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遭遇维特效应
辉格
2010年4月12日

自从去年七月孙丹勇因工作差错不堪压力而从宿舍楼上跳下身亡以来，富士康厂区内接连发生了多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其中五起密集的发生于3月11日至4月7日的短短28天内；尽管迄今未发现富士康存在过错和应负法律责任的证据，但舆论已开始质疑这些悲剧是否与它的工作压力和管理方式有关；日前，富士康公关部门在就此接受媒体专访时，也承认企业在管理方式、员工关怀和企业文化上存在问题。

中国每年每十万人中有14人自杀，而富士康仅在深圳就有27万员工，所以即便考虑到就业者的自杀率低于失业者，一年内不到十名雇员自杀，也并非特别离奇之事；然而，这些自杀事件在时间分布上的密集，自杀方式的一致，自杀者年龄的相仿，却很难让人相信它们之间没有相关性。

是的，从时间、方式到处境的相似性，这些自杀具备了“维特效应”的全部特征，从孙丹勇事件被密集深度报道和广泛讨论之后，后续自杀事件以192天、54天、12天、8天和1天的间隔鱼贯而至，构成了一个不断加速的维特链。

在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发行并迅速流行之后，许多为情所困的青年读者模仿主人公维特自杀殉情；后来，社会心理学家发现这种模仿性自杀广泛存在，并占据了自杀案件的很大比例，模仿的对象有社会名人、轰动性事件的主角、和同社区内社会角色类似的人。

维特效应生动的展示了，人在多数时候并不是依有意识的理性思考和深思熟虑的计划而安排自己的生活，他们更多的依靠本能、习惯、传统、宗教和对前辈的模仿来行事；当他们面临困境，而这些常规指导源都无法告诉他们该怎么做时，便会陷入极度的不安与无助，此时，若身边处境类似的人选择了自杀，他们很可能接受这个简单而容易的答案。

甚至在自杀方式上，他们也懒得去考虑，而简单的模仿了事，这一点，从自杀方式的文化差异中可以看出，各国都有一两种主流自杀方式，各不相同，而每种新方式一经大媒体报道，便会迅速流行，比如98年金融危机后烧炭自杀在香港的流行，这次金融危机后，杀死家人后自杀的案件，也一度在美国密集发生；更诡异的是，研究发现，许多重大交通事故过后，就有人会以制造交通意外的隐秘方式自杀。

人的模仿倾向表现在生活的每个环节，模仿性自杀只是因其悲剧性而特别引人关注，模仿性犯罪和模仿性行善都很普遍；研究发现，在交通路口，一位司机闯红灯会大幅提高其他司机闯红灯的几率，这一现象即便在素以遵守规则著称的那些社会也同样显著。

一个人选择自杀的目的，不仅是结束自己的生命，通常，这是他展示给社会的一个姿态，是对身边人的一次喊话，要以最强烈的声音发出最后一条信息：我为你可以付出这样的代价；瞧你把我逼到了这里；瞧你把一切都毁了；我很歉疚；我是无辜的；我已拼尽全力了；我并不如你想的那么无耻，等等。

这些信息，原本或许可以用其他方式表达，但许多人从来没有学会，当他们看到别人用自杀来喊出同样淤积于胸的那句话，并且看上去都被听懂了时，他们认为自己终于学到了；而这里，正是心理辅导可以起作用的地方，也是富士康这样的劳动密集型大企业需要改进的地方；如果能帮助年轻人学会如何喊出这些话，如果能创造出让他们有机会喊话的场合与情境，许多自杀是可以避免的。

我们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很少给孩子练习这种表达的机会，家长老师常常迫不及待的抓住孩子的抱怨流露，作为负面评价的证据，甚至斥责的把柄；在经历了种种险恶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之后，我们的大人总是过于老练的从孩子的倾诉中挖掘可疑动机和辨识推诿托辞，他们失去了倾听的习惯和能力。

在很大程度上，企业管理层继承了家长的这些特征，在许多企业的文化中，直言者是傻瓜，抱怨者成了出头鸟，批评是忠诚的反面证据，畅所欲言的号召只是引蛇出洞的计谋；孙丹勇因丢失样机而自杀，固然与他的个性有关，但在他痛苦绝望的几天中，富士康管理层显然没有让他看到事情将得到公正解决的希望。

从零星传闻中，我们看到了追查和严控的努力，但看不到听取陈述和申辩、在无罪推定的前提下一起分析各种可能性、共同商讨解决方案的任何迹象，显然富士康不存在这样的机制，在那几天里，听凭孙丹勇孤独的在黑暗和恐惧中等待命运的裁决。

实际上，从企业的角度看，单纯的依靠严厉和高压，自上而下的推行制度规则，并非建立质量和安全控制体系的最佳方法；高压和赏罚可以让人谨慎，但也会激励犯错者隐瞒信息，当缺乏公正可信的申辩、听证和裁决机制时，隐瞒和推诿常常是最佳选择；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的信息来源变得十分狭窄，信息质量也靠不住，而质量和安全控制却高度依赖信息的可得性。

