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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24】 @innesfry: 在二战之前，医学跟巫术几乎没有太大区别。医生杀死的人恐怕比救活的还多。 ​​​​ @whigzhou: 库克船长的柠檬，Pelletier的奎宁， Lister的消毒剂，伦敦的抗霍乱，洛克菲勒的事业……都远在二战之前 //@whigzhou: Cochran大叔懂得很多，知道的也很多，但也不能全信，他在这件事情上说的太过头了，随便想几个例子就会发现不对劲。 @whigzhou: 这些例子都是以明确的知识积累为基础，不是瞎蒙瞎撞的结果 @whigzhou: 科学方法论的改进->医学理论改进->知识积累->医疗卫生措施的进步->有效措施的普及->医疗效果的统计表现，这是一条漫长的因果链（其实当然不完全是链状的），以某一时期『医生杀死的人比救活的多』（即便这是真的）而断言该时期的医学跟巫术差不多，是不对的，西方医学至少在18世纪已经步入持续积累和改进的轨道，可是将知识变成有效措施，表现效果，建立声誉，从江湖庸医手中夺过市场，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时间。 @whigzhou: Johann Bachstrom医生在1734年就明确提出绿色蔬菜缺乏与坏血病的关系，James Lind在1747年通过控制性实验加以证实，1768年库克船长规定其船员必须吃蔬菜和Lind的补充剂，又过了一代人时间，库克船长的做法才被大英海军全面采纳，海军的订单甚至导致了西西里柑橘业的大繁荣，这个过程却是很漫长，但绝对不是巫术。 @whigzhou: 1726年皇家爱丁堡医学院成立，1737年皇家医学会成立，这一时期可视为现代医学步入正轨的开端，下面几张图表摘自Andrew Hinde: England's Population, 2003，可一窥此后两个世纪我大英的医疗成就。 ​​​​ @whigzhou: 这里还有两个数字，摘自Andrea A. Rusnock: Vital Accounts, 2002， 1）伦敦每10年死于痢疾的人数从1700-10年的1070线性下降到1790-1800年的20， 2）British Lying-In Hospital的产妇死亡率从1749-1758年的1/42线性下降到1799-1800年的1/938。

【2018-02-25】 @innesfry: 我们从小到大，为什么要在学校学这么多完全没有用处的东西？中学学了那么多几何证明、三角函数、化学方程式、文言文有什么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全部忘光了。中学六年学的有用知识，一年就可以学完。大学里除了工科、医学院、法学院，绝大多数专业毕业后都得改行，四年完全浪费。教育的内容，大概就是百分之十的有用技能，百分之九十的纯Signal相关：为了证明你是一个智力正常、勤奋、合群的人，要付出最宝贵的十多年时光。这就像性选择的handicap principle，浪费得越多，就越证明你的强大。这是个死局。 @whigzhou: 『忘光了』或『记住了多少』不是评价学校教育有用性的好指标。 @whigzhou: 接受教育的动机多种多样，可以是signaling，巴结上流进入圈子（cultivating），接受特定文化的教化（being cultivated），获取知识，开阔眼界，获得某些认知技能，获得某些思考方式或看待世界的多种有色眼镜，进入学术轨道……对应不同动机，评价教育之有效性的方法也不同，依我看，上述需求多多少少都得到了满足。 【2018-03-02】 @whigzhou: 又想了一下之前谈到的教育问题，发现像学校教育这种『以一个产品同时满足差异极大的多种需求』的情况并非孤例，比如报纸，据我了解，有些买报纸的人只看彩票版，有些只看体育版，不知道有没有专门买来包蜜饯或者糊窗户的，此类商业模式背后的机制，我看主要还是供方的规模经济，不过，就教育而言，需方的协同效应可能也起了点作用，比如，有些学生最初的主要动机是走学术轨道，但读了几年发现自己不是这块料，最后拿个文凭走人，这样至少得到了次优结果，所以把做学术和拿文凭这两种需求放在一起加以满足，实际上降低了部分消费者的风险。 @whigzhou: 略举几例把这些需求凑在一起的其他理由： 1）数百学生济济一堂的场面可能会让某些教授感觉更爽，这也算一种特殊形式的规模经济吧， 2）把尽可能多的五花八门的聪明人聚在一起可以更好的满足『混圈子』这种需求， 3）作为学术机构，科目齐全是个好处，但学生数量太少很难分摊众多科目的成本， 4）大学作为卖文凭的机构，总希望自己的文凭更值钱，而把它跟学术活动绑在一起可以提高文凭的含金量（或者叫镀金效果？） @whigzhou: 至于『为学术轨道而设置的课程结构对无意于学术的学生到底有多大用处』这个问题，我不敢贸然下结论， @innesfry 以『旁听生极为罕见』为由否认这一点，是不能成立的，这一推论预设了过强的消费者理性，花几万买健身卡的不是也很多一次没去的吗，有时消费者需要被一个需求逼着去满足另一个需求。 @innesfry:花几万买健身卡没去跟这个不能类比，要类比应该是花几块钱就能去价值几万的健身房，但居然没人去 @whigzhou:原理一样，沉没成本不是成本 ，对于已经付完钱的健身卡买家，价值几万的健身房就是零成本的，居然不去 @innesfry:上大学后会走上学术轨道的学生占比能有多少？我觉得不超过百分之一吧，所以拿这个作为论据真的很弱了 @whigzhou:这正是要点所在啊，99%的其他需求者顺便为这1%的学生创造了走学术轨道的成本可行条件 @innesfry:所以教育耗费了这么大的社会资源就是为了筛选百分之一的学术从业者？而这些学术从业者干的也是教育... @whigzhou:其他学生的其他需求不是也得到满足了吗？你得证明这些需求在其他地方同样也能满足才构成有效反对 @whigzhou:就好比高质量的调查报道有几个读者会读完？但如果没有海量读者，这些报道就不会存在 @innesfry:就好比说，你把一个东西扔在大街上都没人捡，难道不能说明这东西没有价值吗？ @whigzhou:差别是：捡东西不需要自律性

【2018-02-13】 @whigzhou: 新学期班上来了个黎巴嫩女孩，23岁，起初几天都比较沉默，人有点腼腆，不过主要还是因为英语说不好，今天大家谈论吃饭这个话题时，她突然开了话匣子——说不清楚时就改用法语（她的第二语言），由摩洛哥同学替她翻译——，核心内容是控诉前夫渣男，她大约一年前搬来墨尔本，原因是被安排与舅舅的37岁儿子结婚，来之前正在黎巴嫩上大学，因为婆家承诺为她付在澳洲的学费才答应来的，结果来了之后婆婆不肯掏学费，不过，她决定离开前夫的主要原因还不是这个，而是——在他家根本吃不饱！因为他们家每天只吃一顿（晚饭），而且肉不够多（她在黎巴嫩一天吃三顿，第二顿是主餐，每天下午三点吃），有一次饿的不行叫了个披萨，结果竟然被渣男给退掉了，她在婆家如此吃瘪应该不是高攀婚（hypergamy）的结果，因为她说她父亲在黎巴嫩是警察部门的高官，幸运的是，她姨妈也在墨尔本，所以现在她已搬到姨妈家，过得很舒服，家务姨妈全包，表哥待她也很好，于是大家都说恭喜恭喜。

【2018-02-03】 @爱猫爱Jazz: 昨晚妈妈喝醉了，跟儿子在黑暗的夜空下开心地大叫Barry the best. 儿子叫“Barry!!!” 妈妈叫”THE BEST!!!” Barry!!!!! THe Best!!!!! ​​​​ @whigzhou: 从原帖里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语言现象 @whigzhou: 1.桌上有几个苹果，父亲吃了一个，儿子吃了一个。——吃苹果的（好像）是一对父子 2.我买了几个苹果，父亲吃了一个，儿子吃了一个。——吃苹果的是一对祖孙 @whigzhou: 只能举出一些例子，还没找出一般模式，我再想想 @whigzhou: 3.桌上有几个苹果，父亲吃了一个，儿子吃了一个，姐姐吃了一个。——吃苹果的是一对祖孙 @whigzhou: 没错，但你说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我关注的是另一个问题：你不觉得例1的用法很特别吗？ //@tertio: 我发现的一个规律是，当前场景下谁是“老大”谁就是称呼的出发点。一般来说，家里的小宝宝在场时，所有人的称呼都要以小宝宝为中心定义，因为让小宝宝喊这个喊那个是一项基本娱乐活动。 @whigzhou: 对例1中『父亲』和『儿子』这两个称谓，不存在单一的ego作为『出发点』，实际上，它们是一个关系结构中的两个角色，而不（像例2和例3那样）是从某个ego出发的关系称谓 @whigzhou: 所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用词法，类似的关系结构还有祖孙、夫妻、兄弟姐妹、婆媳、舅甥…… @whigzhou: 如我们所见，基于关系结构的角色称谓远不如从某个ego出发的关系称谓那么稳定，一旦加入某个关系线索让它产生歧义，解读者便立刻倒向后一种含义 @whigzhou: 突然发现，『老公问老婆：今晚我们去哪里吃饭啊？』这句话在LGBTs的耳朵里可能会有另一种含义

【2018-01-29】 1）在阶层分化的大型社会中，各阶层的文化边界是不一致的，上层文化的覆盖范围更广， 2）这是因为上层的交往、活动、通信、通婚、利益分布……范围都更广， 3）这意味着上层有着更宽阔的文化视野，包括更好的掌握较高层次上的通用语， 4）这使得上层更少表现出对外来文化和外族人的恐惧和排斥， 5）上述阶层差异会被人们（至少上层自己和有机会接触上层的下层人）普遍感知到， 6）因而这一差异可能成为社会地位的一种识别符号， 7）这一符号的存在对一些人（特别是地位焦虑者，比如处于上下分层边界附近的那些人）构成了一种激励，促使他们表现出对异族和异种文化的兴趣、友善、理解与鉴赏能力，等等， 8）高贵野蛮人、东方迷恋、亚裔女友时尚，可能都是这一激励的产物， 9）所以文化多元主义和移民热烈欢迎主义不仅是一种virtue signalling，也是一种status signalling。  

【2018-01-20】 @whigzhou: 如果真有什么普世价值的话，香烟肯定得排在前面，它是人类学家初次拜访陌生群体时最受欢迎的礼物和最管用的硬通货，所以很多田野调查者都会在包里塞上几条，无论受访群体多么隔绝孤立，文化上多么奇异独特，都被发现（不知何故）早就学会了享用这一妙物。 ​​​​  

