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非对称世系裂变 一般部落社会的世系裂变是对称性的，各裂变分支相互对等，不相隶属，此种模式下，政治结构必定是碎片化的，各分支之间只能建立短暂而脆弱的联合，无法建立持久的大型共同体。 一个解决方案是，在每个分支点上，让其中一个支系居于支配地位，其余支系从属之，从而在主支与从支之间建立领主/附庸关系，周之宗法制便是一例，通过嫡长子继承制，让嫡长支系（大宗）成为领主，其余支系（小宗）成为附庸。 这种模式下，只要世系的控制范围内尚有土地可供开拓或分割，世系繁衍过程会自动产生一个封建系统，西周畿内诸伯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2）征服后的占领 征服一块土地后，消灭原有政治结构，将土地作为采邑授予征服者首领的亲属、部下或盟友，并与首领建立领主/附庸关系。 这么做，既可为军事合作者提供食邑，也可对新征服土地特别是战略重地实施占领，屏藩王畿，西周畿外诸侯盖属此类。 3）征服后的羁縻 征服一个邦国后，保留其政治结构，条件是其接受征服者为其领主，承担附庸义务，比如西周的宋国，陈国和杞国或许也是。 4）归附的小邦 周边弱小邻邦或境内土著酋邦，因摄于王威，自愿归附，变成附庸，同时政治结构和制度上也依封建体系之需要而有所改造，西周所谓“子男之国”里面有些大概属于这一类。  

发现不少学者都拒绝承认这个或那个社会是“真正的封建社会”，其中当然涉及对历史事实的不同认知，但更多是出于对“封建”定义的分歧，这也要怪诸如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这样的经典作家将封建制度界定得过于狭窄；其实，就制度史研究而言，一个较为宽泛的定义或许更适合于分析。 封建之所以值得被界定为一种主要制度类型，是因为： A1）它所适用的社会足够独特，显著区别于部落社会、城邦、集权帝国和现代民族国家； A2）也足够普遍，可在多个主要文明中找到； A3）用来识别它的那些特征总是一起出现； A4）它是制度进化的重要一环，因为它孕育了一些构成宪政与法治之核心基础的制度元素。 依我看，具备下列几项特征的政治体系，皆可归入封建一类： 1）政治共同体的权力是地理上分立的，组成共同体的成员实体（领地）有着明确边界； 2）成员实体之间通过多层契约关系（即庇护/效忠关系）结成共同体，契约不可单方面解除； 3）这些契约在共同体内（至少在每个层次上）具有同质性，即，整个共同体内具有一套很大程度上普适的封建法； 4）成员实体的领地权具有私人财产权性质，其主人即该领地之领主； 5）主要成员实体的领地权是世袭的； 6）成员实体的领主在其领地内自主行使权力，同时对其上级领主承担契约义务，其中至少包括军事义务； 7）农业生产以集中管理的庄园制形式组织，区别于部落村社或自耕农； 另一些特征也常见于封建社会，但不必作为识别标准： 8）领主/附庸关系常因血缘关系而建立，并由血缘/婚姻纽带维系； 9）契约权利的继承和转让受契约限制，并非完全自由； 10）当领主/附庸一方死亡时，须重新宣誓确认庇护/效忠关系，为此附庸可能需要向领主支付对价； 11）契约一方对另一方影响其履约能力的重大行动（比如婚姻和宗教事务）拥有干预权； …… 概括起来，封建制度的特征可以简化为三条： B1）政治权力在地理上分立，经庇护/效忠契约联合为共同体； B2）政治权力具有私权性质； B3）规范政治权力和政治关系的法律具有私法性质。 按照这样一个工作定义，中世纪早期欧洲和西周社会，我想大概都可以约略归入封建一类。  

周末在大象公会吃烤肉时，@段宇宏 段总提到对我否定母系阶段论的文章的一种质疑：

华夏{{上古八姓}}（姜、姬、姚、嬴、姒、妘、妫、妊）都是女字旁的，这难道不是远古存在母系社会的证据吗？

当时我用一个笼统的理由搪塞了过去，事后想起来，感觉不满意，昨晚又使劲想了下这问题。 在重新考虑了有关古代姓氏的如下几个要点之后——

1）{{姓}}代表血缘群体； 2）{{氏}}代表血缘群体的地方分支； 3）周代实行“{{同姓不婚}}”的族外婚制； 4）组成周代个人称谓的几个成份：姓、氏、行（即排行）、名、字；完整称谓包括所有这些成分，但日常称谓只包括部分成份； 5）周代男性日常称谓一般是氏+名，或（成年后）氏+字，其中不包括姓； 6）周代女性日常称谓一般是氏+姓（比如{{虞姬}}，{{夷姜}}，{{戴妫}}，{{敬姒}}，{{葛嬴}}，{{偪姞}}），或行+姓（比如{{孟姜}}，{{孟姬}}），其中必定包括姓；

突然发现了令我满意的答案： 用来表示上古八姓的汉字都有女字旁，不是因为姓代表了母系血缘群体，而是因为周代只有称呼女性时才会提到姓，称呼男性时只用氏不用姓，所以表示姓的汉字只会出现在女性称谓中，于是这些汉字后来就被加上了“女”这个义旁。 需要强调一点：许多汉字的义旁都是后来加上去的，比如“姓”字的女子旁，金文里是没有的，金文里“百姓”写作“百生”。

