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泡沫在哪里？ 辉格 2013年12月3日 近来，随着美国股市连创历史新高，金融业界谈论泡沫的声音又多了起来，除了鲁比尼和罗杰斯之类多年来喋喋不休的末日论者之外，像法兴和瑞士联合这样的大型机构也开始发出警告，最近，前国会议员、里根政府的预算局长大卫·斯托克曼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与此同时，格林斯潘和麦肯锡则明确表示，当前美国股市不存在泡沫。 从某些迹象看，泡沫论者的警告并非空穴来风，市场流动性充裕，大量热钱在四处寻找机会，在任何看起来像是个机会的地方，他们都当仁不让的掀起了一个个投机热潮，从黄金、农地、团购，到艺术品，当然，还有比特币和其他去中心化电子货币所引发的最新投机狂热。 但另一方面，通常指示经济过热的那些指标，却并未表现出多少热度，石油矿产等初级品价格平稳，要素租金没有涨，基础设施没有出现高压迹象，波罗的海指数也处于历史低位；股市虽屡创新高，但这与美国企业的优异表现基本相称，也与美国经济的复苏同步，尽管失业率仍然高企，但股市与企业表现的关系更直接。 其实，和此前的末日论和黄金热一样，这些泡沫论与其说是对现状的判断，不如说是对货币政策的不满，实际上，从美联储执行量化宽松政策以来，这些人一直在预言恶性通货膨胀，但四五年过去了，通胀根本没有发生，更别说恶性了。 可是，当初的预言者没有一个承认错误，他们要么装聋作哑，要么辩解说，不能（像官方统计部门那样）只用CPI衡量通胀水平，虽然消费品价格没涨，但通胀也可以表现为要素和资产价格上涨，而资产泡沫便是通胀表现之一。 问题是，假如生产率没变，作为生产要素的资产价格的上涨很快会推动消费品成本上升，继而价格上涨，尽管上涨幅度可能小于前者；所以，资产价格大涨的同时消费品价格没涨，要么是因为生产率大幅提高了，要么是价格大涨的那些资产根本不是生产要素。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意味着同样多的要素能比以前产出更多的消费品，因而这些要素资产相对于消费品的价值提高了，换句话说，按既有货币单位衡量，生活成本不变的同时，财富增加了，怎么看这都不是坏事；而另一方面，货币体系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保持了消费物价稳定，这也正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宗旨所在，当前事态只不过表明它成功的执行了其政策。 不过，这更像是金融危机前十几年而不是近几年所发生的情况，那十几年，得益于全球性要素再配置、产业链重组和技术进步，资源类要素价格大涨的同时，美国的消费物价非但没上升，反而还有所下降；而危机后几年，尽管生产率仍在提高，要素价格也有所回升，但尚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所以，实际情况看上去更像是第二种：确实有一些资产的价格上涨了，但那主要不是要素类资产，即可以作为要素投入生产过程的资产，而是储蓄性的和投机性的资产，比如起初的黄金和艺术品，以及最近的比特币，当然还有股票；和生产要素不同，这些资产的价格上涨不会推动生产成本上升。 假如上述分析成立，那么确实可以说，存在资产泡沫，但那主要是非要素资产的泡沫，这种泡沫不会从成本一侧推动通胀，但它可能会通过财富效应而从需求侧拉动通胀，因为资产价格上升让其主人感觉更富有了，因而可能更多的消费和投资，但这只是可能，实际情况表明，这并未发生。 这或许是因为，从这些资产泡沫中获益的人原本就很富有，其消费对财富已失去弹性，账面财富增加已不能影响其消费水平；同时，由于流动性原本就很充裕，财富增加也不能影响其投资水平，也就是说，他们此前没有做更多投资，只是因为没有看到好的投资机会，而不是因为缺钱，而这一状态也正是宽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结果；这样，财富效应无论在消费和投资方面都无法起效。 上述图景，与对货币体系的传统理解是格格不入的，传统上，通常认为央行的低利率和宽松货币政策会导致消费和投资扩张，最终推动物价上涨，但最近这个经济周期的经验揭示了，这种情况只会发生两种条件下，一种是，扩张的货币直接由政府花出去，即在执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同时也执行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另一种是，货币不足是经济体系的常态。 在财政开支得到有效约束的国家，第一个条件已被控制在一定限度内；而第二个条件，看来已经被高度发展了的现代信用货币体系和日臻成熟的货币政策所消除；回顾的看，传统经济体系中，货币永远是不足的，所以，任何时候，只要提高有效货币量，都会促进投资和消费（恶性通胀不仅不能提高反而会降低有效货币量，因为它促使人们逃离货币）。 然而在当代，银行业所建立的信用机制，已经能为任何规模、以任何速度增长的经济创造出足够多的货币，而同时，事实也表明，无论流动性多充裕，利率多低，假如看不到盈利前景，企业家也不会做更多的投资，同样，假如看不到未来收入改善的前景，消费者也不会更多的贷款消费，即便他们想，银行也不会贷给他们。 这样，除非央行通过法定储备率和杠杆率来勒紧货币，否则货币量（或更一般地说，流动性）不再是投资和消费的瓶颈，瓶颈只是看待机会和未来的乐观程度；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央行便可以在经济低谷期放手实施宽松政策，从而确保消费和投资不会因为货币不足而得到抑制，因为只要财政开支得到约束，只要普遍乐观氛围尚未形成，货币再宽松，流动性再多，也不会变成投资和消费，进而推动通胀。 唯一的副作用是产生一些资产泡沫，但如上面所分析，只要财富效应不起作用（它需要乐观氛围才能起作用），资产泡沫就不会转变成通胀，不妨听任其自生自灭，直到财富效应开始显现出来（比如因资产价格上升而导致抵押贷款规模扩张），再放弃量化宽松和零利率政策不迟；这一策略，正是美联储特别是伯南克从大萧条中学到的最宝贵经验，也正是对该策略的坚定执行，避免了这次金融危机变成另一次大萧条。  

（按：抱歉最近写作状态不好，很没条理，好像没说清楚，以后有机会再说一遍） 转基因标注争议中的法律经济学 辉格 2013年11月19日 近来，政策当局的一些动作似乎表明，其对待转基因粮食的政策已有所松动，这一迹象，也让转基因这个多年来争吵不休的话题再度热了起来；从农业技术的角度看，像中国这样还不怎么富裕的人口大国，转基因农业成为主流恐怕是无法避免的，非转基因食品将越来越成为只有少数人才负担得起的奢侈品。 这样，未来的争议焦点，将转向看待转基因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如何在一个社会共存的问题，而反转阵营的诉求重点，大概也会从封锁围堵转向监管和标注方面，要求政府强化监管，并主张转基因食品制造商有法律责任做出明确标注。 一种反对向企业施加法定标注责任的意见认为，如何对商品特性进行标注，应由企业自主决定，无论是否标注，那都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自由交易，政府和法律不应横加干涉；确实，企业自主性和自由交易理应得到保护，问题是，一桩交易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并不总是随交易的发生而自动明确的，往往需要法律来加以澄清，假如交易内容无法确定，一旦双方发生纠纷而寻求司法救济时，就没人能知道该怎么办，法律对交易的保护也就沦为一句空话。 通常，商家会通过招牌、价目表、菜单、广告、商品包装等手段，告诉消费者他卖的是什么，以及相应的交易条件，若是重要买卖，双方还会议定更多细节，甚至签个书面协议；但所有这些都无法保证对交易内容作出完备而精确的描述，因为首先，对任何东西进行完备精确描述都是不可能的，那意味需要对整个世界进行精确描述，而这是我们的认识能力和信息手段所无法满足的，其次，我们用来描述交易内容的自然语言本身就十分模糊并充满了歧义，再次，即便我们有这样的能力，也不可能在每笔交易中都进行完备描述，因为那么做成本太高，与交易所带来的好处相比，不值得付出，所以实际的内容描述往往非常简略。 不过好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办法来应付这一信息不完备问题；首先，人们通常不需要那么精确的描述交易内容，双方在认定内容与描述是否相符时，会有一定的宽容度，比如，饭店顾客大概不会接受一份缺了鸡丁或花生的菜被称作宫保鸡丁，也不会接受直径小于两毫米的鸡肉也算鸡丁而不是肉末，但通常可以容忍里面有或没有大葱，因为有了这样的宽容度，双方对交易内容的认定不必完全一致，只要分歧没有大到引发纠纷的程度即可。 其次，存在于习俗之中的隐含约定，可以补足交易内容描述的不完备性，人们对自然语言中每个词汇的共同理解，便是这样一种习俗，语义和其它习俗一样，都是长期协调博弈过程所达成的均衡；无须明确说明，我们都知道鸡丁大概有多大，一份宫保鸡丁大概有哪些配料，同样，无须明确约定，我们都可以合理的认为，一份宫保鸡丁里不应该出现一条老鼠尾巴，其制作过程也不应添入厨师的几毫升唾液，即便那是经过高温消毒并在医学上是完全无害的。 