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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文#X1:没有猫腻不用害怕做空者

没有猫腻不用害怕做空者
辉格
2012年2月22日

日前,据希尔威矿业透露,经其举报,河南警方以“涉嫌为EOS搜集信息”为由,拘捕了美国基金公司EOS的三名雇员;希尔威同时得意的宣告:“EOS在国内的信息网络被有效震慑,EOS很难再撰写针对中国海外上市公司的做空报告”了;假如消息属实,这是对法律和市场秩序的一次公然践踏,而更令人震惊的是,践踏者能够如此招摇和志得意满。

希尔威和德尔的言行,实际上是最有效的做空行动,因为他们的举动无非是在告诉投资者:从今往后,那些试图获取关于我的负面信息或可能证实我虚构业绩的证据的人,将面临被拘捕的危险,所以,(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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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猫腻不用害怕做空者 辉格 2012年2月22日 日前,据希尔威矿业透露,经其举报,河南警方以“涉嫌为EOS搜集信息”为由,拘捕了美国基金公司EOS的三名雇员;希尔威同时得意的宣告:“EOS在国内的信息网络被有效震慑,EOS很难再撰写针对中国海外上市公司的做空报告”了;假如消息属实,这是对法律和市场秩序的一次公然践踏,而更令人震惊的是,践踏者能够如此招摇和志得意满。 希尔威和德尔的言行,实际上是最有效的做空行动,因为他们的举动无非是在告诉投资者:从今往后,那些试图获取关于我的负面信息或可能证实我虚构业绩的证据的人,将面临被拘捕的危险,所以,今后你们在阅读我发布的财务报表时,请记住这一前提——还有比这更有效的做空行动吗? 假如希尔威没有虚构业绩、对自己的业绩有信心,他就完全没有必要害怕做空者,他大可以愉快的等着看做空者的笑话,他甚至可能要感谢做空者,因为一次错误的做空或一份错误的看空报告,充其量只能在短期内拉低股价(否则它就不是错误的了),而这恰好为他提供了一个低成本回购的机会,在股价回升时重新卖出这些股票便可获得一笔额外的融资。 股市中流传最广也最荒谬的一个神话是:多方是一伙的,空方是一伙的,多空之间是敌人;实际上恰好相反:在任何市场上,处于竞争关系的都是看法相似的人,看法分歧的人则是交易伙伴,而且分歧越大交易越容易达成,交易者也越开心,因为他们会觉得这笔交易越“划算”,假如我是古董收藏者,最乐意遇到的,自然是那些把我视为稀世珍品的古董当作赝品卖给我的有眼无珠者。 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其实也只是表面的例外):比如甲乙两人,甲说这只股票值90,乙说只值20,本来甲应该很高兴,大可以说:那你30卖给我吧?或者我们打个赌?显然这对双方都是一次很好的交易机会,但实际上甲却把乙暴揍一顿,这是为啥?唯一的解释是:甲实际上并不认为这股票值90,他在说假话,而乙的言论会削弱其谎言的效果。 在市场中,各种言论确实会影响价格,特别是那些具备特殊信息条件的,或在信息收集和分析上投入大量资源或拥有独特优势的,或者像巴菲特那样在挑选眼光上已建立巨大声誉的人,他们的单一言论就足以导致显著的价格变动;所以当你持有一种产品时,就不希望听到那些对其价格有负面影响的言论。 但这里有个微妙而根本的区别:听到与你看法不同的言论和遇到与你看法不同的潜在交易者,是两码事,言论未必是真实看法,更未必是交易意愿,当你听到关于你所持股票的负面言论时,这可能是个坏消息,但假如这个言论是负责任的(即表达了真实交易意愿的),这就是个好消息,无论你是否采信它:假如你相信它,你获得了一次及时纠正错误投资的机会,假如你不信它而坚持自己看法,你获得了一次交易机会。 因此,对于投资者,任何代表了真实交易意愿的言论都是有价值的,值得欢迎而无须惧怕,而辨别这一点的起码标准是,看发言者的实际投资行动是否与其言论方向一致;所以,那些专门寻找做空机会的机构投资者,为了建立其专业声誉(也是为了避免监管风险),会在发表看空报告时,宣布自己已经做出了空方投资,这是令其看空报告显得严肃可信的起码条件。 而这次拘捕事件,实际上让他们变得更可信了,投资者现在知道:他们是真的派调查员去做了实地调查、而不仅仅凭借二三手资料做判断的,并且他们可能真的挖到了什么过硬的证据,以至于让当事者狗急跳墙了。 专业做空机构之所以公开发布看空报告而不是闷声大发财,是因为他们需要在一个明确的时间限制内实现其做空收益,尽管虚构业绩终将暴露,但却可能维持足够长的一段时间,特别是在一个善于维护谎言的体制内,而现有金融产品尚不能支持时间跨度太大的做空交易,况且时间过长可能将资本收益率拉低到不值得做,所以在短期内公开戳穿谎言是此类做空策略所必需的。 对于其他投资者,此类机构的存在无疑是个福音,不仅是个宝贵的信息来源,而且作为市场清道夫,它比任何政府监管都有效,因为它在激励机制上是充分一致的,尽管它也可能犯错误,但绝不会拿钱开玩笑。 相反,希尔威们的表现则让他们显得很不像是诚实的市场参与者,首先,如上所述,他们对看空报告的反应不是一种对负责任言论的正常反应,其次,作为企业经营者,他们本应是对企业持有最长远态度的人,然而在对待做空者的方式上,他们表现的很像是短期投机者,因为假如你认为某次做空是错误的,它就最多只能在短期内拉低股价,这对一个抱长远打算的人有何妨碍呢?相反,假如你认为它是正确的,那就更应该认真诚恳对待,而不是搬救兵抓人。
饭文#W4: 下一块金砖在哪里?

【按:你可能已注意到,文章页面的边栏上多了个“相关作品”栏目,这可不是Google投送过来的广告哦,是我的模板程序按照文章所引用或关联的书号从豆瓣上抓过来的数据,这是本次改版的成果之一,但愿你会喜欢:)】

下一块金砖在哪里?
辉格
2011年12月29日

最近,新兴市场投资基金研究公司(EPFR)发表的数据显示,国际资本正在大量流出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跟踪这些市场的指数也相应的大幅下跌,高盛的分析师也认为,新兴市场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这些看法,无疑给那些寄望于新兴市场的繁荣将全球经济拉出萧条的人们泼了一瓢冷水,不过与种种乐观论调相比,(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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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你可能已注意到,文章页面的边栏上多了个“相关作品”栏目,这可不是Google投送过来的广告哦,是我的模板程序按照文章所引用或关联的书号从豆瓣上抓过来的数据,这是本次改版的成果之一,但愿你会喜欢:)】 下一块金砖在哪里? 辉格 2011年12月29日 最近,新兴市场投资基金研究公司(EPFR)发表的数据显示,国际资本正在大量流出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跟踪这些市场的指数也相应的大幅下跌,高盛的分析师也认为,新兴市场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这些看法,无疑给那些寄望于新兴市场的繁荣将全球经济拉出萧条的人们泼了一瓢冷水,不过与种种乐观论调相比,它们看来更贴近现实。 过去二十年的新兴市场繁荣,是后冷战时代全球化所导致的资源再配置过程的后果,中国和印度的人力资源、俄罗斯和巴西的自然资源,在此之前被深锁在坚固的要素壁垒之内,一旦壁垒拆除,便造成了一股全球性资源再配置洪流,这些资源在进入全新的配置结构后,其产出能力和资产价值皆成倍增长。 这一过程不仅带来产出增长,更倍增了这些资源拥有者的财富,也为完成再配置过程的企业家、资本市场和金融业带来了大量投资机会和丰厚的资本回报;这是一种特殊事件带来的特殊繁荣,为更好的认识它,最好把它与常规增长区分开来,来自生物进化史的类比或许能帮助我们做这种区分。 地质史上,间或会有一些重大地理事件给生物界带来一个特殊的进化阶段,比如板块移动造就的巴拿马地峡最终在250万年前把南北美洲连成一体,冰川进退曾反复打开和关闭连接亚洲和北美的白令陆桥,气候干湿变化曾反复开闭连接下撒哈拉非洲和欧亚大陆的撒哈拉屏障,海面升降也曾多次开闭直布罗陀海峡。 这些地理事件所导致的物种流动,都会在短期内造就一个进化飞跃期,大批物种兴衰更替和辐射进化的规模、幅度和速度,都远非其他时期所能比肩;试想,假如有若干天使站上帝身边观赏进化史,并热衷于对各物种的命运下注,那么上述地理事件发生之际,大概也是他们押注兴趣最浓厚的时候。 那些观察敏锐、对进化规律有着良好把握的天使,这也是一展身手的最佳时机,假如上帝允许,他们或许还会从天堂跳下来,给那些在新生态形势下有发展前途的种群指路、提供交通工具,甚至贷款,这时候,他们就不只是投机者,也是投资者和企业家了。 战后树立的几道铁幕,如同关闭的直布罗陀海峡,将其身后的地中海变成了几近干涸的盐湖和大片荒漠,而构成过去二十年新兴市场繁荣的主要动力,便是海峡开放后迅猛灌入的海水,而现在,这一过程似乎已经完成,08年危机或许就是这股洪流所遭遇的一次反弹——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由于后浪看不见海岸在哪里,浪潮常常会扑过头而遭遇反弹;这并不是说进化已经停止,创新和增长仍将持续,但它已进入常规阶段,那种惊心动魄的场面已经过去了。 这样,“下一块金砖在哪里”这个问题就变成了:哪里还有这种级别的壁垒?答案似乎很明显:已经找不出大陆级规模的单一壁垒;阻碍要素流动的障碍当然还有很多,但那些都是零星分散而错综复杂的,不是由单一力量所设置并控制的,因而也是难以指望在短期内突然拆除的;如此看来,未来的增长将以常规方式进行。 在常规阶段,增长潜力将再次回归到制度优势和创新体系,这一点正是过去十多年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新兴市场令人眩目的表现让他们以为制度基础并非那么重要,这种见解的极端表现是张五常的“五千年最好论”,他们因为看到地中海的鱼类种群增长迅猛,便错误的断言地中海有着鱼类发展的最佳环境条件,其实只不过是因为此前地中海的鱼都死绝了。 投资者和企业家们,需要尽快从开放洪流所带来的喜悦和振奋中清醒过来,重新将目光聚集到制度和创新等传统优势上来,如此才能将自己的策略建立在一个牢固而可持续的基础之上;那些在市场制度建设上取得了长足进步的国家,比如秘鲁和蒙古,那些以危机为契机改善了其市场制度的国家,比如韩国,那些面对危机不乞灵于干预和管制而坚守市场取向的国家,比如新加坡和新西兰,在未来更值得看好。 重要的是,对于这些国家的人民,是不是金砖并不重要,那是给投资者衡量投资机会用的指标,好的制度才是他们生活和事业的坚实保障,许多在过去二十年很少吸引投资者目光的国家,比如斯洛文尼亚,实际上在生活安康和经济繁荣上都取得了极大进步。
[微言]国家与创新

