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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7】
读了Rob Iliffe的《牛顿新传》，篇幅很小的一本书，却完全颠覆了我对牛顿的印象，简单记录一下我的观感：
1）牛顿极度热衷于从纷乱世界中寻找出各种模式，这一点上，他非常勤奋，且兴趣广泛，也可以说目光十分敏锐，
2）可是有个毛病：他辨别和认定一种模式的阈值特别低，所以无论他将目光投向何处，总是能（自认为）发现一大堆模式，成堆成捆的，所以，假如你不限于公开出版物而检查其私人笔记和信件的话，会发现他头脑里充斥着一堆堆杂乱的想法，其中大部分质量很低，或者说非常草率随意，即便以当时的标准，这些东西也会让他显得非常神棍，
3）依我看，他的这一思维特征和他的精神状况很有关系，可以说，他时常处于一种妄想症边缘的状态，所谓妄想就是模式识别阈值低，总是能从捕风捉影中发现各种预兆、计划、阴谋……支持这一猜测的线索是，他确实在1690年代经历过短期的精神崩溃，
4）而同时，毋庸多言，他当然是个罕见的天才，特别(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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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7】
读了Rob Iliffe的《牛顿新传》，篇幅很小的一本书，却完全颠覆了我对牛顿的印象，简单记录一下我的观感：
1）牛顿极度热衷于从纷乱世界中寻找出各种模式，这一点上，他非常勤奋，且兴趣广泛，也可以说目光十分敏锐，
2）可是有个毛病：他辨别和认定一种模式的阈值特别低，所以无论他将目光投向何处，总是能（自认为）发现一大堆模式，成堆成捆的，所以，假如你不限于公开出版物而检查其私人笔记和信件的话，会发现他头脑里充斥着一堆堆杂乱的想法，其中大部分质量很低，或者说非常草率随意，即便以当时的标准，这些东西也会让他显得非常神棍，
3）依我看，他的这一思维特征和他的精神状况很有关系，可以说，他时常处于一种妄想症边缘的状态，所谓妄想就是模式识别阈值低，总是能从捕风捉影中发现各种预兆、计划、阴谋……支持这一猜测的线索是，他确实在1690年代经历过短期的精神崩溃，
4）而同时，毋庸多言，他当然是个罕见的天才，特别是数学天赋，
5）牛顿在有着上述毛病，却最终能够成就伟业，是因为：当时科学共同体已经形成，而且共同体内已经有了一套规范，这套规范，以及共同体内的互动机制，最终将他引上了正路，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6）共同体对什么东西适合发表，并且值得被讨论和接纳，已经有了一些粗略的标准，这起了一个过滤器的作用，牛顿的那些乱糟糟的念头里只有极小一部分通过了这个滤网，进入讨论圈，为了发表，牛顿被迫把一些念头以可接受的清晰性和严格性表述出来，而被迫这么做时，他的数学天赋恰好派上了用场，
7）共同体内的互动机制，时不时会将牛顿的注意力强行拉到适当的轨道上来，也就是那些得到众多科学家关注，已经有了许多尝试和推进，已被界定和描述的比较清除，已经开发了许多实验手段，收集了大量原始材料的问题，
8）上一点最突出的例子是力学，力学原本在牛顿涉猎极广的研究中只是个小课题，而且他的路子完全走歪了，最初是胡克把他拉上了正轨，实际上万有引力定律的雏形就是胡克提出并透露给牛顿的，胡克和牛顿是老对头，关系很差，可是胡克自己数学不行，自知没能力从引力定律推导出开普勒定律，他知道牛顿数学厉害，所以压下积怨，希望牛顿能解决这问题，后来哈雷又拉了一把，需要求解的问题类似，只是用于彗星而非行星（和胡克相反，哈雷是牛顿的脑残粉），牛顿正是在解决这组别人找上门让他求解的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他的体系，同时抛弃了他原本在歪路上形成的那些念头，
9）由此可见，科学共同体的存在，科学活动的组织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让我想起比牛顿早一百年的另一位天才，John Dee，同样才华横溢，牛顿要是早出生一百年，大概会成为另一个John Dee。
@whigzhou: 以数学论，牛顿在当时可谓傲视群雄，可是若以自然哲学或思辨能力论，我觉得伽利略远在牛顿之上
【2020-09-26】
这两天又听到一些人在高谈阔论火星殖民，烦死了，所以我决定报复一下社会，也烦上几句：
1）现阶段往火星送人毫无意义，除非把这当作豪华葬礼，
2）不过送些机器过去，看看能让它们做出点什么有意思的事情，甚至为遥远未来送人做点铺垫，倒不是不可能，
3）考虑到巨大的通信延迟，这些机器必须有相当高的自我维护、自主行动和自行探索能力，
4）为了最有效的探索可能性空间，事先最好不要对它们的行动模式和任务做太多限定，只设定一些粗略的大目标，比如，去找找新矿石，挖个洞，凿几块立方体石头，砌堵墙，修座塔，诸如此类，
5）控制主要以激励反馈和成本约束的方式进行，谁表现好就奖励，多分配资源给它，
6）这就要求它们最好具有自我组装，自行改动和自我复制的能力，也就是适应性进化的潜力，
7）考虑到这些(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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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6】
