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7-17】 @whigzhou: 最近我发现有两对概念真是太有用了，用它们可以贯通许许多多貌似无关的问题，它们是：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vs 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对抗性资源（rivalrous resource） vs 非对抗性资源（non-rivalrous resource），而且这两对概念之间本身就存在一种密切但不容易察觉的关系，不知道我是不是第一个察觉这一关系的人。 @会飞是生理缺陷：排他性既与物品本身性质有关，也与法律制度有关。但竞用性只与物品本身属性有关，例：无论法律如何规定，无线电波总是非竞用的，饼干总是竞用的。由于显性知识是可复制的，所以它是非竞用的；由于默会知识难以复制，所以它是竞用的。（没搜到前人观点，猜测，不知是否对） @whigzhou: [good] @whigzhou: 而且竞用性这个译法更好 @慕容飞宇gg:没看懂。为什么默会知识是竞用的？ @whigzhou: 因为默会知识（按定义）无法经语言或其他符号化表达工具在个体间传播，只能在保有者的指导下，在特定情境下，通过交互、参与、练习等方式传授，因而该知识的每一次利用或传授，都需要占用其保有者的时间和精力，故而是竞用的 @whigzhou: 通俗说，看说明书就能学会的技能，包含的是显性知识，只有手把手教才学的会的技能，包含的是默会知识 @倪亦明不是倪匡:那些看说明书学不会，手把手教能学会，通过多媒体教学也能学会的知识/技能应该算哪一类呢？ @whigzhou: 应该还算默会知识，只是新技术消除了其竞用性，不过，默会-显性是一个连续维度，不是截然二分，能通过看视频/多媒体教程而学会的，默会程度不如需要手把手教的那些 @whigzhou: 其实，即便是用语言表达出来，用文字写下来的知识（这是显性知识的定义），显性程度也极为不同，从含混模糊的日常口语表述，到（人类学里常见的）包含大量数据的相对精确表述，到（经济学里常见的）以数学模型为框架添进大量松散内容，再到可运行的数学模型和计算机程序，显性化程度是大不一样的  

