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禁忌的文化功能
辉格
2014年9月28日
整体上看，人类几乎无所不吃，但具体到每个族群就不是了，在一地被奉为美味珍馐的东西，在别处却被认为难吃、可怕、恶心，或者不该吃，从皮蛋、猪脑、臭豆腐、鱼腥草，到蚱蜢、蝇蛆、毛鸡蛋、猫胎盘、肠胃内容物，都曾是惊恐和嘲讽的对象，有关狗肉该不该吃的争议，更是经年持久不熄。
族群间食谱构成和食物偏好的差异，首先是因为人类的散布广度，从赤道到北极、从雨林到沙漠，迥异的生态位，有着不同的食物来源；但生态位只是个背景约束，即便像人类这样高度杂食性的动物，也并非能找到什么就吃什么，一个群体的现实食谱选择，是在食物分布、能量营养需求、消化能力和获取与加工效率之间进行策略权衡的结果。
生物学家有一套最优觅食理论（optimal foraging theory, OFM）来解释动物种群的取食策略和食谱广度，其中一个核心因素是食物搜寻与处理所消耗时间的比值，处理（包括捕捉、屠宰、加工和消化(more...)
制度差异也有遗传基础吗？
辉格
2014年8月31日
不同文明与社会何以表现得如此不同，是个长久以来发人深省的问题；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Montesquieu）曾给出一个异想天开的便捷解释：气候与土壤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制度；19世纪的人类学家开始用科学方法对待这个问题，满世界观察和描述各民族的特性，像博物学家那样测量和比较他们看到的一切，从器物、风俗、制度，到衣饰、语言、乃至身体。
基于对身体——特别是颅骨——的测量，他们区分了高加索、蒙古、马来等五六个种族（race），识别了各自的一些特征，这些研究形成了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这一学科；然而到二战以后，出于对纳粹暴行的震惊和对种族主义的忌惮，种族成了学术界的禁忌话题，体质人类学即便没有消亡也已转入地下，种族一词则被“世系（ancestry）”所取代。
不过自70年代以来，新达尔文主义已重新确立了生物学和进化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利用遗传信息探索人类迁徙分化、生活方式、食物结构的方法，已得到广泛认可；当种族主义不再对文明构成威胁，当初的恐慌既已平复，人们便逐渐认识到，区分种族或民族（注：本文所称“民族”或“族群”皆指ethnic group，我还没想好用哪个中文词对应它）并承认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不会让种族歧视或任何基于种族的立法和政策自动获得正当性。
所以近年来学界又开始关注人类群体间的差异，认识这些差异确有其实际价值，比如不同人群的特定运动潜能、罹患特定疾病的风险、近视或肥胖的几率，皆有所不同，了解这些，可以让个人早加防范，让医疗机构有所准备，让企业更有针对性的设计产品，甚至帮助体育星探寻找培养天才苗子。
对于体貌和生理上的差(more...)
