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笔记#22:塑造行为的多重机制

(本文删节版发表于《长江日报·读周刊》)

塑造行为的多重机制
辉格
2016年12月2日

人的行为方式千差万别且变化多端,这也体现在我们描绘行为的形容词的丰富性上:羞涩,奔放,畏缩,鲁莽,克制,放纵,粗野,优雅,勤勉,懒散,好斗,随和……这些词汇同时也被用来描绘个体性格,有些甚至用来辨识文化和民族差异,由此可见,尽管人类行为丰富多变,却仍可识别出某些稳定而持久的模式。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经由何种过程,塑造了种种行为模式呢?在以往讨论中,流行着一种将遗传和环境影响对立两分的倾向,仿佛这两种因素是各自独立起作用的,最终结果只是两者的线性叠加,就像调鸡尾酒,人们关注的是各种原料的配比,五勺基因,两勺家庭,两勺学校,再加一勺『文化』,一个活蹦乱跳的文明人就出炉了。

这种将成长中的孩子视为受影响者或加工对象的视角,是不得要领的,实际上,成长是一个主动学习的过程,基因和环境的关系更像软件中代码和数据输入的关系,基因编码引导个体从环境中采集数据,以便配置自身的行为算法,把代码和数据放一起搅一搅不可能得到想要的功能,在软件工程中,也没人会谈论代码和数据对算法表现分别有多大比例的影响。

正如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在《天性经由教养》中所阐明,成长是遗传代码随教养进程依次执行的过程,然而,对于这一过程具体如何展开,迄今只有零散的论述,而缺乏一幅系统化的全景图,幸运的是,心理学家朱迪·哈里斯(Judith R.Harris)在《教养的迷思》中提出的开创性见解,为我们拼凑这样一幅系统流程草图提供了便利。

对于个人,最持久而一致的那些行为特征被称为人格,主流人格心理学识别了经验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亲和性、情绪稳定性这五个最具一致性的特征,它们很大程度上是先天的(遗传差异可解释一半以上的人格差异),并且至少从成年后就伴随终身,在不同场景中的表现也相当连贯。

但人格并不直接对应行为模式,个人在决定如何行事时,还会考虑所在群体的规范,并借助由文化所传承的整套符号,正因此,有着相似人格的两个人,在不同文化或同一文化的不同群体中,会表现出十分不同的行为,比如同样一个外向型高亲和度的人,在向客人表达亲热时,是拥抱、亲吻、抚手,还是捶胸、拍肩、摸头,将随文化而异。

在这方面,儿童有着非凡的学习能力,只须借助少量样本,便可构建出一个范本模式,据此判断在何种情景下怎么做才是地道的、妥贴的;而且他们十分清楚不同群体和不同性质的关系中适用不同规范,家人、亲戚、邻里、同学、朋友、陌生人之间的规范学习和范本建模将分别进行,学习结果独立存储,并在相应场景下被激活。

哈里斯指出,这一学习过程主要在年龄相近的同侪群体中自发进行,长辈的做法会被参考,但训导和传授的努力几乎是徒劳的,当孩子们从某些线索发现长辈的做法已过时落伍,会毫不犹豫的弃之不顾,甚至当缺乏可供参照的样本时,他们也会经由群体内协调而创造出一种全新规范,就像他们创造克里奥尔语和尼加拉瓜手语那样。

在规范学习中,并非所有样本都被同等对待,那些看起来更受青睐和尊崇,更具号召力和支配力——总之地位更高——的个体,其行为将被赋予更高权重,而青少年在识别哪些是高地位受尊崇个体方面,有着敏锐直觉(其中受异性青睐程度是关键线索之一,这也是性选择得以发生的重要途径),正是通过这样的学习和协调过程,社会等级结构代复一代自我再生。

识别、追随和效仿群体中的尊贵者,并努力为自己赢得体面和尊贵(因为这会为个体带来切实的利益),是文化进化的一大动力机制,它维持着社会的等级结构和价值阶梯,也推动着风尚潮流的循环轮替,值得一提的是,性选择也在其中发挥了殊为关键的作用,因为识别高地位者的一大线索便是受异性青睐的程度,同时这一青睐也是对追逐地位和追随群体价值取向的重要激励。