这两天又听到一些人在高谈阔论火星殖民，烦死了，所以我决定报复一下社会，也烦上几句：
1）现阶段往火星送人毫无意义，除非把这当作豪华葬礼，
2）不过送些机器过去，看看能让它们做出点什么有意思的事情，甚至为遥远未来送人做点铺垫，倒不是不可能，
3）考虑到巨大的通信延迟，这些机器必须有相当高的自我维护、自主行动和自行探索能力，
4）为了最有效的探索可能性空间，事先最好不要对它们的行动模式和任务做太多限定，只设定一些粗略的大目标，比如，去找找新矿石，挖个洞，凿几块立方体石头，砌堵墙，修座塔，诸如此类，
5）控制主要以激励反馈和成本约束的方式进行，谁表现好就奖励，多分配资源给它，
6）这就要求它们最好具有自我组装，自行改动和自我复制的能力，也就是适应性进化的潜力，
7）考虑到这些机器不可能没有芯片（否则恐怕做不出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上述自我复制的起点不能太低，不可能要求就地取材，因为你不可能把整套地球工业体系搬过去，想都别想，
8）所以自我复制的起点应该是一些模块化的通用组件，组件设计的原则是小型，廉价，易装配，可互换，小步迭代更新，批量制造，
9）组件将作为定期补给品从地球发过去，比如每月几吨，就好比粮食，据说目前到火星的运费大概是$5000/kg，常规化之后还会低不少，几吨组件能装出不少东西了，
10）组件到达后可按市场竞价机制分配，
11）因为组件量大且廉价，地球端可以有大批人参与，各自经营自己的机器殖民团，分头并行探索，就像一大批人各自玩自己的 iRobot 一样，总能找出一些有意思的玩法，
【2020-09-16】
之前在EconTalk听了一个对棕教经济学家 Laurence Iannaccone 的访谈，其中有个观点，认为棕教在美国之所以没有经历像欧洲那种程度的衰退（以信众人数，上教堂频率，捐款等活跃度指标衡量），是因为美国有着远更渍油的棕教市场，这一点之所以被忽视，是因为以往人们在谈论棕教渍油度时，通常只关注消费方的选择渍油（即个人选择信不信、信什么，入哪派的渍油），在这方面，欧美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似乎已没多大差别，可是，假如我们将注意力转向供方，便可发现差异巨大，在美国，创立新教派或组织新教会，都是完全渍油的，而在欧洲，这会面临非常大障碍，有时几乎不可能，究其因，在国家权力退出棕教事务这一点上，美国做的最为彻底，而且从建国起便已实现。
刚刚又想起这个话题，于是查了些资料，发现确(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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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16】
之前在EconTalk听了一个对棕教经济学家 Laurence Iannaccone 的访谈，其中有个观点，认为棕教在美国之所以没有经历像欧洲那种程度的衰退（以信众人数，上教堂频率，捐款等活跃度指标衡量），是因为美国有着远更渍油的棕教市场，这一点之所以被忽视，是因为以往人们在谈论棕教渍油度时，通常只关注消费方的选择渍油（即个人选择信不信、信什么，入哪派的渍油），在这方面，欧美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似乎已没多大差别，可是，假如我们将注意力转向供方，便可发现差异巨大，在美国，创立新教派或组织新教会，都是完全渍油的，而在欧洲，这会面临非常大障碍，有时几乎不可能，究其因，在国家权力退出棕教事务这一点上，美国做的最为彻底，而且从建国起便已实现。
刚刚又想起这个话题，于是查了些资料，发现确实如此，仅以瑞典和德国为例。
在瑞典，直到1860年之前，脱离路德教会都是非法的，1860年后，允许脱离，但只能转入另一个基督教会，这一规定直到1951年才废除，而路德宗的国教地位一直维持到2000，目前，瑞典是全欧棕教活跃度最低的国家。
在战后德国，虽然镇虎并不限制创立新教会，但他有个奇葩政策：教会税，这是附加在所得税上的一个特别税种（约为所得税的8-9%），不管是不是信徒都得交，收来的钱分配给合格教会，所谓合格就是具有足够规模且历史足够长，这就相当于把棕教市场变成了single payer，既已立足的教会根本不需要操心筹款的事情，这当然极大削弱了棕教市场的竞争和创新，看了下 church tax 这个维基词条，貌似这种情况在欧洲还很流行。
缺乏供方渍油的结果是阻断了供方通过竞争和创新不断进化的动力，令其难以适应始终处于变化之中的棕教需求，结果是信众不断流失。
而且这种阻断的效果是非常持久的，即便现在完全放开，供给活跃度也需要好几代人才会提高到新的均衡水平，因为正如Iannaccone在另一篇文章里所解释的，棕教供给和其他商品很不一样，建立新教派/新教会需要漫长而艰苦的努力，因而供方调整有很长的滞后期。
若考虑这一滞后期，便可发现，美国棕教市场还有另一个大优势：他的供给来源从一开始就非常丰富多样，殖民时代各殖民地就分属多个教派，而此后移民浪潮中，移民棕教背景更是无所不包，这一点，加上供方的充分渍油，让美国的潜在信徒拥有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比拟的多样选择，这最生动的体现在四次大觉醒浪潮之中。
由此可见，所谓美国例外，要点其实还是在于渍油。
