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阅让你一年后单程穿越到明代中期（比如成化年间），除记忆之外不得携带任何东西，穿越后你将是江南一单身青年自耕农，有二十几亩地，家境中等略偏上，请问：你会在这一年内做些什么准备，以期有最大把握在那边发家致富？
（我在豆瓣和微博都挂出了这道题，未得到让我满意的响应，这里再试试。
我已经有一个可确保小富的靠谱方案，而小富之后施展余地显然更多，暂时不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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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2
让你一年后单程穿越到明代中期（比如成化年间），除记忆之外不得携带任何东西，穿越后你将是江南一单身青年自耕农，有二十几亩地，家境中等略偏上，请问：你会在这一年内做些什么准备，以期有最大把握在那边发家致富？
（我在豆瓣和微博都挂出了这道题，未得到让我满意的响应，这里再试试。
我已经有一个可确保小富的靠谱方案，而小富之后施展余地显然更多，暂时不公布）
浙江人口在1850年前已超过3000万，1953年普查数据小于2300万，同期全国人口已增加1.5亿（4.3亿->5.8亿），至1964年才恢复到2800万以上，同期全国人口又增1.4亿，长毛之祸大概只能解释其中一小部分，因为相比之下，长毛为祸最烈的安徽，人口恢复的更早。
嘉兴的情况比整个浙江更严重，1838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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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7
浙江人口在1850年前已超过3000万，1953年普查数据小于2300万，同期全国人口已增加1.5亿（4.3亿->5.8亿），至1964年才恢复到2800万以上，同期全国人口又增1.4亿，长毛之祸大概只能解释其中一小部分，因为相比之下，长毛为祸最烈的安徽，人口恢复的更早。
嘉兴的情况比整个浙江更严重，1838年人口293万，当时海宁没划入嘉兴府，现在嘉兴户籍人口337万，剔除海宁的81万，256万，比道光朝少37万。
看到一个解释，山地玉米种植一度抬高了人口水平，然后又因土壤侵蚀许多山地被放弃，据说该现象在浙赣湘拓垦于清代的山地都有所表现。
看到另一个解释，长毛过后，最初的移民潮中发生了许多土客冲突，引发江南士绅对移民的集体抵制，这一抵制得到某些地方大吏（比如沈葆桢）的支持，结果大大延缓了土地复垦和人口恢复。
古代土地调查都是为税收服务，故为公允起见，须区分丰腴/贫瘠程度，区分之后的记录办法有两种：1）每块土地记录亩数的同时也记录核定的腴瘠等级，2）将亩数按腴瘠程度折算成标准亩数。
乍看起来，两种方法似乎是等价的，实则不然，第二种方法少记录了一个数字，因而丢失了原始信息，这一代价换来的好处是节省了记录、抄写和计算的工作量和材料成本，在古代纸张昂贵、读写者高度稀缺的条件下，这一节省或许是值得考虑的，所以，实践中的做法逐渐从方法1转为方法2。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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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古代土地调查都是为税收服务，故为公允起见，须区分丰腴/贫瘠程度，区分之后的记录办法有两种：1）每块土地记录亩数的同时也记录核定的腴瘠等级，2）将亩数按腴瘠程度折算成标准亩数。
乍看起来，两种方法似乎是等价的，实则不然，第二种方法少记录了一个数字，因而丢失了原始信息，这一代价换来的好处是节省了记录、抄写和计算的工作量和材料成本，在古代纸张昂贵、读写者高度稀缺的条件下，这一节省或许是值得考虑的，所以，实践中的做法逐渐从方法1转为方法2。
可是，丢失信息的代价终究显露了出来，许多土地在初垦时产量不高、或政府为鼓励垦荒而故意定低等级，多年后变成熟地，产量提高，重新登记时，发现税率低的离谱，此时麻烦来了，修正亩数的话就得重新丈量，工作量负担不起，结果只好采用差异税率，将这些地标记为“大田”（意即用“大亩”计量的田），适用高于“小田”的税率。
这样，不仅原先节省的那些数据量和计算量最后还是没省，反而造成了统计体系的极度混乱。
更混乱的是，折算标准税亩的方法还不同，有些以等级最高者为标准，折算系数<1，有些以等级最低者为标准，折算系数>1，还有的以常见良田为标准，等级最高者系数>1……我真同情整理这些史料的家伙
这三个现象大概有着共同的原因：
1）历代丁户统计数字都偏低；
2）尺和亩的标准不断增大（从周尺22.5cm增至明清34cm，亩相应从182m^2增至694m^2）；
3）斤的标准也不断增大（从汉斤258g增至明清司马斤605g）；
在隐匿税源上，地方官吏和农户有着共同的激励，容易达成默契。
记自：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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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这三个现象大概有着共同的原因：
1）历代丁户统计数字都偏低；
2）尺和亩的标准不断增大（从周尺22.5cm增至明清34cm，亩相应从182m^2增至694m^2）；
3）斤的标准也不断增大（从汉斤258g增至明清司马斤605g）；
在隐匿税源上，地方官吏和农户有着共同的激励，容易达成默契。
记自：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
1882
给教官挑根刺，教官在“没有精神的贵族”里有这样一句话：
在英国，则是王权不断被贵族制衡削弱的历史，其演进的自然结果，便是宪政。
这个说法很成问题，如果说宪政发展过程中王权不断受到制衡，这是对的，但说王权不断被削弱，就很难成立了。 要评价王权在宪政发展中的角色，首先要说明什么是宪政，对此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宪政就是光荣革命后所确立的那个制度结构，而另一种则认为，宪政的基本要件——权利不被王权任意剥夺（大宪章和陪审制）、对人身与财产权和契约的普遍司法保护（普通法）、征税须获得纳税人同意（国会）——在金雀花王朝（[[Plantagenet dynasty]]）便已确立，我本人持后一种观点。 按第一种宪政观，王权确实随宪政发展而削弱，但不是被贵族，而是被国会，特别是下院，在此过程中贵族被削弱的更厉害，他们残存的封建性特权被剥夺殆尽，政治特权也所剩无几；而按第二种宪政观，王权则恰恰是随宪政发育而不断扩张，所以无论从哪种观点出发，都无法得出宪政发展过程中王权不断被贵族削弱的判断。 王权孱弱、国王只是个大贵族，这是中世纪早期封建制度下的典型状况，而中世纪后期（在英格兰是从诺曼王朝开始）向近代宪政发展的历史恰好相反，是王权不断扩张的历史，贵族无力阻止国王将建立统一国家的努力，但成功抗衡了其专断权力对其人身和财产权利的侵害，抗衡了任意征税权力。 封建体系下，国王与贵族的关系是契约性的，单纯而明确，无须宪政抗衡机制，只有当王权延伸至贵族领地之内时，才产生了抗衡的需要，这一过程沿两条路线展开： 1）国王通过推行普通法将其司法管辖权延伸至贵族领地内，逐渐代替封建法和领主司法权，这点他做到了，但他又没有强大到足以对贵族予取予夺、生杀一念的程度，结果，国王的司法权是扩张了，但付出的代价是：接受陪审制和抗辩程序以安抚贵族的担忧，接受法律专业群体作为法律的解释者。 2）规模越来越大，费用日益高昂的对外战争，常常迫使国王突破封建契约而征税，实际上他的要求常常能得到满足，但代价是接受了国会和无代表不纳税原则。 可以看出，这两条路线的发展结果都是非常微妙的平衡，而不是力量对比的某种单方面变化。昨天在豆瓣上看到一个有趣的话题，赵行德同学对钟表首先出现在西欧而非中国提出了他的解释，原文较长，大致意思是：航海定位需要推动了天文学研究，而天文观测需要精确计时，于是大航海的强烈需求最终推动了钟表技术的进步。
