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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笔记#24:声望与权力

声望与权力
辉格
2016年12月24日

建立与维护自己的声望(prestige)是人类行为的一大动机,经济学家早已注意到,这一动机是许多消费行为背后的推动力,它构成了某些门类商品的主要甚至唯一的价值基础,而且看来有着牢固的心理基础和古老的渊源。

考古学家发现,用于此类目的的物品——被称为声望品(prestige goods)——在远古人类遗存中占了很大比例,是识别社会复杂程度的重要线索;对声望品的追逐也是推动早期手工业和贸易活动的主要动力,甚至像青铜器制造这样里程碑式的技术进步,最初也是由声望追逐者的需求所促成。

当然,拥有声望品更多的是对既已建立的声望的展示,而非声望本身,这一展示所传达的信息大约包括:我具备不俗的才智与鉴别力,据此取得了相当成就,过着一份体面生活,赢得了其他社会成员的尊重,建立了良好的社会关系,甚至不乏仰慕与追随者,我对他们慷慨大方,乐于出手相助,总之,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交往对象。

高声望者不仅有着出色的个人禀赋,更重要的是(用社会学家的话说)拥有雄厚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正是后者赋予他们在社会交往中的吸引力,也让他们愿意投入资源去经营和维护社会关系,因为首先,社交魅(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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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望与权力 辉格 2016年12月24日 建立与维护自己的声望([[prestige]])是人类行为的一大动机,经济学家早已注意到,这一动机是许多消费行为背后的推动力,它构成了某些门类商品的主要甚至唯一的价值基础,而且看来有着牢固的心理基础和古老的渊源。 考古学家发现,用于此类目的的物品——被称为声望品(prestige goods)——在远古人类遗存中占了很大比例,是识别社会复杂程度的重要线索;对声望品的追逐也是推动早期手工业和贸易活动的主要动力,甚至像青铜器制造这样里程碑式的技术进步,最初也是由声望追逐者的需求所促成。 当然,拥有声望品更多的是对既已建立的声望的展示,而非声望本身,这一展示所传达的信息大约包括:我具备不俗的才智与鉴别力,据此取得了相当成就,过着一份体面生活,赢得了其他社会成员的尊重,建立了良好的社会关系,甚至不乏仰慕与追随者,我对他们慷慨大方,乐于出手相助,总之,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交往对象。 高声望者不仅有着出色的个人禀赋,更重要的是(用社会学家的话说)拥有雄厚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正是后者赋予他们在社会交往中的吸引力,也让他们愿意投入资源去经营和维护社会关系,因为首先,社交魅力本身对倾向于社会资本的投资策略构成一种比较优势,其次,社会资本是一种越用越多的东西:今天你动用关系资源帮助了我,我就成了你的互惠网络的一部分,日后你又可以利用这份新增资源办成其他事情。 假如你和很多人建立这样的关系,并且频繁动用这些关系帮助他人,从而成为所在社会的互惠网络的一个中心节点,便可为自己赢得巨大声望;在人类学家蒂莫西·厄尔(Timothy Earle)看来,如此建立的声望是早期社会政治权力的几大来源之一,也是推动社会从游团向部落继而向酋邦发展的关键组织元素;在诸如社区牧师这样的人物身上,我们至今仍可看到部落中凭借声望而取得权力的『大人物(big man)』的影子。 不过,和其他依赖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的东西一样,声望的建立也面临着启动障碍:经营社会关系的成本很高,需要经常设宴请客,需要大宅子招待客人,奢华体面的服饰、器具和摆设,频繁送礼,有时还要收留孤弱或供养门客,虽然社会资本最终会带来回报,但在突破盈亏平衡点之前,需要大量前期投入。 问题是,在高度均等化的简单社会中,谁有这样的资源呢?而且,在社会资本经历长久积累终于产生价值之前,谁愿意为这样不确定的远期回报作持续投入呢?所以在有些学者看来,基于声望的权力只有在社会地位已经发生相当程度的分化之后才可能出现,而不是最初引发社会分化的先行元素。 然而,人类学家约瑟夫·亨里克([[Joseph Henrich]])在其新书《人类的成功秘诀》(The Secret of Our Success)中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人类强烈的学习需求为声望建设提供了启动机制,因而声望在人类数百万年文化进化历程的早期便已开始起作用。 由于进化路径的特殊性,我们的绝大部分生活技能需要后天习得,而且与这些技能相关的知识多半是无法言传的know-how,需要在直接的观察、模仿和实践中学会,于是我们发展出了许多心理机制帮助我们高效学习,比如强烈的模仿倾向,领会他人意图从而更有效的模仿,以及挑选最佳模仿对象的能力。 在判断身边的人中谁最值得学习时,我们会利用多种线索:直接观察他运用某种技能时的表现,他以往取得的成就,以及能够证明这些成就的器物或信息;我们也会利用二阶线索:他的言行举止是否得到他人的关注?其见解和意见是否被众人听取?有多少人向他请教或求助? 亨里克指出,即便是蹒跚学步的幼儿,也天生的对这些线索极为敏感,甚至年龄越小对二阶线索的反应越强烈,因为小孩尚缺乏直接评判技能高下所需要的经验(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何年轻人更热衷于追星);而同时,这些线索与构成声望的那些元素高度重合;或许正是生活技能,以及让某些人善于且乐于为后生言传身教的那些个人禀赋,为建立声望提供了启动资本。 学习者和他们的家长乐意为这些楷模提供各种互惠性报酬作为学费,比如帮助做家务、照看孩子,充当无偿或低报酬的助手(学徒制的先驱),为宴席提供食物或劳力赞助,在纠纷冲突中站在他一边,在择偶与结亲时给予优先考虑或优惠条件,等等;这些回报进而帮助他们建立更多社会关系,积累更多社会资本。 无论声望机制是否果真如亨里克所认为那样发端于学习需求(比如,不妨考虑,语言才华和社交技能也完全可能为建立声誉提供启动资本),声誉既经建立,确实可以带来政治权力,个人一旦占据互惠网络中心节点的位置,便会自动吸引更多追随者和拥护者,因为接近中心节点是这些追随者建立自身社会资本的捷径,这反过来又强化了中心节点的地位。 对声望与权力关系的剖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在没有世袭制的国家,一些政治家族也可能长期兴旺,而另一些裙带网又因某个中心人物的垮台而树倒猢狲散?为何从几位贵妇的客厅里会涌出一轮轮社会运动甚至革命浪潮?为何学术权威越老越受其门徒推崇,即便其理论早已过时?为何一位气功大师身边会浮动着那么多巨商大贾的身影,即便他们看起来不太像是真信那套拙劣把戏?  
读史笔记#23:封侯拜爵的神仙们

封侯拜爵的神仙们
辉格
2016年12月11日

中国民间信仰以其神仙繁多而著称,宋代仅湖州一地的寺观祠庙里供奉的神祗,有史料可查者即有92个,扣除名号重复者,还有50多个,粗略估算,全国各地的神祗数量大约介于乡镇数和村庄数之间,看来古代中国人『积极造神,见神即拜』的名声并非虚浪。

如此多神仙得到敬拜,还要归功于神仙来源的多样化,和大众在神仙制造方式上的创造性;早期神祗来源大致和其他文化相仿,比如司掌某种自然力的自然神,或者被认定为某一族群共同祖先的始祖神,然而自中古以降,一种新型神祗开始大量涌现。