习得规范进入群体之后,下一步便是确立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个体出于自身的人格特质和资源与天赋条件,在群体中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态位,个体差异也将随此选择而展开,同时其行为方式会在群体规范所给定的框架之下,按照自身地位及与群内他人的关系而调整。

上述『先同化后分化』的两阶段模型,可帮助我们理解青春期躁动这一极为普遍的文化现象,青春期躁动表现为跟风盲从,集体狂热,缺乏个性与独立思考,强烈且富有攻击性的团体意识和民族主义,这实际上是一个强化群体认同的机制,在部落社会,它常以严酷的成人礼和结伙对外攻击等更正规和有组织的方式进行。

在经历躁动过程的严酷考验之后,个体习得规范并被纳入群体,同时,考验过程中的表现也将决定他未来在群体内的地位,一旦这一过程结束,成员身份确立,各自找到自己的生态位,躁动与狂热便会消退,规范的强制性和集体义务将逐渐放松,大家分头过自己的小日子去了,但躁动中所建立的群体认同、团伙情谊和个人间关系纽带仍将长期存续,并服务于更为功利性的目标。

两阶段模型也可解释一个哈里斯所强调、且常被忽视的现象:尽管人格具有相当高一致性,但同一个人在不同社会情境中的行为模式仍可十分不同,不同到像两个人那样,比如一位长兄在家里对弟妹们表现出长子所常有的那种强势和支配性,在学校却可能甘做跟班小弟,一个在办公室里沉默寡言的人在兴趣社团中却滔滔不绝、能言善辩,一个父母跟前的乖孩子在街头帮派中也许是个狠角色,哈里斯将此称为人格多面性,或许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多重人格。