真的有过母系社会阶段吗？ 辉格 2014年9月8日   【母系神话】 基于意识形态而编写的官方历史教科书，曾在几代人中造成了对历史的大规模错误认知，比如许多人相信，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普遍以奴隶制为社会经济基础的时代，甚而认为奴隶制是社会制度演变的必经阶段，许多人也相信，在开始近代化之前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始终是个封建社会。 这些认识，由于和已知历史事实背谬的实在太远，在学界已没多少影响，如今虽还在流传，但也只是作为一种标签，用来展示其知识来源被局限于官方教科书而已；然而还有一个谬误，即便在学界，即便在知识来源没那么狭隘的人群中，仍有相当影响，那就是“母系阶段论”，即认为早期人类社会普遍采用从妻居（[[matrilocal residence]]）模式，按母系组成血缘群体。 事实上民族志调查显示，多数（3/4以上）传统社会采用父系制（即实行从夫居（[[patrilocal residence]]），并按父系组成血缘群体），而且并不存在社会结构越简单原始，越可能采用母系制的倾向，比如澳洲和新几内亚土著的社会形态相当原始，且与主要文明长期隔绝，但也都采用父系制；没有证据表明，人类早期曾有过一个普遍采用母系制的阶段。 相反，压倒性的证据显示，在直到现代之前的整个人类历史上，父系制始终是主流和常态，母系制只是特殊条件下的例外，父系制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人类与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因为黑猩猩、倭黑猩猩、乃至亲缘更远的大猩猩，都是从夫居的；除了民族志材料，对晚期南猿和尼安德特人的化石同位素分析也显示，这两个社会很可能都是从夫居的。 【神话的由来】 那么，这个母系神话是怎么来的，为何它比其他神话有着更持久的生命力？答案看来要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去找。 最初提出母系阶段论的是瑞士学者约翰·巴霍芬（[[Johann Bachofen]]），在186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他根据从希腊神话和古代传说中搜罗出的一些线索，比如亚马逊女战士和普遍存在的女性生殖崇拜，认为早期社会不仅是母系的，还是母权的；他还不甘落伍的配合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社会进步观，提出了一种阶梯式社会进化理论，按女权男权的此消彼长，将社会史划分成了四个阶段。 巴霍芬的著作适时启发了恰好正在研究亲属关系的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摩根（[[Lewis Morgan]]），由于摩根接触过的易洛魁社会恰好是母系制的，所以很快被巴氏的理论所吸引，并与他建立了通信关系；此后在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里，摩根很大程度上采纳了巴氏的观点，将他所了解的易洛魁母系制一般化为早期社会普遍经历的“母系氏族阶段”。 和巴霍芬相比，摩根是更严肃的人类学家，他做过一些田野调查（但不是对易洛魁），所用材料也更具实证价值，但他的系统性信息来源主要是语言学材料，从中推断婚姻与亲属制度的可信度并不高，最大的问题是，和那个时代喜欢构造宏大体系的博学家一样，他的阶梯式社会进化理论同样是以想当然的猜测为主。 摩根之所以认为存在一个母系阶段，是基于这样一种轻率推导：早期人类是乱交的，没有固定配偶关系，因而不知其父只知其母，也难以防止近亲交配，所以最初的血缘群体（即氏族或胞族）只能按母系组成，所以早期社会必定基于母系制的。 这里存在两个误解：首先，防止一级近亲（兄妹、父女和母子）交配无须以固定配偶为前提，只须实行外婚制（[[exogamy]]）和从夫（或从妻）居即可，也就是遵循这样三条原则：不和与自己出生于同一群体的异性交配，性成熟后离开出生群体并加入其他群体，不与性伙伴的子女交配；许多动物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避免近亲交配的。 第二个误解是：组成父系氏族无须以父子关系可辨认为前提，只须实行外婚制和从夫居、并且兄弟关系可辨认即可；比如从若干同母兄弟开始，每一代所有女儿都离开，并接纳来自其他群体的女性，便可确保群体男性成员始终拥有共同的父系祖先；实际上，黑猩猩正是通过这样的安排组成了父系氏族，尽管它们没有固定配偶，也不知有父。 巴霍芬和摩根所犯的另一个错误，是制造了母系制和母权制（[[matriarchy]]）的混淆，实际上两者没有他们所认为的固定联系或因果关系，大多数母系社会要么是平等主义的，要么是男权占优的，由男性充当酋长、族长或头人的角色，迄今没有任何社会被人类学家普遍承认是实行母权制的，尽管曾有个别社会被少数人类学家认定为母权社会。 【当神话傍上大款】 尽管有着这样根本性的理论缺陷，也得不到经验证据支持，摩根的理论却在社会科学界获得了极大影响，《古代社会》很长时间内被奉为婚姻和亲属关系领域的经典著作；这一地位的确立要归功于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遗物时，恩格斯发现马克思就该书写了许多笔记，顿时如获至宝，迅速将自己的唯物史观揉进其中，于次年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恩之所以亲睐摩根理论，是因为后者很适合为他们空洞干枯的历史唯物主义添加血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注定会从原始状态开始，在阶级斗争推动下，经历一系列特定阶段，最终进入共产主义；摩根理论主要被用于描绘上述过程的第一步。 大意是：血亲关系和阶级关系是组织社会的两种相互排斥的力量，在原始状态，只有血缘而没有阶级，又因父子关系无从识别，所以原始社会必然是母系的，后来，男性为获得支配地位，合谋对女性加以控制，并建立父系家庭和父权，从而破坏了血缘氏族组织，同时家庭的出现导致了私有财产权建立，而为了维护家庭、父权和财产权，又建立了国家机器，最终，原本由血缘关系维持的社会，变成了一些阶级统治其他阶级的社会。 恩格斯的著作后来成了各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学红宝书，在西方左翼阵营中也颇有影响，而人类学和社会学界恰好又是左翼思想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和其他马列红宝书中空泛抽象的理论和宣传相比，这本书的内容更具实证色彩，看起来更有干货，因而其对观念的影响也更为深远，这一影响即便在马列意识形态失去吸引力之后，仍时常能感觉到。 但实际上，从恩格斯看到马克思笔记到他的书出版，中间只隔了一年多时间，根本做不了什么像样的研究，其中看似经验性的内容，其实都是凭空臆想，比如他认为父系家庭和男权的建立导致了财产权的诞生，但这两者之间的依赖关系既非逻辑上的必要，也没有经验支持，实际上财产权更多是和定居农业联系在一起，无论北美、非洲、还是东南亚的母系社会，只要过定居生活，都有财产权。 