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篇因篇幅不够而草草收场的坑文） 雷士风波彰显主动投资策略的风险 辉格 2012年7月16日 正如许多评论所指出的，雷士风波又一次向人们展示了国内企业根深蒂固的“人治”特征与现代公司治理之间的强烈反差与冲突；尽管其中的是非曲折外人还很难辨明，但冲突的起因和爆发过程是非常清楚的，这也得益微博的实时性，将当事人之间的互动直接迅速的展示在世人眼前。 从已披露的信息看，这次全面怠工与抵制行动，显然是一次控制权争夺战，而不仅是对上半年业绩与股价巨跌的反应，否则难以解释其间一系列事件的时间关系；或许，前期的业绩与股价变动，正是管理层为获得动员和胁迫能力而刻意制造的，近日的抵制行动也已显示了他们拥有这么做能力。 甚至不排除管理层意欲通过压低股价以便其自己增持而夺回控股权的可能，只是一时失手将股价压得过低，造成其杠杆交易的抵押不足而被迫平仓；实际上，当与其他投资者特别是施耐德的分歧暴露之后，吴长江完全具有这么做的动机，而从雷士资产结构的关联安排，他也早已为今日的冲突留了一手：雷士的渠道资源并未放进上市公司。 从乐百氏、娃哈哈、《财经》到雷士，这一连串案例一再提醒我们，这些响当当的名字所代表的企业，并未获得自己的生命力，能够抗拒各种外部干扰而保持自身的完整、独立和凝聚力，能不依赖任何个人而维持自身的性格与目标，任凭股东和管理者变动而保有自己的禀赋和价值，相反，真正拥有生命的，是隐藏在这些名字后面的强人和他们所领导的团队：何伯权、宗庆后、胡舒立和吴长江。 现代公司区别于传统家族企业的根本之处在于非人格化，那意味着企业的组织结构、运营体系和资产价值，都不依赖于特定个人，离开任何一个人，业务仍可正常运营，信息流动和指挥控制体系仍可照常工作，资产价值不会急剧萎缩，而这些，都离不开制度化和规范化。 达致非人格化的种种制度元素，往往是非成文的，它们蕴涵在各种岗位所对应的专业文化和职业道德规范之中，在各行当中具备了基本职业素养的人，特别是在企业管理层和关键岗位所涉及的高度专门化的职业圈中获得认可的人，无论被放到哪个企业哪个岗位上，人们都可以相当安全的期待他们会按何种规范做事。 正是非人格化让企业资产获得了流动性——其价值不会因转手而巨幅变动——从而得以进入资本市场，利用金融杠杆而实现价值倍增；然而，尽管国内资本市场已有了多年发展，企业去人格化方面却乏善可陈，比较显著的原因是：职业经理人市场尚有待成熟，许多企业还有待经历从创始人向第二代交接的过程，而制度化正是随一次次交接班而逐渐成熟的。 不过还有一个更深层的背景因素，或许是去人格化进程上更主要的拦路石，那就是社会的制度环境未能给企业家带来财产安全感；如上所述，非人格化意味着流动性，也就是资产转手后不会贬值，但这样一来，也就增强了对潜在的侵占与抢夺行为的激励：假如金箍棒仅在孙悟空手里是件神器（或许是因为他掌握着一句特殊咒语），到别人手里都是凡物，就没人会去抢，可要是拿在谁手里都是神器，那就很多人会去抢了。 假如企业家想设置这样的咒语，他是有很多办法的：拒绝澄清业务逻辑和流程，降低透明度，在部门间人为制造隔阂，让他们相互间不理解对方的工作，模糊岗位职责、职务级别和权力等级，不给实权亲信高职位，隐藏激励机制，比如私下发红包甚至纵容拿回扣，这样新来的老板就会四处面临陷阱，引发大量误解、不满和冲突，简言之，就是那些历经几千年锤炼的用于建立个人忠诚和裙带网络的古老权术。 把这些作为与风格，与其说是土气或草莽气，不如说是特定环境条件下的生存智慧，只有对财产权的可靠法律保障，才能说服企业家解除他们的咒语；看清这一点或许可以帮助投资者反思他们的策略，像赛富这样的主动投资策略，在国内是否明智？通过获取控制权把企业改造成现代公司，建立制度，实现非人格化，若能成功自然是好事，但现实条件往往不允许。 或许被动策略更安全，看好某家企业，将其中价值易于评估的部分分离出来，然后借助某种相互绑架的约束机制，确保双方都不越界耍赖，这似乎是过去多年国内资本市场所找出的中间路线；不过这种策略也面临着创始人突然出事的风险，投资者积极介入的恰当时机，大概是创始人接近退休年龄，接班问题提上日程的时候，利用交接班的过程完成制度化和非人格化，可将风险和成本控制在最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