【2017-10-17】 @whigzhou: 去年我在谈论当代低生育率问题时，曾提出一个猜想：传统文化对婚育行为所创造的强大约束，或许弱化了部分人类的本能生育倾向，结果是，即便这方面本能已有所削弱的个体，也并不比其他人少生育，于是，当文化约束在现代迅速解除时，生育率便急剧下降。（当然，这里说的只是需求侧，成本侧还有诸多原因，对后者已经有了足够多的分析，我就不啰嗦了） @whigzhou: 最初产生这个念头是在若干年前考虑文化宽容对同性恋的影响时，今天又想了一下，发现这其实可以推广为一个更一般的原理，不妨将其称为『寄居蟹效应』（典出自《群居的艺术》第二部分导言）：文化铠甲让我们变得更强大，但也替代从而削弱了我们的某些本能，就像寄居蟹丧失了部分甲壳。 @whigzhou: 最著名的例子是骨骼纤细化，工具和火的控制部分取代并弱化了我们的牙齿、咬肌、口轮匝肌和颚骨…… @whigzhou: 文化进化一定也在我们生理和心理系统的许多方面留下了痕迹，而且不同群体所走过的不同文化经历留下的痕迹将有所不同，我相信沿此方向的探索会有不少发现，近视眼会不会是个候选？

【2018-03-25】 @whigzhou: 扎克伯：我他妈太冤了，这功能又不是什么秘密，你当初还报道过呢，怎么突然就成千古大罪了？ 华莱士：哎，谁让希拉里输了呢，总得有人当出气筒啊，马克同志你就牺牲一下吧。 扎克伯：可是我的系统当初为奥巴马竞选出力不小，这功劳总得分我一点吧？ 华莱士：哎，谁让你是资本家呢？难道你让我们去挖奥巴马的坟？还是我们自己的坟？ 扎克伯：那我以后还要不要替裆干活了？ 华莱士：马克兄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我们有谷歌，有推特，我们不缺人。

【2018-03-18】 @whigzhou: 旧石器晚期，4-5万年前，甚至更晚，人类文化（的一支）发生了一次重大升级，考古学家称之为文化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有些人类学家认为这背后一定发生了认知能力上的重大进步，因而称之为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注意不是20世纪科学史上的那次认知革命），我清楚的记得，2013年时维基上还有这两个词条，但2015年我写《沐猿而冠》时，它们都已经被删除并重定向到了『behavioral modernity』，虽然这期间并未出现考古学事实上的重大改变足以颠覆让这两个概念失效，原因显然是：它发生的时间太不政治正确了，这个时间显然排除了澳洲人和许多非洲人的祖先曾经参与这场革命的可能性。 @whigzhou: 类似的情况在有关气候史的词条上表现的更明显，据我观察，全新世气候最宜期（Holocene Climate Optimum），罗马暖期，中世纪暖期，小冰期，这些词条在过去几年里全都被大幅改写了。 @whigzhou: 有关文化大跃进，我个人的推测是，走出非洲后，其中走向欧亚大陆温带地区（可能首先到达南俄草原）的那一支确曾经历了重大改变，原因是狩猎模式的改变推动了社会组织模式的改变，有组织大群体在捕猎成群大型食草动物上有明显优势，而群体规模是影响认知能力和文化复杂度的关键因素。 @whigzhou: 但目前有关这个分化节点（也可能是两个节点，东西各一个）的专门研究似乎很少，依我看，这是理解欧亚文化后续发展的关键之一 @whigzhou: 和尼安德特人（西）与丹尼索瓦人（东）的基因交流或许也在此过程中起了点什么作用 @whigzhou: 正确教的应对办法就是把认知革命的时间使劲往前推，一定要推到出非洲之前，问题是：1）南非挖出来那些东西跟欧洲旧石器晚期的东西根本无法相提并论，2）基于近些年对分子钟的修正，有些支系（比如俾格米人，布须曼人，Hadza人）和出非洲支系分开的时间（20-50万年前）比出非洲的时间早得太多。 【2018-03-23】 @whigzhou: 下一代历史教科书会不会这么写？——我们都是罪人的后代，我们脚下这片肮脏的土地，曾经是那么美丽，勤劳善良热爱和平的尼安德特人在这里快乐幸福的生活着，直到七万年前，我们的一小撮邪恶祖先走出非洲，将善良的尼安德特人驱逐杀戮殆尽，把环境破坏了个彻底，他们肆无忌惮资源攫取行动甚至导致了全球暖化，美丽的冰川从此消失…… 晚至三十年前，一些满脑子偏见的所谓生物学家，还把尼安德特人归为另一个物种，fake science at its worst! 此类种族主义谬论只不过是想为他们的殖民和杀戮制造一块遮羞布……

【2018-03-16】 @whigzhou: 人类的道德地位并不高于其他动物，但人类负有不让其他动物灭绝的道德责任。#嗯这很科学# ​​​​

食物与人类#11：素食主义 辉格 2018年8月30日 从70年代开始的几十年中，一股素食主义浪潮风靡西方，最初它只是嬉皮运动的一支，另类而小众，然而到世纪末，尽管当初的运动热情早已消退，嬉皮士们都已为人父母，克林顿也已在白宫享受上了掌权中年男的古老乐趣，但素食主义却生根发芽了，到90年代，已经有上千万美国人宣称自己是素食者，占成年人比例的3-6%（不同来源的数字差异很大），许多西方国家的素食者比例都已超过5%，虽然仍是少数，却已远非另类。 与此同时，迎合素食需求的食品产业也迅速增长，最具代表性的是豆腐和豆浆，70年代绝大多数西方人从未见过它们，如今却已摆上多数食品超市的货架，在大城市，素食者已无需再为寻找餐馆而发愁，而且素食风潮的影响越出了素食群体，许多人虽称不上素食者，但也受其裹挟而减少了吃肉量，特别是红肉的消费量。 这不是近代西方的首次素食运动，此前至少有过三波素食风潮，分别出现在启蒙时代，维多利亚早期和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这些运动主要由观念而非经济因素所驱动，参与者也仅限于上层精英，虽然提出的理由五花八门，但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点：改变对待动物与生态系统的方式，提升人类的道德或生理状况。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许多研究素食现象的学者都将重点放在观念史上，从哲学、宗教和医学等方面追究其思想渊源，结果他们都找到了印度这个源头，印度确实堪称素食主义发祥地，起源于印度的四大宗教，耆那教，佛教，印度教和锡克教，三个奉行素食，而源于印度以外的宗教，没有一个要求信徒素食，除了某些宗教的斋戒期，而斋戒期最长的基督教，斋期内奉行的也只是鱼素食。 直到今天，印度仍然是素食主义大本营，25-30%人口是素食者，比世界其他地方的素食者加起来还多，即便非素食者的吃肉量也极低，其人均肉类消费量只有美国的1/27，全球垫底。 如此看来，宗教信仰果真是驱动人们转向素食的主要力量？ 信仰与素食 乍看起来好像是这样，但仔细推敲一下你会发现，两者的关系并非这么清晰直接。 让我从耆那教开始，该教派所奉行的素食和不杀生戒律是所有宗教中最严格的，也是最早将业报（karma），轮回（samsara），不害（ahimsa）这几个核心概念引入印度系宗教的教派，实际上，该教的信条和实践几乎完全围绕着如何正确的吃，如何在一举一动中避免杀生这一核心关切而建立，这与近代西方素食运动的观念基础十分契合。 然而，和现代理解不同，在作为耆那教和佛教先驱的早期印度哲学中，不杀生不是出于对生命的尊重，恰好相反，是出于反生命的理由，这种哲学认为生命是一切痛苦与罪恶的根源，只有摆脱它才能进入终极的快乐幸福美好状态——那为何不自杀了事呢？这是因为轮回的存在，使得自杀解决不了问题。 轮回观念是早期哲学家对食物链和生态循环的一种朴素理解，而业报则是该循环中的守恒量，一种构成生命本质的元气，它不会随生物个体死亡而消失，而是随食物链持续传递循环，生物在食物链上所处位置越高，体内积聚的元气就越浓，你之所以会在来世变成另一个生物体，是因为你在今世通过饮食（以及与生物的其他互动）摄入了足够多元气，要想摆脱这个循环，就必须尽可能少摄入元气。 基于这种哲学，耆那教是承认植物的生命性质的，因而不害原则也适用于植物，实际上耆那教徒也忌吃许多植物，比如像番石榴，猕猴桃，西红柿，茄子这样包含大量小颗粒种子并难以将其与果肉分离的水果蔬菜，因为他们相信植物的元气存在于种子之中，他们更忌讳肉食只是因为其元气浓度更高。 很明显，这样的教义在实践中是很难真正奉行的，而任何妥协都会让体系丧失自洽性，比如耆那教未加解释就放过了谷物，谷物可都是元气满满的种子啊（从经济上考虑，这当然不难理解，那个时代既要素食又不吃谷物，就只能饿死了），另一方面，既然去核的桃子可以吃，那为何割掉睾丸或卵巢的牛羊就不能吃呢？或许耆那教宗师们还没掌握那么多生理学？ 因为这种困难，后来的大师们逐渐改变了素食主义的理论基础，这一改变在耆那教中便已出现，但主要由佛教完成，不害，即不伤害，不杀生，非暴力的跨物种和平主义，成了素食的主要理由，轮回从生态循环变成了因果循环或生命循环，其中的食物链被替换成了『动机-意图-行动-后果』这样的因果链，循环中的守恒量不再是元气，而是意志力。 这样一来，脱离轮回的关键就不再是避免摄入元气，而是避免让自己的意志参与到世界事务中，从而成为任何因果链的一环，这一思想构成了佛教僧侣出家与苦行的理论基础，食物必须是被施舍的，荤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主动获取也不能提要求，施主给什么吃什么，这样就避免了意志表达，即便吃的是牛肉，那头牛也不是因为我的意图而被杀死的，故而不会将我牵扯进业报循环之中。 所以印度本土的佛教僧侣尽管很大程度上是吃素的，但并不特别忌讳肉食，唐代僧人义净在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待了十年，详细记录了当地饮食习俗，总体上，当时的北印度人较少吃肉，可是在佛教寺院的常规食谱中，却包含了肉食，实际上，素食在佛教中只是受鼓励，从未成为正式的成文戒律，尽管它后来在大乘佛教中成了事实上的戒律。 再看印度教，当前的印度教强烈鼓励素食，特别是婆罗门，半数以上严守素食戒律，但这一做法从教义中其实找不出多少理论基础，婆罗门向素食主义的转变颇具戏剧性，吠陀时代的婆罗门以祭司和经师为业，相当于凯尔特人的德鲁伊，他们的一项重要职责是主持祭祀仪式，该仪式的核心内容是宰杀牺牲，主要是牛，仪式结束后他们得到一部分牛肉作为工作报酬，所以，虽然牛在雅利安传统中确实拥有某种神圣地位，但无论从吠陀经文还是婆罗门的历史渊源中，都不可能找到素食依据，宰牛吃肉是婆罗门身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孔雀王朝到笈多王朝的五六百年中，佛教在印度盛极一时，不仅赢得大批信众，更得到王权的大力赞助，婆罗门的地位则大幅跌落，与此同时，大众饮食的素食化日益加深，社区祭祀活动中已很少将牛用作牺牲，有时会用面团做成假牛充数，在此背景下，婆罗门阶层于笈多王朝后期发动了一场改革复兴运动，从耆那教和佛教那里挪用了大量元素，将祭祀供品换成奶制品和素食，自己也开始奉行素食主义，并将此视为保持自身洁净的一种手段，以此证明自己是合格的祭祀主持者。 