但习俗并不总是能解决问题，尽管它是社会协调的产物，但对它的理解毕竟是主观的，高度依赖于个人的母语、文化和教育背景，而隐含约定的内容随文化和亚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在现代流动性大社会中，交易双方常拥有十分不同的文化背景，因而对交易与合约内容产生歧义和纠纷就在所难免，正因此，许多交易分歧才需要在法庭上解决。 合同法便是用来处理此类分歧的，它需要回答两个问题：在特定交易中，存在哪些理应得到遵循的习俗，这些习俗为此类交易规定了哪些隐含约定（或者叫默示条款）；具体到转基因议题上，有待回答的问题就是：消费者是否可以合理的认为，在没有明确标注（或以其他方式告知）的情况下，市售食品中不会含有转基因成分？ 换句话说，不应含有转基因成分，是不是食品零售交易的一项隐含约定？假如转基因是个存在已久的古老现象，那么法官的任务就只是识别是否存在相应的习俗，但实际上转基因是个新问题，很可能还没来得及形成习俗，或者几种相互竞争的习俗正在形成之中，此时法官便有了创造新规则的机会，那么，他该如何选择呢？ 按法律经济学的观点，他应该遵循社会成本最小化原则，所以，假如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注的总成本低于那些忌讳转基因食品者在没有标注的情况下为识别是否转基因而付出的总代价，就应该支持法定标注责任，否则，就应让忌讳者自行负担识别成本。 实际情况如何，需要争议双方用统计数据来举证，不过，很容易想到几个影响上述两项成本的因素：转基因技术应用越广泛，跟踪转基因成分加工销售链条的难度就越大，需要标注的场合也越多，标注总成本就越高；对转基因的忌讳越普遍，识别需求就越多，忌讳者对转基因的心理抵触越强烈，识别的准确性和苛刻程度就越高，后两项都将提高识别成本；非转基因食品标注越普遍越鲜明，忌讳者的识别成本越低。 信奉自然法原则的人大概会说，法律这等神圣庄严的事情，怎么能让如此赤裸裸的功利主义算计来决定，而对于主观价值论者，这些算计中所不得不采用的客观价值标准（通常是以市场价格和货币金额来衡量）则更难以令人接受。 然而，正如波斯纳和大卫·弗里德曼等法律经济学家所指出，无论是在习俗和习惯法的自发形成中，还是在法官和陪审团对规则的权衡中，实际上通常都遵循着这样的原则，只不过多数时候人们并没有明确的意识到这一点。 法律是用来说服众人的，因而当它试图在模糊地带为行为划出边界时，必须遵循某种客观价值标准，而只有在边界既已划定之后，个人才得以在属于自己的边界之内遵循自己的主观价值而自由行事，也只有在此时，主观价值论才有了其用武之地。  

比特币难成真正货币 辉格 2013年4月16日 三月中旬以来，比特币汇率一路攀升，从40多美元一度涨至220多，后又迅速跌到60多，其间交易量也迅速放大，市场变得非常活跃，吸引来的关注和评论更是达到空前热度；有些忠实粉丝甚至开始乐观的宣称，这是比特币走出黑客小圈子，开始被接受大众所接受，从而成为真正货币的一个好兆头。 然而，真实情况可能刚好相反，比特币在这段热闹行情中表现出的一些特征：价格暴涨暴跌，囤积倾向，吸引短期投资者快进快出，市场参与者中投资与投机者远远多于实际使用者——都在表明它是一种收藏品而不是货币，因为货币的根本特征是人们对其价值的预期一致且随时间而稳定，因而也是最不容易成为投机对象的那些东西，而收藏品则相反。 所以这波热潮，看来只是扩大了比特币作为一种收藏品的影响力和参与度，吸引了更多淘金者、藏家和炒家的参与，或许有望从一种小众收藏变成更大众化的收藏，但这对它成为货币没什么帮助，反倒揭示了它不具备这一潜力。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其实在它的最初设计中早已埋下：其总量从一开始就在生成机制上被限定了，并且这限度是摆明的，因而一旦使用量开始增加，便会立即产生短缺预期，继而导致囤积倾向，并加速价格上涨，当这一趋势开始显露时，投机者便大批进入，从而带来价格剧烈波动，这是一种新收藏品首次被投机者盯上时的典型表现，而与一种商品开始获得货币地位的过程毫无相似之处。 可以说，作为开发新型货币的诸多尝试之一，比特币是个非常糟糕的例子，它基于陈旧过时而且错误的货币观念；实际上，它在试图创造一种类似于黄金的东西，但货币功能比黄金更差，黄金虽也曾因数量不足而带来通货紧缩问题，但其数量上限和稀缺状况至少没那么确切可知，因而不会让囤积成为明确有利可图的行为（如果它果真已是货币的话）。 更重要的是，类似金银这样的自然货币，早已不再能为高度复杂的现代市场经济提供恰当的货币基础了，自从近代银行业和信用货币发展以来，金银虽还在很长时间内起着价值参照物和储备物的作用，但货币的基础已越来越多的建立在信用之上，银行的货币创造过程，根本上是一个信用发现、评估和定价的过程，而不是像比特币设计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制造稀罕值钱物品”的过程。 货币代表了一种使用稀缺资源的能力，而通过信用发现而创造货币这一机制的妙处在于，它在为个人使用资源的当前能力和他为社会提供稀缺资源的未来潜力之间，建立了有效的匹配：某人有多大可能在未来向社会提供多少资源，满足他人的多少需求，信用系统就为他创造相应数量的货币，供他在当前使用，这或者可让他提前享受他有资格享受的消费，或者可让他为社会创造资源的潜力变为现实（后一点是信用货币对市场繁荣的最重要贡献）。 因为这种匹配关系，信用系统总是趋向于能为社会的经济活动创造恰当数量的货币，所谓“恰当数量”意味着，资源使用能力的总和与产品创造能力的总和是相称的，这样就避免了自然货币的数量不足或过多的古老问题，因为自然货币的数量取决于另一些与经济活动和信用无关的因素，没有理由恰好与经济活动水平所对应的合理货币量相匹配。 所以假如我们想要在现有法定货币之外创造一种新型自由货币，考虑重点应放在如何设计一种信用发现、评估、表征、簿记、验证等环节上，而不是去寻找一种“稀罕值钱物品”，因为这样的物品从来不缺少，比如开采任何一种稀有金属，并由做市商为其创造流动性，其实都可以起到类似作用。 比特币唯一独特之处，是提供了一种匿名在线支付手段，可是因为上面所说的原因，它本身很难成为真正的货币，或者说作为货币的性能很差，将为交易者带来高额交易费用和汇兑风险，因而只有那些有着强烈匿名需求而宁愿负担这些成本的人，才会去使用它，这让它注定被局限于一些很特殊的领域。  

机器会将人挤出劳动市场吗？ 辉格 2013年3月4日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变得日益强劲，它正在向产业链的各个角落迅速渗透，从设计、加工、物流，到办公、管理、供应链组织、市场交易、娱乐、社交，乃至研究部门，无孔不入，计算能力和自动化设施正在越来越多的工种和岗位上取代人力。 有人甚至认为，金融危机后的复苏过程中，就业率的回升明显滞后于消费、投资、资产价值和企业盈利等各大指标，原因之一便是企业在危机后的新一轮扩张中，更多的投资于自动化设施而非劳动力，包括制造业向美国的局部回归，也将是一次基于深度自动化的回归。 那么，机器真的会将大批劳动力挤出就业市场吗？对此，常见的乐观说法是，机器在一些岗位上取代人时，因为提高了生产率，将抬高总产出，从而在别处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这没错，问题是，上述过程所创造的新就业机会是否足以弥补它所消灭的呢？ 没有任何经济学原理能够保证这一点，具体效果将视所在产业和整个经济体的要素结构而定，假如机器渗透发生在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而由其产出提高所带动的、以及因总收入提高而拉动的其他产业，若劳动密集程度远低于前者，那么总的效果便可能是降低了劳动需求，从而压低工资率或抬高失业率。 也就是说，伴随着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未必惠及每个人，在新的生产函数所对应的要素结构中，某些要素的地位可能下降了，因而将得到更少的报酬；对此有人可能会说，这种情况下工人会降低工资要价，从而在较低的均衡位置上重新实现充分就业。 问题是，当机器变得足够廉价，乃至雇佣某人的交易和管理费用超出雇佣同等能力机器的成本时，即便工资降到零也没有雇主会雇佣他，这是完全可能的，比如今天的可乐罐装厂大概不会雇佣任何搬运工去替代自动传送带，即便工资为零。 或许有人会说，假如机器果真会让大批工人失业，那么这些失去劳动报酬的人很快就会饿死，于是就业市场又会在一个较低水平上实现均衡，但实际上当代社会不大会出现这种局面，首先，失业者未必是无产者，可能拥有其他要素，而这些要素在新的生产结构中仍得到了雇佣，其次，即便他们得不到任何要素报酬，也可能得到政府或慈善组织的援助而继续生存下去，并处于毫无指望的长期失业状态。 