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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文#W5: 春运压力不会因城市定居而减轻

春运压力不会因城市定居而减轻
辉格
2011年12月30日

年复一年的春运又将来临,整个交通体系又要经历一次高压的考验;多年来,总有人把春运洪流所带来的紧张、拥挤、劳顿、甚至混乱,视为这个社会的一项痼疾,总在处心积虑寻找治愈它的方法,也不乏有人认为自己已经找出了可行的治疗方案,不过这些方案是否真的可行,是大为可疑的。

尽管交通系统的规划者和交通业的运营商会考虑春运需求,其中有些甚至把春运作为主要或头号目标市场,但在整体上,交通体系不可能按照春运的需求来调整产能和配置资源,这么做太不经济了,只有大规模政府补贴或强制性计划经济才可能(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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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压力不会因城市定居而减轻 辉格 2011年12月30日 年复一年的春运又将来临,整个交通体系又要经历一次高压的考验;多年来,总有人把春运洪流所带来的紧张、拥挤、劳顿、甚至混乱,视为这个社会的一项痼疾,总在处心积虑寻找治愈它的方法,也不乏有人认为自己已经找出了可行的治疗方案,不过这些方案是否真的可行,是大为可疑的。 尽管交通系统的规划者和交通业的运营商会考虑春运需求,其中有些甚至把春运作为主要或头号目标市场,但在整体上,交通体系不可能按照春运的需求来调整产能和配置资源,这么做太不经济了,只有大规模政府补贴或强制性计划经济才可能实现,市场是不会达到这种状态的,所以从供给面看,春运的压力恐怕是不可能消除的。 那么从需求面呢?一种观点认为,构成春运洪流主力的是返乡民工,由于城市的种种排斥性和歧视性制度,他们很难在工作所在的城市安家落户,在文化上也缺乏归属感,所以仍把自己当家乡人,在家乡盖房买房、娶妻生子,与家族和家乡社区的纽带仍牢牢维系着,人生的重大环节和各种仪式性过程,也都在家乡履行,这样,过年回家的需求自然十分强烈,简言之,这是城市化不彻底的结果,农民进城打工但没有真正定居下来并融入城市社会。 这一观察是准确的,问题是,这种状况的改变,是否会减轻春运压力?我看不会,假如打工者在城市定居下来,他们与家乡的传统纽带会逐渐松弛,但他们与父母兄弟姐妹的家庭纽带却未必会随之而松弛,只要节日家庭团聚的习俗仍在,并且家庭成员异地居住的状况仍然普遍,那么春运人潮便不会消退。 在城市定居下来的新移民,或许过年不再返乡,但为了团聚,就需要邀请父母兄弟前来过节;或者,他们已经把年老的父母接来城市居住,因而在春节不再需要返乡,但既然他们的父母已经老得需要投靠儿女,他们自己的子女就很可能也已经长大并在异地上学或工作;所以无论哪种情况,只要家庭成员异地居住并在春节团聚的普遍性依旧,春运人流量并不会改变,改变的将只是流动结构。 当然,结构变化对交通产业也会产生深远影响,目前典型的人口大省与劳动密集型产业聚集区之间的往返人潮,将会被方向更随机的流动所替代,宏观上的方向性将趋于弱化,这是好消息,将让交通资源的负担分布的变得更均衡。 但同时也有坏消息,城市化将使得人们在节日前往团聚的那个“老家”——通常就是父母的居住地——的位置在地理层次结构上逐渐上移,这样,春运负担将更多的被分布在交通网络的上层节点之间,也就是干线上。 尽管有些家庭会选择在子女家过年,但至少在目前,多半家庭仍会选择回父母所在的老家,因为过年不仅仅是家庭团聚,也是人们维系传统关系网络的重要机会,对于大部分人,父母的居住地也是他长大的地方,是他的亲戚、邻居、儿时伙伴、同学和老师们目前或曾经生活的地方,这些人即便已不在当地居住,在春节也很可能回到那里,因而这样的时间和地点构成了一个无须约定的最佳聚集场合。 当然,这一习俗在大量家庭转移到大城市之后可能会被削弱,因为在大城市,即便在春节这样特殊的日子,遇到你希望遇到的人的几率,也远远低于乡村和城镇;不过这一削弱并不会降低人流量,只是改变了其方向,而且会变得更多的指向大城市了。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深化,这些“老家”正随代际更替而逐渐从村移向镇,从镇移向县城、地级市、乃至大都市;特别是,由于私人缺乏取得土地的途径,缺乏自我组织社区和自我治理的机会,中国的城市化具有向中心都市集中的强烈倾向,随着农村老人的故去和投靠子女,刚刚开始的城市化下半场,将目睹大批乡村的全面凋零;相应的,交通人流也随之而大规模向上层转移,干线压力在今后会变得更加沉重。 在未来将给春运带来更多压力的两个因素是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社会流动性增长,接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更可能选择远离父母的工作,同时,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和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要素配置将变得更灵活多样,大跨度的再配置也会更常见——这一点从大公司雇员来源日益增长的多样性中不难看出——这两点都会增加家庭成员的居住分离度,因而扩大春节团聚的人流量和平均奔波距离。
人之初,性本善?

经过一番讨论,现在总算可以把焦点指向根本的部位了。

我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是错误的说法,人性在被驯化之前,既不善也不恶,因为他缺乏一套区分善恶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我前面说的规范。

但是,人又具有很强烈的本能来寻求接受这样一套规范,因而很容易被驯化,这一点类似于语言本能,人之初不掌握任何语言,但人有很强大的本能来学会一套语言,这其中原因之一是,人性中内置了一套用来容纳语言结构的通用语法,类似的,人性中大概也内置了一套用来接受社会规范的概念/命题结构。

一旦我们承认可能存在不同的规范,便可区分出三种规范:

A)成长期所习得的规范Na;
B)成年期将生活于其(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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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番讨论,现在总算可以把焦点指向根本的部位了。 我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是错误的说法,人性在被驯化之前,既不善也不恶,因为他缺乏一套区分善恶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我前面说的规范。 但是,{*quote(文化驯化.本能基础)人又具有很强烈的本能来寻求接受这样一套规范,因而很容易被驯化,这一点类似于语言本能,人之初不掌握任何语言,但人有很强大的本能来学会一套语言,这其中原因之一是,人性中内置了一套用来容纳语言结构的通用语法,类似的,人性中大概也内置了一套用来接受社会规范的概念/命题结构。/quote*} 一旦我们承认可能存在不同的规范,便可区分出三种规范: A)成长期所习得的规范Na; B)成年期将生活于其中的规范Ns; C)父母所认同的规范Np; 这样,我们至少可以想象,被驯化的结果有下面各种可能: 1)未接受任何规范,仍处于不能区分善恶的状态;(大概只有极少数,比如重度自闭症患者) 2)Na=Ns=Np,这是最理想状态; 3)Na=Ns<>Np;融入了某个社会,但不是其父母所希望的那个; 4)Na<>Ns,无法融入社会; 5)从不同小环境中习得了多种规范,比如Na1和Na2,在成年期生活的不同侧面或阶段分别处于不同社会规范下,比如Ns1和Ns2,幸运的是,每个Ns都有与之相等的Na,比如Na1=Ns1,Na2=Ns2,并且他学会了随情境不同而自如的切换规范,就像多语言孩子随场合自如切换语言一样; 6)习得了多种规范,但不能恰当区分它们并自如切换,因而不能十分协调的融入社会; 7)接触了一种或多种规范,但由于环境条件过于动荡不连贯,未能习得其中任何一种,或理解了规范但拒绝遵守,也就是常说的反社会,这也可以算是(6)的极端情况; …… 再回过头来看“人之初性本善”这句格言,在单一文化的封闭性小社会,比如传统部落社会,它的确可以是真理,因为在那里,Na/Ns/Np的值域都是同一个单元素集合,因而是自动恒等的。  
关于教育

一则新闻引出的扯淡(W是我):

U:不过,到底怎么教育孩子才好呢?要强迫孩子做大人们认为对的事吗?比如说,有道德?

W:这事情我没什么发言资格,不过我想做绝大多数传统父母都会做的事情,大概不会太错吧?强迫做什么事好像没必要,但施加某些规范大概是需要的。

W:无论如何,成长过程也都是个被某种文化驯化的过程,父母的作用,一是构成了这个驯化环境的一部分,二是可以部分的为孩子选择这个环境,或许后者更重要。

W:所以,假如该环境除父母之外的部分状况良好,此时父母把自己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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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新闻引出的扯淡(W是我): U:不过,到底怎么教育孩子才好呢?要强迫孩子做大人们认为对的事吗?比如说,有道德? W:这事情我没什么发言资格,不过我想做绝大多数传统父母都会做的事情,大概不会太错吧?强迫做什么事好像没必要,但施加某些规范大概是需要的。 W:{*quote(文化驯化.父母的作用)无论如何,成长过程也都是个被某种文化驯化的过程,父母的作用,一是构成了这个驯化环境的一部分,二是可以部分的为孩子选择这个环境,或许后者更重要。/quote*} W:所以,假如该环境除父母之外的部分状况良好,此时父母把自己的影响降至最低也无妨,但要是相反呢? W:基于这一考虑,我认为不顾环境条件而模仿西方父母,可能是危险的。 W:在我看来,那种认为放任主义教育方式下孩子发展出的就是纯天然“天性”的想法,是天真幼稚的,你不参与驯化过程,环境其余部分仍会参与,且占了主导,被驯化才是最大天性。 U:在中国就是中国文化。那什么是中国文化呢? W:不需要用这么大的概念,与此问题更相关的是小文化,小到可能只有一条街一个院子。
宗教的力量:教义 vs 文字

