可能是国内网络公司的通病,不止淘宝,尚不清楚的是,这多大程度上是文化差异所导致的缺点,还是应对特定制度环境而采用的策略。  
饭文#Z0:制药业需要经历一次大清洗

(按:原文较长,受纸媒篇幅所限,拆成两篇,这是上篇,最后几节提到的问题将在下篇中展开讨论。)

制药业需要经历一次大清洗
辉格
2012年4月24日

毒胶囊事件再次震惊了国人,许多消费者都吓得不敢吃药了,值得留意的是,该事件与三聚氰胺如出一辙:都是大面积发生,被媒体怀疑的九家全部得到证实,受检的42批次检出了23批,并且都是大幅度超标,多数超标了数十倍,最高达70多倍;这还只是第一批检验结果,随着调查深入,恐怕会有更多企业被揭露。

如此大面积和大幅度的超标,显然不是漏检的结果,也无法归诸意外、随机因素,或者管理疏忽,(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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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原文较长,受纸媒篇幅所限,拆成两篇,这是上篇,最后几节提到的问题将在下篇中展开讨论。) 制药业需要经历一次大清洗 辉格 2012年4月24日 毒胶囊事件再次震惊了国人,许多消费者都吓得不敢吃药了,值得留意的是,该事件与三聚氰胺如出一辙:都是大面积发生,被媒体怀疑的九家全部得到证实,受检的42批次检出了23批,并且都是大幅度超标,多数超标了数十倍,最高达70多倍;这还只是第一批检验结果,随着调查深入,恐怕会有更多企业被揭露。 如此大面积和大幅度的超标,显然不是漏检的结果,也无法归诸意外、随机因素,或者管理疏忽,和三聚氰胺一样,它们都是故意被“漏”过的,这些企业在明知存在其他可靠来源的情况下,为了省钱,故意选择了不合格来源;更恶劣的是,牛奶企业至少还有一个辩解的理由:分散奶农的质量很难逐一监控,可是药用明胶的生产却早已实现规模化了,质量可靠的规模化产能已经能够满足胶囊所需。 三聚氰胺事件固然可恶可悲,但它总算也给市场带来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奶企们多少做出了些改变,规模化牧场也在兴起,那些经受住考验的企业声誉有了提高,消费者变得对质量更敏感、也愿意为此支付溢价了,新西兰的优质品牌奶粉受到热捧,这些都是市场走向成熟的迹象;可是,我们不知道制药业在这次事件后会发生什么变化,至少从它们过去一周的反应中还看不出变化的迹象,好像这不是一次大地震似的。 实际上,制药业出现这样的丑闻是有迹可寻的,该行业的种种条件,都不利于建立品牌信誉,因而缺乏在质量和安全上做出改进的激励;首先是生产极度分散,十年前,国内还有7000多家制药厂,近年来虽经历了大量重组合并,仍有3500多家,前十大药企的市场份额只有百分之十几,无论与欧美药品市场还是国内其他消费品市场相比,集中度都非常低。 这种局面下很难指望由品牌提供质量激励,因为面对如此多厂商和品牌,消费者无法形成品牌认知,在选择产品时(即便他们有机会选择)难以将品牌纳入考虑,这样,市场竞争实际上处于无品牌状态,大家都是白牌;相比之下,奶业和其它一些饮料、食品和日用品的品牌作用要强得多,消费者很清楚自己选的是什么品牌,也知道有哪些候选者可供比较。 另一个阻断质量激励的因素是当前医疗体制的医药不分、以药养医模式,尽管处方上只有通用名,可当病人拿着处方去药房拿药时,是没有机会选择品牌的,这一选择医院已经替他做了,然而,医院是否有足够激励去控制药品质量,是大为可疑的,特别是通常具有地域垄断性、缺乏竞争的国有医院。 其实,对于食品和日用品的质量,商场也在为消费者提供质量筛选,不同的是,消费品零售市场存在激烈竞争,而且大型连锁超市本身拥有品牌,因而提供了另一道辅助的质量激励机制,而对于药品,由于上面提到的两个原因,这两道关都靠不住了,只有那些经药店销售的非处方药和慢性病人长期服用的药物,品牌认知才可能起了一些作用。 目前这种高度分散状态,是改革初期诸侯经济的遗迹,随着药品市场的繁荣,地方政府纷纷投资,遍地开花,类似的现象一度广泛存在于热门消费品产业,比如家电、日化和烟草;直到90年代中期,因国企普遍陷入困境,开始了全面市场化和国退民进改革,此后许多产业都已改变局面。 目前仍处于这种局面的产业已不是很多,其中最典型的大概是烟草业了,几乎每个省都有自己的一批烟草企业,而且每家都拥有一整套从低档到高档的完整系列品牌,堪称举世罕见的一大奇观;这一奇观绝非市场自发演变的结果,而是严格的准入管制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经典产物,所以,准入管制同样严厉的制药业,出现类似格局就不奇怪了。 不过,烟草业的遍地开花和厂商林立倒并不影响消费者形成品牌认知,因为香烟属于长期高频率重复消费的商品,加上地方保护主义导致很强的品牌地方性,消费者有充足的机会和信息来了解各品牌,也很容易形成自己的习惯,所以尽管集中度很低,品牌激励仍可起作用;药品就不同了,除了慢性病的常服药,大部分药品对消费者都是陌生的,无从鉴别和选择。
乐观,但不至于这么乐观·之一·文化发动机:市场交易 vs 互惠交易

