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经济的韧性来自企业 辉格 2012年11月9日 当金融危机的第二波浪潮席卷欧洲时，德国经济再次以其出色的坚韧抗震性而成为这个风雨飘摇的大洲的一根支柱，支撑着欧元体系挺过这场风暴而继续生存下去；这种坚韧性当然离不开其保守稳健的宏观政策，正如一些评论所认为的，德国对其上世纪20年代曾经历的恶性通胀仍有着深刻记忆。 然而，德国经济抗震能力的秘密，或许更多的隐藏在它的为数众多中小企业之中，这些企业普遍秉持保守稳健低调的经营策略，绝大多数是组织结构简单的家族企业，长期专注于特定狭窄领域，不追求短期业绩，也很少求助信贷杠杆实现快速大规模扩张，这些企业多半默默无闻，却构成了德国工业的独特禀赋。 德式中小企业（[[Mittelstand]]）的几大特征令德国经济拥有了抵御宏观波动和景气周期的超强能力：首先他们的低负债率让金融系统的总体风险水平始终处于低位，也避免将个别企业的财务失败经由信贷杠杆而传播放大，其次，他们所选择的产品和生态位通常具有良好的抗周期能力，最后，与其经营策略所配合的注重员工忠诚度的长期雇佣关系，让德国能在萧条期维持高就业率，这些因素，都让衰退带来的冲击在个体层面上被吸收，而不至于造成连锁反应和大幅宏观波动。 德国企业的独特模式，80年代就已被工业和管理研究者所注意到，德鲁克将此模式称为“特殊生态位寻找者”，赫尔曼·西蒙（[[Hermann Simon]]）在《隐形冠军》一书里专门做了介绍和分析，他们总结出了一些关键特征：这些企业通常选择一些不起眼但需求很稳定而质量也相当敏感的产品，不起眼是因为它们在使用者的总体开支或成本构成中所占份额很小，但它们要是出毛病带来的麻烦或损失却不小，因而对质量很敏感而对价格却很不敏感。 德鲁克举的例子是食品罐头的密封圈，西蒙则列举了大量实例，诸如软木塞、手术台支架、光学传感器、牙膏管等等，当然选择此类生态位的企业各国都有，但西蒙发现它们在德国奥地利瑞士等德语国家特别普遍和成功；因为他们的产品不起眼且质量敏感，因而只要认认真真做好，一旦建立声誉和市场地位，客户很少会考虑廉价替代品，因为那样做省不了多少钱，却可能惹来大麻烦。 这种生态位给了德国这样做事认真严谨刻苦勤恳的民族以特殊的优势，并且形成了一种深厚的工匠文化，德国小企业家常将自视为老练的工匠，一生执着于一门手艺，员工则是一代代师傅带着徒弟，管理上独断专制，事事亲为，组织结构也高度精简，那些与工匠文化不相容的职能常分割或外包出去。 这与美国企业构成了鲜明对照，美国在铁路时代工业起飞、大型企业涌现时，劳动力严重匮乏，熟练技工更难寻觅，移民中熟练工很少，因为当时欧洲也正处于工业化热潮之中，技工报酬优厚，缺乏移民动机，所以美国企业家不仅自身缺乏工匠背景，也没有机会在优厚的工人技能基础上发展制造业，于是他们更多的依赖技术和组织手段来弥补技能资源的不足。 简单说，美国制造业是以大规模的资源调度、构造新型组织和商业模式、凭借机器化大规模生产而建立起来的，其中创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作为资源配置者、商业模式构造者、大型层级化组织创建者，起了核心作用，因而主导美国工业的是经理文化，相反在德式企业中，美国经理们在商学院里学到的那些课程多半没有用武之地。 如果说美国工业是以商业模式和组织管理驱动的，德国则是以人力资源禀赋驱动的，后者更难以被复制，因而各后发国家在经历工业化时，受美国模式的影响似乎更大；德国的禀赋优势能得以长期维持发展，除文化因素外，更离不开其极为特殊的教育体系，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德国人很少上大学，普通教育年限也很短，半数以上就业者毕业于相当于初中的初级技校（[[Hauptschule]]），16岁就离开学校工作了。 但同时，德国有着全球最发达的职业与技能教育体系，也保存了最完善的学徒制和在职培训制度，大部分孩子从十几岁起便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早早被训练成熟练技工，就业之后还会在企业和工余学校接受持续再教育；这种体系下，一方面雇主因投入了大量培训成本，会要求长期雇佣关系，而且长期雇佣也有利于保护其工艺秘密，而雇员的知识和技能资源也早就被锁定在某个行业当中，很难再做其他选择。 显然，这是一种很不现代的模式，它将雇佣双方的资源长期锁入在特定行业中，使得整个资源体系缺乏流动性，实际上，为刻意强化这一点，大部分德式企业都将工厂建在乡村小镇上，大概是因为小镇生活更简单，没有大城市对年轻人的诸多诱惑，可以让他们更安心于技工生涯，继续沉浸在传统工匠文化之中。 所以，尽管德式企业颇为成功，也给德国人带来了很高的生活水平，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它只是也只能是一个特例，其成功是依附于现有全球市场体系的副产品，这一点从它的极高出口依赖率也可看出，而正是因为美国的制度、科学、创新、金融和组织引擎所推动与主导的全球体系，它所造就的资源配置格局、商业模式、自由贸易以及要素与资本高流动性，才给了德国企业赖以生存并从中取益的机会，而这个全球体系本身，是不可能按德国模式来建立的。 这种依附关系或许从另一个例子能看得更清楚，18世纪来自欧洲的极端守旧的新教再洗礼派教徒（[[Anabaptists]] ，恰好也是德国人），在美国农村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封闭社区，很大程度上保持着16世纪的生活生产方式，拒绝大部分现代事物，有些甚至实行社区共产主义，按某些标准衡量，这些社区极为成功，人民健康长寿，生活安宁祥和，犯罪率接近零，每个妇女生七八个孩子，人口每20年翻番。 假如你认为这是解决现代社会诸多问题的最佳药方，那就大错特错了，再洗礼派如今的安康与成就，完全是因为它身处于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市场文明社会，法律秩序保护他们免受强盗侵犯，现代医药让他们的孩子不在成年前夭折2/3，化肥农药收割机让他们的粮食产量除了吃饱肚子还能换来最低限度的现代商品、工具和能源，假如他们果真完全隔绝于市场社会，恐怕只能沦入15世纪德国农村的凄惨境地，类似的，德式企业若非身处当今全球体系之中，也只是些勉强挣口饭吃的乡村工匠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