宗教的力量主要来自其表达和组织形式,与教义关系不大,所有高级宗教的两大核心特征是:拥有经典和职业僧侣,有一群人,相信真理就在经典文本之中,这就构成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训练的机制,让他们成为识字人,会读写,会利用文字远距离通信和积累知识,仅此一点,在古代已足以让僧侣组织拥有强大的力量。

文字技能给僧侣组织带来的成就,会让更多的人相信真理(或法力)就在他们掌握的经典之中,这一方面给教会提供了更广阔的僧侣来源,同时也让它更容易的获取更多成就,(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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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力量主要来自其表达和组织形式,与教义关系不大,所有高级宗教的两大核心特征是:拥有经典和职业僧侣,有一群人,相信真理就在经典文本之中,这就构成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训练的机制,让他们成为识字人,会读写,会利用文字远距离通信和积累知识,仅此一点,在古代已足以让僧侣组织拥有强大的力量。 文字技能给僧侣组织带来的成就,会让更多的人相信真理(或法力)就在他们掌握的经典之中,这一方面给教会提供了更广阔的僧侣来源,同时也让它更容易的获取更多成就,这就构成了一个正反馈回路。 有人说佛教不入世是因为其消极主义教义,这是瞎扯,佛教在印度/西藏/东南亚等流行婆罗米系文字或原本无文字的社会,都是入世的,在中国不入世是因为,学习用婆罗米系文字写成的经典(翻译都很不彻底)所带来的文字技能,在流行汉字的社会没多大用处,无法让僧侣组织获得特殊的力量。 实际上,佛教在初入中国时,是很想入世的,只是在多次灭佛运动中惨遭失败之后,才被迫出世隐遁了。
西西里方式

刚才在豆瓣上评论了《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冲着美女去的,却意外看到一部不错的西西里风俗片,别看主题小,文化背景设定相当靠谱,除了大家都看得出的传统小社会特色,迎接征服者的西西里式态度,律师的古典辩护风格,与上帝和圣徒的关系,妇女的头巾……

在微博上又补了一句:

日本是文化皈依专业户,西西里则是被征服和被拐卖专业户,相映成趣

吃饭时想了想,感觉这个主题可以再挖掘一下。

从政治史看,西西里的历史就是一个被来自文化、宗教和制度背景迥然不同的强权(希腊/迦太基/罗马/汪达尔/拜占庭/阿拉伯/诺曼/德意志/安茹/西班牙/奥地利/法兰西/意大利/美国——囊括了全部曾在欧洲风光过的国家)反复征服和转让的历史。

上层权力结构的频繁变动对社会秩序的维持构成了严重挑战,社会对此作出的反应是,私人的和地方(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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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在豆瓣上评论了《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冲着美女去的,却意外看到一部不错的西西里风俗片,别看主题小,文化背景设定相当靠谱,除了大家都看得出的传统小社会特色,迎接征服者的西西里式态度,律师的古典辩护风格,与上帝和圣徒的关系,妇女的头巾……

在微博上又补了一句:

日本是文化皈依专业户,西西里则是被征服和被拐卖专业户,相映成趣

吃饭时想了想,感觉这个主题可以再挖掘一下。 从政治史看,西西里的历史就是一个被来自文化、宗教和制度背景迥然不同的强权(希腊/迦太基/罗马/汪达尔/拜占庭/阿拉伯/诺曼/德意志/安茹/西班牙/奥地利/法兰西/意大利/美国——囊括了全部曾在欧洲风光过的国家)反复征服和转让的历史。 上层权力结构的频繁变动对社会秩序的维持构成了严重挑战,社会对此作出的反应是,私人的和地方性的非官方秩序获得了长足发育,远比其它有政府地区更为发达而牢固,而同时,他们在面对新来的征服者(无论是法西斯还是美军)时可以更为超然、戏谑和满不在乎。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对秩序的需求是如此强烈,所以当官方秩序供给不足时,总是有私人的非官方秩序来填补其留下的空白;实际上,在传统社会,政府权力和官方司法系统远不如它们在现代社会那么覆盖和深入到生活的每个角落,基层社会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非官方秩序来维持的。 非官方秩序的特定是,其规范是自发形成的,规范的执行依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分散实施的集体监督和惩罚,包括无处不在的闲言碎语和警惕目光,对秩序触犯者的关系隔绝、驱逐或惩罚,所以在更多依赖这种秩序的社会,人际关系必定是紧张的、压抑的,甚至是严酷的。 Malena所遭受的,正是这些,因为她违反了女人之间的竞争规则,有朋友说她代表了被践踏的弱者,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实际上只是到了最后她才变成弱者,而之前她却不合法的利用了自己的优势,她的最终遭遇在我看来更像是一个战败落单的骑士被一群之前受他欺负的农民哄抢殴打。 非官方秩序的无处不在也表现在电影的另一个细节上,没有长裤穿的男孩被隔离在成人世界之外,无论在少年团伙还是理发店里,这条规则都执行的很严格。 当然,这些特征在传统社会或多或少都有,但西西里因其独特的历史而尤其发达,这也解释了为何西西里成为黑手党的老巢:{*cite:黑社会的性质|黑社会是一种秩序,它是官方秩序的替代品/cite*}。
饭文#V7: 纯天然概念是否值得被引入法律?

纯天然概念是否值得被引入法律?
辉格
2011年11月9日

近年来,一股围绕着绿色、自然、有机等等概念而汇聚涌动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潮流,正在从西方向全球迅速蔓延,在许多地方它已经在主导着社会风尚,尽管在实践上未必被广泛遵循,但在观念上却已成为主流:大规模制造、复杂深度加工、矿物与合成原料的广泛使用等等与现代工业联系在一起的元素,被认为是过时和粗鄙的,尽管出于便利和成本的考虑仍不得不使用,而简约、自然和返璞才是高雅而时尚的,在能够负担的限度内总是值得追求的。

实际上,作为对现代工业和城市文明的一种反应,类似的价值和生活方式潮流已经有过好几波,它几乎成为孪生兄弟,伴随着每一轮技术和产业革新浪潮;原因不外乎,每当产业革新大幅提升了大众的消费水平,那些高尚阶层就不得不为自己构造新型生活方式来拉开他们与庸众的距离,至于他们所宣称的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件完全经不起推敲的伪装

如同以往,消费品制造商对这些潮流变动的反应并不迟钝,即便他们造不出严格意义上的天然有机产品,至少可以附和这些概念,利用这些标签,毕竟时尚总是在瀑布式的向下渗透,大众负担不起纯正版有机生活,但不太纯的版本仍是有吸引(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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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天然概念是否值得被引入法律? 辉格 2011年11月9日 近年来,一股围绕着绿色、自然、有机等等概念而汇聚涌动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潮流,正在从西方向全球迅速蔓延,在许多地方它已经在主导着社会风尚,尽管在实践上未必被广泛遵循,但在观念上却已成为主流:大规模制造、复杂深度加工、矿物与合成原料的广泛使用等等与现代工业联系在一起的元素,被认为是过时和粗鄙的,尽管出于便利和成本的考虑仍不得不使用,而简约、自然和返璞才是高雅而时尚的,在能够负担的限度内总是值得追求的。 实际上,作为对现代工业和城市文明的一种反应,类似的价值和生活方式潮流已经有过好几波,它几乎成为孪生兄弟,伴随着每一轮技术和产业革新浪潮;原因不外乎,每当产业革新大幅提升了大众的消费水平,那些高尚阶层就不得不为自己构造新型生活方式来拉开他们与庸众的距离,至于他们所宣称的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件完全经不起推敲的伪装。 如同以往,消费品制造商对这些潮流变动的反应并不迟钝,即便他们造不出严格意义上的天然有机产品,至少可以附和这些概念,利用这些标签,毕竟时尚总是在瀑布式的向下渗透,大众负担不起纯正版有机生活,但不太纯的版本仍是有吸引力的,可是这样一来,真正的有机人士就该着急了:假如他们精心构建的生活方式如此容易被模仿,刚刚树立的新身份藩篱岂不很快要被冲垮? 近几个月美国发生了多起涉及“纯天然([[All Natural]])”标签的诉讼,一些商家被指控滥用该标签,蓄意欺骗消费者;当然,原则上,商家在包装和广告上使用某个词汇来描绘其产品时,理应预见到它在消费者头脑中所唤起的联想和由此形成的期待,并确保他的产品能够符合这些期待,但这并不意味着商家需要迁就每个消费者的特定预期,因为每个词汇带给不同人的预期是不同的,而对于那些语义含混的词汇,理解的一致性程度可能很低(这正是“含混”的意思),低到无法用它来对民事行为进行法律规范,这样的词汇便没有资格进入司法程序。 诚然,法律间或会引入一些新词汇,其中有些原本也是暧昧不明的,而随着一个个案件的抗辩和审理过程,这些概念被越来越精确的阐释和界定(其间或许会求助于某些权威阐释者),最终在法律中得以确立;可是司法系统在这么做时是需要考虑成本收益的,将一个语义模糊的概念确立为法律概念的过程,以及执行围绕它而建立的规范,都需要消耗大量司法资源和诉讼当事人的时间与精力,这些成本由纳税人和整个社会负担,假如这个概念所涉及的利益并不是社会普遍关切的,那就未必值得了。 有些概念,比如有毒、致癌、抗菌,由于涉及到身体健康等基本需求,可以安全的假定是受到普遍关切的,但是像“纯天然”这样仅仅用来标识特定价值观或生活方式的符号性概念,动用代价高昂的司法资源去为它界定司法上可用的精确含义,就未免显得过于小题大做了。 况且,意欲捍卫纯天然符号之纯洁性的人们,有着司法之外的途径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品牌就是现成的办法,面向真正纯天然需求的厂商,可以用独特的品牌来区别于那些不纯洁的模仿者;或者,推动纯天然概念的消费者和制造商协会可以另选一个其语义从一开始就足够清晰的新词汇,并为它建立排他性的认证和授权机制。 其实,他们最初将这个符号建立在“天然”这个词汇上就是个错误的选择,因为这是个老词汇,无可避免的背负着纠缠不清的语义包袱,相比之下,“有机([[organic foods|organic]])”就好多了,虽然也是老词汇,可正因为它过于不知所谓了,人们绝不会将它与化学里那个“有机”相混淆,所以关于什么算“有机”的规范倒是早已形成了。 原则上,基于私人制度演进的解决方案总是首选的,因为它的成本由其关切者自行负担,司法系统只有在那些已被证明是普遍的关切无法通过私人制度得到响应时,才需要介入。
饭文#V4: 文化是最不需要扶持和促进的产业