这些新神都是不久前还生活于人世的真实人物,因某种显赫成就或奇特经历而被认为拥有神力;认定神力的入门标准很低——担任过高官,参加过某次战役,遭受过冤屈,或者离奇死亡——总之,任何在大众眼里有点特别的地方(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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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侯拜爵的神仙们 辉格 2016年12月11日 中国民间信仰以其神仙繁多而著称,宋代仅湖州一地的寺观祠庙里供奉的神祗,有史料可查者即有92个,扣除名号重复者,还有50多个,粗略估算,全国各地的神祗数量大约介于乡镇数和村庄数之间,看来古代中国人『积极造神,见神即拜』的名声并非虚浪。 如此多神仙得到敬拜,还要归功于神仙来源的多样化,和大众在神仙制造方式上的创造性;早期神祗来源大致和其他文化相仿,比如司掌某种自然力的自然神,或者被认定为某一族群共同祖先的始祖神,然而自中古以降,一种新型神祗开始大量涌现。 这些新神都是不久前还生活于人世的真实人物,因某种显赫成就或奇特经历而被认为拥有神力;认定神力的入门标准很低——担任过高官,参加过某次战役,遭受过冤屈,或者离奇死亡——总之,任何在大众眼里有点特别的地方都可以让他们获得候选资格,但真正确立其神灵地位的,是『灵验』事迹,即有人在向他祈求佑助时得偿所愿。 在《变迁之神》一书中,人类学家韩森考察了此类神祗的兴起,发现其数量在宋代经历了爆发性增长,而之所以神界能容得下如此规模的神口增长,是因为他们都是地方性的,其神力作用半径不过数十里,各地若想有神可求,就得自己造一个,而同时,造神逻辑本身确保了新神的供给:灵验的随机性意味着总是不断会有旧神失宠,新神崛起。 有趣的是,帝国朝廷对这场民间造神运动颇为热心,从11世纪初起,宋廷便挑选一些信众认可度较高的地方神祗予以官方承认,编入祀典,许多还授予官爵名号,拨给公款用于立碑修庙;一旦某神获得这样的官方地位,地方官便有责任定期组织祭祀敬拜活动,甚至提供财政和劳役支持。 韩森注意到,从1075年起,为地方神仙封授官爵的做法大面积铺开,并在此后成为政府的一项常规职能,其规模甚大,每年封授数十位神仙,每次封授都要经历一个繁杂的流程,涉及尚书省、礼部和太常寺的众多衙门,还有地方政府的两轮灵验性查证,那么,朝廷为何要花费大量行政与财政资源来做这样一件看起来没有实际功效的事情呢?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最好将它和帝国的另一项重要制度——科举——对照着看;表面上,科举只是为帝国选拔官员的(它也确实有这功能),但实际上,它最重要的功能是为全民提供一部开放、全面覆盖且贯通到底的社会上升阶梯,而在此之前,上升通道往往为数十个门阀豪族所垄断,其他人只能凭借战功、偶然的恩宠、内乱造成的重新洗牌等非经常性机会来谋求晋身。 科举的这一功能对赢取精英阶层的广泛效忠从而强化帝国权力起着极为根本的作用,它让人口中最富有、最有才智、最有野心的那些人将其视为实现抱负的好机会,而假如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很可能去支持其他潜在的权力中心,或者以官方所不愿看到的方式施展抱负,因而对帝国权力构成威胁。 科举也是推行官方价值体系和历史叙事的工具,求取功名者心甘情愿接受和传播官方说辞,而一旦取得功名便成为这一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因而有足够动机去维护它,并将其渗透植入到他们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家族传统和地方文化中。 虽然只有百分之几的成年男性参与科举,取得功名者更少,但无论是巩固还是颠覆帝国权力基础,这都是最有能量的一群人,而且,科举功名带来的权力、财富、士绅特权,甚至仅仅是读写能力,都会将他们置于家族和地方社区的领袖地位,因而笼络他们就笼络了他们所在的家族和地方。 从唐代起,帝国通过封授土司对未归化地区实施羁縻政策,科举与士绅特权的结合,其实就是对政治结构中帝权难以直接通达的部分实施羁縻,通过士绅羁縻家族与地方,类似的,为地方神仙封授官爵,则是对民间信仰与崇拜活动的羁縻。 之所以神仙也需要羁縻,是因为,对于世俗权力,神是个危险的存在,每个神灵名下都可能凝聚起一套价值观,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乃至行动纲领,其中每一样都可能与官方版本相冲突,都有潜力在权力竞争中成为敌方的动员与组织基础,特别是当它们被一个独立的僧侣团体所控制时,就更危险了。 凭借封授制度,朝廷有机会对神祗进行筛选、约束、引导、改造和控制,很明显,他们会竭力排除最危险的那些神,比如有着另一套行为准则的道德神,或一神教中极具动员力的排他性神,或有着现成经典因而其合法性可能被僧侣组织掌握的神,还有附带着行动纲领的弥赛亚,而最合他们胃口的,将是那些不具有全国性动员能力的地方神,以及能够提供现世佑助却又毫无道德要求的功利神,或许并非巧合的是,后两种恰是此后中国最流行的神灵。  
读史笔记#22:塑造行为的多重机制

(本文删节版发表于《长江日报·读周刊》)

塑造行为的多重机制
辉格
2016年12月2日

人的行为方式千差万别且变化多端,这也体现在我们描绘行为的形容词的丰富性上:羞涩,奔放,畏缩,鲁莽,克制,放纵,粗野,优雅,勤勉,懒散,好斗,随和……这些词汇同时也被用来描绘个体性格,有些甚至用来辨识文化和民族差异,由此可见,尽管人类行为丰富多变,却仍可识别出某些稳定而持久的模式。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经由何种过程,塑造了种种行为模式呢?在以往讨论中,流行着一种将遗传和环境影响对立两分的倾向,仿佛这两种因素是各自独立起作用的,最终结果只是两者的线性叠加,就像调鸡尾酒,人们关注的是各种原料的配比,五勺基因,两勺家庭,两勺学校,再加一勺『文化』,一个活蹦乱跳的文明人就出炉了。

这种将成长中的孩子视为受影响者或加工对象的视角,是不得要领的,实际上,成长是一个主动学习的过程,基因和环境的关系更像软件中代码和数据输入的关系,基因编码引导个体从环境中采集数据,以便配置自身的行为算法,把代码和数据放一起搅一搅不可能得到想要的功能,在软件工程中,也没人会谈论代码和数据对算法表现分别有多大比例的影响。

正如马特·里德利(Matt Ri(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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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删节版发表于《长江日报·读周刊》) 塑造行为的多重机制 辉格 2016年12月2日 人的行为方式千差万别且变化多端,这也体现在我们描绘行为的形容词的丰富性上:羞涩,奔放,畏缩,鲁莽,克制,放纵,粗野,优雅,勤勉,懒散,好斗,随和……这些词汇同时也被用来描绘个体性格,有些甚至用来辨识文化和民族差异,由此可见,尽管人类行为丰富多变,却仍可识别出某些稳定而持久的模式。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经由何种过程,塑造了种种行为模式呢?在以往讨论中,流行着一种将遗传和环境影响对立两分的倾向,仿佛这两种因素是各自独立起作用的,最终结果只是两者的线性叠加,就像调鸡尾酒,人们关注的是各种原料的配比,五勺基因,两勺家庭,两勺学校,再加一勺『文化』,一个活蹦乱跳的文明人就出炉了。 这种将成长中的孩子视为受影响者或加工对象的视角,是不得要领的,实际上,成长是一个主动学习的过程,基因和环境的关系更像软件中代码和数据输入的关系,基因编码引导个体从环境中采集数据,以便配置自身的行为算法,把代码和数据放一起搅一搅不可能得到想要的功能,在软件工程中,也没人会谈论代码和数据对算法表现分别有多大比例的影响。 正如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在《天性经由教养》中所阐明,成长是遗传代码随教养进程依次执行的过程,然而,对于这一过程具体如何展开,迄今只有零散的论述,而缺乏一幅系统化的全景图,幸运的是,心理学家朱迪·哈里斯([[Judith R.Harris]])在《教养的迷思》中提出的开创性见解,为我们拼凑这样一幅系统流程草图提供了便利。 对于个人,最持久而一致的那些行为特征被称为人格,主流人格心理学识别了经验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亲和性、情绪稳定性这五个最具一致性的特征,它们很大程度上是先天的(遗传差异可解释一半以上的人格差异),并且至少从成年后就伴随终身,在不同场景中的表现也相当连贯。 但人格并不直接对应行为模式,个人在决定如何行事时,还会考虑所在群体的规范,并借助由文化所传承的整套符号,正因此,有着相似人格的两个人,在不同文化或同一文化的不同群体中,会表现出十分不同的行为,比如同样一个外向型高亲和度的人,在向客人表达亲热时,是拥抱、亲吻、抚手,还是捶胸、拍肩、摸头,将随文化而异。 在这方面,儿童有着非凡的学习能力,只须借助少量样本,便可构建出一个范本模式,据此判断在何种情景下怎么做才是地道的、妥贴的;而且他们十分清楚不同群体和不同性质的关系中适用不同规范,家人、亲戚、邻里、同学、朋友、陌生人之间的规范学习和范本建模将分别进行,学习结果独立存储,并在相应场景下被激活。 哈里斯指出,这一学习过程主要在年龄相近的同侪群体中自发进行,长辈的做法会被参考,但训导和传授的努力几乎是徒劳的,当孩子们从某些线索发现长辈的做法已过时落伍,会毫不犹豫的弃之不顾,甚至当缺乏可供参照的样本时,他们也会经由群体内协调而创造出一种全新规范,就像他们创造克里奥尔语和尼加拉瓜手语那样。 在规范学习中,并非所有样本都被同等对待,那些看起来更受青睐和尊崇,更具号召力和支配力——总之地位更高——的个体,其行为将被赋予更高权重,而青少年在识别哪些是高地位受尊崇个体方面,有着敏锐直觉(其中受异性青睐程度是关键线索之一,这也是性选择得以发生的重要途径),正是通过这样的学习和协调过程,社会等级结构代复一代自我再生。 识别、追随和效仿群体中的尊贵者,并努力为自己赢得体面和尊贵(因为这会为个体带来切实的利益),是文化进化的一大动力机制,它维持着社会的等级结构和价值阶梯,也推动着风尚潮流的循环轮替,值得一提的是,性选择也在其中发挥了殊为关键的作用,因为识别高地位者的一大线索便是受异性青睐的程度,同时这一青睐也是对追逐地位和追随群体价值取向的重要激励。 习得规范进入群体之后,下一步便是确立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个体出于自身的人格特质和资源与天赋条件,在群体中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态位,个体差异也将随此选择而展开,同时其行为方式会在群体规范所给定的框架之下,按照自身地位及与群内他人的关系而调整。 上述『先同化后分化』的两阶段模型,可帮助我们理解青春期躁动这一极为普遍的文化现象,青春期躁动表现为跟风盲从,集体狂热,缺乏个性与独立思考,强烈且富有攻击性的团体意识和民族主义,这实际上是一个强化群体认同的机制,在部落社会,它常以严酷的成人礼和结伙对外攻击等更正规和有组织的方式进行。 在经历躁动过程的严酷考验之后,个体习得规范并被纳入群体,同时,考验过程中的表现也将决定他未来在群体内的地位,一旦这一过程结束,成员身份确立,各自找到自己的生态位,躁动与狂热便会消退,规范的强制性和集体义务将逐渐放松,大家分头过自己的小日子去了,但躁动中所建立的群体认同、团伙情谊和个人间关系纽带仍将长期存续,并服务于更为功利性的目标。 两阶段模型也可解释一个哈里斯所强调、且常被忽视的现象:尽管人格具有相当高一致性,但同一个人在不同社会情境中的行为模式仍可十分不同,不同到像两个人那样,比如一位长兄在家里对弟妹们表现出长子所常有的那种强势和支配性,在学校却可能甘做跟班小弟,一个在办公室里沉默寡言的人在兴趣社团中却滔滔不绝、能言善辩,一个父母跟前的乖孩子在街头帮派中也许是个狠角色,哈里斯将此称为人格多面性,或许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多重人格。 这是因为从先天人格特质到具体行为模式之间,经过了自我生态定位和个性展现,而这是针对不同群体分别进行的,当个人进入这些群体时,将根据自身禀赋优势和价值取向与该群体规范和价值阶梯的匹配程度作出定位,从而展现人格的不同侧面:是争当其领导者?努力向上爬的积极分子?寻求庇护的弱势追随者?还是不太情愿的服从者?或三心两意的投机分子?不同定位的行为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统一与武德