经济背景 从上述回顾可以看出，虽然素食主义伴随着耆那教和佛教的兴起而出现，但它和教义本身并没有直接关系，耆那教义在逻辑上和素食的关系相对紧密一些，但并不自洽，而且耆那教始终是个局限于中产阶级的小教派，从未像佛教和印度教那样成为大众宗教，古典时代结束之后，佛教衰微，印度教兴起，此后又经历两轮伊斯兰教入侵，千年之间印度的宗教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可是素食倾向却始终在持续强化。 另一条线索也让人怀疑教义究竟对饮食结构有多大影响，佛教和印度教对酒的反对远比对肉食更强烈而明确，可是这两大宗教的兴盛却从未削弱印度人对酒的热情，印度酿酒技术花样之繁多，其他文明都无法与之相比，酒类消费量也非常大，印度也是当今第一大酒类进口国，虽然酒类关税高达150%，还有各邦的高额销售税。 印度在两千多年间持续强化的素食倾向，恐怕只能从经济方面来解释，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公元前800年前后，当时西孟加拉的铁矿被开发，铁器大规模普及，此后数百年间，恒河流域农业密集化迅速推进，大量森林沼泽被清除，人口成倍增长，随后便迎来了轴心时代的哲学繁荣和两大宗教的兴起。 自古典时代以来，印度便以其超高人口密度鹤立于各大文明之中，不仅远超欧洲，也高于中国，孔雀帝国时期人口已达五六千万，约两倍于同期（战国时代）华夏人口，公元前后印度人口达到7500万，并大致在此水平上维持了上千年，而中国人口在西汉末达到第一个高峰时，也不足6000万，而且直到南宋之前的一千多年里，除了盛唐时曾一度超过8000万之外，多数时期都低于汉代高峰，有时低非常多（这一点体现了中国式社会总崩溃消灭人口的极高效率）。 独特的人口特征推动了印度饮食的素食化，同时，雅利安人带来的畜牧传统让奶制品在印度得到广泛而充分的利用，这让素食变得更加可行。 圣徒的诞生 话说回来，尽管素食化的基础动力是人口压力而非宗教信仰，但不可否认，宗教确实在此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只是这一作用的性质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其中逻辑颇为曲折，须细细拆解方能看清。 在印度系宗教诞生前夕，出现了一些林中隐士，他们避世索居，过着禁欲苦行生活，靠捡拾和施舍为生，这种举动看起来很特别，但其实每个大型社会都不乏这样的怪人，他们的古怪行为或许只是源自某种心理疾病或精神障碍，比如亚斯伯格综合症，重度抑郁症，或自我挫败型人格障碍，假如他们来自穷人家庭（在那个时代这也意味着他们是文盲），就只会成为同情或取笑的对象，而不会在历史中留下任何痕迹。 可是假如他们来自显贵家庭，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们受过良好教育，能随口诵出大段诗篇或经文，不时援引古老人物和典故，更重要的是，他们掌握了一整套抽象词汇，能以高深莫测的哲学说辞来合理化自己的古怪行为，而且亚斯伯格患者里还时常会出现一些天赋异禀的奇才，这让笼罩在他们头顶的神奇光环显得更加耀眼。 一个穷人若过上苦行生活，在旁人眼里就只是更加落魄潦倒了而已，可是一个富家子弟主动弃绝世人苦苦追求的荣华享乐和种种世俗成就，而其举止谈吐又如此不俗，虽然我听不太懂他的深奥哲学，也难免会觉得他肯定是有道理的，这背后定有某种我所不能理解的神秘力量在推动，如果我恰好也有着相似的心理倾向和社会背景，只是还没强烈到果真弃绝尘世，他就会成为我仰慕追随的心灵导师，我的哲学明灯，文化英雄。 经历了铁器时代的数百年农业繁荣和人口增长之后，印度的社会与政治结构日益走向大型化和复杂化，到公元前六世纪，北印度进入列国时代，出现了16个强盛邦国，城市生活也自印度河文明崩溃以来首度复兴，这一社会背景为隐士的出现创造了条件，释迦牟尼和耆那教祖师摩诃毘罗（Mahavira）都是该时代出身王族的离世苦行者。 苦行者的涌现和他们受到的尊崇，在各阶层引发了不同反应，那些与之有着相似心理状况的人，突然发现自己原本被同情嘲讽的举动如今却受到仰慕尊崇，这一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动员效果，将那些原本隐藏在各个角落的另类个体聚到了一起，而其中没有跨出离世这一步的那些，则成为热情的赞助者或积极宣扬其观念的在家弟子。 至于普通大众，从这股风潮中，从这些圣徒身上，他们看到的是一股神秘力量，于是崇拜和供奉便是自然的反应，除了将供品换作施舍之外，和他们以往对待任何被认定为具有超自然力的神灵没什么两样，在底层大众那里，宗教永远是功利性的。 然后是君主，一方面，他们可能和普通信众一样相信苦行者的超自然力，而即便不信，既然这些苦行者的圣徒地位已确立，教派组织已成气候，再听任其游离于权力结构之外，是很危险的，最好还是包养起来（另一个选项是镇压翦灭，但在列国林立的条件下，这不太可能做到，反倒是给敌人奉送礼物）。 资助禁欲主义教派的一个好处是，它较少跟王权发生冲突，因为争权夺利的主要动机是积累财富，生儿育女，并将财富权力传承下去，而独身禁欲消除了这一动机。 文化修饰 一旦获得国家赞助，财富便源源不断流入教团，于是宗教开始走向其成熟状态，庄严恢弘的建筑与佛像将超自然力烘托的更具震慑力，更不容置疑，大批怀抱功利动机的人开始涌入教团，以分享其不断扩张的财富与权势，教团内部开始等级化，圣徒实践被制订为戒律，寺院成为崇拜和仪式中心，并为王权拢聚合法性资源。 结果之一是，作为苦行实践的一部分，素食主义进入了主流意识形态，而这恰好迎合了大众饮食正日益加深的素食化过程，这一改变无疑会受到越来越吃不起肉的贫穷大众的欢迎，因为这将他们从一个社会心理窘境中解救了出来，吃不起肉原本是件令人沮丧甚至丢脸的事情，特别是在节庆婚娶聚宴上，没有荤腥的酒席不仅遭人鄙视，还会拉低主人的社会地位，可是打肿脸充胖子继续宰牛杀猪又实在不堪重负。 新宗教替穷人解决了这个问题，如今，不吃肉成了一桩虔诚的，洁净的，有高深哲学理由的，良心与道德所要求的，广受推崇的，理直气壮的事情。 通过文化修饰对所处困境进行合理化的需求，在高种姓穷人尤为强烈，种姓制这种僵硬的社会地位划分体系，使得名义社会地位与实际经济状况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称，到中世纪时，多数婆罗门都已是贫穷农民，因为随着其人口增殖（在古代，高地位者的增长速度远高于下层），社会不可能为那么多人提供祭司，经师，教师，君主顾问，行政官员等符合婆罗门传统角色的职位，日益贫困化的婆罗门必须为他们再也吃不起肉这一事实寻找一个高大上的理由。 美德展示 素食主义还有一项功能：可用作美德展示（virtue signalling）工具，由于素食原则总是倾向于和非暴力、和平主义、节俭朴素、自我克制等观念联系在一起，所以通过恪守素食，你可以传达出一连串信号：1）我富有同情心，连动物都不愿伤害，何况是人呢，2）我是个真诚的和平主义者，你可以放心与我交往，不必担心我会伤害你，3）我对物质财富和世俗享乐没有那么强烈的需求，因而你可以相信我不会出于贪欲而欺骗坑害你，4）我有能力为信仰和原则而克制欲望，因而你有理由相信我做出的承诺，自我克制能力也意味着我更有可能排除各种内外干扰而把事情办好。 很明显，在大家相互知根知底的熟人小社会，美德展示工具很少派得上用场，人们从以往经历中早就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了，最需要这一工具的，是居住在流动性大社会或从事流动性职业的人群，即商人，工匠，职员，教师，文人等城市中产者，最严格遵守素食主义和不杀生原则的耆那教徒，正是由中产阶级构成（耆那教义不许其教徒务农），直到今天，耆那教徒仍然是印度教育程度最高，收入最高，中产者比例最高的教派。 在席卷西方的最新一轮素食浪潮中，美德展示已上升为主要动机，并时常与反战，环保，瑜伽，动物福利，反核，反枪支，反死刑，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反殖民，反阶级压迫等元素密切相连，素食主义终于从一个小众运动进入主流（尽管仍是少数派），也得益于中产阶级的壮大。 虽然许多素食者以营养和健康理由解释其选择，但深层动机恐怕并非如此，人们用来支持其决定的所谓科学证据，往往是在预设倾向引导下摘取过滤材料的结果，对此，当事人自己也未必意识到。 阴柔化 素食流行的一个很少被人注意的原因是老龄化，美国的数字显示，吃肉最多的年龄段是20-49岁，比70岁以上者多吃一半，另一个更惹眼的原因是过去几十年西方文化的全面阴柔化，女性气质（特别是表现在男性身上的女性气质）大受欢迎，男子气概得到的欣赏与赞美日益稀少，乃至近年来被戴上了“有毒男子气（toxic masculinity）”的帽子。 阴柔化趋势从影视娱乐业的流行趋势中不难得到直观感受，一个或许有关的佐证是，西方男性的精子量在过去40年降低了50%，我们知道，女性历来比男性更倾向素食，在美国，素食者中68%是女性，女性平均吃肉量仅为男性的67%，其中红肉消费量为男性的60%。 文化的阴柔化反过来也提高了素食主义作为美德展示工具的使用率，因为女性（和拥有女性气质的男性）天然的更倾向于用它来展示美德。 结论 素食主义粗看上去是由宗教信仰（在东方）或类宗教意识形态（在西方）所推动的饮食变革，这一看法在最初倡导它的上层精英中大致可以成立，但那从来都只是一小撮，只是因为他们是知识精英，在历史记录和传播媒介中曝光率很高，因而吸引研究素食问题的学者给予了不成比例的关注。 对于普通大众，转向素食的理由十分平凡：随着人口压力渐增，他们越来越吃不起肉了，诚然，宗教确实在其中起了作用：它将很少吃肉的事实状态变成了规范性的素食主义，这是对既已存在的困境的事后合理化，对于一种无望摆脱的困境，人类总是有着将其合理化的倾向，而种姓制度让高种姓穷人对此类合理化的需求尤为强烈。 中产阶级的情况有所不同，中产素食者不是吃不起肉，而是将素食主义用作美德展示符号，这一符号往往和一组特定的消费偏好，审美情趣，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捆绑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身份形象，用来告知观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近一轮素食运动主要由这一流派所推动，当然，美德展示工具种类繁多，选择素食主义的只是少数，所以尽管这轮运动声势不小，对西方人总体食肉量的影响其实并不大。 