这个说法有点道理，但我不大同意。
我对钟表技术发展所知不多，主要得自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在《发现者》（The Discoverers）中的介绍，他花了两编六章的篇幅叙述了计时技术的历史，如此不吝篇幅，有两个原因，1）在人类认识世界的历史（这是该书主题）上，时间观念的演变是一个重要方面，2）(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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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豆瓣上看到一个有趣的话题，赵行德同学对钟表首先出现在西欧而非中国提出了他的解释，原文较长，大致意思是：航海定位需要推动了天文学研究，而天文观测需要精确计时，于是大航海的强烈需求最终推动了钟表技术的进步。
这个说法有点道理，但我不大同意。
我对钟表技术发展所知不多，主要得自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在《发现者》（[[The Discoverers]]）中的介绍，他花了两编六章的篇幅叙述了计时技术的历史，如此不吝篇幅，有两个原因，1）在人类认识世界的历史（这是该书主题）上，时间观念的演变是一个重要方面，2）钟表是最早的被产业化的机器，被他称为“机器之母”，许多机械原理和技巧都可以追溯到钟表，因而在技术和产业史上具有独特地位。
以我了解的情况，我觉得，计时技术的飞跃之发生在西欧而非其他地方，可用如下逻辑链说明：
1）钟表技术飞跃是因为存在规模化需求；
2）规模化需求来自当时大量涌现的商业市镇；
3）市镇之所以能对钟表形成有效需求，是因为它们具备为市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制度条件，相比之下，中国城镇缺乏这些条件；
4）这些制度条件包括教会、行会和商人自治政府；
5）规模化需求使得钟表制造成为一个成规模的产业，从而为专业化和分工创造了条件；
6）专业化和分工最终导致了创新浪潮和技术进步；
假如只有天文观测需求，需求规模很小，只能支持非专业的孤立建造，无法产业化。
更重要的是，天文观测需求不构成重要的东西差异，中国历代王朝都有强大的激励制订精确历法，也投入了许多资源，积累了不少知识和专家，但并未导致钟表业的产生和计时技术的飞跃，所以我不能赞同赵行德同学的解释，当然，我的替代解释也只是很没把握的推测。
今天，还有几个人关心二十年前在东欧所发生的事情？有多少记者在全面细致的回溯那段历史？有多少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在研究那段历史？假如有，他们的工作有多少人会有兴趣看上一眼？
据我所知：极少。
但我清楚的记得，那时候有无数人屏气凝神，侧耳倾听，抱着收音机躲在被窝里，捕捉着来自东欧的每一丝信息，逐字逐句的读着每一条能找到的报道，似乎他们果真愿意投入极大的精力来弄清其中的状况……
很明显，今天有着好得多的条件以低得多的成本去看清那段历史并得出一(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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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还有几个人关心二十年前在东欧所发生的事情？有多少记者在全面细致的回溯那段历史？有多少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在研究那段历史？假如有，他们的工作有多少人会有兴趣看上一眼？
据我所知：极少。
但我清楚的记得，那时候有无数人屏气凝神，侧耳倾听，抱着收音机躲在被窝里，捕捉着来自东欧的每一丝信息，逐字逐句的读着每一条能找到的报道，似乎他们果真愿意投入极大的精力来弄清其中的状况……
很明显，今天有着好得多的条件以低得多的成本去看清那段历史并得出一些体会、看法、甚至结论，也许你因此会意识到，当初随着信息的串序涌入而不断调整的认知与评价，与事实之间的偏差是何等巨大，但已经没人关心这些了……
对于信息处理的这种低效率，没多少人会在乎，他们宁愿在下一次当聚光灯转到巴尔干、阿富汗、伊拉克、埃及时，继续一头雾水、两眼抓虾、兴致勃勃、狗屁不通的围观呐喊，仿佛自己从来都是白宫危机响应小组的顾问……
人类真的很可爱
（按：上一篇里我用了狂犬病毒的例子来解释一种观念传播机制，给一些基督教朋友带来了不快，在此向他们道歉，其实，我使用这个类比绝不带有任何贬低的意思。）
12）神圣帝国
我已多次强调，教会组织扩张的非暴力特点，是个独特的现象，并且，它在西欧导致了一种在别处见不到的二元权力结构：许多地方性的封建君主，和一个全局的等级组织，交叠在一起。
教会的非暴力性是这种二元结构得以存在的前提，如果教会一开始就依靠武力，就使自己成了所有君主的敌人，其传播和组织扩张都将无法如此顺利实现；但是，无论是非暴力性，还是二元结构，都不是教会领袖们有意识的安排，而是一种非意图的结果，即便他们有所意识，也只是一种阶段性策略。
他们的最终理想，是要在人间建立普世帝国，那将是一个由教会拥有至(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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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一篇里我用了狂犬病毒的例子来解释一种观念传播机制，给一些基督教朋友带来了不快，在此向他们道歉，其实，我使用这个类比绝不带有任何贬低的意思。）
12）神圣帝国
我已多次强调，教会组织扩张的非暴力特点，是个独特的现象，并且，它在西欧导致了一种在别处见不到的二元权力结构：许多地方性的封建君主，和一个全局的等级组织，交叠在一起。
教会的非暴力性是这种二元结构得以存在的前提，如果教会一开始就依靠武力，就使自己成了所有君主的敌人，其传播和组织扩张都将无法如此顺利实现；但是，无论是非暴力性，还是二元结构，都不是教会领袖们有意识的安排，而是一种非意图的结果，即便他们有所意识，也只是一种阶段性策略。