附：Iannaccone 有篇文章介绍了他的棕教经济学概念和理论框架，收录于 John Hinnells 的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he Study of Religion (2009) 第27章，有兴趣可以找来读一下。
@如玉我从来不P图: 德国可以不交教堂税的，在市政厅登记人口时候报备无宗教就可以了。年纪大一些的人很多不会退出了，因为以后还要考虑葬礼和教堂墓地的问题。年轻一代退出的很多，我认识的德国人基本没人交教堂税。
@whigzhou: 多谢指正
【2020-09-14】
既然割命割到他老人家头上了，今天就多说几句，休谟最令人惊奇的地方是，他太早熟了，而且超前时代也太多了，他10岁或12岁上爱丁堡大学（当时上大学年龄一般是14岁），一头扎进书堆，他说从教授那里根本听不到书上没有的东西，看书就行了，所以最后也没毕业。
休谟25岁开始写《人性论》，28岁完成，这迄今仍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包含了他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思想（依我看唯一没包含的是《自然宗教对话录》中的那些），可是此书出版后得到反应却十分冷淡，他失望之余反省了一下，是不是写的太难了？于是匿名给自己的书写了几篇书评，没用，于是他又从该书中抽(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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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14】
既然割命割到他老人家头上了，今天就多说几句，休谟最令人惊奇的地方是，他太早熟了，而且超前时代也太多了，他10岁或12岁上爱丁堡大学（当时上大学年龄一般是14岁），一头扎进书堆，他说从教授那里根本听不到书上没有的东西，看书就行了，所以最后也没毕业。
休谟25岁开始写《人性论》，28岁完成，这迄今仍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包含了他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思想（依我看唯一没包含的是《自然宗教对话录》中的那些），可是此书出版后得到反应却十分冷淡，他失望之余反省了一下，是不是写的太难了？于是匿名给自己的书写了几篇书评，没用，于是他又从该书中抽出一些容易理解的点，写了两本较薄的书：《人类理解研究》和《道德原则研究》，这下反应好多了，可是也没好到那里去，至少没让他挣到钱，最后他只好放弃了，干脆说《人性论》是他年幼无知时的草率之作，不必认真对待。
休谟超前于时代的程度，可以这么说，一旦走出哲学圈之外，你就会发现，当代大部分学者的思维方式仍然停留在前休谟时代，包括像道金斯这样脑瓜还算灵光的，也不例外。
这也就难怪，真正让休谟在知识界赢得声望的，是他的社会/镇痔评论（这一点和当代作家的出名轨迹并无不同），而真正让他挣到钱的，则是六卷本《英格兰史》，前两卷反响就很好，所以写第三卷时出版商愿意预支1700镑稿费，当时一位体面白领的年薪也就200-300镑，长期困扰休谟的财务问题总算解决了，此时他已48岁高龄。
休谟长期陷于财务困境，是因为他被视为无神论者而无法获得大学教职，他三十多岁时声望已经很高，也多次被提名教职，可是都因为这个问题而被否了，甚至亚当斯密都在反对者之列，要知道，休谟在将斯密引介到学术圈的事情上出了大力，斯密给巴克勒公爵做游学导师（报酬是300镑终身年金）也是休谟推荐的，斯密因为做这导师而腾出了格拉斯哥大学的哲学讲席，很多人希望休谟接这个讲席，斯密却畏于镇痔正确压力而只能反对，但这件事并没有影响休谟对斯密的友情和继续帮助，其随和大度可见一斑。
休谟是史上排名第一的哲学家，这一点在圈内已有公论，不过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是，他其实也是一位重要镇痔学家，联邦挡人的一些核心思想便来自于他，随便举个例子，休谟认为共同体规模不能太小，因为太小往往意味着高度同质化，易于达成强共识，使得权力结构失去制衡，于是国家权力膨胀，个人自油被压制（当然，休谟本人并没有用这套词汇来表达这一思想，这是我的解读）。
【2020-09-08】
斯文赫定游记给我印象较深的几个点，随便记一下：
1）除了其他，语言天赋是他成功的很大帮助，
2）当时欧洲对他可能获取的地理知识的需求极为旺盛，既有列强出于军政外交考虑的需求，也有知识界和大众的需求，所以（A）他的考察报告出版商抢着要，而且篇幅巨大，每次动辄十几卷，（B）很容易获得赞助和支持，而且都来自列强最高层，（C）每次回去都被各国地理学会请去巡回演讲，从这些可以看出驱动其冒险事业的激励所在，
3）所以他的旅行一次比一次财力雄厚（其中很大笔资助来自大财主诺贝尔），名气也一次比一次大，后几(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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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08】
斯文赫定游记给我印象较深的几个点，随便记一下：
1）除了其他，语言天赋是他成功的很大帮助，