说明机器排挤效果的最有力案例，是马的命运，历史上，马曾被大量雇佣于农业和交通运输业，但在蒸汽机和铁路发明后，它们很快被排挤出内河与陆地干线运输，内燃机出现后，更被全面排挤出支线与城市运输、农耕和军事领域；这一过程生产率和总收入都有巨大提高，但并未为马创造出多少就业机会，休闲、竞技和博彩业雇佣的马匹或许增加了一些，但与消失的岗位相比，只是九牛一毛。（见Gregory Clark: A Farewell To Alms, p.12） 当然，马被排挤后并未抬高长期失业率，因为马的数量很快减少了，但被机器排挤的人类却更可能继续生存下去并生育同样多、甚至更多的后代，结果，人口中越来越大的部分将处于长期失业状态，这个比例将随机器能力提高和成本下降而扩大，并且没有什么原理显示它存在一个上限。 乐观者最后一根稻草是诉诸经验：工业革命以来机器渗透已持续了两百多年，每轮浪潮会造成阶段性失业，但此后更繁荣的经济总是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率，在机器化最为深入的美国，失业率并不高，而且多半都能用其他因素来解释。 迄今为止确实如此，但那可能只是因为我们尚未越过临界点，当生产模式所对应的要素结构中劳动还占很高比例，人所能完成的任务大部分还未能被机器有效率的替代，机器因推动增长而带来的岗位就可能弥补它所挤掉的，但假如这一比例翻转过来，当生产结构中的大部分岗位，人对机器都已丧失比较优势，情况就不同了。 临界点的位置，取决于人类与机器的能力对比，由于我们不能指望人类禀赋在可见未来会有所改变，而机器则在迅猛进步，因而只能相信：临界点迟早会被越过；或许我们正在逼近它，或者全球经济作为整体已经越过了它，只是大规模失业并未均匀分配，而更多的被留在了南欧和非洲？  

【2013-02-14】 @whigzhou: 当人口处于马尔萨斯极限附近时，非技术工人的日工资约等于10磅面粉，是农业时代通例，1975年国内大米价格0.15元/斤，对应月工资40-42，刚好是我父母当时的工资水平，当前米价2.5元/斤，对应赤贫工资是575-675，差不多是柬埔寨的水平 //Iron law of wages http://t.cn/zYio6V8 @whigzhou: 这个赤贫工资率在亚洲普遍压得更低（18世纪末以磅面粉计的日工资，江南6.6，朝鲜6.0，南印度5.1，东京4.5），或许是因为亚洲人的体质已经对人口压力作出了更多进化调适，比如缩减了体型、降低了代谢水平？ @吴昊老是重名很无奈:这可以算是社会有没有处于马尔萨斯极限的判据？辉总觉得中国现在的可供养的极限大概是多少？有没有达到？ @whigzhou: 若非技术工人日薪已普遍数倍于赤贫标准时，“已脱离马尔萨斯极限”这个判断应当是可靠的吧  

【2013-01-17】 @sw小橘子: 经济世代交叠模型 http://t.cn/zOjYeXb 这个世代更迭模型给出了利息不能为负的一个限制因素：土地的无限红利。我一直对费雪的不耐理论感到不满。用现代眼光看，利率就是货币的价格，利率总是为正，就表示货币总是稀缺的，而货币总是稀缺，是因为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 @sw小橘子: 确切地说，在不存在不耐的情况下，利率为正是因为资本是增值的。增值的原因，除了资本可以成为生产要素，另一个原因是人口 @whigzhou: 不懂，为何土地红利可以确保利率为正呢？还有，利率不只是借贷货币是才有嘛，借米也可以有利率 @sw小橘子:可能需要先看视频中的模型。土地红利是指资本要素产出。是的，利率的适用范围是一般资本，看主贴的后一贴 @whigzhou: 哦，但要素红利只是从借方愿意支付正利率，但贷方也可能满足于负利率，均衡水平未必为正啊，只要双方面临的要素收益率不同即可 @sw小橘子:第一个原因对于个体是可能的，但并不符合人类的普遍情况，因而不能解释利率一般为正的现象。利率为正的原因是第二第三点。在人口快速下降期，利率可以为负。 @whigzhou: 嗯，这几点可以用来解释利率为何是正的，但不能保证它是正的 @以太君 均衡为负？想象不了这情况 @whigzhou: 假设某社会唯一可借贷的东西是大米，大米质量会随存储时间延长而下降，因而一些人愿以不低于-20%的年利率出借大米，而另一些人可以大米为报酬雇人从事某一生产而获得收益，因而愿意支付正利率，均衡利率将由该两方的数量和供/需价格曲线决定，可能为负 @sw小橘子:视频中指出土地在产生无限红利的情况下，利率必定为正，所用的逻辑是土地红利的折现值不为无穷大。负的利率是可能的，因为即使土地的产出贡献率总是为正，还有土地的保管成本问题 @whigzhou: 把要素抽象为土地，抹掉了投资收益机会的人际差异，而正是该差异导致了许多借贷需求，这是个漏洞 @以太君:资本将变得更稀缺，自己持有不就好了，干嘛要贷出 @whigzhou: 资本收益的人际差异嘛 @城西六十里:某种货币的利率可以是负的，但真实利率怎么可能是负的，只要一种东西是稀缺的或者在某段时间内稀缺，它就有价格，它的这段时间也就有价格，除非没有东西是稀缺的了，怎么可能呢 @whigzhou: 利率也可以视为保管费的相反数嘛，若保管服务是稀缺的，为何价格不会是正的呢？ @trustno1v2:土地不必然产生红利。比如月球的土地。是人在土地上的活动产生红利。人的活动基本要素中土地可以成本最低的界定产权 @whigzhou: 经济学家通常用“土地”来简化概括那些非消耗性的非人力要素，比如特许牌照，已经假定了稀缺性和正的生产率  

人口的未来 辉格 2012年12月19日 【谈论人口首先要明确时间尺度】 观察人口问题的一个困难是时间尺度，人口趋势需要经历多个代际周期、在数百年或更大的跨度上，才能看出些可把握的特征，进而才可能谈论某些规律性，决定人口走向的各种因素，其变化反映到人口总量上，也存在很长的滞后期，而个人的生活经历只是这些变动周期中的很短一段，因而个体经验在这里没有多大用处。 这一困难在议论中更变成了混乱，因为貌似都在谈论同一个人口问题的人们，其实关心的是完全不同的方面，当你考虑人口趋势对就业、劳动力、医疗、养老、保险、生态压力，或者特定产业发展前景的影响，需要关心的是未来五年十年按年龄、性别、城乡、和社会状况等维度细分的某一群组的人口变动，而当你评价一项人口政策的长期影响，或试图从过去经验中得出某些普遍性结论，那五年十年就显得太短了。 【短期逆转已成定局，长期又会如何？】 对于前一类专注现实问题、并将眼光限于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事情其实已经很简单：只要看分年龄人口表就行了，由于各年龄段死亡率很稳定（尽管还会缓慢下降），而移民规模对中国这样的庞大人口可以忽略，高比例城市化的后果也已注定（留在农村的大都是老人孩子，只须按死亡率和就业年龄推算即可）；当然像收入结构和文化背景等维度上的细分还有待考察，但主要的数据都已摆在那里。 所以根本的争议只会发生在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当我们从经验得出某些理论判断，并运用于比三十年更遥远的未来，或比个别国家更普遍的人类社会时，就需要重新检查我们的理论基础和逻辑链条，而不能仅凭已有的数据了。 许多人以过去几十年发达国家的低生育率为依据，断言这将成为未来各国普遍趋势，因而乐观的认为全球人口增长将在一百亿附近得到遏制，这种看法尽管十分流行，但并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也缺乏适当时间尺度上的历史经验支持，因为目前的低生育现象最多只持续了两代人。 【马尔萨斯的人口图景】 让我们暂且忘记种种复杂因素，先回到马尔萨斯和达尔文的起点吧；人类首先是一种生物，而生物之成为生物的根本在于，它们会尽可能多的繁衍后代，所以正确的问题不是为何人要生育、人口会增长，相反，只有生育率下降和人口停止增长才是需要解释的，那么，为何有些国家的人口趋势发生了逆转，当代低生育文化又从何而来？ 在马尔萨斯看来，限制人口增长的唯一因素是可获取的生存资料（主要是食物）数量，该数量由可利用的资源和技术条件决定，它规定了人口增长的极限，在达到极限之前，人口会一直增长；每当人口接近极限时，就会以各种方式受到抑制，饥荒、瘟疫、战争等被动方式，或独身、晚婚、出家、溺婴等主动方式，这方面的现代改变是有了可靠避孕法，因而温和而人道的主动抑制可更多的代替痛苦惨烈的被动抑制。 当人类直接从环境获取食物时，极限水平直接由可获取的自然资源决定，当然技术进步可以扩大资源获取范围，比如弓箭让人类能够猎取大型动物，船舶让人类发现新大陆；在发明了农业和工业之后，人类通过生产过程间接获取食物，从而引入了生产率这个新变量；历史上，每次栖息地扩张和技术进步都将人口极限拉上一个台阶，导致一个持续增长期，然后又在新的极限上达到均衡并停滞下来。 影响人口极限的第三个因素是社会结构，假如少数权贵占有大量资源，并将其投入于非食物生产，那么同样的资源和技术条件所能供养的人口便低于其最大潜力，所以，同等条件下，资源分配更均匀的社会人口极限更高，马尔萨斯观察到，结构更为扁平的中国社会，比西欧封建社会拥有更密集的人口。 社会结构还以另一种方式影响人口水平，拥有更多资源的富贵阶层为维持一种区别于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会将自己的生育率限制在远低于其供养能力的水平，而且通过示范和模仿，他们的奢侈生活方式会瀑布式的逐级向下渗透，改变整个社会的消费习惯，从而拉低总的生育率。 