他们的最终理想，是要在人间建立普世帝国，那将是一个由教会拥有至上权力的等级化帝国，而教皇无疑将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一千多年里，创建神圣罗马帝国的努力从未停止，如果当初他们真的成功了，教皇将是党委书记，而皇帝只是国家主席，以教会已经发展出的强大组织能力，党指挥枪的原则，应该是不难实行的。
这一千年里，教权与君权的相互利用、拉锯争夺，始终是西欧政治的一大主题；教会将其组织能力转变为世俗权力的努力，在不同地区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大致上与距离成正相关；在罗马附近的北意大利，教皇差不多成了一个世俗君主（即所谓的教皇国），这大概也是在西欧诸民族中，意大利民族国家最晚出现的原因。
神圣罗马帝国有些时候是皇帝利用来控制诸侯的工具，而有些时候则是教皇权力向俗界渗透的工具，这一点，从许多对立皇帝和对立教皇之间的冲突中，不难看出。
这种较量的性质，从英格兰等北欧国家的历史中，或许更容易看清，因为以不列颠的遥远，还有海峡的阻隔，教皇想凭借武力施加控制（比如像他对付威尼斯那样），几乎不可能；教会方面在较量中所凭借的，只能是对信众的影响力、对文化资源的控制、和教会自身的组织能力。
13）英国的脱离
把英国教会从罗马的独立称为新教改革，把脱离后的英国称为新教国家，其实是不准确的；尽管英国教会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教运动这一大背景，但这一改革本身却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教改革。
15世纪开始的教会分裂和教权瓦解过程中，实际上存在两条主线，一条是教会内部的分裂、教众的分化和新教派的大量涌现，另一条则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崛起和王权-教权长期较量中力量平衡的打破，英国的脱离主要是后一种。
脱离后的英国教会，虽实施了一些仪式上的改革，但那都是些枝节问题，大致上，它保留了天主教教义、信条、教会的科层化组织结构；英国国教会也没有打算容纳那些真正的新教教派，比如清教徒，后者在改革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在英国仍是受压制甚至遭迫害的，所以才会有很多清教徒去美国建立新家园，至于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那是更晚的事情。
所以，驱动改革的力量，不是信仰上的分歧，也不是组织上的变化，而是政治性的权力较量，这一较量从亨利二世开始，一直持续到亨利八世；在脱离之前，双方大致达成了这样一种妥协：教会组织遵循双重效忠原则，作为罗马教会的分支机构，它在宗教事务上效忠于教会本身的等级结构，即修道院接受主教领导、主教接受大主教领导，大主教接受教皇领导；而在世俗事务上（主要是那些涉及封建义务的事情），主教作为一级承租人（即直接封臣）效忠于其领主（通常是国王），以其所拥有的土地承担封建义务，也就是说，在封建系统中，主教和伯爵的地位是相当的。
这一双重效忠模式，经过亨利二世开始的一系列较量之后，在大宪章时代便已确立下来，不过，这一平衡中留下了一个此后引出大量纠纷的后门：婚姻；教会坚持认为婚姻属于宗教事务，因而受教会法管辖，在这一点上他们还颇为成功，但问题是，婚姻关系严重影响封建契约关系，特别是土地继承，结果，婚姻就被教会利用作为干预世俗事务、与王权较量的关键工具。
教会在运用这一工具时的目标主要有两个：获取土地和削弱王权，而达成目标的途径则只须一个：尽可能让国王和贵族绝嗣；首先，绝后就没了继承人，从而降低了他们将土地捐赠给教会的机会成本，其次，对于国王，连续几代无争议的常规继位，通常会加强王权，而绝嗣就意味着相对弱势的女王、幼主、外来继位者、合法性可疑的远房继承人，等等，这些都会削弱王权，而教会则可乘机扩张权力，这一手法在中国历史上也很常见，宦官、外戚、太后们都玩过。
为了把这工具运用到极致，教会把禁止通婚的亲等从三代一直扩大到了七代，实际上，若严格执行这条规定，贵族和国王们在他们的整个西欧通婚圈内，根本就找不到合法通婚对象，也无法掌握检查合法性所需的足够信息；而教会的策略是，在你结婚的时候，对三代以外的血缘关系故意视而不见，等到和你发生利益冲突了，就拿这个来说事儿，只要下功夫一查，几乎个个都能查出问题来——对此种手法，我们更不会陌生了吧，呵呵。
所以，亨利八世的婚姻问题最终导致英国脱离，并非偶然。
14）威尼斯的留下
在主权-教权较量这条主线中，威尼斯是另一个很有启发的案例，威尼斯共和国直到被拿破仑消灭之时，就一直是天主教国家，但这并不是它离罗马太近因而受教皇控制的结果，恰好相反，这是它太强大太独立因而始终免于教皇控制的结果。
威尼斯虽普遍信奉天主教，也接受教会任命的主教，但却始终是个非常世俗化的国家，其独特的宪政结构中，从一开始就排除了教会的政治影响，教士甚至被禁止担任公职，教会影响力仅仅体现在一些涉及教义信条的具体案件的审理中，十人团有时会考虑教皇的意见。
在威尼斯，宗教被很好的隔离在政治和法律之外，这一点，从其对待异端的方式上也可以看出，新教运动中，大量新教小册子都是在威尼斯出版印刷的，数量可能不亚于新教重地荷兰，许多不被罗马所接受的思想活跃人士都在威尼斯和帕多瓦（威尼斯的领地）得到庇护和赞助，当初伽利略要是老老实实呆在帕多瓦，是不会被教会审判和禁锢的。
正是威尼斯维护独立、免受教会干预的强大能力，使其不必实施宗教改革，或者脱离教会；对此，罗马当然是很恼火的，教会把教权渗透进威尼斯的努力一直就未停息，这一努力在1508年达到顶峰，教皇组织了强大的康布雷联盟进攻威尼斯，几乎灭了它，但尽管威尼斯失去了所有大陆领土，却保住了其湖上大本营。
此后在与教皇时断时续的冲突中，威尼斯屡次被施以绝罚（interdict），但几乎每次都是教皇在毫无收获的情况下让步，1608年那一次，威尼斯就差一点学英国那样脱离，结果还是以教皇让步告终，否则，威尼斯将是另一个英国。
忙着挣饭钱，把这个话题中断了两个星期，今天总算可以继续了。
有朋友看了前几篇后，要我推荐一些延伸阅读的资料，实在是很惭愧，其实宗教方面我并没有针对性的深入阅读，我的印象主要来自对西方历史的阅读，都是一鳞半爪，所以一边写一边还得从维基上查证细节。
8）组织奇迹
我一开始就说了，天主教会是一个组织学上的奇迹，这是特指其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经历，当然，在此之前，教会在传播上也很成功，但算不上奇迹，佛教在传播上同样成功，或许更成功。
天主教会的神奇之处在于，它能以非暴力的方式（而不是伊斯兰那样用刀剑），并且没有一个中央权力可依靠，却在大规模传播观念、符号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保持组织上的统一，而组织统一反过来又维护了教条、仪式和符号的统一，这是史无前例的；这一成就居然维持了一千年，而这一千年中居然没有第二个相似物出现，这就更加神奇了。
对这一奇迹我还找不到满意的解释，不过想法已经有一些了，我觉得以下两个因素可能是关键的：
a) 修道院+主教区这种巧妙的双重结构；
b) 教会对文字工具的掌握和日耳曼人的普遍文盲状态。
