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果说齐桓时一度有些往宪政发展的可能，那么到晋文称霸时，这条路显然也已断绝了；

2）当时的晋国就是个大流氓，曲沃篡晋的历史污点不说，对内诛杀公族，对外吞灭小国，都是毫不手软的，藐视王廷也毫无顾忌；

3）相比之下，齐虽也吞灭小国，但直接灭掉的，主要是周文明圈之外的异族小国，同族小国以压服、纳为附庸为主，而且在有侵吞机会时也常能克制私利；

4）晋献第一轮大吞小国（耿霍虞芮）之际，正是齐桓霸业鼎盛之时，却丝毫没有障碍，盖因山西之事于齐并无直接利益，(more...)

1）春秋前期，特别是齐桓称霸期间，是华夏史和中国史上最接近于产生宪政的时期，没有之一；

2）“最接近”的意思不是“很接近”，其实还挺远，只不过其他时候距离更远，而且（粗线条看）越来越远，而最关键的欠缺，在于司法；

3）那时候，权力是分立的，竞争的，这既是事实，也是合理的预期，垄断权力的念头尚不现实，持续冲突中的妥协共存是普遍预期，日后历史上反复上演的赢家通吃、你死我活、斩尽杀绝、输家绝无生路这样的情形尚未成为惯例，因而不在博弈参与方的预期之列；

4）所以冲突各方还有一些底线，输家一般有处可逃，庇护权通常也得到承认，失势或失败宗族的权利通常仍得到保留和继承，灭门或灭国只是偶尔发生，而且常常得到恢复；

5）此种预期下，弱者联合抵御强者、以远交抗衡近敌之类策略占上风，而投靠最强者（尤其是邻近最强者）则非明智策略，相反，在你死我活预期下，及时认清形势投靠最强者才是避免最坏结果的最佳策略，正是后种策略的流行，在此后历史上反复将胜者推上权力极峰；

6）对建立政治秩序所需规范已有相当(more...)

1）县本意为“悬”，这点没有异议；

2）将该词义置于封建制背景中，就很好理解：县起初就是“悬于君权而待封之地”，即被临时置于君权管辖之下，可资未来分封的土地；

3）同为君权所控制的土地，县不同于君主之私人采邑，后者已纳入王室之私人财政系统，用于供养王家，而前者被置于国家行政系统，用于行政目的；

4）此类土地的来源，不外乎：新征服而尚未分封的土地，从绝嗣或因重罪而被灭宗的附庸那里收回的封地，攻灭他国（比如楚灭陈）所获领地，从他国夺取的城邑；

5）春秋中期以降，诸侯间战争蜂起，(more...)

1）士的崛起，文字普及，行政人才专业化，为诸侯提供了官僚来源，可以替代世袭卿大夫；

2）士的流动、著述和教学，产生了一个全王国范围内的阶层共同体；

3）新兴士阶层创造了一种新伦理，其中对领主的个人效忠逐渐被对伦理原则或政治理想的忠诚所取代；

4）周王权威的衰微，刺激了诸侯间冲突与竞争，诸侯竞相扩张其权力，包括对外兼并（将弱小诸侯变成其附庸）和削夺附庸之传统封建权利；

5）边缘诸侯面临蛮夷威胁，扩张权力更为迫切而必需，更高频度和强度的战争，也强化了其君主权力及其战争机器，以及相应的行政官僚(more...)

1）李峰否定“西周封建论”，理由一是西周制度不符合传说中的feudalism，理由二是feudalism在欧洲也只是个传说；

2）结果翻译过来变成了他“否认西周实行封建制”，其实他的观点与认为西周实行封建制的中国史学者没有什么重要差别；

3）他承认先秦制度与秦之后的帝国制是根本不同的两种类型，但拒绝将前者称为封建制，可是又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名称，只好还是用“封建制”，只不过加个引号；

4）我开始就知道他否定“西周封建论”，所以原本期望他会说出些让我吃惊的新东西(more...)

帝国的政制史有个一贯倾向，外官不断被内官取代，几代之后，原先的内官逐渐变成外官，然后又被新的内官取代：宰相取代三公，尚书令取代宰相，中书令（原为内史令）取代尚书令，平章事/侍中取代中书令，然后中书令和平章事们又变成宰相，接着被内阁大学士取代，康熙时大学士又被上书房行走取代，最后又被军机处取代。

地方官也存在类似倾向，常任地方官总是被中央派出的巡察官取代，久而久之，巡察官又变成了新的常任官：太守被刺史取代，刺史被节度使取代，节度使被知州取代，知州又被行中书省取代，行中书省先是改成布政司，然后被巡抚取代。

这些取代外官的内官，最初都是皇帝管家、秘书、仆从性质的近侍亲信，级别很低，起初只是一种伸张帝权的临时安排，是皇帝执行其意志的工具，长期化之后就(more...)