【2016-07-27】

狄宇宙在《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中提出的观点很有意思,列出的事实很明显,但之前好像没见过讨论,

1)秦赵燕三国在战国后期对北方非华夏的游牧或畜牧民族发动了大型征伐,将控制线向北推进了数百公里,
2)秦赵燕的长城远非农耕与草原的生态边界,而是大幅远离这条边界,深入草原,特别是赵长城,
3)所以长城并非防御性策略的结果,而是扩张政策的结果,
4)秦统一后延续了这一扩张政策,但随后局面发生了逆转,
5)秦汉之际和汉前期是一个华夏大幅退缩的阶段,
6)武帝发动的大型战争是对此退缩的反弹,其对非华夏区的征伐规模此后任何华夏政权再也没达到(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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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27】 狄宇宙在《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中提出的观点很有意思,列出的事实很明显,但之前好像没见过讨论, 1)秦赵燕三国在战国后期对北方非华夏的游牧或畜牧民族发动了大型征伐,将控制线向北推进了数百公里, 2)秦赵燕的长城远非农耕与草原的生态边界,而是大幅远离这条边界,深入草原,特别是赵长城, 3)所以长城并非防御性策略的结果,而是扩张政策的结果, 4)秦统一后延续了这一扩张政策,但随后局面发生了逆转, 5)秦汉之际和汉前期是一个华夏大幅退缩的阶段, 6)武帝发动的大型战争是对此退缩的反弹,其对非华夏区的征伐规模此后任何华夏政权再也没达到过。 说几点我的看法: 1)统一集权帝国抵御游牧入侵的能力不如割据状态,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不敢把重兵放在远离权力中心的边境上,蒙恬是第一个例子, 2)统一集权帝国对进攻性政策的意愿也弱于割据的边缘国,因为和亲纳贡政策对它来说相对成本更低,而边地的相对价值也更低, 3)汉武的成就看来是个特例,这一特例之所以出现,有两个较明显的原因:A)帝国历史不长,人口压力尚轻,因而可动员资源较多,B)伴随大型帝国的和平化时间较短,战士禀赋尚未大幅削弱, 4)唐帝国勉强维持了那么久而没被冲垮,是因为它的集权程度不太高,后期近乎于割据状态, 5)明帝国看起来是个反例,可能的解释是:A)小冰期游牧势力大幅退缩,B)迁都北京+大运河部分解决了(1)所提到的难题 @黄章晋ster: 处于割据对立时,很容易形成普鲁士林立的情形,一旦统一为一个中央集权帝国,大约百年后就进入无人知兵、柔弱不武的军力下滑通道。 @whigzhou: 对 @黄章晋ster:一个超大帝国保持稳定,只能依靠一个庞大的具有相同信仰的文官和精英建立统一认同才能做到,而这个组织系统和它的价值观必然是排斥职业军人的。这样的帝国几亿人和几千万并无区别。但在一个军事贵族集团统治的农业社会,有五百万人就足够对付铁木真了。 @whigzhou: 贵帝国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打压尚武文化的历史,到最后军户甚至都变成贱籍了  
[大象]小心被经典砸到

小心被经典砸到
辉格
2015年2月15日

虽然不算多,我也读过一些经典(比如商务汉译名著里那些),多半是在学生时代,那时候年幼无知,在寻求知识和探索世界方面完全没摸着门道,当然,也可能是因为那时能找到的好书实在太少,就被裹挟哄骗着相信了那些经典是人类智慧的最佳代表。

可是翻来翻去,我实在看不出这些经典有什么高明之处,多半要么语义含混不清,要么逻辑跳跃,充斥无端断言,让人摸不着头脑,除了催眠没有别的作用。

好在我还没傻到自欺欺人的程度,所以大约到大学五年级时,我对读书已完全丧失了兴趣,此后七八年没正经读过什么书,直到2000年左右,网上能下载到很多电子书之后,再后来有了网络书店,才大开眼界,重新点燃了我的读书热情。

多年后回想起来,大学时代少数几本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书,都是地摊上偶尔淘到的小册子,比如弗雷泽《魔鬼的律师》,马文·哈里斯《文化的起源》,还有边疆派历史学家特纳的一本(书名忘了),看起来都是无望进入经典书单的。(刚想到一个例外: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是唯一让我印象深刻的非地摊大册子。)

或许是因为有了这段曲折经历,我和一些年龄相仿的朋友一样,特别讨厌某些书蠹子喜欢举着动辄上百本的经典书单砸人的做派,我怀疑真有不少年轻人被他们砸晕了头,和我当年一样从此对读书丧失兴趣(当然,在阅读选择如此丰富的今天,被砸晕也得怪他们自己)。