对于大企业，每次非正常死亡都可能成为新闻事件，即便是孤立的多次死亡也会被描述为相关事件，这两点都会放大维特效应，从而在短期内造成连串自杀；这不仅有损于企业的公众形象，也会给员工带来心理阴影，降低他们在企业中获得的福利感受；该花点力气认真对待了。

旱灾为何更容易被轻视？
辉格
2010年3月9日

云南60年一遇的特大旱灾仍在延续中，若无重大意外，旱情将持续到五月雨季来临；正在北京出席两会的省委书记和省长，相继向媒体表达了抗灾决心和有关政策措施，表示将不惜代价向缺水地区运水以保障其饮水安全，将兴建更多五小水利来提升旱区储水能力，并在未来积极推动金沙江滇中调水等大型引水工程。

由于去年秋天雨季降雨量偏少且提前结束，云南全省年降水量比平时少了30%，严重的地区甚至少了一半；云南原本就不是个多雨的地区，昆明年降水量仅相当于长沙的76%或广州的58%，且87%集中在夏秋雨季，这样，在错过半个雨季的雨量之后，便被迫面对长达半年的干旱。

后果相当严重，数千万亩农地成灾，一千多万亩耕地和林地绝收或报废，数千万人受灾，700多万人和300多万家畜饮水困难，300多万人因灾缺粮，农业直接损失已过百亿；在安排运水的同时，政府已开始组织省内农民去沿海务工，以省下部分水和粮食，这一点尤其凸显了局面之严重。

可以预料的是，最困难的时刻尚未到来，随着各地小水库的逐渐枯竭，雨季前的最后两个月将更加难熬；同时，在较轻的程度上，旱情也在贵州广西等西南其它地区蔓延和持续；然而，值得深思的是，这样一种日益加剧的危机局面，其所引发的社会关注和反应，与其它自然灾害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以受灾人数、在单一省份造成的损失与困难的规模而言，这次旱灾不亚于新世纪以来的历次水灾和雪灾，但它在全国乃至国际所引起的政府动员、媒体报道、公众关切，以及慈善组织的行动，都远远不如后者；对旱灾的报道，很少有机会出现在全国性媒体的新闻头条中，在网络论坛中也很快沉底。

显然，旱灾缺乏突发性自然灾害所具有的传播学优势，因为它是慢性灾难；地震通过在瞬间摧毁大量财产和人命给人当头棒喝，事后挖掘救援受困者又是一场扣人心弦的战斗，与一个明确可见的敌人作战来挽救黎民于水火，这样的故事从来都是吸引目光和催人倾诉的最佳题材。

水灾也差不多，尽管降雨是分散的，但汇聚后的水流是集中的，洪水溃堤的打击是迅猛而真切的，抗洪指挥部里每分钟刷新的战报和指令更带给人们临阵作战的生动和紧迫感；相反，旱灾的后果需要长达数月的缓慢煎熬之后才逐渐显现，这期间拍不到惊心动魄的画面，也找不出千钧一发的悬念。

有经验的政治家，无论是民选的还是军事强人，都不会错过地震和水灾的场面；作为政治产业的从业者，处理突发灾难是证明政府的合法性和存在价值的极好机会，而作为政治市场的竞争者，缺席灾难现场而将上镜机会让给对手，将付出极高的代价，这与他在现场是否能真正起作用是没有关系的；这一点，卡特里娜之后的小布什一定深有体会。

正是在上述激励机制的引导下，各国政府的资源配置、职能设计和行为方式，都被塑造为以“事件-响应”模式为主导的结构；与日常常规职能相比，突发事件处理不成比例占据了大量的财政、人力和政治关注资源；尽管在竞选纲领中，我们看到的是各种深思熟虑的计划，但获选当政后，却一个个沦为救火队长。

这一机制同样作用于慈善业，与灾难的强大传播力相对应的，是公众的高昂捐款热情，它让那些专注于紧急灾难救助的慈善组织获得了不成比例的高额善款，而更多如旱灾这样缓慢渐进发展的灾难，却很难得到救助；激励机制的同构削弱了公共安全机制与慈善业的互补性，否则，它们通过错开方向可以获得更好的效果。

紧急和慢性灾难的激励差异，还可能导致更隐秘也更严重的政策后果，即，在评估一项水利工程的风险时，高估降低水灾风险的收益，而低估增加旱灾风险的代价；比如一个干流大水坝，可以利用库容减少水灾，同时却可能导致下游干旱，由于水灾因其突发性而在决策过程的意见和利益竞争中占据优先地位，下游很可能因此承担不公正的风险和代价。