【2011-12-23】

@茶博未:请教@whigzhou 读了《向女王道歉背后隐藏的自大》末2段让我联想到印度政府对IT教育强力注资扶持,培养出过剩的IT专才,让全球尤其美国获得很多便宜好用的程序员。再考虑从军方apanet进化来的internet。政府比企业家更擅长大手笔制造泡沫。政府因此也是创新的一个重要发生器?

@whigzhou: 政府行为导致了很多创新,这一点是明白无误也无须否认的,它的战争机器曾经是推动创新的最大单一力量,问题是,离开了市场的激励约束机制,你无从知晓为这些创新所支付的代价是否值得?也不知道社会是否恰好需要这么多创(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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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23】 @茶博未:请教@whigzhou 读了《向女王道歉背后隐藏的自大》末2段让我联想到印度政府对IT教育强力注资扶持,培养出过剩的IT专才,让全球尤其美国获得很多便宜好用的程序员。再考虑从军方apanet进化来的internet。政府比企业家更擅长大手笔制造泡沫。政府因此也是创新的一个重要发生器? @whigzhou: 政府行为导致了很多创新,这一点是明白无误也无须否认的,它的战争机器曾经是推动创新的最大单一力量,问题是,离开了市场的激励约束机制,你无从知晓为这些创新所支付的代价是否值得?也不知道社会是否恰好需要这么多创新。 @whigzhou: 也无从知道它对资源的挤占压制了多少创新 @whigzhou: 况且,创新只是生活的一个方面,企业家个人节衣缩食、担惊受怕、冒巨大风险下注豪赌,这是他自己的事情,凭什么让纳税人负担这些?世界进步跟他们有啥关系?他们为啥要关心? @tertio: 政府在某些方向上不明智地投巨资的一个结果是,市场上的高级人才都被这个资金黑洞吸引过去了,压制了其他方向。而市场的决策和方向都分散得多,也明智得多,通常整体上只是犯了过于乐观的错误。 @whigzhou: NIH @茶博未: Bill Gates基金的医疗项目呢? @whigzhou: 有类似效果,但道德上无可指责,人家吸引资源的能力来自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钱,不是从我口袋里硬掏的 @whigzhou: 对于慈善投资的再配置效果,可以说的是:把非直观的挤出效果展示出来,问问慈善家这是不是你想要的结果,如果他说是,那就没话好说了,这是他的权利 @茶博未: 我这样理解你文章的政策含义对不对?由着市场去收拾市场自己造成的泡沫,创新作为非少数人意图的结果 @whigzhou: 嗯,差不多。需要强调一点:A)我从道德上反对政府做这些事,这无须经济学理由,B)我又从经济学上反对那些认为政府做这些事有如此这般好处的观点,A和B是两个独立的主张,之间不必有关系  
饭文#W3: 火车票实名制不会消除黄牛

火车票实名制不会消除黄牛
辉格
2011年12月21日

在经历多年争议和呼吁之后,铁道部终于推出了火车票实名制,在曾经大力主张实名制的许多人看来,这将从根本上消除黄牛行为的存在基础,然而,假如他们真正理解这个存在基础,便能够发现,实名制将会改变黄牛的商业模式,但不会让它消失。

从商业角度看,所谓黄牛就是二级票务市场的供应商,其存在基础是:一级市场未能有效配置资源,具体而言,就是车票的稀缺性未能在票面价格中得到充分表达;只要这一条件成立,对二级票务市场的需求必定存在,二级供应商便有存在基础,而车票黄牛与普通票务代理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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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票实名制不会消除黄牛 辉格 2011年12月21日 在经历多年争议和呼吁之后,铁道部终于推出了火车票实名制,在曾经大力主张实名制的许多人看来,这将从根本上消除黄牛行为的存在基础,然而,假如他们真正理解这个存在基础,便能够发现,实名制将会改变黄牛的商业模式,但不会让它消失。 从商业角度看,所谓黄牛就是二级票务市场的供应商,其存在基础是:一级市场未能有效配置资源,具体而言,就是车票的稀缺性未能在票面价格中得到充分表达;只要这一条件成立,对二级票务市场的需求必定存在,二级供应商便有存在基础,而车票黄牛与普通票务代理的唯一差别是,法令将其置于非法地位,这一非法地位会对二级市场造成某种扭曲,但历史经验表明,只要需求足够旺盛,法令从来未能消除交易机会。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火车票一级市场之所以未能有效配置资源,主要原因是车票价格是受管制的和僵硬的,但这不是唯一原因,即便没有价格管制,一级供应商所面临的信息条件和交易成本结构,它们独特的定价策略,或曾经做出的长期价格承诺,都可能导致长期或短期的配置无效率,因而仍给二级市场留下机会,比如航空业的价格是充分开放的,但票务公司和旅行社仍大量存在。 票务商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他们在搜寻和排队方面的比较优势之上,即,他们做这两件事的成本低于绝大部分消费者自己去做的成本;自由定价条件下,这种优势主要集中在搜寻上,而价格管制则把重心转移到了排队上;这一商业模式差别也解释了为何黄牛党与其他票务商的行为看上去如此不同。 简单说,黄牛就是收钱替人节省排队成本的,排队优势分两种,一种是时间机会成本优势,我的时间不如你值钱,所以愿意收点钱替你排队,另一种是加塞成本优势,我和铁路票务官员关系好,他敢拿我红包,所以我能帮你绕过漫长的窗口队伍,或者,我是流氓或黑道,拉得下脸面明目张胆在窗口加塞,而且没多少人敢拦我。 澄清了黄牛的商业基础之后,再来看实名制会如何影响它;实名制的意思是,车票在最初售出时,必须与乘车者身份相关联,且这一关联不可更改,这排除了车票在离开铁路售票系统后的转让可能性,但是,它既没有消除售票系统前的排队,也没有阻止替别个人排队(因为实名制只要求购票者持有乘车者身份证复印件而无须是乘车者本人),更没有消除帮助别人降低排队成本的机会。 这样,倒票是不会再有了,但黄牛可以在改变商业模式后,继续提供替人排队和加塞的服务,只要售票系统前的排队不消除,这种需求便仍然存在;实名制给黄牛带来的真正麻烦是信用问题,由于长期处于地下状态,黄牛很难建立起商业信誉,因而只能采用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倒票这种对信誉要求较低的交易方式。 现在这条路被堵死了,由于替人排队和加塞的交易存在时间跨度,即,从达成协议到交易完成之间存在时间差和不确定性,无论是预先付钱还是见票付钱,都会给其中一方或双方带来风险,黄牛必须寻求商业创新来克服这一风险障碍,不过历史经验再次提醒我们,类似的困难从来难不倒黄牛,况且,这一困难未必比倒票模式所面临的假票风险更难克服。 一个容易想到的办法是用支付宝之类的第三方延迟支付工具,另一种可能性是与合法票务商合作,这些合法票务商本来应该是二级票务市场的主力,但管制法令限制了他们不能收取过高的代购佣金,否则会被视为黄牛而遭打击,但无法阻止他们暗中帮黄牛代收定金,而他们的商誉可以让购票者相信钱不会打水漂,同时黄牛自己控制车票的交付,以确保他能拿到超出管制限度的佣金。 当然,这些猜测只是为了指出潜在可能性之广阔,黄牛的集体创造力远胜过我们这些纸上谈兵者,无须我们过多操心,他们自会找出更好的甚至超乎想象的办法,继续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不辞辛劳的为广大消费者降低排队成本而服务。
[微言]市场分工与生殖隔离

【2011-11-16】

@磨思:一个人这方面强了,另一方面肯定弱。反之,自己这方面弱了,另一方面一定强。在一个互相斗争的社会里,短板就成人们的致命伤;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发挥长处才是修炼金刚钻。所以,相互斗争的社会里人们大多千篇一律,而相互合作的自由社会里人们普遍精彩纷呈。