除了马列导师，母系神话还傍上了另一个大款——女权运动，许多女权主义者热烈欢迎摩根和恩格斯的理论，特别是1960/70年代的第二波女权浪潮——以著名考古学家马丽加·金芭塔丝（[[Marija Gimbutas]]）为代表——，复兴了这套原本在学术界已被冷落的理论；女权运动的强大声势和它所取得的政治正确地位，延续着母系神话的寿命。 女权主义者亲睐母系阶段论的理由或许是：假如漫长的前文明时代都是母系社会，那么母系制乃至母权制就可以说是更自然的、更符合人类“本性”的；这种以“更接近原始形态”为由对某种制度或行为模式加以合理化的做法——常包裹在自然、纯真、天性等美妙词汇之下——世人早已耳熟能详，从衣食住行到教育医疗，乃至“高贵野蛮人（[[noble savage]]）”神话中，都可看到。 但稍稍推敲一下，便不难发现其背后的反文明和反进化逻辑，果若原始的就是好的，何不改回四足行走放弃语言文字回树上生活？ 不乏有女权主义者认识到上述合理化努力的反文明性质，也意识到母系神话对女权运动是个不必要的包袱，让她们的信念和主张建立在错误的历史认知之上；在2001年出版的《史前母权神话》（[[The Myth of Matriarchal Prehistory]]）一书中，文化史学家辛西娅·埃勒（[[Cynthia Eller]]）对母系神话渗透进女权运动的历史做了全面清理，并呼吁女权主义者抛弃这一包袱。 【重新认识父系制】 对有关母系和母权的种种谬见的清除工作所带来的一个额外好处是，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认识父系制在人类发展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恩格斯尽管炮制了许多谬论，但有一点他说对了，父系关系的发展确曾是推动社会进化的一大动力，可是他弄错了时间，而且错的很远，这一发展，远远早于他所认为的原始社会晚期，而是可以追溯到人类与黑猩猩的共同祖先。 在对黑猩猩的观察中，灵长类学家发现它们在两个关键方面和人类很像：一是战争行为，简·古道尔（[[Jane Goodall]]）和西田利贞（[[Nishida Toshisada]]）在各自研究中都发现，黑猩猩群体的雄性成员会组成巡逻队守卫领地，并在巡逻过程中伺机猎杀相邻黑猩猩群体中的落单个体或数量占下风的小团伙。 那些在战争中命运不济的群体，常在几十年内被逐渐消灭，或者在一次成功偷袭中遭毁灭性打击，这与人类学家在亚马逊丛林、新几内亚高地、吕宋山区、南部非洲的部落社会中见到的情形极为相似，实际上，这种由群体内雄性结伙对相邻同类发动经常性战争的行为，在前文明无国家社会中普遍存在，但在整个动物界却是极为罕见的。 第二个相似点是政治，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发现，黑猩猩群体内雄性在争夺首领地位、从而获取多数交配机会的过程中，会像人类那样施展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伎俩，合纵连横尔虞我诈见风使舵，比如雄一号用各种甜头诱使雄三号合作阻止雄二号夺位，一旦雄一号显出颓势或二号实力提升，三号便伺机背叛与二号合谋篡位。 当然，由于缺乏语言和武器带给人类的强大交流、控制与组织手段，黑猩猩的战争和政治形态还非常原始简陋，但从整个灵长类乃至动物界看，黑猩猩已经朝着建立复杂社会的方向迈出了关键一步，这一步，恰恰与父系关系的建立同时发生，而父系群体和战争与政治在动物界同样罕见，这强烈暗示着，这一同时性并非巧合。 从亲缘选择（[[kin selection]]）的角度看，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父系关系所起的作用，假如黑猩猩群体是母系的，其中成年雄性并非近亲，那他们就很难形成持久的合作关系来集体守卫领地和发动战争，争斗将以个体对个体而不是群体对群体的方式发生，因为一旦某方显现出优势，弱势一方的个体便可轻易转投优势方，这样，以群内合作为前提的群体间对抗便难以形成。 由于性选择导致两性在体型和体能上的显著差异（即所谓“性二态（[[sexual dimorphism]]）”），群体间对抗只能以雄性为主力，这要求雄性间能够达成合作，而除非得到亲缘关系的强化，这种合作难以持久，对此困难，一个明显的解决方案是建立父系合作群体，而通过采用从夫居模式（即成年雌性离开出生群体，雄性留在群内），黑猩猩找到了这个方案。 【父系引擎的威力】 基于父系亲缘的雄性联盟的建立，对此后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当人类跨出了更重要的第二步——结成固定配偶关系、进而建立父系家族——之后，社会结构便朝向日益复杂的方向发展；因为婚姻大幅提高了亲子关系确定性，让父系亲缘变得更明确更精细，从而有可能按亲缘远近建立多层次的父系家族组织。 同时，多层次结构带来了等级分化，后者以多偶制的形式强化了配偶竞争和性选择压力，又因为语言和武器将选择压力从个人身体禀赋转向了地位、财富、权力、组织控制能力等等制度性因素，因而使得性选择成了社会结构进化的一大动力。 上述机制，对照狒狒的情况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埃及狒狒（[[hamadryas baboon]]）在许多方面都非常像人，其社会形态甚至比黑猩猩更接近人类，它同样罕见的采用了从夫居和父系制，但比黑猩猩更进一步，它和人类一样建立了多偶制的固定配偶关系，因而也得以按亲缘远近建立了多达四个层次的复杂等级社会，四个层次大致相当于人类的家庭、氏族、游团（[[band society|band]]）和部落。 多层父系群的建立，使得埃及狒狒的雄性联盟极具战斗力，群体间常因争夺领地和支配地位而发生战争，有时战争场面相当壮观，在一英里开阔的战场上数百头雄性投入战斗；另外，雄性在控制配偶和下级时也表现的非常暴虐，这些情景，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人类社会。 埃及狒狒转向父系制，最初可能是为了构建雄性联盟以对抗非洲豹和斑鬣狗等危险捕食者，相比之下，其表亲狮尾狒狒（[[gelada]]）生活在捕食者难以到达的悬崖绝壁上，处境更安全，因而仍保留着母系制，没有发展出多层次结构，雄性对待配偶更温和，群体间冲突也没有那么剧烈。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比如劳伦斯·基利（[[Lawrence Keeley]]）和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发现，整个人类史上，前国家社会都充斥着连绵不绝的暴力和战争，在这种环境下，群体的生存和壮大往往严重依赖于其战争能力，而在由血缘纽带维系的前国家社会，战争能力只能由父系男性联盟保障。 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父系制在历史上始终居于主流，母系制只是例外；有些社会或许因为地处孤立隔绝环境（比如沙漠或小岛），冲突强度低，比如母系制的霍皮族（[[Hopi]]）印第安人，是著名的和平主义者，有些社会则因为选择了特殊生计模式而难以维系父系家族，比如摩梭族男性常年外出经营马帮，甚至无法维持稳定婚姻关系，与此相似的是苏门答腊的米南佳保族（[[Minangkabau]]），男性也普遍外出从事商业或手工业。    

