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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笔记#6：速度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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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 2012-12-11 14:10  阅读(5,850)  评论(1)   分类：读书笔记        

速度改变世界
辉格
2012年11月26日

在他1937年发表的著名论文《厂商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中，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曾指出，人们之所以建立拥有许多雇员和复杂部门结构的企业，而不是像传统商人那样通过个人之间的交易来连接生产过程的各环节，是因为交易是有成本的，而将这些环节纳入由计划控制的指令体系，可避免相关交易费用，假如企业的组织成本低于其所避免的交易费用，建立企业便是有利的，换句话说，企业是对市场无形之手进行局部替代的有形之手。

40年后，艾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 Jr.）的产业史名著《看得见的手》（ 标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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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改变世界 辉格 2012年11月26日 在他1937年发表的著名论文《厂商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中，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曾指出，人们之所以建立拥有许多雇员和复杂部门结构的企业，而不是像传统商人那样通过个人之间的交易来连接生产过程的各环节，是因为交易是有成本的，而将这些环节纳入由计划控制的指令体系，可避免相关交易费用，假如企业的组织成本低于其所避免的交易费用，建立企业便是有利的，换句话说，企业是对市场无形之手进行局部替代的有形之手。 40年后，艾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 Jr.]]）的产业史名著《看得见的手》（[[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为科斯的上述洞见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注脚，该书考察了1840年代到大萧条之前，现代企业在美国从无到有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经历，在这段活生生的历史中，科斯的洞见被赋予了具体的内容：交易费用如何组成，新技术带来什么改变，这些改变如何影响企业组织，新型组织进而如何解决面临的新问题，等等。 在钱德勒的故事中，核心参数是速度，物品流通和信息传输的速度，而关键变化来自铁路和电报，由其引发的产业革命可以简单概括为如下过程：首先，铁路扩大了单一厂商的销售范围，并降低了将多种原料和各道工序汇集到单一工厂的成本，从而让规模化多工序集中生产变得有利，接着，规模化集中生产推动了机械化和能源密集利用，同时，这些规模化工厂也雇佣了更多全日制工人。 当企业已经在厂房和设备上做了大额投入，并雇佣了大量全日制工人之后，为了充分利用这些要素的产能，并能够为已经放弃了其他收入来源的工人定期支薪，必须确保其生产的连续性和充足负荷，为此需要稳定的材料供应和销售速度，但他们很快发现，原有的供应和销售渠道随机波动过大，无法满足这一要求，于是被迫从头建立自己的采购、分销和物流体系，这往往需要通过组织扩张和资产收购来完成，包括收购铁矿、煤矿、农场、林场、专用火车车皮，等等。 在通过上下游合并进行组织扩张时，离不开高效的长距离通信手段，此时电报发挥了关键作用，幸运的是，电报恰好与铁路同步发展，因为早期电报线路都沿铁路铺设，而复杂铁路网的调度也需要电报；而且，第一批拥有跨地区多部门层次结构的工业企业的组织创新，也得益于铁路和电报公司的经验，因为后者的业务性质要求他们一开始就必须建立这样的组织结构。 可是，这些专有的供应和销售系统一旦建立起来，往往会发现，仅仅用来服务于原有业务是浪费的，于是企业又为它寻找相关业务来充分利用其潜力，比如当农机公司建立起面向农场主的农机销售与服务网络之后，顺便销售农用物资就是合理的延伸，类似的，加工销售冷冻猪肉的企业，也发现自己用猪板油制造肥皂是合算的。 这样一来便启动了一个业务和组织轮番扩张的循环：为在原有业务上降低交易费用、实现规模经济，需要补充新业务和新部门，而后者的经济规模可能大于前者配套所需，因而又需要为后者寻找新业务来实现其规模经济，如此反复，直到组织变得过于庞大和复杂，组织的协调控制成本超出了其节省的交易费用，扩张才停下来。 这幅图景，或许可以为我们观察当前正因信息和物流技术的又一次革命而经历动荡重组的产业提供一些启示，铁路曾让规模化集中生产成为可能，但更好的物流系统，特别是基于条码的高效分拣系统，则让分散化生产和直销成为可能，电报曾让跨地区多部门企业成为可能，而即时通讯、网络视频和供应链信息化整合，则让众多小企业可以极低交易费用组成产业链。 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沃尔玛供应商可以在自己的终端上实时查看其商品在超市货架上和仓库里还剩几件，并自行决定下一批供货的时间和数量；信息革命极大拉近了交流的距离，从而降低了将漫长供应链和信息链集中在单一企业的必要性，这在某些领域或许会带来小企业的复兴，但这并非变化的全部，更多的可能性尚待人们去探索。  
读史笔记#5：重新审视重商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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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 2012-11-06 10:16  阅读(6,817)  评论(1)   分类：读书笔记        

重新审视重商主义
辉格
2012年10月28日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是流行于16到18世纪殖民时代的一套经济观念与政策，它将贸易和国家权力扩张捆绑在一起，主张排他性贸易机会，追求贸易顺差和金银囤积，并以扶持国内幼稚工业为由抬高关税壁垒，在理念上，它倾向于将贸易这种让双方受益的合作互惠解读为零和博弈。

今天，重商主义早已被视为过时而错误的政策，并且带来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与之相关的国际冲突，其当代遗迹贸易保护主义也是各国只敢做而不敢说的事情；重商主义原本就缺乏系统化的理论支持，而在亚当斯密建立起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之后，它在理论界更没有了地位。