不过这里需要区分两种情况，有些奢侈消费品的生产只是利用了富余劳动力和无关食物生产的资源，而在人口接近极限时，劳动生产率也已降至极限，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所以仅当奢侈品生产挤压食物生产，或用食物出口从其他社会换取奢侈品时，社会结构才会影响人口极限。 【告别了马尔萨斯，但问题仍在】 直到工业革命之前，这幅图景还大致适用，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极大改变，以至于许多人宣称，马尔萨斯理论早已破产，至少过时了，经济学家如此宣称，主要理由是马尔萨斯的边际产出递减律是错误的，确实，边际产出并非总是递减，正如工业革命历史所展示的那样，当创新和技术进步快速接连发生时，边际产出完全可能持续递增，从而让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远离马尔萨斯极限。 然而，简单的拒斥马尔萨斯解决不了真正的困难，因为我们面临着十分现实的约束，假如技术进步果真放任人口按极限速率增长，即便不考虑生态均衡，不出五百年，地球的全部碳元素就都用于制造人体和食物了，就算届时人类已突破太空移民障碍，也终究会耗尽宇宙全部物质，所以无论如何人口必定会受到遏制，而事实上发达社会的人口也已经发生了逆转。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究竟哪些因素、以何种机制导致了人口逆转，这一机制是会长期持续，抑或只是局部或阶段性的？ 【城市化改变了什么？】 最显著的事实是，生育率总是随城市化而迅速下降，都市化程度越高，降得越厉害；但这很难算得上一种解释，它没有告诉我们人口转变的微观机制，为何人们一进入城市就不愿早生和多生孩子了？ 或许我们可以像加里·贝克尔那样用成本收益结构来分析生育决定，生育的代价首先是父母特别是母亲放弃自己的闲暇、消费、职业收入和事业追求，其次，假如已经有了孩子，再生一个就需要将有限资源（包括金钱、照顾和关爱）分摊到更多孩子身上，因而降低每个的养育质量。 现代城市在两方面都有大幅改变，它为妇女提供了更多职业机会，因而提高了其时间和劳动的机会成本，而且这些职业大多需要离家连续工作，相反，在传统社会的家庭农业中，农活可自行灵活安排，容易与育儿任务协调在一起，富裕家庭的妇女更完全脱离生产，专心育儿，甚至雇佣保姆和奶妈来提高育儿能力。 农村妇女常被严格局限在家庭生活中，而城市妇女更加独立自主，拥有更多个人空间，更多兴趣爱好和事业追求，因而更难以忍受被育儿责任束缚在家务之中；同时，城市父母对孩子未来发展状况的期望也更高，因而给自己施加了更高的育儿标准：更精心的照顾，更好的奶粉、衣服和玩具，更多的教育，这些都提高了每个孩子的抚养成本，使他们很难负担得起传统家庭那么多的孩子。 【缘何舍生育而求生活质量？】 经济学家或许可以满足于这样的解释，因为经济学将偏好视为给定的，然而从我们最初设定的生物学视角看，问题仍未得到回答：为何城市妇女更偏爱个人空间和生活质量？也偏爱更高的抚养标准？为何同样一群人，从农村来到城市之后，他们的偏好、价值观和对生活的期望，都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特别是，若这些行为模式并不能为他们带来遗传收益，其存在基础又是什么？ 有人或许会说，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是人的本能，直觉上这似乎可以接受，但生物学上却难以成立，假如一种本能带不来遗传收益，反而会降低遗传收益（即让拥有它的个人比没有它时留下更少的后代），那这种本能就很奇怪，需要一个特别的解释，要么它曾经具有遗传价值，要么是另一种具有遗传价值的特征的副产品，要么是某种特定文化机制的产物。 前面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或许可以带来些提示，富贵阶层为保持其社会地位，将大量资源投入于维持一种奢侈昂贵的生活方式，这么做虽拉低了其婚内生育率，但可以在其他方面获得补偿：更高的子女存活率，儿子们更早也更容易娶到妻子，以及更多的私生子；这些补偿优势一两代内或许不明显，但重要的是它能长期维持家族地位，从而让小幅优势积累放大。 这一点可以对照西欧封建社会和阿拉伯游牧社会来看，西欧贵族生的少，但贵族地位和财产权可靠，且延续时间长，许多家族可追溯数百上千年而香火不绝，而阿拉伯游牧部落酋长生育率极高，但游牧社会缺乏契约和产权制度，势力更替频繁，家族地位很难长期延续，因而以低生育换取长期积累性优势不是好策略。 【性选择驱动下的地位竞赛？】 那么，难道现代城市人都把自己当贵族了吗？在价值起源上或许可以这么说，市场经济打破了传统社会相对固化封闭的社会结构，极大提升了社会流动性，如今，沿着身份和地位等级往上爬升的机会似乎向每个人开放了，只要有机会和能力，人们总是选择他能够负担得起的尽可能高阶体面的社会身份，和与之相称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当他们为孩子们谋划和争取未来条件时，更是如此，即便他们自己已习惯并安于既有的地位身份，但只要可能，总是希望子女能进入更高的阶层。 这种向上爬的倾向或许已深植于人类的本性（无论是生物的或文化的），性选择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经验证据表明，财富和地位总是能帮助男性找到更好的配偶和更多的性机会（尽管在现代这未必能为他带来更多后代），它是女性选择长期配偶的头号指标，即便在选择短期配偶时，也是重要指标。 女性偏爱富贵者、努力“往上嫁”的策略，激励了男性对财富与权力展开永无休止的追逐竞赛，而一旦这样的竞赛习性养成，他们会不断开辟新战场并在其中决一胜负，分出高下，从权力争夺、战争、商场职场竞争，到体育竞技、学术、游戏，每个竞技场上，参赛者内心深处总是假定了一群女性观众和评价者，尽管他们未必意识到。 追求更高端体面的生活方式只是其中一个竞技场，现代人也只是延续了这场竞赛，但问题是，这场竞赛已丧失了遗传意义；在古代，由于1）缺乏避孕手段，2）女性被高度束缚在生儿育女的道德责任之中，3）社会流动性低，因而地位能被可靠的传给后代，4）溺婴等手段违背道德且与富贵者的身份不符，因而财富身份地位上的优势会自动转变为遗传优势。 而在现代社会，这一自动关系被切断了，人们仍在为财富、地位和权力而拼搏，并利用这些方面的优势寻求更多的性伴侣和性机会，而且由于社会的开放，他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有机会这么做，但这些已不再自动为他们带来更多后代了，相反，由于他们在这些原本只是手段而非目标的环节上投入了过多资源，能够负担的生育率反而更低了。 【背离遗传价值的文化何以维系？】 一种原本具有遗传优势的行为模式，在丧失该优势、甚至转变为劣势之后，仍可能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因为该模式的遗传基础（如果有的话）需要多个世代才被清除出基因库，时间长短取决于其遗传劣势的大小（假如它导致绝育，就只须一个世代）。 假如该行为模式没有遗传基础而仅由观念所造就，经由文化而传播，那么它可能永远不会被清除，因为观念可以横向传播，一个不留下后代的人也可以把观念传给他人，并影响其行为，所以我们看到，许多包含了禁欲独身主义的观念体系和僧侣组织可以长期存在，因为通过观念传播，尽管僧侣都没有后代，但僧侣组织却可以从其他群体中不断吸纳新成员。 但是，以牺牲其载体的遗传收益为代价而传播的观念体系，尽管可以长期存在，却极少可能长期占据主流地位，并构成大部分人口的行为基础，这是因为，虽然观念是后天获得的，但影响个体是否接受特定观念的“易感性”可能具有遗传基础，并存在个体间差异，假如一种观念总是倾向于让对它易感的那些载体留下更少后代，长此以往，对它易感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其传播过程便成了一个不断消灭自身传播基础的过程。 很明显，这样的过程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此类观念系统只能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地位，而其所基于的易感性只是一些随机变异或其他具有遗传优势的特性的副产品，才能得以维持，正如独身禁欲主义在僧侣中的存在那样。 于是剩下的问题就是：当前城市低生育文化的主流地位能维持多久？我想这主要取决于与之竞争的替代文化的生育率优势，伊斯兰世界、印度教徒、儒家传统主义者、摩门教徒、新教再洗礼派，都拥有很高的生育率，其中许多还拥有很庞大的人口基数，他们将在未来几个世代成为全球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短则两三代，长则五六代，将最终在文化上取得主流地位，假如当前西方世界的主流生育文化不发生逆转的话。 【人口压力是坏事吗？】 