最后让我回到印度，自从90年代初的自由化改革以来，印度经济增长强劲，按美元不变价计算的人均GDP提高了三倍多，同时人口增长大幅放缓，年增长率从70年代的2.3%降至目前的1.4%，总和生育率从5.3降至2.2，伴随这些变化，印度的肉食消费量正在迅速膨胀，特别是鸡肉（这是印度最主要的肉食），过去二十多年每年都以15-20%的惊人速度增长，长期以来被西方素食主义者尊奉为素食圣地的印度，正在褪去其神秘面纱，和其他新兴地区一起享受食谱反弹的盛宴。 参考资料 Donna Maurer - Vegetarianism (2002) Colleen Taylor Sen - Feasts and Fasts (2015) Tristram Stuart - The Bloodless Revolution (2007) 马克斯·韦伯：《印度的宗教》（2005） 葛剑雄：《中国人口史》（2002） Wikipadia: Vegetarianism Wikipadia: Vegetarianism and religion Wikipadia: Vegetarianism by country Wikipadia: Demographics of India Wikipadia: Mahajanapadas The Far Out History Of How Hippie Food Spread Across America https://www.npr.org/sections/thesalt/2018/01/23/579186110/the-far-out-history-of-how-hippie-food-spread-across-america India's meat industry growing rapidly, but depleting a third of world's fresh water reserves https://www.firstpost.com/india/indias-meat-industry-growing-rapidly-but-depleting-a-third-of-worlds-fresh-water-reserves-4360065.html A new study argues that asceticism has its origins in autism. 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au/blog/the-imprinted-brain/201804/the-autism-asceticism-and-the-genius-the-monasteries Trends in meat consump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045642/

食物与人类#10：禁忌种种 辉格 2018年8月24日 食物禁忌是一种十分普遍的文化现象，许多社会都有着『不得吃某些食物』的规范，它们表现为不同形式，有些是自发的习俗，有些是宗教戒律，还有些则是法律或政府禁令，在多元文化交汇碰撞日益频密的现代，食物禁忌在社会生活中的曝光率很高，常常成为酒余饭后的话题，也是文化研究者关注的一大主题，人们从各种角度尝试理解为何某些食物在特定社会会成为禁忌，然而，迄今被提出的种种理由似乎还不能让人完全满意。 效率权衡？ 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试图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解释食物禁忌（以及其他饮食习俗），比如闪族（Semites）对猪肉的禁忌，在他看来，是因为，对于闪族这样生活于干旱地区的畜牧民族，养猪是不经济的，因为猪消化纤维素的能力很弱，作为杂食动物，其食谱与人类的高度重叠（实际上，猪的牙齿和消化系统都跟人类很像），这意味着养猪所用饲料将挤占人类食物来源，这问题在干旱草原地区尤为突出，那里不像温湿地区，有大量根茎、嫩叶、浆果、坚果和各种小动物等可供猪自行取食，因而养猪的成本将高的难以负担。 这是供给面的差异，而在需求面，畜牧民族肉奶来源充分，很少面临蛋白匮乏问题，所以没有必要负担养猪的高成本，相反，在低纬度地区，农作物产量高，营养瓶颈主要在蛋白质而非卡路里，同时养猪成本相对较低，所以更愿意负担这一成本，甚至，即便在成本变得很高时，也仍愿意负担，因为他们对蛋白质的迫切需求很难从其他途径得到满足，一个生动的例子是，新几内亚高地的妇女常常会用自己的乳房给幼年丧母的小猪喂奶（新几内亚也曾是食人俗盛行的地方）。 哈里斯也尝试以类似思路解释印度教徒的牛肉禁忌，认为这是从食肉畜牧向食奶畜牧转变的极端情形，在印度，养牛主要是家庭农耕者作为副业以高度分散的方式进行，因而分别用作奶牛和役畜的母牛公牛搭配比例恰到好处，不像规模化畜牧中必定有很大一部分公牛会成为肉畜，同时，由于农业密集化程度很高，进一步提高牲畜数量从而产生一些肉畜的潜力已不复存在，所以牛肉禁忌其实是一种维持最低数量产奶机器和耕作役畜的文化手段。 这个解释道出了一些真相，印度人确实非常依赖牛奶这一蛋白和脂肪来源，也正因此，他们在高度素食化之后蛋白匮乏问题不至于太过严重，可是单单以此解释牛肉禁忌明显缺乏说服力，首先，像印度这样的低纬度农耕区，特别是季风所及的湿热地带，解决蛋白匮乏问题的常见出路是养猪，外加禽鱼，印度在这一点上的独特性，或许只是雅利安畜牧传统的惯性延续。 其次，小规模分散的家庭蓄养方式，确实可能让奶牛和役畜构成适当比例，但从其他社会的经验看，当人口压力高到一定程度时，役畜也是可以牺牲的，比如在明清的长江三角洲，耕牛和骡马都已被人力所取代，况且，无论奶牛还是役畜，总有退役或自然死亡的时候，此时为何仍然不吃，显然需要更多解释。 依我看，牛肉禁忌只有放在印度自铁器时代以来素食主义日益流行这一背景下才能看得更清楚，我会在另一篇文章中专门讨论素食主义，这里暂且搁下。 洁净焦虑？ 效率解释的最大问题是，它其实只解释了某些群体的食物偏好，而并未解释禁忌本身，事实上不吃或很少吃某种食物，和把这种食物视为禁忌，并不是同一回事，尽管前者可能是后者出现的前提条件，许多草原畜牧者都极少吃猪肉和鱼虾，但那很少成为禁忌，反之，水稻区很多人不吃面食和羊肉，也并非出于禁忌。 许多研究食物禁忌的学者都把它和洁净观念联系在一起，这和禁忌奉行者的主观认知是一致的，《利未记》（Leviticus）在详尽罗列可食与不可食物时，毫不含糊的以洁与不洁为区分要点，实际上，如何维持洁净（特别是在祭祀仪式这种与上帝发生关系的场合）是《利未记》的核心主题，该经文中有关洁净的规定不仅关乎食物，也涉及皮肤病，排泄物，尸体，衣物，沐浴，月经，分娩等等与卫生相关的方面。 《可兰经》大致延续了这一传统。印度的众多食物禁忌中，也弥漫着对不洁的焦虑（尽管有时他们会以哲学化的说辞来表达），比如被动物舔食或嗅闻过的食物，吃剩的食物，隔夜饭，非经常规方式屠宰的动物尸体，都会成为禁忌对象，印度厨师做菜时极少品尝，因为厨师的唾液被视为其他食客的污染源，有时甚至会被视为自己的污染源，所以有些人喝饮料时唇不沾杯，直接往嘴里倒。 印度习俗中有关谁可以和谁一起吃饭，谁可以接受谁递给的食物，谁可以吃谁吃剩的东西，有着严格而繁琐的规定，大致上，种姓之间尽量避免共食，高种姓尤其避免接受低种姓递给的食物，由于受这些规定的羁绊，印度人对在外就餐有着根深蒂固的抵触（节庆时在神庙的聚餐是个例外），所以现代以前印度餐饮业长期萎靡，仅服务于旅行者，虽然近几十年增长颇为可观，但也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和上班族的壮大，对外出就餐的抵触还催生了一个印度独有的产业——dabbawalas，一群送餐工每天上午骑车从客户家里取来他们家人做好的午餐，送上火车，另一群送餐工将其递送到客户的办公室。 这一切背后，都隐藏着一种洁净焦虑。 这个视角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闪族和印度人有着最繁杂的饮食禁忌，因为闪族和雅利安人都是侵入密集农耕区的畜牧民族，畜牧者人口密度低，环境干燥，其较高的游动性也让他们更少积累垃圾，正因此，他们较少为传染病所困，因而其免疫能力也不如密集农耕者，当他们进入人口密集，环境湿润，垃圾老鼠蟑螂富集的农耕区时，洁净焦虑是很自然的反应。 身败名裂的猪 在近东，至少最近一千多年来，已完全没有猪的立足之地，可是在农业时代早期，猪曾是近东人的重要肉食来源，至少占20%，考古证据显示，在所有降雨量高到无需灌溉即可耕种的区域，农民都养猪，而这样的区域很多，因为那时近东的气候远比现在温暖湿润，此后几千年中，印度洋季风逐渐减弱，季风线后撤，近东日益干旱化，猪的养殖也减少了。 猪肉在农民的肉食构成中的所占比例更高，往往占一大半，因为早期国家在征收实物税时，倾向于征收牛羊而不是猪，因为牛羊可成群长途驱赶，沿路靠吃草为生，对猪却很难这么做（19世纪一些阿巴拉契亚山民曾将猪成群赶往辛辛那提的屠宰场，但这种做法十分罕见，是极为特殊的成本收益结构下的产物），这也表明当时肉类腌制技术还不够成熟，或盐的成本太高。 到青铜时代晚期，随着干旱化日益加重，猪在近东人肉食中的比例降到了5%，更重要的是，猪的饲养方式发生了显著改变，那些仍然存在的猪，更多分布在人口密集的大城镇，以各种垃圾为食，包括食物加工废料，厨余垃圾，动物尸体，以及粪便，原本在林地、沼泽和灌木丛中觅食的乡村猪，变成了清扫垃圾的城镇猪。 以粪便喂猪的方法在东亚同样流行，古汉语的『溷』字既指猪圈也指茅厕，出土的众多汉代陶溷模型对此有生动演示，类似做法在韩国济州岛一直延续到现代。（电视剧《死木》（Deadwood）中反复出现吴先生用死人喂猪的镜头，或许并非毫无依据） （有学者甚至认为，猪正是因为爱吃人类留下的垃圾而被驯化：起初它们只是徘徊在人类居住地附近，以被人类捕杀的风险换取觅食垃圾的机会，同时还借助人类帮它们挡开来自食肉动物的危险，只要捕杀率足够低，这一共生关系便可长期持续，而选择性捕杀将导致其温顺化。） 垃圾饲养法虽缓解了哈里斯所指出的干旱地区养猪成本高的问题，却也严重损坏了猪的名声，尤其刺激了原本就有着较高洁净焦虑的闪米特人的敏感神经，所以，猪被他们视为不洁物，列入禁忌，就不难理解了。 历史学家马克·埃希格（Mark Essig）考察了欧洲人对猪态度的转变，发现了类似情况，每当饲养方法转变，人们的消费态度也随之而改变，西欧曾被茂密森林所覆盖，早期农业村庄附近大多有树林和湿地可供养猪，猪经常处于半野生的放养状态，体型也更像野猪而非现代家猪，有时放养者需要用弓箭去林子里射杀才能吃到肉。 