要纠正上述激励差异所带来的扭曲，需要赋予慢性灾害的直接受害者以表达其利益诉求的机会，缓慢的煎熬或许不能打动旁观者，但当事人自己却是再清楚不过了；如果他们的关切和利益主张能在诸如水利工程的评估决策、公共安全机制的安排、抗灾预算的配置中，获得充分有效的表达，那么，慢性灾害就不至于被过度忽视。

什么让剽窃者如鱼得水？
辉格
2010年2月4日

近日，书法家兼艺术评论家黄以明诉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侵犯其著作权一案，获北京东城区法院立案，这是近年来接二连三的剽窃丑闻中的最新一桩；如今，剽窃、冒用他人作品参赛、捏造实验数据、伪造学历履历，这些下作行为已充斥着国内知识界的各个领域，本应令人震惊乍舌的事情，现在只能让人冷笑齿寒了。

知识界之丑陋、道德标准之低下，最淋漓的表现在涉案者及其拥趸们在丑闻爆发时的反应之中；按常理，面对剽窃这等极其严重的指控，涉事者要么尽快针对指控证据做出有力的辩驳，要么认错道歉淡化影响，要么只好夹起尾巴逃之夭夭；他的同事、合作者、赞助者和雇主，也会要求澄清、撇清干系，即便同情者也只能等待真相或说句“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然而在我们这里，常见的反应却是，指责控方刻意炒作、打击报复、学派对立、发泄私怨、心存嫉妒、敲竹杠，或宣称以自己水平地位之高如何不屑于剽窃无名之辈；显然，这些说辞完全无助于换回清白，只要证据过硬，动机不纯的指控同样有效，而质疑控方动机通常是心虚和技穷的表现。

奇妙的是，涉嫌剽窃者在运用这套反击技法时，是如此得心应手、理直气壮、声音洪亮；我曾经以为只有受过文革训练的人才会谙熟这套技法，现在看来，即便80后也毫不逊色；同时，那些热情助阵的拥趸，也丝毫不担心因此而被怀疑道德标准低下，或许在他们看来，标准低下原本就是不言自明的，高标准才是稀奇事。

范迪安一案中，范确实提出了能自圆其说的辩解：是网站擅自胡乱署名；然而，侵权文字的大批出现与萧长正雕塑展的推广宣传在时间上的吻合、未经发表底稿的全文照登、一位默默无名的山野评论家的旧文字突然遍布数十个网站，这些事实都令“被署名”辩解显得难以置信，看上去更像是雕塑展策划者的擅自篡改，范大馆长本人倒确实可能不知情。

按理说，若范迪安果真“被署名”，最着急的应该是他，与失窃相比，被误认为小偷显然是严重得多的损害，况且以他的名望和地位，这种损害的经济后果是巨大的；因此，我们本应见到他比黄以明更积极的发动调查、搜集证据和提起诉讼，而以他的财力和地位，也更有能力做这些事，但实际上，范虽口称自己也是受害者，却仅仅“鼓励”黄去起诉网站，自己则袖手旁观，这就显得很奇怪了；莫非，他并不觉得被误为小偷是很严重的事情？

没错，在中国，剽窃之名并不会给你带来严重后果，无论是在司法上，还是同业地位上，或是读者追捧度上；这恰恰是悲剧所在，道德标准的低下，并非体现于剽窃行为的大量存在，而是体现于剽窃者的理直气壮和如鱼得水，体现于他们的拥趸和粉丝的不以为意和所谓的宽容上；是的，正是这潭臭水，养活了一群脏鱼。

从王铭铭、郭敬明、到桑玉柱，那些已被定案的剽窃者，不仅没有身败名裂，继续享受着雇主的厚待、同行的尊崇和读者的追捧，有些甚至过得更好了；八年前王铭铭的手被抓住时，有人说他完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判断完全错了；就在王已认罪之后，大批同行或呼吁爱护青年学者，或呼吁不要一棍子打死，或指责曹树基别有用心，王所任教的本科班学生，甚至齐声誓言“永远支持他”。

在被北大撤职之后，王先后被至少六所大学聘为兼职、客座和特聘教授，继续或新近担任多个学会的理事、主任和会长，担任了北大校长基金和多个国家基金赞助课题的主持人；有意思的是，其个人主页的著作栏目里，仍赫然列着那本臭名昭著的《想象的异邦》；这些年里，王依然被国内人类学界的许多人奉为学术领袖，大批人类学著作和译作仍请他作序。

人们经常抱怨广告的恶俗和胡吹，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这种恶俗所体现的，完全不是广告商的创意和制作水平，而是那些肯掏钱的受众的品味，可口可乐有许多优秀广告，但我们在国内电视上却从来看不到，在这里，脑白金式恶俗和丰胸增高式的胡吹更管用。

类似的，剽窃者的若无其事和理直气壮，虽暴露了其人品之低下和作恶之无底线，但更暴露了这个社会中，人们要求于自己和旁人的道德标准之低下；在可见的漫长未来，这都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和承受的现实，洁身自好者，将不得不继续在这个臭水池塘的隔绝角落里，独自品尝着清寂与冷寞。