【2014-09-27】 @whigzhou: 有些问题还是内部人看得比较明白 http://t.cn/RhHmztf “伊斯兰国的圣战分子，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他们脱胎于一具日趋腐朽的巨人空壳——一个崩坏文明的残骸……他们所有人都相信那种同样的意识形态，对于这样一种他们自身抱有并深入到骨子里的意识形态，他们怎么可能去抗击？” @whigzhou: 伊斯兰精英/恐怖首领的心态，让我想起侯景，侯景是个胡人，但仰慕华夏文明，一心想混进士族豪门，却不得其门而入，加上脚瘸，内心极度自卑导致报复性的狂妄和凶残，一旦得势便成天下大祸。阿拉伯因石油而暴富，恰如侯景意外得势。 @whigzhou: 到伦敦去效仿贵族生活的，和资助恐怖分子的，基本上是同一批人  

【2014-08-31】 @whigzhou: 假如日本群岛整个向西南方挪动600公里，东亚历史就会完全不同，这样的日本很难被大陆帝国征服并长期留在帝国之内，但又很容易被入侵 //RT @whigzhou 鲁迅这个观察是对的，历史上几次统一进程之所以那么迅速，就是因为竞争各方拥强凌弱的博弈策略和成王败寇的预期，之前讨论过 http://t.cn/zj6yO98 @DarthIII：这是不可能的，日本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没有这个实力，到战国时代才一千万人口，战斗力不敌明朝的辽东边军 @whigzhou: 离得近就会有很多移民了，至于战斗力，女真才多少人？ @暖男铜豌豆：回复@DarthIII:日本人口大部分时间相当于中国的1/10，跟十国里较大的国家规模相当。如果像英国一样靠近大陆又相对独立，有足够的力量施展平衡术破坏大陆统一。你觉得它小，是把整个中国跟它比，但在这个架空里，统一的东亚大陆可能就跟本位面的统一欧洲一样一直都只是一个图谋。 @猫咪呢朋友8：回复@豌豆侠有道德底线：日本人口长期等于中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关东平原是全世界最肥沃的火山灰平原之一，粮食单产量不亚于中国最好的杭嘉湖平原，日本从大化革新以来基本都是世界农耕文明国家里的前十到前五强国，长期有几十万战斗力非常强的职业武士阶层，如果只有60公里海峡，很可能如同元金清入关 @暖男铜豌豆：回复@猫咪呢朋友8:五分之一是20世纪初的水平，4亿对8000万，日主要得益于日本率先工业化。历史上还是1/10的时候多，战国2000万对明二亿，江户三到四千万对清三亿。日本大部分时间的体量和发展水平与江南相当 @猫咪呢朋友8：回复@豌豆侠有道德底线：明朝人口6700万，日本人口1400万 @猫咪呢朋友8：回复@豌豆侠有道德底线：明朝2亿是YY小说，万历40年调查记录是6700万 @whigzhou: 人口史专家很少有采信六千多万这个官方数字的，2亿是曹树基和葛剑雄的估计，何炳棣的估计是1.5亿，多数学者相信的数字更接近后者，我还没见过估算数在1亿以下的，存疑可以，但绝非YY @whigzhou: 考虑到宋代人口早已过亿，洪武官方统计数已超6000万，270年几乎零增长，难以置信 @猫咪呢朋友8:编户藏秘是很少的，明朝没有任何一种高产作物，无任何可能超过1亿人口，而且不在编户的人口既无法征税，也无法征兵，有和没有是一样的 @whigzhou: 偏差主要不是来自藏秘/漏记，而是官方数字中丁口的含义逐渐丧失与人口的对应关系，而变成土地计税单位，因为统计者实际关心的就是这个 @whigzhou: 何炳棣在《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中对此有详尽论证 http://t.cn/a9j9Qm @猫咪呢朋友8:明朝没有任何一种高产作物，无任何可能超过1亿人口 @whigzhou: 五六千万的人口极限在汉代已经达到，此后经过江南/湖广开拓、犁具改进、复种指数提高、占城稻引入，到宋代，人口极限已超过一亿，明代除了恢复到宋代水平，又因西南拓殖以及后期美洲作物引入，进一步提高了人口极限 @猫咪呢朋友8：回复@whigzhou:明朝西南是少民藩国天地，明朝没有引进扩散任何作物，除烟草以外，崇祯上吊时红薯未出松江府，直到康熙年，红薯玉米也仅在江南几个县，康熙末年才开始推广高产作物，高产作物普及天下是在乾隆中期，人口爆炸也正是当时 @whigzhou: 即便不考虑明晚期的新作物，恢复到宋代水平（1.2亿＋）加上西南拓殖和湖广/江南/华南开垦的深化，明晚期人口达到1.5亿＋是完全可能的  