在希腊和罗马社会，猪都是最常用的献祭牲畜，猪肉比牛羊肉更受欢迎，价格也更高，罗马本土的农业密集化程度很高，所以养猪成本不低，但罗马人有钱，特别是布匿战争后的征服扩张导致大笔财富流入，猪肉消费比例也随之大幅提高，由于价高也不愁销路，罗马养猪者不仅不给猪喂垃圾粪便，还经常用谷物催肥。 中世纪早期的西欧，猪肉是贵族食品，价格两倍于羊肉，穷人的肉食则主要来自退役牛羊和家禽，然而到中世纪盛期，人口压力加剧，森林法难以再维持，森林猪迅速减少，吃垃圾的城镇猪增加，猪肉的地位也随之一落千丈，名声也变臭，几乎沦为穷人食品，贵族则转向野禽和鲜鱼，在英格兰，标志这一转变的是和大宪章同时签署的《森林宪章》，它大幅放松了此前领主对森林资源的垄断。 道德化 无论是效率权衡，还是洁净焦虑，都是功利性理由，两者对我们理解禁忌的起源都颇有启示，但仍然不能构成一个完整解释，因为许多（虽然不是全部）食物禁忌都有着强烈的道德色彩，禁忌一旦确立为戒律，便道德化了，正因为道德化，即便最初促成它的理由已不复存在，它仍可被长期奉行，对于信仰坚定的犹太教徒，不吃猪肉的理由不再是成本考量或卫生担忧，而是认为那么做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就像《马加比二书》中的犹太经师以利亚撒（Eleazer），宁死也不肯咽下安条克征服者硬塞进他嘴里的猪肉。 为什么饮食这种看起来纯粹私人性的活动会被道德化？这还要从人类道德的心理基础说起。道德规范是个体经由教化过程而习得的行为准则，社会有各种机制确保规范得以执行，比如长辈对晚辈失范行为的指出和矫正，公众舆论对违规者施加的社会压力，对严重违规者实施社交回避和社会孤立……较复杂的社会还有更正式的司法系统和惩戒机制。 但仅有这些外部执行机制是不够的，因为对个体来说，当这些机制被触发时，事态可能已经太过严重，恶果已难以挽回；由于遵循规范对个体通常是有好处的（甚至是在群体中继续生活下去所必需的），所以最好能有一种内部机制来帮助个体约束自身行为，以免频繁招来外部惩罚，乃至被视为反社会分子而遭孤立或驱逐。 人类道德心理的进化过程中，也确实找到了这样一个机制，那就是对污秽的嫌恶感和恐惧感，对污秽的本能反应原本与道德无关，而只是帮助人类降低中毒与疾病风险的，然而和许多新功能的进化一样，这一旧特性也被改造而扩展于新用途，之所以嫌恶感具有被改造扩展的潜力，是因为，尽管这种反应是本能的，但它所针对的目标集合（即它对之作出反应的污秽物清单）却可以是习得的，只须再跨出一步：将那些不合范行为（经由教化过程）也加入这份清单，一个基于嫌恶感的规范自我执行机制便产生了。 有关污秽反应与道德心理的关系，社会心理学家已有大量论证，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体现这一关系的线索也无处不在：不道德行为是『龌龊』的，令人『恶心』，阴谋陷害是『肮脏』勾当，偷窃所得是『脏』物，私吞公款是贪『污』，放荡者过的是『糜烂』生活，有罪者赢得了『污』名，必须『洗刷』才能恢复『清白』，毁人清誉者泼的是『脏』水，骂人用的是『脏』字。 有了这样一个心理基础之后，食物禁忌的道德化就容易理解了，禁忌和道德这两种规范，无论是自我执行，还是针对他人失范行为的反应，借助的是同一个心理机制，其习得过程也完全一样：教化者努力在学习者内心建立起对失范行为的污秽反应，这样一来，习得者便很难将这两类规范区分开，当然，通过理性思辨他或许能够明白这是两码事，可是，在决定人类道德体系如何运行这事情上，理性思辨的作用恐怕是微不足道的。 族群认同 在不同文化交汇杂处的边界地带，或伴随着大规模迁徙的动荡时期，食物禁忌往往会被强化，原本只是简单不吃而已的东西（有些可能根本没见过，因而谈不上禁忌），突然被识别为区分彼此的标志，成为大肆谈论的话题和争议执着的焦点，特别是当交汇双方的关系不那么友好时，便有了充足动机将对方的饮食习俗加以污名化。 犹太人的猪肉禁忌在希腊化时期便得以强化，罗马征服时更甚，因为希腊罗马人都酷爱猪肉，对于大离散后进入欧洲的犹太人，猪肉禁忌是他们最显著的民族符号，犹太人对其禁忌的洁净解释也激怒了欧洲当地人，作为占支配地位的多数民族，他们自然不甘心被置于鄙视链的下游，于是编造了一个流传千年的谣言：犹太人不吃猪肉是因为他们把猪当作祖先来崇拜。 在中国，来自北方的蛮族征服者看到南方人吃青蛙时，也屡作惊恐状，鄙视不已，多次颁布食蛙禁令，这种禁令当然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不过是一种文化宣示罢了。 在这方面走得最远的可能是印度人，印度有着最繁琐的饮食禁忌，不仅关乎食材，也涉及食物的来路，加工方式，食用场合，搭配，以及授受关系，印度独特的种姓制度似乎就是围绕洁净观念建立起来的，而洁净最初针对的便是饮食，所以饮食禁忌和种姓制度是一对紧密纠缠在一起的双胞胎，两者都被用于在群体之间树立文化屏障。 造就印度这一独特现象的因素，除了之前所说的雅利安畜牧者侵入低纬度湿热地区后所产生的严重洁净焦虑之外，或许也和该地区的特殊地理结构有关，次大陆就像一只西北角开了个口子的布袋子，历史上一轮轮移民浪潮只进不出，从近东农民，雅利安人，波斯人，阿富汗人，到马其顿人，希腊化的波斯人，希腊化的阿富汗人，伊斯兰化的突厥人（德里苏丹国建立者），波斯版伊斯兰化的蒙古/突厥人（莫卧儿王朝建立者）。 而且这个布袋子不够深，不像东亚，阿尔泰牧民向南推挤汉族，汉族继而向南挤压百越，百越被推进越南、缅甸和西南山区，可是在印度，向南推挤的余地不大，于是便形成了百衲衣般的多元文化混居杂处格局，而且印度的政治整合度历来很低，从未有一个王朝有能力像集权官僚帝国那样强力推行单一文化和官方意识形态。 结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印度有着举世无双的文化多样性：分属四大语系的415种语言，23种官方语言，其中14种拥有千万以上母语人口，四种本土大宗教，外加几大外来宗教和无数中小教派，3000多个种姓，外加1108个表列种姓和740个表列部落（表列种姓与部落即为以前的贱民），所有这些，都被压缩在一个并不算太大的空间里。 将某些食物污名化，将习惯强化为禁忌，对内用作群体认同标志，对外成为群体间文化屏障，在这一文化过程中，古代知识分子起了助推和催化作用，先知，哲人和经师（即编纂、阐释和传授经文者）们努力将对待食物的态度加以体系化和逻辑一致化，并将其纳入一个完整宏大的世界体系之中，这种努力会大幅扩展禁忌清单。 比如犹太经文（《利未记》或《申命记》）将骆驼、野兔和蹄兔也列入禁忌，理由是它们反刍却不是裂蹄（cloven hoofed）动物，所以是怪异因而不洁的，猪则相反，裂蹄却不反刍，鲸鱼、鳗鱼和鲶鱼则因为是鱼却没有鱼鳞而被视为不洁，这些都体现了一个共同原理：作为其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先知和经师们有一套朴素动物分类系统，每一类别有一个样板物种，当某种动物和任何样板都差别太大，以至引发归类困难时，就会被视为不洁，因为这些怪物冲击了世界体系——很明显，只有知识分子会想这么多。 中产价值 还有一类禁忌晚近才出现，一些动物有幸在人类生活中扮演了合作者角色，久而久之，与之相处的人对它们产生了情感依恋，最终它们成为宠物，或有着类似宠物的地位，其中尤以猫，狗，马最为尊贵，它们的肉因而也成为禁忌，但并非所有工作动物都有相同待遇，驴骡也为人类工作，但吃驴肉引起的反感就没马肉那么强烈，在古代印度和中世纪西欧，孔雀与天鹅既是装点苑囿的观赏动物，也是常见的盘中美餐。 马与狗的幸运之处在于它们和贵族生活的特殊关系，在欧洲，战马是上层武士特有的装备，品种血统讲究，成本极高，价格数十倍于普通役马，其形象与贵族地位紧紧相连，狗则是贵族的狩猎伙伴，而狩猎是贵族专属的休闲运动，后来当骑士精神日渐衰微之后，比武和狩猎活动减少了，或者中产化了，但马与狗并未因此失宠，它们在马术运动和上流社会的客厅里重新找到了位置，甚至比以前更加养尊处优。 贵族在犬马的选育、训练和保养上极其舍得花钱，待遇常比仆人更高，用凡勃伦的话说，这是一种代理性炫耀消费——连我的犬马都这么矜贵，我自己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法国在大革命之后曾掀起一股吃马肉的风潮，很可能就是出于革命群众对贵族文化的敌视，以及翻身做主人后的快感渲泄。 当西欧社会（至少其中未经历大革命的那些）逐渐平民化时，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其实很大程度上通过模仿上层而形成了新的中产文化，他们从贵族那里吸纳了大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元素，其中就包括狩猎、骑马和养宠物，同时他们也加入了自己的新元素，比如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与温情（贵族家庭则较为冷峻严肃，父亲和孩子难得见面也很少说话），这种情感也延及宠物，因为它们也被视为家庭一员。 现代中产阶级还有个特别之处，在以往的等级社会中，人们默认的相信其他阶级的人和自己是不一样的，当一位贵族看到穷人在吃狗肉时，其反应充其量只是皱眉摇头掩鼻而过，中产阶级则常常满脑子平等主义和普世主义，默认的以为每个人的处境和想法都该一样，如若不然天就要塌。 以往各族人民相互鄙视和污名化对方的特有食物，却很少有人会像现代中产者那样热衷于将自己的禁忌强加给全人类（传教士和一些执行同化政策的政府是例外），特别是一些新富国家的新兴中产者，更是急于要证明自己好不容易挣得的中产地位，不放过任何展示中产价值观的机会，这大概就是近些年猫狗党如此活跃的原因所在吧。 参考资料 Colleen Taylor Sen - Feasts and Fasts (2015) Stewart Lee Allen - In the Devil's Garden (2002) Mark Essig - Lesser Beasts (2015) 马文·哈里斯 - 《好吃》（2001） 俞为洁 - 《中国食料史》（2011） 路易·杜蒙 - 《阶序人》（2017） 乔纳森·海特 - 《正义之心》（2014） Wikipadia: Kashr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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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14】 @whigzhou: 大约十五六年前，我曾梦想过一部完美的电子书阅读器，那么多年过去了，连个稍稍相似的影子都没出现，虽然技术条件早已全部成立，理由如今想起来很简单，别看图书销量这么大，真正爱读书的人其实很少。 BTW，我的梦想阅读器是这样的： 两个窗口，一个主窗口，显示当前正在阅读的书页，一个辅助窗口，显示当前读者就当前书页之内容最可能查询的任何相关信息，比如生词，专有名词，维基词条，地图，图片，图解，当前图书的其他相关部分（比如注释和引用）……辅助窗口的内容随翻页而自动产生，产生算法除考虑该页内容外，也考虑读者的阅读和操作历史，辅助内容按查询可能性排序…… 这个梦想阅读器的一个最直接效果将是：拯救我的鼠标手。