乡村复兴之路在何方？
辉格
2009年12月23日

尽管城市有着种种好处，但过度密集所造成的高房价、拥挤、污染和压力，也会带来很高的成本，当这些成本超出它带来的收益时，人们便会另觅宽松清静的去处；是的，许多人都梦想着逃离都市的喧嚣，然而这样的梦想和努力，却受制于诸多的制度障碍，而正是这些障碍的结构与程度，决定了一国在城市化之后的人口格局。

在传统社会，你身居某地，通常只是因为你的祖辈早已落户于此，在此意义上，即便没有发达的家族组织，社区也是家族性的；在分工和消费多样化机制的强大作用之下，家族性社区是注定难以抵御城市化冲击的，人们并不会因为来自同一个家族而拥有相似的工作技能、职业偏好、收入水平、价值取向和生活态度，因而小社区无法在过细分工和小众偏好上达致规模经济。

只有那些基于职业倾向和生活态度的相似性而自愿建立的新型社区，才有能力抵御都市的强力抽水泵，这种相似性可以让他们在较低密集度下获得规模经济；基于相似性的特色社区可从工作和生活两个方向建立：底特律和富士康的工人社区属前一种，开发商针对特定收入水平和环境偏好而建立的小区和村镇，摩门教徒和阿米绪人在荒原中组织的社区则属后一种，还有些两者兼备，比如北京和广州近郊的画家村，明星汇聚的贝弗利山庄。

美国人有着自愿组织社区实现自我管理的深厚传统，第一批殖民地便是各派清教徒的自发社区，英王特许状只是盖章认可而已，正如五月花号上41个男人在其船上盟约中所言：由誓约将我们自己组合成了一个民事共同体；在拓荒期滚滚西进的大篷车队中，农民们用类似的盟约来为未来的乡村生活作出制度安排。

在后来的西进运动、城市扩张、郊区开发、乃至边缘教派和社会主义者的各种乌托邦试验中，自发社区始终是中坚力量，政府体系通常是在人口密度已很高时才姗姗尾随而来；直至今天，许多州以下的政府机构，在法律上仍然是当地居民基于土地所有权的自愿组合而组建的业主协会或股份公司。

上世纪初，正当工业化和城市化高歌猛进之际，那些不满于工业城市状态的美国人，掀起了一场回归乡村的自治社区建设运动；他们在农村买入大片廉价土地，对居住环境和公共设施作出精心规划，为社区治理立下宪法，便开始建设心目中的花园城市或“新镇”；一旦吸引到足够多的前来买地建房定居者，随社区兴旺而来土地增值便可补偿其前期投入。

这场运动时冷时热的一直持续到今天，那些成功繁荣起来的新镇，都有着准确精到的居住偏好定位和良好的社区治理制度；比如最初以艺术家和爱好者为目标的特拉华州阿登村，迄今已延续百年，1973年还因其居住环境之优美和谐而成为唯一入选美国历史景点的村庄，对照一下我们画家村里的飞扬尘土和恶臭厕所吧。

弗吉尼亚费尔法克斯县的雷斯顿，是一个拥有数十平方公里土地的私人自治社区，建立于60年代，所有公共服务都由基于所有权的居民协会提供；如今它已发展为五万多居民的富裕繁荣的小城市，其商业区还吸引了多家大公司的入驻。

可见，城市化未必会让乡村没落和消失，重要的是，那些向往乡村和小城生活的人们，是否有机会按各自的生活态度和居住偏好自由组合，建立自己的新社区，或改造日趋颓败的旧乡村；这种组合，既可由开发商的细分定制来实现，也可由居民直接组织。

显然，此等发展对制度环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居民不能自由迁居，土地产权没有落实，土地用途和交易受到控制，居民无权自我组织，社区自我管理契约得不到法律承认，社区发展受限于行政区划的桎梏，自我管理与既有村镇政府体系相冲突，水电道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被垄断和管制，居民在交了社区物业费并实现公共产品的自我供给之后，却仍要和其他依赖政府服务的社区一样纳税，那么新型村镇就难以建立。

实际上，即便是发达国家，也很少有像美国那样能突破所有这些障碍，所以如我们所看到，城市过度膨胀和乡村没落成了伴随城市化的全球性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一步步拆除上述种种障碍。

（按：我会再用两个同样篇幅来继续这个话题。）

为何年轻人都爱往大城市里挤？
辉格
2009年12月21日

在经历了年初以来的又一轮房价大涨之后，政策当局再次宣示了遏制房价的态度，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了推动城镇和中小城市发展的战略方向，该战略旨在扭转过度向大城市集中的人口分布结构，以缓解一线城市所面临的日益沉重的住宅需求压力。