不过，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麦卡斯科（John McCusker）在为《(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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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重商主义 辉格 2012年10月28日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是流行于16到18世纪殖民时代的一套经济观念与政策，它将贸易和国家权力扩张捆绑在一起，主张排他性贸易机会，追求贸易顺差和金银囤积，并以扶持国内幼稚工业为由抬高关税壁垒，在理念上，它倾向于将贸易这种让双方受益的合作互惠解读为零和博弈。 今天，重商主义早已被视为过时而错误的政策，并且带来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与之相关的国际冲突，其当代遗迹贸易保护主义也是各国只敢做而不敢说的事情；重商主义原本就缺乏系统化的理论支持，而在亚当斯密建立起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之后，它在理论界更没有了地位。 不过，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麦卡斯科（[[John McCusker]]）在为《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一卷》所撰写的专章中，以英国为例重新考察了重商主义，他发现，在当时的制度条件下，重商主义政策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事实上也推动了贸易和经济的巨大发展，并导致了第一轮全球化浪潮。 在现代国际秩序建立之前，对外贸易和投资是一项极度危险的事业，贸易航线上充斥着海盗，陆路也遍布大小领主所设置的重重关卡，许多与拦路强盗无异，许多海盗还得到了君主的支持，甚至有些国家的海军平时就以海盗为业；在各贸易据点和港口，当地政府也时不时对商人采取机会主义的掠夺政策，更糟糕的是，许多地方根本不存在政府。 这种情况下，在海外做生意的商人，人身和货物安全没有保障，交易和合约纠纷得不到司法救济，随时可能被勒以重税，甚至遭遇没收、驱逐和屠杀的厄运；正是因为缺乏对契约和财产权的可靠制度保障，尽管意大利城邦和东南亚一度都出现过商业繁荣，但也都好景不长，城邦一旦繁荣起来，当地权贵就经不住诱惑开始压榨商人，然后被另一个更友好的城邦所取代。 在麦卡斯科看来，重商主义是运用国家力量将国内制度向外延伸，以拓展受制度保护的贸易范围的一种手段；制度保护是有成本的，尤其在当时恶劣环境下，成本相当高昂，而与现代大国相比，近代早期的民族国家还非常弱小，财政和军事基础都很薄弱，远远没有能力在世界范围内提供普遍保护，况且一国政府也没有义务为他国商人提供保护，所以提供排他性保护是很自然的选择。 早期民族国家缺乏保护海外殖民和贸易所需的财政基础，当时政府收入主要依靠土地和人头税，其承担者是地主和农民，而贸易的直接受益者却是商人和殖民者，对此，重商主义的解决方案是：让政府成为海外贸易的直接受益人，具体做法是，由政府授予特许公司以贸易垄断权，并从红利、特许费和关税中获得财政收入，战争时还可向其借钱，而政府凭借军事实力确保其垄断贸易不受海盗、敌对国家和当地居民威胁。 这样，支持海外贸易的政府只须盯住少数几个港口和垄断贸易公司、几十种商品的大宗贸易，即可获得提供制度保护所需的财政收入，相反，在自由贸易原则下，它可能需要向众多中小商人征税，当时的行政体系尚没有成本合理的方法做到这一点，而且许多受益于其制度保护的交易都将发生在其税收范围之外。 所以，像今天这样的全球自由贸易，只有当主要贸易国家都已建立了起码的契约和财产权保障，且主要大国之间能够达成合作以维持一个支持自由贸易的国际秩序，才成为普遍可行的，实际上，英国也是在赢得拿破仑战争并成为国际秩序主导者之后，才放弃重商主义而转向自由贸易，此时，它对自己及其盟友维持一个亲市场的国际秩序的能力已经有了足够的自信，正如二战之后的美国。 今天，新一轮全球化所取得的成就已让自由贸易深得人心，然而，对自由贸易的支持通常仍停留在原则上，当面对诸如美国制造业岗位减少、底特律衰败这种具体问题时，种种贸易保护论调仍然很有煽惑力，在最近奥巴马和罗姆尼的竞选辩论中，双方也竞相针对中国大放厥词以讨好选民，因而弄清最初导致重商主义的制度原理，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代贸易保护政策背后的政治机制。  
[微言]休耕与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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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 2012-11-02 00:44  阅读(4,548)  评论(22)   分类：微言大义        

【2012-11-01】

@trustno1v2 牛羊与小麦更为亲和,因小麦需要休耕而水稻不需要。休耕的荒地可以成为天然牧场这种农业适合欧美这类地广人稀的地区。即便如此在诺福克耕作法之前欧洲也无法获得更多食物产出。就中国来说宋室南渡后大量人口挤压在江南可能加速了这种农业的淘汰

@whigzhou: 休耕制那就差别大了，但这因素对中国不重要

@whigzhou: 是否休耕，或许土壤比作物关系更大些，中国农业好像早就没有休耕了，小麦在南(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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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01】 @trustno1v2 牛羊与小麦更为亲和,因小麦需要休耕而水稻不需要。休耕的荒地可以成为天然牧场这种农业适合欧美这类地广人稀的地区。即便如此在诺福克耕作法之前欧洲也无法获得更多食物产出。就中国来说宋室南渡后大量人口挤压在江南可能加速了这种农业的淘汰 @whigzhou: 休耕制那就差别大了，但这因素对中国不重要 @whigzhou: 是否休耕，或许土壤比作物关系更大些，中国农业好像早就没有休耕了，小麦在南方不仅不休耕，还和水稻复种，冲积平原和三角洲这种地方，上游不断有营养物质被搬运过来，足以维持连作，复种指数提高后才需要施肥，所以一旦开发就很快形成密集人口 【后记】 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的存在，或许是塑造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因素，它提供了一个大的东西海拔落差，大径流量，巨大的冲积平原和三角洲，以及最重要的：与此相应的营养输送机制。
[微言]“公民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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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 2012-10-11 02:06  阅读(5,788)  评论(1)   分类：微言大义        

【2012-10-10】

@史学理论陈新 此文可收藏，谢@姜鹏_复旦 兄推荐：姚大力谈民族与民族主义 -上海书评-东方早报网 http://t.cn/zl9CeyT

@洪浩_kaoputive: 转发微博

@whigzhou: “当民族主义在它的原发地英国形成发育起来时，它原本是一场处于既定的历史疆域内的全体人民把国家主权从皇室、贵族手里夺归大众所有的运动”——史盲

@whigzhou: 莎士比亚的剧社开始叫Lord Chamberlain(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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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10】 @史学理论陈新 此文可收藏，谢@姜鹏_复旦 兄推荐：姚大力谈民族与民族主义 -上海书评-东方早报网 http://t.cn/zl9CeyT @洪浩_kaoputive: 转发微博 @whigzhou: “当民族主义在它的原发地英国形成发育起来时，它原本是一场处于既定的历史疆域内的全体人民把国家主权从皇室、贵族手里夺归大众所有的运动”——史盲 @whigzhou: 莎士比亚的剧社开始叫Lord Chamberlain's Men，女王驾崩后改叫King's Men @whigzhou: 起初没叫Queen's Men只是因为听起来不好听，呵呵 @whigzhou: 英格兰民族主义的另一大标志Great Bible就更不用说了，王权手造  
[微言]梅毒与六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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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 2012-06-12 00:07  阅读(3,644)  评论   分类：微言大义        

【2012-06-11】

@whigzhou: 哥伦布1493年回到葡萄牙，1494年梅毒出现在那不勒斯，然后被查理八世的军队带回法国，1498年来到印度，1505年到达广州，这传播速度当时很少有东西能超过，可见性关系是联系人类各大文明的坚强纽带，性关系网大概也是个六度或更小度空间，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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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11】 @whigzhou: 哥伦布1493年回到葡萄牙，1494年梅毒出现在那不勒斯，然后被查理八世的军队带回法国，1498年来到印度，1505年到达广州，这传播速度当时很少有东西能超过，可见性关系是联系人类各大文明的坚强纽带，性关系网大概也是个六度或更小度空间，呵呵
[微言]江东与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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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 2012-06-04 01:40  阅读(2,921)  评论   分类：微言大义        

【2012-06-03】

@whigzhou: 仔细看了看地图，想明白一件事，江南，秦/汉/晋都叫江东，唐以后才叫江南，这个要对比古今地图才能理解：汉代长江到南京就快没了，再往东就是海，这样长江从九江以下基本上是南北走向的，东西向的那段后来才有，之前从中原入吴越都只能从南京上游渡江，所以项羽逃到那地方差不多是走到绝路了