按:本来还想说说由官办教育、媒体垄断和推广普通话所共同推动的语言灭绝运动给文化产业造成的影响,篇幅有限,以后再说吧。

文化是最不需要扶持和促进的产业
辉格
2011年10月28日

自从门户开放以来,就时常有人惊呼外来文化之冲击,或哀叹本土文化产业之衰微和不争气,而在经历了多年经济增长之后,与其它部门的蓬勃兴旺相比,文化产业的萎靡不振,就更显得格格不入了,所以难免有人要问,该如何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政府是不是该下点力气扶持一下?还有更富底气的:什么时候咱们也对外输出点价值观?

这些问题都问错了,正确的问题是:要怎么做才能有效压制文(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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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来还想说说由官办教育、媒体垄断和推广普通话所共同推动的语言灭绝运动给文化产业造成的影响,篇幅有限,以后再说吧。 文化是最不需要扶持和促进的产业 辉格 2011年10月28日 自从门户开放以来,就时常有人惊呼外来文化之冲击,或哀叹本土文化产业之衰微和不争气,而在经历了多年经济增长之后,与其它部门的蓬勃兴旺相比,文化产业的萎靡不振,就更显得格格不入了,所以难免有人要问,该如何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政府是不是该下点力气扶持一下?还有更富底气的:什么时候咱们也对外输出点价值观? 这些问题都问错了,正确的问题是:要怎么做才能有效压制文化产业的发展?才能压制到现在这种萎靡水平?要知道,如同饮食和服饰产业一样,文化是个你最不需要担心如何让它繁荣起来的产业,对文化产品的需求普遍、强烈且根深蒂固,它深植于我们的人性之中,只要给它一点土壤和空间,便无处不在蓬勃生长。 真正需要担忧的,是那些人口稀少、语言孤立的社会,而像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庞大人口和大型都市,拥有官话(8.7亿人口)这一头号大语种,还有吴语(0.8亿)、粤语(0.7亿)、闽南语(0.5亿)等大语种,以及普通话(12亿)这个头号通用语的社会,是天然的文化沃土,除非你刻意花大力气压制,并且干得极其成功,是断然不会有文化枯萎之虞的。 纵观全球,凡拥有五千万人口以上大语种的语言文化群体,都拥有较为发达的文化产业和颇具影响力的地区文化中心,以电影为例,印度拥有世界产销量第一的电影产业,其以印地语为主的宝莱坞举世闻名,但印地语人口其实还不到3亿,所以12亿人口的印度还有两个不大为外人所知的电影中心:孟加拉语的陶莱坞和泰米尔语的考莱坞,而这两个语种的规模分别为1.7亿和0.7亿。 另外,西班牙语的墨西哥,葡萄牙语的巴西,斯拉夫语的俄罗斯和南斯拉夫,突厥语的土耳其,阿拉伯语的埃及,都拥有各自兴旺的影视业;埃及电影一度成为其第二大出口商品,开罗方言甚至因此而取得了阿拉伯世界标准口音的地位;人口1.5亿的尼日利亚没有压倒性的大语种,但它的4、5个一两千万规模的中等语种,也支撑着一个被称为瑙莱坞的生气勃勃的电影产业。 文化产业之所以如此容易发育和繁荣,是因为消费者的筛选底线非常低,正因为需求太迫切,所以在没有更好替代品的时候,再粗制滥造的劣质品也卖得掉,这一点,只要看过几部千篇一律的印度歌舞剧、冗长拖沓的墨西哥电视剧和弱智粗糙的香港警匪片,大概都会有所体会。 正因此,相对于机械、化工、生物、信息等现代工业,文化产业几乎没有门槛,也不需要培育需求,永远存在一个需求旺盛的市场供企业家尝试各种作品类型和商业模式;甚至它对法律制度、基础设施、营商环境、行政效率、收入水平、教育程度等等其他产业常常很敏感的生态条件,都没有太高的要求,比如前面所罗列的各大语种电影业中心,所在社会除香港之外在产业生态条件上都算不得好,有些甚至是极端恶劣,唯一的必备条件是大语种和人口密集居住,当然还有:免于强力压制。 除了种种出于政治控制和意识形态宣传的考虑之外,对文化产业构成压制的力量和舆论基础,也常常来自权力和精英阶层对大众文化之庸俗的担忧、反感和抵触;对庸俗的反感是可以理解的,担忧则大可不必,大众文化从来都是庸俗的,毕竟任何社会的绝大多数都是俗人,雅士从来都是极少数,后者大可以坐享其优越感,却没有道德上的理由将其审美偏好强加给广大俗人。 因而文化若要发展成一个大产业,构成其主要部分并在数量上占压倒性优势的产品,必定是庸俗的;更重要的是,对于精英和雅士们,假如他们希望看到更多高雅作品从文化市场上涌现,那么试图遏制庸俗文化的发展也是不明智的,相反,他们应该乐见庸俗文化的繁荣,因为一个庞大而繁荣的庸俗文化市场,将为高雅产品的孕育和成长创造更好的土壤。 为理解这一点,不妨把高雅和庸俗文化视为两个平行产业,这两条产业链的重合部分主要在中间,而它们的两头:原始创作和最终需求,都不具有很高的替代和排挤关系;一个整天给墨西哥连续剧写剧本的作家,大概一辈子也写不出狄更斯那样的传世佳作,而那些对黑泽明心有独钟的观众,大概更不会因为大量印度歌舞片的存在,而放弃他们对严肃作品的兴趣。 所以,大量生产的庸俗产品,既不会吸走高雅作品的创作者,也不会作为替代品满足对高雅作品的需求,相反,它们只会因推动文化产业链中间环节的发展,而为高雅作品提供一套成熟而廉价的基础设施和分工合作体系,而假如没有庸俗产业巨大规模的推动,仅凭高雅作品那小的可怜的规模,是不足以支撑这些分工精细的中间环节发展的,实际上,高雅产品正是搭了庸俗产业的便车,才能获得它今天在各大文化中所取得的成就,假如没有广大歌舞片和肥皂剧观众的无心支持,或许狄更斯的小说今天仍会躺在旧书架上,而没有机会被搬上银幕而遇见它的观众。
饭文#S6: 从同性恋纷争看文化宽容

从同性恋纷争看文化宽容
辉格
2011年7月4日

吕丽萍在微博上以赞同的姿态转发了一位牧师的反同性恋言论,随即掀起轩然大波,引来多位演艺界同行站队表态,无数粉丝跟着声讨欢呼对骂起哄;从对阵局势看,反对吕丽萍的声音占了上风,很高比例的网友宣称要抵制她的作品,金马奖评奖委员会也已取消了对她的颁奖邀请。