和保健品厂商一样，记者们总是热衷于使用一些偶尔从专家嘴里听来，自己却不太弄得明白的高深术语，诸如博弈，囚徒困境，自私基因，悖论，伪命题……，在众多此类术语中，『市场失灵』是颇受欢迎的一个，大概是因为它有着恰到好处的似懂非懂性——既显得足够高深，又不至于完全不知所云，很适合为进一步的社会批评、政策呼吁，乃至道义铁肩的展示做铺垫。 那么，当人们说市场失灵时，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呢？在经济学家那里，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是指一组特定的经济现象，它们大多在本书各章中得到了讨论，包括：因所有权缺失而导致的公地悲剧，因搭便车问题而造成的公共品供给不足（第1、2章），外部性带来的无效率（第3章），因资产特化和网络效应而造成的低水平均衡（或者叫路径锁入，第4、5、6章），因单方面资产特化而造成的合约套牢（第7、8章），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柠檬市场或委托代理无效（第9章），因掠夺性定价、网络效应或先行优势而造成的自然垄断（第10、11、12章），由非理性行为导致的价格泡沫（第13章）。 何以将这些十分不同的现象归为一类？理由并不明确，常见的说法是，它们都偏离了帕累托最优，即存在帕累托优化的余地，但实际上，其中大部分跟帕累托最优无关，比如旨在消除外部性的庇古税，被征税者的福利显然减损了，所以即便我们接受基数效用论，也充其量只能在理论上实现庇古优化，而非帕累托优化，类似的，即便我们相信某种外力能够将市场从低水平均衡中拉出，或避免合约套牢，或打破自然垄断，结果也只是改进了消费者和部分生产者的福利，而低水平均衡中的特化资产持有者、合约套牢中的讹诈者、自然垄断厂商的利益，无疑都减损了，因而这些改变都不是帕累托优化。 此外，正如各章作者所指出，经济学家基于这些现象所构造的模型在理论上是否成立，它们在现实世界中有多普遍，其影响有多重要，都是相当可疑的，而那些长久以来被视为这组模型之经典案例，被广为援引和传播的故事，则多半只是信口捏造或以讹传讹，对此，本书各章已有详尽论述。 不过，无论理论地位是否脆弱，现实重要性多么可疑，当经济学家说市场失灵时，他们的意思至少是明确的，相比之下，在非专业场合，这个词的用法就变得极为狂野，我在这里打算重点讨论的，正是这一状况；还是让我从语言分析开始吧。 假如我们发现某人未能完成某项视觉任务，并说：“视觉系统失灵”——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句话的语义太含混了，有太多种可能的解读： 1）此人的（原本好好的）视觉系统此时此刻失灵了。或许是某种疾病（比如视网膜动脉栓塞）发作让他暂时失明； 2）此人的视觉系统向来不灵。或许他是个盲人，或者色盲，或者深度近视，等等； 3）人类的视觉系统不灵。双眼布局造成的视野局限让人类无法（像毛驴那样）完成要求视野角度超过180度的任务，分辨率局限也让我们无法像老鹰那样看清那么远的东西； 4）脊椎动物的视觉不灵。脊椎动物视觉系统的结构缺陷造成的盲点，让我们无法完成某些特殊的视觉任务； 5）无论何种视觉系统都不灵，或，视觉系统这种东西就是不灵。比如视觉系统的定向性令它无法像听觉或嗅觉系统那样随时接收处理来自任意方向的信号，而且光信号绕开障碍物的能力也极差。 类似的，当有人说市场不灵时，其言下之意可能是： 1）这个市场本来有着某种功能，但这个市场的这一功能此时此地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表现出来，或表现不佳，一定是某种缺陷、状况或外力导致了其功能障碍，就像视网膜动脉栓塞发作时，或眼球长时间受压迫之后，出现的视觉障碍； 2）这个经济体的市场缺乏某些典型市场都有的功能，或者虽有却表现不佳，比如希腊的市场相比美国的市场，表现十分不同，就像色盲患者的视觉障碍； 3）相比其他类型的市场，这种类型的市场缺乏某些功能，或者虽有却表现不佳，比如有着中央银行、价格管制、福利制度或最低工资法的市场，和没有这些制度的市场相比，表现十分不同，就像人眼和驴眼或鹰眼的不同，脊椎动物眼睛和乌贼眼睛的不同； 4）相比人类组织协调其经济活动的其他系统（比如熟人互惠，效忠/庇护网络，封建系统，行政管制，中央计划），无论何种市场都缺乏某些功能，或者虽有却表现不佳，就像眼睛的定向性局限和频宽局限。 重要的不是这些可能性是否存在——对应失灵之不同含义的案例，在现实中或许都可以找到——，而是人们在谈论市场失灵时，总是将这些含义不加区别的混为一谈，当所描述的情况只能支持一种含义时，谈论者试图传达的，听众所领会到的，却是另一种含义，看到某个经济体的市场某时某刻在某件事情上有某项功能表现不佳，就轻易得出“（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不行，得试试其他系统（往往是指政府）”的结论。 想象一下，假如我们在谈论眼睛时也这么做，会有多荒唐：因为某人午休打瞌睡时手臂压迫眼球导致20分钟内无法阅读，就说他是个瞎子，发现有些人是色盲，就说人类视觉系统的颜色分辨力实在糟糕，听说存在盲点、视野局限、定向性问题，就宣称视觉比起嗅觉来简直弱爆了。 还有比这些更狂野的用法，有些人在说市场失灵时，首先暗自为它指派了一项来路不明的任务，然后指责它未能完成：市场没能让所有人脱贫致富，让人人变得积极乐观、心想事成、幸福感十足，让坏人从世间消失，再也没有纠纷、冲突、天灾、事故和疾病，创造出零污染没成本且人人喜爱的梦幻能源……可是凭什么市场必须要有这些功能呢？ 让我们看几个具体例子吧，在下文将谈论的一些事情中[1]，对市场失灵的惊呼声不绝于耳，然而惊呼者从来没有说清楚，失灵的究竟是某个特定市场，或是某类市场，还是任何或全部市场，更没有讨论过它们各自可能引出的政策含义有何不同。   为何私人企业在某些产业表现如此糟糕？[2] 2011年4月，云南玉溪一家幼儿园，一位儿童因异物阻塞气管窒息，送医抢救无效死亡，园主竟伙同雇员偷偷将尸体埋到山上。 此事令舆论一时哗然，如同往常一样，记者们也迅速找出了事件中的污点：这所幼儿园是民营的，且属非法办学，缺乏“资质”、未经教育局批准，且已屡次被责令停办。 实际上，类似污点在以往各种质量和安全事件中屡屡占据显著地位，黑心私人作坊、黑心摊贩、黑心民营医院，等等，似乎民营与黑心总是天然的联系在一起，而缺乏资质、许可和执照本身便成了认定其责任的难逃罪状。 可问题是，在我们听到的幼儿园事故中，国营的并不少见，比如2001年南昌广电中心艺术幼儿园烧死13个孩子的火灾，该幼儿园背景又红又正，资质更是健全而雄厚；民营幼儿园在总体上是否比国营的更不安全，我们还没有统计数字可供判断。 不过，难以否认的是，确实存在一些行业，民营企业在质量和安全上的表现明显不如国营的，比如，到处散发欺骗性医疗广告的，多半是民营医院，在民营加油站加到劣质油的概率，也远高于国营连锁油站。 这一相关性，似乎支持了行业准入限制、管制、甚至国有化的必要性：瞧，这些敏感行业国家就应该管起来，否则消费者面对的将是和黑医院黑油站一样的黑心商家；果真如此吗？首先，民营/缺乏资质和质量/安全之间表现出的相关性并不是因果关系，况且，这一相关性本身就是可疑的，看看别的行业，食品和餐饮同样是质量安全高度敏感的，但在麦当劳和国营食堂之间，消费者对哪个更放心？即便在医疗业，私人经营的长庚医院，其服务质量和口碑也为绝大多数国营医院所难以企及。 假如我们对比各个行业的情况，不难发现，那些早已拆除准入门槛、开放私人投资、国企基本退出或不拥有特权的行业，民营企业在规模化、产品质量、服务水平和安全性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其表现与开放之前国企的长期麻木和停滞形成了鲜明对照，而民企黑幕重重、事故频仍、欺诈横行且长期看不到改善的领域，通常都是准入门槛高企、管制重重、国企享有特权或垄断关键资源的行业。 这一对照强烈暗示着另一种因果关系：正是管制将民企长期压制在地下或半地下的灰色状态，随时可能面临清理整顿、打击恶性竞争、优化组合、被国企强行兼并的命运，投资经营者朝不保夕，才让行业陷于黑暗低劣的状态，比如发生埋尸案的幼儿园，因没有牌照而屡屡被责令关闭，不断更名和搬迁以躲避检查，处于这种状态下，他们怎么会愿意在规模化、经营管理规范化和品牌形象建设上做长期而持续的投入？ 朝不保夕状态下的理性策略，就是将投资规模控制在最低水平，以降低被关闭的代价，其中当然包括管理、质量和安全上的投入，低调不张扬以免惹来关注，而这与品牌建设恰好背道而驰；同时，将资源转而投入于寻求与官员和黑社会建立庇护关系，这样既可逃避管制，同时也补偿了质量安全上的低投入所带来的风险，因为这些庇护资源可以帮他们在需要时摆平事情。 这是一个逆向淘汰机制，把那些愿意长期投入、有志于建立百年品牌的企业家赶出了这些行业，也让善良诚实守法、不屑与黑暗势力为伍、以东躲西藏苟且屈膝胯下求生为耻的公民避之犹恐不及，因而，管制先创造了一个浑水泥潭，然后以其浑浊为理由论证管制的必要性，这是又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更不幸的是，由于管制将经营者预先置于非法状态，当事故发生时，他们丧失了循正当途径解决的条件，而倾向于更黑的手段，或寻求庇护势力摆平，或自己铤而走险；学龄前儿童原本就处于高危年龄段，事故死亡率比青少年高许多，尤其是在不发达社会，所以幼儿园经营者无不日夜提心吊胆，从事发后的恐慌反应看，本案的经营者在避免事故上有着足够的激励，可同样的激励却将其行为引向了不同于常理的方向，他们知道因为没有牌照，诉讼结果会很不利，而在事先，非法状态也让他们无法购买保险，只好选择了最恶劣的做法。 【后记】 在上文的情境中，市场确实失败了，它败于政府强制之手，因为政府根本不让它光明正大的发育。一个产业若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就无法指望它会健康发展，因为地下状态妨碍了信息的充分流动，而这正是品质提升所需要的，地下状态也会形成对参与者的逆向淘汰：驱逐良民，吸引恶棍。 娼妓业是个典型的例子，禁娼制度下的娼业往往被黑帮（还有与之合作的腐败官员）所控制，妓女处境常十分悲惨，有时近乎于奴役状态，然而在娼业合法的经济体中，妓女的处境并不比其他服务业从业者差多少，顾客被讹诈勒索的机会也并不更高。   为何虚假医疗广告如此肆无忌惮？[3] 2009年初，卫生部和广电总局等五个部门联合发布通告，用四个以“一律不准播放”结尾的排比句，重申了对医疗健康类电视广播节目这种变相医疗广告的禁令。类似的禁令我们已见过多次了，最显著的一次是在2006年8月，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对医疗广告全面宣战。后来，战火又蔓延到了互联网，2008年的百度危机便发端于医疗广告（同样的危机在2016年以更大规模暴发）。然而，对于医疗广告泛滥和欺诈横行的局面，这一次又一次语气强硬的禁令和声势浩大的扫荡，恰恰显露了政策执行的失败。 画面恶俗、言辞蛊惑、称述充满误导和欺诈的医疗广告，充斥着各种媒体，这场面确实恶劣而难堪；然而情况恶化到这步田地，却不是因为缺少法规和禁令，我们从不缺少三令五申、严厉打击和彻底杜绝；关于医疗广告，我们有着全世界最严厉的限制：除了通常被印在名片正面的那些信息之外，医疗广告不得包含任何内容，甚至不得提及疾病名称、药物和治疗手段，更不能提及与疗效有关的任何字眼。这些条文带给人们的期待，与现实情景形成天壤之别。 虚假医疗广告轻则骗人钱财，重则夺人性命，无论何种都是刑事犯罪，如今其泛滥之势既已严重到各大部委屡屡联合打击的地步，想必大量虚假陈述已经做出，众多患者已经被误导，不少伤害已经造成，奇怪的是，我们却很少听到有谁为此而坐牢，更没有听说刊登这些广告的媒体因此而赔到破产，甚至很少有诉讼被提起（这些四处打广告的家伙，莫非执法部门比患者更难找到他们？）；相反，我们听到的只是一道又一道的禁令。 如同其他领域常见的那样，每当一种不良现象出现时，有关部门不是去找出那些侵权和犯罪者，作出处罚或提起诉讼，而总是选择对产生该现象的行业颁布一刀切式的禁令，对依靠这一行谋生的人群施加集体惩罚。这种做法，使得秩序的维持依赖于持续的行政压力，一旦风头过去，不良现象便重新泛滥；更严重的是，一刀切的行政管制，摒弃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机会，将越来越多的社会纠纷引入到行政命令而非法治的框架之下，与建立现代法治社会的理想背道而驰。 