这是因为从先天人格特质到具体行为模式之间,经过了自我生态定位和个性展现,而这是针对不同群体分别进行的,当个人进入这些群体时,将根据自身禀赋优势和价值取向与该群体规范和价值阶梯的匹配程度作出定位,从而展现人格的不同侧面:是争当其领导者?努力向上爬的积极分子?寻求庇护的弱势追随者?还是不太情愿的服从者?或三心两意的投机分子?不同定位的行为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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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删节版发表于《长江日报·读周刊》) 塑造行为的多重机制 辉格 2016年12月2日 人的行为方式千差万别且变化多端,这也体现在我们描绘行为的形容词的丰富性上:羞涩,奔放,畏缩,鲁莽,克制,放纵,粗野,优雅,勤勉,懒散,好斗,随和……这些词汇同时也被用来描绘个体性格,有些甚至用来辨识文化和民族差异,由此可见,尽管人类行为丰富多变,却仍可识别出某些稳定而持久的模式。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经由何种过程,塑造了种种行为模式呢?在以往讨论中,流行着一种将遗传和环境影响对立两分的倾向,仿佛这两种因素是各自独立起作用的,最终结果只是两者的线性叠加,就像调鸡尾酒,人们关注的是各种原料的配比,五勺基因,两勺家庭,两勺学校,再加一勺『文化』,一个活蹦乱跳的文明人就出炉了。 这种将成长中的孩子视为受影响者或加工对象的视角,是不得要领的,实际上,成长是一个主动学习的过程,基因和环境的关系更像软件中代码和数据输入的关系,基因编码引导个体从环境中采集数据,以便配置自身的行为算法,把代码和数据放一起搅一搅不可能得到想要的功能,在软件工程中,也没人会谈论代码和数据对算法表现分别有多大比例的影响。 正如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在《天性经由教养》中所阐明,成长是遗传代码随教养进程依次执行的过程,然而,对于这一过程具体如何展开,迄今只有零散的论述,而缺乏一幅系统化的全景图,幸运的是,心理学家朱迪·哈里斯([[Judith R.Harris]])在《教养的迷思》中提出的开创性见解,为我们拼凑这样一幅系统流程草图提供了便利。 对于个人,最持久而一致的那些行为特征被称为人格,主流人格心理学识别了经验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亲和性、情绪稳定性这五个最具一致性的特征,它们很大程度上是先天的(遗传差异可解释一半以上的人格差异),并且至少从成年后就伴随终身,在不同场景中的表现也相当连贯。 但人格并不直接对应行为模式,个人在决定如何行事时,还会考虑所在群体的规范,并借助由文化所传承的整套符号,正因此,有着相似人格的两个人,在不同文化或同一文化的不同群体中,会表现出十分不同的行为,比如同样一个外向型高亲和度的人,在向客人表达亲热时,是拥抱、亲吻、抚手,还是捶胸、拍肩、摸头,将随文化而异。 在这方面,儿童有着非凡的学习能力,只须借助少量样本,便可构建出一个范本模式,据此判断在何种情景下怎么做才是地道的、妥贴的;而且他们十分清楚不同群体和不同性质的关系中适用不同规范,家人、亲戚、邻里、同学、朋友、陌生人之间的规范学习和范本建模将分别进行,学习结果独立存储,并在相应场景下被激活。 哈里斯指出,这一学习过程主要在年龄相近的同侪群体中自发进行,长辈的做法会被参考,但训导和传授的努力几乎是徒劳的,当孩子们从某些线索发现长辈的做法已过时落伍,会毫不犹豫的弃之不顾,甚至当缺乏可供参照的样本时,他们也会经由群体内协调而创造出一种全新规范,就像他们创造克里奥尔语和尼加拉瓜手语那样。 在规范学习中,并非所有样本都被同等对待,那些看起来更受青睐和尊崇,更具号召力和支配力——总之地位更高——的个体,其行为将被赋予更高权重,而青少年在识别哪些是高地位受尊崇个体方面,有着敏锐直觉(其中受异性青睐程度是关键线索之一,这也是性选择得以发生的重要途径),正是通过这样的学习和协调过程,社会等级结构代复一代自我再生。 识别、追随和效仿群体中的尊贵者,并努力为自己赢得体面和尊贵(因为这会为个体带来切实的利益),是文化进化的一大动力机制,它维持着社会的等级结构和价值阶梯,也推动着风尚潮流的循环轮替,值得一提的是,性选择也在其中发挥了殊为关键的作用,因为识别高地位者的一大线索便是受异性青睐的程度,同时这一青睐也是对追逐地位和追随群体价值取向的重要激励。 习得规范进入群体之后,下一步便是确立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个体出于自身的人格特质和资源与天赋条件,在群体中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态位,个体差异也将随此选择而展开,同时其行为方式会在群体规范所给定的框架之下,按照自身地位及与群内他人的关系而调整。 上述『先同化后分化』的两阶段模型,可帮助我们理解青春期躁动这一极为普遍的文化现象,青春期躁动表现为跟风盲从,集体狂热,缺乏个性与独立思考,强烈且富有攻击性的团体意识和民族主义,这实际上是一个强化群体认同的机制,在部落社会,它常以严酷的成人礼和结伙对外攻击等更正规和有组织的方式进行。 在经历躁动过程的严酷考验之后,个体习得规范并被纳入群体,同时,考验过程中的表现也将决定他未来在群体内的地位,一旦这一过程结束,成员身份确立,各自找到自己的生态位,躁动与狂热便会消退,规范的强制性和集体义务将逐渐放松,大家分头过自己的小日子去了,但躁动中所建立的群体认同、团伙情谊和个人间关系纽带仍将长期存续,并服务于更为功利性的目标。 两阶段模型也可解释一个哈里斯所强调、且常被忽视的现象:尽管人格具有相当高一致性,但同一个人在不同社会情境中的行为模式仍可十分不同,不同到像两个人那样,比如一位长兄在家里对弟妹们表现出长子所常有的那种强势和支配性,在学校却可能甘做跟班小弟,一个在办公室里沉默寡言的人在兴趣社团中却滔滔不绝、能言善辩,一个父母跟前的乖孩子在街头帮派中也许是个狠角色,哈里斯将此称为人格多面性,或许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多重人格。 这是因为从先天人格特质到具体行为模式之间,经过了自我生态定位和个性展现,而这是针对不同群体分别进行的,当个人进入这些群体时,将根据自身禀赋优势和价值取向与该群体规范和价值阶梯的匹配程度作出定位,从而展现人格的不同侧面:是争当其领导者?努力向上爬的积极分子?寻求庇护的弱势追随者?还是不太情愿的服从者?或三心两意的投机分子?不同定位的行为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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