从这场纷争中,我们可以真切的体会到,这些年来文化宽容和多元化在中国社会所取得的长足进展,就在十年前,公开谈论这样的话题多半会引来异样的一片目光,人们对性取向之类的话题更多的是回避和躲闪,而同性恋/双性恋人士公开自己的性取(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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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同性恋纷争看文化宽容 辉格 2011年7月4日 吕丽萍在微博上以赞同的姿态转发了一位牧师的反同性恋言论,随即掀起轩然大波,引来多位演艺界同行站队表态,无数粉丝跟着声讨欢呼对骂起哄;从对阵局势看,反对吕丽萍的声音占了上风,很高比例的网友宣称要抵制她的作品,金马奖评奖委员会也已取消了对她的颁奖邀请。 从这场纷争中,我们可以真切的体会到,这些年来文化宽容和多元化在中国社会所取得的长足进展,就在十年前,公开谈论这样的话题多半会引来异样的一片目光,人们对性取向之类的话题更多的是回避和躲闪,而同性恋/双性恋人士公开自己的性取向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而现在,无论哪一方,在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立场上,都显得更加坦荡和自信。 文化宽容是市场经济赐予现代社会的一份厚礼,但同时,它也为我们构造了全新的生活环境,个人需要一些适应和调整才能充分享用它带给我们的好处;在传统小社会中,所有人都相互熟识、知根知底,相互间的评价和交往是全方位的,生活的每个方面,从生产食物的方法、饮食禁忌、婚丧习俗、男女交往、家庭纠纷、哺育教养孩子的方式,等等一切,都被同一套伦理规范严密的包裹在一个系统中。 结果是,同一社区的社会成员之间,在习俗、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上,趋于高度的同质化,个人在任何方面的违逆便可能使其成为反秩序和反社会者,从而遭受群体的排斥甚至惩罚,每个想融入社会的人都必须向这套规范袒露自己的每个侧面,接受其审视和约束,就像新党员入党时要向组织全面“交心”、并定期在组织生活会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样。 今天已高度宽容和多元化的美国社会,其实最初也是这样的,清教徒在北美建立的早期殖民社会是十分封闭而不宽容的,私人的生活和思想随时面临着邻居和牧师的监督和审查,礼拜日教堂里的忏悔活动往往就是社区成员介绍再教育的组织生活会;这种禁锢和压抑的氛围,是后来年轻人纷纷逃离乡村涌入城市的一大动力。 现代大规模市场交易改变了这一局面,在传统社会,熟人之间的合作与交易不是一笔笔单独评估的,而是被置于长期交往关系之中衡量,铁匠收一个徒弟和现代企业的雇佣关系完全不同,师傅所期待和要求于徒弟的,绝不仅仅是工作任务,出身、家庭背景、长辈关系、人品操守、甚至娶妻生子的安排,师傅都会关注、参与、甚至干预,这种长期关系的跨度甚至可以超越个体生命,延伸到长期家族关系和门户声望。 而在现代市场社会,这些关系被多面化了,在每种非人格化的合作与交往关系中,对方通常只需要了解你的一个侧面即可,雇主只关心你的工作经验和专业能力,银行只关心你收入前景和信用记录,商业伙伴只关心你的产品质量和履约能力,教友和牧师则关心你的信仰或品行,学术同行关心你的研究课题和学术观点,家人则关心你的生活和感情状况,而玩伴们则关心你的品味和情趣。 人们仍在相互评价和排斥,个人仍受各种社会规范约束,但那个无从选择却笼罩一切的单一体系却不复存在了,现代人在不同的关系和圈子中遵循不同的规范,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对进入何种关系和圈子作出选择;而在每一个特定的场合中,现代人倾向于只袒露自己与该场景有关的那个侧面,而把其他方面包裹掩盖起来,同时,他们也懂得小心的不去触碰和揭露别人的那些场景无关部位,这是现代的交往规范。 在怀旧人士看来,这既是一种人格分裂,也是一种虚伪,在他们看来,现代人都生活在面具之下;这么说不算错,但人格多面化有什么不好呢?我们不也总是在公共场合掩盖我们的身体,而只在闺房密室中才向情侣袒露某些部位吗?假如这算是虚伪,那也是美好的虚伪,不分场合的裸奔反倒显得十分丑陋而无趣。 刚刚摆脱那套单一体系高压的人们,或许还来不及学会如何在新的规范下优雅而舒心的生活,在张扬个性和价值观、恣意放纵摆脱桎梏后的欣快感的同时,常常忘了随场合不同而作出适当的遮掩,于是我们便见到许多裸奔的场面,从道金斯对宗教界的肆意攻击到吕丽萍的微博事件中,都可让感受到裸奔的不雅和难堪。
饭文#S0: 婚姻并未被国人所抛弃

婚姻并未被国人所抛弃
辉格
2011年6月2日

近日,民政部发布了第一季度民政统计报告,显示该季度有317.6万对新人结婚,同时有46.5万对夫妻离婚,分别比去年同期上升了4%和17%;离婚数量的上升已持续了7年多,每次新数据发布都会引来一些议论,其中不乏对婚姻和家庭正在瓦解的警示和慨叹,有人更认为,这是城市化、社会流动性提高、女性独立、性文化开放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变迁的必然后果。

离婚率确实仍在提高,但并不能由此得出婚姻制度正在瓦解的结论;婚姻的根本基础是两性合作抚养孩子的需要,所以,只要人们仍在生孩子,女性在孩子抚养上仍在谋求男性的合作,并且他们仍在婚姻与家庭这种模式下达成合作,婚姻便不会消失;从这一认识出发,判断婚姻瓦解更有效的信号,不是离婚率,而是单身母亲的比例、有未成年孩子夫妻的离婚率和女性的择偶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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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并未被国人所抛弃 辉格 2011年6月2日 近日,民政部发布了第一季度民政统计报告,显示该季度有317.6万对新人结婚,同时有46.5万对夫妻离婚,分别比去年同期上升了4%和17%;离婚数量的上升已持续了7年多,每次新数据发布都会引来一些议论,其中不乏对婚姻和家庭正在瓦解的警示和慨叹,有人更认为,这是城市化、社会流动性提高、女性独立、性文化开放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变迁的必然后果。 离婚率确实仍在提高,但并不能由此得出婚姻制度正在瓦解的结论;婚姻的根本基础是两性合作抚养孩子的需要,所以,只要人们仍在生孩子,女性在孩子抚养上仍在谋求男性的合作,并且他们仍在婚姻与家庭这种模式下达成合作,婚姻便不会消失;从这一认识出发,判断婚姻瓦解更有效的信号,不是离婚率,而是单身母亲的比例、有未成年孩子夫妻的离婚率和女性的择偶取向。 实际上,统计数据反映的恰好是相反的情况,中国的离婚率是两头高:绝大部分离婚发生在35岁之前和50岁之后,前者尚未生育的比例很高,后者则孩子已经自立;从这一点看,婚姻在中国的基础依然稳固,与欧洲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在那里,单亲家庭已十分普遍而平常,许多人干脆不结婚了,即便结婚,其择偶考虑中抚养孩子的需要也变得越来越微弱。 不过,尽管婚姻的核心基础未变,但功能层面上的契约形式,所规定的义务内容,以及有利于巩固婚姻制度的价值和伦理体系,却可能正在迅速改变,这是因为,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婚姻关系的核心职能,已无须由这些文化和制度元素来维系;当然,偏好和文化的惯性会延迟这一变化,但在好几代人的时间跨度上,这种变化是难以阻挡的。 由两性组成核心家庭合作抚养孩子的婚配模式,在人类进化和文明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历史至少和现代智人的起源一样早,或许更早,它塑造了我们人性和文化中的许多成分,比如堕入情网难以自拔的心理机制,性嫉妒、男性的处女情结、对配偶出轨信号的敏感,这种敏感在男性更侧重于身体出轨、女性更侧重感情出轨,择偶倾向中男性对生育能力的关注、女性对保护和抚养能力的关注,文化上,我们也发展出了很多对婚姻责任的约束和惩罚机制。 但技术条件的改变使得某些元素对于婚姻的核心功能不再是必须的,或者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比如,有了可靠的避孕和亲子鉴定技术,妻子出轨对丈夫的代价比以前要低得多,一顶不结果的绿帽不会把他妻子的肚子占用数年(含哺乳期),也不会让他受骗抚养别人的孩子,特别是现代社会的低婴儿死亡率和少生精养的生育策略,使得妻子的可生育年龄不再像过去那么高度稀缺,即便不是处女、甚至给别人生过孩子,其生育价值也不会下降多少。 再如,有了财产地位等非人力资产,男性求偶者便无须用难以自拔的爱情来证明自己的专一性抚养意愿和能力,后者是缺乏信用抵押物时取得信任的替代品,就像身无分文的创业家在天使投资人面前对事业所表现出的狂热和执着,但假如你有一套房产,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还有大把现金可以为妻子和孩子买足保险,便无须用这种狂热来让她信服和安心了。 另外,现代人寿命两倍于古人,并且,高度流动性社会中,年轻人的教育和事业前景也更少依赖家庭关系和家族纽带,因而除了情感上的考虑,中年过后的漫长岁月中,不必再为孩子而维持婚姻,同时,女性财务上的独立性,使得中老年人的离婚无须再背负遗弃妇弱的伦理包袱,这些,都使得中老年离婚变得更容易。 当然,文化和本能都有强大的惯性,许多人性和文化元素起初只是功能性的,可一旦出现并长期存在,便成了我们心理和文化结构的一部分,被赋予了终极性的价值,即便其原先所服务的那些目标不再需要它们,仍将长期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偏好和行为,进而影响道德与法律制度,只有经过许多代人的时间,才会被新的价值和制度元素所替换,文化元素的替换快一些,两三代间即会大幅改观,本能则常常需要数十代才看得清楚。 但是,惯性并不简单对应着结构上的稳定,在很长的未来,人类大概都会继续拥有爱情和性嫉妒的本能,但由于婚姻已不再那么需要它们来维持,基于它们的情感需求在婚姻关系中也常常得不到满足,人们很可能找出其他关系来安放它们,比如在中世纪欧洲的贵族社会中,由于婚姻变成了政治和财产权交易,在当时的文化结构中,浪漫爱情很少被置于配偶关系之中,随着现代{*cite:有限责任婚姻/cite*}的兴起,婚姻与爱情的分离大概会是个趋势,从这一点看,当今寻求同性婚姻权利的运动,倒是颇有些保守主义的风范。
饭文#R8: 真维斯触动了哪根神经?