2）当时欧洲对他可能获取的地理知识的需求极为旺盛，既有列强出于军政外交考虑的需求，也有知识界和大众的需求，所以（A）他的考察报告出版商抢着要，而且篇幅巨大，每次动辄十几卷，（B）很容易获得赞助和支持，而且都来自列强最高层，（C）每次回去都被各国地理学会请去巡回演讲，从这些可以看出驱动其冒险事业的激励所在，
3）所以他的旅行一次比一次财力雄厚（其中很大笔资助来自大财主诺贝尔），名气也一次比一次大，后几次所到之处都是帝王级待遇，
4）他从别处带进Tibet高原的牲口显然都很难适应高原气候，每次都在两三个月内几乎死光，简直就像易耗品，所以一有机会就尽快替换成牦牛，
5）瑞典人身份或许是个有利条件，因为当时瑞典在英俄之间中保持中立，且与两者都颇为友善，而他穿越的地区正好是英俄Great Game的赛场，
6）他前几次旅行还没提到相机，第三次带了相机，不过视觉记录主要还是靠画画，可能当时的相机用起来还太麻烦，他画速写的水平很高，我在他另一部游记The Wandering Lake里看了很多，感觉是一种相当有效的记录手段，这是我没料到的，
7）铁路和电报真不愧是杀手级应用，他每次旅行，俄国的铁路/电报线都比上一次又延长了一大截，有一次他从奥伦堡到塔什干穿越广袤大草原的旅行，是一路数着电线杆走的，也让我吃了一惊，
8）Tibet 当局对其疆域内事务的控制能力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其阻止欧洲人进入的政策得到了相当有效而严格的执行，赫定的行踪每次都被牧民迅速上报，地方官履行职责也非常认真，
9）赫定用尽一切办法把自己装扮成Tibetan或Mongolian（而且他还有个有利条件：身材不高），可是每次都很快就被识破了，而同时，他的队伍中那些来自中亚和克什米尔的各种民族的人，却没有引起怀疑，可见种族纯属文化建构，毫无生物学基础，
哦还有件事也蛮有意思，他第二次去罗布泊是沿叶尔羌-塔里木河走的水路，半途在岸上设立了大本营，结果很快吸引很多人去那里做买卖，于是很快发展成一个繁荣小镇，甚至有人闹了纠纷跑到那里去找他仲裁。
【2020-09-06】
有关近十几年越拉越大的民调误差，我听到过两种解释：
1）调查接受度偏差，即，被访者接受或拒绝调查的几率，并不独立于其镇痔立场，保守派更可能拒绝，特别是反建制保守派，因为他们把民调机构（和主流媒体/大学/NGOs等一样）视为建制机构，并且被自由派所控制，所以更倾向于拒绝理睬，
2）投票率偏向，对于受访者，接受主动找上门的调查，成本极低，远低于大选日真正去投票的成本，而这两者间的差距在镇痔光谱上的分布并不均衡，(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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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06】
有关近十几年越拉越大的民调误差，我听到过两种解释：
1）调查接受度偏差，即，被访者接受或拒绝调查的几率，并不独立于其镇痔立场，保守派更可能拒绝，特别是反建制保守派，因为他们把民调机构（和主流媒体/大学/NGOs等一样）视为建制机构，并且被自由派所控制，所以更倾向于拒绝理睬，
2）投票率偏向，对于受访者，接受主动找上门的调查，成本极低，远低于大选日真正去投票的成本，而这两者间的差距在镇痔光谱上的分布并不均衡，比如，作为保守派重要票基的郊区中产，投票率远高于内城贫民，后者是自由派票基。
@_bear_:还有一个是抽样的比例。调查机构会根据历史数据预估选民的投票热情，然后定一个取样比例，比如40%左派，35右派和25%中间派，但最近选民的热情显然不同以往
@whigzhou: 对，也就是说他们试图对偏差2进行矫正，可实际上很难做到，因为每次大选的动员场景都不同
【2020-09-04】
听了个podcast，在说NYT那个1619 Project，非常恶心的一个东西，甚至可以说是NYT从liberal转向commie的一个标志。
不过这倒让我重新思考了一下奴隶制的问题，许多经济史家都将奴隶制的盛行视为工资率高企乃至长期脱离生存极限的一个迹象，包括Kyle Harper在《罗马的命运》里也是这么认为，其逻辑是：保有一个奴隶的成本=维持其生存的费用（S）+控制其人身的费用（C），在马尔萨斯均衡附近，市场工资率将低到只能勉强维生，也就是接近于S，那么使用奴隶就不如使用雇工合算，所以，假如我们看到某时某地奴隶被大量使用，(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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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04】
听了个podcast，在说NYT那个1619 Project，非常恶心的一个东西，甚至可以说是NYT从liberal转向commie的一个标志。
不过这倒让我重新思考了一下奴隶制的问题，许多经济史家都将奴隶制的盛行视为工资率高企乃至长期脱离生存极限的一个迹象，包括Kyle Harper在《罗马的命运》里也是这么认为，其逻辑是：保有一个奴隶的成本=维持其生存的费用（S）+控制其人身的费用（C），在马尔萨斯均衡附近，市场工资率将低到只能勉强维生，也就是接近于S，那么使用奴隶就不如使用雇工合算，所以，假如我们看到某时某地奴隶被大量使用，就意味着此时此地的经济状况显著脱离了马尔萨斯均衡。