除了时间尺度，人口争议中另一个带来混乱的地方是，许多人总是将马尔萨斯和人口控制、计划生育、生态主义，甚至生态末世论等等联系在一起，你一提马尔萨斯和人口压力，人们就当然的以为你在暗示赞成计划生育，或在兜售生态悲观主义论调，这是极大的误解，而这一误解很大程度上是60年代兴起的新马尔萨斯主义所造成的。 实际上，马尔萨斯并不将人口压力视为负面因素，更不是悲观主义的来源，相反，他将其视为推动人类文明繁荣进步的基本动力，这一点放到马尔萨斯的思想继承者达尔文的进化论视角中，就更加显明了：人口压力只是自然选择压力的一个特例，而选择压力当然是进化的基本动力，其持续作用也是个体复杂性和物种多样性的存在基础。 诚然，人口压力会造成各种苦难和悲剧，但正是这些苦难在激励人们不断设法克服它们，而正是这一过程推动了文明进步，正如痛苦让人们回避危险和伤害，饥饿感驱使人们寻找食物，性焦虑促使人们寻找配偶，并为此而谋求种种能给自己带来择偶优势的条件，同样，自卑和屈辱感激发人们力争出人头地，改善自己的地位处境，所有这些指引人们行为的心理机制，若追根溯源，都可找到生存繁衍的需要这一基础动力。 当然，在富裕社会或富裕阶层，生存压力会相对松弛，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因而也会更多样化、更难以预料，但这种松弛和漂变只是局部的、暂时的和有限的，人口压力就像拉住风筝的那根线，最终会将其拉回进化的主轨道，若非如此，社会与文明的有序结构将随漂变而瓦解于混沌。 【以计划生育应对人口压力？】 由于受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误导，许多人将人口压力与资源耗竭、环境退化和生态灾难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种关系远非必然，人口增长会提高对资源的需求，但同时也让资源变得更稀缺，因而更宝贵，可是，一样东西怎么会因为它变得更宝贵而耗竭或退化呢？依常识，这不是会激励人们更加珍惜它、保护它、并努力寻找替代它的东西吗？ 区别在于相应的财产权是否得到建立，假如资源的财产权明确并得到法律的可靠保障，那么稀缺性只会让它更受珍惜，相反，若没有财产权，它就可能在一阵哄抢中被破坏殆尽，这就是常说的公地悲剧，所以，应对人口压力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某些资源日益表现出其稀缺性的同时，建立起相应的财产权制度。 应对人口压力和资源稀缺性的另一条道路是由一个中央权威集中分配资源，并对需求和供给作出统一的计划规定，计划生育只是这种计划体制的一部分，这种体制需要赋予国家以空前的暴力和社会控制手段，放任其对个人实施极为严酷的强制，完全违背了人类社会最古老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是任何对个体价值和自由尚有一丝珍惜的人都无法容忍的做法。 正如哈耶克所论证的，试图借助集中计划来解决稀缺资源的分配问题，无法处理分散信息的表达、获取、传递和计算问题，注定会失败，而历史经验也早已表明，计划体制将带来极大的无效率和社会灾难，相反，财产权和价格机制已经在其漫长历史上向人们展示了其处理稀缺性问题的能力。 只要相应的财产权能够建立，人口增长带来的资源与生态压力便会经价格信号而传递到正在做生育决定的个体，让他们对生育的后果——自身的抚养负担、孩子的幸福和未来处境——作出恰当的权衡，只要他们不去偷抢别人拥有的资源，抚养负担是否太重，又何须旁人替他操心？  

（按：写之前我想了4个要点，可是第一点排队问题刚写完发现篇幅已经用过头了，而且排队又是老掉牙的话题，后三点才有点意思，哎，这篇算是完败了，找机会把后几点补上） 价高者得是最不坏的分配机制 辉格 2012年10月25日 中青报今日发表了一篇关于著名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的长篇报道，介绍了他的新书《钱不应该买什么》的内容与背景，在这本书里，桑德尔对过去几十年市场经济在全球的大幅扩展发出了哀叹：和过去相比，越来越多的东西可以被钱买到了，许多东西因而变得不再美好，贫富反差也变得更强烈更难以容忍。 在桑德尔看来，世界不该是这样的，有些领域是市场机制不该进入的，有些东西是不能被允许用钱来买卖的；说实话，这些只是古老的反市场陈词滥调，大街上随便找位大妈或的哥都能给你讲出一大通，不过这些论调确实能迎合大众心理，毕竟人类心理更偏爱人格化的互惠交易，而大规模市场经济是近几百年才出现的新事物。 桑德尔说，如今你只要肯多掏钱，就能优先看专家门诊、不排队进游乐园、享受机场快速通道、让孩子上名校；确实如此，但除此之外的解决方案又如何？这些都是许多人都想要、但其数量又无法以满足所有需要的稀缺资源，因而必须有个分配机制，除价高者得之外，我们见过三种方案：拼抢，比谁眼明手快力气大，计划，由一个中央机构按它所认定的优先顺序来分配，排队。 前两种大概没多少人会赞成，我们看看第三种，排队方案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是否允许替人排队或排队者获得资源后将其卖掉？若允许，那就跟价高者得方案没多大区别，除了无谓的增加了排队成本之外，若不允许，那就带来该方案更严重的问题：它会导致无效激励，并阻止资源转移到最需要它的人手里。 排队分配会激励人们去排队领取自己不怎么需要的东西，只要排队成本低于这些东西对于他们的价值，而我们知道，有些人的排队成本极低，比如展览会的门票若以排队方式分配，就会有大妈领了票在里面享受空调，顺便拣几个饮料瓶，而且供方越是采取措施降低排队成本，比如采用电话挂号、网络订票或随机抽签，无效激励就越严重，资源越难以到达真正需要的人手里。 所以供方的恰当做法反而是提高排队成本，可这样一来，获取资源所付出的代价就都耗散在排队中，而不会到达供方手里了，那么供方用什么来补偿其生产成本呢？若无法补偿，他如何能维持供给呢？假如不希望租值都耗散在队伍中，而又让资源到达最需要的人手里，那就只能制订一套甄别标准来安排优先顺序了，但这样我们又回到了早已被唾弃的计划分配方案。 桑德尔说，价高者得规则“让有钱人大获全胜”，这没错，但任何稀缺资源的分配结果都只能是一部分人得到，这是资源稀缺性而不是金钱规则所造成的，而在各种分配方案中，价格机制才提供了最有效的激励机制让供方生产出尽可能多的资源从而降低其稀缺性，其它方案只能让资源变得更少更稀缺。 无论采用什么分配规则，每个社会都有些人获得更多资源，在那些采用了价高者得以外规则的社会，获得资源的能力通常取决于拥有的权力或政治影响力（排队或抽签规则因上述无效性常滑向等级制或中央计划），而权力是以强制和剥夺他人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市场规则下，你获得更多是因为你或留给你遗产的人更能够造福他人，而在权力规则下，你获得更多是因为你更有能力加害于别人。 市场规则下，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帮助他人，为后者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这种境况确实值得同情，而帮助他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他钱，所以即便像慈善这样美好崇高的事业，同样是基于金钱规则而运行的，你向穷人捐一件衣服，并不会比捐一百块钱让你感觉更美好，两种做法同样美好，金钱并不会让美好的事情黯然失色。 去年桑德尔来中国演讲时，曾向听众提出过这个问题，但让他失望的是，居然有90%以上的听众赞成价高者得，这一遭遇与他在欧洲所获得的追捧与喝彩形成了鲜明对比，以至于让他得出了中国比德国更市场化的结论，他没有意识到的是，这或许并不能证明中国已经有了比德国更完善的市场制度，而只是因为这里的人们对市场以外的分配机制有着真切的亲身体验，知道那是完全行不通的。  

【2012-09-28】 @whigzhou: #读史笔记#在几十上百年这样的大跨度上，用GDP/收入/消费额之类的指标来衡量发展，除了用作横向比较外，意义似乎不大，恩格尔系数之类能体现消费结构变化的指标更能说明问题，比如可以设计这样一组指标：1）Ci是第i年中等收入消费者的典型消费组合，2）Pi=第i年的Cj价格/第i年中位收入(j=i-10) @whigzhou: 计算第i年的Cj价格时，条件可放松为：买到的商品组合不必完全一致，功能上不差于它即可，因为10年前的东西可能已经是老古董，一般价钱买不到了 @whigzhou: 该指标大致体现了：对任意年份，一个中等收入者要想过上十年前那种生活，需要花掉他当前收入的多大比例，我觉得这是对长期发展的恰当度量 @whigzhou: 按传统指标，改进和发展最快的那些领域对生活的改善被远远低估了 @whigzhou: 比如某人每两年花3000换一部手机，每5年花10万换一部车，传统指标上显示不出什么变化，但10年前后的手机和车带给他的便利大为不同 【后记】更精细的度量可以针对各收入阶层分别进行。  