我曾多次提到，亨廷顿认为，一个政权只有在经历了至少两次平稳权力交接之后，才能被认为已经成熟；我认为这一洞见适用于所有组织和制度，其背后的原理是：代际更替总是伴随着程序化、制度化和官僚化，事务处理程序、职能、岗位、责任、流程等等制度组成元素，在此过程中被形式化并固定下来。

驱动这一过程的动力在于，接班者看待事务的方式和创始者大不一样；一项制度元素最初被设计出来时，都是出于某种实用主义动机，旨在解决某类问题，因而，那些有机会亲历这一创建过程的组织成员，会以功利和权宜的方式看待它，若情况有变，他们也会欣然接(more...)

殖民（colonization）一词常被用于多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过程，将这些事情汇集在同一个标签之下，唯一的理由似乎是：它们都是哥伦布之后西方文明扩张进程的一部分。

然而对于制度比较和分析，这样的归类除了制造混乱之外毫无意义，其制造的混乱之一是：赞成或反对“帝国主义（imperialism）”或“殖民主义（colonialism）”的人，往往并不清楚自己赞成或反对的究竟是什么。

殖民一词的最初含义，可能只是某族群的一小撮成员移居到远离其本土的新地方，建立定居点，至于这个新地方原本是否有居民，假如有，移民如何处理与他们的关系，移民是否维持于本(more...)

再理一理两者在政治组织上的区别：

1）士作为一个新兴阶层，崛起于春秋，兴盛于战国；

2）士阶层主要由次子们，或更准确说是次子们的次子们的……次子们组成；

3）长子继承制提供了一部次子引擎，它将次子们置于如下境地：
a）有机会获得良好教育；
b）有能力在各国间流动并寻找机会；
c）有机会但不保证获得地位与权力；
d）随时面临在等级阶梯上滑落的危险；
e）有机会获得为此做点什么所需要的资源；

4）在获取世袭封地、特权、权力、职位上，次子们处于制度性的不利地位，往往不得不突破宗法世袭结构而在血缘树的其他分支上、甚至另一棵树上寻找机会；

早先在谈论民族认同时，我曾说：“古代汉民族的情况类似于中古欧洲拉丁世界，在精英层是共同文化，在大众是分异的地区文化”。

这一情况在华夏认同刚刚萌芽的西周便存在，各地出土的西周墓葬器皿中，贵族的青铜器，其形制风格在整个周文化范围内相当一致，千里之外诸侯墓地的青铜器，与同期畿内所见基本一样，但同一地平民墓地出土的陶器，却通常体现了鲜明的当地特色。

几点联想：

1）畿外诸侯的征服者性质，新侯国的建立，征服多于殖民（此处所谓殖民是指通过移民建立定居点）；

2）文化的上层统一与下层分异，体现了征服扩张与增(more...)

李峰在《西周的灭亡》中对幽王之变的分析，多半听起来挺靠谱的，但其中有关犬戎的观点却过于武断，将犬戎认定为西北方的猃狁，而不是传统上所认为的西方姜戎（即羌戎），好像没什么道理，他所列出的所有证据，并非判别性的，也都可以用来支持其为羌戎的判断。

依我看，从现有证据没有理由怀疑犬戎即西方渭水上游之姜戎，而且更多理由让我相信这一点：

1）“戎”更多与西方而非北方联系在一起；
2）“犬戎”与“西戎”常可互换使用；
3）与犬戎联合的申与吕，皆(more...)

厉王与宣王截然相反的命运，似乎是他们在面临同样的困境和危机时，采用不同解决方案的结果。如#4所指出，这一危机是周式封建系统的性质所内生：血缘纽带松弛，可封赠土地与特权资源耗尽，酝酿内斗，效忠激励削弱，王畿藩屏瓦解，招致外患。

厉王的办法似乎是敛聚，违反封建契约，通过侵夺部分附庸利益，重新掌握日渐耗尽的可支配资源，用于赏赐以维系其余附庸效忠，所谓“专利”，盖此之谓。这是拆东补西，不具可持续性，且容易引起反弹。

宣王的办法更可行但也更冒险，通过扩大对(more...)

伯仲叔季本是兄弟排行，不过后来似乎也可用于指称宗族支系，宗法制下，嫡长子乃大宗，自然称伯，次子们若获封地，则另立宗庙，以封地之名为氏另起一系，仍可称伯，若无封地，则只能仍在原氏族内以小宗卿士身份谋食，氏不改，但须加上“仲叔季”以区分其支系，大约如此，纯属猜测。

1）所谓周式封建，乃以非对称世系裂变为结构骨架，以血缘为主要纽带，以食邑为主要激励的一种封建制实现形式；

2）此种模式有两大内在缺陷：一、血缘纽带随代际更替而逐渐弱化；

3）二、统治团队激励随可分封土地耗尽而丧失；按英格兰经验，领主平均可养大两个儿子至成年，多妻制下这个数字应该大很多；

4）在两大问题，天子比诸侯更严重，因为——

5）关内诸伯的分封比关东诸侯早开始三代，因而其共同祖先也比关东的早至少三代，前者共祖须溯至太王（亶父），而关东诸侯在各自侯国内的共祖，即各侯国之开基祖，辈份最高也是武王兄弟，因而血缘更近。

这样，若不考虑其他选择约束，在任(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