实际上,某些圈子可能恰恰需要这样一种将新人砸晕的方法,以此为圈子设立进入门槛,作为维护其排他性的手段(有了排他性才可能享受到租值),这跟他们用一套黑话将外人弄迷糊有着类似效果;当你悬梁锥股多年终于啃下这堆砖头(或至少学会其中说话腔调)之后,可以跟着圈子在大学里混吃混喝了,自然不会再轻易贬低砖头的价值,承认自己冒着傻泡浪费了几年生命,于是你成了经典地位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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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被经典砸到 辉格 2015年2月15日 虽然不算多,我也读过一些经典(比如商务汉译名著里那些),多半是在学生时代,那时候年幼无知,在寻求知识和探索世界方面完全没摸着门道,当然,也可能是因为那时能找到的好书实在太少,就被裹挟哄骗着相信了那些经典是人类智慧的最佳代表。 可是翻来翻去,我实在看不出这些经典有什么高明之处,多半要么语义含混不清,要么逻辑跳跃,充斥无端断言,让人摸不着头脑,除了催眠没有别的作用。 好在我还没傻到自欺欺人的程度,所以大约到大学五年级时,我对读书已完全丧失了兴趣,此后七八年没正经读过什么书,直到2000年左右,网上能下载到很多电子书之后,再后来有了网络书店,才大开眼界,重新点燃了我的读书热情。 多年后回想起来,大学时代少数几本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书,都是地摊上偶尔淘到的小册子,比如弗雷泽《魔鬼的律师》,马文·哈里斯《文化的起源》,还有边疆派历史学家特纳的一本(书名忘了),看起来都是无望进入经典书单的。(刚想到一个例外: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是唯一让我印象深刻的非地摊大册子。) 或许是因为有了这段曲折经历,我和一些年龄相仿的朋友一样,特别讨厌某些书蠹子喜欢举着动辄上百本的经典书单砸人的做派,我怀疑真有不少年轻人被他们砸晕了头,和我当年一样从此对读书丧失兴趣(当然,在阅读选择如此丰富的今天,被砸晕也得怪他们自己)。 实际上,某些圈子可能恰恰需要这样一种将新人砸晕的方法,以此为圈子设立进入门槛,作为维护其排他性的手段(有了排他性才可能享受到租值),这跟他们用一套黑话将外人弄迷糊有着类似效果;当你悬梁锥股多年终于啃下这堆砖头(或至少学会其中说话腔调)之后,可以跟着圈子在大学里混吃混喝了,自然不会再轻易贬低砖头的价值,承认自己冒着傻泡浪费了几年生命,于是你成了经典地位的又一位坚定维护者。 自然科学界就很少有人建议新人去阅读牛顿或爱因斯坦的原著,这个行当多少需要些硬功夫,这就构成了一个自然门槛,不像社会科学界和人文学界那么鱼龙混杂,充斥欺世盗名者和混吃混喝的平庸无知之辈,只能人为构造一些常见于民间社团的崇拜偶像、残酷入会仪式和黑话切口来建立门槛。[1] 黄章晋老师希望我评述几本曾经坑到我的经典,这是个挺让我尴尬的任务,因为一本书既然读不下去,自然很难留下多少印象,况且时隔多年,早就忘的一干二净,最多能报出作者和书名(被我扫进废纸篓的作者倒是随口就能报出不少:卢梭、洛克、康德、黑格尔、弗洛伊德、萨特、福柯、汤因比、福山、米塞斯、罗斯巴德、彭慕兰(及整个加州学派)……) 所以我只能挑几本出于不同原因恰好认真下过些功夫,结果却很失望的经典。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宣称要像自然科学那样分析人类政体和制度,这一愿景很吸引我,而且他的文字很清晰,语义直白,用词精确而一致,不像其他许多经典那样给我制造阅读障碍,所以这本书我是认真读完的。 但孟德斯鸠充其量只是在形式上完成了他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像博物学家那样对政体和其他一些制度元素做了分类和定义,描述了各自特性,并界定了包括气候、土壤、风俗、教育、民族性和人口在内的一大组变量,然后试图在它们之间建立因果关系。 听上去很好,问题是他建立因果关系的尝试极为草率,全书充斥着毫无依据的经验判断,下判断的数量和速度简直就像鲟鱼产卵;所以如此,无非是因为他想一口气建成一个大体系,可掌握的材料又少得可怜,只能用一串串的妄断来填满他的庞大结构,以期获得体系的完备性;实际上这也是启蒙作家中普遍存在的流行病:在手里没货的情况下强行构建宏大体系。 启蒙作家多半重思辨而轻实证,这当然主要归咎于时代的局限,那时可供分析的经验材料还太少,只能以思辨为主;所以在阅读启蒙作家时,我倒宁愿他们专注于思辨而少做经验判断,其实,假如你有着良好的洞察力、语言习惯和逻辑能力,从一些弱而安全的前提出发,思辨工作也完全可以带来极好的洞见和高质量的分析,霍布斯、休谟、哈耶克,便是杰出的例子。 但孟德斯鸠走的是另一个方向,贪多求快下了一窝窝蛋,结果全都孵不出,都变成了毛鸡蛋。 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这本书之所以那么烂,是因为福山追随了一种从柏拉图、黑格尔到马克思的糟糕哲学传统,那就是历史决定论,大意是(歪曲和脑补是难免的,某些脑筋混乱的家伙说的话,若不加歪曲和脑补,你是无法以可理解的形式加以转述的): 存在一种人的本质(姑且称为人性),现世之人所拥有的是该本质的非完美版本,但人性有着走向完美的内在倾向,因而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人性和社会将逐渐趋向于其完美形态,在经历若干特定阶段之后,最终双双达至其终极理想状态,于是历史便终结了。 在不同版本的历史决定论中,这个有着自我完善倾向的人性也可以换成其他东西(比如民族、文明、社会或人类整体)的本质,但无论如何,历史进程的方向和过程都是由这个本质的固有内在倾向所决定的,是不可避免且可以预知的,当个人自觉的顺应并参与这一进程时,他便是“自由”的。 对种种历史决定论,波普曾有全面评述,这里就不重复了,我只想说:挑书的一个重要线索是作者的哲学背景,满嘴黑格尔萨特福柯拉康德里达齐泽克的人,绕着走是最简便的选择,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浪费自己生命。 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 弗雷泽和马文·哈里斯老早就激发了我对人类学的兴趣,不过那时找不到什么可读的东西,直到互联网发达之后,才读到马林诺夫斯基、布朗和普里查德等人的著作,一时兴奋不已,但这一欣快感很快消退了,因为当我顺着年代次序读到更晚近的人类学著作时,一股股夹杂着酸臭的傻气扑面而来,我每每被这些作品的主题吸引,却又屡屡被其臭气熏倒。 后来我逐渐意识到,人类学曾经历了一次全面退化,一条隐约可见的分界线大概出现在二战前后;早期人类学家以法学家居多,后来是经济学家,英国的功能主义和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兴起之初,其先驱是一批科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和博厄斯都是物理学家,帕森斯和塞利格曼都是医学家,弗思是经济学家,他们是打算按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标准来研究社会与文化的。 可是这个学科一旦建立起来,在大学有了独立科系,开始招收未经系统化科学训练的本科生,便很快吸引来大批文青,结果,该学科在方法论、研究态度、材料质量和写作风格上,皆与科学标准渐行渐远,最终退化成了一门“人文学科”;米德恰好处于这一退化过程的转折点,她是博厄斯的学生,但完全没有继承博厄斯的科学态度;有关《萨摩亚人的成年》如何不靠谱,人类学家托马斯·弗里曼在半个世纪后花了数倍于原著的篇幅详加阐述,不重复了。 上述退化过程中影响最为深远的部分,是进化论思想和经济学方法被全面清除出了这个学科,而且没有任何份量相当的理论内核来取代它们,结果该学科在方法论上丧失了灵魂;直到70年代新达尔文主义兴起,进化论重新回归社会科学领域,上述趋势才逐渐开始扭转,拿破仑·沙尼翁是其中先驱,但他在美国人类学会所遭受的蛮横排挤,见证了这一扭转过程何等艰难。 所以在人类学这个领域,我的选书原则是:只读1945年之前的,或1995年之后的。 罗斯巴德:《自由的伦理 这个案例有点特别,不像前面几位,罗斯巴德我在读他书之前就知道是不靠谱的,因为此前读到过他一些相当离谱的文章和片段引述,不仅内容离谱,其行文风格也是我非常讨厌的革命宣传论战腔,但讽刺的是,这是仅有的一本我花了整整一个月功夫中英文对照细读,然后用了十万字篇幅逐段评论的书。 作出这一举动,是因为我震惊于罗斯巴德这么一个颠三倒四狗屁不通荒诞无稽的作者,竟然在某些圈子中受到如此热烈追捧,要是这些圈子跟我不沾边那倒也算了,可恰恰其中许多是与我在观点、立场或诉求上多有相合、常相互视为同道的朋友,这就实难蛋定了,于是急火攻心,痰血上涌,做下这件我这辈子最愚蠢的事情之一。 罗斯巴德脑筋如何混乱,具体可以看我博客,这里只举一个最单纯的例子:一方面,他认为立约者的未来选择不应被契约所约束(除非契约仅涉及有形商品的直接交付),因为基于自我所有权的绝对性,人的自由意志不能在任何情况下被任何东西所约束,即便是被他自己在早先时刻所表达的意志所约束,但另一方面,他认为债权人可以正当地将未能偿还债务的人强制为自己的债务奴隶。 问题是:一)自我所有权的绝对性,怎么一碰上债务就立马不管用了?既然可以不管用,为啥碰上契约就必须仍然管用呢?二)你煞费苦心要避免契约对未来意志的约束,可是既然可以有债务奴隶,那么只要在契约中规定一笔不可能偿付得起的违约金(违约金条款是罗斯巴德所认可的),立约者的未来意志不是同样可以被其当前意志所约束吗?有债务奴隶这个大漏洞开着,还有什么意志不能被约束的?你裤子都没穿还把领带打这么严整到底想干啥? 随口喷几句,不一定对,不欢迎指正,也谢绝讨论,谁又能指望一个珍惜生命的人会花功夫认真讨论诸如“你所鄙弃的东西是否真的值得鄙弃”之类的无聊问题呢? ----------------------------- [1] 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奥迪尼在《影响力》第三章里分析了此类残酷入会仪式的组织功能。  
Extreme Nativism

The Stuff of Thought》(第三章)

Pinker对Fodor的批评有个致命的漏洞,尽管Fodor的理论(按Pinker的表述,我不确定是否准确)无疑是荒唐的,而且Pinker的替代观点也很可能是对的(但依我看其有效性最多适用于动词,而不大可能适用于名词),但他的论证逻辑有缺陷。