@whigzhou: 是啊,市场发达导致孤独症患者增加就是这个道理,未来人类的体质和心理多样化程度肯定越来越高,是否会导致物种分化尚待研究

@whigzhou: 假如种群非常庞大,即便没有明显的生殖隔离,物种分化也是可能的,比如一种分布范围从中亚到西班牙的老鼠,相邻个体间都是可育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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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16】 @磨思:一个人这方面强了,另一方面肯定弱。反之,自己这方面弱了,另一方面一定强。在一个互相斗争的社会里,短板就成人们的致命伤;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发挥长处才是修炼金刚钻。所以,相互斗争的社会里人们大多千篇一律,而相互合作的自由社会里人们普遍精彩纷呈。 @whigzhou: 是啊,市场发达导致孤独症患者增加就是这个道理,未来人类的体质和心理多样化程度肯定越来越高,是否会导致物种分化尚待研究 @whigzhou: 假如种群非常庞大,即便没有明显的生殖隔离,物种分化也是可能的,比如一种分布范围从中亚到西班牙的老鼠,相邻个体间都是可育的,但两头的则不可育 @springbottle: 近几百年来人类的全球性人口流动速度也迅速增加了,不同于其他物种不同种群生活区域的相对固定化 @whigzhou: 嗯,但通婚关系是否有某种内聚的倾向呢?这是关键,前述老鼠模型也可以在非地理维度上实现嘛 @springbottle:我理解,您的设想可能需要有一个严格的社会区分体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内婚制。典型的例子就是种姓制度。不过,我还是怀疑这样的社会在今天是否可能。 @whigzhou: 1)嗯,某些维度上内聚度肯定是下降了,新的内聚如果有也会在其他维度上(比如职业取向?);2)只要存在对象选择,非婚繁育同样可以内聚,尽管方向会不同,当然克隆和随机采精就不会了 @springbottle:我理解,您的设想可能需要有一个严格的社会区分体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内婚制。典型的例子就是种姓制度。不过,我还是怀疑这样的社会在今天是否可能。 @whigzhou: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不需要预先存在这样一个内婚制,只需要某种能够自我强化的内聚倾向即可,当然自我强化所需的边界条件大概也是极其严苛的,出现几率很低 @whigzhou: 想起Don Ross关于社会性的一个洞见:非社会性动物没有社会性能力,这是显然的,但其实真社会性(eusocial)动物也没有社会性能力,因为它们在分工中的角色和职能都已被固化了,只有那些社会性但又不是真社会性的动物,才会发展出社会性能力 @whigzhou: 类似的,市场分工的日益发达,会减弱对个人的社会性能力的要求,在传统社会,你必须学会与人交往、学会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保护自己才能生存(公子哥除外),而在市场社会,你只要能独自做好某件事就可能生存的很好 @茶博士未遂: 所以有超强的社交意愿和能力的人,有更强的激励去反市场? @whigzhou: 这倒未必吧,他们也可以通过合作在市场中取得比较优势嘛,市场显然为合作形式和运用社会化能力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只是后者不再是必须的了;当然,通过反市场渔利也是利用上述合作优势的可能性之一  
饭文#T8: 蛮缠滥打将淹没真正有用的食品安全信息

蛮缠滥打将淹没真正有用的食品安全信息
辉格
2011年8月10日

食品安全话题又起波澜,最近,几家媒体相继“揭露”了知名餐饮企业的“丑闻”,永和豆浆和肯德基的豆浆被“发现”是豆浆粉冲泡而不是现磨的,随后肯德基的炸薯条用油也被“发现”不是每天更换,接着,矛头又转向山西陈醋,许多品牌被“发现”并非100%酿造,而是兑入了醋酸,许多还添加了防腐剂苯甲酸钠。

由于这些报道是以“惊天发现”的口吻叙述的,似乎揭开了一道长期被掩盖的黑幕,于是不明就里的读者们就跟着大惊失色了;其实,这些算(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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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蛮缠滥打将淹没真正有用的食品安全信息 辉格 2011年8月10日 食品安全话题又起波澜,最近,几家媒体相继“揭露”了知名餐饮企业的“丑闻”,永和豆浆和肯德基的豆浆被“发现”是豆浆粉冲泡而不是现磨的,随后肯德基的炸薯条用油也被“发现”不是每天更换,接着,矛头又转向山西陈醋,许多品牌被“发现”并非100%酿造,而是兑入了醋酸,许多还添加了防腐剂苯甲酸钠。 由于这些报道是以“惊天发现”的口吻叙述的,似乎揭开了一道长期被掩盖的黑幕,于是不明就里的读者们就跟着大惊失色了;其实,这些算不上什么发现,只是揭露者将自己一厢情愿臆测的标准强加于商家,进而将不符合该臆测标准的事实认定为黑幕和丑闻而已,而实际上,永和并未曾宣称他们的豆浆都是现磨的,肯德基也没宣称过他们的油是每日更换的,相关法律和行业标准也没有这么要求。 甚至,从常识出发,也得不出这样的推断;有人凭经验宣称6度以上的陈醋无需防腐剂即可无限期保质,即便这一缺乏研究和统计支持的说法果真成立,也不能因此认定添加防腐剂是非酿造醋的证据,甚而是无良行为,选择添加的厂商或许是出于审慎考虑,或许是因为食醋未达到6度,毕竟,山西陈醋的行业标准是4.5-6度,而迄今被披露的添加者,都作出了明确标注。 对豆浆粉的指责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甚至翻出了基于材料成本计算“暴利”的陈词滥调,照这么算餐饮服务业遍地是暴利,30多块一杯的咖啡材料成本也不过两三包豆浆粉,更有趣的是,假如材料成本低是一件值得大惊失色而产生被欺骗感的事情,那么指责者们所钟爱的“现磨”才更离谱,它的材料成本更低。 从这一片蛮缠滥打的恬噪之中,有一种人会得到好处,就是那些在食品安全上劣迹斑斑并曾被揭露的厂商,他们或许正在暗处窃笑;这些在产品质量和安全控制上缺乏优势,也不愿在信誉和品牌上做长期投入的商家,最希望看到的局面就是,市场的食品安全信息一片混沌,消费者缺乏可据以判断的有效信息,这样,他们与那些在质量和安全上表现优秀的企业便处于同等竞争地位了,甚而他们在安全上的低投入还会带来成本优势。 创造如此混沌状态的一个办法,就是制造大量不能反映真实安全信息的噪音,来淹没那些有效信息,从而在消费者眼里造成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印象;对于消费决策来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和一般白是完全等价的,即:颜色将不再是影响选择的因素;这种把水搅浑的手法人们大概不会陌生,某些组织在无法维持自身的高大清白形象时,便会转而一个个抹黑周围的其他人,好让大家相信自己并不比别人更黑,所以你们也就别再挑三拣四了。 当然,这不是说报道上述事件的媒体都是在替黑商家干活,或许他们只是无法区分真正重要的安全信息,这样的话,他们该给自己强化一下自己的辨别力和审慎习惯了,或者他们只是为了博得一点眼球和喝彩,毕竟这是媒体的主要激励来源,但假如明知这么做会恶化社会的食品安全信息环境,却仍不惜以此博眼球,那就很不道德了,至少不能再以“社会良心”自居了,假如他们果真拿了欲搅混水者的好处,那就比乌鸦还黑了。
趣味数学题:关于蜂窝网络

题:平面内,由若干相邻全等正六边形组成蜂窝网络,其中部分蜂窝为深色,其余为浅色,问:深色蜂窝如何分布可满足如下条件?此时深浅色蜂窝比例为多少?
1)每个深色蜂窝被6个浅色蜂窝围绕,
2)不可能将任何浅色蜂窝改为深色,而继续满足条件(1)。

题目不难,大概算初中程度,不过之前确实没想过,昨天读施坚雅(G.W. Skinner)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才遇到这问题,而且答案与直觉还有点出入。

施坚雅在该书中提出的蜂窝模型(姑且这么叫吧)大名鼎鼎,如雷贯耳,不过读了原著还是发现比以前听说和想象的更精致巧妙的多,是社会结构自组织(或曰自发秩序)的一个精彩案例,该模型中基本的单位是“基层市场”(蜂窝),其标准配置是1个基层集镇和围绕它18个村庄,这些村庄组成两个环,内环6个,外环12个,从集镇辐射出6条小路,通往这些村庄。

蜂窝比较简单,但蜂窝之间的组合就颇为复杂,面临两个结构问题,首先,相邻蜂窝之间会发生分化,其中一些集镇会升级为二级集镇,为周边市场提供后者无法提供的市场功能,如批发和中介服务、需求量较小的商品和服务等,典型的二级集镇由6个基层集镇所围绕,它们共同组成一个二级市场,问题是:如何围绕法?具体的空间分布是怎样的?(这就是上面的题目所问的)