我对这种说法比较怀疑，它背后的理论当然没错，但适用条件可能比他们想的要狭窄的多，实际上，其逻辑链的每个环节都值得推敲：1）奴隶未必需要人身控制，2）生存费用不是常数，大量蓄奴或许会因为规模经济或合作效应而降低人均生存费用，至少可以降低调剂丰缺的风险储备，3）这一理论只适用于无技能劳力，对于有技能劳力，蓄奴所节省的技能溢价或许足以抵偿控制成本。
仔细想了想，我觉得，观察蓄奴与否，以及如何蓄奴，需要考虑几个因素：某种工作所需的激励，所需技能的特性，以及这种人力资本如何形成。
依我的印象，古代最流行的奴隶其实是家务仆佣，传统家务的特定是，它所需要的技能是高度特化的，而且只能在从业过程中形成，一个好的仆人需要对他主人的习惯，口味，偏好，忌讳……了如指掌，而所有这些知识换了主人就全部报废。
随便举个例子，你可能觉得打扫房间是一项无技能工作，实则不然，实际上很多人非常抵触让随便一个人打扫他的房间，因为他对自己房内各种物品的摆放位置有一套难以言说的复杂规则，一旦打乱就很恼火，类似例子不胜枚举，衣食住行都是如此。
家务工作的这种特性形成了一种双边垄断：对于已经积累足够经验的仆人，他的知识技能只有一位买家，对主人，他所需要的技能也只有这位仆人能提供，依我看，凡是人力资本存在这种特性的，都倾向于形成奴役或依附关系。
但这种奴役不需要太多人身控制，因为关系终结对双方都是很大损失，主人只须将报酬维持在高于市场无技能工资水平上，便可消除仆人逃跑的诱惑。
另一种容易形成奴役的是需要高技能但不需要特别激励的工作（不需要特别激励是指产出率与激励方式没多大关系），此时奴役可以免除技能溢价，但是，假如这种高技能不是特化的，因而市场价格足够高，那就需要人身控制，许多古代君主都会将一些工匠至于奴役地位，特别是那些具有战略价值的工匠职业，比如武器制造。
暂时先想到这些。
@簪美人: 看似是人身依附性的度的问题，度的一端是不自由民（奴隶关系，如奴隶、长工、短工、匠户），往前走是分配制劳工（铁饭碗式劳动关系），其后是聘用制劳工（聘用式劳动关系），另一端是合作关系（合作关系，如主播、艺人）。
@whigzhou: 对[good]，一个相当连续的光谱
【2020-09-01】
最近没牌打，所以花了更多时间摆弄花草，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研究组织结构的人应该多关注一下植物，植物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去中心化的组织，有机体的各部分虽有复杂的分化与合作，却并没有（像动物那样）结成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一棵植物其实并不能在此种意义上被称为个体，实际上，你甚至常常很难定义怎么才算『一棵植物』。
造成动植物这一区别的要害是，植物的各部分并不共享同一条繁殖通道，对于动物个体（至少对高级动物），诸如此类的事情是难以想象的：一根脚趾头从身(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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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01】
最近没牌打，所以花了更多时间摆弄花草，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研究组织结构的人应该多关注一下植物，植物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去中心化的组织，有机体的各部分虽有复杂的分化与合作，却并没有（像动物那样）结成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一棵植物其实并不能在此种意义上被称为个体，实际上，你甚至常常很难定义怎么才算『一棵植物』。
造成动植物这一区别的要害是，植物的各部分并不共享同一条繁殖通道，对于动物个体（至少对高级动物），诸如此类的事情是难以想象的：一根脚趾头从身体脱落，长成了一个新个体，耳朵上突然鼓起一个包，从中发育出了卵巢和子宫，就地受孕产仔，额头上长出几个痘痘，向四周同类胡乱喷射精子……，可是在植物世界，此类事情却时刻都在发生。
@迎来全新的:越是低等生物，细胞功能分化低，一胞多能，高等生物，细胞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人类社会也一样，越是发达社会，分工越细化，越离不开体系
@whigzhou: 不，有花植物是很高级的生物，分工也足够精细，繁殖通道单一性才是关键
@一片琉璃瓦: 读过一本《失敬，植物先生》，里面就提到过植物演化的先进性，跟区块链有相通之处。
@whigzhou: 嗯，看上去是本好书
【2020-08-30】
18世纪大清经济最繁荣的地区（江南，广东，福建），工资率也最低，这可能是揭示马尔萨斯型增长（俗称内卷化）的一个最直接明了的量化指标，显示了这种繁荣是通过不断追加劳动投入（同时劳动生产率下降）的结果，这与西欧的情况恰好相反，在那里，最繁荣的北海地区，工资率也最高。（摘自Jan Luiten van Zanden《通往工业割命的漫长道路》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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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30】