乐观,但不至于这么乐观——评《理性乐观派
辉格
2012年4月16日

让本文影响你对此书的评价之前,请注意两个前提:我给此书的评价是四星,里德利是我每本必读的作家;赞美之辞我在豆瓣和微博上都已说过了,这里都是批评。

1)文化发动机:市场交易 vs 互惠交易

在第二、三两章中,里德利提出了一个观点:(我的总结)导致现代智人经历一系列戏剧性的快速进化,特别是语言和语言能力的发展,最终从其直立人近亲中脱颖而出的首要动力,来自市场化交易。

在我看来,这是个十分惊人的观点,以我的知识背景是很难接受的,与人类学家的通常说法也是不相容的,如此惊人的主张需要特别强大的证据,但作者所列举的证据显然很不充分,而且大部分不是判决性的,不能被用来排除其他更平凡的解释。

尽管作为和里德利一样的市场拥护者,假如发现市场原来有着如此古老的历史,市场化的分工和交易果真在智人起源中起了关键作用,无疑会让我欣喜和振奋,但我所了解的种种事实都难以让我接受这一结论。

我怀疑,在此问题上,里德利大概是受了哈伊姆·奥菲克(Haim Ofek)的过度影响,奥菲克在《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提出过这样的理论,不过依我看还只是探索性的,证据还很单薄,足以引起关注,但还远不足以让我大幅修正看待人类进化史的知识框架。

我和里德利都会同意:智人进化的主动和先行因素是文化而不是生物特性,大脑和语言器官的发达是对认知和交流需求的适应,而非相反(像乔姆斯基认为的那样),语言是大脑发达的结果。

我也同意,文化进化的关键特征是meme的横向传播与组合,用里德利的话说就是“当思想开始交配”,或者通俗的说就是交流,问题是,怎么交流?非人格化的市场交易是主要交流方式吗?

我认为不是,文化交流方式很多,偶然的见识和模仿、偷窃、抢夺、战争、部落内个体间的互惠交易、部落间的互惠交易(特别是经由通婚纽带联系在一起的那些部落),都是可行的方式,并且看来是当时条件下更容易出现的方式。