其次,传统集市大多不是每天开市,(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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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平面内,由若干相邻全等正六边形组成蜂窝网络,其中部分蜂窝为深色,其余为浅色,问:深色蜂窝如何分布可满足如下条件?此时深浅色蜂窝比例为多少? 1)每个深色蜂窝被6个浅色蜂窝围绕, 2)不可能将任何浅色蜂窝改为深色,而继续满足条件(1)。 题目不难,大概算初中程度,不过之前确实没想过,昨天读施坚雅([[G.W. Skinner]])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才遇到这问题,而且答案与直觉还有点出入。 施坚雅在该书中提出的蜂窝模型(姑且这么叫吧)大名鼎鼎,如雷贯耳,不过读了原著还是发现比以前听说和想象的更精致巧妙的多,是社会结构自组织(或曰自发秩序)的一个精彩案例,该模型中基本的单位是“基层市场”(蜂窝),其标准配置是1个基层集镇和围绕它18个村庄,这些村庄组成两个环,内环6个,外环12个,从集镇辐射出6条小路,通往这些村庄。 蜂窝比较简单,但蜂窝之间的组合就颇为复杂,面临两个结构问题,首先,相邻蜂窝之间会发生分化,其中一些集镇会升级为二级集镇,为周边市场提供后者无法提供的市场功能,如批发和中介服务、需求量较小的商品和服务等,典型的二级集镇由6个基层集镇所围绕,它们共同组成一个二级市场,问题是:如何围绕法?具体的空间分布是怎样的?(这就是上面的题目所问的) 其次,传统集市大多不是每天开市,而是按某种频率隔几天开一次,即所谓“集期”(period of market),比如“逢一市”就是每旬第一天开市,“一六市”每旬开两天,还有“一四七”“二五八”等等;如此安排,一是因为集市所覆盖范围内交易量太小,无须每天开市,二是因为单一集市的交易规模不足以支撑许多生意类别,多个相邻集市轮流开市可以让行商每天有生意可做,问题是:各相邻集市之间如何协调集期? 对第二个问题,施坚雅发现,每个新开基层集市只须依此遵循下列规则,系统便可达致理想结构: 1)首先,避开邻近上级集市的集期; 2)其次,避开邻近基层集市的集期; 3)若有可能,也避开同一二级市场的其他基层集市的集期; 施坚雅用几个例子演示了,最终形成的轮转方式颇为精妙,细节我这儿不描述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书。 至于第一个问题,或许你已想出答案了,如下图,有三种可能(从左到右分布为A、B、C),疏密不同,对应的深浅蜂窝比例分别为:1:4,1:3,1:6,和你的直觉吻合吗?对比经验数据之后,施坚雅发现,第三种情况(C)实际上不存在,而A和B都很常见,A多见于单位土地产出较低、人口稀疏、交通不便的地区,而B多见于单产高、人口密集的平原地区,其中原因,并不如看上去那么简单(直观上B就比A紧密),说起来比较绕口,还是请看原著吧。 集镇空间结构模型
饭文#T0: 投资者负担不起无罪推定

投资者负担不起无罪推定
辉格
2011年7月15日

在穆迪红旗预警报告给市场带来强烈震撼之后,各家投行好像也都挨了一记闷棍,因为许多被插旗股票都在他们看好或推荐之列,红旗预警的可信度直接关系到他们的专业声誉,所以也很快做出了反应,各家反应不一,其中以麦格理的反应最为强烈,基本上全面否定了报告的价值,这些反应在所透露出的理念,值得投资者细加品味。

麦格理的主要质疑是:一、评级机构方法和经验适合于债券而不适合股票,二、红旗系统用的是一刀切的简单化方法,缺乏对行业和企业特定情况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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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负担不起无罪推定 辉格 2011年7月15日 在穆迪红旗预警报告给市场带来强烈震撼之后,各家投行好像也都挨了一记闷棍,因为许多被插旗股票都在他们看好或推荐之列,红旗预警的可信度直接关系到他们的专业声誉,所以也很快做出了反应,各家反应不一,其中以麦格理的反应最为强烈,基本上全面否定了报告的价值,这些反应在所透露出的理念,值得投资者细加品味。 麦格理的主要质疑是:一、评级机构方法和经验适合于债券而不适合股票,二、红旗系统用的是一刀切的简单化方法,缺乏对行业和企业特定情况的分析,三、导致插旗的都是涉及风险的间接证据或迹象,并不能证明企业确实存在高危行为、管理漏洞或财务窟窿,公开高调发布且造成剧烈冲击,有失公允,四、穆迪报告利用了投资者对中资股丧失信心的市场氛围,不恰当的放大了其影响。 应该承认,这些说法本身都是可以成立的,作为投资者阅读红旗报告时需要参考的注意事项,也很有价值,但它们全都不足以否定红旗模式的价值;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红旗是个预警系统,不是个股分析,而且不同于其他风险识别机制,(假如我没理解错的话)它更侧重于辨认常规财务报表中所难以体现的风险信号,它所预防的,主要是常规手段所难以预料的、会给股价带来两位数跌幅的灾难性事件。 债券和股票的风险类型和来源确实不同,然而在灾难性事件面前,两者的关切是相同的,至少对于可能长期持有的价值投资者是如此;作为一种广谱预警系统,需要用程序化方法成批处理大量样本,因而难免是片面、表面化和简单化的,也难免有误杀和漏网,这就像各国外交部门向公民发布的旅行风险预警,它只是从某个侧面所提出的安全警告,而不是代替个人做出旅行决定,后者当然还要考虑大量特定情况:目的地在该国的相对安全性,可利用的防护能力,要办的事情是否重要和紧急,旅行带来的享受是否值得冒险,等等,而这些恰与个股分析和投资决策所要做的事情一样,从这一点看,德意志银行的反应就比较中肯,他承认预警的价值,同时认为这些风险因素已经体现在估值之中,这是对待预警机制的合理态度。 风险预警只是评级机构提供给投资者做参考的信息,不具有任何强制性,甚至没有风险评级所具有的官方认可地位,它只是诸多信息来源之一,与其他来源平等竞争投资者的重视和信任,因而没有理由要求它遵循无罪推定原则;所谓无罪推定,是指在定罪之前需要排除所有对定罪所依据的事实与因果链条的合理怀疑,即,在重建事实因果链条的全部可能且合理版本中,只要其中一种是无罪的,就不得定罪。 显然,这是评级机构和投资者都不应也无法负担的奢侈品,首先,需要遵守无罪推定原则的是法官和陪审团,而评级机构只是多方证人之一,最终下判决的是投资者,其次,投资者是用脚做判决,并未动手对企业施加强制,无须为自己的选择提供任何理由,遑论合理与充足;而从投资策略上讲,衡量预警机制的有效性,是对误杀和漏网两种代价的权衡,而无罪推定则是单方面追求最低误杀率,假如所预警的是会带来两位数跌幅的灾难,而继续持有的预期收益是个位数,那么忍受较高误杀率而追求低漏网率便是合理的策略。 投资者不会傻到坐等证据凿凿真相大白之后才清仓逃跑,对待灾难性风险,蛛丝马迹和风吹草动常常就是拔腿开溜的充足理由,及时察觉比证据可靠性重要得多;假如我是麦格理的客户,听到无罪推定说会让我大惊失色,假如这果真是他们的策略,我可不敢放心等着听他们的建议;同样,作为向投资者兜售信息的众多竞争方之一,假如评级机构不能满足这样的信息需求,其地位就会被其他供方所取代,或者,假如始终没有专业机构能够出面提供这样的信息,广大投资者便只好继续满足于在信息汪洋大海里摸黑乱抓小道消息。
饭文#S9: 红旗预警系统为评级变革指出了方向

红旗预警系统为评级变革指出了方向
辉格
2011年7月13日

中资股在海外市场上连遭重挫,继浑水等空头的调查、做空和揭露浪潮之后,评级机构也开始介入,近日穆迪公司发布了一份针对中国企业的“红旗风险预警报告”,被点名的数十只中资股随即暴跌,并且跌幅也大致与被插的红旗数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使用了专门为新兴市场设计的风险评估体系,不同于以往的评级模型,除了关注盈利基础、现金流状况和负债水平等传统财务指标,更多的引入了用于识别企业行为模式的指标,这些指标通常不会包含在财务报表中,也难以量化(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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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预警系统为评级变革指出了方向 辉格 2011年7月13日 中资股在海外市场上连遭重挫,继浑水等空头的调查、做空和揭露浪潮之后,评级机构也开始介入,近日穆迪公司发布了一份针对中国企业的“红旗风险预警报告”,被点名的数十只中资股随即暴跌,并且跌幅也大致与被插的红旗数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使用了专门为新兴市场设计的风险评估体系,不同于以往的评级模型,除了关注盈利基础、现金流状况和负债水平等传统财务指标,更多的引入了用于识别企业行为模式的指标,这些指标通常不会包含在财务报表中,也难以量化和批量处理,却常常是重要甚至致命的风险因素。 这是一个重要变化,显示了评级机构正在对自己此前在中资股潜藏风险的迟钝反应作出反思和调整,同时,这也是金融危机迫使评级机构变得更加谨慎的一种表现,但这种谨慎不仅体现为风险标准的收紧,更是对风险认知方式的改变,它们或许已经认识到,以往高度依赖标准财务报表和统计模型的评估方式过于被动和肤浅了,要及时感知风险,需要对企业行为进行更多的直接观察。 特别是在资本市场全球化之后,企业所在的文化和制度背景已高度多元化,无论在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风险内控和职业素养上,还是商业传统、竞争传统和法治环境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差异;以往,这些差异很大程度上被貌似全球一致的公司制度所掩盖了,上市公司们看上去有着完全一样的公司章程、职衔系统和会计制度,也遵守着大同小异的公司法、证券市场制度和监管标准,但实际上这些企业对待法律、财产权、契约和职业道德的态度和行事风格迥然不同,甚至在背后驱动企业家和经理人的成就感、荣誉感和价值取向,也是大相径庭。 这些差异预示着,对于新兴市场的企业,其风险的来源和爆发方式也将不同于成熟市场中的企业,需要一套全新的预警系统来帮助投资者识别风险,而寻找导致风险的行为方式和危机爆发的早期信号,将是设计这一系统的关键,它所需要的知识,将来自对过去那些突然遭受重挫的企业的行为特征分析:为何某些貌似有着良好财务表现的企业,会突然爆发内斗?老板被抓或逃跑?被揭露惊天丑闻或巨大亏空?或被官方查处?成为整顿、清理或调控的对象?或被媒体集体揭批?遭遇莫须有的指控和定罪? 详细考察过去的惨痛案例,将帮我们找出那些未成熟市场中特有的玩火、玩猫腻和捣浆糊线索,即便事先无法弄清具体是些什么猫腻,比如这次穆迪所依据的频繁更换审计师的举动,便是典型的识别信号;数字容易造假,行为模式却难以伪装;当然,那些专心研究特定企业的投资者和分析师,向来不会局限于标准财务数据,他们早就惯熟于从企业行为的蛛丝马迹中捕捉风险信号,但这些努力多半还停留在直觉和随机获取的状态,缺乏形式化和系统化,而这是构建模型的前提。 对于关注少数股票的投资者和分析师,或许可以满足于这样的状态,但对于需要同时关注大量股票的指数基金和评级机构,唯有模型化才能让他们以固定程序成批处理信息,从而建立一个广谱的预警系统;广谱筛选自然没有个别跟踪来得仔细和精确,难免有漏网或者错杀,但作为一个参考,它是投资者容易获取的低成本信息,而作为一种市场净化与完善机制,它也是高效率的。 对于海外投资者,购买中资股的一大动机是分享中国增长,为此就难免要承担中国式风险,穆迪红旗系统所指示的评级变革方向,有望为规避此类风险提供帮助;另一方面,糟糕的制度环境始终是中国民企发展所面临的障碍,短期内很难指望有所改变,而海外资本市场的合规性审查和筛选约束机制,倒是提供了一种难得的离岸制度约束,让国内民企在获得融资机会的同时,也经历了一次自我完善甚至浴火重生的考验,假如资本市场针对新兴地区企业的评估机制足够完善,那么未来海外上市企业便可骄傲而自信的向其商业伙伴和债权人宣称:我是真正经过考验并获得认可的,而在眼下,他们是没有这种底气的。
饭文#S3: 中资股的遭遇演示了市场自我净化机制