关扑：一种博彩式营销
辉格
2014年7月21日
许多商家会采用一些具有博彩性质的营销手段，比如随机附送的赠品、刮刮卡、现场抽奖、积分抽奖，等等；它们有个共同特点：尽管奖品有时非常诱人，但那并不是消费者的主要目标，而是一种额外附带的或然幸运（往往概率很小），它主要不是用来说服消费者购买他原本不想买的东西，而是诱使他放弃同类商品的其他品牌，或者提前做出购买决定。
但还有另一种博彩式营销，奖品本身就是交易的核心内容，消费者就是冲着它去的，只是成交不是直接支付现金，而是押注对赌，买家押现金，卖家押商品（或服务），而赔率则视所押现金与商品标价的比值而定；或许这种方式的赌博性质过于明显，在多数现代社会都被禁止了，但在某些古代社会却颇为盛行。
对待孩子，严厉还是宽松？
辉格
2014年6月29日
随着80后一代逐渐成家立业、为人父母，有关教育的反思和讨论也热烈起来，越来越多人对旧的教育方式表示不满，努力探索自己的方式，这些反思和探索，也推动了近年来的新教育实践，不过，尽管新一代对旧教育表现出颇为一致的反感，但对于理想的方式是什么，却充满着争议。
争议焦点之一是，是否或多大程度上可以使用严厉甚至惩罚性的方式，有些家长主张完全的宽容和接纳，反对惩罚，对责骂和体罚更是深恶痛绝，而另一些则认为有必要施加一些约束和规则，为此有时不得不使用较严厉的管束措施，甚至某些惩罚手段，也许还包括体罚。
实际上，近代以来当人们对教育问题有了更多自觉之后，这样的争论始终存在，德国首相俾斯麦还观察到一个有趣现象：严厉与宽松会在代与代之间交替，在严厉父母的棍棒下长大的人，或许是因为自己的痛苦经历，会格外宽松地对待自己的孩子，而他们的孩子，或许认识到过于宽松也有其负面作用，转而严厉对待自己的孩子；这也许表明了，无论哪种倾向，过于极端可能都有问题。
生物学家贾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新几内亚丛林里做鸟类田野调查时，对当地土著的生活有过数十年的第一手观察，在前年出版的《昨日之前的世界》（ 标签：
你被洗脑了吗？
辉格
2014年6月6日
这几年，洗脑一词颇为流行，运用范围也越来越宽泛，从最初的集中营式强迫思想改造，扩大到了各种传教活动、营销培训、广告宣传，乃至心理教程、拓展训练和学校教育，最近的招远惨案又将这一话题翻了出来，并且被与邪教联系在了一起。
然而，无节制的扩大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不仅模糊了其功能界定，也在消解着它原本十分明确的道德含义；上述种种活动，确实都利用了人类某些共同心理机制，对目标个体的观念和行为进行了操纵，可是，许多历来被视为良性的教育和传播活动，不是同样具备这些特征吗？
这样一来，我们要么放弃对洗脑的道德贬责，要么剥离这一概念的功能含义而让它退化成一句骂人话：假如我不喜欢你传播的观念，就说你是在洗脑，若相反，则说你是在教育。
瀑布与汲泵
辉格
2014年5月7日
人们在评价一个社会时，常把阶层间的流动性作为一个重要指标，认为适当的流动性是一个健康而有活力社会的应有特性，它可以为奋斗、进取和各种创造性活动提供动力，让身处下层者不至于丧失希望而产生反社会倾向，也让身居高位者不会过于安逸乃至腐化堕落。
在观察社会流动性时，一个最常用的指标，是当前的成功（其衡量标准无非是财富、权力、身份和影响力）人士中，有多少是出身寒微者，假如这个比例相当高，就说明出身寒微的孩子凭借天赋、努力和运气，很有希望跻身于比他父母所在的更高阶层，这样的社会就是富有流动性的，所谓美国梦，说的便是美国社会为此类进取和发达提供了远比其他社会更广阔的机会。
但其实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观察流动性，看看上一代的高地位人群中，其子女有多少跌落到了比他们父母更低的地位，正如向上爬升的机会是一种激励，向下跌落的风险同样也是一种激励，它激励身居高位者做出种种努力，设法让后代和自己一样享有优越条件和高地位；实际上，在许多传统社会，阶层间流动性往往更多的表现为后一种。
在 标签：
从游牧社会看国家起源
辉格
2014年4月9日
在现代世界，国家已成为笼罩一切、无可逃避的存在，然而，国家最初如何形成，在何种条件下形成，仍是个众说纷纭而鲜有定论的问题。
通常，当我们想探索一种东西的起源时，容易想到的下手之处是：看看有和没有这东西的地方有何不同。
近代以前的各种主要社会形态中，定居农业社会一般都有国家，狩猎采集社会一般没有国家，而游牧社会则在两可之间，有些有，有些没有，有时有，有时没有；正是游牧社会的这种差异性和多变性，为我们考察国家起源提供了一个独特机会，而历史上游牧社会与定居社会之间的密切互动，也为这种观察留下了大量记录。
在《游牧者的抉择》一书中，人类学家王明珂为我们描述了与华夏农业文明关系密切的三种游牧社会的不同特征：河湟地区的西羌社会从来没有建立起国家，蒙古大草原的游牧社会则在多数时间都有(more...)