食物与人类#9：畜牧，与众不同的食物生产 辉格 2018年8月11日 广义上，畜牧也是一种农业，然而除了共享“食物生产”这个抽象定义之外，它和谷物种植、园艺、猪禽鱼养殖等其他农业生计少有相似之处，所以当我们考察各种食物获取方式的文化与社会后果时，很难把它们放在一起谈论，还是单独拎出来说比较好。 游动性 畜牧和其他农业形式最重要的区别是，它有着强烈的游动倾向，因为让畜群长时间停留在一个地方很快会造成草场退化，特别是羊群，羊吃草时啃食部位很低，所以牧民常会在绵羊群里掺杂一些山羊，因为绵羊过于温顺安静不好动，而山羊较为活跃，更具探索性，会带着羊群边吃边移动。 正是通过持续移动来大范围遍历草场，畜群才得以从草这种有效营养密度极低的原料中生产出了肉奶血这样的高密度优质食物，这一遍历过程涉及五种移动：1）日内吃草时畜群的漫游，2）每天放牧地点围绕中心营地的轮转，3）每隔若干天迁移营地，4）畜群在具有不同生态特性的草场之间作季节性迁移，5）因人口压力、天灾、气候变化、战争等因素促使牧民寻找新牧场而发生的非常规性迁徙。 任何传统畜牧业都至少包括前两种移动，若只有这两种，那么牧民便是定居的，不妨称为定牧，在传统技术条件下，定牧很难单独成为一种生计依靠，通常和渔猎采集或谷物种植相搭配，因为若纯以畜牧为生，养活一户家庭所需畜群规模大约相当于两百头羊（不同畜牧者的畜种构成千差万别，这是个极为粗略的估测），按近代内蒙古的数据，这至少需要30平方公里草场，虽然每天往返三五公里也不是不可能，但每个定居点不可能只有一户牧民（那样就丧失了定居的绝大多数好处）。 所以，定牧点的有效放牧半径内，承载不了糊口规模的畜群；通过收割牧草、谷饲、洒水、施肥、草种改良、以部分畜产品交换谷物等手段，可以提高定牧的单位土地供养能力，但至少在近代之前，定牧都无法成为独立生计；而且对最低畜群规模的上述估算还是基于以吃奶为主吃肉为辅的情况，若以吃肉为主的早期畜牧业算，规模还需成倍扩大；事实上，纯畜牧业者的年内游动半径往往长达数百公里。 移牧和农牧混业 所以规模化畜牧和定居生活这两种需求之间总是存在冲突，可是定居又有着诸多好处，可以深度开发本地资源，可以盖房子，积累财富，维持大型和复杂的设施，有动机开垦荒地，改良土壤，发展精细分工与合作……，缓解这一矛盾的一种途径是专业分工，许多定居农牧社会都有牧羊人这个职业，他们自己可能拥有一些牲畜，但主要是替定居客户放牧，这是个季节性职业，比如春天将畜群带往远处的夏季草场，秋天带回定居地屠宰和繁育，并在其主人的畜栏或村庄附近的冬季草场里过冬。 这一方案适合于那些畜牧成分足够显著却又远不如谷物种植重要的农牧混业社会，假如畜牧和种植同等重要或更重要，那就更倾向于采用移牧（[[transhumance]]）模式，这是一种双中心定居方案：以靠近农场的村庄为主要定居点，在夏季草场建立次要定居点，后者往往更分散更简陋，在垂直移牧中，它们一般位于高海拔处，在季节性迁移中，部分家庭成员留守村庄，其余则随畜群迁往夏季草场，这一模式包含了上述五种移动中的第1、2、4三种（有些水平移牧的夏季草场也涉及第3种移动），牲畜在迁移途中虽然也会吃点草，但主要是为了赶路。 游牧的兴起 完全放弃定居，在开放大草原上放牧大群牲畜，单纯依靠畜产品为生，使得游牧者在物质文化上常表现的十分简陋，然而近几十年来，人类学家已逐渐达成共识：游牧（[[nomadic pastoralism]]）绝非一种古老原始的生计模式，而是长期技术积累的产物，是畜牧业的高级形态，其出现远远晚于动植物驯化和农牧采猎渔的各种混业形态。 曾有一种观点认为，游牧乃直接由狩猎演变而来，即，一些狩猎者选择全程追踪某种成群迁徙的食草动物，并逐渐强化对种群的控制、管理和筛选，最终将其驯化，这也是狩猎者在人口压力渐增的局面下，为避免公地悲剧而对畜群进行私有化的过程。 这一看法包含了一些极有价值的洞见，传统狩猎方式确实会导致公地悲剧，贯彻最优觅食策略的结果常常是过度捕杀，大量次优部位的肉食被留给了食腐动物，而且狩猎者在捕杀时是不考虑季节、性别和年龄因素的，因而对种群规模更具破坏性。 相反，假如一群动物已被置于排他性控制之下，那么控制者便有了足够动机维持其规模，有许多办法可以帮助他做到这一点：保护它们免受食肉动物捕杀，充分利用所有可食用部位，多吃奶少吃肉，尽可能减少繁育和生长高峰期的屠宰量，优先宰杀雄性和已过繁殖高峰期的雌性，阉割部分雄性以减少群内争斗并降低其代谢率从而提高产肉率…… 循着上述思路，我们确实可以构想出一条从狩猎到游牧的进化路径，有学者甚至认为，驯化根本不是畜牧的前提，畜牧者只是寄生在畜群之上，充当保护者和宏观管理者（调节畜群的年龄性别组成），未必需要对其习性和生活方式施加太多干预，至少对于北极/亚北极地区的驯鹿放牧者来说，情况似乎确是如此，放牧者经常连续好多天完全不管畜群，任其在远离视野之外的地方自行活动，等到需要宰杀或搬迁营地时才去找回来。 听上去很好，唯一的问题是，这发生在什么时候，基于何种技术条件，狩猎者是否具备？ 主要困难在于移动能力，全程追踪迁徙动物所需的移动范围（数百公里）和速度都远远超出了狩猎采集者的常规水平，后者的年内游动半径通常只有几十公里，并局限于一块熟悉的地盘，而动物在季节转换时的长途迁徙，速度可达每天数十公里（比如驯鹿是15-20公里），拖家带口连续每天跑几十公里可不容易，而且一旦离开熟悉环境，不仅采猎其他动植物将变得异常困难，还会遭遇充满敌意的当地采猎者。 还有个生理上的障碍：乳糖耐受性是畜牧业长期存在的结果，在此之前，只能以吃肉为主，那就需要大得多的畜群，而大畜群的控制又是个难题。 只有当这些困难通过大量技术创新逐一克服之后——狗在畜群控制上的运用，驮畜、牵引或骑乘役畜的驯化和运用，驮具、辔具、挽具的发明，雪橇、草撬、车辆等运输工具的引入，阉割技术，制酪技术，以及应对游动所带来社会冲突的各种制度安排——，远离农耕区、深入草原腹地、大范围游动的纯游牧业才变得可行。 畜牧之独特性 农耕者的核心资产是土地，而畜牧者的则是牲畜，这一差别引出了意义深远的后果，首先，畜群规模的跨年波动巨大，一个坏年景即可大幅缩减畜群，而土地则较少会永久性灭失（除了大洪水、地震、滑坡等天灾），其次，也更重要的是，由于牲畜既是产品又是主要生产要素，因而其产出波动具有积累性，土地则不是。 拥有一块土地的农户，某年可能收成很差，但只要没差到饿死或被迫杀耕牛吃种子卖地的程度，明年便可从相同起点重新开始，反过来，即便收成好，也不至于下一年就把地产翻一番，一个勤快聪明运气又好的农民，辛苦节俭一辈子能把地产翻一两倍就不错了，牲畜则完全不同，比如一个冬季规模为200头的羊群，正常年景中，春季产羔后变成300头，此后陆续吃掉80头，多出的20头就成了资产，下一年的产能提高了10%，碰上好年景，一年扩大20-30%很平常，而且起点越高扩张越快，因为吃掉的比例更低。 当然，假如存在一个高效的土地流通市场，上述差别就没那么显著，因为农民也可以把盈余投资于土地而变成产能，但早期农业社会不存在这样的市场，实际上，除了一些新拓垦地区，传统农耕社会的土地所有权结构都很僵硬，相反，畜群扩张则很少受非自然因素的阻碍，你的邻居们没法拦着你不许扩大畜群。 结果是，即便从相同起点开始，畜牧者之间也可在短短几年十几年里便产生极大的财富差距，农耕社会当然也有贫富分化，但这种分化更多来自权力结构，通常是在社会规模变大，结构复杂化之后才出现，很少有人是靠种地种发达的，而畜牧社会却可以在小于邓巴数的规模上，也没有等级权力结构的情况下，出现程度夸张的贫富分化。 体现这一分化的最显著标志是多妻制，以畜牧为主的社会大多流行多妻制，畜牧成分越高，多妻倾向越强烈，在其他社会，假如你看到一个男人有十几位妻子，基本可以断定他是位权贵，可是在畜牧社会，他很可能只是个普通牧民，事业成功，运气也好，但地位并不显赫。 近年来一些遗传学研究发现，人类的Y-DNA大约在6000-8000年前经历了一个异常狭窄的遗传瓶颈，男性的遗传学有效人口规模一度只有女性的十几分之一，也就是说，该时期留下后代的男性数量，只有留下后代的女性数量的十几分之一，除了广泛且高比率的多妻制之外，我想不出什么别的原因能导致这种程度的单性别遗传瓶颈，或许并非巧合的是，导致乳糖耐受的遗传变异也源自同一时期，也正是在该时期，发生了二次农业革命，后者为规模化畜牧业创造了诸多条件。 游牧者的优势 游牧业一经兴起便对与之相邻的各定居文明造成了巨大冲击，并长期成为左右历史进程的主要力量之一，尽管从人口规模，社会结构复杂度，物质文化繁荣程度，以及代表文明的其他绝大多数因素衡量，游牧社会都无法与定居文明相提并论，可是他们却往往在政治和军事上表现出显著优势，屡屡渗透、挤压、压服乃至征服定居社会，时而大规模改变广大地域内的政治格局。 甚至在纯游牧模式出现之前，以畜牧为主业的群体也早已展现出明显优势，印欧语的发源群体便是庞蒂克大草原的畜牧者，他们驯化了马，并用于拉车和骑乘，此后各支印欧民族横扫欧洲，安纳托利亚，伊朗高原，印度河谷，恒河河谷，在美索不达米亚取代苏美尔人的闪族各支，也大多以畜牧为主业，在非洲，尼罗-撒哈拉语系的牧民持续向南推进，挤压班图语农民的空间，后者继而向南挤压桑人狩猎采集者，其情形恰如阿尔泰语系各支牧民持续挤压汉族农民，后者继而挤压苗瑶侗傣。 这一优势究竟来自何处？ 在格鲁塞（René Grousset）的时代，历史学家的注意力还主要集中在诸如骑兵战术优势之类在历史文献中有着充分描绘的方面，此后的研究逐渐转向人类学视角，着重考察其生活方式、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由此人们慢慢意识到，游牧者在文化禀赋和社会组织上确有些独到之处，当适宜外部条件出现时，这些特性将帮助他们取得军事和政治成就。 首先是选择压力，畜牧者资产积累和贫富分化的速度非常快，财富差距继而又借助多妻制迅速转变成遗传成就差异，因而其施加于从业者（尤其是男性）的选择压力极高，那些起点高、运气好、善经营的牧民，可以每年百分之几十的速度扩张畜群，同时以每代翻几倍的速度扩大其家族规模，这种扩张速度也得益于畜牧者的高生育率，因为以牛奶代替母乳可缩短哺乳期，而运输工具则解决了传统游动者无法同时负担两个婴儿的难题，因而生育间隔可缩短至生理极限。 