医疗广告之所以敏感而需要慎重管理，不是因为患者不需要信息，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太需要信息，过度急切的心情常常让他们忽视了对信息质量的关注，所谓病急乱投医，使得他们很容易被虚假广告所欺骗；然而，帮助他们的办法不是蒙上他们的耳朵，相反，应该让他们多听，有机会获得来自各种渠道的信息，是他们提高鉴别力的前提。 广告是企业实施产品和服务差异化，建立品牌认知的必要手段，如果这一手段被剥夺，所有企业都会向可能的最低标准靠拢，最终市场上充斥着无差异产品；以广告为基础的品牌进化过程，是产品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消费者不断走向成熟所依赖的市场机制，也是有远见、负责任的企业获得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当然，广告还有另一个作用，它也是那些频繁改头换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蒙一票算一票的江湖骗子用来招摇撞骗的手段。 那么，一刀切禁令打击了哪一种呢？显然前者遭受的打击更大，那些踏实经营、忠厚本分的企业，在设备、人员、技术、产品研发上作出了巨大的投入和长期的积累，现在被告知不得向消费者宣扬这些优势；更无奈的是，已经积累的巨大资产迫使他们避免冒犯法律的风险，对他们来说，勒令停业、吊销执照、甚至仅仅是通报谴责，其代价都是无法承受的。相反，对于江湖游医，这方面的机会成本低得多，他们原本就没有长远打算，设备场地都是租来的，随时准备跑。 结果是，大医院、大药厂被驱逐出了医疗广告市场，只剩下游医在那里招摇撞骗，令他们惊喜的是，没有大医院跟他们竞争报纸版面、电视时段和患者的眼球，广告费更便宜了，而他们的覆盖率也更高了。这一结果自然不是管理部门所期望的，开放医疗广告，同时惩罚和起诉误导和诈骗者，才能改变当前糟糕的局面。大企业或许也会不负责任，拿自己的品牌开玩笑，但市场自会惩罚他们，三鹿蒙牛的例子已经表明了，数十亿投入打造的品牌，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负资产的；而这一惩罚，绝非来自禁令，而仅仅是因为信息可以畅通无阻的传递到每个消费者。 【后记】 市场不是飘在太空中的一团空气，它需要一整套深厚的制度基础来支撑，财产权要得到保护，契约要能够执行，债务能够追索，责任能够认定，侵权会被矫正，自愿交易不被强行压制，信息被允许传播……这些条件从未完美成立，但有些经济体比另一些要好得多，其市场表现自然不同，在此意义上，某些特定市场确实很失败，那是因为它们赖以发育成长的文化/制度环境过于糟糕，这就好比，缺乏某些微量元素（比如硒）会造成视力发育不良，所以某些人确实视觉失灵了，但不能因此就说视觉比嗅觉弱爆了。 在上文所涉及的场景中，那些发布虚假广告、欺诈消费者的厂商，其实很少被起诉和定罪，执法机构所做的，只是在场面变得过于难看时，抡起棍子将整个行业不分良奸痛打一顿，这显然不是市场发育的好环境。   服务业的格雷欣法则[4] 2011年春节期间，接连在香港和澳门各发生了一起游客与导游之间的冲突事件，第一起是双方互殴，结果旅行社破财消灾、息事宁人，第二起据说是游客单方面殴打导游，结果引发导游同行群情激愤，恐怕要打一场官司了；受此事件震动，一些呼吁行业自律和自保机制的声音再度在港澳旅游业界出现，甚至包括了建立游客黑名单之类的提议。 自2002、03年内地赴港澳旅游的限制逐步解除以来，内地游客大量涌入港澳，导致港澳旅游、博彩和零售业的迅速增长；伴随这一增长，内地游客与导游间的冲突和暴露港澳导游不良言行的丑闻也在不断增加；对此状况，有人哀叹香港旅游服务的品质正在随规模的扩大而下降，要求加强自律的呼声不断，而政治家也不失时机的跳出来，断言仅凭自律不够，要引入行政监管。 对于急切寻求制度性措施来避免冲突、改进行业状况的人们，重要的是要弄清导致上述变化和冲突的原因和机理；在我看来，变化的主线，是伴随消费群的变化而发生的一个劣币逐良币过程，或者说是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在起作用；劣币逐良币的意思是，商品的某项品质，若分布于一个消费者无法分辨、或即便有所分辨也不影响其选择的区间，那么，该品质最终将下降到这一区间的下限，即，品质高于该水平的商品将从市场消失。 格雷欣法则的原理很简单，创造和提供品质都是有成本的，若额外的品质不能影响消费选择，厂商自然不愿意负担这项成本；但格雷欣法则的现实表现却十分复杂，要判断消费者能或不能分辨哪些信息，哪些环节导致了信息障碍，信息最终如何影响消费选择，并不容易。 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当一个市场突然涌入大批缺乏经验和辨别力的新手时，格雷欣法则便会启动，此时，我们通常都会听到那些老达人们哀叹：行业被做滥了；在餐饮、影视、新闻、教育等行业，当消费群突然扩大时，我们都看到过类似的过程，港澳旅游业遭遇的不同只是，市场并非原地放大，而是从外部涌入，或许澳洲的国际教育业是个恰当的参照。 一个对格雷欣法则的普遍误解是，它会导致行业品质的全面恶化，其实这只有当仅存在一个可识别的品质区间时才会发生；显然，便士铜币不会驱逐先令银币，而只会驱逐成色比它好的便士铜币，每个品质区间都向其底部靠拢，最终行业将分化成几个泾渭分明的品质档次；所以，格雷欣过程并非悲剧，相反，它恰恰是质量和价格信号体系得以演化的关键机制。 起初，随着市场突然放大，许多旅行社发现扩大业务规模比确保服务品质更有利可图，当其他旅行社发现他们的品质坚守并未获得消费者亲睐时，格雷欣过程便启动了，一段时间内鱼龙混杂，似乎一切都在恶化，然后抱怨、冲突、丑闻开始泛滥，但恰是这时候，建立品质鸿沟的机会来了。 一些商家会适时跳出来宣布：我们只做高端业务；假如他们是认真的，将会从商业模式、形象识别、价格水平、业务渠道等方面，构筑全面的隔离栅栏，甚至旅行社这种名字都可以放弃；格雷欣过程所导致的局部一致化，和不同档次之间刻意拉开距离的努力，将共同完成质量符号体系的构建，通过品质离散化，消除了庞杂和连续性带给消费者的识别障碍，这期间将伴随着同质厂商之间的联盟和兼并过程，或许行业协会也会随之而分裂。 那些致力于产业制度改良的人们，需要明白的是，好的产业不必是创造最优品质的产业，而是最能满足需求的产业，抱怨和纠纷并不是品质差的结果，而是品质不符合预期的结果，你不会因为在地摊上买到低档货、或在大排档里吃出根头发而恼羞成怒，所以，重要的是让市场发展出鲜明清晰、不易混淆的质量识别符号系统；上面描述的演化过程，尽管只是设想的，但其他产业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这是值得期待的。 【后记】 有些人将某个产业在某个时期商品质量或服务水准下降，或者他苦苦期待的品质提升始终没有出现，也称为市场失灵，可是，厂商是为消费者愿意为之付钱的真实需求而生产的，假如消费者收入太低，或宁愿将有限预算留给他们认为更重要的事情，或对某类商品尚缺乏消费经验和鉴别力，尚未养成挑剔口味，那么，他们可能都不会像评论者所想象的那样将品质列为优先考虑，不愿为之多掏很多钱，为此而痛心疾首，不过是何不食肉糜的另一个版本而已。 有时候，某一行业品质普遍下降甚至是市场表现良好的反映，仅仅二十年前，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出国旅行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而现在连许多中低收入者也能负担得起欧洲十日游了，当这一大群低预算、无经验、鉴别力缺乏的消费者迅速涌入该市场时，行业的服务品质当然需要拉低，否则如何能以与其支付愿意相匹配的价格提供服务？   博傻游戏中的失败者[5] 2011年初，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的炒家们，又给我们上演了一出精彩的博傻游戏（greater fool），首批上市的份额化艺术品中的两件画作，价格在50天内被推高了17倍，其中《黄河咆哮》市值一度达到令人乍舌的1.03亿元，随后，在经过9天停牌之后，前天复牌首日又双双跌停。 大概极少有人会相信一位二三流画家的作品的市场价格会长期维持在上亿的水平，每个在此价位买入的炒家，只是相信他能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另一个炒家，换句话说，我犯傻没关系，只要我不是最后那个傻瓜就行；这样的博傻游戏在市场上屡见不鲜，特别是那些新开辟的市场，商品期货市场、收藏品市场、权证和A股创业板，都上演过类似的疯狂。 每每这样的情景出现，我们总会听到“市场变赌场”的惊呼和“强化管理”和“规范市场”的呼吁，许多人认为，任由这样的非理性行为存在，会恶化市场环境，降低市场的投资价值，最终使市场丧失创造流动性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然而，这些担忧是多余的，确实有许多因素会破坏市场的功能和价值，比如信息的不透明和产品的非标准化，但博傻游戏不在其列，这是因为，博傻是不可持续的游戏，博傻策略的取利对象，并不是价值投资者，而是他们的同道——其他博傻者，因而从长期看，它会自动将自己从市场的策略分布中驱逐出去，而即便它能继续存在或卷土重来，也伤害不到理性的价值投资者，因而也伤害不到市场的健康发展。 每一个回合的博傻游戏最终都会崩溃，而崩溃点是高度不确定的，所以该游戏的效果实际上相当于俄罗斯轮盘赌（Russian roulette）：每次从博傻者中随机挑出一批倒霉蛋，他们的尸体被搬走，剩下的博傻者瓜分他们的遗产；在充满风险的市场上，无论如何每天总会有若干具尸体被搬走，那么，希望市场健康发展的人们，难道不希望被抬出去的，是那些主动采用非理性策略的参与者？ 显然，对于奉行价值策略的投资者来说，一个存在众多博傻者的市场，（用格雷汉姆（Benjamin Graham）的话说）是更友善的“市场先生”（Mr. Market），因为它会时不时以远远出乎你意料的高价格，送给你一个个超额实现投资价值的机会；有人或许会问，假如博傻者总是将价格推高在离谱的水平，价值投资者就没有机会进入，市场怎么健康发展？ 但这不是博傻游戏的特点，泡沫总是短命的，一旦有风吹草动，博傻者比的就是谁跑得快，由此造成的恐慌常常将价格拉到低的离谱的水平，而这时，市场先生又从另一个方向对价值投资者表现出其慷慨和友善：送给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低价买入的机会；对此，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所以，呼吁对博傻行为进行管制的，不会是价值投资者，他们没有理由为此担忧，面对价格泡沫，假如他们手里有货，理应大喜过望，假如没货，也乐得看个热闹；有理由大声疾呼的，只能是俄罗斯轮盘里那些不幸躺下的倒霉蛋，他们既要享受豪赌的快感，又不愿面对输个精光的后果，这就好比那些毫无道理的疯狂抢购囤积食盐的家伙，事后却要求超市接受原价退货，天下岂有此等好事。 任何交易制度和监管政策，当然不应满足这样的无理要求，那些一心只想着丰厚的回报，却将最起码的风险原则抛诸脑后，指望交易所和监管当局替他们挡开所有危险，最好在输掉后还能讨回本钱的所谓“投资者”，理应被横着抬出市场，幸好，博傻者们会自己干这份累活儿，他们是市场的义务清道夫，这也是每出博傻游戏的美妙结局所在。 【后记】 有人好赌，并且赌了，然后输光了，这有什么不对吗？或者考虑更纯粹的情形：有人不想活，并为此而行动了——找了根绳子把自己吊起来，然后死了，这有什么不对吗？如果你觉得这也算市场失灵，那只是暗中为市场假设了它本不具备的功能，毕竟没有人宣称“拯救所有不想活的人”是市场之必备功能，市场可以让不想活的人方便的买到价廉物美的绳子，当然，如果他回心转意，也可让他更容易找到一家心理诊所。 市场并不担保所有人都获得成功，相反，通过创造性毁灭过程将失败者清除出系统，倒是市场的标准功能。 注： [1] 以下内容摘自我2009-2012年间写的几篇评论文章，稍有改动，原文可在我的博客上找到：https://headsalon.org/ [2] 原文《从埋尸案看民企的逼仄地位》 https://headsalon.org/archives/1977.html [3] 原文《医疗广告宜疏不宜堵》 http://headsalon.org/archives/470.html [4] 原文《港澳旅游业的劣币逐良币过程》 http://headsalon.org/archives/1616.html [5] 原文《博傻游戏伤不到市场》https://headsalon.org/archives/1702.html  