在分析教会组织成就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对照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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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着挣饭钱，把这个话题中断了两个星期，今天总算可以继续了。
有朋友看了前几篇后，要我推荐一些延伸阅读的资料，实在是很惭愧，其实宗教方面我并没有针对性的深入阅读，我的印象主要来自对西方历史的阅读，都是一鳞半爪，所以一边写一边还得从维基上查证细节。
8）组织奇迹
我一开始就说了，天主教会是一个组织学上的奇迹，这是特指其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经历，当然，在此之前，教会在传播上也很成功，但算不上奇迹，佛教在传播上同样成功，或许更成功。
天主教会的神奇之处在于，它能以非暴力的方式（而不是伊斯兰那样用刀剑），并且没有一个中央权力可依靠，却在大规模传播观念、符号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保持组织上的统一，而组织统一反过来又维护了教条、仪式和符号的统一，这是史无前例的；这一成就居然维持了一千年，而这一千年中居然没有第二个相似物出现，这就更加神奇了。
对这一奇迹我还找不到满意的解释，不过想法已经有一些了，我觉得以下两个因素可能是关键的：
a) 修道院+主教区这种巧妙的双重结构；
b) 教会对文字工具的掌握和日耳曼人的普遍文盲状态。
在分析教会组织成就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对照案例。
9）奥古斯丁和伯拉纠
希波主教奥古斯丁后来成了大圣人，但在当时并不算特别杰出能干的人物，我拿他举例，是因为他与格利高里一世形成了有意思的对比，而后者在我看来恰是上述组织奇迹的代表人物。
奥古斯丁就像马克思，能说又能写，一写还一堆一堆的，但这种人在当时并不少见，罗马虽已衰日薄西山，毕竟人文风气尚在，不像后来的黑暗时代，会写字就很牛逼了。
若不是后来罗马教会的发达，奥古斯丁早就淹没在一大堆“哲人”之中，就像19世纪的无数主义家们一样，而不会像马克思那样成为“普世主义的经典作家”了。
与奥古斯丁同时代的，有个来自不列颠的凯尔特人，是个苦行僧，叫伯拉纠（Pelagius），同样能说会写，而且喜欢辩论，口才还很好；这家伙云游到罗马，在那儿听说了奥古斯丁的许多神学说辞（大致是些关于原罪和自由意志之类的东东，具体是些啥与我们这里的主题无关，实际上我也很少关心），他认为是胡扯，就发表了不少相反的观点，也博得了不少赞同。
后来，罗马城被阿拉里克攻破时，伯拉纠逃到了迦太基，在那儿继续跟奥古斯丁作对，两人还面对面交过手，似乎伯拉纠占了上风，一时间追随者颇多；可问题是，伯拉纠是个没有任何组织地位的云游僧，而人家奥古斯丁可是主教，况且北非还是他的地盘，岂能容你捣乱？
于是，奥古斯丁就召集了一次迦太基会议，让大伙儿站队表态，结果可想而知，伯拉纠被宣布为异端；可事情没这么简单，奥古斯丁只是几大主教之一，就算是其中最牛的一个，也不会你说啥就是啥，伯拉纠在罗马的追随者就很不服，更别说他在东方的追随者了。
当时的教会还没获得后来那种组织和控制能力，开会一决议，下面就只有通报传达组织学习深入领会统一思想积极落实的份了，那时的统一是借助帝国权力来实现的，奥古斯丁也不例外，他去找皇帝告了状，皇帝下了谕旨，罗马主教只好跟着表态，于是奥古斯丁就成伟大导师了。
10）修道院和禁欲主义
教会最重要的组织基础无疑是修道院，它既是知识和人才储备，又是前线战斗基地，也是主要财政基础，它既是党支部，又是党校，还是井冈山和南泥湾；修道院很像佛教寺院，他们的共同点或许可以解释两大宗教的组织和传播力，但修道院如果仅仅像佛寺，他们很快就会松散和分化，就像佛教那样。
但教会的诸多修道院上面还笼罩着一个科层结构——主教区，主教不仅控制着辖区内各修道院，还掌管着为当地教众提供宗教服务的教堂和神职机构；正是这种双重结构，既借助了修道院的强大资源和战斗力，也保持了组织统一性，如果只有修道院，会很快分裂，就像佛教，如果只有教区科层结构，会缺乏独立资源而依附于权力，就像东正教。
和佛教僧侣团体一样，修道院的组织力量来自独身、禁欲和生活上自给自足，从进化的角度，我们很难理解为何会有苦行、独身和禁欲之类的观念和行为会流行，而实际上，它们自古以来就很盛行，古代许多教派中都提倡独身和禁欲等反本能的戒律。
我也长期为此而困惑（四年前我在《观念的进化》一文中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后来读了道金斯的《延伸的表现型》之后，才感觉有了眉目；所谓延伸表现型，（其第二种含义）是指，生物的身体或行为特性，并不全是它自己的基因组的设计结果，有时候也可能是其它基因组操纵的结果。
比如，有些蚂蚁在感染了一种病毒后，会坚持不懈的往草尖上爬，而这会大幅提高它们被食草动物吃进肚子的可能性，这正是那种病毒所希望的，因为食草动物消化道是它们繁殖传播的重要环节；还有一种昆虫，在被寄生虫感染后，肚子会鼓胀发红，变得跟附近一种浆果很像，于是吸引鸟来误食，而鸟肚子正是那寄生虫想去的地方。
所以，类似禁欲主义这种行为，即便对个体的价值是负的，也完全可能发生，只要它有助于传播导致这种行为的那些观念即可，这里，禁欲苦修行为就是包含了禁欲主义的基督教这个meme组在人类身上的延伸表现型，这样，我们不必追问禁欲对个体有何好处，而只须假定，人类群体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对这一meme组是“易感的”，就像有些狗对狂犬病毒是易感的，会通过去咬其它狗而帮助病毒传播，显然，不会有人要求解释：咬其他狗对这只狗本身有啥好处？
当然，当寄生物的传播利益与寄主利益严重背离时，在寄生物利用易感群体传播自身的同时，它们其实也是在不断从寄主群体中清除易感者，最终可能再也找不到易感者了；这种事情meme组可能也经历过，比如，爱国主义把热血青年不断推到征兵站去，而战争的激烈热情仇恨光荣英雄友谊伟大又激起更多的爱国主义，最后，爱国热情易感基因的携带者们，都埋在坟墓里了，欧洲貌似就是如此。
但并不总是如此，假设某个基因的变异型，有75%的可能给个体带来20%的遗传增益，另外25%的可能（比如恰好与其他基因构成一个特定组合）是让他对禁欲主义易感，这个变异型就不会被排除出种群的基因库，这样，种群就能为禁欲主义源源不断的提供易感者了——这种解释就是所谓的副产品假说。
暂且如此假设之后，我们的问题就变成：禁欲行为对传播基督教（包括了禁欲主义本身）有啥好处？前面提到的那篇《观念的进化》中，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再整理一下：
a) 如zhangiii同学所说，性嫉妒和性竞争会破坏组织的团结；
b) 独身、禁欲、不生育，这些都是为了切断与家庭与家族的关系，僧侣团本身是个仿家庭，若保留原有家庭家族关系，会造成利益冲突；
c) 独身禁欲可以安抚其传教对象（教众）和传教合作者（国王和贵族），让他们放心：我们既不会勾搭你们的女儿和老婆，也不会盯上你们的钱包，因为这些我们都用不着。