中资股的遭遇演示了市场自我净化机制
辉格
2011年6月21日

近几个月来,中资股在美国证券市场接连不断遭遇阻击,财务丑闻被揭露,股票被做空,市值轻则被腰斩,重则萎缩一两个数量级,大批股票被交易所摘牌,美国投资者和监管者都已对中资股丧失信心,那些没有传出丑闻的中资股也大多被拖累,中国概念指数下跌了40%,买壳上市的通道被关闭,原先看好中国概念的机构也纷纷转向空方,一幅全面溃退的景象。

从短期看,这一局面无疑是不幸的,国内企业失去了一条重要而便捷的融资渠道,风投和PE们也丧失了一种退出途径,但假如我们将(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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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股的遭遇演示了市场自我净化机制 辉格 2011年6月21日 近几个月来,中资股在美国证券市场接连不断遭遇阻击,财务丑闻被揭露,股票被做空,市值轻则被腰斩,重则萎缩一两个数量级,大批股票被交易所摘牌,美国投资者和监管者都已对中资股丧失信心,那些没有传出丑闻的中资股也大多被拖累,中国概念指数下跌了40%,买壳上市的通道被关闭,原先看好中国概念的机构也纷纷转向空方,一幅全面溃退的景象。 从短期看,这一局面无疑是不幸的,国内企业失去了一条重要而便捷的融资渠道,风投和PE们也丧失了一种退出途径,但假如我们将目光放远一点,从市场制度演进的角度看,这场大溃败未尝不是件好事,它为我们演示了市场自我净化机制是如何工作的,它如何清除那些低效和缺乏可靠商业模式的企业,如何让相互冲突的信息和观点得以表达和传播,并最终让人们从一团迷雾中看清真相。 尤其令人赞叹的是,这一切并非由一个火眼金睛、神通广大、爱民如子、铁面无私的监管当局所做到,相反,这恰恰是一小撮通常被视为自私、冷酷而贪婪的投机者,通过他们纯粹出于盈利目的而展开的调查、分析、做空和信息发布活动而实现的,他们在为投资者揭露虚假财务信息的同时,自己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这是真正的互惠共赢。 我们常常听到有人以信息不对称作为质疑市场有效性的依据,进而据此论证政府强化监管的必要性,但正如哈耶克所反复论证的,市场的价值,恰在于它是迄今发现的唯一能够有效利用分散于海量个体头脑中的个人知识,以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并使得基于广泛而深度分工的迂回生产成为可能的合作机制,这些个人知识是天然的主观、私人化而不对称的,因而,信息不对称非但不是质疑的把柄,反而是市场得以存在的理由和前提。 这一点,通过对比市场和计划两种制度下的职业类别,可以获得最清晰的直观感受,会计/审计师、律师、经纪人、分析师、承销商、投机商、估价师、评级机构、咨询顾问,等等所有这些市场经济中独有的职业,都是靠信息不对称吃饭的,他们要么直接出售信息,要么凭借独特的信息条件而从交易中获利,这些职业在计划经济中是不存在的。 我们切不可天真到因为计量经济学家还没找出优雅的方式将信息不对称纳入市场模型,就宣称信息不对称的市场是无效的,这么做无异于,因为老式相机还拍不出彩色,便宣称一张红彤彤的脸是张无效的脸!这听上去很不可思议,但不幸的是,这正是某些黑板经济学家经常做的事情,而且还时常会得到热烈的响应。 常听到的说法是,和消费者一样,散户投资者通常处于信息不利地位,因而总是面临被欺骗和损害的危险,所以需要得到监管机构的保护,这一担忧与人们对英美法系陪审制的质疑如出一辙:怎么能指望12位随机挑选的普通人能理解复杂案情并做出恰当的判断?他们没想到的是,陪审员有充分的机会听取双方的陈述和抗辩,检查他们提交的每项证据,也能听到争讼双方请来的专家证人所陈述的专业意见,法庭就是一个信息和意见的市场,相互冲突的证据和论辩在法官控制的公平程序下,自由竞争陪审团的理解和信服。 作为另一种信息和意见的处理机制,市场起着类似的作用,所以关键在于,市场有没有发展出让各种相互冲突的信息得以表达、传播和筛选,并让更接近现实的意见得以胜出的机制?答案是肯定的,否则上述种种职业类别便不会存在,而本次中资股大溃败也不会以这种方式发生;在市场中,出价、交易和投机行为本身包含了信息和看法,而这些信息随价格信号而广泛传播,同时,许多专业行当直接向需求者出售信息,最终,市场淘汰虚假信息的标准不是个人判断,而是盈亏账目和资本市场用脚和钞票做出的表决。 在股票市场上,散户投资者确实通常处于信息不利地位,但从会计制度、审计师、早期投资者,到保荐人、承销商、交易所规章、评级机构、分析师、商业评论家,他们有着十分多元化的信息来源,在一道道环节上为他们搜集和提供信息,当然,这些机制远非完美,常有些臭虫成功的骗过每一道检查,但即便这种时候,市场还有最后的矫正手段:做空机制,每一只漏网的臭虫都意味着做空获益的机会,而做空的过程自然揭露了更真实的信息,其结果既清除了臭虫,也奖励了清洁工。
饭文#Q7: 博傻游戏伤不到市场

博傻游戏伤不到市场
辉格
2011年3月28日

最近,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的炒家们,又给我们上演了一出精彩的博傻(greater fool)游戏,首批上市的份额化艺术品中的两件画作,价格在50天内被推高了17倍,其中《黄河咆哮》市值一度达到令人乍舌的1.03亿元,随后,在经过9天停牌之后,前天复牌首日又双双跌停。

大概极少有人会相信一位二三流画家的作品的市场价格会长期维持在上亿的水平,每个在此价位买入的炒家,只是相信他能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另一个炒家,换句话说,我犯傻没关系,只要我不是最后那个傻瓜就行;这样的博傻游戏在市场上屡见不鲜,特别是那些新开辟的市场,商品期货市场、收藏品市场、权证和A股创业板,都上演过类似的疯狂。