@Eric的闪存: 有点问题，这样说来太湖那时跟海连成片的？

@whigzhou: 没连上，但距离更(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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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03】 @whigzhou: 仔细看了看地图，想明白一件事，江南，秦/汉/晋都叫江东，唐以后才叫江南，这个要对比古今地图才能理解：汉代长江到南京就快没了，再往东就是海，这样长江从九江以下基本上是南北走向的，东西向的那段后来才有，之前从中原入吴越都只能从南京上游渡江，所以项羽逃到那地方差不多是走到绝路了 @Eric的闪存: 有点问题，这样说来太湖那时跟海连成片的？ @whigzhou: 没连上，但距离更近，镇江以东的长江那时是个大喇叭口，跟杭州湾类似，南通大部分、张家港一半、太仓部分，都还是海，如皋还是个岛  
读史笔记#2：国家起源：定居农业 vs 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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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 2012-05-30 14:33  阅读(10,700)  评论(15)   分类：读书笔记        

（按：此文是我为《理性乐观派》写的两篇书评的第二篇，为了顺便挣钱，也归入了读史笔记系列中；国家起源是个大而困难的题目，本文观点和用来支持它的一些论断都是试探性的，靠谱程度未知。）

乐观，但不至于这么乐观·之二·国家起源：定居农业 vs 商业
辉格
2012年5月20日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备受质疑，环境和暖化议题又额外增添了一层灰暗和悲观色调，在某些人眼里，80年代以来的繁荣与乐观似乎只是一场幻梦；在此背景下，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的《理性乐观派》不失为一副及时的清醒剂，他以直率而极具说服力的论述，清除了大量难以自圆的谬见和缺乏事实基础的悲观论调。

不过里德利在强调贸易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时，似乎有些矫枉过正，特别是其中两个观点比较惹眼：一是认为市场化的分工与交易在智人进化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二是认为在城市与国家起源中，贸易和商人扮演了核心和主动角色，而国家和国王们则是跟在他们后面的掠夺者和寄生虫，早期国家最终都因国家权力的肆虐而衰亡；第一点我在其他文章中已讨论过(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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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文是我为《理性乐观派》写的两篇书评的第二篇，为了顺便挣钱，也归入了读史笔记系列中；国家起源是个大而困难的题目，本文观点和用来支持它的一些论断都是试探性的，靠谱程度未知。） 乐观，但不至于这么乐观·之二·国家起源：定居农业 vs 商业 辉格 2012年5月20日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备受质疑，环境和暖化议题又额外增添了一层灰暗和悲观色调，在某些人眼里，80年代以来的繁荣与乐观似乎只是一场幻梦；在此背景下，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的《理性乐观派》不失为一副及时的清醒剂，他以直率而极具说服力的论述，清除了大量难以自圆的谬见和缺乏事实基础的悲观论调。 不过里德利在强调贸易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时，似乎有些矫枉过正，特别是其中两个观点比较惹眼：一是认为市场化的分工与交易在智人进化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二是认为在城市与国家起源中，贸易和商人扮演了核心和主动角色，而国家和国王们则是跟在他们后面的掠夺者和寄生虫，早期国家最终都因国家权力的肆虐而衰亡；第一点我在其他文章中已讨论过，本文谈谈第二点。 关于国家起源，传统的解释通常基于剩余和再分配：农业提高了生产率，带来剩余，而定居又让剩余积累成为可能，此时部落中的大人物便有机会控制剩余和执行再分配，并利用所控制资源供养一个脱离食物生产的专业阶层，于是大型永久性建筑、复杂昂贵的工具和武器、文字、艺术等等需要高度分工和专业化的文明产物便涌现了。 但剩余假说有个根本漏洞：生产率提高未必带来剩余，更可能被人口增长所耗尽，历史上多次生产率跃进仅在起初推动了分工和专业化，随后又因人口扩张而再度去分工和去专业化（也即内卷化（involution））；而反过来，生产率不提高也未必不能创造剩余，一些技术原始的渔猎社会也有大量剩余产品，并促成了奢侈品消费和阶层分化。（我在《专业化的起源：剩余vs占有激励》中更仔细的分析过这一点，可参考） 其实，让控制剩余从而供养专业化生产成为可行的，不是农业所带来的生产率，而是农业的定居和季节化特征，这两点为有组织的暴力掠夺活动提供了条件；在狩猎采集时代，食物生产的地点和时间皆高度分散和不确定，且收获与消费几乎同步，因而掠夺的收益率并不比自己去打猎高，而定居农业将产出集中到了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掠夺变得更有利了，而农业村落为了防卫也必须供养职业战士，于是便推动了掠夺团伙和村落争相发展自己的攻防和组织合作联盟的能力，或许最终推动了国家的起源。 可是，掠夺与防卫竞赛只能解释控制剩余和执行再分配的能力，却未能说明为何这些能力会被用来推动分工和专业化，用来生产各种文明产物？ 里德利则颇具启发性的将考察国家起源的视角转向了贸易：贸易推动地区间分工，进而推动专业化，让部分人脱离食物生产，而商业活动的记账和契约需要促成了文字的起源；这一转向很有意思，似乎可以避开许多困难。 实际上，有许多强烈迹象表明，国家起源很可能与贸易存在密切关系，出现于苏美尔的已知最早城邦，已被确认为一个由高度发达的商业和金融活动所支撑的城市，而已知最早文字的主要用途，正是苏美尔人的商业和金融记账；阿兹特克帝国的经济基础直接建立在对地区间贸易的严密控制和垄断之上，中国第一个拥有文字的王朝殷商，也很可能以工商业而非农业为其权力基础，甚至“商人”这个词也源自该王朝的名号。（限于篇幅和专业能力，我直接陈述这些判断而没有罗列证据，反正不当作定论就是了，下同。） 以农业解释国家起源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农业未必与定居同步发展，早期农民由于缺乏保持土壤肥力的方法，更可能是游耕的，黄河流域的农业可能直到春秋之前仍采用游耕模式，而城市和城邦则早已出现，这就给国家起源的商业解释留出了空间；实际上，假定早期城市的主要职能是手工业和商业，与既有考古证据也是相容的。 或许有点违背直觉，早期农业社会比后来更成熟的农业更依赖地区间贸易，因为对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的控制和适应能力尚未成熟，农业村落的产品结构和产量稳定性都难以独立维持生存所需，需要与外界维持一个较大的贸易量；比如，在学会牧场与耕地恰当搭配轮作之前，可能需要进口肉食，再如石器工具远不如金属工具耐用，需要持续稳定的石器供给，而适合做石器的石料并非随处可得。 像欧洲中世纪早期那种自足程度很高、只须极小贸易量即可自我维持的庄园，其实需要大量农业知识的积累，以及技术与工具的长足进步，才能在谷物、肉食、饲料、纤维、建材、燃料、工具、水源等等资源和产品结构上实现完美搭配，在起源之初是难以做到的，或许，正是农业起源催生了贸易需求，为贸易发展提供了动力，而两者继而又共同推动了国家的诞生。 那么，这两种动力中，哪个更关键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最好将组织和创建国家视为一桩生意，看看何种商业模式更可行；前面提到，农业的定居化和季节性为掠夺和占有提供了激励，但以早期农业的人口密度，要供养一支上百人的队伍，需要控制数百平方公里的领地，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县，在当时的武器、交通、通讯和组织手段下，是非常困难的。 相比之下，既然能组织起这样一支队伍，用它来控制若干原料产地、维持几条贸易线路、建立几个手工业和交易中心，倒可能容易一些，因为这些活动在中地理上呈相对集中的点线分布，果若如此，我们不妨设想，早期城邦的创建者，正是这样一些武装贸易组织；并且这一设想与农业解释可以并存：贸易带来的收益为组织提供控制和占有领地所需的人力和财力，令其不仅能够垄断领地内的大宗贸易，还能向农民征税。 国家的这一起源路径，似乎也得到一些事实的印证，各大文明的国家发展史中，城邦常先于农业领地而出现，而这些城邦的工商业规模，常大得与其人口和领地规模不相称，埃及或许是个例外，那大概是因为其农业因集中于狭长河谷而容易被控制；中古到近代航海殖民者的历史也是如此，他们首先建立的是卡法、果阿、澳门和香港这样的贸易据点，很久之后力量足够壮大时才寻求进入腹地，由华人武装海商在婆罗洲建立并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兰芳共和国}}，起初也只是个商业城邦。 话说回来，尽管从贸易角度考察国家起源是有益的，然而里德利看待商人与国家关系的方式却过于理想化了，他将商人视为分工与交易的推动者，而将国王视为跟在商人后面的掠夺者和寄生虫，而实际上，在国家建立之前的无政府状态中，平民商人和武装劫掠者是难以截然区分的，当时的人也不会做这样截然分明的自我定位，这是久已习惯了生活于国家秩序之下的现代人的偏见。 在部落时代，人们对待自己人、与本部落有结盟关系的友邻部落成员、陌生或敌对部落成员的态度完全不同，原则上外人都是敌人，想获得陌生部落的产品时，是对等交易还是暴力抢夺，全看当时的风险、时机和力量对比，因而地区间跨部落的运输和贸易将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要保护自己免遭抢劫、被交易对手公平对待、确保契约得到履行，都需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正如近古东南亚海上世界的无政府状态下，商人都依靠自我武装并结成互助联盟，而这些武装组织一旦建立起来，便可能逐渐从具体的商业经营中脱离出来，而专以提供保护和秩序为其盈利基础，最终发展成为国家。 我们并没有理由相信，商业组织先于暴力组织而发展，并因而认为和平交易是人类更古老更牢固的本性；更可能，他们原本就是一体的，武装组织与商业活动互为支撑、同步发展，直到国家成为一种以领地和税收为基础的普遍秩序提供者，商业才从中脱离而成为平民活动，这也意味着，在交易和掠夺之间，人性并不更偏爱其中任何一种，全看特定制度条件和博弈格局下怎么做更有利，对此过于乐观反倒是危险的。
读史笔记#1：铁鎝与秧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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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 2012-05-12 14:58  阅读(11,838)  评论(113)   分类：读书笔记        