d) 这条来自尼采，用他的话说，“我们在这方面很特别，所以你们也可以相信，我们在其他方面也很特别”，就是说，禁欲苦行甚至瑜伽式自残，是为了证明自己超越普通人而具有某些神性或超自然能力，从而提高其传教的说服力。
11）格利高里
正如保罗是基督教的真正创建者，格利高里是罗马教会的真正缔造者，从他开始，教会不再依靠皇帝，实际上，帝国在西方已不复存在，我说的奇迹，正是从他亲手开始的，如果说耶稣是马克思，保罗是罗莎·卢森堡，那格利高里就是列宁。
格利高里成就最典型的表现，是对英格兰的宗教征服，这一精心策划、组织严密的行动，证明了教廷对遥远教区的控制能力，为此后900年的教廷统治树立了模板。
对于格利高里的惊人成功，我能想出的最好的理由是，教会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观念传播和组织控制工具——文字，在罗马帝国，这本不算什么，但现在帝国亡了，社会上层被换成了一群文盲，文职机构也不复存在——封建制不需要文官系统，以前吸引年轻人读书的激励消失了，接受教育既不能让他做官，也无法帮他混进由文盲武夫组成的上层社会，于是民间教育也消失了，书籍也很少看得见了。
结果，教会成了唯一继承了阅读书写能力和教育传统的地方，僧侣要花大量时间念诵和抄写经文，主教神父为提供宗教服务也需要识字，另外，为了给穷人治病（施舍和治病始终是主要的传教手段），他们还抄写许多古代医药著作，为了统一复活节等宗教节日的计算方法，他们也掌握不少天文和数学知识。
在修道院开始接纳非终身的修士之后，许多贵族都把孩子送去上学，实际上，早期的大学原本就是修道院，doctor这个词早先就是教书先生的意思。
格利高里是个非常老练的外交家，善于在各大权力之间周旋，而他的主要手段是写信，在任教皇的13年里，仅保留下来有据可查的，就有850封信，平均每5.5天一封。
派往英格兰的格利高里使团的经历，很好的展示了文字通信工具在组织控制中的关键作用，使团出发之前，格利高里就给沿路各法兰克君主和主教写了信，请求他们支持配合，他试图让他们相信，将主教区延伸到盎格鲁萨克逊人统治的英格兰，有助于加强法兰克人对其日耳曼兄弟的宗主地位。
但第一批使团刚走到半路就停住了，因为沿路获得的有关政治局势的信息，使情况看上去不像之前预料的，于是使团领导奥古斯丁（不是希波那个）赶回罗马，汇报最新情况并请求指示，还要求更显眼的头衔和介绍信，在此后的几年内，使团和教皇之间继续密集通信，而且不断派人返回要求新指示，或者派出新使团。
很明显，这个使团不是一个放出去的脱线气球，而更像一个可以从罗马遥控的拉线木偶，而用的线就是信件，大量与其他君主和主教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都掌握在格利高里自己手里，而这些关系是使团工作顺利推进的后勤保障，所以，前线使团一离开他的指示就会抓瞎，组织控制就以这种方式建立了起来。
5）早期的分裂
早期的教会很松散，所谓主教不过是某个城市的基督徒社区的长老或头领，各主教间互不统属，也没什么等级结构，和集中式的人事任免机制，更没有征税权，那些都是后来的东西。
我们都知道，吵架是宗教的永恒主题，所以，要是照这么松散下去，分裂是迟早的事情，事实上，各社区之间和各主教之间，很快就吵得不可开交，意见纷纭，派别林立。
幸运的是，基督教及时的傍上了大款，在长期实行镇压政策之后（显然，对于这样到处砸人家神像的激烈教派，不镇压就是投降，不存在宽容和妥协的余地），罗马帝国在君士坦丁一个梦后的来了个180度转身，据说有高人在梦里建议他在盾牌上画上十字架，他让士兵照做了，结果取得一次关键胜利，于是基督教成了罗马国教。
正是因为傍上权力，才使得教会获得了财政资源、组织能力和信仰整肃能力，维持了组织和教义的统一；此后为统一信条而召开的几次宗教会议，都是由皇帝召集的，他们不想让教义分歧在臣民中引发冲突和骚乱，给政权带来麻烦。
所以，早期的几次分裂，虽然表面上是因为教义分歧，实际上是体现了罗马帝国的中央控制能力所能达到的边界，这一点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教会，其组织和凝聚力还高度依赖于其所(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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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早期的分裂
早期的教会很松散，所谓主教不过是某个城市的基督徒社区的长老或头领，各主教间互不统属，也没什么等级结构，和集中式的人事任免机制，更没有征税权，那些都是后来的东西。
我们都知道，吵架是宗教的永恒主题，所以，要是照这么松散下去，分裂是迟早的事情，事实上，各社区之间和各主教之间，很快就吵得不可开交，意见纷纭，派别林立。
幸运的是，基督教及时的傍上了大款，在长期实行镇压政策之后（显然，对于这样到处砸人家神像的激烈教派，不镇压就是投降，不存在宽容和妥协的余地），罗马帝国在君士坦丁一个梦后的来了个180度转身，据说有高人在梦里建议他在盾牌上画上十字架，他让士兵照做了，结果取得一次关键胜利，于是基督教成了罗马国教。
正是因为傍上权力，才使得教会获得了财政资源、组织能力和信仰整肃能力，维持了组织和教义的统一；此后为统一信条而召开的几次宗教会议，都是由皇帝召集的，他们不想让教义分歧在臣民中引发冲突和骚乱，给政权带来麻烦。
所以，早期的几次分裂，虽然表面上是因为教义分歧，实际上是体现了罗马帝国的中央控制能力所能达到的边界，这一点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教会，其组织和凝聚力还高度依赖于其所依附的权力，而不是它本身的自我维持能力。
后来东西分裂之后，东部教会始终延续了这种对权力的依赖性，直到近代仍是如此，只有罗马教会发展了自我维持和扩张的组织能力，我说的惊人成就和超前于时代的，指的正是后者。
6）亚述教会（Assyrian Church）
其实在东西分裂之前还有两次分裂，松鼠文章没提到，一次发生在第一次以弗所会议后，分出了聂斯托里派，正式名字叫东方亚述教会；此派一度规模不小，在整个波斯文化所及之处，都有分布，唐代传到中国的部分，叫景教。
按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的说法，蒙古贵族中信仰此派者颇多，特别是妇女，也因为这一点，当时欧洲君主们老是意淫要跟蒙古人联合攻灭阿拉伯，至少指望这些基督徒兄弟能放过欧洲一马，还派了好几个使团去大汗营帐宣教；其实蒙古人对各种宗教都持开放和宽容的态度，姑且听之，不会太认真，更不会因此影响其政治和军事选择，在日常实践中，还是以萨满为主。
聂斯托里派的分离，表面上是关于二性论的教义分歧，实际上是罗马和波斯两大帝国政治对抗的结果，所以很自然，分裂后的两派各自覆盖两大帝国的控制范围；假如没有后来的阿拉伯崛起，说不定这一派现在也不比东正教小。
7）东方正统教会（Oriental Orthodoxy）
此东方正统教不是常说的那个东正教，而是更早分裂出的一派，诞生于451年的卡尔西顿会议；同样，分裂的起因，表面上教义分歧，其实是几个主教对罗马主教核心地位的不服，而最终分裂成为事实，是因为帝国中央对这些教省丧失了控制能力。
很自然，分出去的都是帝国的边缘省份：亚历山大、安条克和耶路撒冷，这些也是早期基督社区之所在，这些教区资格老、距离远，希望保持以前各主教平起平坐的状态；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虽然罗马主教（即后来所称教皇）的中央控制能力逐步加强，但维持教会统一仍依赖于帝国权力。