【2012-09-25】 @瘦驼 请教各位经济学家一个问题：一个地方的物价是由什么决定的？杭州的物价比烟台便宜真多啊。新白鹿一份一斤的烤鲈鱼才35，一份炒藕片才8块。按说房租，农产品采购成本和人力成本都比烟台高不少。 @whigzhou: 1）许多成本构成项都可以被规模所摊薄，在这方面，消费人群密集的大城市有其优势，2）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之后，许多东西越接近物流集散中心越便宜，3）一种消费品若需求量太小的话，其需求-价格曲线会出现很陡峭的一段，即价格要下降很多才能吸引到新的消费者，此时低价不是好策略 @whigzhou: 关于第3点我曾举过两个例子，第一个很典型，小县城的KTV普遍比大城市价格高，第二个不太典型但更普遍，小县城的小吃/快餐一般比大城市便宜，但点菜的饭馆比大城市贵 @罗伦斯的微博：辉格这么聪明的人，毕竟还是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容易说漏嘴啊。跟兆丰学习去国外读个学位吧！ @罗伦斯的微博: 是指这一句：“一种消费品若需求量太小的话，其需求-价格曲线会出现很陡峭的一段”需求曲线是不变滴啊，兄弟。任何需求曲线在最左侧都是很陡峭滴 @whigzhou: 呵呵，老弟显然只考虑了教科书上那种双曲线式的光滑无凹凸无拐点需求曲线，考虑一下阶梯式形状的吧，每级台阶由一个陡峭段和一个平缓段组成 @whigzhou: 最左侧（靠近零价格）那段未必是陡峭段，价格从0.0001降到0未必会增加多少需求 @罗伦斯的微博: 不改变结论。同一种产品，无论平滑还是阶梯式，需求曲线本身还是不变。只是随着需求量不同，移动到该曲线的不同阶梯（陡峭段、平缓段）上。 @whigzhou: 没人说需求曲线要改变啊，当流通和交易成本让两个地区形成隔离市场时，两地会各有一条需求曲线，其形状不同，第三点说的是：小市场更可能有一条阶梯式曲线 @看这片云 如今经济学家在单店单个菜品的条件下就可以谈曲线了吗？ @whigzhou: 1）需求曲线跟供方（店）没关系，2）当然可以针对单品谈 @whigzhou: 吃饱了，再扯几句。看来许多同学没明白看懂这句话，甚至因此而建议我先去读个博士，作为民科，我不想证明自己受过科班训练，不过需求曲线我还是懂的，这牛皮吹的起 @whigzhou: 为说明需求曲线上陡峭段的意义，先举个极端例子，我在某镇上出售周氏牛排，只有甲乙丙三人对此有兴趣，而他们的可以接受的最高价分别是30、20、10，且每人每天最多吃一份，此时我便面临着一条由三级台阶组成的阶梯状需求曲线，在我将价格从20元降到11元的过程中，销量丝毫不会增加， @whigzhou: 所以我的价格肯定落在三个位置上，具体是哪个，取决于我的成本曲线，将生产者从一个变为多个，仍是如此（即价格仍不可能是这三个位置以外），只可能改变均衡点的位置 @whigzhou: 好，现在再考虑消费更密集的情况，因为对此商品有兴趣的人多了，他们可接受的最高价也会更加多样化，在需求曲线上表现为更多级台阶，级与级之间更接近，若消费足够密集，曲线看上去会更平滑更少凹凸和拐点，此时，需求将对价格更富弹性 @whigzhou: 作为生产者，当你面临的需求对价格缺乏弹性时，降价显然不是好策略。哪位同学还没明白，请举手 @罗伦斯的微博: ……在你举的例子中，即使小镇上只有3个人，在30元事假定只有一个人会每天吃一顿，在29元时，第二个人可能开始每个月吃一顿，而不是你想象的要降低到20元 @whigzhou: “29元时，第二个人可能开始每个月吃一顿”，可能，确实可能，但只是可能，也可能还是不吃，我的曲线针对是的后一种可能 @whigzhou: 更可能的是，心理价位在20元的乙，根本不会把脚伸进这种饭馆 @罗伦斯的微博: 我理解：需求曲线是抽象概括出来的，并非某个特定时刻需求状况的真实记录。经济学是针对抽象的经济人行为进行研究的学术。如果每天晚上针对牛排画一条不同的需求曲线（还和当天天气、厨师情绪有关）这是市场调研，不叫经济学研究了 @whigzhou: 哦，那你继续呆在学院里观赏你的教科书吧 @罗伦斯的微博: 总结一下。我也是民科，但比较相信张五常坚持的：任何时候需求曲线必定下降，也就是降价必定导致需求量增加。只是增加的速率会有所不同。 @whigzhou: 阶梯状曲线也是向下倾斜的，老张不会拒绝，他可没说过需求曲线任何一段都是向下倾斜的，我替他担保 @whigzhou: 具体到城镇餐馆菜价问题，我在住过的几个镇上仔细观察过，城镇餐馆的客源结构非常单调且层次分明，通常镇上好一点的饭馆主力消费者是不掏自己钱的那些（包括公款消费和商务宴请），许多饭馆专做这些人生意，如果把菜价拉低，能增加些销售，但得不偿失，因为下一层次的主力消费者的目标价位要低一大截 @sw小橘子:回复@罗伦斯的微博:你在哪本书上学的“任何需求曲线在最左侧都是很陡峭的”啊？ @罗伦斯的微博 回复@sw小橘子:边际效应。任何一本入门书都有。没有两把刷子就不要用挖苦的口气和别人说话，自取其辱啊 @whigzhou: 无论价格是横轴还是纵轴，“最左侧都很陡峭”都不成立，两万把刷子也没法让它成立 @whigzhou: 若价格是横轴，“最左侧很陡峭”意味着需要价格从零提高一点点就能将需求压低不少，反例很容易找：当某镇的洗脚店将捏脚服务的价格拉低到5元/次时，镇上所有人都将消费量提高到极限，再降价消费量也不会再提高（再捏下去脚都快烂了），故，需求曲线最左侧（从5元到0元）那段是平的 @whigzhou: 若价格是纵轴，“最左侧很陡峭”意味着将需求最终压低到零的那一段价格提升幅度很大才行，反例同样容易找：周氏牛排潜在消费者6个，接受的最高价分别是100，90，60，50，20，10，将倒数第二个消费者挤出的提价幅度是31，而将最后一个挤出的提价只要11，还是不陡峭  

【2012-05-26】 @高利明: ［“名义价格刚性”］“成本（向上）变动，而价格（向上）调整迟缓”，是为“名义价格刚性”，这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这有几个类别：1、政府规制（如火车票、挂号费）；2、“一揽子交易”的某个交易或交易环节（如永和的豆浆、挂号费）；3、“消费者预算刚性”（容易出现在基本生活品范畴）@whigzhou @whigzhou: 嗯，这个很有意思，拉面和肉包子等都有表现，布罗代尔介绍过一个定量案例：威尼斯1570s-1580s年代，面包重量与小麦价格成严格反比关系，帖子评论中朋友们提出了些解释，可我还没被说服 @高利明:［名义价格刚性］政府的（向下）规制：1、或多或少与某种“兜底承诺”相关；2、被规制的对象直观可观测，且可观测成本较低；3、被规制对象的价格向上变动的话，批评者有“舌战优势”。 @whigzhou: 可是拉面/肉包子之类貌似没有价格管制啊 @高利明：呵，我的意思是说“名义价格刚性”有不同种类。有来自于政府管制，也有来自于一揽子交易等。 @whigzhou: 回复@高利明:哦，这样 @高利明:［“名义价格刚性”］一揽子交易中的某个环节或某项交易有价格刚性：1、该特定环节或特定项，起维护某种承诺的作用，这个承诺维护或有投资声誉（如永和豆浆的）的作用，或有减少非议的作用（如挂号费）；2、这个特定的交易事项总是捆绑着其他的交易，并支持加强了其他交易的地位。 @whigzhou: 这个因素我考虑过，只能解释消费品价格的非连续性，价格调整会延迟于成本变动，而不能解释威尼斯面包现象 @学经济家：设想自己有些主顾和竞店：1，先涨价风险大；2 某月面粉涨牛肉不涨芹菜暴涨土豆跌了，挨个调吗？3 面涨价把饼做小隐含意思是：我是你代理啊，面涨价了我只能把饼搞这么大。而维持原大加价，隐含意思我是面粉厂的代理，置自己于关系圈外。他们可是吃关系饭的。 @高利明：这个类别中的价格刚性，或用于招徕并捆绑或有消费如永和豆浆；或用来应付兜底博弈压力如挂号费，将问题局限起来，非涨价部分局限在某个点上。 @高利明：［“名义价格刚性”］“消费者预算刚性”：1、这类物品常常是生活基本品或基本服务；2、这类服务的主力消费者有很强的预算约束；3、这类产品或服务的提供常常以“价不变或微变而量缩”的面目出现；4、这是“消费者－供应商”的联合应对通胀的某种机制。 @whigzhou: 预算刚性我看也说不通，正因为这些是基本消费品，需要首先被确保，弹性更低才对 @whigzhou: #名义价格刚性# 不妨先抛开威尼斯面包这个案例，太特殊，恐怕另有隐情（比如价格管制），其他情况我看可以用信息障碍解释：商家在涨价和缩量之间做选择时，会想：顾客能准确比较我和其他卖家在量上的差异吗？他们毕竟没带杆秤啊，可价格却是清清楚楚的，涨一毛就知道；推论：份量易比较的商品没这现象 @whigzhou: 注：商家在渐进缩量时，无须确保顾客无法察觉其前后两个时刻的份量差异，只须确保顾客无法察觉任一时刻与竞争商家之间的份量差异，如此便可驱动一个螺旋式份量缩减的进程 @黎永刚: 可乐可乐还有方便面那些也是采取缩量而不是涨价的方法啊，要知道它们的份量应该很容易吧。 @whigzhou: 是吗？可乐还缩量？减浓度？方便面据我观察是以涨价而非缩量为主啊，我们印象有差异 @黎永刚: 方便面变相涨价 缩量不缩价 http://t.cn/h67kej @黎永刚：百事与可口可乐均减量100ml引发质疑http://t.cn/hDZx1m @whigzhou: 谢谢，以后逛超市多留意，之前一直以为面饼都是90克 @听风的哑人：以前的面饼是多少我不知道，但最近我比较知道，最多见的是82.5克的面饼。90克的面饼现在似乎都比较少了。  