这一政策转变，把一个多年前曾几番争议的老话题又提上了桌面：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究竟应该面向高度密集的超级都市区？还是稀疏松散的中小城市网络？争论未曾有结果，政府则似乎一直倾向于城镇化，而与此同时，超级都市却早已不由分说的涌现了出来。

城市化与城镇化之争，问错了问题，正确的问题是：按我们的制度背景、资源禀赋和市场特征，未来的人口分布结构将会如何演变？从已经表现出的趋势看，方向无疑是超级都市，如果这一趋势背后有着强大而固有的内在动力，凭几项政策和规划是无法扭转的。

关于蚁族的报道和正在热播的《蜗居》，都生动的展示了，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为了留在大城市，愿意承受何等的艰辛与压力，这一强烈倾向的背后，必定有着某种共同的动机。

对于大城市的优势，经济学家已有了很多论述，斯密指出，细致的分工依赖于密集人口，只会做一种糕点的面包师，无论手艺何等高明，在小镇上是找不到工作的，而在大城市却很可能享受五星级酒店的高薪；越是高级的专业化人力资本，越需要在高度密集市场上就近兜售、以实现其价值，设备和技术等非人力生产资本也一样。

生产如此，消费也是如此，越是特殊的偏好，越是难以在人口稀疏的乡镇得到满足，若一种商品的目标消费群窄于0.1%，便不可能在只有几千人的小镇设立零售店或代理商；有形商品的问题还能借物流业的发达而得到改善，服务业则更难办，在小镇上你找不到好的电影院、风味特殊的餐馆，大明星也不会来这里走穴。

更要命的是，许多消费必须由趣味相投者共同进行，或需要看得懂的观众在场才有意义；在小镇上，你那件手缝西装会被叫做皱巴巴的针脚不齐的外套，作为球迷，你找不到人一起观球畅饮欢呼，作为发烧友，没人听你吹嘘那根能收上千个节目的天线，即便在数十万人的中型城市，你也难以在每个周末凑齐一桌人打桥牌。

密集人口在实现人力资本价值和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上的优势，构成了人们向大城市聚集的基本动力，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同样重要的因素是：在现代社会，都市已成为人们价值追求和地位提升道路上的一座灯塔，那些力争上进、不甘寂寞与落伍的有志青年，很少能在大城市以外找到施展这一追求的舞台。

人的消费不是随机组合的，偏好和价值观也不是独立散布的，消费行为和驱动它的偏好乃至价值观，被组合在所谓生活方式的稳定结构之中，这些生活方式乃是人群经由模仿和协同而达致的“聚点”；当一个年轻人为自己的未来生活作筹划时，实际上是在进行社会角色自我定位：首先选择一个竞技场，然后考虑自己将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一旦他朝选定的方向迈出脚步，生活目标便被锁定在一系列逐级爬升的模式之中。

问题是，越是高阶的生活方式，越是小众化，这意味着只能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才可能存在，只有大量人口中才能找出足够多的同类小众，使得此种生活方式下的消费达到规模经济；对于那些志存高远的青年，即便在眼下可以忍受一个很低的起点，但他们心目中的那个梯子必须有足够多的梯级，可以通达他们所憧憬的高度；显然，这样的梯子在乡村是找不到的。

正是这个梯子，驱使大批青年甘愿蚁聚或蜗居于都市，他们本可在小城市谋得不错的差事，并享受低得多的生活成本，更好的交通，更好的空气，更少的生活压力；他们并没有错，即便最终他们在那个梯子上爬得并不高，但年轻人总是会有梦想。

柏林墙不是篱笆，是铁窗
辉格
2009年11月9日

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之际，纪念庆祝与回顾反思铺天盖地；有人说，有形之墙虽已拆除，无形之墙却依然牢固，所谓无形之墙或心中之墙，是说人与人之间价值观的隔阂与对立，无论是种族的、文化的，还是地域的，在他们看来，无形之墙一日不倒，人类博爱和世界大同便遥遥无期；还有人说，旧墙拆了，新墙却仍在不断建造，比如北约军事边界、导弹防御系统，比如以色列边境隔离墙、美国墨西哥边境墙，等等，他们因此而质疑，冷战结束二十年来，世界是否果真变得更好了？冷战曾把地球分割成两个世界，当今的文明冲突岂不是在人间竖立了更多的屏障？

这些说法看似有道理，却完全没有抓住柏林墙问题的关键；把所有隔阂看作博爱与宽容的障碍，呼吁拆除一切阻隔与屏障，听上去很浪漫，却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价值观差异与隔阂无处不在，永难消除，一个良好社会所需要的只是价值观之间和平共存，河井不犯，不是什么博爱与大同；阻隔本身并不邪恶，英谚说得好，没有篱笆便没有朋友，适当的边界与屏障，恰恰是不同价值观与不同利益主体和平共存的必要条件。