真维斯触动了哪根神经?
辉格
2011年5月30日

最近,清华第四教学楼改名真维斯楼,铭牌一挂出即引来许多师生和校友的不满和慨叹,几天后先是被喷漆,接着牌子又告失踪,给刚度过百年华诞的清华带来了一场小风波;平心而论,校方在这件事上倒并未做得很出格,用校内楼堂馆所的冠名荣誉换取捐赠,是各国大学的通行做法,清华也已实行多年,募得捐款据说已超过八亿,此前并未惹来太多风议。

问题出在真维斯这个名字上,尽管真维斯是家合法诚实的企业,也没出过什么丑闻,按某些人的标准,还是值得被扶持的“民族品牌”;但(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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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维斯触动了哪根神经? 辉格 2011年5月30日 最近,清华第四教学楼改名真维斯楼,铭牌一挂出即引来许多师生和校友的不满和慨叹,几天后先是被喷漆,接着牌子又告失踪,给刚度过百年华诞的清华带来了一场小风波;平心而论,校方在这件事上倒并未做得很出格,用校内楼堂馆所的冠名荣誉换取捐赠,是各国大学的通行做法,清华也已实行多年,募得捐款据说已超过八亿,此前并未惹来太多风议。 问题出在真维斯这个名字上,尽管真维斯是家合法诚实的企业,也没出过什么丑闻,按某些人的标准,还是值得被扶持的“民族品牌”;但不幸的是,在许多人眼里,他太土了,既与高科技和先进性沾不上边,也没有金融地产巨头那种令人仰望的光鲜和贵气,可以想见,服装、食品和娱乐等直接满足“低级原始”需求的企业,大概都会遭遇同样的抵制。 对于真维斯尤其不利的是,它不仅是服装品牌,更已被认定为三流大众品牌,成了俗气、不谙风情、不懂时尚的代名词,甚至已是被用来识别来自三线城市和小城镇的、未见过世面、缺乏品味的青年的标志性符号;由此不难理解,那些自视为骄子的清华校友,是断难接受这种符号与自己沾上边的,哪怕是一丝微弱的联系,也足以让他们愤怒,或者说,唯有愤怒一下,才能将自己与它撇清关系。 不久前网上流传着一篇文章,标题即为《穿真维斯的青年》,十分真切的描绘了这种心态,作者也曾是来自小城市青年,在北京上了大学,开阔了眼界、提升了品位,回头再看当初的自己,那感觉大概就像来自现代文明社会的人看到痴迷于巫术而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部落民时的感觉;所以,对于没有此种经历的校友,真维斯最多让他们鄙视而已,而对于曾经就是真维斯青年的校友,真维斯铭牌就像一面镜子,让他照见过去的自己,愤怒就是很自然的反应了。 以冠名荣誉换取捐赠,对大学原本是桩不错的交易,而清华的买卖做得算很不错了,一幢建筑动辄一两亿的身家,相比之下,当初哈佛和耶鲁的校名都只卖了数百英镑,外加几百本书,其中伊利胡·耶鲁捐的560镑还是用货物充数,校方不得不自己把它拍卖掉,即便考虑到币值变化,用这笔钱要想在今天清华北大的任何角落留下个名字,恐怕都不容易。 真维斯这笔交易的问题,并不在许多人所声讨铜臭味儿,从没听到有人说那779镑和560镑捐款给哈佛耶鲁的校名染上了铜臭,问题在于卖方没算清楚成本,在上述文化背景下,挂汇丰微软的名字和挂真维斯双汇杜蕾丝的名字,成本可大不一样,捐款是一次性的,而一个会给师生校友带来负面感受的名字,却将在很多年中时不时冒出来破坏他们的情绪。 遗憾的是,学校的决策机制未能阻止这笔亏本买卖的发生,而从这一点中,可以看出国内大学与西方大学的制度差异,假如清华有一个代表师生和校友利益的董事会,假如冠名交易曾被提交校董们讨论,那么对真维斯这个名字的反感无疑会在决策过程中得到表达,因为从事后的反应看,这种反感是普遍而强烈的,它至少会影响一两名校董,而对于清华这样财大气粗而不乏捐助者的学校,一旦感知到负面反应,是不会为区区几百万捐款而冒险招惹众怒的。 师生校友们在愤怒和失望的时候,或许忘了,尽管他们以清华人自豪,但实际上这个学校从来就不属于他们,它不像剑桥和哈佛那样拥有自治性法人社团的地位,它属于政府,因而管理和决策机构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的主人翁感只是大学这个名称所带来的一厢情愿的幻觉,看清这一点或许可以让他们释然和超脱一点。
刘瑜的微笑

今天在看醉钢琴老师对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的访谈时,又想起上月在豆瓣上看到的她那篇痛诉其微笑受挫经历的文章,那文章当时就把我笑的不轻,心里直替她着急,想套近乎你得开口啊,这样干摆pose有啥用啊,明显不懂内地文化嘛。

不过今天又想了想,感觉这事情其实还有更多可寻味之处。

刘瑜的观察是对的,在中国,陌生人之间确实习惯于回避目光交流,也不会轻易笑脸相向,但由此得出“我们礼仪之邦的文明早就超越了伪善,走向了赤裸裸的冷漠,赤裸裸的恶意”,却是草率的。

随便切换几个场景,你就可以找到完全相(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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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看醉钢琴老师对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的访谈时,又想起上月在豆瓣上看到的她那篇痛诉其微笑受挫经历的文章,那文章当时就把我笑的不轻,心里直替她着急,想套近乎你得开口啊,这样干摆pose有啥用啊,明显不懂内地文化嘛。 不过今天又想了想,感觉这事情其实还有更多可寻味之处。 刘瑜的观察是对的,在中国,陌生人之间确实习惯于回避目光交流,也不会轻易笑脸相向,但由此得出“我们礼仪之邦的文明早就超越了伪善,走向了赤裸裸的冷漠,赤裸裸的恶意”,却是草率的。 随便切换几个场景,你就可以找到完全相反的证据,说明国人是多么热情似火,甚至可能觉得热得过火,都有点烫手了,在这些场景中,国人花在考虑他人的看法和感受上的心思、精力、时间和金钱,恐怕全球少有匹敌,也因此,他们常被鄙视为活得太累。 不对陌生人笑脸相迎,未必表示他内心冷漠,更可能的解释是,这笑容是重要的交往信号,须留给特定的社会关系,轻易使用会减损其信号价值。 这些社会关系是不能随便建立了,因为它们包含了很多人际责任,或者叫社会性义务,一旦你向陌生人投出笑容,便可能构成了一个建立这种关系的邀请,假如得到积极回应,你就负上了许多相应的义务,假如得到消极或否定性回应,那将是对你的极大羞辱,两者成本都很高。 在传统熟人社会,这些义务的内容庞杂而持久,每个人能够负担的数量有限,因而每次建立这样的关系都须谨慎从事,而既已建立的关系,也需要在各种交往互动中不断加以确认,见面时的笑容便是确认信号之一。 在我家乡的方言里有“点头朋友”一词,指关系一般,相互不承担什么义务的熟人关系,点头朋友相遇时的笑容是微弱浮浅的,打招呼的声音也含糊而短促,与真正的朋友关系很容易区分。 当然,笑容信号也可以用于其他场合,比如你向一位不太亲密的熟人寻求帮助时,也会笑脸相迎,但这种情况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缘由”,才能与偶遇时的笑容做区分,否则信号就会混乱。 只有当笑容信号不再有这样的功能时,它才可以被随意使用而不必担心惹出困惑和尴尬,这一条件,恐怕只有在多数人已长期脱离熟人社会之后,才会具备,欧美国家城市化已超过两代人时间,或许有这条件。 在现代都市社会,除家人之外,大部分人际关系都是局部而有限的,甚至也是短暂的,个人的私生活和情感空间很少被这些关系所持续介入,因而交往中的热情不会给双方带来什么负担,人们大可以在街头笑脸相对,错身而过之后却一无牵挂。
饭文#P4: 大学改革不能指望南科大一家

大学改革不能指望南科大一家
辉格
2011年1月19日

近日,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南科大的创建工作终于取得了重大进展,主管当局去年末正式发文批准该校筹建;而几乎同时,南科大实验班的招生也已开始,有望于今年三月开始授课;作为高教改革的试点,多年来的艰辛坎坷总算有了收获,尽管还面临着许多障碍和不确定性,仍是值得欣喜的。

南科大最亮眼也最多被谈论的地方,是他明确提出的教授治校理念,确实,对于抵御行政系统和社会环境对学术的干预,最终实现学术独立,教授治校是必要的制度安排;但是,要实现学术独立,这并非充分条(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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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改革不能指望南科大一家 辉格 2011年1月19日 近日,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南科大的创建工作终于取得了重大进展,主管当局去年末正式发文批准该校筹建;而几乎同时,南科大实验班的招生也已开始,有望于今年三月开始授课;作为高教改革的试点,多年来的艰辛坎坷总算有了收获,尽管还面临着许多障碍和不确定性,仍是值得欣喜的。 南科大最亮眼也最多被谈论的地方,是他明确提出的教授治校理念,确实,对于抵御行政系统和社会环境对学术的干预,最终实现学术独立,教授治校是必要的制度安排;但是,要实现学术独立,这并非充分条件,财政自足恐怕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学校经费由地方政府按某种审批程序逐年批拨,而不是由立法规定无条件提供,或自行募集,那么学校的办学方式、研究方向、课程设置,乃至人事安排,就很难避免来自行政的影响。 从南科大的首批招生计划中,似乎已经能看出这种影响的苗头了;按宣称的办学理念,南科大的目标是“小规模高质量研究型大学”,类似于加州理工和洛克菲勒大学,这样的话,恰当的发展路径似乎应该是:从研究所开始,有了若干稳定的研究团队后,先招收少量博士后和研究生,最后才考虑本科教育,而研究领域也应以少而精为原则;洛克菲勒的发展轨迹便是如此,它至今也没有本科教育,加州理工虽有本科生,但人数不到一千,比研究生少。 可是,南科大的招生却反过来,从本科生开始,甚至是少年班和高三学生,这与它的办学理念显得极不协调,而恰恰是这一点,也为它的创办进程制造了严重障碍,假如从单纯的研究所开始,可能会顺利的多;看起来合理的解释是,这是在顺应主办城市的需要;在“办一所好大学”这个目标上,市政府和朱校长显然是一致的,但好学校有很多种,作为教育家,朱校长考虑的可能是哪种大学对改善国内的学术环境最有意义,而市政府则会更关心,哪种类型才是适合本地的好大学。 比如,若政府目标是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和人文环境,需要的就是哈佛那样的综合性名校,若要为本地大批培养人才,就最好学印度理工学院,若要为本地产业提供创新和研发动力源,那斯坦福才是榜样;现在看来,双方对南科大未来的期待并不完全重合,而妥协甚至屈就从刚刚起步便已经开始,这一隐患恐怕会在未来制造越来越多的矛盾和障碍。 对于迅速成长为繁荣大都市的深圳,缺少一所好大学已是多年的隐痛,而一所没有大校园、不招本科生的大学,看起来实在不像大学;然而,对于建设高质量研究型大学,急于求大,“一步到位”,却不是个好想法;其实,深圳目前的处境颇像120年前的芝加哥,当时芝加哥在40年里从四千多人的小镇暴发为人口过百万的大城市,也急需一所大学,于是洛克菲勒创办了综合性的芝加哥大学,而十年后他在纽约创建的,则是一所研究型大学。 乐观的看,市政府或许愿意克制干预冲动而放手校长办学,但即便如此,在国内从头建立一个学术中心的努力仍面临一个关键的困难;学术团体是一个拥有独特价值体系的亚文化群体,他们所谈论和思考的问题通常是普通人所不感兴趣甚至不知所云的,所以,激励他们持续思考和研究的,只有同行的倾听、理解、赞许和尊敬,并由此而间接获得社会地位。 国内几乎找不到这样的群体,尽管目前教授的收入和地位都不低,问题是收入和地位的来源并非学术成就和由此带来的同行间声誉,而往往来自职位与头衔本身、接触各种项目的机会,和对媒体发表公共意见时的表现;这样,在学术圈能否取胜,便取决于处理组织关系、拉项目和迎合乃至操弄公共意见的能力,结果,学术界充斥着越来越多实际上的关系专家、项目经理、推销员、商业培训讲师、演说家、公共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当然,所有这些专才都是有价值的,但他们不可能建立学术。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建立学术中心不容易,把几十位从国外学术中心高薪聘来的教授凑在一起,未必就能把那里的价值氛围一同带过来,教授可以在这边讲课、做研究,但让他体会到价值和荣誉的,或许仍是那边同行们的评价,而在这边,他得到的只是钱,没人了解和关心他在干嘛;或许整个整个团队挖过来会好一点,但这很难做到。 大学所面临的问题有许多方面,组织的、教学的、学术的、资金来源、法律地位,每方面的解决或许都需要一条独特的路径,因此,我们不必指望南科大这次尝试能在所有方面取得突破,而更应期待全方位的开放和尝试;民营的独立研究所、高质量的小型学院、引进境外名校在境内开分校,都将是有益的尝试。
文化 vs 亚文化