【2014-07-31】 @whigzhou: 大江大河的入海分支数量与农业开发历史长度成反比。 @寄生草的空间:why? @whigzhou: 开垦者需要修筑堤坝围堰约束水流，这一过程会消除很多小支流，而水流经约束后流速会提高，更稳定的河道、更高的流速有利于向下切割河床…… @果噜噜:尼罗河又多又长，没反。 @whigzhou: 入海支流已从罗马时代的七条减至现在的两条  

【2014-05-13】 @大象公会 【谁在挥动上帝之鞭】前文「长城：恐惧的纪念碑」 http://t.cn/8Fut1tv 中提到，“蛮族”通常只满足于劫掠和勒索。那么，又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夺取定居人的领土和政权，甚至主导了中原王朝的更迭？作者：@黄章晋ster @黄章晋ster: 少数民族入侵和农民起义的作用和今天的计划生育政策一样，主要作用是调整人口数量，使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相匹配。 @织田信义: 在欧洲,这些事情交给饥荒和瘟疫了... @黄章晋ster:欧洲主要是靠战争来调节人口吧 @whigzhou: 这个不对，（至少近代之前）战争调节的主要是贵族人口，对总人口的限制主要来自制度（财产权和家庭制度），分不到家产的年轻人无法成家立业，只好变成修道士/修女/学徒/流浪汉，只有少数变成infantry给骑士扛枪的算是被战争调节了 @whigzhou: 而且，限制人口的诸因素中，只有作用于女性的那些才具有长期效果，死于贵族式战争的，主要是男性，只有那种引发全面秩序崩溃的那种战争，才会显著减少女性数量，后一种战争中国多见，欧洲少 @whigzhou: 不过，就中世纪多数时段而言，瘟疫的限制作用可能比制度更重要 @whigzhou: 话说回来，尽管我觉得战争在限制欧洲人口上作用不大，但它定期消灭大量上层青年男性，提供了一个政治压力释放口，对于社会稳定的作用应该不小  

【2014-04-15】 @顾家浜 您怎么看15，16世纪，知识精英逐步游离于官僚体系的趋势？比如沈周，唐寅，文征明...... @whigzhou: 有几个因素可以考虑：1）宋代私学兴起；2）靖康后中原动荡汉人南迁时期，士大夫兴趣焦点从仕宦朝政转向宗族经营，3）蒙古征服迫使读书人向小说戏曲杂学等有着民间需求的文化领域讨生活， @whigzhou: 4）永乐后政治中心与文化/经济中心的分离；5）明中期之后江南商业和城市繁荣在科举仕途之外发展出了对文化/知识产品的需求。 @whigzhou: 第2条提到的兴趣转向在北宋已有苗头，范仲淹是个著名的例子 @whigzhou: 明清许多江南文人能脱离仕途而过得很滋润，离不开当地富商支持，支持方式有：结亲、高价买其字画、请作家庭教师、围棋陪练、资助出版诗文集，等等 @whigzhou: 清代又多了条出路：做师爷  