柏林墙之邪恶，不是因为它象征着价值观冲突，而是因为它象征着政府对待人民之价值分歧的粗暴方式：它不仅将一套人民不愿接受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强加给他们，还用一道高墙阻止他们逃离家园，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柏林墙之邪恶，不是因为它试图阻挡外来威胁和外人进入，它不是一道篱笆，它试图阻挡的决心逃离这个体制的本国人民，这是极其罕见的做法，才是柏林墙区别于其它各种藩篱的独特之处，它是一扇铁窗，昭示着这整个国家就是一个牢笼；今天我们纪念它的倒塌之时，切不可忘记这一点。

价值观的差异，是构成文化多样性的源泉，个人持不同的价值观，按价值取向选择交往相处的对象，组成各自的圈子和社区，甚至另辟家园，与世隔绝，这是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由此而造成的隔阂，并非社会之不幸或冲突之渊薮；相反，把价值取向迥异的人们强行捏合到一起，强求他们接受共同的生活方式，常常造成许多真正的冲突和不幸，西方国家公立义务教育的历史，便是这样一个不幸的案例。

政府强制实行的种族同校政策，不仅使课堂秩序混乱、教育质量下降，还导致了大量学生间冲突和校园暴力，强制种族同校貌似拆除了种族间的藩篱，实则将西方公立学校的校园围墙，变成了一道推行单一价值体系的新柏林墙；在这道墙里面，宗教经典被禁止教授，传统宗教节日被禁止纪念，甚至带有宗教色彩的传统服装、头巾、小帽，也被许多学校禁止佩戴；在柏林墙倒塌20年后，我们居然是在美国校园里找到了它的相似物，这不仅令人惊讶，也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

基于传统或个人选择而生活于一个共同体中的人们，有权建造一道篱笆，来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受外人冲击和侵犯，牧场围栏、导弹防御、边境墙，皆属此类，将这种篱笆类比于柏林墙，是在混淆是非；恰当的防御措施，是防止旁人萌生侵犯意图的必要条件，防御和均势历来是和平的最大保障，没有篱笆就没有和平；把对柏林墙的鄙弃和痛恨，引向所谓“拆除一切围墙”的呼吁，这种充满乌托邦浪漫情调的绥靖主义，将在破坏和平的基础，也误解了柏林墙的性质所在。

为何犹太人拿了这么多诺奖？
辉格
2009年10月13日

随着今年的诺贝尔奖项陆续宣布，国内各界在关注之余，再次开始反思我国的科研与教育体系，值得高兴的是，又有一位华人获得诺奖，而遗憾的是，迄今获得科学类诺奖的八位华人中，没有一位是在新中国教育体系中接受的教育，也没有一位是从新中国科研体系中创造其主要成就的；这体现了一种双重失败：我们的教育体系培养不出太多顶级人才，而少数顶级人才要获得成就，还只能去到英美的科研体系之中。

要弄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最好考察一下别人的成功经验，近代以来，在教育和科学上最杰出的榜样，大概就是犹太民族了；自诺奖设立以来，犹太人共拿走了20%的化学奖、25%的物理奖、27%的生理与医学奖、41%的经济学奖，在其它顶级国际科学奖项中，这个比例甚至更高，综合类：38%的美国国家科学奖、25%的京都奖，数学：27%的菲尔兹奖、38%的沃尔夫奖，信息：27%的图灵奖、37%的香农奖、42%的诺依曼奖；另外，在非科学领域，犹太人还拿走了12%的诺贝尔文学奖、1/3以上的普利策奖、1/3以上的奥斯卡奖。

犹太人在科学上的成就着实令人惊叹，他们以世界千分之二的人口，在几乎所有科学领域，拥有了1/5到1/3的顶级学者，究竟是什么因素让他们取得了如此成就？很可能，这恰恰是他们的不幸历史所造就。犹太人先是被亚述和巴比伦征服为奴，后又被罗马帝国毁城驱散，整个中世纪，他们不得不在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欧洲夹缝求存，不仅法律和政治地位低下，许多权利被剥夺，还时不时遭受驱逐和屠杀，两千年蹩仄险恶的处境，迫使他们发展出了独特的生存之道。

在中世纪欧洲，身为异教徒的犹太人被排除在封建系统之外，无权拥有土地，这迫使他们转向手工业、服务业和金融业等需要更多知识和技能的行业；与基于土地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封建农业相比，这些行业更具流动性、更加市场化，也更依赖货币，同时，由于不能将储蓄投资于土地，犹太人的储蓄更多以货币构成，这推动了他们从事放贷；在以土地和农业为本的时代，尽管手工业和服务业的门类繁多，但总体规模很小，而因其不稳定和高风险，也为体面阶层所鄙视；于是被迫舍本求末的犹太人进入了除农业和军事外的几乎所有行业，并在其中许多行业占据了主导地位。