同时，由于放牧空间缺乏明确的所有权边界，虽然相邻牧团之间会就游牧路线进行协调，群体之间也会就牧场使用权形成某种传统权利和习惯法约束，但这些边界和规则都非常模糊且不稳定，而且因为家庭之间和群体之间的财富和实力消长有很大运气成分，力量对比变动不居，一时达成的合作、妥协、均势、联盟关系、霸权支配结构，都很容易被瞬息万变的实力消长所打破。 上述财富分化和实力消长很自然的导致群体内和群体间的激烈竞争与冲突，因而游牧生计施加于牧民的选择压力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有助于在这些竞争冲突中取胜的那些个人和文化禀赋的高强度选择，包括个人战斗力，武器装备，组织战斗团队的能力，维持父系家族团结，经营姻亲网络，处理盟友关系，收集信息，判断局面，运用计谋…… 在大型农耕社会，特别是中央集权国家，这些能力只有占人口极少数的权贵和边疆军官才有机会经常运用（而且对于特定个体也是不全面的），而在游牧社会，每个成年人，特别是家长，时刻都在经受考验，所以尽管游牧社会人口规模常比相邻定居社会低两个数量级，却随时保有着优秀战士和低级军官的庞大储备，虽然多数时候这些能力都被消耗在内斗上，可一旦有某种机制将其动员组织起来，威力是惊人的。 此外，游牧者虽然在战争中表现的凶残冷酷，平时却以热情好客著称，这是为了扩展社交网络和获取信息，广袤草原上的游动生活让他们对信息有着永不满足的饥渴，总是努力从每位访客嘴里掏出尽可能多的信息，又因为游牧者物质文化较为朴陋，往往对相邻定居文明充满好奇心，相反，定居者的文化优越感常令他们对蛮族社会缺乏兴趣。 另一项优势涉及更高层次的社会组织，它由游牧业的大范围游动特性所塑造，人类学家威廉·霍尼丘奇（William Honeychurch）将其称为“空间政治”，大意是，从游牧社会中产生的政治家，对大跨度空间的地理与人文背景有着更好的感知，更擅长从大范围、多样化来源中收集信息和汲取资源，对多元文化和多元权力结构更具包容性，也更善于在这种多元背景下经营大跨度的合作与联盟关系（这一点不妨对照集权农业帝国的典型产品叶名琛），当然，在战争中他们也更擅长处理人员与后勤的机动问题（机动能力是许多战术得以运用的前提）。 其实霍尼丘奇的理论还可以挖掘的更深入，比如游牧社会因为缺乏一套压倒性的正统意识形态，因而对各种外来观念、技术、商品和文化元素持更为开放和实用主义的态度，更善于使用各种文化背景的人才，其高度竞争性的分权结构也更能确保持续产生聪明能干的高层领袖，出于和上述类似的理由，他们也更愿意开放贸易、保护商人和维护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主要由中亚商人经营，受游牧者庇护，中原帝国对贸易历来没多大兴趣，偶尔介入和控制是为了阻止游牧者从庇护关系中获利。 另外，这些特质也让游牧者常常扮演跨地区传播文化元素的中介角色，让大草原成为沟通欧亚几大文明中心的高速公路，青铜时代的小麦，青铜铸造，马匹马具，二轮战车，乃至畜牧业本身的由西向东传播，皆以游牧者为中介，蒙古征服所导致的文化交流则更深入广泛，涉及元素不胜枚举，有些史家甚至将蒙古大交换与哥伦布大交换相提并论。 寄生与重组 然而，尽管拥有这些优势，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凡叱咤于国际舞台，屡建奇功伟业的游牧民族，都位于定居文明的边缘，而那些远离文明的游牧者，不仅物质文化贫乏，社会结构也都极为简单，每个牧团仅有几户家庭，牧团之间只有松散且不稳定的关系，冬季牧场聚集的群体大一些，但也比邓巴数大不了多少，只有在打仗时才结成更高层次的联盟，但也都是临时性和高度机会主义的，离建立酋邦和国家这样的高层政治结构很遥远，而所谓空间政治，在缺乏高层结构的条件下也根本没有磨练和施展机会。 正如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所指出，文明边缘的游牧者之所以能建立匈奴和蒙古这样的大型政体，是因为他们能够凭借武力和机动优势劫掠或勒索定居者，掌握大笔战利品和贡奉的武装领袖，凭借对这些财富的分配权，赢得众多部落的合作与效忠，因而更加提升了其劫掠勒索能力，如此循环，雪球越滚越大。 所以游牧政权的产生和存续都依赖于从定居文明持续汲取资源，包括金钱、奢侈品、技术和人才，从这角度看，它们是寄生性的，但它们不仅仅是寄生，还时常扮演地区政治重组者的角色，在最成功的情况下，将创建这样一种互为支撑的二元结构：以劫掠勒索从定居社会获取资源，以此在草原建立霸权，凭借霸权动员组织游牧社会的优秀军事力量，以此征服控制定居社会，将其变成更为稳定可靠的财源，从而巩固在草原的霸主地位，草原提供的军事力量既帮助它控制定居社会，也解决了长期困扰后者的防御问题。 贯彻该战略的巅峰之作，是满清所建立的二元帝国，可是这样的重组给定居者带来了什么呢？有人会说，至少带来了和平，可它也带来了专制主义，自汉武以来，正是在与游牧者的长期互动中，中原帝国在专制方向上越走越远，在满清达到了空前程度，不仅如此，游牧统治者还经常把盛行于游牧社会的奴隶制带进农耕社会。 参考资料 David W. Anthony -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2007) Igor Krupnik & Marcia Levenson - Arctic Adaptations (1993) Tim Ingold - Hunters, Pastoralists and Ranchers (1988) William Honeychurch - Inner Asia and the Spatial Politics of Empire (2015) David Reich - Who We Are and How We Got Here (2018) 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2007）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2008） 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2008） 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2010） 托马斯·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2011） Wikipadia: Pastoralism Wikipadia: Transhumance

食物与人类#8：渔民，与众不同的采猎者 辉格 2018年8月4日 捕鱼，以及捕捞或捡拾其他水产品，通常也被人类学家归为采猎行为（foraging），从直接获取野生动植物还是通过驯养动植物在可控环境下自行生产食物这一区分标准看，这样分类自然是没问题的，然而，就其对人类行为、文化，乃至历史进程的影响而言，以捕鱼为生是一种相当特殊的生计模式，值得单独拿出来考察。 游动性 和陆地动物捕猎者相比，渔民有着强烈的定居倾向，捕鱼在食物来源中比例越大，定居倾向越强烈，这可能是因为，鱼类资源的分布，以及鱼群规模对捕鱼活动的反应模式，使得巡回游动无法带来好处，这一点对于那些洄游鱼群定期造访的海岸河口地带尤其显著，那里的鱼类如此密集而丰富，以至关键不再是如何寻找它们，而是如何牢牢占据一块已知有着充裕资源的地盘。 之前我已讲过，定居所带来的可积累性是推动文化走向复杂化的关键，所以并不出奇的是，我们在一些海岸河口看到了狩猎采集者中最复杂的文化形态，其中最著名的是北美西北海岸的鲑鱼洄游区，那里的定居者有财富积累，有专业分工，社会分层，经常性贸易，政治联盟，竞争社会地位的夸富散财宴（potlatch）……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第聂伯河下游激流段（Dnieper Rapids），那里的渔民在全新世早期便已形成采猎者中少见的复杂定居社会，在数千年中始终是庞蒂克大草原（Pontic-Caspian steppe）上文化革新的主要动力源，比如八千多年前的瑟斯基（Surskii）文化，有陶器，有大型墓葬，一千多年后，该地区居民成为最早引入畜牧业的群体，产生了发达的第聂伯-顿涅茨（Dnieper Donets）文化，在后者的影响刺激下，诞生了后来横扫欧洲的印欧语民族的前身雅穆纳（Yamna）文化。 船 捕鱼的需要促使人们制造水上载具，虽然不是所有捕鱼者都有船筏，但从旧石器晚期以来，渔民大多拥有某种水上载具，竹筏，木筏，独木舟，树皮小艇，木板小舟，都是非常古老的发明，这些载具除了帮助捕鱼之外，还引出了两个重大后果：首先，它扩大了渔民的单日活动范围，这意味着，即便他们需要到离家数十公里的地方捕鱼，也可以每天回到定居点，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其定居倾向，其次，船筏的载重能力使得渔民即便不定居，也可积累和保有相当复杂的物质文化。 人类学家曾做过实验，一只8米长，2.4米宽，0.4米厚的竹筏，便可以50%的吃水率承载3.15吨负重，相当于狩猎采集者搬迁营地时成年人平均负重的250-300倍，而类似中等尺寸的竹筏只需6-8位桨手即可达到3-4节的航速，这让渔民在旅行（无论是出于捕鱼、贸易、作战还是搬迁的需要）时，可携带大量物品，渔具，食物，商品，武器，携带能力数十倍于陆地狩猎者。 拥有船只，使得渔民在积累财富，开发工具和器物，长途旅行，获取信息，开展贸易，建立长距离合作与联盟关系，组织战争等等方面的潜力，远远超出了陆地采猎者，许多方面甚至远超定居农耕者（至少其中的贫穷阶层），因为直到火车出现之前，水上运输向来比陆地运输更高效。 一个特别的例子是疍家，中国东南沿海的疍家和浙江的九姓渔户，都是以船为家、居无定所的渔民，除了捕鱼，也兼营小商品买卖和一些低端服务业，比如常被视为贱业的垃圾粪便处理、殡葬和娼业，虽然和定居者相比，他们大多非常贫穷且社会地位低下，但因为有船，在物质财富方面仍远胜于一般采猎者，东欧吉普赛人是疍家在陆地上的翻版，因为他们有大篷车。 贸易 渔民比一般采猎者甚至农耕者更多从事跨群体商品交易，至少有三个原因，首先，定居使得贸易更容易展开，因为许多商品必须先积累到一定数量才值得贩运，而游动者的携带瓶颈让他们很难积累物资，如前所述，渔民更倾向于定居，即便游动，船只也让他们拥有很强的携带能力，同时，定居者之间也更容易发展长期交易关系从而建立相互信任。 其次，水路交通的效率让渔民能够拜访更多更远的潜在交易对象，获取更多市场信息，而船只的载重能力也让他们能运送更多商品。 第三，以鱼类和其他水产品为主食通常会带来较大的营养均衡问题，多数鱼类、贝类和虾蟹的蛋白质含量过高，碳水和脂肪太低，有些渔民会以采集植物或种植谷物作为副业来实现均衡，但也有很多是通过与内陆居民的交易来获得补充，假如他们的内陆邻居是密集农耕者，那么这种交易恰好迎合了后者对蛋白质的强烈需求。 