文化的融合与分化
辉格
2014年3月11日
随着贸易和产业的全球化，文化也在全球化，尽管人员流动比货物运输成本更高，语言障碍也比商业壁垒更难突破，但全球文化的一体化过程却正在稳步推进，跨国公司、大型传媒和流行影视作品在其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越来越多的人在喝着可乐、看着美剧、说着英语，也自然引起一些人对强势文化排挤甚至消灭地区文化的担忧。
类似过程也在像中国这样的地方差异极大的国家中发生着，随着城市化、人口大规模流动和长途交通的大幅改善，地方文化正在迅速消失，普通话即将消灭大部分汉语族小语种，川菜和火锅已征服全国，兰州拉面、沙县小吃和武汉鸭脖也已随其流行而丧失地方性，与此同时，更多地方性的菜肴、器物、服饰、词汇和习俗则正在逐渐被遗忘，对此也有不少人扼腕叹息。
危险的三角关系
辉格
2014年2月16日
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关系，始终是影响古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一大关键因素，处理这一关系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原农业帝国的政治形态、军事力量配置乃至财政结构，从而影响一个王朝的气质和命运，所以很自然，上述关系得到了许多历史学家的重点关注。
然而迄今为止，还很少有理论能对这种关系以及它给双方带来的政治影响给出一个统一而有说服力的解释，尽管对双方力量涨落有许多分析，甚至也有用“十五英寸降雨线”之类的气候因素解释这种涨落的尝试，但这些分析大都走不了太远，所能带来的启发也很贫乏；不过，波士顿大学人类学家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1992年发表的《 标签：
身份焦虑也是繁荣的动力
辉格
2013年12月28日
我从未料到会有这样一本书，它谈论的是美国社会，其中观点却更适用于当前中国社会，但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出版于1983年的《格调》（Class: A Guide Through the American Status System），却恰恰是这样；他对美国中产阶级身份焦虑的刻薄描绘，至少在今天看来已相当过时，而他所推崇的“另类”生活态度，则随着自由职业群体的扩大和“蜜罐一代”的成年，也早已算不上另类。
倒是在中国，我们随处都能真切感受到他所描绘的(more...)
落脚之后
辉格
2013年11月11日
中国的城市化已进入后半段，在经历了前半段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城市扩张之后，后半段将更多的表现为结构性变化：农业在失去了大多数劳动力并放弃大量低价值土地之后，将如何向新模式转移？城市将如何对其全新的人口结构作出反应？城市新移民和他们的子女将为自己建立何种生活方式和社区文化？
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未来数十年的社会面貌，而其结果又将高度依赖于制度所能提供的机会；然而，有关城市化的诸多争论，多半是站在城市规划者的立场上，描绘着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城市，很少有人关心和了解推动着这一进程的移民对城市的需求和他们从城市中得到的机会。
在《美国种族简史》中，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为我们讲述了贫民窟如何成为新移民进入现代城市主流社会的跳板，贫民窟的同乡和家族聚居模式，为尚未适应城市社会的新移民提供了关系、信息和信用资源，以及物质、精神和文化上的支持，帮助他们获得就业和经营机会、积累财富和经验、适应城市文化，最终争得晋升中产阶级的能力。
【2011-10-13】
@whigzhou：在印度，某些行业为高级种姓所禁忌，只有低级种姓或贱民才会从事，在现代化过程中，当一些这样的行业需求大增、繁荣起来时，可以想象，从事其中的贱民将意外的获得较没有行业禁忌时高出不少的报酬，这高出的部分不妨称之为“贱民红利”。
@whigzhou：当今中国劳动力供给急剧萎缩的情况下，似乎存在类似的现象：劳动供给萎缩对不同劳动市场的价格影响是不对称的，那些在新的城市文化价值体系中被视为卑下的工作，劳动价格上升将更为迅猛，比如，目前矿工/建筑工/快递工的工资水平，大概已远远超过所谓白领中的低端水平。
@whigzhou：考虑到造成这一(more...)