【2016-05-13】 @海德沙龙 《自由市场环保主义》 环境问题向来都被视为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许多经济学家也认为，市场本身无法处理像环境污染这样的“外部性”问题，良好环境是一种“公共品”，只能由政府提供（以管制或庇古税的方式），可实际上，无论是理论还是经验都告诉我们，自由市场能够处理环境问题 @whigzhou: 福利经济学作为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是有益的，像外部性、公共品、帕累托最优等概念，对不同税种之经济性质的分析，等等，但许多自以为是的福利经济学家总是得出一些可笑的结论，然后就被现实打耳光，比如他们总是认为收益未能内化的产品不可能由私人企业提供，或至少是供给不足的，需要政府补贴， @whigzhou: 可是谷歌服务的收益内化了百分之多少呢？开源社区呢？维基呢？所有这些产业需要多少政府补贴才算够？ @whigzhou: 还有，在书呆子福利经济学家看来，像基础研究这种不能带来短期利益即便带来了也不是一家独享的事情，私人企业是不可能去做的，事实上呢？贝尔实验室，IBM实验室，1960年代由石油企业引领的地质学革命，耳光piapia的～ @whigzhou: 更好笑的是，当私人企业在诸如此类看不到眼前利益的事情上表现过于热情时，另一批经济学家又会跳出来大叫：泡沫！泡沫！急杀太监了～  