而且密集农耕者往往也缺盐，同时，捕鱼和农耕这两种生计模式在生态位上很少重合，因而更多互补而更少竞争冲突，所以渔民和农民是天然的贸易良伴，而因为拥有船只，渔民在这一贸易关系中往往扮演主动角色，历史上，渔民兼营贸易，甚至成为推动地区间贸易的主要力量，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青铜及古典时代的地中海贸易，中世纪的波罗的海和北海贸易，近古的南洋贸易，最初可能都是由渔业所推动，通行于东非的斯瓦西里语（Swahili）是下撒哈拉非洲最流行的通用语，这是一种由东非海岸商人创造的贸易语言，而最初使用并散布它的，便是桑给巴尔（Zanzibar）一带的渔民兼商人。 海岸猿 对海岸生态的适应可能是人类进化史的重要一环，这一观点最极端的表达是伊莲·摩根（Elaine Morgan）提出的水猿假说（aquatic ape hypothesis），认为直立人的诸多生理特性——较厚的皮下脂肪，流线型身材，体毛丧失，残余体毛的生长方向，发达的小汗腺……，都让我们更适宜游泳和潜水，都是对水岸生活的适应。 水猿假说并未被人类学界主流所接受，它所提到的特征，也都已有替代解释，而且基于这些解释所构筑的理论体系已发展的十分庞大，没有更强证据很难撼动，但这一假说并非一无是处，与猿类近亲相比，人类确实更擅长游泳和潜水，虽然体型体毛汗腺问题完全可以由针对陆地狩猎的长跑假说（endurance running hypothesis）解释，而不是水岸适应的结果，但这些特征既已获得之后，无疑让我们更容易开发利用水岸生态位。 其实支持水猿假说的更强证据是胎儿皮脂（vernix caseosa），这是一个仅见于人类和水生哺乳动物的特征，不过，尽管该特征没有直接的狩猎采集效用，但可能只是体毛退化的间接后果，当然，和这种间接解释相比，水猿解释似乎更符合节俭原则。 无论其内容有多少能成立，水猿假说的最大贡献，是启发了一批人类学家比以往更多关注海岸生态位与人类的关系，这方面的探索在近些年获得了不少成果，目前看来，至少在现代智人的近十万年历史中，海岸生态的重要性是确凿无疑的。 约十万年前（准确时间还有争议）第一批走出非洲的移民，是一路顺着海岸线向东扩张和迁移的，中途可能在印度受阻于七万多年前的托巴火山喷发，此后大约在六万年前到达澳洲，四万年前到达俾斯麦群岛，近三万年前进入所罗门群岛，而沿巽他大陆（Sundaland）折向北的一支，则经由两条岛链（琉球岛链和南方岛链）之一，于三万多年前到达日本。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这条扩张线路上，（尽管冰川期的海平面比现在低很多）至少有十来条海洋鸿沟需要跨越，包括分隔巽他大陆和华莱西亚区（Wallacea）的华莱士线（Wallace Line），分隔华莱西亚区和萨胡尔大陆（Sahul）的韦伯线（Weber Line），以及从菲律宾通往日本的两条岛链上的诸多间隔，窄则三五十公里，宽则数百公里。 跨越这些鸿沟需要可靠载具和老练的航海技术，因为据估算，必须在短期内渡过至少20人方能建立可持续的移民群体，偶然的飘荡是做不到的，只能是有充足准备的航行，而这样的能力，暗示了这些移民必定对海岸生态有了充分适应，捕鱼、船只和航行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元素，因为对于传统小社会，长久不用的技术元素很快会消失。 水产供养的大脑？ 有些学者走得更远，比如考古学家约翰·帕金顿（John Parkington）认为，现代智人的发源地就在南非海岸，以海产品为重要（甚至主要）食物来源，而海产品提供的丰富DHA为智人大脑发育创造了条件，使得供养如此硕大的大脑成为可能，进化生理学家斯蒂芬·坎南（Stephen Cunnane）系统化的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智人大脑对DHA和碘的旺盛需求很难在缺乏水产品的情况下得到持续可靠的满足，特别是对于大脑发育高峰期的胎儿和幼儿，所以智人（或更早的人属祖先）必定是在有充足水产品供应的环境中进化的。 DHA在大脑发育中的关键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而DHA含量特高的食物确实也都是水产品（动物大脑是唯一例外），特别是高脂肪的鱼类，不过坎南的理论仍显得过于激进，发育期对DHA摄入的需求到底有多大？离开水产品DHA匮乏会有多普遍？匮乏的后果有多严重？DHA低摄入的内陆居民大脑发育受了多大影响？大脑比现代人更大的尼安德特人和克罗马农人吃了多少水产品？这些还都有待更多比较研究才能回答，眼下只能存疑。 技术摇篮 随着农业密集化，人口增长，蛋白匮乏日益加重，因而农耕区对鱼这种不占耕地的蛋白来源的需求也日益强烈，这一点在欧洲因基督教会对斋戒期的规定而尤为突出，斋戒制度从公元四世纪教会获得官方地位后即开始推行，此后逐渐强化，斋戒日最终占到全年一半，或许正是因为鱼不占耕地也不吃谷物，所以斋戒规定对它网开一面，同时，欧洲曲折漫长的海岸线也为渔业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对鱼的需求推动了和捕鱼有关的诸多知识与技术进步，渔具，造船，导航，定位，帆的运用，有关海潮、季风、天象和地理的知识，之前已提到，渔民的定居倾向和船只的载运能力让他们更有能力积累技术和工具，这一点在农业时代已不算优势，但和定居农耕者相比，他们还有个重要不同：在早期拓垦完成之后，面对进一步的人口压力，农民的反应通常是在给定土地上不断追加劳动投入，结果是马尔萨斯型创新和增长，而渔民在面对人口压力时更倾向于寻找新渔场，因为直到20世纪之前，开发新渔场的潜力始终存在，而可耕地则早已被占满（除了哥伦布大交换之后的一些例外）。 所以渔业发展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市场分工深化和资本积累，而非提升劳动密集度，这一倾向在从近岸渔业向远洋渔业发展的过程中表现的尤为显著，早期渔民和其他航海者一样，都习惯于贴着海岸线航行，由于缺乏可靠的定位与导航技术，不敢让视线长时间脱离陆地，郑和船队虽规模巨大，航程极长，但始终只是近岸航行，论航海技术，远不及南岛民族的独木舟航海者。 但远洋技术在慢慢积累进步，潮汐，风向，日影，月相，星象，鸟踪，航海者可借以判断航向和陆地方位的一切线索都逐渐被识别和利用，这才敢于探索一些相对遥远的航路，欧洲的地理特征也恰好为这些发展提供了适当的难度阶梯，那里有众多足够宽阔却又不是太辽阔的海域，从适合近岸航行的众多河口峡湾，数十公里宽的海峡，上百公里的岛间航线，以及更遥远的设得兰，法罗，冰岛，加纳利，马德拉，亚速尔，构成了丰满平滑的连续梯度，这意味着，每一步或大或小的技术创新，都有望获得回报。 维京渔民可能是最早探索远洋渔业的，虽然更广为人知的是他们的劫掠、入侵和征服活动，其次是他们的长途贸易，但这些都是一个庞大结构浮在表面上比较惹眼的部分，其底基是渔业，因为从事长途贸易的人口很少，而入侵征服只是间歇性发生，几年或十几年一次，两者都不足以为造船、大量船只保有、大批熟练水手和知识技能的积累传承提供经常性基础，只是因为捕鱼活动过于日常而平凡，很少被萨迦和文献所记录。 渔业为其他航海活动提供船只、技术、知识和人才储备的情况，在西欧各国开始筹建海军时仍未改变，英格兰在1532年脱离罗马教会之后，新教徒希望废除斋戒的呼声强烈，但国王和国会始终不愿意，并屡屡颁布法令以阻止和惩罚日益增多的破戒行为，直到内战期间的清教徒政府最终将其废除，其间一个多世纪政府竭力维持斋戒制度的唯一理由是保护渔业，以便为海军提供资源储备，因为直到近代财政体系建立之前，欧洲各国有能力维持的常备军规模都很小，多数战力只能在需要时临时征募，昂贵的海军尤其如此。 开拓先锋 远洋渔民持续寻找新渔场的需要，也为欧洲人的海上开拓和地理发现提供了最初动力，虽然在历史叙事中，冒险家和征服者占尽了风头，但最初向大洋深处探索的，却是渔民，但渔民对新发现的丰饶渔场往往守口如瓶，不会郑重其事的加以描绘，为其命名，画上地图，更不会不惜血本的建立定居点，所以很少有机会在历史文献中留下记录。 早期供应欧洲内陆的以鲱鱼为主的咸鱼，主要来自波罗的海和北海的近岸渔场，后来维京人对鳕鱼的开发让他们逐渐获得远航能力，不过这一能力的进一步运用主要是在劫掠和殖民，从设得兰，奥克尼，赫布里底，到爱尔兰，又从爱尔兰，法罗，冰岛，一直到格陵兰，主要驱动力是维京社会的人口压力导致内部冲突加剧，在内斗中落败或被定罪的大人物带一批追随者出走寻找新家，但能够这么做，技术与物质储备是靠渔业提供的。 黑死病之后对鳕鱼的旺盛需求再度激活了渔民对西北方向的兴趣，渔业重心从波罗的海和北海逐渐向西转移，爱尔兰、法罗、冰岛周边海域成为热点，继而从那里向西延伸，来自英格兰、巴斯克和诺曼底的渔民很可能在哥伦布到达加勒比之前好几十年就在纽芬兰海域捕鱼了，此后英国人向新斯科舍、缅因和新英格兰的开拓同样由渔民打先锋，毛皮商人和殖民公司跟在后面，北美的最初几批殖民者全靠渔业才生存下来，南边的情况也类似，亚速尔就是渔民发现的，葡萄牙人在马德拉和亚速尔的早期存在高度依赖渔业，从17世纪开始，亚速尔还向南北美洲各国输出了大量渔民。 千百年间，渔民们都在默默无闻中为自己的生计而探索开拓，只留下一些零星而朦胧的线索给历史学家挖掘爬梳，就像南岛人（Austronesian）的惊人航海成就，若没有语言学家和遗传学家的努力重建，也会湮没在时间长河之中。   参考资料 Alan H. Simmons - Stone Age Sailors (2014) Peter Bellwood - First Islanders (2017) Stephen Cunnane et al. - Human Brain Evolution (2010) Brian Fagan - Fish on Friday (2006) Douglas J. Kennett - The Island Chumash (2005) David W. Anthony -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2007) Peter Heather - Empires and Barbarians (2010) Wikipadia: Potlatch Wikipadia: Swahili Wikipadia: Aquatic ape hypothesis Wikipadia: Endurance running hypothesis Wikipadia: Vernix caseosa Wikipadia: History of the Az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