Pinker将Fodor的Extreme Nativism归结为(或许只是个稻草人):
1)简单动词(相对于复合动词)是原子化的,不可还原的;这意味着——
2)所有简单动词都有着与之一一对应的神经结构;
3)因为这些神经(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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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ff of Thought》(第三章) Pinker对Fodor的批评有个致命的漏洞,尽管Fodor的理论(按Pinker的表述,我不确定是否准确)无疑是荒唐的,而且Pinker的替代观点也很可能是对的(但依我看其有效性最多适用于动词,而不大可能适用于名词),但他的论证逻辑有缺陷。 Pinker将Fodor的Extreme Nativism归结为(或许只是个稻草人): 1)简单动词(相对于复合动词)是原子化的,不可还原的;这意味着—— 2)所有简单动词都有着与之一一对应的神经结构; 3)因为这些神经结构是不可还原的,因而也是先天的; 而Pinker的批评逻辑是: 1)简单动词的语法特性可以被归结为一组比它们更基础的、数量也少得多的概念; 2)因而简单动词是可还原的; 3)因而每个简单动词不必对应一个先天神经结构; “五六千个简单动词都每个对应着一个先天神经结构”——这显然是太过疯狂的假定,问题是—— 1)动词的语法特性(乃至一部分语义特性)可以被还原为更基础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它们在语义上也可以被彻底还原到这些基础概念,完全有可能,它们的部分语义成分就是无法还原的——或者说,任何此类还原努力总是信息有损的,其完整语义只能由其与其他词汇之间的全部关系来表达——这便意味着它们是原子的; 2)原子性或不可还原性,只要求它们每个都对应一个独特的神经结构,那不必是先天的; 3)这一独特神经结构中,可以包括Pinker所指出的那些语法特性,即,它们与一组基础概念之间的关系,但同样也可以包括它们与其他动词和名词之间的语义关系(而非语法关系); 4)只要去掉先天性这一要求,Fodor的理论就看不出任何荒谬之处,完全可能成立。
读史笔记#21:网络把我们变傻了吗?

网络把我们变傻了吗?
辉格
2014年12月6日

2008年,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G. Carr)发表文章“谷歌把我们变傻了?”(Is Google Making Us Stupid?),告诫世人,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泛滥,正在剥夺我们的专注力,变得浮躁而浅薄,不再有深入阅读和独立思考的习惯,也逐渐丧失记忆力,最终将变成信息技术的奴隶;此文轰动一时,2010年作者又将其观点扩充为一本书《浅薄》,并以此赢得2011年普利策奖。

也常听媒体业者说,微博时代,阅读碎片化了,媒体快餐化了,没人看书了,写长文章没意义了;然而,这些耸人听闻的哀叹毫无事实依据,就在卡尔文章发表之后的四年里,尽管手持终端迅猛普及,网络媒体渗透率不断提高,但图书出版、销售和阅读量也在快速增长,美国图书销量增长了14%;读者对长内容的热情并未消减,连抗拒多年的微博也终于接受了长文章。

诚然,对于个人,卡尔的告诫是有益的,过于丰富的信息源确实容易让人分心,也可能占用过多时间;但人是善于调整适应的动物,每个人反应也不同,新媒体的总体效果,远非个别观察和体验所能把握;实际上,传播介质的每次重大革新,总会引来像卡尔这样貌似深刻的警世之语,却无不在事实面前化为其自身浅薄和缺乏想象力的证据。

出现此类认知偏差,是因为这些观察者只盯着某个局部,缺乏系统性视野和统计头脑;常有人说50年代的小学生毕业生如何写得一手好字,算得一手好账,他(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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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把我们变傻了吗? 辉格 2014年12月6日 2008年,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G. Carr]])发表文章“谷歌把我们变傻了?”([[Is Google Making Us Stupid?]]),告诫世人,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泛滥,正在剥夺我们的专注力,变得浮躁而浅薄,不再有深入阅读和独立思考的习惯,也逐渐丧失记忆力,最终将变成信息技术的奴隶;此文轰动一时,2010年作者又将其观点扩充为一本书《浅薄》,并以此赢得2011年普利策奖。 也常听媒体业者说,微博时代,阅读碎片化了,媒体快餐化了,没人看书了,写长文章没意义了;然而,这些耸人听闻的哀叹毫无事实依据,就在卡尔文章发表之后的四年里,尽管手持终端迅猛普及,网络媒体渗透率不断提高,但图书出版、销售和阅读量也在快速增长,美国图书销量增长了14%;读者对长内容的热情并未消减,连抗拒多年的微博也终于接受了长文章。 诚然,对于个人,卡尔的告诫是有益的,过于丰富的信息源确实容易让人分心,也可能占用过多时间;但人是善于调整适应的动物,每个人反应也不同,新媒体的总体效果,远非个别观察和体验所能把握;实际上,传播介质的每次重大革新,总会引来像卡尔这样貌似深刻的警世之语,却无不在事实面前化为其自身浅薄和缺乏想象力的证据。 出现此类认知偏差,是因为这些观察者只盯着某个局部,缺乏系统性视野和统计头脑;常有人说50年代的小学生毕业生如何写得一手好字,算得一手好账,他没意识到,这只是说明,那时最有天份最好学的孩子也只有机会读到小学;那些哀叹电视挤掉了图书的人也没意识到,今天整天沉迷于电视的人,若没电视,八成是在搓麻将,蹲在墙根晒太阳,或围着火炉子搓手。 新媒体确实产生了大量肤浅和碎片化的信息,但不是因为它挤掉了长篇深度内容,而是因为它成倍扩大了受众面,要满足这么多受众,其多数内容必定是肤浅和碎片化的,基于人类的认知局限,深度阅读只能是也从来都是少数人在少数时候能够且愿意做的事情;没有新媒体,或许有些人会多翻几本书,但那未必是深度阅读,因为不是所有被钉进书籍里的都是深度内容。 图书业的规模经济对篇幅有特定要求,无论一个主题的适当篇幅是多少,要出版就得迎合这个要求,太短的拼凑成文集,太长的切割为多卷;顾炎武《日知录》煌煌32卷,其内容之碎片化与微博无异,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才六万多字,全部组织在一句话里,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不足百页,但通篇只谈论一个主题,两者的深度和对阅读专注性的要求,皆非普通长卷所能比;新媒体只是解除了对篇幅的无谓束缚而已。 很多人大概想象不到充分利用互联网可以让阅读达到何等深度,为了弄清一个问题,你可以在一晚上读几十条维基,做上百次搜索,下载查阅十几篇论文,核实几十个数据来源,在过去,即便你能利用最好的图书馆,类似过程也要几周时间,只有专业研究者才会去做,而在今天,只要有足够好奇心和专注力,任何人都可以进行如此深度的阅读。 很可能,在篇幅束缚解除之后,媒体市场会发生这样的分化:鸡汤手和段子手们在新媒体中找到更有利生态位之后,将退出图书市场,因为他们的目标受众不读书了,书籍本来就不是鸡汤和段子的好容器,原先只是没有其他选择才用,而这一变化根本不会减少深度阅读,因为鸡汤书和段子书再厚不会有什么深度。 从印刷术、报纸、广播、电视,到互联网、智能手机、社交网,新型传播媒介始终在拓展大众的信息来源,开阔其眼界,让他们认识到生活还有更多可能性,从来没有人因为信息来源更多而变得更愚蠢、更不自由,只有一些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才会像比皇帝还着急的太监,每次都跳出来惊呼太多信息会让民众迷失堕落变蠢乃至丧失自由。 自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的《娱乐至死》出版30年以来,历史已经证明他完全错了,乔治·奥威尔才是对的,自由的丧失,从来都是从信息源的剥夺开始,而这一剥夺必须依靠强制才能做到,动物庄园的建设者们,无不视新媒体为大敌,必欲除之而后快;不幸的是,今天仍有众多像卡尔这样的人,一遍遍拾起波兹曼的牙慧,以愚昧大众拯救者的姿态,攻击他们刚获得的新自由。  
周史札记#19:边缘优势

1)在春秋得以壮大、称霸、并幸存到战国的诸侯,皆处于边缘位置,秦晋齐宋楚,加上后起之吴越燕,刚好把中原围了一圈,似非偶然;

2)早先我以为这是因为边缘诸侯与蛮族冲突频繁,所以既然能幸存下来,必有其军事优势,且较高战争强度下,君权会较为集中和强大;

3)仔细考虑之后,感觉另一种解释可能更有说服力:边缘位置让争雄者在变化多端的联盟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邻国越少,处境越有利;

4)因为邻国越少,需要防御的方向越少,因而本土越安全,越可以从容选择联盟对象,控制扩张节奏,即便国力削弱期间,也更容易自保;

5)由于邻国总是比非邻国更多纠纷摩擦,而且依附强邻有被吞并的危险,因而远交近攻总是优选策略;