18世纪大清经济最繁荣的地区（江南，广东，福建），工资率也最低，这可能是揭示马尔萨斯型增长（俗称内卷化）的一个最直接明了的量化指标，显示了这种繁荣是通过不断追加劳动投入（同时劳动生产率下降）的结果，这与西欧的情况恰好相反，在那里，最繁荣的北海地区，工资率也最高。（摘自Jan Luiten van Zanden《通往工业割命的漫长道路》第9章）
多年前我在《铁鎝与秧马》一文中也曾指出，劳动替代型工具在江南消失的最彻底，比如耕牛被铁鎝取代，马车被轿子取代，骡子被扁担取代……，这是内卷化的另一个指标
@eeskqiiq: 说好的江浙自古富裕呢[哼]
@whigzhou: 这跟富裕不矛盾，富的是那些靠非劳动资本吃饭的人，地租高，生意多，富人多，文化繁荣，这些都不假，而同时非熟练劳力报酬低，其生活水平更接近生存极限，这是传统经济创造繁荣的常规途径
@whigzhou: 历史上，斯密型增长和熊彼特型增长向来都是短期和局部的例外，直到工业革命
多年前我在《铁鎝与秧马》一文中也曾指出，劳动替代型工具在江南消失的最彻底，比如耕牛被铁鎝取代，马车被轿子取代，骡子被扁担取代……，这是内卷化的另一个指标
@eeskqiiq: 说好的江浙自古富裕呢[哼]
@whigzhou: 这跟富裕不矛盾，富的是那些靠非劳动资本吃饭的人，地租高，生意多，富人多，文化繁荣，这些都不假，而同时非熟练劳力报酬低，其生活水平更接近生存极限，这是传统经济创造繁荣的常规途径
@whigzhou: 历史上，斯密型增长和熊彼特型增长向来都是短期和局部的例外，直到工业革命
【2020-08-16】
所谓匿名审稿其实没那么匿名，很多投稿人大概能约略猜到审稿人是谁，于是就在论文里塞进一些贿赂性引用，一些审稿人甚至主动施压，要求作者添加马屁引用，不知道他们具体怎么做到的，不过从Nature这篇文章看，这种事情圈内好像早就众所周知了，现在有人开发了一套系统来识别这种索贿行为，运行结果显示，情况可能相当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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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16】
所谓匿名审稿其实没那么匿名，很多投稿人大概能约略猜到审稿人是谁，于是就在论文里塞进一些贿赂性引用，一些审稿人甚至主动施压，要求作者添加马屁引用，不知道他们具体怎么做到的，不过从Nature这篇文章看，这种事情圈内好像早就众所周知了，现在有人开发了一套系统来识别这种索贿行为，运行结果显示，情况可能相当普遍。
【2020-08-15】
近些年人工智能有很大突破，于是很多人都在猜测哪些工作会被机器代替，可是这些分析都是纸上谈兵，没有真正去看实际情况，而Robin Hanson的研究发现，AI（至少在现阶段）其实和自动化的进展关系不大，在去年一篇论文里，他分析了过去20年美国832个工种的自动化深度，提取了153项特征，试图找出哪些特征最偏爱自动化，结果可能出乎大多数人的想象：自动化的最佳预测指标是『工作节奏是否由机器决定』。
依我看，之所以(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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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15】
近些年人工智能有很大突破，于是很多人都在猜测哪些工作会被机器代替，可是这些分析都是纸上谈兵，没有真正去看实际情况，而Robin Hanson的研究发现，AI（至少在现阶段）其实和自动化的进展关系不大，在去年一篇论文里，他分析了过去20年美国832个工种的自动化深度，提取了153项特征，试图找出哪些特征最偏爱自动化，结果可能出乎大多数人的想象：自动化的最佳预测指标是『工作节奏是否由机器决定』。
依我看，之所以多数评论家都没想到要点上，是因为他们过度关注了AI让机器*有能力*做什么，而不是机器*能比人更高效的*做什么，实际上，人类的干活效率是非常高的，别的不说，仅看能源效率，想想看，一小块肥肉或一包干脆面一瓶矿泉水，就能让一个人干多少活儿啊。
我觉得『工作节奏是否由机器决定』这个特性不妨称为卓别林指数，因为我一看到这个短语就想到卓别林那部电影，实际上这是我对卓别林电影的唯一印象[挖鼻]
【2020-08-14】
之前在一个podcast听人讲（忘了是谁，可能是Russell Roberts），据他观察，在日常交往中，人们在考虑选什么东西作为礼物时，并不会遵循让受礼者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而是会挑那些他们认为对方会很喜欢，很想要，但自己又舍不得花钱买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你把买礼物的钱直接给他，他是不会用这钱去买那东西的，这就意味着，该礼物对受礼者的价值低于这笔钱。
我觉得这说法好像挺有道理，而且和我的经验(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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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14】