每每这样的情景出现,我们总会听到“市场变赌场”的惊呼和“强化管理”和“规范市场”的呼吁,许多人认为,任由这样的非理性行为存在,会恶化市场环境,降低市场的投资价值,最终使市场丧失创造流动性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然而,这些担忧是多余的,确实有许多因素会破坏市场的功能和价值,比如信息的不透明和产品的非标(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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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傻游戏伤不到市场 辉格 2011年3月28日 最近,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的炒家们,又给我们上演了一出精彩的博傻([[greater fool]])游戏,首批上市的份额化艺术品中的两件画作,价格在50天内被推高了17倍,其中《黄河咆哮》市值一度达到令人乍舌的1.03亿元,随后,在经过9天停牌之后,前天复牌首日又双双跌停。 大概极少有人会相信一位二三流画家的作品的市场价格会长期维持在上亿的水平,每个在此价位买入的炒家,只是相信他能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另一个炒家,换句话说,我犯傻没关系,只要我不是最后那个傻瓜就行;这样的博傻游戏在市场上屡见不鲜,特别是那些新开辟的市场,商品期货市场、收藏品市场、权证和A股创业板,都上演过类似的疯狂。 每每这样的情景出现,我们总会听到“市场变赌场”的惊呼和“强化管理”和“规范市场”的呼吁,许多人认为,任由这样的非理性行为存在,会恶化市场环境,降低市场的投资价值,最终使市场丧失创造流动性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然而,这些担忧是多余的,确实有许多因素会破坏市场的功能和价值,比如信息的不透明和产品的非标准化,但博傻游戏不在其列,这是因为,博傻是不可持续的游戏,博傻策略的取利对象,并不是价值投资者,而是他们的同道——其他博傻者,因而从长期看,它会自动将自己从市场的策略分布中驱逐出去,而即便它能继续存在或卷土重来,也伤害不到理性的价值投资者,因而也伤害不到市场的健康发展。 每一个回合的博傻游戏最终都会崩溃,而崩溃点是高度不确定的,所以该游戏的效果实际上相当于俄罗斯轮盘赌([[Russian roulette]]):每次从博傻者中随机挑出一批倒霉蛋,他们的尸体被搬走,剩下的博傻者瓜分他们的遗产;在充满风险的市场上,无论如何每天总会有若干具尸体被搬走,那么,希望市场健康发展的人们,难道不希望被抬出去的,是那些主动采用非理性策略的参与者? 显然,对于奉行价值策略的投资者来说,一个存在众多博傻者的市场,(用格雷汉姆([[Benjamin Graham]])的话说)是更友善的“市场先生”([[Mr. Market]]),因为它会时不时以远远出乎你意料的高价格,送给你一个个超额实现投资价值的机会;有人或许会问,假如博傻者总是将价格推高在离谱的水平,价值投资者就没有机会进入,市场怎么健康发展? 但这不是博傻游戏的特点,泡沫总是短命的,一旦有风吹草动,博傻者比的就是谁跑得快,由此造成的恐慌常常将价格拉到低的离谱的水平,而这时,市场先生又从另一个方向对价值投资者表现出其慷慨和友善:送给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低价买入的机会;对此,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所以,呼吁对博傻行为进行管制的,不会是价值投资者,他们没有理由为此担忧,面对价格泡沫,假如他们手里有货,理应大喜过望,假如没货,也乐得看个热闹;有理由大声疾呼的,只能是俄罗斯轮盘里那些不幸躺下的倒霉蛋,他们既要享受豪赌的快感,又不愿面对输个精光的后果,这就好比那些毫无道理的疯狂抢购食盐的家伙,事后却要求超市接受原价退货,天下岂有此等好事。 任何交易制度和监管政策,当然不应满足这样的无理要求,那些一心只想着丰厚的回报,却将最起码的风险原则抛诸脑后,指望交易所和监管当局替他们挡开所有危险,最好在输掉后还能讨回本钱的所谓“投资者”,理应被横着抬出市场,幸好,博傻者们会自己干这份累活儿,他们是市场的义务清道夫,这也是每出博傻游戏的美妙结局所在。
“市场失灵”是什么意思?

我很少用这个词,无论是在表达自己观点,还是评论别人观点时,因为它已被用得太滥,混乱到难以用来准确传达意思了。

不过既然小橘子又提到这茬(她与jflycn的这段讨论有点长,我就不在这儿摘录了),而且显然许多人还在用它,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理一理。

“市场失灵”这个词,我听到过且还能想起来的,至少有这样几种用法:

1)一种可欲的状况,没有在市场制度下出现(或者相反,一种不可欲的状况,在市场制度下出现了,下同);

2)任何现实制度,多少都包括些市场的和非市场的元素,在某些事情的发展上,市场元素没能起主导作用,因而未能让一些可欲的状况出现;(这种用法很让人抓狂,但确实不少见)

3)一种可欲的、且至少可以合理想象(所谓“可以合理想象的”,是指它与目前已知的自然律都不冲突(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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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少用这个词,无论是在表达自己观点,还是评论别人观点时,因为它已被用得太滥,混乱到难以用来准确传达意思了。 不过既然小橘子又提到这茬(她与jflycn的这段讨论有点长,我就不在这儿摘录了),而且显然许多人还在用它,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理一理。 “市场失灵”这个词,我听到过且还能想起来的,至少有这样几种用法: 1)一种可欲的状况,没有在市场制度下出现(或者相反,一种不可欲的状况,在市场制度下出现了,下同); 2)任何现实制度,多少都包括些市场的和非市场的元素,在某些事情的发展上,市场元素没能起主导作用,因而未能让一些可欲的状况出现;(这种用法很让人抓狂,但确实不少见) 3)一种可欲的、且至少可以合理想象(所谓“可以合理想象的”,是指它与目前已知的自然律都不冲突)的状况,在市场制度下没有出现; 4)一种可欲的、可想象的状况,尽管我们可以合理的想象其如何从某个初始状态发展而来,并且从那个初始时刻起,我们已等待了足够长时间,但它还是没有在市场制度下出现; 5)一种可欲的状况,在市场制度下没出现,但在不同于市场制度的另一种制度下,或者,加入一些非市场元素的市场制度中,因为这些非市场元素的作用,出现了; 6)依我们对市场及其进化机制的了解,本可期待某种状况在某个有限时间段内出现,但它让我们失望了。 前两种是最常见的朴素说法:市场未能消除乞丐,市场没有让每个人感到幸福,等等,这不过是在用貌似学术化的语言,倾诉一个宗教性的情怀:看哪,市场不是天堂。如此而已。 第3种说法相当于:市场没能爬上视野所及的最高峰;这就好比:进化没能造就出可以想象的性能最优良的器官;对此,我可以轻松坦然接受,只要你不把市场和进化视为上帝,都可以坦然接受:市场是一种类进化机制,它是短视和渐进的,到达视野内最高峰的路上,或许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第4种说法是第3种的加强版,QWERTY键盘是最常见的例子,它考虑了路径可达性(没有忘记进化是渐进的),但没有考虑路径的历史依赖(但忘记了进化是短视的)。 第5种说法是对市场最有力的质疑,但是,它对“失灵”一词的原有词义做了最大的扭曲,它想说的其实不是“市场失灵”,而是“市场不好”,至少在某些方面没有其它制度好,这当然是可以接受的,至少是值得严肃讨论的,假如我们搁置价值观分歧(即对什么是“可欲的”的分歧),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说明市场在某些方面不如其他制度。 问题是,对制度的比较不能仅从“某些方面”进行,通货膨胀是坏事,金本位可以消除通胀,但金本位在其他方面造成的代价呢?假如金二愿意,朝鲜也可消除通胀,还可以避免许许多多在市场中出现的“不可欲的”结果,那又如何? 当你比较两种制度时,必须考虑它们的总体效果,而当你评估一项依票决结果为市场制度打补丁的动议时,不能只考虑补丁的效果,也不能只考虑“有这个补丁的市场和没有这个补丁的市场”之间的差别,还要考虑“一个引入了票决补丁制的市场和没有票决补丁制的市场”之间的差别。 所以,当人们在第5种意义上说“市场失灵”时,他们其实想说的或许只是:市场制度是有代价的(我完全同意),或:市场制度比其他替代制度差(我不同意)。 最后,按我对“失灵”一词的理解,第6种说法才是对该词的正确用法,但它仅相当于:我们对市场的理解有待改进,因而对它的预期应有所调整——当然,没错,我想没人会反对。
市场vs蚂蚁:创造复杂性的两条途径

上一篇里,我从亲代投资(parental investment)的角度,对真社会性(eusociality)起源做了一番解读,不难看出,生物建造有机体(organism)乃至抚育后代以传播所携带基因的勾当,与企业家组织资源建立企业最终产出产品的营生,着实相似,其中的成本/收益/风险算计和策略权衡,皆遵循着类似的逻辑。

今天,我打算将思绪再向远处放飞一点,看看市场环境中的企业和自然环境中的有机体,处境有何不同。

经常听到有人对evolution一词被译作“进化”颇为不满,认为该词暗示了某种方向性,而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方向性;不过,我倒不觉得这种译法有何误导性,尽管一度流行的爬阶梯式的单向线性进化思维确属无稽,但以整个生物界而论,随着时间推进,有机体复杂性之上限,确实是不断提高的,从这一意义上而言,进化确有某种方向性。

而这种方向性,恰是进化的最迷人之处,无论上帝是否会将世界导向至善,他至少正在带给我们一个日益繁复而精彩的世界,仅此一端,已足以让我们赞美和感谢他/她/它……

复杂性(complexity)源自功能上的分化与组合,或者用经济学的术语,叫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它们以两种方式推进复杂性:当分化发生时,它在原有层次上带来多样性(diversity),也即增进了系统的横向复杂性(horizontal complexity),而当组合发生并形成某种长期稳定的排他性组合结构时——用系统学黑话说,发生了一次元系统跃迁(metasystem transition)——,它将在原有层次之上建立新的层次,从而增进系统的纵向复杂性(hierarchical complexity)。