铁鎝与秧马
辉格
2012年5月6日

在唐宋农民的眼里，铁鎝（dā）大概是一种古怪的农具，其形状介于钉耙和二齿镐之间，齿长且笨重，很难想象它是用来做什么的，若是像钉耙那样用来耘地，除草、碎土和平整，齿无须如此厚长，若是用于干松旱地里浅耕或松土，那么锄头的宽刃比尖齿效率更高，若是用来对付坚硬的处女地，则寡齿重镐更好。

实际上，铁鎝是一种翻耕农具，其长齿是用来对付水田的粘湿土壤的，自清中期直至当代手扶拖拉机普及之前，它都是江南平原水稻区的必备农具；那么为何不用牛和犁呢？适合于水田的江东犁，不是在晚唐便已出现、宋代早已普及了吗？答案是用不起。

记得90年代旅游业兴起之初，江南孩子在浙南和江西农村初见耕牛时，都颇觉新奇和兴奋，而大人们常把这解释为落后的象征，他们错了，耕牛着实是丘陵与山地农民的骄傲，江南早已不见耕牛，不是因为他们买得起拖拉机，而是因为养不起耕牛，也因为人力比牛力更廉价。

饲养耕牛需要大量草料，在全部土地都已开垦来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极高复种度完全排挤了休耕期、秸秆也都用作肥料和燃料的江南平原，养牛的代价已难以承受，而丘陵山地的非适耕土地则让那里的农民仍养得起耕牛。

耕牛成本在提高，人力却在贬值，随着人口密度不断提高，每家农户的耕地日益缩小，农民甘愿向土地投入更多的劳动来换取少得可怜的额外产出；明清以降，江南农户拥有的耕牛越来越少，到清中后期，铁鎝与人力已完全替代了江东犁与耕牛，成为水田翻耕的主流手段，历来都被视为农家命根子的耕牛，终于被舍弃了。