6)当大家都选择远交近攻时,邻国多便意味着敌人多;

7)组建军事联盟的春秋诸霸,即便在其霸业巅峰期,也很少去主动攻击其远方的主要对手,比如齐桓晋文/惠称霸时,就很少主动去打楚国,展示霸权的军事行动主要是用来压服联盟成员的背叛和违规行为的,特别是惩罚那些倒向敌方阵营的成员;这是因为,打击远方敌人成本太高,却不能带来实际利益,而打压联盟内弱小成员,则可以经常能得到实实在在且能够控制消化的利益(纳贿夺邑牵牛(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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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春秋得以壮大、称霸、并幸存到战国的诸侯,皆处于边缘位置,秦晋齐宋楚,加上后起之吴越燕,刚好把中原围了一圈,似非偶然; 2)早先我以为这是因为边缘诸侯与蛮族冲突频繁,所以既然能幸存下来,必有其军事优势,且较高战争强度下,君权会较为集中和强大; 3)仔细考虑之后,感觉另一种解释可能更有说服力:边缘位置让争雄者在变化多端的联盟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邻国越少,处境越有利; 4)因为邻国越少,需要防御的方向越少,因而本土越安全,越可以从容选择联盟对象,控制扩张节奏,即便国力削弱期间,也更容易自保; 5)由于邻国总是比非邻国更多纠纷摩擦,而且依附强邻有被吞并的危险,因而远交近攻总是优选策略; 6)当大家都选择远交近攻时,邻国多便意味着敌人多; 7)组建军事联盟的春秋诸霸,即便在其霸业巅峰期,也很少去主动攻击其远方的主要对手,比如齐桓晋文/惠称霸时,就很少主动去打楚国,展示霸权的军事行动主要是用来压服联盟成员的背叛和违规行为的,特别是惩罚那些倒向敌方阵营的成员;这是因为,打击远方敌人成本太高,却不能带来实际利益,而打压联盟内弱小成员,则可以经常能得到实实在在且能够控制消化的利益(纳贿夺邑牵牛割禾之类); 8)当霸主们都采用这种“安内先于攘外”的策略时,夹在中间的国家最吃瘪,往往左右不是人,最典型的是郑国,还有许陈等小国,两大阵营冲突时,盟主往往避开头号对手的锋芒,专拿投靠对方的小国揍一顿了事,这样既避免了过高代价,也捍卫了盟主权威; 9)春秋早期,虢国和郑国都是头号强国,但就因为夹在中间,前后左右不是人,结果一个很快被灭,一个虽强大威猛了很久,最终却未能成霸;齐楚、晋楚争霸期间,郑国夹在中间反复挨揍,却很少得到友邦支持,如此境地,不衰弱也难; 10)春秋经验,壮大和称霸的前提,四个方向上至少两个方向没有邻国,最好三个方向上都没有,满足后一条件的,只有分裂之前的晋,和后来崛起的秦,前者称霸时间最长,后者最终成为通吃赢家; 【附春秋列国图】 春秋列国  
周史札记#18:齐桓与晋文

1)如果说齐桓时一度有些往宪政发展的可能,那么到晋文称霸时,这条路显然也已断绝了;

2)当时的晋国就是个大流氓,曲沃篡晋的历史污点不说,对内诛杀公族,对外吞灭小国,都是毫不手软的,藐视王廷也毫无顾忌;

3)相比之下,齐虽也吞灭小国,但直接灭掉的,主要是周文明圈之外的异族小国,同族小国以压服、纳为附庸为主,而且在有侵吞机会时也常能克制私利;

4)晋献第一轮大吞小国(耿霍虞芮)之际,正是齐桓霸业鼎盛之时,却丝毫没有障碍,盖因山西之事于齐并无直接利益,(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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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说齐桓时一度有些往宪政发展的可能,那么到晋文称霸时,这条路显然也已断绝了; 2)当时的晋国就是个大流氓,曲沃篡晋的历史污点不说,对内诛杀公族,对外吞灭小国,都是毫不手软的,藐视王廷也毫无顾忌; 3)相比之下,齐虽也吞灭小国,但直接灭掉的,主要是周文明圈之外的异族小国,同族小国以压服、纳为附庸为主,而且在有侵吞机会时也常能克制私利; 4)晋献第一轮大吞小国(耿霍虞芮)之际,正是齐桓霸业鼎盛之时,却丝毫没有障碍,盖因山西之事于齐并无直接利益,且由齐入晋干预代价过高,齐之消极乃在预料之中; 5)唯一关切晋之并吞行径的,是王室和周边小国,而其中唯一挺身而出替王室进行干预的是虢国(实际上虢国是周室渐衰之后周王权威的唯一忠诚捍卫者,可能比王室本身还起劲),但虢国的干预全靠自身实力,没有联盟支持,反倒有郑国这样的宿敌需要戒备,最终没能顶住晋之扩张势头,反遭灭国下场,为后世留下一个反面教材,此后受欺小国都学乖了; 6)晋的扩张吞并从西边开始,顺河曲推进,避免一开始就与齐接触,战略上很对头,若开始就往山东取邢卫方向,齐就会插手。  
周史札记#17:万事俱备,只欠司法

1)春秋前期,特别是齐桓称霸期间,是华夏史和中国史上最接近于产生宪政的时期,没有之一;

2)“最接近”的意思不是“很接近”,其实还挺远,只不过其他时候距离更远,而且(粗线条看)越来越远,而最关键的欠缺,在于司法;

3)那时候,权力是分立的,竞争的,这既是事实,也是合理的预期,垄断权力的念头尚不现实,持续冲突中的妥协共存是普遍预期,日后历史上反复上演的赢家通吃、你死我活、斩尽杀绝、输家绝无生路这样的情形尚未成为惯例,因而不在博弈参与方的预期之列;

4)所以冲突各方还有一些底线,输家一般有处可逃,庇护权通常也得到承认,失势或失败宗族的权利通常仍得到保留和继承,灭门或灭国只是偶尔发生,而且常常得到恢复;

5)此种预期下,弱者联合抵御强者、以远交抗衡近敌之类策略占上风,而投靠最强者(尤其是邻近最强者)则非明智策略,相反,在你死我活预期下,及时认清形势投靠最强者才是避免最坏结果的最佳策略,正是后种策略的流行,在此后历史上反复将胜者推上权力极峰;

6)对建立政治秩序所需规范已有相当(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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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春秋前期,特别是齐桓称霸期间,是华夏史和中国史上最接近于产生宪政的时期,没有之一; 2)“最接近”的意思不是“很接近”,其实还挺远,只不过其他时候距离更远,而且(粗线条看)越来越远,而最关键的欠缺,在于司法; 3)那时候,权力是分立的,竞争的,这既是事实,也是合理的预期,垄断权力的念头尚不现实,持续冲突中的妥协共存是普遍预期,日后历史上反复上演的赢家通吃、你死我活、斩尽杀绝、输家绝无生路这样的情形尚未成为惯例,因而不在博弈参与方的预期之列; 4)所以冲突各方还有一些底线,输家一般有处可逃,庇护权通常也得到承认,失势或失败宗族的权利通常仍得到保留和继承,灭门或灭国只是偶尔发生,而且常常得到恢复; 5)此种预期下,弱者联合抵御强者、以远交抗衡近敌之类策略占上风,而投靠最强者(尤其是邻近最强者)则非明智策略,相反,在你死我活预期下,及时认清形势投靠最强者才是避免最坏结果的最佳策略,正是后种策略的流行,在此后历史上反复将胜者推上权力极峰; 6)对建立政治秩序所需规范已有相当共识和不少表述,因而这些规范也获得了某种道德地位,并已成为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之一; 7)甚至规范的执行机制也开始出现,齐桓霸权及其主导下的会盟惯例,尽管主要是利益导向的军事联盟,但多少也起着执行和强化规范、维持秩序的作用,因为盟主往往是这一秩序的既得利益者,维持秩序总的来说对他有好处; 8)但依靠霸权执行规范是很不可靠的,首先盟主自己要足够清白,要有长远远光,还要足够公正、无私和积极,这些条件即便一时凑巧齐备,也不可能长期满足:盟主自己屁股不干净,就会破坏规则,盟主在某项纠纷中有重要利益,就很难保持公正,相反若毫无私利,则很难保证积极参与; 9)靠霸权执行规范的问题,美国和北约已经表现的很清楚:一项纠纷得到充分关注和公正处理的可能性,高度依赖于盟主的国内政策和议题重心,一旦纠纷远离其政治视野,或被国内政治议题扭曲,或干脆其国内转向孤立主义,或者国内起危机冲突无暇他顾,执行机制就失效了; 10)执行机制要常规化,必须有某种司法程序,至少需要一个法庭对纠纷和非法行为作出权威裁决,这是最起码的,至于裁决的执行,可以由当事方自力执行,或由盟主召集力量执行; 11)仅仅依靠当事方对规范的自我解释并据此进行自力救济所带来的问题,诺齐克我对诺齐克的评论中,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无须重复,齐桓之后的历史是很好的例证;
周史札记#16:县之起源