不可否认,所有智人都懂得市场交易,陌生人之间相遇时会很自然产生交易的念头,即便语言不通也很容易达成交易,可问题是:市场交易是否在狩猎采集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他们需要随时留意和作出努力的大事?更关键的是:它是否为文化进化提供了核心动力?成为其头号发动机?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这倒不是因为我掌握了(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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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但不至于这么乐观——评《理性乐观派 辉格 2012年4月16日 让本文影响你对此书的评价之前,请注意两个前提:我给此书的评价是四星,里德利是我每本必读的作家;赞美之辞我在豆瓣和微博上都已说过了,这里都是批评。 1)文化发动机:市场交易 vs 互惠交易 在第二、三两章中,里德利提出了一个观点:(我的总结)导致现代智人经历一系列戏剧性的快速进化,特别是语言和语言能力的发展,最终从其直立人近亲中脱颖而出的首要动力,来自市场化交易。 在我看来,这是个十分惊人的观点,以我的知识背景是很难接受的,与人类学家的通常说法也是不相容的,如此惊人的主张需要特别强大的证据,但作者所列举的证据显然很不充分,而且大部分不是判决性的,不能被用来排除其他更平凡的解释。 尽管作为和里德利一样的市场拥护者,假如发现市场原来有着如此古老的历史,市场化的分工和交易果真在智人起源中起了关键作用,无疑会让我欣喜和振奋,但我所了解的种种事实都难以让我接受这一结论。 我怀疑,在此问题上,里德利大概是受了哈伊姆·奥菲克(Haim Ofek)的过度影响,奥菲克在《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提出过这样的理论,不过依我看还只是探索性的,证据还很单薄,足以引起关注,但还远不足以让我大幅修正看待人类进化史的知识框架。 我和里德利都会同意:智人进化的主动和先行因素是文化而不是生物特性,大脑和语言器官的发达是对认知和交流需求的适应,而非相反(像乔姆斯基认为的那样),语言是大脑发达的结果。 我也同意,文化进化的关键特征是meme的横向传播与组合,用里德利的话说就是“当思想开始交配”,或者通俗的说就是交流,问题是,怎么交流?非人格化的市场交易是主要交流方式吗? 我认为不是,文化交流方式很多,偶然的见识和模仿、偷窃、抢夺、战争、部落内个体间的互惠交易、部落间的互惠交易(特别是经由通婚纽带联系在一起的那些部落),都是可行的方式,并且看来是当时条件下更容易出现的方式。 不可否认,所有智人都懂得市场交易,陌生人之间相遇时会很自然产生交易的念头,即便语言不通也很容易达成交易,可问题是:市场交易是否在狩猎采集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他们需要随时留意和作出努力的大事?更关键的是:它是否为文化进化提供了核心动力?成为其头号发动机?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这倒不是因为我掌握了更多相反的经验事实,而是因为这一观点在理论上就难以成立:市场交易不足以为智人在认知和语言能力上的飞速进化提供足够动力;正因为它是非人格化的,因而也是松耦合的,市场交易其实并不需要交易者具备多少社会性认知和交流能力;语言不通的陌生人之间很容易交易,甚至无需任何沟通,比如里德利多次提到的沉默交易([[silent trade]]),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我甚至认为,市场分工的日益发达和长期持续,会让部分个体丧失某些已经获得的认知和沟通能力,而在市场出现之前,这些个体是无法生存的;泰勒·科文([[Tyler Cowen]])好像也有类似看法,2009年他在Create Your Own Economy一书中谈论了现代市场经济与自闭症([[autism]])的关系。 分工改善了自闭倾向者或自闭症患者的生存处境,甚至让他们在许多领域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统计也表明自闭者的比例在迅速增加;然而在狩猎采集时代,自闭将是致命缺陷,因为自闭者所(完全或部分的)缺失的,恰恰是智人的特长和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关键特征:移情([[empathy]])和沟通能力,以及依赖于此的自我意识;这一点很好的说明了市场化的交易和分工不可能是推动智人进化的主要动力。 相反,非即时两清的、人格化的互惠交易(reciprocal exchange),则对社会化认知和沟通能力提出了高要求:预见、移情、揣摩对方意图、记忆各方交往历史、通过闲言碎语打探对方秉性、谈判、威胁、欺骗、报复、合谋、操纵、圈套、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等等高科技武器,在互惠交易中才能找到用武之地,也只有互惠交易才能引发围绕这些能力的军备竞赛(我在“饕餮经济学”系列中曾讨论过这个主题)。 其次,从可行性上看,偶发的市场交易确能给狩猎采集者带来收益,但把整个生计模式建立在此基础上则是另一码事了,假如交易不够频繁、规模不够稳定,交易机会不是随手可得,依赖于它就很危险了;而以智人早期的人口密度,加上狩猎采集模式的高度游动性,稳定、连续和规模,这些条件恐怕都是难以满足的。 假如市场交易果真如此普遍而重要,那我们应该会看到许多部落或地区间分工的例子,可实际上,里德利在第二章里提出的例子全都是5万年以近的,与该章标题不相符,而作为进化发动机和先行因素,至少需要20万年前的例子,况且,其中多数例子用其他交流方式同样可以解释,唯一可以确信的分工发生在两性之间,可是,两性分工毫无疑问是长时间跨度的一揽子互惠分工,根本不是非人格化的市场分工。 假如市场交易果真是智人进化的头号发动机(或至少主要发动机之一),因而是塑造我们人性和文化的主要因素,那也很难理解为何我们的本能总是如此的抵制市场、讨厌非人格化交易、鄙视货币、厌恶商人和资本家,我们的文化又总是与市场和货币经济格格不入,依我看,只有市场交易是晚近出现的这一假设,才能让我们理解这一点(关于文化上对非人格化交易的反感,我在“鲁滨逊跟资本主义没关系”中也有所论及)。 里德利的错误,以及他对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和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拒斥,可能也要怪人类学界对互惠交易的浪漫化阐释,人类学家经常把互惠交易说的好像无关个人私利,只有温情和慷慨,是一种责任、习俗或仪式,仅仅起到维系文化结构的作用,他们忽视了,无私和慷慨背后,往往是一笔笔记得清清楚楚的人情债和对互惠责任无处不在的品头评足和指手画脚,这些只有放到合作/协调博弈的理论框架下才能看清。 另外,萨林斯对马尔萨斯理论的错误理解(见“人口压力的时间尺度”)也让里德利对之失去了信任,这可以理解,但我们不能因为人类学在理论上的缺陷而忽视其所收集整理的大量宝贵材料,互惠交易在传统小社会的核心地位是难以否认的事实,有大量经验证据支持。 所以,在看待市场的未来前景上,我不如里德利乐观,因为我意识到我们的人性和文化都是天然的反市场的,这一点迄今还看不到改变的迹象,当今的市场制度得以建立、扩张和维持所需要的条件,都是罕见而宝贵的,市场制度需要被努力的捍卫才能长期生存下去,尽管在几十年的可见未来看上去还算安全,以百年千年计的未来可不好说。 (待续)
[微言]顶灯、标识与排他性