【2015-08-26】 @研二公知苗 请教个问题，张五常认为失业是因为禁止计件工资的合同安排导致的，是不是可以说他的失业理论实际上就是黏性工资理论的另一个版本？ @Stimmung:我觉得差不多，只不过一个是说价格，一个说合约结构。一个宏观一个微观 @whigzhou: 区别还是蛮大的，张五常说的是，因为禁止计件工资，即便劳动价格在边际上有利可图，生产者也不敢雇佣，因为固定工资带来较高上头成本 @whigzhou: 而工资粘性说的是，由于工资议价很难将价格往下压，所以当供求水平向下变化时，均衡只能通过减少雇佣来恢复；在微观上，这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机制

【2015-08-11】 @海德沙龙 【焦点议题】有关贫富差距的数字常令公众大吃一惊，但许多抓人眼球的惊人“差距、变化”，其实往往是统计假象，其背后根本没有人们以为它所揭示的事实，同一组数据，平凡还是惊艳，更多取决于如何组织和表述它，本文分析了其中一例，今后我们还会介绍更多 http://t.cn/RLmCHik @whigzhou: 所以在对统计数字发出感慨之前，最好先弄清楚统计指标是怎么设计的，然后再想想差异或变化到底是不是你打算感叹的那个因素造成的。举个简单例子，假如收入基尼系数以家户为统计单位，那么仅仅年轻人提早离家单过、家户规模缩小这一个因素，即可显著提高基尼系数。 @用户3548260260:这篇。。。完全就是逆向恰亚诺夫循环呀。之前在秦晖桑书上说到一个俄国民粹派专家叫恰亚诺夫，他推崇俄国传统村社经济，要反驳西化派关于乡村不平等的批判，就找出了年岁变换这个要素。据他研究，一个家庭中，有小孩时就会成本上升， @whigzhou: 家户规模是我举的例子，原文是有关时间偏好的 @用户3548260260:是的，不过我想他们都指向一点，就是也许贫富差距不一定是意味着社会分层，也蕴含着其它可能，而常常被好心人士忽略咯，就像你说的一样，也像常说的一句话：统计是门语言，不是科学 @whigzhou: 嗯嗯  

Creationism at the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的创世论 作者：Scott Sumner @ 2015-04-08 译者：思考一下名字 校对：小册子 来源：TheMoneyIllusion，http://www.themoneyillusion.com/?p=29171 The New York Times does not believe in creationism.  They believe in evolution. They look down their noses at people who do believe in creationism.  But when it comes to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Times believes in creationism, that is, they believe in theories that appeal to kindergarden-level intellects.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不相信创世论（creationism）。他们相信进化论。他们看不起相信创世论的人。但是当说到社会科学的时候，时报却相信创世论了：他们相信相当于幼儿园智力水平的理论。 One of those “theories” is the idea that California faces a severe water shortage because lots of people have moved to an area with a dry climate.  All thoughtful economists (on both the left and the right) view this theory as being preposterous. The California water shortage has almost nothing to do with population growth. 这些“理论”之一便是：加州面临严重缺水，是因为太多人在这样一个气候干燥的地区生活。所有经过思考的经济学家，无论左右，都认为这个理论是荒唐的。加州缺水几乎和人口增长毫无关系。 Roughly 80% of the water is used by farmers, who squander vast quantities of water each year by employing extremely wasteful irrigation techniques in order to export crops like almonds.  And that occurs because the price at which water is sold to farmers is absurdly low.  Period. End of story. 加州农民为了出口像杏仁这样的农作物，每年通过极其浪费的灌溉技术挥霍了大量的水，其用水量大约占加州总用水量的80%。而这是因为卖水给农民的价格低得可笑。就这么简单。 This is EC101 economics, and I’ve never met an economist who did not understand this problem.  But the Times can’t be bothered to talk to economists, they rely on historians: 这可是经济学的101（即入门常识），我从没见过不懂这个的经济学家。然而时报却懒得去找找经济学家，他们倚仗的是历史学家：

“Mother Nature didn’t intend for 40 million people to live here,” said Kevin Starr, a historian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who has written extensively about this state. “This is literally a culture that since the 1880s has progressively invented, invented and reinvented itself. At what point does this invention begin to hit limits?”California, Dr. Starr said, “is not going to go under, but we are going to have to go in a different way.” “大自然没打算让四千万人住在这里，”Kevin Starr，一位就加州写过许多著作的南加州大学历史学家说道。“这完全是一个从1880年代开始被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反复自我创造出来的文化。这种创造发明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呢？”Starr博士说：“加州不会倾覆，但我们必须有所改变。”

That makes about as much sense as the Times asking a Christian fundamentalist preacher whether dinosaurs were warm-blooded. 这事的可笑程度，大概和时报去请教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牧师恐龙是不是温血动物有得一拼。 The Times is a relatively good newspaper.  But to reach the elite level of papers like The Economist, they need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good economic research.  And that means figuring out what economics is capable of telling us about the world, and what it cannot. 时报算是一家还不错的报纸。但想要像《经济学人》那样做到精英级别，他们还得熟悉一些入流的经济学研究。这就意味着能够分辨什么问题是经济学能够解决的，什么不是。 Economists don’t know how to solve very many problems.  But one of the very few we do know how to solve is the California water shortage. Instead the Times is more likely to ask economists to explain complex problems like unemployment, financial instability and inequality, issues where we are not very strong. 很多问题经济学家都不知道如何解决，然而加州缺水却是我们知道如何解决的少数问题之一。但时报却更喜欢问经济学家复杂的问题，比如失业，金融不稳定和不平等；而这些问题我们其实并不是很确定。 The problem is simple to explain and (in a technical sense) simple to solve.  Of course the politics are complex, and thus far have prevented a solution. However, even dysfunctional California will eventually have to work out a political compromise. （加州缺水）这个问题很好解释，而且从技术角度容易解决。当然政治是复杂的，所以到现在也还没个解决方案。当然了，即使运作失常的加州最终也能搞出个政治妥协来。 PS.  The water used in irrigating just that portion of California’s almond cropthat is exported is more than twice as much as the entire water consumption of San Francisco and Los Angeles combined.  The New York Times should be ashamed of itself. PS：灌溉加州出口杏仁作物所用的水就比旧金山和洛杉矶用水总和的两倍还多。《纽约时报》应该感到丢脸才是。 【图内文字由上至下依此是： 标题：每年各个项目的耗水量 旧金山市家居及商业用水 加州出口开心果种植 洛杉矶家居及商业用水 加州出口核桃种植 加州出口杏仁种植 加州所有杏仁种植 （单位：十亿立方米）】 PPS.  Steven Johnson has an excellent reply to the above quote about “Mother Nature.” PPS：对于上述有关“自然之母”的言论，Steven Johnson有一段精彩的回应：

First of all, Mother Nature didn’t intend for 2 million people to live on Manhattan Island either. Mother Nature would also be baffled by skyscrapers, the Delaware Aqueduct, and the Lincoln Tunnel. Anyone living anyw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 apart from the most radical of the off-the-gridders, most of whom are probably in northern California anyway — is dependent on a vast web of human engineering designed specifically to mess with Mother Nature’s intentions. 首先，大自然也没打算让两百万人住在曼哈顿岛上。摩天大楼，特拉华引水渠（Delaware Aqueduct）和林肯隧道（Lincoln Tunnel）也会让大自然感到困惑。住在美国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除了最激进的“脱网离群主义者”（off-the-gridders），其中大部分可能还就住在加州北部——都依赖于由诸多专为和自然之母对着干而设计的人类工程产物所构成的巨大网络。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that engineering is sustainable. What the Times piece explicitly suggests is that California has been living beyond its means environmentally. That’s the point of those extraordinary overhead photographs of lush estates, teeming with greenery, bordering arid desert. You see those images and it’s impossible not to feel that something shameful is happening here. 问题是这些工程产物是不是可持续的。时报的那篇文章明显认为，加州发展超出了其环境限制。这就是那些与不毛沙漠为邻的绿化豪宅的高空俯拍照片的用意吧。你一看到那些照片就很自然觉得有些事情不对劲。 And yet, picture a comparable view of Manhattan sometime in the depths of January, with a thermal imaging filter applied. The boundary between Man and Mother Nature would be just as stark: frigid air surrounding artificial islands of heat. It’s true that New York City distributes that artificial heat much more efficiently than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thanks largely to its density, but it’s still artificially engineering your environment, whether you want to make a dry place wet, or a cold place warm. 但是呢，请想象一幅一月寒冬时曼哈顿的景象，通过热成像滤镜的那种。这里人类和大自然的疆界一样鲜明：寒冷空气包围着人工热岛。得益于其密度，纽约市的供暖效率远胜于国内其它地区，但这还是人工改变环境，无论变干为湿，还是变冷为热。 And while the Northeast has an advantage over California in terms of rainwater, California has a decided advantage in terms of temperature and sunlight, particularly the coastal regions where almost all the people live. Coastal California enjoys one of the most temperate climates anywhere in the world, which allows its residents to consume far less energy heating or cooling their homes. California is dead last in the country in terms of per capita electricity use. 尽管和加州相比，东北部有更多雨水，但加州，特别是聚集了几乎所有加州人的沿海地区，有着明显的温度和日照优势。加州海岸有着全世界最温和适宜的气候之一，这使得居民只用很少的能源来取暖或制冷。加州人均用电量是全国最低。 Thanks to the state’s abundant sunshine (and pioneering environmentalism) there are more home solar panels installed in California than in all the other states combined. If you’re trying to find a sustainable place for 40 million people to live, there are plenty of environmental reasons to put them in California. 得益于充足的阳光（和环保主义先锋），加州的家居太阳能面板比其他所有州加起来还要多。如果你想为四千万人找一个可持续的居住地，其实加州有很多环境优势。