1)县本意为“悬”,这点没有异议;

2)将该词义置于封建制背景中,就很好理解:县起初就是“悬于君权而待封之地”,即被临时置于君权管辖之下,可资未来分封的土地;

3)同为君权所控制的土地,县不同于君主之私人采邑,后者已纳入王室之私人财政系统,用于供养王家,而前者被置于国家行政系统,用于行政目的;

4)此类土地的来源,不外乎:新征服而尚未分封的土地,从绝嗣或因重罪而被灭宗的附庸那里收回的封地,攻灭他国(比如楚灭陈)所获领地,从他国夺取的城邑;

5)春秋中期以降,诸侯间战争蜂起,(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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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县本意为“悬”,这点没有异议; 2)将该词义置于封建制背景中,就很好理解:县起初就是“悬于君权而待封之地”,即被临时置于君权管辖之下,可资未来分封的土地; 3)同为君权所控制的土地,县不同于君主之私人采邑,后者已纳入王室之私人财政系统,用于供养王家,而前者被置于国家行政系统,用于行政目的; 4)此类土地的来源,不外乎:新征服而尚未分封的土地,从绝嗣或因重罪而被灭宗的附庸那里收回的封地,攻灭他国(比如楚灭陈)所获领地,从他国夺取的城邑; 5)春秋中期以降,诸侯间战争蜂起,同时诸侯向周边旷野和土著区扩张,县之来源剧增; 6)诸侯为扩张君权,倾向于将县长期留置于君权之手,导致县的数量增长; 7)留于君手的县,被用作配合君权施政和作战的激励工具,奖赏给卿大夫作为其临时采邑; 8)作为临时采邑转交给卿大夫的县,期限随君主意志、君权与卿权对比而异,或随时收回,或一世而止,或世袭几代,但在未经正式分封之前,君主至少在名义上通常也在实际上保留着收回与转交之权利; 9)那些在扩张君权上最为成功的诸侯,最终将县变成了由凭君主意志任免的官僚管理的君主直辖行政单元。  
周史札记#15:向集权帝国的转变

1)士的崛起,文字普及,行政人才专业化,为诸侯提供了官僚来源,可以替代世袭卿大夫;

2)士的流动、著述和教学,产生了一个全王国范围内的阶层共同体;

3)新兴士阶层创造了一种新伦理,其中对领主的个人效忠逐渐被对伦理原则或政治理想的忠诚所取代;

4)周王权威的衰微,刺激了诸侯间冲突与竞争,诸侯竞相扩张其权力,包括对外兼并(将弱小诸侯变成其附庸)和削夺附庸之传统封建权利;

5)边缘诸侯面临蛮夷威胁,扩张权力更为迫切而必需,更高频度和强度的战争,也强化了其君主权力及其战争机器,以及相应的行政官僚(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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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士的崛起,文字普及,行政人才专业化,为诸侯提供了官僚来源,可以替代世袭卿大夫; 2)士的流动、著述和教学,产生了一个全王国范围内的阶层共同体; 3)新兴士阶层创造了一种新伦理,其中对领主的个人效忠逐渐被对伦理原则或政治理想的忠诚所取代; 4)周王权威的衰微,刺激了诸侯间冲突与竞争,诸侯竞相扩张其权力,包括对外兼并(将弱小诸侯变成其附庸)和削夺附庸之传统封建权利; 5)边缘诸侯面临蛮夷威胁,扩张权力更为迫切而必需,更高频度和强度的战争,也强化了其君主权力及其战争机器,以及相应的行政官僚; 6)作为士之一派,法家在推动各诸侯扩张君权上起了关键作用,施行了一系列改革; 7)法家改革中最根本的两项是:改庄园制为自耕农,改领地制为郡县制,前者为集权君主建立了财政基础,后者废除了封建关系,创建了集权式行政体系; 8)边缘诸侯,特别是华夏成分较少的楚与秦,较少宗族和封建包袱,更易于推行法家改革; 9)儒家中一些人似乎曾努力基于其新伦理而构建一种国际法,并依靠大国实力维持某种国际秩序,以期在王室衰微的条件下用国际法权威代替周王权威,继续维持封建体系,不至陷于混战或走向集权,有点像美国和北约试图达到的状态,但这一努力(假如有的话,这一点我还很不确定)显然未能成功; 10)由于对任何国际法既缺乏认同,也没有执行机制(以霸权维持秩序的理想并未成为现实),君权扩张和兼并的限度就只剩下军事和行政方面的技术限制了,而事实证明集权帝国能够建成。  
周史札记#14:feudal与封建

1)李峰否定“西周封建论”,理由一是西周制度不符合传说中的feudalism,理由二是feudalism在欧洲也只是个传说;

2)结果翻译过来变成了他“否认西周实行封建制”,其实他的观点与认为西周实行封建制的中国史学者没有什么重要差别;

3)他承认先秦制度与秦之后的帝国制是根本不同的两种类型,但拒绝将前者称为封建制,可是又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名称,只好还是用“封建制”,只不过加个引号;

4)我开始就知道他否定“西周封建论”,所以原本期望他会说出些让我吃惊的新东西(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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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峰否定“西周封建论”,理由一是西周制度不符合传说中的feudalism,理由二是feudalism在欧洲也只是个传说; 2)结果翻译过来变成了他“否认西周实行封建制”,其实他的观点与认为西周实行封建制的中国史学者没有什么重要差别; 3)他承认先秦制度与秦之后的帝国制是根本不同的两种类型,但拒绝将前者称为封建制,可是又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名称,只好还是用“封建制”,只不过加个引号; 4)我开始就知道他否定“西周封建论”,所以原本期望他会说出些让我吃惊的新东西,但读过他两本书后,没有发现期待中的任何新奇论点或证据; 5)周式封建与日耳曼封建确实有重大区别; 6)但我认为用一个更一般的概念涵盖这两种制度(和其他相似制度)是必要且正当的,因为它们有足够多共同点,且鲜明区别于官僚集权帝国,为此我们需要找个词来表示这一概念,而最恰当的仍然只能是“封建”和英文的feudal; 7)所以我觉得李峰这么做与其说是在澄清概念,更像是在制造混乱。  
读史笔记#20:食物禁忌的文化功能

食物禁忌的文化功能
辉格
2014年9月28日

整体上看,人类几乎无所不吃,但具体到每个族群就不是了,在一地被奉为美味珍馐的东西,在别处却被认为难吃、可怕、恶心,或者不该吃,从皮蛋、猪脑、臭豆腐、鱼腥草,到蚱蜢、蝇蛆、毛鸡蛋、猫胎盘、肠胃内容物,都曾是惊恐和嘲讽的对象,有关狗肉该不该吃的争议,更是经年持久不熄。

族群间食谱构成和食物偏好的差异,首先是因为人类的散布广度,从赤道到北极、从雨林到沙漠,迥异的生态位,有着不同的食物来源;但生态位只是个背景约束,即便像人类这样高度杂食性的动物,也并非能找到什么就吃什么,一个群体的现实食谱选择,是在食物分布、能量营养需求、消化能力和获取与加工效率之间进行策略权衡的结果。