过去,区隔不同文化的,主要是地理屏障,今后,足以区隔不同文化的屏障,就只剩下语言了(更宽泛的说是符号系统),但这并不是说语种会越来越多,相反,语言将只剩下一种,但它将变得越来越庞杂,每个人只能掌握其中一小部分,而共享足够多部分因而能够沟通的人们,将构成一个文化群体。

换句话说,文化多样性将被亚文化多样性所取代,在单一的全球文化中,任意两个人之间都能进行最低限度的交流,但只有同一亚文化群体中才可能发生较为复杂和深入的交流,而地理空间对(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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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区隔不同文化的,主要是地理屏障,今后,足以区隔不同文化的屏障,就只剩下语言了(更宽泛的说是符号系统),但这并不是说语种会越来越多,相反,语言将只剩下一种,但它将变得越来越庞杂,每个人只能掌握其中一小部分,而共享足够多部分因而能够沟通的人们,将构成一个文化群体。 换句话说,文化多样性将被亚文化多样性所取代,在单一的全球文化中,任意两个人之间都能进行最低限度的交流,但只有同一亚文化群体中才可能发生较为复杂和深入的交流,而地理空间对于区分亚文化不是有用的维度(其实这正是亚文化与文化的差别所在)。 货币,作为一种人人能懂的符号,连同以其为基础的价格信号,使得被语言之庞杂性所区隔的各亚文化共存于同一个地理空间与合作网络成为可能。 会是这样吗?或者可以问,多大程度上,已经是这样了呢?
[整理]对占座问题的一些评论

占座问题HeadSalon Group上得到了热烈讨论,考虑到我们现在有三个互不相通的讨论场合(博客/Group/豆瓣),我把各位的观点整理了一下。

胡天翼:

这个问题早就困扰我了。

辉格老师最后提得改进方案在实践中基本没有用。可以占座的地方太多了:自习室,教室,食堂……分配的“占座点”数根本没法算。

虽然我不太待在学校,但也知道占座最激烈的地方应该是自习室,特别是有空调,且安静的图书馆自习室。有一段时间我也假惺惺地早上去那里读书,去的很早,七点图书馆一开门就去了,里面是没多少人,但大部分位置都被书占着,看着很恼火。

当时我就盘算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结果没想出来,因为我发现占座已经成为一种新规则,所有人都默认在这个规则下抢座。我一个人如果强出头打破规则反而会冒风险,在格外需要安静的自习室,与他人争座位明显是吃力不讨好的行为。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再假惺惺地去图书馆了,直到有一次再去逛的时候,我发现这种占座的现象减少很多。原因很简单:管理员出手了。管理员把桌上那些过夜占座的书全收了,这种规则一下子就被扭转回来。

小橘子:

我的经历和胡天翼非常类似。图书馆也是占座最严重的地方之一。但是我的同学,比胡天翼的同学更执着。不管是图书馆还是自习教室,每天晚上管理学都会把书收走。所以隔夜占座是没有的,但早上占座下午再去,或者给半天后才来的同伴占座的现象,非常普遍。图书馆里有贴标示:“离开座位半小时者视为自动放弃座位,其他读者有权使用。”但大家还是尽量避免坐有书占着的座位。真正起过效果的方法是,图书馆管理员先把无人座位上的书整理好,半小时后把这些没被动过的书放到窗台上。这个方法一时效果显著,但逐渐大家又有了对策。因为管理员来收书的密度并不大,有些为同伴占座的同学,等书收走后,马上又把书从窗台上拿到空座上。

我认为有两个途径可以改变现状,一个是制度,一个是文化。

制度这条途径,非常简单,增加图书馆管理员收书的密度,例如每小时检查一次,将有效遏制占座。起效快,但成本大。

文化这条途径,改变同学们不愿使用已占座位的心理,营造占座无用的氛围。我设想的方法是,在门口贴出标示:“您有权使用无人的座位,即使该座位上有物品。您可将物品移至存物台。如果您短暂离开座位,请留下纸条说明离开时间,半小时内您有权保留座位。”这样,看到没有留纸条的占座座位,同学就可以大方使用了。每半小时留一次纸条,这给为同伴占座的同学增加了成本,相信给同伴占座也会受到压制。

文化这条途径,是否有用,现在不敢断言,我有兴趣试一下。另外,也可以问问国外的同学,他们是否存在占座现象,如果不存在,是否有哪些制度措施制止这种现象。如果不存在任何制度,且自习座位资源紧张,那么可见文化有差异。

Whig:

哦,看来情况跟我们那时候大不一样了,那时占座通常限于教室的前几排,占座的目的是要个好位置,而不是要个位置,位置总是够的。

那时候没空调,这可能是关键差别。

不过技术方案还是有可能的:自习室和阅览室的座位都可以用点数竞购嘛,竞购结果以电子票的形式发到订座者的手机上,校园各处可以放几个打印座位票的机器,发生争议时,座位票可与手机中的电子票相互验证。

Yufei Huang:

我今早想过也许是文化的差异,在澳洲,临近考试期间,图书馆、各种学生活动中心的座位也会非常紧张,但没有占位的现象。为了保证有位置,只有自己早起,用自己的屁股占位,没见过用书包或者书占位的,好像大家都不好意思。是制度影响了文化,还是文化影响了制度?中国人在那样的文化背景下,也不会占位了,我听过几次中国学生之间拒绝对方帮忙占位的请求。

冀志罡:

这其实是个道德问题。所以这种现象在中国远比在其他地方普遍。

我念书的时候,完全无视这种占座。办法也简单,直接把书拿到前台。后来其他人也这么干。没有人敢争(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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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座问题HeadSalon Group上得到了热烈讨论,考虑到我们现在有三个互不相通的讨论场合(博客/Group/豆瓣),我把各位的观点整理了一下。 胡天翼:

这个问题早就困扰我了。

辉格老师最后提得改进方案在实践中基本没有用。可以占座的地方太多了:自习室,教室,食堂……分配的“占座点”数根本没法算。

虽然我不太待在学校,但也知道占座最激烈的地方应该是自习室,特别是有空调,且安静的图书馆自习室。有一段时间我也假惺惺地早上去那里读书,去的很早,七点图书馆一开门就去了,里面是没多少人,但大部分位置都被书占着,看着很恼火。

当时我就盘算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结果没想出来,因为我发现占座已经成为一种新规则,所有人都默认在这个规则下抢座。我一个人如果强出头打破规则反而会冒风险,在格外需要安静的自习室,与他人争座位明显是吃力不讨好的行为。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再假惺惺地去图书馆了,直到有一次再去逛的时候,我发现这种占座的现象减少很多。原因很简单:管理员出手了。管理员把桌上那些过夜占座的书全收了,这种规则一下子就被扭转回来。

小橘子:

我的经历和胡天翼非常类似。图书馆也是占座最严重的地方之一。但是我的同学,比胡天翼的同学更执着。不管是图书馆还是自习教室,每天晚上管理学都会把书收走。所以隔夜占座是没有的,但早上占座下午再去,或者给半天后才来的同伴占座的现象,非常普遍。图书馆里有贴标示:“离开座位半小时者视为自动放弃座位,其他读者有权使用。”但大家还是尽量避免坐有书占着的座位。真正起过效果的方法是,图书馆管理员先把无人座位上的书整理好,半小时后把这些没被动过的书放到窗台上。这个方法一时效果显著,但逐渐大家又有了对策。因为管理员来收书的密度并不大,有些为同伴占座的同学,等书收走后,马上又把书从窗台上拿到空座上。