不仅是犁，诸如踏犁、风车、水力磨、大型水力纺车等 标签：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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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鎝与秧马 辉格 2012年5月6日 在唐宋农民的眼里，铁鎝（dā）大概是一种古怪的农具，其形状介于钉耙和二齿镐之间，齿长且笨重，很难想象它是用来做什么的，若是像钉耙那样用来耘地，除草、碎土和平整，齿无须如此厚长，若是用于干松旱地里浅耕或松土，那么锄头的宽刃比尖齿效率更高，若是用来对付坚硬的处女地，则寡齿重镐更好。 实际上，铁鎝是一种翻耕农具，其长齿是用来对付水田的粘湿土壤的，自清中期直至当代手扶拖拉机普及之前，它都是江南平原水稻区的必备农具；那么为何不用牛和犁呢？适合于水田的江东犁，不是在晚唐便已出现、宋代早已普及了吗？答案是用不起。 记得90年代旅游业兴起之初，江南孩子在浙南和江西农村初见耕牛时，都颇觉新奇和兴奋，而大人们常把这解释为落后的象征，他们错了，耕牛着实是丘陵与山地农民的骄傲，江南早已不见耕牛，不是因为他们买得起拖拉机，而是因为养不起耕牛，也因为人力比牛力更廉价。 饲养耕牛需要大量草料，在全部土地都已开垦来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极高复种度完全排挤了休耕期、秸秆也都用作肥料和燃料的江南平原，养牛的代价已难以承受，而丘陵山地的非适耕土地则让那里的农民仍养得起耕牛。 耕牛成本在提高，人力却在贬值，随着人口密度不断提高，每家农户的耕地日益缩小，农民甘愿向土地投入更多的劳动来换取少得可怜的额外产出；明清以降，江南农户拥有的耕牛越来越少，到清中后期，铁鎝与人力已完全替代了江东犁与耕牛，成为水田翻耕的主流手段，历来都被视为农家命根子的耕牛，终于被舍弃了。 不仅是犁，诸如踏犁、风车、水力磨、大型水力纺车等宋代大量涌现并广为使用的节省劳动型工具和机械，在明清都逐渐消失了，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秧马了；如今，插秧已成为水稻耕作的象征性景象，其实水稻原本无须移栽，它是土地稀缺的产物，为了提高复种率，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极为高昂的，插秧不仅辛苦，而且严重损害健康，它生动体现了人力相对于土地资源的贬值。 初见于北宋的秧马，便是为拔秧和插秧而设计的农具，可像小船般滑行于水田之中，让劳作者坐在里面从而避免弯腰；宋元两代秧马曾广泛流行于水稻区，苏轼的《秧马歌》更令其美名远扬，然而到清代，秧马已很少见到[1. 注：我看到的几份材料都说秧马到清后期已很少使用，不过有朋友告诉我，据他所见在江汉平原秧马仍被广泛使用，这或许反映了江汉平原与江南在人口压力和农业内卷化程度上的差异。]，人们只能在农书上一窥其风采；秧马的消失，据说是因为水稻种植密度提高，但也可能只是因为人力越来越廉价，便和其它劳动节省型农具一样被遗弃了。 由汉至唐，中国的人口峰值始终被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在五六千万，此后的两次农业革命将极限翻了几番，第一次发生在北宋，以引入占城稻为标志，并围绕水稻暴发了一系列创新，包括品种改良、周期缩短、复种率提高、适应性拓展，还有大量新型农具和机械的发明，第二次是在晚明到早清，以引入美洲旱地作物为标志，向丘陵山地大规模拓垦，同时，作物多样化也大幅提高了传统耕作区的抗灾能力。 两次革命初期，都经历了土地单产提高、可垦地增加、劳动力紧缺、农民状况改善的可喜局面，但不出百年，随着人口再次逼近新的极限，土地退化、人均耕地缩减、劳动边际产出递降等马尔萨斯周期后半段的种种特征逐渐浮现，最终当人均耕地减至仅一亩多时，一切昂贵的耕畜、机械和农具，便相继成为不堪负担的奢侈品。 山区的情况也好些，那里总会留下一些难以垦殖的土地可供养牛，同时，山区的单位土地产出率总是低于冲积平原，因而人口密度不会达到后者的高度，即便最肥沃的山谷土地也不如冲积平原的土地肥沃，因为水流总是不断将营养物质从上游往下游搬运，而且山地拓垦所导致的水土流失越是严重，营养搬运的速度越快。 这样，尽管旱地作物的引入也增加了山区人口密度，但那里人力相对于土地和工具贬值的程度不如平原严重，或许正因此，那里保留下来的耕畜和劳动节省型农具，也相对多一些。
乐观，但不至于这么乐观·之一·文化发动机：市场交易 vs 互惠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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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 2012-04-17 00:18  阅读(16,079)  评论(30)   分类：若有所思        

乐观，但不至于这么乐观——评《理性乐观派》
辉格
2012年4月16日

让本文影响你对此书的评价之前，请注意两个前提：我给此书的评价是四星，里德利是我每本必读的作家；赞美之辞我在豆瓣和微博上都已说过了，这里都是批评。

1）文化发动机：市场交易 vs 互惠交易

在第二、三两章中，里德利提出了一个观点：（我的总结）导致现代智人经历一系列戏剧性的快速进化，特别是语言和语言能力的发展，最终从其直立人近亲中脱颖而出的首要动力，来自市场化交易。

在我看来，这是个十分惊人的观点，以我的知识背景是很难接受的，与人类学家的通常说法也是不相容的，如此惊人的主张需要特别强大的证据，但作者所列举的证据显然很不充分，而且大部分不是判决性的，不能被用来排除其他更平凡的解释。

尽管作为和里德利一样的市场拥护者，假如发现市场原来有着如此古老的历史，市场化的分工和交易果真在智人起源中起了关键作用，无疑会让我欣喜和振奋，但我所了解的种种事实都难以让我接受这一结论。

我怀疑，在此问题上，里德利大概是受了哈伊姆·奥菲克（Haim Ofek）的过度影响，奥菲克在《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提出过这样的理论，不过依我看还只是探索性的，证据还很单薄，足以引起关注，但还远不足以让我大幅修正看待人类进化史的知识框架。

我和里德利都会同意：智人进化的主动和先行因素是文化而不是生物特性，大脑和语言器官的发达是对认知和交流需求的适应，而非相反（像乔姆斯基认为的那样），语言是大脑发达的结果。

我也同意，文化进化的关键特征是meme的横向传播与组合，用里德利的话说就是“当思想开始交配”，或者通俗的说就是交流，问题是，怎么交流？非人格化的市场交易是主要交流方式吗？

我认为不是，文化交流方式很多，偶然的见识和模仿、偷窃、抢夺、战争、部落内个体间的互惠交易、部落间的互惠交易（特别是经由通婚纽带联系在一起的那些部落），都是可行的方式，并且看来是当时条件下更容易出现的方式。