东方正统教会一直保持到现在，但其实是好多个地区教会的松散组合，之所以能不吵架散伙，是因为这些地区相距遥远、互不接壤（远至亚美尼亚、埃塞俄比亚、印度），因而不会因政治冲突而不得不分裂。
附图：教会分化史
2）彼得与使徒时代
这个时代其实还没有基督教，耶稣的使徒们都自视为犹太教徒，秉持犹太信仰，遵守犹太律法，唯一特殊之处是，他们宣称耶稣就是期盼已久的弥赛亚，犹太人的弥赛亚。
所以，当时使徒们传福音（所谓福音就是弥赛亚降临了）的对象，仅限于犹太人。
这些使徒大多是耶稣的家人、门徒或族人，其中的彼得被认为是他们的领袖，后来被罗马教会追认为首任教皇，他们传教的范围主要是罗马帝国境内的犹太人社区。
3）保罗与普世化
其实保罗才是基督教的真正创建者，他把这个教派从犹太教里拉了出来，最终完成了普世化改造：他放弃了摩西律法和传统犹太仪式，抛弃了旧约首五卷（Torah），并开始向非犹太人（Gentile(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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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彼得与使徒时代
这个时代其实还没有基督教，耶稣的使徒们都自视为犹太教徒，秉持犹太信仰，遵守犹太律法，唯一特殊之处是，他们宣称耶稣就是期盼已久的弥赛亚，犹太人的弥赛亚。
所以，当时使徒们传福音（所谓福音就是弥赛亚降临了）的对象，仅限于犹太人。
这些使徒大多是耶稣的家人、门徒或族人，其中的彼得被认为是他们的领袖，后来被罗马教会追认为首任教皇，他们传教的范围主要是罗马帝国境内的犹太人社区。
3）保罗与普世化
其实保罗才是基督教的真正创建者，他把这个教派从犹太教里拉了出来，最终完成了普世化改造：他放弃了摩西律法和传统犹太仪式，抛弃了旧约首五卷（Torah），并开始向非犹太人（Gentiles）传教，并且皈依者不必再成为犹太人——意味着他们无须遵守犹太戒律（比如食物禁忌）。
Catholic Church被翻译成天主教会，实在是很糟糕，Catholic这个希腊词的意思大致相当于universal，有些作者将Catholic Church翻译为普世教会，很贴切。
4）一神教
现在对一神教（Monotheism）信仰的理解一般是：只存在一个神，通常他是全知全能的，是创世者和造物主，是“终极因”，是第一推动，等等，不承认有其它神存在；相对于多神教和万物有灵论，这通常被认为是更高级的信仰。
确实，我也认为如此理解的一神教是更高级的，因为它不像万物有灵论那样，在每个引起困惑的地方贴上一张速效膏药，迅速阻断思考和追问；实际上，只要把唯一神解读成一个性情稳定的造物主，它和“自然”是等价的，如果你不把这个造物主想象成性情乖张多变、爱多管闲事的主，那这种信仰与科学是完全兼容的，所谓探索自然，和探索上帝的行事方式，不过是同一件事的不同说法而已。
不过，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的所谓一神，不是这个意思，它其实是承认多神存在的，只不过别的神都不能拜，只能拜自己的那个，为啥呢？因为犹太人自己那个神（耶和华）很小气，爱吃醋，且脾气暴躁，手段狠毒，你去拜了别的神，他就要发火乃至发飙，让你死得很惨。
犹太和基督教的所谓摧毁偶像，也是摧毁其他偶像，耶和华的偶像是可以供奉的，基督徒也供奉耶稣的偶像，所以就弄出二性论和三位一体之类的信条来自圆其说，意思是耶稣兼具上帝之神性与人类之凡性，所以拜耶稣等同于拜上帝，不算犯十诫。
认识到这一点是重要的，从中可以体会到早期基督教扩张时的冲突之剧烈，对于非犹太传教对象，基督教传教者要告诉他们的，不是：你跟的那个其实不是你亲爹，你亲爹在这儿哪，快来吧；而是：你亲爹不好，将来也不会对你好，我们这个爹好，快来认他做爹吧，他会带你去天堂；显然，后一种说辞的攻击性要强得多，所以，早期基督徒所到之处，冲突都很剧烈，几乎是传到哪儿架就打到哪儿，传教者都需要非常狂热才行，不过，或许正因如此，基督教的传播力才特别强大，也未可知。
直到后来，诸神都被灭的差不多了，再加上经院哲学家们的理论建构，一神的意思才慢慢变成现在这样，但实际上也并不彻底，撒旦、魔鬼、死神、小精灵，都保留了他们的位置；而且，据弗雷泽在《金枝》中的研究，许多异教的神（连同许多异教的节日和风俗），都被教会重新包装成了基督教的圣徒，从而在新的信仰体系中保留了下来。
这种包装实际上是早期传教士在为了传教成功而做出的妥协，以此克服异教民众的强烈抵制；农民的信仰其实都差不多，去中国南方农村看看就知道，什么教到了农村都变成万物有灵崇拜，他们才不关心什么教义哲理，只要有神仙保佑我风调雨顺多子多福就行，基督教在欧洲农村也差不多。
（待续）
刚看到松鼠会文章《智慧树的果子》，里面涉及到不少关于基督教的内容，文后一条注释对基督教这个概念做了些澄清：
关于基督教会的称呼，在中国比较混乱。在西方，信奉上帝和耶稣的都称为基督教（基督Christ的意思是“救世主”，指上帝之子耶稣；犹太教则只信奉上帝），东西罗马帝国的分裂形成了东正教和天主教，16世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后又从天主教中分裂出新教，新教中又有各种派别，互不统属，如路德宗、加尔文宗、英国国教等。
说得大致没错，不过，把基督教发展分化的生动历史，简化成一堆按树状结构排列的名词，未免显得枯燥了点，若不了解这一分化如何发生，何以发生，这(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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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看到松鼠会文章《智慧树的果子》，里面涉及到不少关于基督教的内容，文后一条注释对基督教这个概念做了些澄清：
关于基督教会的称呼，在中国比较混乱。在西方，信奉上帝和耶稣的都称为基督教（基督Christ的意思是“救世主”，指上帝之子耶稣；犹太教则只信奉上帝），东西罗马帝国的分裂形成了东正教和天主教，16世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后又从天主教中分裂出新教，新教中又有各种派别，互不统属，如路德宗、加尔文宗、英国国教等。