【2012-03-24】

@学经济家: 一个出租车改革方案:保留最少的管制(准入押金),取消数量管制(牌照自由增减)、价格管制(出租车公司自主定价)。保证地方政府、管理部门、牌照持有者、司机、居民等利益均不受明显伤害,甚或有不小的提升。http://t.cn/hgDPqv

@whigzhou: 学总的第一个问题其实也不需要用准入管制来解决

@whigzhou: 这是个标识的排他性问题,不过不同于特定商家的商品标识,属于共有财产,可以由财产权(也就是私人管制)来实现,主张者需要向法庭证明:1)这个标识与某些质量和安全保障水平有着牢固联系,即,顶灯确实能给消费者带来可信的安全感,2)上述保障水平高度依赖于某种行业自律机制(比如你的押金制度)

@whigzhou: 我觉得要同时证明这两点不容易,所以我还是倾向于只保护私人标识,而不是笼统的保护顶灯标识

@whigzhou: 行医问题与此类似,虽然我主张完全的行医自由,但假如某些(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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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24】 @学经济家: 一个出租车改革方案:保留最少的管制(准入押金),取消数量管制(牌照自由增减)、价格管制(出租车公司自主定价)。保证地方政府、管理部门、牌照持有者、司机、居民等利益均不受明显伤害,甚或有不小的提升。http://t.cn/hgDPqv @whigzhou: 学总的第一个问题其实也不需要用准入管制来解决 @whigzhou: 这是个标识的排他性问题,不过不同于特定商家的商品标识,属于共有财产,可以由财产权(也就是私人管制)来实现,主张者需要向法庭证明:1)这个标识与某些质量和安全保障水平有着牢固联系,即,顶灯确实能给消费者带来可信的安全感,2)上述保障水平高度依赖于某种行业自律机制(比如你的押金制度) @whigzhou: 我觉得要同时证明这两点不容易,所以我还是倾向于只保护私人标识,而不是笼统的保护顶灯标识 @whigzhou: 行医问题与此类似,虽然我主张完全的行医自由,但假如某些条件成立,我觉得对“医生/医院/诊所”之类名称,或许可以确立某种排他性,即:在自愿前提下,谁都可以帮助他人,但未必谁都可以自称医生 @茶博未: 把打车费放在暂时冻结的账户,满足一定条件后,服务方才能拿到? @whigzhou: 如何实现,那是谋求该标识排他权的行业组织自己的事情,但它需要证明,这些手段对于确保与该标识联系在一起的质量/安全水平,是必须的 @whigzhou: 之所以这一点需要单独证明,是因为通常情况下,商家若未能达到其标识所默示的服务水准,事后按合同纠纷处理便可,只有当事后处理不可行而需要事先保障机制时,才需要为共有标识建立排他性 @whigzhou: 我倾向于为医生标识建立排他性,理由也在于此,谎称医生而把人治死,事后矫正无济于事 【后记】关于商品/服务标识的排他性问题,我在另外两篇文章里也讨论过:“纯天然概念是否值得被引入法律?”,“对洋品牌的盲目信任不应得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