不可否认，所有智人都懂得市场交易，陌生人之间相遇时会很自然产生交易的念头，即便语言不通也很容易达成交易，可问题是：市场交易是否在狩猎采集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他们需要随时留意和作出努力的大事？更关键的是：它是否为文化进化提供了核心动力？成为其头号发动机？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这倒不是因为我掌握了(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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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但不至于这么乐观——评《理性乐观派》 辉格 2012年4月16日 让本文影响你对此书的评价之前，请注意两个前提：我给此书的评价是四星，里德利是我每本必读的作家；赞美之辞我在豆瓣和微博上都已说过了，这里都是批评。 1）文化发动机：市场交易 vs 互惠交易 在第二、三两章中，里德利提出了一个观点：（我的总结）导致现代智人经历一系列戏剧性的快速进化，特别是语言和语言能力的发展，最终从其直立人近亲中脱颖而出的首要动力，来自市场化交易。 在我看来，这是个十分惊人的观点，以我的知识背景是很难接受的，与人类学家的通常说法也是不相容的，如此惊人的主张需要特别强大的证据，但作者所列举的证据显然很不充分，而且大部分不是判决性的，不能被用来排除其他更平凡的解释。 尽管作为和里德利一样的市场拥护者，假如发现市场原来有着如此古老的历史，市场化的分工和交易果真在智人起源中起了关键作用，无疑会让我欣喜和振奋，但我所了解的种种事实都难以让我接受这一结论。 我怀疑，在此问题上，里德利大概是受了哈伊姆·奥菲克（Haim Ofek）的过度影响，奥菲克在《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提出过这样的理论，不过依我看还只是探索性的，证据还很单薄，足以引起关注，但还远不足以让我大幅修正看待人类进化史的知识框架。 我和里德利都会同意：智人进化的主动和先行因素是文化而不是生物特性，大脑和语言器官的发达是对认知和交流需求的适应，而非相反（像乔姆斯基认为的那样），语言是大脑发达的结果。 我也同意，文化进化的关键特征是meme的横向传播与组合，用里德利的话说就是“当思想开始交配”，或者通俗的说就是交流，问题是，怎么交流？非人格化的市场交易是主要交流方式吗？ 我认为不是，文化交流方式很多，偶然的见识和模仿、偷窃、抢夺、战争、部落内个体间的互惠交易、部落间的互惠交易（特别是经由通婚纽带联系在一起的那些部落），都是可行的方式，并且看来是当时条件下更容易出现的方式。 不可否认，所有智人都懂得市场交易，陌生人之间相遇时会很自然产生交易的念头，即便语言不通也很容易达成交易，可问题是：市场交易是否在狩猎采集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他们需要随时留意和作出努力的大事？更关键的是：它是否为文化进化提供了核心动力？成为其头号发动机？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这倒不是因为我掌握了更多相反的经验事实，而是因为这一观点在理论上就难以成立：市场交易不足以为智人在认知和语言能力上的飞速进化提供足够动力；正因为它是非人格化的，因而也是松耦合的，市场交易其实并不需要交易者具备多少社会性认知和交流能力；语言不通的陌生人之间很容易交易，甚至无需任何沟通，比如里德利多次提到的沉默交易（[[silent trade]]），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我甚至认为，市场分工的日益发达和长期持续，会让部分个体丧失某些已经获得的认知和沟通能力，而在市场出现之前，这些个体是无法生存的；泰勒·科文（[[Tyler Cowen]]）好像也有类似看法，2009年他在Create Your Own Economy一书中谈论了现代市场经济与自闭症（[[autism]]）的关系。 分工改善了自闭倾向者或自闭症患者的生存处境，甚至让他们在许多领域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统计也表明自闭者的比例在迅速增加；然而在狩猎采集时代，自闭将是致命缺陷，因为自闭者所（完全或部分的）缺失的，恰恰是智人的特长和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关键特征：移情（[[empathy]]）和沟通能力，以及依赖于此的自我意识；这一点很好的说明了市场化的交易和分工不可能是推动智人进化的主要动力。 相反，非即时两清的、人格化的互惠交易（reciprocal exchange），则对社会化认知和沟通能力提出了高要求：预见、移情、揣摩对方意图、记忆各方交往历史、通过闲言碎语打探对方秉性、谈判、威胁、欺骗、报复、合谋、操纵、圈套、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等等高科技武器，在互惠交易中才能找到用武之地，也只有互惠交易才能引发围绕这些能力的军备竞赛（我在“饕餮经济学”系列中曾讨论过这个主题）。 其次，从可行性上看，偶发的市场交易确能给狩猎采集者带来收益，但把整个生计模式建立在此基础上则是另一码事了，假如交易不够频繁、规模不够稳定，交易机会不是随手可得，依赖于它就很危险了；而以智人早期的人口密度，加上狩猎采集模式的高度游动性，稳定、连续和规模，这些条件恐怕都是难以满足的。 假如市场交易果真如此普遍而重要，那我们应该会看到许多部落或地区间分工的例子，可实际上，里德利在第二章里提出的例子全都是5万年以近的，与该章标题不相符，而作为进化发动机和先行因素，至少需要20万年前的例子，况且，其中多数例子用其他交流方式同样可以解释，唯一可以确信的分工发生在两性之间，可是，两性分工毫无疑问是长时间跨度的一揽子互惠分工，根本不是非人格化的市场分工。 假如市场交易果真是智人进化的头号发动机（或至少主要发动机之一），因而是塑造我们人性和文化的主要因素，那也很难理解为何我们的本能总是如此的抵制市场、讨厌非人格化交易、鄙视货币、厌恶商人和资本家，我们的文化又总是与市场和货币经济格格不入，依我看，只有市场交易是晚近出现的这一假设，才能让我们理解这一点（关于文化上对非人格化交易的反感，我在“鲁滨逊跟资本主义没关系”中也有所论及）。 里德利的错误，以及他对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和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拒斥，可能也要怪人类学界对互惠交易的浪漫化阐释，人类学家经常把互惠交易说的好像无关个人私利，只有温情和慷慨，是一种责任、习俗或仪式，仅仅起到维系文化结构的作用，他们忽视了，无私和慷慨背后，往往是一笔笔记得清清楚楚的人情债和对互惠责任无处不在的品头评足和指手画脚，这些只有放到合作/协调博弈的理论框架下才能看清。 另外，萨林斯对马尔萨斯理论的错误理解（见“人口压力的时间尺度”）也让里德利对之失去了信任，这可以理解，但我们不能因为人类学在理论上的缺陷而忽视其所收集整理的大量宝贵材料，互惠交易在传统小社会的核心地位是难以否认的事实，有大量经验证据支持。 所以，在看待市场的未来前景上，我不如里德利乐观，因为我意识到我们的人性和文化都是天然的反市场的，这一点迄今还看不到改变的迹象，当今的市场制度得以建立、扩张和维持所需要的条件，都是罕见而宝贵的，市场制度需要被努力的捍卫才能长期生存下去，尽管在几十年的可见未来看上去还算安全，以百年千年计的未来可不好说。 （待续）
[微言]法治与德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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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 2012-03-16 00:31  阅读(4,813)  评论(8)   分类：微言大义        

【2012-03-15】

@西峯：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whigzhou: 瞎扯。前提就错了，中国这两千年从头到底就是个失败吗？有几个历史学家会同意这一点？厚黑、权术、机会主义算是道德吗？造成历史悲剧的环节中，哪些与道德有关了？如何有关法？那些道德真正起着作用的华南自治宗族社会，哪方面比同时代其他社会更差了？

@whigzhou: 道德与法律仅有的区别是：后者是中心化和强制性的，所以，只有当你希望并相信一个暴力为后盾的中央司法机构能够承担全部规范执行功能时，才会愿意让法律完全代替道德，换句话说，你信国家远过于信个人