古董市场需要跟踪的是真品 辉格 2012年5月17日 两个多月前，雅昌艺术网发表了一份《地下作旧产业调查》，并附了一张“中国文物造假地图”，对古董仿制产业的兴旺发达作了生动而详细的描绘，在收藏界引起了热烈反响，许多媒体跟进报道，其间，不少专家学者认为仿制品的泛滥搅乱了市场、欺骗了收藏者、玷污了文化，因而提出要对此加以整治。 至于整治的方法，有人提出应该向韩国学习，给每件仿制品打上标记、标明制作者、跟踪其转手过程，以免其与真品相混淆；我不知道韩国是否真有这样的制度，不过直觉告诉我，既然仿制品远远多于真品，而真品那么稀有，那么何必花大力气去跟踪每件仿制品呢？跟踪好每件真品、其余一律假定为赝品，不是更简单省力吗？ 仿制古董和艺术品并不违法，只要仿制者在出售时不向买家虚假宣称其年代和来源，事实上，许多买家要的就是仿品，优秀的仿品能让他们以很低的价格获得与真品同样的观赏和摆设效果，也可能让他们可以在客人面前吹嘘炫耀一番，这些满足虽有一点点虚幻成分，却是完全无害的，没有理由加以阻止。 当然，即便仿制者没有欺骗买家，也不能排除有人买了仿品去蒙骗别人，但这里违法的是欺骗者而不是仿制者，就像有人买了刀去杀人，不能把责任归诸刀具制售者，除非我们能证明此种刀具只能用于谋杀而没有任何合法用途，而仿品是有着广泛且需求旺盛的合法用途的。 收藏品市场是个十分特别的市场，其独特处在于信息条件，在多数消费品市场，由于专业化和规模化的缘故，通常都是卖家比买家精，即在质量和真伪鉴别上拥有更多经验和专业知识，而收藏品市场却往往相反，藏品不像批量生产的商品，其质量和真伪需要逐件鉴别，每项鉴定都可能涉及大量精深的专业知识，所以规模化反而降低了其专业能力和信息优势，因为你不可能在维持经营规模的同时拥有高鉴别力，相反，藏家却因为常专注于某一类藏品，甚至几十年持续跟踪研究几件艺术品，对它们拥有浓厚兴趣，并且单位时间内过手藏品远少于商家，因而有充裕的时间积累专业知识和细细鉴别。 这一独特的信息格局，让收藏市场分化成了两个层次，一个是大众化的低端初级市场，那里的地摊主和古董店老板对待藏品就像大白菜，不在鉴别能力上投入资源，这么做不可行也不值得，他们定价所依据的信息主要来自顾客的行为表现，比如察看某件藏品时的眼神和表情等，著名藏家一次时间稍长的凝视可能会让一件藏品身价大涨，当然，经验老道的买家会刻意掩饰这些信息，但难免总会流露出一些。 所以，在初级市场上淘宝的藏家，有理由意识到，卖家对藏品的标示和陈述背后并没有专业鉴别力支撑，真伪要靠买家自己鉴别，这也已经成为行规，买家也清楚他们是在大海捞针而已，买到赝品没有理由抱怨，况且，初级市场的价格很低，轻易买到真品的期望原本就是不现实的，更没理由寻求法律保障。 一旦某件藏品获得著名藏家青睐，或被著名鉴赏家认定为真品，便身价百倍，并转入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市场；而在高端收藏品拍卖市场，市场已经发育出了相当成熟的机制来阻止赝品进入，每件藏品的类型、年代、来源都会被精确陈述，卖家和拍卖行对这些陈述是负有法律责任的，藏家也会请知名鉴定专家或机构为他们的藏品出具鉴定证书，鉴定者的声誉也就押在了上面；同时，公开拍卖也让每件藏品的转手记录都有案可查。 这一机制当然并非完美无瑕，鉴定专家可能会看走眼，甚至出卖自己的声誉，持有鉴定证书的真品藏家或许会冒用鉴定证书卖掉高仿赝品而保留真品，隔些年经私下转手后再冒出来，但这些潜在漏洞用法规和管制同样难以堵住，现有市场机制至少在激励方向上是正确的，它所创造的巨大市场规模和不断抬升的藏品价格，便证明了它在建立信任关系上，是做的非常成功的。

（接下去我会陆续贴出《自私的皮球》中一些未曾在博客上发表的文字，包括各部分各章导言和部分后记） 在我看来，对社会事件发表评论通常有三个目的：1）通过挖掘细节、整理来龙去脉，帮助读者看清和理解事件本身，2）对事件可能带来的影响与后果作出自己的判断（其中可能包括价值判断），并阐明作出判断所依据的理论和推导的逻辑，3）从事件中看到了某个具有普遍性的道理，认为值得提出来加以说明，既可向读者介绍这一道理，也为他们观察该事件提供一个特殊视角。 三个目标都很有价值，但本书的评论大部分侧重于第三个目标，这不仅是因为我更喜欢第三种评论方式，更是因为客观条件的局限；第一种要求评论者必须是有关领域的内行，并对事件的背景和细节有全面的了解，这通常需要有亲身的从业经验和长期的知识积累，一个人只能在少数行业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正如你从目录中看到的，我的评论范围很广，但其中只有一两个行业我有较深入的了解。 第二种则是任务本身令人生畏，无论是谁，要对社会这样的复杂系统做判断都要冒极高的风险，假如听者足够宽宏大量，不以结果论英雄，而看重你得出判断的过程是否有道理，那算你运气好，但这样的机会不多，一旦你开始预测，就要准备好被当作风水师看待；而假如做的是价值或伦理判断，那任务倒是简单许多，但后果却更危险，价值观五花八门，伦理判断的标准和逻辑也大相径庭，这种场合环境噪音的分贝极高，除非你是意见领袖或鸡汤大师，你的声音是很难有机会被认真倾听的。 对于第三种，常见的误解是，它要求评论者非常渊博，常有读者在浏览我的博客目录后惊呼：哇，你怎么啥都懂啊？这让我颇有点哭笑不得，感觉自己被当成了三脚猫，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实际上，第一和第三种评论都需要专业知识，只不过划分专业的方式不一样，前者是按行业垂直划分，后者是按方法论和分析工具水平划分。 打个比方，一位是私人保健医生，另一位是牙医，保健医生需要全面了解客户的体质特征、健康和营养状况、病史、对哪些药物过敏，等等，就像行业专家对一个行业的方方面面和发展历史都了如指掌，而牙医则不同，虽然他接待病人无数，每个情况都不一样，但他的任务却挺简单：只要找出那颗坏牙，拔掉它或怎么处理一下就行了，显然，我们不会问牙医：哇，你怎么什么人都会治啊？ 每位牙医都有个工具箱，而我扛着它到处拔牙的那个工具箱，就是经济学，正如每个人都会长牙齿，每家企业、每个行业、每条政策、每项制度，都找得到经济学下手的地方；经济学这个箱子里装的工具并不多，而我经常用到的更是屈指可数。 一种是激励分析，或者叫成本收益分析，所谓激励，就是一个人决定做某件事之前，对它可能带来的后果做预期时所考虑的因素，后果分两方面：收益和代价，评估和权衡的结果决定他做还是不做，或者怎么做，激励分析就是要弄清楚，当这些因素发生改变时，对行为输出有何影响。 其次是资源识别，简单说，资源识别是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他是凭什么赚到钱的？按经济学观点，只有未预期到的收入才算利润，所有预期中的收入都是资源从其所投入的生产中分得的租金：工资是劳动力的租金，利息是现金的租金，版税是著作权的租金，等等，这样，假如某项可预期收入还未被找出对应的资源，便说明我们对有关生产模式尚未获得透彻的理解，由这一视角所产生的好奇心将引导我们考察各种商业模式。 然后是均衡分析，作为运用经济学观察世界的评论者，均衡理论的意义在于引导我们去考察那些看似不均衡的现象，比如某个行当看似钱很好赚却没有大批新进者把价格和利润拉低，或者相反，长期亏损却不大批关门，或者一种商品在两地价格悬殊而流通成本又不足以解释，或一些看似有价值的资源被长期闲置，或某种看似很强烈的需求却没有人来满足它，等等；均衡方程就像一个格式塔[1]，看似不均衡的现象就像一个未完成的几何图案，让我们产生焦虑和好奇心，驱动我们去找出其中原因，把它描绘完整。 还有信息与风险分析，信息障碍对市场带来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是信息获取有成本，它是构成交易成本的重要部分，信息成本的分布是影响均衡位置的重要因素，因而在上述均衡分析中常扮演关键的角色，其二，有些信息参与者根本无法获得，比如农民种下这一季西瓜时，该季西瓜的未来总产量，无法获得的信息便构成了不确定性和风险，为控制风险，有些交易机会被放弃了，而没有放弃的那些，参与者会想出各种办法来处理风险，这方面的种种尝试构成了商业故事中的大量精彩情节。 在第一、第二和第四部分，我用到的主要就是这些工具，当然，我不会刻意将自己局限在它们上面，遇到恰当的主题时，我有时也会从文化和心理的角度来讨论，特别是在第三部分，较大幅度的偏离了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另外，第五部分讨论的是宏观话题，会用到另一些概念和工具。 我所采用的评论写作方式，最接近的类比大概是商学院学生的案例练习了，通常我会花一两个或最多三四个小时去了解事件的脉络原委，但注意力多半集中在我所关注的那个问题点上，在这么做时我依靠的是公开的报道和传闻，并且只检查其常识合理性，而不会花太多功夫去侧面核实，因为在我看来，作为案例练习，即便事件并非如报道的那样，也没关系，那就当是虚构案例好了，只要虚构的合理，分析仍然有价值。 所以，假如你阅读时感觉我没了解事件内幕和真相，或没抓住问题重点和要害，或没有充分考虑其他因素，不必为此感到惊讶，我了解的情况并不比普通新闻读者多很多，我也无意抓住重点和要害，而只想抓住我感兴趣的那一点，我更不追求面面俱到；体现在文章结构上，我通常只用开头一两节描述事件背景，有时在结尾会用一节来展望事态前景并作些评价和建议，而大部分篇幅会留给所选择的焦点：那颗牙齿。