【2014-04-10】 @梁惠王 昨天朋友说，他前不久遇到一位90多的中文系老教授，谈起中国怎样才能变文明，那老教授说：“托管，让西方托管两百年。” @大雨徐来: 然后他叹了口气说：“印度从1757年到1947年，被英国统治一共190年，就差10年啊，就修成正果了，太惨了！” @学经济家:说不定还真是只差10年就圆满了……若熬过天朝变脸，英帝有理由继续管下去避免印度亲苏 @whigzhou: 远远不到200年，1757年东印度公司的管辖仅及孟加拉、比哈尔和北瑟卡斯 @whigzhou: 1858年大英政府接管时，管辖范围也只有全印一半多，这个词条里有详细的图示，可以看出英国管辖范围的扩张历史 http://t.cn/8s9hd4S @whigzhou: 尽管托管时间不长，尽管独立后亲苏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大英留下的印度仍比贵国文明得多，她至少避免了上世纪各大流行人祸，没有集中营，没有按人口比例实施的有计划有组织大屠杀，没有人造大饥荒，没有种族清洗，没有大规模强制人口迁移，没有大革文化命，没有水晶棺材和红宝书…… @winternight39:按人口比例实施的有计划有组织大屠杀是指计划生育？ @whigzhou: 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黑五类、83严打，这些都是现代史常识 【2014-04-19】 @赵楚 我对中国人需要殖民的说法非常反感。这种说法表面上激进，实际与当局多年来宣扬的素质论是完全一致的，即中国不能实现宪政民主，权利被剥夺，社会沉沦，文明解体，不是因为政治不上轨道，权力基本制度有问题，而是民族和种族低劣。以自命不凡的种族理论取代政治权力批判，当然是在给权力帮忙。 @whigzhou: 原po自说自话的为殖民主义脑补了一个“民族和种族低劣”前提，其实殖民主义（或更一般的外生主义）和内生主义的差别，相当于旧企业流程改造和被新企业并购的差别，说后者更优当然不需要以种族优劣为前提 @whigzhou: 以产业界的经验，流程改造很少成功，产业革命通常都以创造性毁灭的方式发生，改造一家旧百货商场的成功几率，远远小于新开一家沃尔玛分店，这是因为制度发展的路径依赖，复杂制度结构的各要素，很难从头凑齐并安放到恰到的位置 @whigzhou: 让一窝老鼠生出几只新老鼠很容易，从一堆化学元素拼出一只新老鼠就难多了，让一只断了尾巴的壁虎长出新尾巴很容易，用一堆化学品造出一条壁虎尾巴可不容易，其中差别，与这些化学品的品质优劣毫无关系  

从游牧社会看国家起源 辉格 2014年4月9日 在现代世界，国家已成为笼罩一切、无可逃避的存在，然而，国家最初如何形成，在何种条件下形成，仍是个众说纷纭而鲜有定论的问题。 通常，当我们想探索一种东西的起源时，容易想到的下手之处是：看看有和没有这东西的地方有何不同。 近代以前的各种主要社会形态中，定居农业社会一般都有国家，狩猎采集社会一般没有国家，而游牧社会则在两可之间，有些有，有些没有，有时有，有时没有；正是游牧社会的这种差异性和多变性，为我们考察国家起源提供了一个独特机会，而历史上游牧社会与定居社会之间的密切互动，也为这种观察留下了大量记录。 在《游牧者的抉择》一书中，人类学家王明珂为我们描述了与华夏农业文明关系密切的三种游牧社会的不同特征：河湟地区的西羌社会从来没有建立起国家，蒙古大草原的游牧社会则在多数时间都有某种或强或弱的国家形态，尽管其统治能力起伏不定，而满洲地区的游牧社会则在无政府状态和突然兴起的国家之间反复。 这三种社会在国家发育上的差异，似乎源自其所处生态条件和所采用生计模式的不同；游牧不是随机游荡，而是在山坡、开阔草地、河谷、湖畔等适合不同季节的小生态位之间，按特定线路和节奏移动。 其次，单纯的游牧业不是一种能够自足的经济模式，通常需要搭配一些其他产业：从农耕业获得谷物以补足畜产品常不能满足的能量需求、从森林获得木材、从手工业获得工具（特别是金属制品），最好还能辅以少量狩猎活动，等等。 这种搭配组合，要么由当地环境的生态多样性满足，要么经由较大范围内的贸易或再分配而得以实现，而正是实现这一搭配的不同途径，导致了上述三种游牧社会的政治和制度差异。 西羌所在的高原河谷地区，每个小河谷天然地满足了游牧业的搭配需要：背风和向风的山坡，草场，林地，可种植谷物的河谷，整个游牧过程可在单一河谷中完成；每个所容纳的人口规模，也恰好与无政府状态下的传统血缘群体规模相当（此类群体的适宜规模受邓巴数（[[Dunbar's number]]）限制）。 由于每个群体占据一个河谷之后，即可满足其生计模式所需的各种条件，因而无需与其他群体建立经常性的更高层次政治结构，群体间竞争的焦点是争夺河谷，而不是相互控制或对更高级权力的争夺，只有在遭遇自然灾害或强敌入侵时，才需要结成临时性的攻守同盟，但因为缺少持续存在的需要，这些同盟既松散也不稳定。 蒙古游牧的跨度则大得多，因为实现类似搭配的生态多样性只有在很大地理跨度上才能找齐，但这么大的区域内所容纳的人口规模，显然远远超出了血缘群体的适宜规模，此时，为了解决群体间资源冲突，必须发展出超越于血缘群体的政治结构，这就为国家的发育提供了动力。 而且蒙古草原尤其是漠南地区的生态相对单调，对农耕社会展开贸易或劫掠的需求更强烈，而无论是重要商路和商业市镇的控制，还是为进行劫掠和勒索而需结成的联盟，都推动了高层次政治权力的发展。 满洲的情况更为微妙，那里分布这一些多数时候处于中原王朝控制之外的农耕区，这些农耕社会由于规模太小，在游牧联盟的强大武力面前难以自保，也因为其规模小，游牧联盟有能力加以控制，因而后者对待这些农耕社会的方式，不是像蒙古人那样以贸易、劫掠和勒索为主，而是直接征服、控制和奴役。 从猛安谋克、牛录额真到八旗制，从内部结构看，其实都是渔猎游牧民族对其所征服农耕社会的有组织奴役体系；这种关系，有点像西域的草原游牧民与绿洲小型农耕社会之间的关系；每当中原王朝收缩，满洲游牧民就有机会建立此类奴役体系，甚至将其扩展到燕赵地区。 不过，这种模式只适合于其生计并不完全依赖农业的混业社会，对于中原的广大纯农耕地区，由于统治成本过高而难以为继，所以当满清统治覆盖整个中原地区时，只能保留原有以自耕农为主的中原体制，八旗制度蜕变为单纯的军事组织体系，而且大致限于非农业区或畿辅重地。  