一旦资本主义时代到来，这种栖身末业的边缘地位迅速转变成巨大优势，历史上曾有几个类似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在英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和工业革命时期在各行业取得成就的人物当中，少子明显多于长子，这是因为长子继承制迫使他们在土地之外寻找发展机会，求学、经商、当兵、从政，而所有这些机会与农业相比，都更加需要天赋、知识和技能；另一个例子是中国改革以来的私营经济，早期个体户中劳改释放者和失业知青占很高的比例，后来的下海浪潮中，许多下海者也都是主流体制中的失败者或失意者；犹太人是下海者的先驱，他们在海里已经挣扎了两千年。

在古代，如何在掠夺成性的强权之下保护财产，是个大问题，对于法律地位低下的犹太人，资产安全问题尤为严重；对付掠夺的一个策略是，尽量持有容易带走的资产，一有风吹草动赶紧跑路，在分裂割据的封建时代，这一策略颇为有效；过去两千年，尽管反犹灭犹浪潮此起彼伏，犹太人总是能找到栖身之地；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成了各政权宽容和自由程度的试金石，于是，犹太社区所到之处，伴随着一个个城市和地区的黄金时代：从巴格达到马格里布到伍麦叶西班牙到荷兰，从威尼斯、佛罗伦萨到热那亚，从克拉科夫、布拉格，到布达佩斯、维也纳和柏林。

资产的价值越是依赖于正面激励，就越不容易成为掠夺的对象，而知识和技能是最难以夺走的；犹太人迫于生计也为了安全，形成了注重教育、技能训练和知识积累，早期这些努力集中于实用技术领域，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大学逐渐脱离教会体系，犹太人得以进入学术界，他们在思想和知识积累上的优势迅速转变成科学成就；同时，政治地位的低下使得犹太人既没有指望也没有习惯去依附宗教和权力，把学术当作教会和政治的进身台阶，这让他们保持了思想和学术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乃是科学界作为一个自主自治共同体而存在的灵魂，而要抵御住来自宗教和政治的渗透和诱惑，是不容易的，幸运的是，这样的诱惑对犹太人原本就不存在。

犹太人的故事带来的启示是：商业和市场从来不是科学的敌人，对思想的控制和垄断才是，科学发展所需要的，仅仅是宽容的空间和独立的精神，犹太人惊人的科学成就，不是国家资助、组织和建设的结果，相反，它是远离权力、摆脱控制、宽容和独立的结果。

找到一篇丁林（林达夫妇的另一个马夹）的文章，《阿米绪（Amish）的故事》，其中关于义务教育的部分介绍的很详细，其中诉讼部分摘录于下：

于是，那里的阿米绪又决定迁徙。不少人就这样迁到了威斯康辛州的格林县。但是到了1968年秋天，这儿也开始严格执行教育法规。又有两家阿米绪面临被捕，被指控的罪名就是没有送孩子上高中。1968年圣诞节前夜，林德赫姆和一个叫鲍尔的律师，在请求威斯康辛州政府豁免阿米绪遭到拒绝后，决定在格林县的法庭，代表阿米绪向州政府打官司。告州政府侵犯阿米绪的宗教自由。可是，官司输了。地方法庭认为，虽然可以说州政府侵犯了阿米绪的宗教自由，但是普及教育 涉及全体公民的长远利益。这一利益压倒了少数人的宗教权利。

这在美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在两个法律条款发生冲突的时候，必须判断何者为先。出现这样的法律悖论的时候，一般总是要走到联邦最高法院，因为最高法院具有"司法复审权"。这正是鲍尔律师想要达到的目的。他不是打算在地方法院就打嬴这场官司，他甚至知道他会输。但是他要开辟一条司法渠道。鲍尔先上诉到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州最高法院推翻了地方法院的判决，法官说，能够压倒少数人宗教自由权利的所谓全体人民的利益是不存在的，阿米绪选择八年教育并没有损害社会。

于是案子的被告，威斯康辛州政府的行政分支，开始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前一次，案件的性质是判定阿米绪孩子的教育管理问题，这个问题联邦法院没有司法权。可是现在，案件的性质是全国性的民间团体代表百姓控告州政府侵犯宗教自由，也就成了州教育法规是否违宪的问题，这属于联邦最高法院的审理范围。于是，这一次，联邦最高法院接受了这个叫做"威斯康辛诉约德尔等"的案子。鲍尔律师出庭辩论，一些从不抛头露面的阿米绪也默默来到首都华盛顿，听候决定他们命运的判决。他们还是一袭传统阿米绪的黑色服装。黑色的背影衬映在最高法院白色大理石建筑的背景上，使我们今天看到这张过时的新闻照片时，依然有惊心动魄的感觉。

1972年年底的一天，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压倒多数作出了有利于阿米绪的判决。首席大法官沃伦在判词中指出，现代中等教育所教授的内容和价值同阿米绪宗教生活的根本方式有尖锐的冲突，强制实行的教育法规侵犯了阿米绪教徒的宗教自由权利。