（编辑：@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海德沙龙·翻译组，致力于将英文世界的好文章搬进中文世界——

【2015-07-07】 @whigzhou: 读过《大停滞?》 ★★ “这是Cowen作品里最差的一本，这家伙的经济学功力这回算是彻底暴露了，对消费和金融的理解都一塌糊涂，我看他还是谈文化更有趣一些。” http://t.cn/RA1Wck8 @慕容飞宇gg:那么 大停滞 这个主要论断你赞同吗？ @whigzhou: 不同意。我也看到一种停滞前景，但和他说的完全不是一码事，我看到的是：随着整个生产体系的进化，很可能越来越多人的人力资源在其中变得毫无价值，当这部分人的比例高到某个程度时，经济将不可避免陷于停滞 @whigzhou: 我不知道这个临界点何时到来，过去几年美国的劳动市场参与率在持续下降，或许部分体现了这一趋势，但我不确定其中多少可归因于制度（比如社会福利和最低工资），但从理论上说，即便消除所有制度障碍，越来越多人退出劳动市场也是完全可能的 @whigzhou: 有人认为教育制度的改进可以解决这问题，我不同意，教育最多能延缓这一过程，因为受制于人类硬件局限，教育的边际效果在不断下降，到某个程度之后，无论再追加多少教育也不可能把某些人的人力资源变得有市场价值了 @理客墙: ....你说的这现象早有文献研究到死了，Cowen还专门写了另一本书说这事。但这和停滞有什么必然联系？ @whigzhou: 理论上没有必然联系，我在《机器会将人挤出劳动市场吗？》里也说了，退出劳动市场的人，并非不可能靠非劳动要素报酬继续维持其消费能力 @whigzhou: 但从经验上看，当大部分人口退出劳动市场，要指望出现一种恰好分散均匀到足以维持消费繁荣的要素分配格局，依我看是不太可能的，我也看不出通过何种演变途径能达到这样的分配格局 @whigzhou: 传统低端劳动要素有一个自然特性：每个健康人都天然拥有，而且谁都不比谁多多少，因而当此类要素的市场价值高于零时，经济体自动实现了某种分配结构 @慕容飞宇gg:从消费的角度来说，衣食住行已经很久没有提高了，未来呢？ @whigzhou: Cowen看待消费的方式整个歪了，要拧过来很费劲，我就简单说几句，1）“很久没有明显提高”这个说法经不起仔细检查；2）假如每人多买三辆车，每天多吃三倍肉，倒是很符合Cowen的增长观，可是人们要的增长真是这种吗？ @whigzhou: 3）当某个层次某些类别的消费大致满足之后，人们就开始更多关注其他方面，开辟新的消费天地，而不会在原有消费组合上一味追求数量扩张；4）考虑到成本结构上的变化，旧消费组合的精致化、新消费领域的扩张/改善，其程度可能无法充分体现在GDP中，但只要这些改变正是消费者所要的，那又有什么不好？ @whigzhou: 举个稍稍极端的例子，假如延长寿命的边际成本越来越高，达到这样的程度：一个人需要把医疗开支从其收入的20%提高到80%才能以让他再多活一年，按Cowen的标准，活101岁和100岁显然不算明显著改善，但人家就愿意这么做，你着啥急？ @鸥先生-:辉格老师最在意那些数据？ @whigzhou: 比较消费质量和长期生活水平的话，我提倡一种扩展的恩格尔系数，比较创新和投资活跃程度的话，最简单指标是Top100名单的更新频率 @whigzhou: 不过，若不是为了讨论方便而需要一种客观指标的话，我个人其实更注重直觉观感：新鲜好玩的东西是否还在不断冒出来？学术界是否还在不断产生富有启迪的新思想？企业家是否仍有机会创造激动人心的新事业？总之，只要文明继续繁荣下去的可能性不被扼杀，我就很满意了～  

【2015-05-17】 @周克成: 分享了@人文经济学会 的文章 通货紧缩是大好事，作者：陈兴杰，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现今反对通货膨胀的人们，无论主张恒量货币、金本位，甚至弗里德曼式的“温和通胀”，都会遭遇主流经济学的通缩恐吓。通货紧缩是这样一种理论，市场上的货币数量要随经济发展而增 @tertio: 通胀有两种：一是人们对未来经济前景乐观导致的信用膨胀，好事。二是人为扩张信用干扰市场，坏事。通缩也有两种，一是对未来悲观导致信用萎缩，不好但最好放任之。二是人为干扰，这个好像少见。不论怎样通缩都是坏事。 @whigzhou: 人为制造的通缩也不少见，弗里德曼举过固定汇率双本位的例子 @whigzhou: 其实任何干扰现有货币系统，使之机能失调或效率下降的举措，都会造成通缩，我以前说过，恶性通胀之所以那么可怕，其实也是因为它是一种特殊且暴烈的通缩，因为它把货币变成了废纸，效果相当于市场上突然没货币了  

【2015-03-02】 @黄章晋ster 具有哪些特征的行业最容易罢工？目前我能想出的最难罢工的应当是律师。又，喜欢并且能够灌输类似『狼性』的企业是不是大都位于这个坐标的中间位置？而且，一般能够灌输类似狼性教育，多半意味着罢工风险已被极大降低？@whigzhou @whigzhou: 以罢工相威胁的集体议价只是劳工卡特尔谋求垄断租金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是人为抬高准入门槛，律师和医生等professional行业用的是第二种，因为集体议价需要满足一些条件：专业技能要求不高，劳动生产率在行业内大致无差别，不需要复杂的激励结构（因而报酬结构简单），才可能议出一套统一工资率。 @黄章晋ster:另外，企业灌输的狼性教育，其抽象出来的价值观与党性教育推崇的价值观有多大重合度？ @whigzhou: 不知道狼性是啥东东 @whigzhou: 实际上律师和医生在人为抬高准入门槛方面做得很成功，因此获得了相当高的垄断租金，老弗里德曼好像专门讲过这事情 @whigzhou: 至于独立开业或身为(或有望成为)合伙人的律师或医生，算不上雇员，不在讨论之列 @skywide:呵呵，编剧薪酬差距大薪酬结构非常复杂，但是其罢工并不罕见。 @whigzhou: 这里的“罢工”指的是以工资议价为目的的集体行动，不包括个人罢工或其他目的（比如政治性目的）的罢工 @skywide:就是工资议价为目的啊，好莱坞编剧罢工过。还有NBA和棒球联盟的球员，他们的薪酬差距和薪酬结构更大更复杂，也经常性的罢工或威胁罢工。 @whigzhou: 哦，那我不知道