【2014-03-01】 @大象公会 【热带的诅咒】为何欧洲殖民者首先征服的不是近在咫尺的非洲，而是万里之外的美洲？为何现代非洲仍陷入贫困的陷阱不可自拔？为何印度看似富足实际贫弱，种姓制度绵延数千年？作者：@innesfry @虫我鸟圭:印度种姓制度那段牵强了，其它倒是观点新颖，但是也不是这么简单的推论 @黄章晋ster:印度种姓制度这个我觉得解释力很不错，以前似乎有本书也推论，这种严密的种姓制度很可能是外来征服者发现与本地人接触会导致神秘死亡的 @whigzhou: 你说的书是不是这本：《瘟疫与人》 http://t.cn/SPxzMs @whigzhou: 我觉得这个解释要结合印度次大陆的地理特性才完整 @黄章晋ster：印度次大陆的地理特征，相对于亚欧大陆，像是一截阑尾。 @whigzhou: 东南亚和次大陆都像个锥形口袋，入侵者由北向南重重挤压，不同的是，东南亚的纵深很深，汉族将百越不断南推，但总是揉不到一起，而次大陆纵深浅，入侵者与原住民被迫混居，但又要保持隔离，于是有了种姓制度 @whigzhou: 实际上，在华南，当汉族与百越混居时，也出现了贱民制度 @黄章晋ster:哈，你是不好意思用阑尾这个词来描述这个特征吧。 @whigzhou: 呵呵，阑尾更形象  

危险的三角关系 辉格 2014年2月16日 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关系，始终是影响古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一大关键因素，处理这一关系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原农业帝国的政治形态、军事力量配置乃至财政结构，从而影响一个王朝的气质和命运，所以很自然，上述关系得到了许多历史学家的重点关注。 然而迄今为止，还很少有理论能对这种关系以及它给双方带来的政治影响给出一个统一而有说服力的解释，尽管对双方力量涨落有许多分析，甚至也有用“十五英寸降雨线”之类的气候因素解释这种涨落的尝试，但这些分析大都走不了太远，所能带来的启发也很贫乏；不过，波士顿大学人类学家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1992年发表的《危险的边疆》一书，着实是该主题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巴菲尔德首先提醒我们注意几个事实：1）统一而强大的草原帝国，总是同步于统一而强大的中原帝国，2）除蒙元这个特例之外，征服中原的，总是来自满洲的操通古斯语的渔猎游牧农耕混业民族，而不是来自蒙古大草原的纯游牧民族，3）这种征服总是发生在草原与中原帝国双双衰败瓦解的时期。 对此，巴氏的解释是：游牧民族由于权力的个人化性质和继承权的不稳定性，凭其自身很难长期维持政治上的统一，但中原的统一却恰恰会促成一个长期统一的游牧帝国，第一个草原帝国匈奴，正是在秦建立统一帝国后才浮现，其寿命也恰好与秦汉的强盛期相一致，类似的情景在突厥与唐帝国的关系中重现。 游牧民族对待定居农耕民族的方式有两种：劫掠，和基于劫掠威胁的勒索；当双方都处于分裂状态时，机会主义的劫掠占上风，而当中原统一时，便有了一个理想的勒索对象，因为统一中原帝国的巨大财政能力让它能够支付大额“免劫掠赎金”，这种勒索通常被包裹上和亲或朝觐的外衣，并逐渐发展为定期奉供制度。 一个游牧部落要说服中原帝国向其奉供而换取边地免遭劫掠，它自身必须在草原上有足够权威而能够效果明显的压制其他部落的劫掠行为，而一旦它获得定期奉供，这一奉供关系又将转而大大强化它在草原上的地位，最终帮助它将草原统一为一个游牧帝国。 这是因为它从奉供中获得的奢侈品以及奉供关系所附带的贸易垄断权，在草原上都有着极高的价值，特别是相对于规模极小的人口而言，这让它有能力通过分配奉供而诱使其他部落加入其联盟并克制劫掠，或者收买支持者去征服不合作部落，最终将整个草原纳入奉供体系，并且将最初只是偶然而短暂的优势部落转变为一个能够长期存在的草原帝国。 由于这种双边关系带来的巨大利益，游牧帝国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热衷于击败中原帝国，对统治农耕地区更没有兴趣，相反，对这一关系领悟最好的游牧帝国，比如回鹘，还会尽力帮助中原帝国镇压反叛和抵御入侵，因为他们知道，一旦中原陷入混乱，自己就找不到一个方便的对象其进行大额勒索了。 真正有兴趣也有能力去征服中原的，是来自满洲的通古斯部落：从鲜卑、契丹到女真；由于满洲的生态多样性，那里长期存在着从渔猎、游牧到农耕的各种社会形态，从那里崛起的国家，尽管其文明和制度不如中原国家成熟，却有着在不同形态社会之间处理外交关系和实施治理的知识和组织优势，因而当征服机会出现时，他们往往已有了组织上的准备；而且，辽东的汉人农耕区，让他们可以在入关攻取中原腹地之前，就有充分机会试验他们的二元治理模式。 对于巴氏的三角关系理论，成吉思汗所创建的蒙古帝国是个显著的例外，而且这一例外还导致了另一个例外：明王朝是汉代以来唯一拒绝奉供制度的中原帝国，一度还禁绝边贸，而这一选择正是对蒙古征服所造成的痛苦记忆的反应。 为此明朝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必须在北方边境维持一支大军，而为了不让这支军队脱离皇权控制，只好把首都迁往北京，为此不仅承担了巨大的漕运代价，也承受了权力中心与文化经济中心长期分离而带来的种种困难；不过，这些代价并非没有收获，在丧失了奉供的支持之后，蒙古草原再也没有从分裂状态中重新统一起来。  