从类似病毒这样的简单生命,到原核生物(prokaryote)的细胞结构,便是一次跃迁,原核细胞不妨视为许多功能上高度分化且互补的病毒相互合作形成的稳定结构(当然,弄清早期进化史之前,这还只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真核细胞是在原核细胞基础上的第二次跃迁,它是多种原核细胞分化组合的结果,然后是单细胞向多细胞有机体的跃迁,在细胞分化的基础上,高度复杂的组织、器官、行为乃至外于身体的各种延伸表现型( 标签: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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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里,我从亲代投资([[parental investment]])的角度,对真社会性([[eusociality]])起源做了一番解读,不难看出,生物建造有机体([[organism]])乃至抚育后代以传播所携带基因的勾当,与企业家组织资源建立企业最终产出产品的营生,着实相似,其中的成本/收益/风险算计和策略权衡,皆遵循着类似的逻辑。 今天,我打算将思绪再向远处放飞一点,看看市场环境中的企业和自然环境中的有机体,处境有何不同。 经常听到有人对evolution一词被译作“进化”颇为不满,认为该词暗示了某种方向性,而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方向性;不过,我倒不觉得这种译法有何误导性,尽管一度流行的爬阶梯式的单向线性进化思维确属无稽,但以整个生物界而论,随着时间推进,有机体复杂性之上限,确实是不断提高的,从这一意义上而言,进化确有某种方向性。 而这种方向性,恰是进化的最迷人之处,无论上帝是否会将世界导向至善,他至少正在带给我们一个日益繁复而精彩的世界,仅此一端,已足以让我们赞美和感谢他/她/它…… 复杂性([[complexity]])源自功能上的分化与组合,或者用经济学的术语,叫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它们以两种方式推进复杂性:当分化发生时,它在原有层次上带来多样性(diversity),也即增进了系统的横向复杂性(horizontal complexity),而当组合发生并形成某种长期稳定的排他性组合结构时——用系统学黑话说,发生了一次元系统跃迁([[metasystem transition]])——,它将在原有层次之上建立新的层次,从而增进系统的纵向复杂性([[hierarchical complexity]])。 从类似病毒这样的简单生命,到原核生物([[prokaryote]])的细胞结构,便是一次跃迁,原核细胞不妨视为许多功能上高度分化且互补的病毒相互合作形成的稳定结构(当然,弄清早期进化史之前,这还只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真核细胞是在原核细胞基础上的第二次跃迁,它是多种原核细胞分化组合的结果,然后是单细胞向多细胞有机体的跃迁,在细胞分化的基础上,高度复杂的组织、器官、行为乃至外于身体的各种延伸表现型([[extended Phenotype]]),得以浮现。 真社会性是在个体基础之上的又一次跃迁,它创建了巢群(colony)这一被[[E. O. Wilson]]称为超个体([[superorganism]])的结构层次,在巢群中,个体按功能分化成了不同品级([[caste]]),通过合作共同完成散播同一组基因的任务,其中的职虫(worker)就像个体的体细胞,它们的可育姐妹就像个体的性细胞,而后虫则是巢群的繁殖器官。 类似的,人类组织也是超乎个体之上的结构,这种组织若具有足够的稳定性和足够清晰的边界,并且,其结构是可以被仿效和复制的,那么,我们便可望从它的结构、工作机制、兴衰周期中,发现某些类似于超个体的特征;在人类组织中,家庭和企业,大概最接近于满足上述认定超个体的条件了。 然而,人类的超个体组织,与真社会性巢群,也有着极大的差异,而根本的区别在于,在真社会性巢群中,职虫们丧失了或被压制了生殖能力,因而失去了其独立的遗传通道,因而也就丧失了独立生存的能力(用黑格尔式的文青话说,它们丧失了个性和独立存在的“意义”),用会计行话说,在成本/收益账簿上,不再有它们的独立账户,它们只是巢群账户上的一些中间科目,因为它们已不再是独立民事主体了。 相反,在人类组织中,无论组织目标多有号召力,组织控制力多强,参与其中的个体仍保有其独立的成本/收益账户,有自己的行动目标和生存能力,而这些都是因为他们仍保有独立的遗传通道,即,他们未被阉割。 这一差异导致的结果是,人类组织是一种松耦合([[loosely coupled]])系统,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个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较低,通常他们并非因为丧失了其他可能性而组合在一起,而是基于其自身的成本/收益算计而发现这种组合对他们有利;而个体在组织中的角色和职能分工(differentiation),是基于个体的比较优势,后者或许基于某种程度的专业化,但并不是职虫那样的特化(specialization),一个铁匠改行种田效率或许会下降,但并无特别障碍,但一只兵蚁是无法变为工蚁的。 对于物种本身来说,像真社会性那样的紧耦合(closely coupling)有很大的好处,特化的过程中,许多不必要的器官都可以退化抛弃,比如像储蜜蚁的大脑只须保留一点点就行了,附肢也无须保留,线粒体在被真核细胞的祖先捕获收养之后,也已高度退化了;无用器官的退化可以节省许多成本,而有用的器官大幅改造和强化,则提高了效率;更重要的是,切断职虫的遗传通道,可防止其经营自己的自留地,打小算盘,生异心。 然而,对于整个种群乃至生态系统的复杂度和多样性来说,松耦合有着诸多奇妙的好处;近年来,软件产业似乎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软件工程的潮流,已经历了一次从紧耦合向松耦合的转变,过去自顶向下的结构化模式已遭唾弃,而到处谈论的[[SOA]]/[[SaaS]]/[[UDDI]]/等概念,无不与松耦合潮流有关。 归结起来,松耦合对于创造复杂性和多样性有这样一些好处: 1)在紧耦合结构中,作为其组成元件的个体被高度特化,因而,当整体结构因环境适应性下降而灭绝时,元件类型随之而灭绝;相反,松耦合结构保持了元件物种的独立性,免于随上层结构而灭绝,从而为生态系统创造新结构保留了最大可能的且不断扩充的可用元件库。 比如,当报业衰败时,造纸业尽管也受到冲击,但不会随报业一起灭亡,因为造纸企业同时服务于其他下游产业,它并未对报业形成完全依赖,因而也未按报业的需要而完全特化(当然,某些产业链中,会有高度特化的情况,但那是例外而非常态),相反,市场中每个企业都直接面对选择压力,他们的独立生存能力随时在经受考验,而不像真社会性物种,面对选择压力的是巢群而非个体。 2)在紧耦合模式中,构造每种上层结构所使用的元件库,是相互隔绝的,即结构之间无法共享和交流元件,相反,松耦合模式下可以做到共享与交流,这指数级的提高了结构创新的可能性,使得创新涌现的速度被极大的加快,同时,在解决具体适应性问题时,由于路径依赖性大为降低,选择空间将被充分遍历,优化速度因而得以加快。 在一个繁荣的市场中,创新企业家随时可以雇佣到各类工程师/会计/秘书/销售经理等专业人员,也很容易买到或学到新企业所需的各种工具/机器/工艺/管理方法,而无需自己动手从头培养和建立。 3)在紧耦合模式中,当一种新结构开始被构造时,一切都将从零开始,即,通往各种更上层结构的进化路径,是树状分枝的,各分枝间不会有重叠部分,结果是,轮子总是被一遍遍的重新发明,比如,功能雷同的眼睛和翅膀就各自被发明了很多次;一个蚂蚁类元在通往真社会性的道路上,不可能借用另一个类元已经发明的品级,它必须从头逐个创造品级。 相反,在松耦合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家创新不必从零开始,既已存在的各种产业链都可经交易和合约安排而加以借用,所有成熟的环节都可以采购/租赁/或外包出去,创新者只须专注于其独特的部分。 4)在紧耦合模式中,几乎不存在“产业链”,即,从原材料(初级资源)到最终产品(成熟子代)之间,所有生产环节都在结构内部自己完成,这也意味着它需要承担生产过程所有环节上的风险,只能在结构内部分工,而无法与外部环境实现产业级的生产分工和风险分配。 这样,生产的迂回程度便大为受限,因而也难以生产出市场中见到那种高度复杂的产品;当然,生物界也有些办法来突破这一限制,比如奴役(比如某些蚂蚁对蚜虫)、寄生/操纵、或形成互惠共生关系,但这些办法所增加的生产迂回性和产品复杂度,远不如在市场在价格机制这双看不见的手协调下所创造的漫长产业链和高度复杂的产品。 上述几条,或许可以让我们理解,为何市场只用了几百年时间,便创造了堪与生物界媲美的高度复杂多样的繁荣社会,而自然花了数十亿年才让生物界拥有如此复杂度。
饭文#M5: 慈善事业需要钱,更需要智慧

慈善事业需要钱,更需要智慧
辉格
2010年7月6日

最近,巴菲特又完成了一轮总额近20亿美元的慈善捐赠,除了为履行其对盖茨基金会的承诺而做的年度捐赠之外,还分别向以其前妻和三个孩子的名义所设立的几个基金会捐赠了数亿美元;不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巴菲特和盖茨夫妇这一慈善业的天王级组合,近来似乎越过了“不以自己的行动向别人施压”这条界线,开始高调呼吁富人们慷慨捐献,在过去一年的一系列慈善餐会上,他们号召亿万富翁们作出慈善宣誓,承诺捐出一半以上的财产。

如果盖茨和巴菲特们只是运用自己所(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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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事业需要钱,更需要智慧
辉格
2010年7月6日

最近,巴菲特又完成了一轮总额近20亿美元的慈善捐赠,除了为履行其对盖茨基金会的承诺而做的年度捐赠之外,还分别向以其前妻和三个孩子的名义所设立的几个基金会捐赠了数亿美元;不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巴菲特和盖茨夫妇这一慈善业的天王级组合,近来似乎越过了“不以自己的行动向别人施压”这条界线,开始高调呼吁富人们慷慨捐献,在过去一年的一系列慈善餐会上,他们号召亿万富翁们作出慈善宣誓,承诺捐出一半以上的财产。

如果盖茨和巴菲特们只是运用自己所掌握的资源,去推动他们认为值得的事业,并从中获得满足,旁人是难以置喙的;然而现在,他们正将自己的行动上升到道德层面,试图以自身的影响力构建一种道德氛围和舆论压力,让富人们都来追随他们的脚步,其规模甚至将改变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格局,这样,就难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索:他们所推动的这一慈善潮流,对于其事业所针对的人群,对于经济,对于社会的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