作为一项历史事实的进化——评道金斯《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
辉格
2013年5月5日
作为现代进化理论和新达尔文主义最著名的通俗阐释者和辩护者，道金斯多年来致力于向公众解释进化论；和他过去出版的多部通俗作品一样，这仍是一本为进化论辩护的书，不同的是，之前的作品更像是在为对进化理论有兴趣的人答疑解惑，而这本则更富战斗性，它旨在为那些相信进化论的人在面对种种质疑（尤其是来自特创论者的）时，提供回击所需的弹药。
另一个区别是，此前的作品，如1986年的《盲眼钟表匠》和1996年的《攀登不可能之山》（Climbing Mount Improbable），多侧重于说明作为一种理论模型的进化机制，如何可能创造出那些被怀疑者认为它不可能导致的复杂精妙结构（比如眼睛），而本书则旨在通过展示各方面证据说服人们相信，作为一项事实的生物进化史，确曾在地球上发生过。
在第一章，道金斯首先指出，进化论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项事实；确实，对进化论所涉及的理论模型和历史事实作出明确区分是重要的，因为历来有许多质疑者说进化论只是一种套套逻辑，甚至像卡尔·波普和伊姆雷·拉卡托斯这样的著名科学哲学家，也曾在多个场合宣称进化论是不可检验、无法证伪的，因而不是科学理论。
现代进化论的另一位著名捍卫者、哲学家丹尼尔·丹内特曾在《达尔文的(more...)
人类还在进化吗？
辉格
2013年2月19日
对于人类为何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的问题，在达尔文之前，可以说的大概只有“上帝照他自己样子造了我们”之类，而从达尔文以来，我们已经能够从许多方面更有意思的谈论它了，为何我们的眼睛会有盲点？因为我们的眼睛和其他脊椎动物的一样，最初从感光表皮发展起来时，其感光细胞恰好位于神经细胞后面。
不过作为人类，人们更关心的是那些将我们这个物种与其他动物、其他灵长类和其他大猿区分开来的那些特性，是从何而来的，这方面的探索形成了侧重于生理与体质的进化人类学和专注于心理与心智的进化心理学，前者在莫里斯的《裸猿》和戴蒙德的《第三种黑猩猩》里都曾被介绍，后者近年来更已壮大为一门显学。
进化是对特定环境的适应过程，考虑到智人从其他大猿和人属近亲中分化出来，获得自身特性而成为新物种的过程发生在更新世的东非大草原上，因而上述两个学科都将此环境下的狩猎采集生活设定为其理论背景，许多学者进而断言，人性的生物学方面在人类走出非洲之前已基本定型，此后的变化主要发生在观念与文化层面上。
这一判断的理由首先是离开非洲的时间太短，五万年在进化史上只是一瞬间，其次是根据间断平衡理论，物种成型之后的微进化将是细微而缓慢的；更有人认为，人类已经征服自然，摆脱了自然选择的压力，因而进化过程也已终结；总之，过去几万年中，人性的变化即便有，也是细微而肤浅的。
然而随着近年来种群遗传学和分子技术的迅猛发展，上述判断正在接受挑战，犹他大学两位学者在2009年出版的《< (more...)
贫民窟与城中村
辉格
2013年1月15日
提起贫民窟（slum），许多人会心生反感，国内官媒更惯用“脏乱差”一词描绘它，同情者为其居民的糟糕处境得不到救助而鸣不平，而城市当局则更多的为其人员混杂、卫生恶劣和犯罪率高企而头疼，甚而斥之为城市毒瘤，每欲除之而后快；无论哪种立场，都认为那是异常的、不幸的、需要改变的状况。
然而，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在《美国种族简史》（Ethnic America: A History）中，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十分不同的故事，贫穷、拥挤、肮脏，只是贫民窟的表面特征，并未告诉我们它为何会存在，实际上，如索维尔所观察到的，美国东海岸大城市的典型贫民窟，都是新移民进入主流社会的跳板，在他们适应新来到的社会的缓冲期中，提供了一个他们能够负担得起，也能够从中得到文化支持避难(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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