生物学家有一套最优觅食理论(optimal foraging theory, OFM)来解释动物种群的取食策略和食谱广度,其中一个核心因素是食物搜寻与处理所消耗时间的比值,处理(包括捕捉、屠宰、加工和消化(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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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禁忌的文化功能 辉格 2014年9月28日 整体上看,人类几乎无所不吃,但具体到每个族群就不是了,在一地被奉为美味珍馐的东西,在别处却被认为难吃、可怕、恶心,或者不该吃,从皮蛋、猪脑、臭豆腐、鱼腥草,到蚱蜢、蝇蛆、毛鸡蛋、猫胎盘、肠胃内容物,都曾是惊恐和嘲讽的对象,有关狗肉该不该吃的争议,更是经年持久不熄。 族群间食谱构成和食物偏好的差异,首先是因为人类的散布广度,从赤道到北极、从雨林到沙漠,迥异的生态位,有着不同的食物来源;但生态位只是个背景约束,即便像人类这样高度杂食性的动物,也并非能找到什么就吃什么,一个群体的现实食谱选择,是在食物分布、能量营养需求、消化能力和获取与加工效率之间进行策略权衡的结果。 生物学家有一套最优觅食理论([[optimal foraging theory]], OFM)来解释动物种群的取食策略和食谱广度,其中一个核心因素是食物搜寻与处理所消耗时间的比值,处理(包括捕捉、屠宰、加工和消化)相对于搜寻越耗时,就越倾向于专食,相反则越倾向于杂食;杂食或专食倾向反过来会影响消化系统和取食技术,从而在食物与觅食策略之间构成互反馈和协同进化。 假如再考虑营养均衡,问题就变得更复杂,由于人类刚刚经历了农业所带来的食谱大转变,消化系统还来不及做出适应性调整,营养均衡问题尤为严重,特别是动物蛋白的缺乏;在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看来,许多饮食习俗、食物禁忌,乃至献祭制度和战争形态,都与各社会解决蛋白质匮乏问题的方式有关。 不过,无论是最优觅食还是营养均衡,都难以解释为何某些取食策略会演变成食物禁忌,作为策略,不吃某些东西只是为了节省时间、技术和消化能力等等资源,专注于吃另一些东西,而作为一种文化偏见或禁忌,不吃某些东西不仅仅是说它们不好吃、不值得花功夫去弄来吃,更是说:这么吃在文化上是低下粗鄙的,甚至在伦理上是错误的。 实际上,和文身、发式、服饰、口音、节庆、神话等等文化符号一样,饮食也是构建文化共同体的一个工具,用于在族群内部强化认同,在族群之间划清界线;建立共同体的过程中,认同和鄙视向来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因而对于那些不在本民族优选食谱之列的食物,仅仅忽略是不够的,还要鄙视、刻意强调、拉开距离以远离模糊地带,乃至设立禁忌。 小型熟人社会中,分辨亲疏敌友只须凭借对亲身经历和相互关系的个人记忆即可,而在规模更大的社会,共同体的合作纽带便要依靠各种文化符号、集体记忆和组织工具来维持,所以随着大型社会的发展,这些元素就被创造了出来;和口音一样,饮食习惯成年之后往往很难改变,正因其难以伪装,故而很适合用作陌生人之间的认同符号。 当华夏认同形成时,服务于华夷之辨的符号也诞生了,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便诉诸了发式和服饰两种符号,若在“被发左衽”后面再加上“茹毛饮血”,夫子大概也不会反对;东晋衣冠南渡之后,南北文化开始分异,这自然也体现在饮食方面,从那时起,南人北人在饮食问题上相互比照取笑鄙视的事情,便屡见不鲜。 俞为洁的《中国食料史》为我们提供了两个生动事例:南齐士族王肃叛逃北魏之后,饮食习惯一时难改,“不食羊肉酪浆,常饭鲫鱼羹”,酷爱喝茶(当时茶刚刚开始在士族豪门中流行,尚未普及),常一饮一斗,受北人嘲笑,得了个“漏壶”绰号,后来在宫廷御宴中,却喝了许多酪浆,魏帝讶问“茗饮何如酪浆?”,肃答“茗不中,与酪作奴”,如此自贬自辱,显然只是为了融入他并不适应的北人文化。 另一个故事有关食蛙习俗,秦汉时南北皆不忌食蛙,魏晋后北人渐弃,南人却益发喜爱,常为北人所笑,且屡有禁令,理由是青蛙食虫有利庄稼,该文化冲突在宋室南渡时达到高峰,南渡者力劝高宗严令禁止,这回的理由是青蛙酷似人形,那当然只是个借口。    
读史笔记#19:制度差异也有遗传基础吗?

制度差异也有遗传基础吗?
辉格
2014年8月31日

不同文明与社会何以表现得如此不同,是个长久以来发人深省的问题;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Montesquieu)曾给出一个异想天开的便捷解释:气候与土壤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制度;19世纪的人类学家开始用科学方法对待这个问题,满世界观察和描述各民族的特性,像博物学家那样测量和比较他们看到的一切,从器物、风俗、制度,到衣饰、语言、乃至身体。

基于对身体——特别是颅骨——的测量,他们区分了高加索、蒙古、马来等五六个种族(race),识别了各自的一些特征,这些研究形成了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这一学科;然而到二战以后,出于对纳粹暴行的震惊和对种族主义的忌惮,种族成了学术界的禁忌话题,体质人类学即便没有消亡也已转入地下,种族一词则被“世系(ancestry)”所取代。

不过自70年代以来,新达尔文主义已重新确立了生物学和进化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利用遗传信息探索人类迁徙分化、生活方式、食物结构的方法,已得到广泛认可;当种族主义不再对文明构成威胁,当初的恐慌既已平复,人们便逐渐认识到,区分种族或民族(注:本文所称“民族”或“族群”皆指ethnic group,我还没想好用哪个中文词对应它)并承认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不会让种族歧视或任何基于种族的立法和政策自动获得正当性。

所以近年来学界又开始关注人类群体间的差异,认识这些差异确有其实际价值,比如不同人群的特定运动潜能、罹患特定疾病的风险、近视或肥胖的几率,皆有所不同,了解这些,可以让个人早加防范,让医疗机构有所准备,让企业更有针对性的设计产品,甚至帮助体育星探寻找培养天才苗子。

对于体貌和生理上的差(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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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差异也有遗传基础吗? 辉格 2014年8月31日 不同文明与社会何以表现得如此不同,是个长久以来发人深省的问题;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Montesquieu]])曾给出一个异想天开的便捷解释:气候与土壤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制度;19世纪的人类学家开始用科学方法对待这个问题,满世界观察和描述各民族的特性,像博物学家那样测量和比较他们看到的一切,从器物、风俗、制度,到衣饰、语言、乃至身体。 基于对身体——特别是颅骨——的测量,他们区分了高加索、蒙古、马来等五六个种族([[race]]),识别了各自的一些特征,这些研究形成了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这一学科;然而到二战以后,出于对纳粹暴行的震惊和对种族主义的忌惮,种族成了学术界的禁忌话题,体质人类学即便没有消亡也已转入地下,种族一词则被“世系([[ancestry]])”所取代。 不过自70年代以来,新达尔文主义已重新确立了生物学和进化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利用遗传信息探索人类迁徙分化、生活方式、食物结构的方法,已得到广泛认可;当种族主义不再对文明构成威胁,当初的恐慌既已平复,人们便逐渐认识到,区分种族或民族(注:本文所称“民族”或“族群”皆指[[ethnic group]],我还没想好用哪个中文词对应它)并承认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不会让种族歧视或任何基于种族的立法和政策自动获得正当性。 所以近年来学界又开始关注人类群体间的差异,认识这些差异确有其实际价值,比如不同人群的特定运动潜能、罹患特定疾病的风险、近视或肥胖的几率,皆有所不同,了解这些,可以让个人早加防范,让医疗机构有所准备,让企业更有针对性的设计产品,甚至帮助体育星探寻找培养天才苗子。 对于体貌和生理上的差异,世人好像比较容易接受,但有少数学者走得更远,英国科学作家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在今年出版的新书《棘手遗产》([[A Troublesome Inheritance]])中,讨论了群体间心理特性的差异对社会制度发展的可能影响,他认为,各国之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走上不同道路,在法治建立和经济发展上表现迥异,不能仅仅归因于早先的制度基础和文化特质,更要从心理特征上找原因,而群体间心理上的差异很可能有其遗传基础。 主要理由是,自从人类走出非洲,族群间经历了数万年地理隔绝,各自适应所在生态位,特别是农业起源以来,部分族群采用了与以往狩猎采集截然不同的定居农业生活,建立了城市和国家;长期生活在不同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之下,经受着完全不同的选择压力,最终在各族群的心理上造成了差异,比如暴力倾向、纪律性、对待远期回报的耐心、对待社会规范的态度、道德感,等等,这些差异,反过来又影响着不同族群接受特定制度的可能性,以及其中个体在现代市场社会获得成就的潜力。 韦德的书一面世便引起轩然大波,被戴上种族主义帽子,144位学者在《纽约书评》上发表联名信加以批判,较为中肯的评论者则指出,韦德在缺乏过硬证据的情况下,在种族差异这样的敏感话题上轻易发表观点,是不负责任的。 韦德确实没有直接的遗传学证据,但公允的讲,他的分析论证相当有说服力,绝非无端猜测,就好比一桩杀人案,尽管没找到指纹、凶器、血迹,但有关动机、作案条件、可疑举动的种种迹象,却强烈指向某个嫌疑人,在无罪推定原则下,这样的嫌疑当然不足以定罪,正如韦德的观点远远够不上科学定论,但科学探索没必要遵循刑事定罪那样的严格标准。 好奇心驱使我们探索世界,当已知事实无法解答我们特别关切的问题时,便会凭推测从已确立的零散事实中描绘出完整故事,科学研究由同样的好奇心所推动,科学家也会做出同样没有多少把握的推测,考古学家从一块头骨、几颗牙齿,推测古人的生活方式甚至社会结构,从难以追溯的微弱线索中,生物学家也在推测生命最初起源的可能途径。 不同的是,科学推测是在更扎实的方法论基础、更好的理论框架、更严密的逻辑、更好的统计学工具等等一整套装备支持下,在对已知事实和竞争观点更全面把握的条件下进行的,而从这些方面看,韦德的装备是完全合格的,不逊色于任何科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