有些基于特定价值偏好的慈善机构,比如资助某个流派音乐的基金,旨在保护野生鹤类的基金等等,其实是特殊利益组织;而像盖茨、福特、洛克菲勒这样的超大型慈善基金,通常都不会将其宗旨限定在某种特殊价值偏好之上,而是设定一个诸如“在世界范围内改善人类福利”这样笼统宽泛的目标,至少从宣称的目标看,他们旨在帮助任何需要帮助的人,无论他是谁,无论他的爱好与追求是什么;所以,蕴涵在各种慈善行为中的慈善精神,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两条价值观:帮助他人是好的,帮助穷人比帮助富人更好,除此之外,他们是价值中立的。

然而,正是在这两点上,人们常常对慈善行动做出错误判断;第一种错误是常说的合成谬误,即,帮助若干个人实现某方面的改善,累加起来就等同于整个群体在这方面的改善,事实往往并非如此,比如,你资助100个学生去参加高考,其中70个考上了,这些个人的处境当然是改善了,但如果高校录取名额不变,整个中学生群体的升学机会并不会有任何改善。

所以实际上,你只是加强了一部分学生与其他学生竞争教育资源的能力;当然,有些慈善家的目的就是要加强穷人在竞争中的地位,但这样问题又来了:穷人在竞争中处于弱势是因为他们没钱,因而改变这一状况的最简捷办法就是给钱,这也是同时保持价值中立的唯一办法;不给钱而资助上学,等于是在说,你们不知道自己利益所在,而我知道,这三千块钱花在教育上比花在别处更值得;显然,不经意中你已经把自己的价值观施加在他们身上了。

这种施加的后果常常出乎意料,由于资源总量有限,倾向性资助会大幅改变资源配置,结果处于价值盲区的那些条件恶化了;比如,《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报道就认为,由于盖茨基金会将医疗赞助的目标集中在死因排名最靠前的几种疾病上,而该基金的压倒性实力将大量医疗资源和人才急剧的吸引到攻克这些疾病的任务中,在短期内便导致其他医疗领域资源匮乏,服务质量下降,价格上涨,这恐怕不是盖茨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那么,通过恰当合理的计划来平衡资源配置,能否消除这种倾向性呢?计划经济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对于大规模资源配置这等复杂的问题,我们唯一可依赖的就是市场,实际上,斯密在两百多年前便得出了这样的洞见:在市场中,唯一可以让你确信自己的确是在帮助他人的东西,就是价格信号,如果你能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服务,而自己又挣到了钱,就表明你在用最少的资源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满足他人的需求。

然而对于慈善家们,仍有两个问题有待解决:首先,穷人缺乏支付能力,他们的需求无法在市场上得到表达,其次,也更要命的,是许多地方根本不存在起码的市场环境,财产得不到保护,契约无法履行,大跨度交易受到重重阻碍;这样一来,问题就清楚了,在斯密洞见的启发下,要秉持慈善精神而同时做到价值中立(这意味着不会在改善穷人某些处境的同时,恶化穷人的其他处境),唯一可做的事情只有三件:推动市场制度的建立,给穷人发钱,投资或经营盈利性企业。

如果我们放眼纵观世界,不需要多少洞察力,便可发现,那些吸引了最多慈善家目光的地区,和那些源源不断产生慈善家的地区,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制度;若不改变制度,不建立起码的市场环境,再多的慈善捐助都无法消除那些制度每时每刻在制造着的贫困、苦难和不公;遗憾的是,很少有实力雄厚的慈善组织致力于推动市场制度的建设,除INGKA之外的前三大慈善基金,全都将资源集中在医疗上;更可悲的是,在非洲,正是因为大量慈善和国际援助组织依靠当地政府和军阀来分发援助物资,大大强化了这些反市场政权的合法性和统治能力。

饭文#L1: 大蒜疯狂并非市场操纵的结果

(按:关于蛛网波动的详细解释,参见《芯片业的蛛网模型》)

大蒜疯狂并非市场操纵的结果
辉格
2010年5月12日

最近,大蒜价格的暴涨引起了舆论的一阵骚动,就像历次类似事件中那样,评论家们纷纷将矛头指向炒家:炒蒜团、资本做局、全方位操纵,等等惊心动魄的大手笔被描绘的活灵活现;不过,这些评论家显然都是没做过生意的书生,因为他们描绘的炒作故事,都没有重建出一条哪怕是虚构的赚钱路径,若当真按他们的说法去做,恐怕只能输个精光。

外行总是用“炒”这个语义含糊的词,去笼统的指称投机和操纵这两种(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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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关于蛛网波动的详细解释,参见《芯片业的蛛网模型》)

大蒜疯狂并非市场操纵的结果
辉格
2010年5月12日

最近,大蒜价格的暴涨引起了舆论的一阵骚动,就像历次类似事件中那样,评论家们纷纷将矛头指向炒家:炒蒜团、资本做局、全方位操纵,等等惊心动魄的大手笔被描绘的活灵活现;不过,这些评论家显然都是没做过生意的书生,因为他们描绘的炒作故事,都没有重建出一条哪怕是虚构的赚钱路径,若当真按他们的说法去做,恐怕只能输个精光。

外行总是用“炒”这个语义含糊的词,去笼统的指称投机和操纵这两种十分不同的市场行为,所谓投机,是基于对未来价格曲线之形状的猜测而实施的套利交易,而操纵则不是猜测,而是试图去制造出一段他想要的曲线;投机行为无处不在,但操纵却很难成功,尤其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大规模市场上,要与市场较劲需要很大能量,才能获得影响价格走势所需的交易规模,并且还要防范你的对手;假如操纵意图果真那么容易被记者纷纷识破,几乎可以肯定会被反向操作者打败。

此轮大蒜价格暴涨从去年下半年延续至上月下旬,在这样一个长期持续的价格上行段上,难免会有不少人会囤积套利,并进一步推动价格上涨;然而,当我们仔细考察影响大蒜价格的各种因素之后,暴涨的起因还是有迹可寻的,不必用对操纵的猜测来解释,毕竟,操纵很少有机会成功,只有当穷尽其他因素而无解时,才值得为此而费心。

大蒜和其他季节性农产品一样,由于生产决策接受过去价格的指导,而其产出所影响的却是未来的供给和价格,因而普遍存在涨跌交替的蛛网式波动;大蒜价格05-06年大涨,07-08年大跌,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和近来蔬菜价格普遍上涨的趋势,近期的价格比06年的高峰期,并不高很多;每吨一万多元的最高价只维持了很短时间,明显受恶劣的气候和交通条件影响。

过去十年大蒜价格的长期趋势是在快速上涨,因而虽有波动,但每个波峰都高过上一个;该长期趋势的原因,是消费者对大蒜及其提纯物之健康价值的认知变化;1995年到2005年之间,陆续发表了几篇有关大蒜素健康功效的论文:诸如抗动脉硬化、抗脂肪沉积、抗血栓、抗氧化、平衡脂蛋白、降血压等等,而这段时间,恰是大蒜价格的持续上扬期。

接着在2007年,NIH的一份临床报告未发现食用大蒜与降血脂之间存在关系,大蒜价格也于次年跌至谷底;2009年的一篇论文又显示了大蒜捕获自由基的强大能力,有关自由基与癌症和寿命关系的理论,尽管在医学界并未被广泛认可,但在保健品领域却早已被许多消费者接受;上述科学新闻的出现序列与价格波动的高度匹配,或许只是巧合,但消费者对大蒜认知的改变则是无可置疑的,近年来的禽流感和甲流疫情更为之推波助澜,毕竟,大蒜的抗菌作用早已是定论了。

另一个因素是国内农产品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连通,2001年加入WTO之后、04年与东盟启动自由贸易区早期收获计划之后,农产品加速商品化和国际化,也使其价格更易于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中国大蒜产量占全球78%,占国际贸易量的比例则更高,由于欧美国家所进口的中国大蒜大部分用作深加工原料,而相对于大蒜素等制成品,原料成本的比例极低,因而对价格极不敏感,同时,把大蒜视为抗菌药和保健品的消费者,也不会在意区区几元的价格变动,所以,国际化的结果使得大蒜的需求价格弹性变得很低,这意味着,当供给下降时,价格会上升的很快。

同时,商品化也改变了蔬菜的成本结构,在传统家庭农业中,蔬菜生产多利用田埂洼地河滩等闲置边角土地,和老弱劳动力的零星闲暇,这些土地和劳动的机会成本极低,因为他们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出售机会;而商品化种植使用的是成片土地和全职劳力,因此,蔬菜对于肉类和主粮的相对价格上涨,是各国工业化过程的普遍现象,蒜比肉贵并不算稀奇事,比肉贵的蔬菜,已经不少,今后会更多。

大蒜价格的暴涨暴跌,受害最大的是那些全部生计依赖于此却没有任何避险手段的农户,从他们的利益考虑,人们应该欢迎炒家的进入;目前国内尚未出现规范成熟的大蒜期货市场,一度热闹的龙鼎已被证实是个骗局,而要建立良好的期货市场,须吸引到足够多的大宗收购商、批发商、原料需求者和造市商的加入,同时,也需要吸引大批投机者来交易,后者将从农户和下游企业那里接管风险;相反,若长期把投机炒家和金融资本排斥在大蒜市场之外,那么蒜农们将注定年复一年继续忍受蛛网波动的折磨,乃至丧失对规模化种植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