说得大致没错，不过，把基督教发展分化的生动历史，简化成一堆按树状结构排列的名词，未免显得枯燥了点，若不了解这一分化如何发生，何以发生，这些名词就显得很没有趣味，而以基督教这一现象的独特性，它是值得我们去多了解一些的。 基督教的发展和传播是人类历史上极其惊人的一项成就，从起源上看，它其实就是普世化的犹太教，然而，以犹太教的私有、封闭和排外，这是如何做到的？在我看来，这简直是个奇迹，直觉告诉我，若能把这件事弄清楚，必定可在传播学和组织学上获得重大启发。 实际上，基督教会是历史上第一个既非政府性的、亦非家族性的大型组织，它超前了时代许多年，具有类似内部控制能力的非政府组织，直到近代才在其他领域出现——比如大公司；政治学家也发现，现代的列宁式政党其实就是基督教会的模仿者。 对此问题，我尚无任何头绪，这里只打算给上述松鼠注释添加一些背景。 1）基督 基督（Christ）是个希腊词，其对应的希伯来词是弥赛亚（Messiah），原本意思是“涂过油的（anointed）”；按犹太传统说法，那些圣明的国王，都是被上帝（当然是指犹太人自己的上帝）涂了油的。 后来，犹太人中流传一个说法，说是，总有一天，大卫王的某个后人，会被上帝涂了油来统治我们所有犹太人，当然，这是苦难中人们的美好愿望；这是弥赛亚信仰的由来，但这一说法说多了，Messiah这个词的词义就收敛了，变成了“人们期待的未来圣君”的意思。 然后，耶稣的信徒们篡改了这个弥赛亚信仰，声称传说中的弥赛亚不是别人，就是我们耶稣，并且他不是仅仅来拯救犹太人的，而是拯救所有愿意跟随他的人的（所谓普世化就是这意思），于是，他们把拿撒勒的耶稣（Jesus of Nazareth）改称为耶稣基督（Jesus Christ）——其实写成Jesus The Anointed更合命名规范。 后来基督教国王们都让教会给他们涂油，当然他们不是要做大卫王后人，而是要从基督那里获得神性。 因为所拯救者不再限于犹太人，所以弥赛亚的词义进一步演变成了救世主的意思；扯远一点，许多文化中都有末世论和弥赛亚救世这一对组合信仰，弥勒佛便是个救世菩萨，而且弥勒（Maitreya）这个词看上去与Messiah简直太像了，我不得不怀疑他们有同源关系。 而且这种同源关系中，犹太传统未必是祖宗，涂油仪式在古埃及就有了，在印度更是很普遍，且不限于君主，谁想涂就可以给自己涂，包括佛教徒也涂。为何犹太人拿了这么多诺奖？
辉格
2009年10月13日
随着今年的诺贝尔奖项陆续宣布，国内各界在关注之余，再次开始反思我国的科研与教育体系，值得高兴的是，又有一位华人获得诺奖，而遗憾的是，迄今获得科学类诺奖的八位华人中，没有一位是在新中国教育体系中接受的教育，也没有一位是从新中国科研体系中创造其主要成就的；这体现了一种双重失败：我们的教育体系培养不出太多顶级人才，而少数顶级人才要获得成就，还只能去到英美的科研体系之中。
要弄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最好考察一下别人的成功经验，近代以来，在教育(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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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犹太人拿了这么多诺奖？
辉格
2009年10月13日
随着今年的诺贝尔奖项陆续宣布，国内各界在关注之余，再次开始反思我国的科研与教育体系，值得高兴的是，又有一位华人获得诺奖，而遗憾的是，迄今获得科学类诺奖的八位华人中，没有一位是在新中国教育体系中接受的教育，也没有一位是从新中国科研体系中创造其主要成就的；这体现了一种双重失败：我们的教育体系培养不出太多顶级人才，而少数顶级人才要获得成就，还只能去到英美的科研体系之中。
要弄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最好考察一下别人的成功经验，近代以来，在教育和科学上最杰出的榜样，大概就是犹太民族了；自诺奖设立以来，犹太人共拿走了20%的化学奖、25%的物理奖、27%的生理与医学奖、41%的经济学奖，在其它顶级国际科学奖项中，这个比例甚至更高，综合类：38%的美国国家科学奖、25%的京都奖，数学：27%的菲尔兹奖、38%的沃尔夫奖，信息：27%的图灵奖、37%的香农奖、42%的诺依曼奖；另外，在非科学领域，犹太人还拿走了12%的诺贝尔文学奖、1/3以上的普利策奖、1/3以上的奥斯卡奖。
犹太人在科学上的成就着实令人惊叹，他们以世界千分之二的人口，在几乎所有科学领域，拥有了1/5到1/3的顶级学者，究竟是什么因素让他们取得了如此成就？很可能，这恰恰是他们的不幸历史所造就。犹太人先是被亚述和巴比伦征服为奴，后又被罗马帝国毁城驱散，整个中世纪，他们不得不在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欧洲夹缝求存，不仅法律和政治地位低下，许多权利被剥夺，还时不时遭受驱逐和屠杀，两千年蹩仄险恶的处境，迫使他们发展出了独特的生存之道。
在中世纪欧洲，身为异教徒的犹太人被排除在封建系统之外，无权拥有土地，这迫使他们转向手工业、服务业和金融业等需要更多知识和技能的行业；与基于土地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封建农业相比，这些行业更具流动性、更加市场化，也更依赖货币，同时，由于不能将储蓄投资于土地，犹太人的储蓄更多以货币构成，这推动了他们从事放贷；在以土地和农业为本的时代，尽管手工业和服务业的门类繁多，但总体规模很小，而因其不稳定和高风险，也为体面阶层所鄙视；于是被迫舍本求末的犹太人进入了除农业和军事外的几乎所有行业，并在其中许多行业占据了主导地位。
一旦资本主义时代到来，这种栖身末业的边缘地位迅速转变成巨大优势，历史上曾有几个类似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在英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和工业革命时期在各行业取得成就的人物当中，少子明显多于长子，这是因为长子继承制迫使他们在土地之外寻找发展机会，求学、经商、当兵、从政，而所有这些机会与农业相比，都更加需要天赋、知识和技能；另一个例子是中国改革以来的私营经济，早期个体户中劳改释放者和失业知青占很高的比例，后来的下海浪潮中，许多下海者也都是主流体制中的失败者或失意者；犹太人是下海者的先驱，他们在海里已经挣扎了两千年。
在古代，如何在掠夺成性的强权之下保护财产，是个大问题，对于法律地位低下的犹太人，资产安全问题尤为严重；对付掠夺的一个策略是，尽量持有容易带走的资产，一有风吹草动赶紧跑路，在分裂割据的封建时代，这一策略颇为有效；过去两千年，尽管反犹灭犹浪潮此起彼伏，犹太人总是能找到栖身之地；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成了各政权宽容和自由程度的试金石，于是，犹太社区所到之处，伴随着一个个城市和地区的黄金时代：从巴格达到马格里布到伍麦叶西班牙到荷兰，从威尼斯、佛罗伦萨到热那亚，从克拉科夫、布拉格，到布达佩斯、维也纳和柏林。
资产的价值越是依赖于正面激励，就越不容易成为掠夺的对象，而知识和技能是最难以夺走的；犹太人迫于生计也为了安全，形成了注重教育、技能训练和知识积累，早期这些努力集中于实用技术领域，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大学逐渐脱离教会体系，犹太人得以进入学术界，他们在思想和知识积累上的优势迅速转变成科学成就；同时，政治地位的低下使得犹太人既没有指望也没有习惯去依附宗教和权力，把学术当作教会和政治的进身台阶，这让他们保持了思想和学术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乃是科学界作为一个自主自治共同体而存在的灵魂，而要抵御住来自宗教和政治的渗透和诱惑，是不容易的，幸运的是，这样的诱惑对犹太人原本就不存在。
犹太人的故事带来的启示是：商业和市场从来不是科学的敌人，对思想的控制和垄断才是，科学发展所需要的，仅仅是宽容的空间和独立的精神，犹太人惊人的科学成就，不是国家资助、组织和建设的结果，相反，它是远离权力、摆脱控制、宽容和独立的结果。