@gg1933: 应该是信国家远过于信宗族 教会 行会这些小共同体吧。

@whigzhou: 对对，这么说更准确，不过也包括个人，因为道德除了他律还包括(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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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15】 @西峯：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whigzhou: 瞎扯。前提就错了，中国这两千年从头到底就是个失败吗？有几个历史学家会同意这一点？厚黑、权术、机会主义算是道德吗？造成历史悲剧的环节中，哪些与道德有关了？如何有关法？那些道德真正起着作用的华南自治宗族社会，哪方面比同时代其他社会更差了？ @whigzhou: 道德与法律仅有的区别是：后者是中心化和强制性的，所以，只有当你希望并相信一个暴力为后盾的中央司法机构能够承担全部规范执行功能时，才会愿意让法律完全代替道德，换句话说，你信国家远过于信个人 @gg1933: 应该是信国家远过于信宗族 教会 行会这些小共同体吧。 @whigzhou: 对对，这么说更准确，不过也包括个人，因为道德除了他律还包括良心上的自律（不是基于得失权衡那种）嘛，这是纯个人的 @whigzhou: 假如你是在美国，这种信任或许不足为奇，但发生在这片神奇土地上，就很奇怪了 @风吹哗啦啦:我虽然不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可是觉得他并没有你所说的意思啊？“症结之所在”，病因而已，但是没说死了、完全走错路。几乎所有时代都有自己的症结，但是小病无碍大方向。 @whigzhou: 这就有点历史唯物主义的味道了，依我看，近代法治的出现是许多因素机缘巧合的结果，而在它成熟并发扬光大之前，中国社会并不差 @whigzhou: 就好比，你用一大堆道理去论证为何猫科动物没发展出语言能力，发现单纯食肉性是原因之一，然后说那是它们“几千万年来症结所在”，未免可笑 @西峯：回复@whigzhou: 辉总在这句话里哪里看到全盘否定啊 @whigzhou: 回复@西峯:莫非他是说：“以道德代替法律”在古代不是问题，今天就成问题了？我看不出这层意思 @西峯：回复@whigzhou: 有问题也不代表完全失败嘛。他吐槽明，意在当下，也很明显。 @whigzhou: 回复@西峯:好吧，就算他意在当下，那我就收回前两个问号，剩下的仍足以显示其谬误 @西峯：回复@whigzhou: 他强调数目字管理和较为确定的规则，是针对当时的时弊：道德控、理想主义、由此蔓延的潜规则。如此而已。 @gg1933：黄仁宇倒为因果，是无制衡的大一统导致虚假道德代替法律。实行严刑律法以致个人空间接近于临界。数目字管理是工具论。很难想象在极权社会的超级工具下人的境况能有哪怕一丝的改善。 @纪原V2: 黄仁宇真会扯淡。 @whigzhou: 黄就是历史学界的 @土摩托 ，总是想告诉别人我很懂很明白，但又总是说不清他究竟弄懂了什么 @gzsums： 我觉得两人还是有差别的。黄仁宇是有自己的看法，可是他说不清楚。“不能数目字管理”这个词，我当年就没看懂；后来看完了几本他的书以后才认为自己想明白他要说啥了。土摩托根本就是科盲，他连什么是科学都不知道。 @whigzhou: 可是这个概念相对于他所谈论的大话题相比，实在没多少份量和说服力，给我感觉是勉强憋了个东西出来做交待 【2012-03-16】 @whigzhou: 既然扯开了，索性多扯几句。道德治国说是对儒家治国术的很大误解，至少很片面，儒家治国分两条线：治民和治官，前者与道德基本没关系，讲究的是中庸之道，归结为两条：不造反，不闹事；处理纠纷的原则是就是毫无原则，只要能平息事态，怎么弄都行，难道道德是这样的吗？所以小民想达到目的最好弄出人命 @whigzhou: 治官的时候才用到道德，那是因为它所用的道德已被培育的完全适合于巩固帝权帝制这个目标了，即便如此，道德仍只是在表面上被尊重，实际的官员激励/提升机制仍主要由厚黑/权谋/裙带/个人效忠关系所主导。 【2012-03-16】 @whigzhou: 无神论者：美国的“异己分子” http://t.cn/zOMSwxe 当他穿着那件印着大红字母‘A’的黑色T恤外出时，“你会看到母亲们抱紧自己的孩子，加快步伐走开”……丹尼尔•丹尼特对我说，“不幸的事实是：在美国许多地方，你若想联手邻居一起做点好事，并想物色一个合适的机构让你这么做，你只能找到教会。” @whigzhou: 瞧一瞧，这才是一个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法律功能的社会，国内那些反道德声音，听上去就像：正是因为我们没有中央空调，才不得不穿着这身厚棉袄，正是因为几千年来一直躲在这身厚棉袄下，我们才得不到中央空调——可实际上，他们却光着屁股，哪来什么棉袄？ 【后记】 1）“以德治代替法治”，以此解读东西方制度史之差异，这种说法流传还颇广，完全是谬论，所谓德治只是个口号，根本不是中国古代政治和制度的显著特征，在上层官僚系统，所谓德治只是一套组织规范，而不是社会规范，与民众与社会无甚关系，而在基层，所谓德治是一种文化教化政策，是官方组织和推动的传教活动，它在建立文化认同上起了很大作用，但在建立社会规范上只是起了些表面作用，即提供了一些用来包装规范的符号，但并未提供建立和维持规范的动力； 2）将道德与法律对立起来，本身就是个根本错误，实际上，古代中国不仅法律发育不充分，道德同样发育不充分，而两者的原因是类似的；  
[微言]中式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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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 2011-12-16 00:53  阅读(6,195)  评论(4)   分类：微言大义        

【2011-12-15】

@Mysterilham：钱穆说，汉代实际事权在相不在皇，皇权和政权是分开的。这逻辑，还是很有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者特点的

@whigzhou: 如果大将军也算相的话，大致可成

@whigzhou: 帝国的行政制度史就是个宰相不断被秘书代替，秘书又不断变成宰相的历史，类似的，地方行政史是太守（常任官）不断被刺史（巡查官）代替，而刺史又不断变成太守的历史

@whigzhou: 每个强势皇帝上来，就派(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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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15】 @Mysterilham：钱穆说，汉代实际事权在相不在皇，皇权和政权是分开的。这逻辑，还是很有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者特点的 @whigzhou: 如果大将军也算相的话，大致可成 @whigzhou: 帝国的行政制度史就是个宰相不断被秘书代替，秘书又不断变成宰相的历史，类似的，地方行政史是太守（常任官）不断被刺史（巡查官）代替，而刺史又不断变成太守的历史 @whigzhou: 每个强势皇帝上来，就派一圈秘书，但强势帝毕竟少数，于是秘书日久又变宰相 【后记：看来钱穆确实不靠谱】
[微言]战争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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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 2011-11-12 04:37  阅读(4,801)  评论(20)   分类：微言大义        

【2011-11-11】

@刘瑜：“在有国家以前，每10万人中有500死于战争；19世纪的法国，每10万人70；20世纪，即使有两次世界大战，70降到60；现在，每10万人只有3/10个人——也就是不到半个人——死于战争。”http://t.cn/SwCepj 总有很多复古爱好者，我反正是喜欢现代社会。