之前在一个podcast听人讲（忘了是谁，可能是Russell Roberts），据他观察，在日常交往中，人们在考虑选什么东西作为礼物时，并不会遵循让受礼者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而是会挑那些他们认为对方会很喜欢，很想要，但自己又舍不得花钱买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你把买礼物的钱直接给他，他是不会用这钱去买那东西的，这就意味着，该礼物对受礼者的价值低于这笔钱。
我觉得这说法好像挺有道理，而且和我的经验观察相符，从赠礼者角度看，他没理由追求受礼者的效用最大化，他关心的是赠礼效果最大化，而这可能意味着让对方留下深刻印象，提升对方对自己的好感，提升关系亲密度，诸如此类。
刚才我在想，有些企业在年终以实物而非现金形式给员工发放奖金，比如请苍井空老师来唱歌签名，是不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2020-08-07】
社科界有一种流行病，不妨称为『一元一次方程综合征』，症状如下：
1）每当有人提出一个解释因子，不喜欢的人便会将其斥为XX决定论，诸如地理决定论，环境决定论，文化决定论，遗传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常见景象是，一群患者相互指责对方是XX决定论者；
2）在尝试为某类现象寻求解释，或构建理论时，喜欢罗列一组单因素假说，并理所当然的认定它们是相互排斥的，从来不会意识到这一互斥性本身需要论证，其逻辑后果是，当其中一个假说与观察不符时，便认为自己已经成功的『排除(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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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07】
社科界有一种流行病，不妨称为『一元一次方程综合征』，症状如下：
1）每当有人提出一个解释因子，不喜欢的人便会将其斥为XX决定论，诸如地理决定论，环境决定论，文化决定论，遗传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常见景象是，一群患者相互指责对方是XX决定论者；
2）在尝试为某类现象寻求解释，或构建理论时，喜欢罗列一组单因素假说，并理所当然的认定它们是相互排斥的，从来不会意识到这一互斥性本身需要论证，其逻辑后果是，当其中一个假说与观察不符时，便认为自己已经成功的『排除』了该假说中的那个解释因素；
3）当他们发现某类事情竟然牵扯到了两个或更多因素，其中一个或更多竟然是非线性的，常会激动的宣告：还原论方法破产了！人类有望再次从决定论的暴镇下得到解放！
我的初步诊断：他们的数学老师好像只讲到一元一次方程为止，后面就没讲了。
听起来好像蠢的不可思议，相信大伯，事实上真的很流行。
@独沐东南风:回复@Male_Fetish:现在某些学校已经要求全部学科学高数了（难度会有差异），希望这可以成为一种趋势。
@whigzhou: 没用，听课，啃教科书，做题，考100分，一转身全忘了，学过一种方法，和把它融入自己的思考习惯，完全两码事，博士们（无论哪个学科）不可能真的没见过多元高次方程
【2020-08-06】
很多人可能觉得，woke教那些信条那么荒唐（比如否认性别的生物学基础），怎么竟然还有人信，人怎么可以愚蠢到这种程度（不少还是藤校教授），其实，对比一下其他教派，这事情并不算太奇特。
所有教派都会要求信徒相信一些难以置信的东西，这些信条实际上是一种组织工具，它们有两个功能：第一是考验和筛选信徒，原理和一些首领以指鹿为马来考验部下的忠诚度一样——如果你觉得那难以置信，说明你还不够忠诚不够服帖，区别只是，在教派形成过程中，这种(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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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06】
很多人可能觉得，woke教那些信条那么荒唐（比如否认性别的生物学基础），怎么竟然还有人信，人怎么可以愚蠢到这种程度（不少还是藤校教授），其实，对比一下其他教派，这事情并不算太奇特。
所有教派都会要求信徒相信一些难以置信的东西，这些信条实际上是一种组织工具，它们有两个功能：第一是考验和筛选信徒，原理和一些首领以指鹿为马来考验部下的忠诚度一样——如果你觉得那难以置信，说明你还不够忠诚不够服帖，区别只是，在教派形成过程中，这种考验未必需要围绕某位首领进行，而可以以协调博弈的方式在群体中自发的进行。
第二个功能是剥离信徒的常规社会关系，以强化教派成员的相互依赖，正因为信条极其荒谬而难以置信，宣称相信它，会让那些忠诚的信徒被旁人另眼相看，视为异类怪人，敬而远之，从而迫使他们转向教内兄弟抱团取暖，建立起一种强排他性的组织，并在组织内部实现强互惠和高合作性。
有个例子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第二点，北美有一些摩托车帮派，入伙者必须在臂膀上纹上纳粹图案，所以经常被视为新纳粹组织，可是有人研究发现，他们对纳粹的意识形态，镇痔诉求，或反犹主义，其实毫无兴趣，他们的活动也跟这些完全没关系，要求成员纹上这些图案，仅仅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符号是主流文化所不容的，所以，一旦纹上，你在主流社会就很难混了（交朋友找工作租房子都难），你的主要社会关系都被限定在帮派内部了，社交需求/情感需求/安全需求等等只能在那里寻求满足，这就极大提升了帮派的凝聚力。