我认为有两个途径可以改变现状,一个是制度,一个是文化。

制度这条途径,非常简单,增加图书馆管理员收书的密度,例如每小时检查一次,将有效遏制占座。起效快,但成本大。

文化这条途径,改变同学们不愿使用已占座位的心理,营造占座无用的氛围。我设想的方法是,在门口贴出标示:“您有权使用无人的座位,即使该座位上有物品。您可将物品移至存物台。如果您短暂离开座位,请留下纸条说明离开时间,半小时内您有权保留座位。”这样,看到没有留纸条的占座座位,同学就可以大方使用了。每半小时留一次纸条,这给为同伴占座的同学增加了成本,相信给同伴占座也会受到压制。

文化这条途径,是否有用,现在不敢断言,我有兴趣试一下。另外,也可以问问国外的同学,他们是否存在占座现象,如果不存在,是否有哪些制度措施制止这种现象。如果不存在任何制度,且自习座位资源紧张,那么可见文化有差异。

Whig:

哦,看来情况跟我们那时候大不一样了,那时占座通常限于教室的前几排,占座的目的是要个好位置,而不是要个位置,位置总是够的。

那时候没空调,这可能是关键差别。

不过技术方案还是有可能的:自习室和阅览室的座位都可以用点数竞购嘛,竞购结果以电子票的形式发到订座者的手机上,校园各处可以放几个打印座位票的机器,发生争议时,座位票可与手机中的电子票相互验证。

Yufei Huang:

我今早想过也许是文化的差异,在澳洲,临近考试期间,图书馆、各种学生活动中心的座位也会非常紧张,但没有占位的现象。为了保证有位置,只有自己早起,用自己的屁股占位,没见过用书包或者书占位的,好像大家都不好意思。是制度影响了文化,还是文化影响了制度?中国人在那样的文化背景下,也不会占位了,我听过几次中国学生之间拒绝对方帮忙占位的请求。

冀志罡:

这其实是个道德问题。所以这种现象在中国远比在其他地方普遍。

我念书的时候,完全无视这种占座。办法也简单,直接把书拿到前台。后来其他人也这么干。没有人敢争执,因为他知道自己无理。

Whig:

你的意思是,中国人更遵守道德,还是相反?从你这句话里,还真看不出来。

我倒觉得,占座风俗或许已经构成了某种道德规则,只是我自己不赞同这种道德,所以,在条件合适时,我可能会去尝试挑战这种道德,然而在这么做的时候,由于我意识到这种道德的真实存在,我会有感觉到并承认自己有点“出格”。

呵呵,这话说起来确实有点绕口,所以我说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bear:

我觉得是中国人更善于和乐于钻道德的空子。推想用书占座的来源,其实它是有道理的,因为屁股占座有一个漏洞--屎尿。上厕所的时候怎么保留座位呢?在座位上留本书标识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否则每上一次厕所就要找一次座位,尿尿成本太高了。于是留书占座的制度就形成了。

这和中国人更喜欢插队之类的是一个道理。资源的紧缺和分配不均衡,导致中国人守秩序的机会成本更高,钻空子的收益更大。

Whig:

嗯,上厕所可以很好解释其发端,但好像不能为何它会成为一个均衡。

不守秩序的习性好像解释不了占座传统,因为该传统本身就是一种秩序,如果中国人果真那么不守秩序,为何都不果断把书扔开呢?

我倒觉得这可能跟中国人比西方人有更严重的从众倾向有关系,怕挑头,即,他们更愿意服从那些在特定临时情境下看上去像是秩序的均衡状态,而不愿去尝试推动那些按某些广受认可的原则可以推知但实际上还未达致的秩序,这意味着,他们更愿意接受一种其实人人都讨厌的秩序,仅仅因为他们相信该秩序会持续下去。

这一点在另一件事上也有体现,比如有人在大街上被受伤倒地,在中国他被漠视的机会很可能会高于在西方,但这未必是因为中国人缺乏同情心,而是因为他们怕挑头,一旦有人先出手,其实热心人多的是。

不过这些都还是很没信心的猜测。

cx zhang:

有没有台湾,日本或韩国大学占座的一些事实?

Whig:

嗯,期待比较研究。

另外,我猜,如果你去做一个问卷调查,很可能绝大部分学生都会说,不喜欢占座风俗。

冀志罡:

呵呵,道不道德是一目了然的。

我不觉得这里有传统,也不觉得跟尿尿有关。短暂的离开,甚至中间较长时间的离开,一般不会影响座位——无理占座还是真在自习,其实一眼就能看出来。

今天的中国人很愿意为了一丁点好处,例如不管有用没用在图书馆占个座先,而损害其他人,并且丝毫不觉得内疚。据我观察,大多数人,对于旁人的侧目也丝毫不以为意。中国人是彻底地原子式个人主义者。

bear:

我不太喜欢冀老师把问题归结于中国人道德的说法。事实上,我们常常看到外国人在中国也一样会学中国人的做法。可见真正起作用的是中国的文化,或者说是中国的自发秩序。举个更常见的例子--插队。一个法国留学归来的朋友曾经对我感慨过,在法国,即使队伍中都是中国人,所有人都会指责插队者,而回到中国,要是指责插队到到你前面的人,其他人反而会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劝你算了。插队的收益和成本一目了然,在不同的博弈环境中选择不同的策略,相当符合理论预期。我最关心的问题是,这种博弈环境是怎么形成的?还有怎样才能改变它?

小橘子:

我对道德的定义是:流行的价值观。遵守既定秩序,这往往是一种道德,但是遵守损人利己的秩序,有矛盾的两条道德在里面。以我的判断,坐到被占座位上的同学,正义感应该压过愧疚感一些。换句话说,不愿意使用被占座位,主要不是迫于道德压力,而是不想惹麻烦。如果这样的心理是流行的,那么这种心理可称为文化。(对词语做不规范的定义,我是张嘴就来滴,呵呵)

感谢前面yufei huang提供的澳洲同学的例子,探究占座现象的原因,我想文化是一个主因。这里体现的中国文化,可以总结为:避免与人直接冲突的文化。也就是说,比起损害公共利益来,大家更不愿意损害明确的、小范围的对象的利益。这和中国的人情世故、重关系、轻规则的文化是一致的。更远一点,和含蓄、克己、谦让的文化,也是相关联的。

占座现象,是由两方面共同作用形成的,一方面是占的同学好意思,一方面是无座的同学不好意思。如果从占的同学好意思这个角度看,就会得出中国人更无耻的结论。我更喜欢从无座同学不好意思这个角度看。正是因为大家都不愿意使用被占座位,使得占座者几乎不用承担与人争执的成本,就可以获得占用座位的收益,占座的成本小,收益大,久而久之,占用座位这种做法就流行了。

回顾澳洲同学不愿意替人占座的心理,是他们比较高尚,还是考虑到占座可能遭遇争执,也可能遭遇被无视,而选择不去做呢?是本能反感还是理性选择,暂时无法区别,很可能两者皆有。

如果认为澳洲同学的不好意思是出于本能,也就是他们避免损害公共利益的道德强一些,那么可以说在这个占座问题中,中国人的占座者的低道德因素,和无座者的避免冲突文化因素(以下简称忍让因素),都是起作用的,甚至有可能前者起主要作用。

在一起事件中,低道德因素和忍让因素,可以是两个独立存在的因素。但是,放到较长时间尺度来看,低道德可能是由忍让诱发的。(但是低道德似乎不能诱发忍让。 )

为什么中国人形成了在保护公共利益方面较弱的道德?一种合理的解释是,因为中国的忍让文化,使破坏公共利益的成本,与欧美文化环境相比,较小。经过足够长的时间,这种弱道德就不再是单次行动的理性选择,而内化成价值观了。

继续追问,忍让文化是怎么来的?历史发展中可能有一些偶然,使后人难以确知。不过这个问题,一种思路至少可以切入,那就是进化博弈论。

举一个例子。美国南部文化,与北部相比,更不宽容一些,即人们的报复性强一些。同时,为了避免冒犯别人造成冲突,他们也更注重礼节。对这种文化差异的一种解释是,南部与北部相比,缺少外在权威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司法体系在南部较落后,因此,人们必须更具有报复性和礼节,来自己维护行为规范。而在北部,由于司法体系发达,忍让的人也不会吃亏,因此报复性的进化优势,比南部弱得多。

按照进化博弈论的结论,以牙还牙策略,有利于好人策略,不利于坏人策略,相当于扮演了警察角色。在美国南北部的例子中,外部权威充当了警察角色。中国的忍让文化,有可能来自于早期的严厉的部落等级,也有可能来自于后来严厉的家族等级。这些等级制,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充当了警察角色。

jialong314:

用书占位置例子有点像现在知识产权,过于多的预先“占座”抢注专利权而又不使用。虽然让一部分勤于“占座”的同学到课的积极性很高,但却打击了后来者的积极性。

辉格:

同意,很像专利权,但不像其他知识产权。

汤文清:

辉格老师,先谢谢您愿意回答我的问题。想提这个问题,是想起了前一阵罗老师苦于楼下歌手,您给出的有关建议。在我看来占座和歌手唱歌的有感觉上相同的地方,比如都是在公共地上,都是每天进行有规律的活动(每天上课上自习)。跟圈公地又有点像,因为看到贴条的那位让我觉得以后可能会出现刻字占座这种事,那就变的很荒谬了。

辉格:

两种情况很不一样,在座位上放本书不是有效“占有”,与站在现场演奏相比,其自我执行的排他性要差得多,这意味着:后来者把一本书挪走,和把一个正在演奏的人挤走,其造成的冲突强度是很不同的,前者几乎没什么冲突;时效取得是以有效占有为前提的,比如对于土地,你用石灰在土地上画个圈,然后在若干天后对后来者主张所有权,这恐怕得不到支持,相比之下,如果你扎道篱笆,你的主张就显得合理了一些……如果你再养两条狗在那儿,如果你在那里耕种,如果你在上面盖了房子,如果你把家搬了进去……

当然,对占有的有效性程度的判断依据,不仅是占有措施的强度,还与资源的稀缺程度(或者说竞争的拥挤程度)有关,在稀缺性极小的情况下,或许画个圈插面旗就够了,而随着稀缺性提高,认定权利所需的占有强度要求也会相应提高。

汤文清:

把家搬进去的话……确实有人在自习室占座宛如把家搬进去一样。空调自习教室里有的占座位上有一垒一垒的书,以及书包,卫生纸,零食,水壶,茶叶罐药瓶等等会用到的东西,虽然如此这些主儿并不常来,不过这样的座位因为东西太多即使空着也不会有来上自习人想去做,所以这样的教室一般东西非常多但很人不多,造成空调教室一种资源的浪费吧。另一种宛如家一般的是考研自习室,是普通教室在最高层,那里占座的布置基本上和上述别无二致,不同点是人每天都会来而且时间长(基本上坐一天)。我的一位同学为了激励自己去上自习还放了好几盆盆栽,种了风信子还养了两只小乌龟放在那……也就是说想要长期占座上自习的同学确实考虑到了有效占有的问题。当然我觉得这两种前一种空调自习室的有效性有待商榷(因为我最近没去观察所以不排除我那位同学的做法刺激了底线)因为生活迹象明显但其人很少去(也有生活迹象明显经常去的)。考研自习室的有效占有和时效都很强。其实这两个例子和我想要问的没有太大关系,只是您这么一说想起来其实还有这两种。

辉格:

嗯,这就颇有点入侵的味道了,我觉得,面对这种局面,利益受损者和他们的受托管理人仍不予阻止,那就只能说他们太过懦弱(对受损者)或太过失职(对受托者)了,如果他们长期听任这种局面持续下去,因此而丧失自己对这些公共空间的用益权,而让入侵者长期得逞,那是他们活该,若这些入侵者果真能将此状态维持数年,届时我会支持他们的权利。

汤文清:

不过还好他们最多只能持续一到两个月,因为隔不久空调教室就会有宣讲会\考试等,届时管理人员会把桌上的东西都清理到教室一角(当然有时候顽强者会后马上复位)。考研自习室的话,到考研前几天大家就都撤干净了。要真有持续几年占座然后宣布权利(座位所有权?)的家伙出现那可真是壮哉。想问辉格老师,如果学校教学楼拆除的话是不是也要这个占座者签字同意呢?

辉格:

如果其占有强度和历史果真达到了构成权利的程度,当然需要征得同意,否则就是侵权了。

饭文#M2: 《非诚勿扰》扰了什么?

《非诚勿扰》扰了什么?
辉格
2010年6月29日

《非诚勿扰》等电视相亲节目在掀起一阵收视狂潮之后,看来已小命难保;随着广电总局整改通知下达,央视带头痛斥,各地媒体一拥而上,深入揭批,一顿乱棍之下,终于呜呼哀哉,壮烈牺牲了;团队散伙,节目改版,一切恢复平静与和谐,近在眼前的喧哗却已恍如梦境。

从大热到猝死,相亲节目一定是惹到了什么,不过和以往类似猝死事件不同的是,这次它所触动的,确是大众的道德神经;部分女嘉宾对择偶倾向中物质因素的直率表达,显然激怒了大批观众,让群众的道德激情如洪水决堤般暴发,汹涌口水掀起巨浪,最终引起历来关心爱护群众心脏健康的有关部门的担忧了。

所谓物质女之所以会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应,并不是因为她们所触及的道德藩篱有多么重要而根本,一旦破坏对社会有多大危险,而是因为这些道德恰恰是肤浅而虚弱的;实际上,在择偶时考虑物质条件,甚至将其列为首要条件,古今中外都是极为普遍的情况,问题是,这是件只能做而不能说的事情,对此人人心知肚明,却不得说破,这便是社会在此问题上的道德规范,它只是一层面纱。

在我们的道德体系中,存在两类规范,第一类是对我们的行为有着实质性约束的,而且事实上也制约了它所针对的那些行为,至少将其发生频率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比如有关偷盗和欺诈的规范;当人们抓住一个小偷或骗子时,会鄙视、会叱责,甚至痛打,但通常不会产生我们所看到的那种针对物质女的愤怒。

第二类规范则是起装饰作用的,其存在的价值仅在于帮助人们掩盖其行为的真实性质,对于某些行为,这种掩饰的需求是非(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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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诚勿扰》扰了什么? 辉格 2010年6月29日 《非诚勿扰》等电视相亲节目在掀起一阵收视狂潮之后,看来已小命难保;随着广电总局整改通知下达,央视带头痛斥,各地媒体一拥而上,深入揭批,一顿乱棍之下,终于呜呼哀哉,壮烈牺牲了;团队散伙,节目改版,一切恢复平静与和谐,近在眼前的喧哗却已恍如梦境。 从大热到猝死,相亲节目一定是惹到了什么,不过和以往类似猝死事件不同的是,这次它所触动的,确是大众的道德神经;部分女嘉宾对择偶倾向中物质因素的直率表达,显然激怒了大批观众,让群众的道德激情如洪水决堤般暴发,汹涌口水掀起巨浪,最终引起历来关心爱护群众心脏健康的有关部门的担忧了。 所谓物质女之所以会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应,并不是因为她们所触及的道德藩篱有多么重要而根本,一旦破坏对社会有多大危险,而是因为这些道德恰恰是肤浅而虚弱的;实际上,在择偶时考虑物质条件,甚至将其列为首要条件,古今中外都是极为普遍的情况,问题是,这是件只能做而不能说的事情,对此人人心知肚明,却不得说破,这便是社会在此问题上的道德规范,它只是一层面纱。 在我们的道德体系中,存在两类规范,第一类是对我们的行为有着实质性约束的,而且事实上也制约了它所针对的那些行为,至少将其发生频率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比如有关偷盗和欺诈的规范;当人们抓住一个小偷或骗子时,会鄙视、会叱责,甚至痛打,但通常不会产生我们所看到的那种针对物质女的愤怒。 {*quote(装饰性规范)第二类规范则是起装饰作用的,其存在的价值仅在于帮助人们掩盖其行为的真实性质,对于某些行为,这种掩饰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而一旦面纱被揭开,当事人会感到十分难堪甚至无比羞愤,婚姻关系中的物质考虑和利益交换便属此类/quote*};所以,当那些慎于作此种掩饰的人们揪住一个悍然直言的物质女时,其感觉就像自己的裤子被当众扒了下来,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其实面纱之下,你我都是如此行事。 以我的观察,人们在亲属关系和两性关系中,特别需要这类装饰性规范;比如亲友之间的礼尚往来,虽然人人心知肚明,这是一种无截止期的长期等额互换关系,许多人甚至小心翼翼的用账本记下每一笔礼物的金额,但要是你果真当面将此关系的性质点破,那将是非常无趣和尴尬的,你们的关系很可能从此破裂。 另一个需要细心掩盖的部位,就是两性关系;从内容和结构上看,婚姻无疑是一项交易,不过与那些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即时交易不同,婚姻是基于契约、内容庞杂、时间跨度极大、且涉及复杂家族关系的一揽子交易;我们知道,对于这两种类型的交易,双方所冒的风险、所需要的信任,是有极大差别的,因而,婚姻双方对对方在善意诚信守约等方面的品质,有着高得多的要求,同样,他们对证明自己这些方面的高品质,也有着更急切的需求。 {*quote(装饰性规范)正是这种结构化一揽子长期交易中对检查对方品质和证明自身品质的需求,促使人们竭力将此类交易与即时交易作明确而截然的区分,当他们参与这些交易时,会断然否认这是一种交易,因为交易这个概念本身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些出门概不退换的即时交易,为此,就需要设计出一种鲜明的面纱来包装这种交易,使其容易与其它交易区分。/quote*}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娼妓自古以来就遭受鄙视、唾骂、乃至禁止;实际上,道德和法律的禁制,从来不曾消灭甚至未必减少娼妓和性交易;这些规范,与其说是为了压制性交易,不如说是为了加固包裹婚姻的那道面纱,受贬斥的娼妓就像一面镜子,可供淑女照出自己的贤淑,叱骂娼妓无异于自证为淑女的宣言,所以,据心理学家的统计,当女人骂另一个女人时,频率最高的词汇就是婊子。 诸如包裹在两性关系外面的以及其它种种道德面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遗产,在保守人士看来,它们已成为人性和文化的一部分,值得加以珍惜和维护,而在进步人士看来,它们与现代流动性大社会和市场经济早已格格不入,须加以唾弃,而依我看,此类争议大可留给社区自我选择,不必上升到国家层面的立法和政策。 媒体素有挑逗大众价值观和道德感以提升收视率的习惯,表面上看,这似乎颇伤害了许多人的感情,但实际上,这些节目为那些道德感强烈的人们,提供了一个释放其道德情感的窗口,这是个无害的窗口,不会造成实际的冲突,大可不必加以干涉;富有道德感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也常热衷于窥视他人的生活,希望从中挖掘出些污迹加以挞伐,既满足了道德倾诉欲,又自证着清白,现在有电视台免费提供合格标准素材,岂非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