【2014-08-24】 @子夏曰 施蒂格勒既在经济理论上有极高的造诣，又熟读经济思想史，所以他对经济学科发展的论断总是充满洞见。他在一篇1960年的短文里宣称，经济理论的突破，向来是由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推动的，而与现实世界里的重大事件关系不大。他说如果凯恩斯的通论真地是由大危机促成的（他存疑），算是一个少有的例外。 @whigzhou: 瞎说，斯密与苏格兰繁荣，奥派周期理论与魏玛恶性通胀，科斯与管制浪潮，公共选择学派与战后大政府…… @whigzhou: 这个判断和凯恩斯说决定当前政策的不过是躺在坟墓里的三流经济学家一样自以为是  

【2014-07-06】 @人文经济学会 张维迎：推动经济增长的是生产，是供给，而不是需求；是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如果刺激需求就可以发展经济，我们早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whigzhou: 萨伊定律说的是一般均衡的原理，而所谓刺激（实际上是同时刺激了供给和需求），关系到的是均衡的位置高低，用萨伊定律否定刺激的可能性，牛头不对马嘴了 @whigzhou: 均衡水平与预期的乐观程度有关，因而可以在仅仅改变乐观程度的情况下被提高，也就是刺激是可能实现的，尽管那未必是好的或可取的 @whigzhou: 均衡水平也与信用系统创造货币的能力有关，因而可以被某个其信用资源未被充分利用来创造货币的参与者（比如政府）通过将其信贷潜力释放出来而改变，因而刺激是可能的，尽管那未必是好的或可取的 @whigzhou: 可以想象一种由单一个人刺激经济的可能性：甲拥有一座探明储量1万亿吨的铜矿，但他啥也不做，不开发、不借钱、不立遗嘱、不指定继承人，现在他决定刺激一下经济，用这座铜矿成立一家公司，股份分赠给一万人，每人拥有万分之一股份，均衡水平会立即被抬高，对吧？  

【2014-06-10】 @whigzhou: 马克思在学术界遗毒最深的概念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剩余产品（surplus product）”。 @whigzhou: 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是两码事，后者遗毒限于马教内部，前者遗毒害及整个人类学和历史学界。剩余产品理论的意思是：随着生产力提高，产出超过维持生存所需而出现剩余，剩余供养了包括统治者在内的专业阶层 @whigzhou: 这是对社会分工机制的深刻误解，受害者至今屡屡不绝于人类学界。 @whigzhou: 比如10个人原本各自挖番薯，每天挖8小时然后回家花1小时捡柴煮饭，后来变成1个人给所有人捡柴煮饭，其余9人每天可多挖1小时番薯，结果总产量可能还有所增加，用剩余产品理论就不能正确理解和解释这一过程 @whigzhou: 再比如，原本10个人在某块地上靠挖番薯过活，每天挖8小时刚够吃，但边际产出率递减很快：每天前4小时就挖够所需之90%，后四小时只带来10%产量，后来，其中1人掏出枪，杀掉4人，逼迫剩下5人将所挖番薯分1/5给他，所有人仍够吃饱，且其间生产率未发生任何变化，用剩余产品理论同样不能正确理解该过程  

第二十章   我眼中的经济学 本书的评论重点是经济和产业，所以在交待完哲学立场之后，我想再交待一下我在经济学上所持的一些基本观点，以及我看待这门学科的态度；因为我不是职业经济学家，平时缺乏动机完整论述自己的专业看法，这里收录的是几篇有代表性的读书和思考笔记，还有讨论记录，其中一些观念常反复出现在前面的评论中。 简单的说，我认为经济学提供了强大的分析工具，是观察和理解世界的很好角度，但同时我对经济学的发展也日益不满，不满的根源在于它过于依赖经济人模型，而缺少对其他层次和结构的认知，比如基因、组织和文化这三个观察层次，我热切期待不久的 未来学界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但在此之前，我不得不继续沿用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手段，而不足之处只能暂时用一些温和的方式来作出修补，主要的修补方法是“商品识别”；这个办法不是我发明的，比如有人在解释炫耀品[1]时就用过，炫耀品是对价格理论的致命挑战，因为它至少在表面上违背了价格上升需求下降的规律，修补的办法是：把价格上升前后的商品视为两种商品，因为它的炫耀功能变了，价格当然可以不一样了。 问题是，这个口子一开，凡是碰到价格理论无法解释的商品，都可以归为炫耀品，它就成了万能膏药，但科学理论是禁止万能膏药的；所以，必须有一个标准来认定什么商品才是炫耀品，并说明，多大的价格差距才能让价格变化前后的商品变成两种，经济学本身显然无法提供这样的标准，但文化人类学却有望提供，炫耀品是被用作身份符号的，而身份符号如何产生，如何被识别和模仿，各种符号如何被组织在一个结构，这些正是文化研究的课题。 我在第八章讨论消费离散性和生活方式时，曾演示过一个商品识别的另一个例子，我把整个生活方式识别为一个商品，并据此解释了为何在收入上升过程中，某些区间的储蓄率提高，而另一些区间储蓄率下降，为何有些人宁愿继续失业也不愿接受低一档的工作，为何穷人风险偏好反而比中产者高，等等。 这种修补方法，其实就是把从其他层次上观察获得的新的结构认知，转换为个体层次上的“偏好”，这就好比，我从经验中认识到的是“吹过了一缕东南风”，但为了在形式上仍坚持方法论个人主义，我只好把它表述为“一亿亿亿个空气分子都各自沿着一条东南-西北走向的路线发生了迁移”，虽有点啰嗦和别扭，倒也没什么不可以。 ---------------------- [1]炫耀品即凡勃伦品（[[Veblen good]]），指那些因其炫耀性功能，价格上涨需求量不降反升的商品，由经济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首先提出。  