当然，并非所有信条都能产生如此强的排他性和凝聚力，教条的考验与筛选强度，信条的难以置信的程度，都存在一个从弱到强的连续梯度，相应的，教派从松散到紧密也有一个连续梯度。
【2020-07-29】
1812-15年的英美战争好像完全是因为通信速度太慢才打起来的，当时英国以枢密院令（Orders in Council）对法国实施禁运，阻止中立国商船前往法国港口，激怒了美国，可是，就在美国宣战前几天，英国外交部已经通知国会准备暂停执行枢密院令，一周后，枢密院令被正式撤销，问题是，在当时的通信条件下，这一信息无法及时传达给美国人。
而同时，美国的宣战决定41天后才传到伦敦，英国闻讯后，起初只采取了一些较克制的措施，不想把事情闹大，另一方面，撤销枢密院令的消息向西走的更慢，50天后才传到麦迪逊耳朵里，但此时，他已不愿收手，因为他知道此时伦敦已得到宣战的消息，而他不知道伦敦的反应会是什么，故而不想放弃先手优势。
The British made thei(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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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29】
1812-15年的英美战争好像完全是因为通信速度太慢才打起来的，当时英国以枢密院令（Orders in Council）对法国实施禁运，阻止中立国商船前往法国港口，激怒了美国，可是，就在美国宣战前几天，英国外交部已经通知国会准备暂停执行枢密院令，一周后，枢密院令被正式撤销，问题是，在当时的通信条件下，这一信息无法及时传达给美国人。
而同时，美国的宣战决定41天后才传到伦敦，英国闻讯后，起初只采取了一些较克制的措施，不想把事情闹大，另一方面，撤销枢密院令的消息向西走的更慢，50天后才传到麦迪逊耳朵里，但此时，他已不愿收手，因为他知道此时伦敦已得到宣战的消息，而他不知道伦敦的反应会是什么，故而不想放弃先手优势。
The British made their greatest conce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June 1812. On 16 June 1812, two day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declaration of war, Lord Castlereagh,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announced in Parliament that the Order in Council would be suspended.[2]
On the very day that the Minister took his formal leave from the United States[clarification needed], 23 June 1812, a new British Government headed by Lord Liverpool provisionally repealed the Order in Council.[3]
Forty-one days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declared war, the news reached London on 29 July 1812. Two days later, the Ministry ordered its first counter-measures. It forbade British ships to sail except in convoys, and restrained American ships in British ports. The Orders in Council had been repealed on 23 June 1812, but the ministers did not intend to take additional measures until they could learn the American reaction. Word of the repeal of the Orders did not reach President James Madison until 12 August 1812, some fifty days later. Even then he refused to halt hostilities because he did not know how Britain had reacted to the declaration of war.[4]
我在一篇旧文中也曾讲过，1879年的祖鲁战争也是因为通信迟缓才打起来的，殖民部根本不想打，可是以当时的通信节奏，殖民部无法从伦敦有效的指挥驻地长官的行动，更有趣的是，这一状况其实很快就要改变了，当时电报线已经铺到德班，只是还没铺到开普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