扒粪（雅称“舆论监督”）已发展为一门巨大的产业，它给媒体带来了发行量和广告收入，但我估计，这只是其收入的一小部分，据传闻，焦点访谈最终播出的节目，只占其素材量的1/10，业内人士都知道，许多负面报道，最终都被广告合同取代了。
许多地方电台和电视台都有为民解忧之类的电话互动节目，早年刚起步时，主持人主要扮演协调人的角色，做些帮求助者拨通某个部门号码、找到某方面专家之类的事情，但最近我在出租车里又听到这种节目，惊奇的发现，这些主持人的牛逼哄哄程度，已不亚于袍哥大爷，对当事双方都呼来喝去，说话的语气也完全是不容置疑的真理掌握者。
被投诉的商家，对这种事情似乎已形成既定策略：最好让(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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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粪（雅称“舆论监督”）已发展为一门巨大的产业，它给媒体带来了发行量和广告收入，但我估计，这只是其收入的一小部分，据传闻，焦点访谈最终播出的节目，只占其素材量的1/10，业内人士都知道，许多负面报道，最终都被广告合同取代了。
许多地方电台和电视台都有为民解忧之类的电话互动节目，早年刚起步时，主持人主要扮演协调人的角色，做些帮求助者拨通某个部门号码、找到某方面专家之类的事情，但最近我在出租车里又听到这种节目，惊奇的发现，这些主持人的牛逼哄哄程度，已不亚于袍哥大爷，对当事双方都呼来喝去，说话的语气也完全是不容置疑的真理掌握者。
被投诉的商家，对这种事情似乎已形成既定策略：最好让管事者躲过电话，万一躲不过，电话一旦打进来，立马投降，无条件认账退赔，绝不抵抗。从他们的俯首帖耳中，我真切体会到这帮人的厉害，不禁寒毛直竖。
本以为这是传媒发达之后的新生事物，刚刚读到吴思先生的文章，才知道原来古已有之，只不过是在更小的程度上而已；在《血酬定律》第23篇中，吴思介绍了清代“漕口”和“白颈”的掌故：所谓漕口（白颈是其异地同义词），是寄生在漕粮陋规之上的扒粪食客，类似于当今专吃山西小煤矿的事故记者，或专吃妓院的柳下惠记者（据说他们总是能准确嗅出风尘所在，却每次都坐怀不乱）。
漕粮体系充满了陋规，给参与其事者带来了丰厚租金，但因与正式规定相悖，上不得台面，也就留下了扒粪割肉的敞口；各县的穷秀才，人虽穷，却因为身有功名，不能随便打屁股，故而在官府面前比较敢折腾，又因为能文会字，读过正式规定，会写状纸，会写举报信，甚至会写告示，于是，凭借揭发、举报、诉讼、甚至发动群众抵抗陋规的威胁，能成功的从漕粮陋规中分得一杯羹，通常每个秀才每年能拿到几十两银子，而每县这样的漕口常有数十人，甚者多至几百人。
这个案例太好了，令人拍案，读史读到这个境界，让后生叹服，吴思先生尽管有理论功底稍显薄弱，尽管有爱生造词汇的毛病，但悟性极佳，眼光犀利，看他的文章，每篇都是很好的研究课题，他要是博导，定会有大批高手从他身后冒出啊。
我迄今从未听到任何一位外交家提及这样一个事实（刚刚在wiki上查资料偶尔发现）：
从1948年到1972年，86万犹太人被埃及、利比亚、伊拉克、也门、叙利亚和北非阿拉伯国家驱逐，来到以色列，其中26万于1951年前到达，其余1972年前到达，他们和他们的后人构成了现今以色列人口的40%，他们中的大部分在离开时被迫放弃财产，据2002年一项评估，这些被驱逐者当时被迫放弃在阿拉伯各国的财产折合现值约3000亿美元，被迫放弃的土地合计约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现今以色列国土面积的4倍。
856,000 Jews left their homes in Arab countries fr(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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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迄今从未听到任何一位外交家提及这样一个事实（刚刚在wiki上查资料偶尔发现）：
从1948年到1972年，86万犹太人被埃及、利比亚、伊拉克、也门、叙利亚和北非阿拉伯国家驱逐，来到以色列，其中26万于1951年前到达，其余1972年前到达，他们和他们的后人构成了现今以色列人口的40%，他们中的大部分在离开时被迫放弃财产，据2002年一项评估，这些被驱逐者当时被迫放弃在阿拉伯各国的财产折合现值约3000亿美元，被迫放弃的土地合计约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现今以色列国土面积的4倍。
856,000 Jews left their homes in Arab countries from 1948 until the early 1970s; 260,000 reached Israel in 1948-1951, 600,000 by 1972.[1][2][3] The Jews of Egypt and Libya were expelled while those of Iraq, Yemen, Syria, Lebanon and North Africa left as a result of a coordinated effort among Arab governments to create physical and political insecurity.[4] Most were forced to abandon their property.[2] By 2002 these Jews and their descendants constituted about 40% of Israel's population.[3]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body of this group, the World Organization of Jews from Arab Countries, (WOJAC) estimates that Jewish property abandoned in Arab countries would be valued today at more than $300 billion[5][6] and Jewish-owned real-estate left behind in Arab lands at 100,000 square kilometers (four times the size of the State of Israel).[1][6] The organization asserts that the Jewish exodus was the result of a deliberate policy decision taken by the Arab league.[7]
详见wiki词条：Jewish exodus from Arab la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