[2] 在两种情况下，我会稍稍偏离上述写作原则，一种是话题恰好处于我比较熟知且持续关注的领域，这时我会对背景和脉络多说一些，另一种是文章主题本身就是政策或制度评论，这就难免会在现实后果的展望和正当性评价上多花点笔墨，也会表达自己的立场甚至价值观，这种情况在第四和第五部分会多一些。 另外，第六部分和本书其它部分很不一样，那是为那些在读过前几部分后有兴趣深入思考或展开讨论的读者准备的，讨论需要有共同的语言，所以我用最后两章交待了我的哲学、方法论和经济学理论上的思想背景，假如这些能让你预感到我们会有一个良好的对话基础，我随时在博客上欢迎你的到来，博客地址是：headsalon.org；实际上，出版本书的动机之一，就是希望它能从一个更宽广的范围内为我找到有共同兴趣、能相互带来思考和讨论乐趣的朋友。 本书的评论写作时间跨度从2008年3月到2011年5月，包括了我在此期间所写评论的约三分之一，在整理和编辑过程中，我为每篇文章加了一段“后记”，其中或者对当时没说清楚的地方做了补充，或者有些想法已有所改变，或把观点做了点引申，或添加一点相关材料；每五篇主题近似的文章组成一章，然后，我为每章和每部分分别写了一篇导言，说明我在该主题上的基本思想和知识背景。 本书虽运用了一些经济学思想和方法，但远不是学术性的，因而在观点和思想引用上并未按学术规范来标注，在标注了来源的地方，也未必准确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而更多体现了我自己的理解和表述方式，在选择对哪些来源进行标注时，我的原则是看是否对我的思想基础和知识背景构成重要影响，所以，凡是我做了标注的地方，通常也是我经常引用且经常向人推荐的学者和著作。 最后，是关于本书体例的一些说明：（略）

【2012-04-27】 @whigzhou: 至少理论上，自动化确实可以将失业率提高至100%，此时，所有人都靠非劳动力要素的租金收入生活。 @whigzhou: 所以，除非改变“就业”的定义，使之越来越难以与“生活”相区分，否则充分就业政策将显得越来越滑稽 @whigzhou: 这一点我以前想的不对，刚刚想清楚 @whigzhou: 尽管离100%还很遥远，但这一前景意味着就业率在富裕国家越来越不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宏观指标，这是毫无疑问的 @whigzhou: 这一点甚至在马尔萨斯极限上仍可成立，当自动化生产的效率达到某个水平后，获取生存资料的能力将完全取决于个人所占有的非劳动要素的份额，与劳动投入的关系小到可以忽略，此时，即便处于极限边缘的最贫困阶层，也不会劳动 @sw小橘子：哈哈，这样的话，按照马尔萨斯理论，机器人数量该在边界上存在负反馈机制了。至于人口极限，嗯，我想不出来怎么应用马尔萨斯了。。 @涐的桃花村: 怎么可能。你的意思是自动化了人就不用干活了 @whigzhou: 对，假如他们都对已有自动生产系统满意、不想再改进它的话、或对它的自我改进能力表示满意的话，为何不可能？ @涐的桃花村: 你这要等永动机发明出来才行 @whigzhou: 这跟永动机有啥关系？劳动力和机器人一样消耗负熵 @涐的桃花村: 因为热力学第二定律使机器自然磨损，无法自我维持。除非机器有生命，而无法通过改变自己形式来改变自己实质的无法成为生命，也不会有智能 @whigzhou: 相互或自我修复/复制的机器人嘛，生命又不是永动机  

著作权的经济学性质 辉格 2012年4月6日 《著作权法》的修订草案引发了许多争议，不过，要对各方的意见和主张作出恰当的评价，进而评估其可能的社会后果，我们最好对著作权的性质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它是一种财产权，但直觉上，它与物权等有形财产又十分不同，那么究竟不同在哪里？这些不同会引出些什么法律含义？ 经济学家常用对抗性（[[rivalry]]）和排他性（[[excludability]]）这两个维度来区分物品的产权性质；对抗性是指同一项资源增加一个使用者，是否会降低其他使用者的用益，用可拥挤性这个词或许更容易理解：资源是否会随使用者增加而越来越拥挤，因而单位用益越来越少；它比较容易识别，知识产权等信息类财产，都是完美的非对抗性物品。 基于信息作品使用的非对抗性，有人主张取消著作权，可这样一来，已有作品的用益是最大化了，创作者却失去了一个重要激励，未来作品将会减少；对此，有人又主张，可以由政府奖励优秀创作者，供公众无限制使用，但这样就必须赋予政府权力来决定哪些作品是优秀的或有价值的，这对于一个自由社会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同时，不需要这些作品的纳税人，将为其他人的用益负担成本，因而也是不公平的。 不过，对抗性上的差异确实让我们认识到了著作权的特殊性所在，法律保护著作权的宗旨，与保护对抗性物品的财产权有所不同，后者的首要目的是保护权利主体对物品的用益：我的汽车被别人占用我就用不了，而前者的唯一目的是鼓励创造，假如事实证明这种激励是不必要的或无效的，那么著作权确实可以取消，至少需要调整边界。 排他性则更麻烦些，按通常的说法，是指一些人能否阻止其他人使用某项资源，不具有排他性的物品被称为“公地”，意思是这些资源虽会变得拥挤，但无法建立产权来内化成本，从而暗示只能由庇古税之类的公共政策来获得效率，以防公地悲剧；既无排他性又无对抗性的物品则被称为“公共品”，被认为不可能由私人产权制度为生产者提供激励，因而只能由政府提供。 但这些词汇其实颇为暧昧且具有误导性，混淆的源头之一是“能够阻止”里的“能够”究竟是什么意思，假如是指技术上的可行性，那么信息产品一旦发表便失去了排他性，更合理的理解是得到司法支持的前提下的技术可行性，这样的话，近代实践已经证明，为信息作品建立排他性是完全可行的。 可这样的界定是不能用于对著作权的法理论证的，否则就犯了将结论用作论证前提的错误：先假定著作权应得到法律支持，据此证明它可以具有排他性，从而认为它是合理的财产权形式，理应得到法律保护。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技术可行性这个起点上；对于某些物品，比如生活日用品，排他性是随使用而自动且完全的建立的，衣服穿在我身上，别人就不能穿了，除非暴力抢夺，那会立即引起强烈对抗，因而对这些物品，使用本身就是在捍卫排他性，此类物品的财产权是最容易建立的，难以想象缺乏此类财产权的情形，它们对制度和法律不甚敏感，而只需要最起码的善意和对暴力倾向的最低限度克制，即便在那些财产权被破坏或剥夺殆尽的社会，生活日用品的产权也总是存在的。 然而，随着使用与排他性的关系越来越松散，财产权就越不容易自动建立，而更多的依赖于惯例、习俗和法律等制度条件，也更可能需要某种中心化司法系统的支持；比如，耕种一块农田不会自动排斥路人通行其中，保育和采伐一片树林也不会排斥猎人在其中捕猎，或邻居在其中拾柴，甚至采伐之间和狩猎之间也未必直接排斥。 当一片森林中只有两位猎人时，他们可能是朋友，但要是增加到两百位，拥挤和冲突便难免了，此时必须寻找某种产权形式来划定当事各方的行为边界，才能避免冲突和公地悲剧，可是这边界不像生活用品或耕地那样，会随使用过程而自动形成，因而诸如先占先得之类认定初始产权的原则也难以适用，因为很难界定怎样才算“占有”和谁是“先来”的；类似的情况存在于道路、集市摊位、水资源、噪音、空气等各种拥挤度随使用者加入、使用强度增加而逐渐提高的资源。 这样的产权制度演进，对社会的谈判、妥协和纠纷解决机制，政治与法治成熟度，普遍的善意，对暴力倾向的自我克制，等等社会制度环境条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使用与排他性的关系越松散，拥挤度增长曲线越平缓，对上述环境条件要求越高，因而，为那些制度环境高要求的资源建立“高级”形式产权的能力，实际上已成为观察一个社会政治成熟度和法治水平的良好指标。 信息作品的完美无对抗性，更让使用过程完全无法为排他性的建立提供动力，这一动力只能单方面来自作品创造者自己，这样，产权边界便不可能从使用者的冲突和妥协过程中自发浮现，而只能由立法者武断划定：为何著作权身后期限是50或70年？为何专利期限是17年？为何那些使用方式算是善意的？为何另一些又可以法定许可？没有多少经验性理由可说，多半是凭直觉而做出的武断规定。 然而任由立法者武断划定产权边界是危险的，也很可能是无效的，缺乏参与者的克制与妥协这一权利的社会基础，而仅仅依靠司法系统的执行能力，财产权往往不能有效建立而只是停留于法规条文的纸面，特别是对那些法治远未完善，司法系统也缺乏公信力和权利保障能力的社会，这么做常常只是增添混乱。 可是人们或许又认为，著作权是如此重要，决不能舍弃，甚至历史经验也证明了其价值不容否认，那怎么办呢？那就相信成熟法治国家的司法经验吧，不如把那里已被证明有效的著作权界定标准照搬过来；况且，在如今这个日趋一体化的全球市场中，即便你尚未能确信这些法律是好的，一旦它已成为国际共识，已被普遍遵循，在实践上你恐怕也不得不接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