@whigzhou: 500/10万这个数字可能偏低了很多，Yanomamo男人的这个比例大于1/10，现代社会的改变主要在于降低了战争频度，就单次全面战争的杀伤率而言，至少从重机枪出现(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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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11】 @刘瑜：“在有国家以前，每10万人中有500死于战争；19世纪的法国，每10万人70；20世纪，即使有两次世界大战，70降到60；现在，每10万人只有3/10个人——也就是不到半个人——死于战争。”http://t.cn/SwCepj 总有很多复古爱好者，我反正是喜欢现代社会。 @whigzhou: 500/10万这个数字可能偏低了很多，Yanomamo男人的这个比例大于1/10，现代社会的改变主要在于降低了战争频度，就单次全面战争的杀伤率而言，至少从重机枪出现以后已经超出部落时代了 @whigzhou: 还有个变化是，现代社会恢复人口的速度极快，这也降低了总和战死率 @whigzhou: 这条思路可能会遭遇一个严重尴尬：中央帝国的战死率似乎并不高，至少不比专制程度较低的同期西欧封建国家高，更致命的是：连绵不绝的战争或许在现代宪政起源中起了关键作用，这而专制帝国相对长期的太平构成了鲜明对照。 @whigzhou: 一个显著的对照是：专制帝国的人口主要被资源极限所限制，偶尔因战乱而脱离，而英格兰的连绵战火则让她持续远离人口极限数百年 @whigzhou: 不要把宪政和法治的诞生过程想象为一个走向光明的连续攀升过程，它的某些阶段包括关键阶段可能极度黑暗 @茶博士未遂: 现在有知识能判断一场战乱或一段长时期的战乱，将催生宪政和法治，还是仅仅换一拨统治者吗？ @whigzhou: 全面和系统性的似乎还没有，但零星的有，比如：若是来自美军的颠覆和长期占领，基本上会通向较为光明的未来……
拿破仑、机动性与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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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 2011-10-13 03:09  阅读(5,685)  评论(3)   分类：微言大义        

【2011-10-12】

@whigzhou：#读史笔记#毛泽东之前，最无耻且广受颂扬的恶棍就是拿破仑了，作为统帅，他两次扔下自己的军队孤身逃亡，一次在埃及，一次在维尔纽斯，而且每次都拒绝为失败承担责任，是那个时代欧洲罕见的毫无荣誉感的匪类

@whigzhou：大概只有从大革命的废墟中，才能长出这样的奇葩

@whigzhou：更值得留意的是他的作战方式，拿破仑的军队以其高度机动性而闻名，其实没啥奥妙，机动性优势主要来自就地补给能力，也就是将就地抢劫作为基本补给手段，别人不是不懂，就看你是(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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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12】 @whigzhou：#读史笔记#毛泽东之前，最无耻且广受颂扬的恶棍就是拿破仑了，作为统帅，他两次扔下自己的军队孤身逃亡，一次在埃及，一次在维尔纽斯，而且每次都拒绝为失败承担责任，是那个时代欧洲罕见的毫无荣誉感的匪类 @whigzhou：大概只有从大革命的废墟中，才能长出这样的奇葩 @whigzhou：更值得留意的是他的作战方式，拿破仑的军队以其高度机动性而闻名，其实没啥奥妙，机动性优势主要来自就地补给能力，也就是将就地抢劫作为基本补给手段，别人不是不懂，就看你是否下得了手 @茶博士未遂: 哇塞，老毛是他的转世？ @whigzhou：呵呵，是啊，所谓人民战争就是这个意思 @whigzhou：当然，沿路抢劫对古代军队本是家常便饭，但用作基本补给手段而非补充或救急，还是需要点勇气的 @whigzhou：另一点值得关注的是人口背景，从黑死病前到1720年的400年，法国人口峰值一直在2000万，此后80年突然提高到3000万，这给野心家们提供了极其充裕的兵源，拿破仑几次全军覆没，但很快又召齐大军，从俄国逃回来不到半年就召到47万新兵，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茶博士未遂: 那80年发生了或没发生什么导致1000万的人口净增长？ @whigzhou：我认为是农业革命（作物引进和复种指数的提高）和国际贸易（特别是西欧与乌克兰的粮食贸易）
皇族与溺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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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 2011-09-27 00:38  阅读(49,310)  评论(1)   分类：微言大义        

【2011-09-26】

@whigzhou：#读史笔记#贫穷远非溺婴的唯一原因，这一点清楚的反映在宋代宗室生育性别比（第四代为9.5:5.5）和清代皇族婴儿死亡率性别比值（>2.5）这两个数字中（来源：贾志扬：《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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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gzhou：#读史笔记#清代皇族婴儿死亡率性别比值（最上面这条线是清皇室的数字）（来源：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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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26】 @whigzhou：#读史笔记#贫穷远非溺婴的唯一原因，这一点清楚的反映在宋代宗室生育性别比（第四代为9.5:5.5）和清代皇族婴儿死亡率性别比值（>2.5）这两个数字中（来源：贾志扬：《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 537956cajw1dli4ralcqfg @whigzhou：#读史笔记#清代皇族婴儿死亡率性别比值（最上面这条线是清皇室的数字）（来源：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 537956cajw1dli4ujlawlg @whigzhou：我曾经提出一个关于生育策略的猜测：富贵阶层的生男偏好更强烈，收入稍高于温饱线的穷人更偏好女孩，上述两个皇室数字或许支持了这一观点。  
【读史笔记】科举制：恩荫/效忠系统 vs 专业文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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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 2011-09-04 22:49  阅读(5,433)  评论(6)   分类：读书笔记        

古代集权政府的各大功能系统中，最具可控性、执行最不走样的，就是科举系统了，所以，对皇帝来说，重要的是如何让自己从该项宝贵资源中获取的收益最大化，看来，将其用于在自己和精英层之间建立恩荫/效忠关系，使之成为精英的主要社会爬升通道，比用它来培训选拔公务员，要合算的多。

所以，尽管绍兴师爷培训体系已证明了其训练选拔公务员的效率，证明了整理和教授实用行政知识和技能的可行性，但它非但不可能被系统接受或借鉴，反而会受到排斥和贬低。

假如科举制变成一个面向实用知识的公务员培(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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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集权政府的各大功能系统中，最具可控性、执行最不走样的，就是科举系统了，所以，对皇帝来说，重要的是如何让自己从该项宝贵资源中获取的收益最大化，看来，将其用于在自己和精英层之间建立恩荫/效忠关系，使之成为精英的主要社会爬升通道，比用它来培训选拔公务员，要合算的多。 所以，尽管绍兴师爷培训体系已证明了其训练选拔公务员的效率，证明了整理和教授实用行政知识和技能的可行性，但它非但不可能被系统接受或借鉴，反而会受到排斥和贬低。 假如科举制变成一个面向实用知识的公务员培训选拔机制，它就会沦为某个专业阶层的专属领地，而让圈外的绝大部分人失去进身之阶，或至少让门槛变得不平等，因为凡专业知识，其掌握机会和程度皆高度依赖于个人禀赋、旨趣、家学渊源、师徒传承等等，而唯有像四书五经和八股文这样狭窄、空洞和僵化的领域，才会让所有人产生“我也有机会”的平等感觉。 所以嘛，一把手得是书记，因为他是恩荫/效忠系统出身，纯技术/管理专家只能做市长/副市长，也就是师爷/书吏。 组织部vs人事部很好的区分了恩荫/效忠系统和专业文官系统。 建立专业文官系统或许还有另一个不利，和修城墙一样，很可能是在为自己的竞争者做嫁衣，一个由职业文官管理的社会，是很容易替换上层统治者而维持生产、市场、税收和治安的平稳的，这样，潜在挑战者的接管将变得容易，因而挑战也将变得更有吸引力。 这一点对于农业集权帝国尤其突出，因为农业帝国统治者的核心优势常不在武力，而在于控制体系，假如控制体系专业化了，等于他把核心业务外包了，自己也就没什么存在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