【2013-12-16】 @局外人c的空间 最近读了几本马特里德利的生物学科普读物，涨姿势了。历史研究不外围绕集体行动和个体策略进行，似乎，理解人类进化机制可以更好的理解历史吧？似乎，生物学比较物理学对历史研究更有价值，我肤浅的这样理解。@whigzhou 的海德沙龙有很不错的书单，当然不仅是生物学的，很受益。 @踢星星:就是这么说，我就认为从环境与人互动的生态学角度出发，可以更好地解释中国历史。但是辉总貌似不认同，这种事辉总还是很保守稳重的 @whigzhou: 我更喜欢雪球隐喻：文化就像在环境中滚动着的雪球，将环境影响内化为当前的文化特性，并影响后续历史，随着雪球越滚越大，文化因素在历史解释中也愈发重要 @whigzhou: 我说的文化因素包括知识、技术和制度 @whigzhou: 雪球能越滚越大，是因为文化的可积累性，可积累性是逐步获得的，其中几个关键发展节点是：语言、市场、文字和科学 @夏佑至:很多时候，环境因素隐藏在文化因素背后，将支配性的结构变成了符号之间冲突。 @whigzhou: 是，而且会有时间上的延迟和空间上的移位 @踢星星:文化视角的历史解释追问下去，往往进入神秘主义的自解释困境。 @whigzhou: 嗯，所以在享用文化人类学的美餐之前，先要打几支疫苗，比如马尔萨斯、进化论，还有布罗代尔  

【2013-01-15】 @科学公园 《中国历代气候变迁》作者：@七是；文章链接：http://t.cn/zjdw1su @trinity31:文章内容似乎源自1973年竺可桢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精彩文章－－“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有意思的是“诗经”与“唐诗”恰好对应两个持续时间比较长的温暖期，饱暖则思淫欲？竺可桢推断唐代长安的冬季要比竺所处 @whigzhou: 差不多每个暖期之后的气瘟下行段，都是蛮族入侵的高峰期 @whigzhou: 因为暖期草原游牧地带养活了更多人口，当气候恶化时，这些人需要向外寻找生计，这种人口随气候而大幅波动并对周边社会造成周期性压力的机制，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人口泵”，青藏高原，蒙古草原，阿拉伯半岛，都曾是这样的人口泵 @whigzhou: 农耕社会也可以成为人口泵，只要人口对气候足够敏感，比如挪威，另外，最早的人口泵可能是东非草原 @whigzhou: 原文图表中第一个气瘟下行期发生在商周更替之际，据许倬云说，周实际上是个刚刚向农耕转变的游牧民族，第二第三个下行期也都对应着农业帝国的崩溃，第四个对应蒙古大扫荡，第五个是满清入关 @人造天坣:农业也靠天吃饭，牧民南下往往也是农业社会衰弱期，也有吸的机制。但该模型必须结合社会、技术演进。另：青藏高原只爆发过一次 @whigzhou: 青藏高原可能不止一次，羌人与中原的冲突似乎一度很频繁，氐人在魏晋时也很活跃，乱华五胡中羌氐占了两个 @人造天坣:羌泛指一很大的族群，按商人的方位观，西方似都可称羌。西方的地缘板块，西域通过甘肃走廊向中原移动，远较青藏高原活跃。吐蕃文明起于象雄，在高原西部，受波斯文明影响较大，之后才转移至环境稍优的藏南河谷，与中原沟通 @whigzhou: 是。不过这里只关心其所处地域位置和生态条件，而不管种族和文化渊源 @人造天坣:西域草原和蒙古高原连成一片，而青藏高原是高山寒带草原，差异巨大。青藏高原内又分三部分，冈底斯山以北是羌塘草原。以南是谷地，可开展高寒农业。而青海北部、昌都以东，即安多和康区，多山间谷地，是羌人主要来源 @whigzhou: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