【2014-01-11】 @heracles的救赎:可餐饮业真心不赚钱呀，辉总 @whigzhou: 从店铺转手速度看，每年烧在餐饮业里的钱都很惊人，但这或许正是因为有些餐 馆确实非常赚钱，而别人都看不懂他们是怎么赚到钱的，于是其中一些错误地认为自己也能赚 到，所以#说整个行业赚不赚钱没啥意义# 【2014-01-17】 @whigzhou: 刚才坐在马桶上又想了想这问题，好像还有点意思 @whigzhou: 按最简单的理论，从会计利润中刨掉其实应算作要素租金的部分之后，任何行业 的利润都不会长期偏离平均的资本收益率，因为假如某行业比平均水平赚得多，就会有资本继 续进入，直到拉平。 @whigzhou: 但这个理论可以更精致，因为边际收益率不是个容易获得的信息，个体厂商只能 通过一些间接信号来判断，而各行业中这些间接信号的分布不同，这就为某种可持续的偏离留 下了机会 @whigzhou: 所谓可持续偏离，意思是，某行业边际收益率已经低于水平水平，甚至是负的， 但仍不断有资本持续进入，或者相反，某行业持续保有超额收益，却没有更多资本进入 @whigzhou: 维持偏离的可能性之一，是信息扭曲，比如演艺业，一个大明星的成功，传播率 很高，而大批失败者，其中每个知道的人很少，因而一个正在决定是否入行的女孩，据以做决 定的信息，可能是高度扭曲的，这样，演艺业可以在边际收益率已降到极低的时候，仍持续吸 引新进者 @whigzhou: 不过，就演艺业而言，这样的扭曲可能只存在于初入道环节，一旦入行，身边众 多同行的境遇，很快会纠正他们此前的错误认知…… @whigzhou: 但对于另一些行业，可能不存在让入行者及时纠正错误认知的初始阶段，而发现 错误时已经来不及了，错误只能由倒闭来纠正，哪些行业是这样，不知道…… @whigzhou: 注：我对这里提到的任何行业都没有任何可靠的经验知识，纯属瞎想 @whigzhou: 实际上，对于个体决策者，经济学意义上（而不是会计意义上）的利润率是根本 没办法获得的信息，区分要素租金、风落收入和可预见收益，几乎办不到 @喂羊的月亮熊:很多情况下餐饮业是在做商业房地产。很多在热闹位置的餐厅亏钱，但是靠转 让费就可以赚一大笔。西单大悦城，南锣鼓巷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另外，单店可能不赚钱，资 本进入做成连锁，最后可以靠退出赚钱。不知道雕爷牛腩和皇太极煎饼是不是这样。 @whigzhou: 嗯，这个问题有意思，稍后再谈 @喂羊的月亮熊:此外餐饮和洗车行一样，提供大量现金流，可以用来洗钱呢 @whigzhou: 最早是洗衣店，也是洗钱一词的来源…… @trustno1v2:其实上就是这个行业资本化或者证券化率非常高。资本化程度提高，转让摩擦成 本就低，资金进入行业就相对便利。 @whigzhou: 如果到了能够证券化的程度，这问题差不多也就不存在了 @whigzhou: 可以设想一个与演艺业相反的行业，其中成功的都闷声大发财，失败的都跳楼， 跳楼当然是新闻事件（至少会成为当地新闻），信息向另一个方向扭曲：大家每年都听到这行 业有几个人跳楼，该行业的边际收益率会不会持续维持高位呢？ @Stimmung:这算信息租金？ @whigzhou: 知情而入行者，好像算信息租金，可是对那些其实也不明就里而赚到钱了的入行 者呢？算租金还是算风落？所以我说几乎没法区分 @whigzhou: 维持偏离的另一种可能性，也与信息有关，是要素的可识别  

贫富差距的现实含义 辉格 2014年1月14日 近年来美国媒体上有关贫富差距扩大的报道时有所闻，最近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也认为美国的贫富差距达到了过去八十多年来的最高点，收入排名前1%的家庭获得了10.8%的税前总收入，前10%获得了50.4%，前20%的总收入高达最后20%总收入的16.7倍；2011年美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8，现在可能更高。 对于收入差距扩大、基尼系数提高，许多人第一反应是：穷人状况恶化了，至少是相对地恶化了，然后他们会为这种“恶化”寻找根源和谋划对策，而他们所能找到的对策，无非是最低工资、强化税收再分配、改善穷人福利之类，据说一些民主党议员早已开始以收入差距扩大为由在推动这些政策了。 不过，在急于寻找药方之前，我们最好先看看，有关贫富差距的统计数字背后，究竟可能对应了些什么社会现实；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收入差距扩大未必意味着穷人状况恶化，因为收入并不全部用于消费，而衡量生活状况的恰当指标是消费条件和消费能力，所以，假如一个社会产出的全部消费品中，穷人消费的份额和总量都没有减少，价格相对于可支配收入也没有上涨，那么，穷人的状况就没有恶化。 个人的消费水平不会随着收入提高而无限提高，最富裕的那些人，当收入高到一定程度，再增加收入通常已不会影响个人消费水平；所以假如收入差距扩大只是因为这样的最富裕阶层收入提高了，那么消费品的分配状况就没有变化；要判断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我们需要一个消费基尼系数，但目前可以看到的只有收入基尼系数。 除了消费水平的差距，要衡量富人收入相对提高对穷人状况的影响，还要看富人将新增收入花在什么地方，这些开支是挤压了大众消费，还是相反，改善了大众的消费条件；大致可以区分四种情况，第一种是富人将新增收入用于消费，并且这些消费与大众消费构成资源竞争关系，比如增加饮酒量，会抬高粮食价格，多打高尔夫球，会抬高郊区住宅用地价格。 第二种是将新增收入用于消费，但这些消费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几乎不额外使用任何大众消费品生产所需要的资源，因而不会抬高大众消费品价格，比如雇佣更多仆人用为自己梳妆打扮、养花喂狗、挖土修坟。 第三种也是将新增收入用于消费，但这些消费行为不但没有挤占大众消费资源，而且还为社会带来很多正的外部性，比如购买艺术品，富人为艺术品所出高价养活了很多艺术家，而他们的作品通常大众也能欣赏到；许多新型消费品在形成规模化生产之前能够被设计开发出来并在市场上存活下来，都得益于乐意尝鲜的富人愿意为新东西支付高价。 第四种是将新增收入投资于生产性活动，而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这些活动的最终目标都指向消费条件的改善：要么是更好的产品、更便利的服务，要么是更低的产品价格，结果是这些投资所针对的消费条件改善了；从生产的角度看，此类投资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和它所需要的资本掌握在多少人手里是没有关系的，但假如掌握这些资本的人数减少了，统计上就表现为基尼系数提高，但实际上大众消费状况反而改善了。 所以，衡量收入差距扩大会多大程度上恶化大众和穷人的生活状态，要看富人会将新增收入更多的用在哪方面；按经验，至少在发达社会，最富裕阶层的消费提升很少表现在数量上，也较少表现为对实物资源的消耗，而更多表现在形式、质量、档次和品位上，这样，挤压大众消费的第一类活动就很少。 近些年美国的收入差距扩大，很可能是因为生产领域创新活动的增加，理论上，每次大规模的创新浪潮都会扩大收入和财富差距，因为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会对那些带来创新的发明家和基于创新而重新组织资源、改造产业结构的企业家，作出巨额奖励，造就一批暴富新贵，结果当然会扩大贫富差距，但只要这些新贵不将新近获得的财富大量用于上述第一类消费，那么这一结果对大众和穷人就不是坏事，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何美国的基尼系数和中国的一样高，但美国大众对贫富问题的抱怨却少得多，只有47%的民众认为贫富差距是个严重问题。 最近这轮以信息革命和电子商务为代表的创新浪潮，其一大特征是更扁平的产业结构和更大的规模经济，一家互联网企业可以免除大量中间结构而直接面向规模极大的消费群体，这一过程造就了一大批规模空前的新巨富，同时也消灭了许多传统中小企业和中间商，以及相应的大量白领工作岗位，所以这一轮浪潮中，作为一个阶层整体上受损的，大概就是中产阶级了，他们中的许多人需要在新的产业结构中为自己找到新位置。 评价贫富差距是否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不能只看基尼系数，假如一个社会中的富人整天都在琢磨着如何为大众提供更好的商品和服务（好让自己从中赚到更多的钱），而且事实上也将多数财富投入这样的活动中，这样的贫富差距就是健康的，因为这种差距只是表明：市场机制发现，掌管巨额财富去改善民众生活这件事，只需要很少人去打理。 相反，假如一个社会中的大量人口整天都在想着怎么更好的满足少数权贵的需求，比如怎么把金字塔修的更高，好让法老看了高兴，结果多数稀缺资源都围绕着极少数人的需求和意志而配置，这样的贫富差距才是可怕的，即便其基尼系数和前一种社会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