在最高法院的判词中，沃伦大法官写下了如下这段现在还常常被人引用的话：

"我们不可忘记，在中世纪，西方世界文明的很多重要价值是由那些在巨大困苦下远离世俗影响的宗教团体保存下来的。没有任何理由假设今天的多数就是‘正确’的而阿米绪和类似他们的人就是‘错误’的。一种与众不同甚至于异僻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干涉别人的权利或利益，就不能仅仅因为它不同于他人就遭受 谴责。"

这位沃伦大法官，可不是什么保守派，而是位超级进步派大法官，他任期内的最高法院（Warren Court）是美国历史上最偏向进步主义的最高法院，正是他们使得民权运动的后果在司法上得以确立，最终大幅改变了美国社会的法律和制度基础。

然而，即便是如此反保守的进步法官，仍然没有以进步为名，扼杀Amish人的自由和独立，这就是美国的可贵之处，也是为何我始终对他抱有十足的信心。

经查，该案乃伯格法庭所审，非沃伦法庭，是沃伦·伯格（Warren E. Burger）大法官写的判书，详见勘误。

有朋友疑问：Amish人是否会强行阻止成年脱离教派，自行选择生活方式呢？从我获得的信息，显然没有，实际上，所谓“再洗礼”，其要旨便在于：信仰应是成 年人的自由选择，所以，再洗礼派认为婴儿没有自由意志，洗礼不算数，所以主张成年后在充分理解和自愿的情况下再接受洗礼，他们自然不会阻止成年人脱离教派，否则就是邪教了，下面是相关维基条目的“洗礼和闪避”一节：

阿米什人和其他再洗礼派认为给儿童洗礼没有意义；这正是这个教派名字的来由。阿米什儿童在所有问题上都必须遵从父母的意愿；但是，年龄满了的时候，他们被期望作出成人的承诺来终身侍奉教会。

当然，会有许多年轻人作出相反的选择。有一个阶段称为“徘徊”，被外界广泛误解。这通常是指青春期到正式成人承诺终身委身于阿米什生活方式之间的阶段。对于 非阿米什人家庭，年轻人在这个阶段有些越轨行为是可理解的，但是这并非阿米什人所期望。有人选择不加入教会，因而脱离社区。有些社区会主动闪避脱离教会的人，甚至闪避去不同阿米什社区的人。也有社区几乎不闪避，与脱离教会的人保持密切的家庭和社交联系。

还有朋友认为：

阿米什人的父母是否给了孩子多元的信息，然后让孩子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呢？如果只有单一的信息来源实际上是剥夺了孩子的自由选择权

这种“信息充分”主张和所谓的“起跑线”主张一样，是积极自由的典型表达，与我对自由的理解完全不同，仔细想想就会发现有多荒谬：为了信息充分，父母是否应该让孩子成年之前逐个体验一遍世上每一种宗教和生活方式？在他们形成自己的性取向之前，是否需要体验一下同性恋圈子的价值氛围？在选择学业发展方向之前，先把每一个学科可能带来的乐趣和前途了解一遍？

类似的，雀巢向你推销他的咖啡时，是否有义务把世上每种咖啡的价格报一遍？可是即便这样信息还是不足啊，至少先让我逐个品尝一遍吧？

无意间读到吴澧先生的一篇文章（吃我勤劳饭，还君健保梦），听说了Amish这个教派，我为Amish人的自由和独立而感动，并深深感叹，只有在美国这样的自由社会，才容许Amish人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到今天，这也是美国许许多多恪守自己生活方式的教派之一，但愿他们能平静的继续他们的生活。下面的文字摘自维基条目“阿米希人”：

阿米希人（Amish）是美國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群基督新教再洗禮派門諾會信徒(又稱亞米胥派)，以拒絕汽車及電力等現代設施，過著簡樸的生活而聞名。阿米希是德裔瑞士移民後裔組成的傳統、嚴密的宗教組織，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他們不從軍，不接受社會福利，或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幫助，許多人也不購買保險。大多數阿米希人在家說一種獨特的高地德語方言，又稱為賓夕法尼亞德語；而所謂的「瑞士阿米希人」則說一種阿勒曼尼語的方言（他們叫它「瑞士語」）。阿米希社區分成若干個團契。本條目主要介紹保守的、舊教條團契。新教條團契使用汽車和電話，但是他們也自認是阿米希人。

據2000年阿米希社區出版物公布的數字，美國的阿米希人口為198,000人；平均每個家庭的兒童數為7人，人口增長迅速，並且不斷開拓新的定居點和耕地；舊信條社區分佈於21個州，主要居住地的人口數目如下：

地 區    人 口
俄亥俄州    55,000
賓夕法尼亞州    47,000
印第安納州    37,000

於不購買保險，阿米希人在美國很難接受醫療服務，美國沒有全民醫療服務系統。從1990年代中期始，美國一些醫院開闢特別項目來幫助阿米希社區。
多數阿米希人不採取任何節育措施，包括安全期避孕法。

阿米希人不讓子女接受初中以上的教育，認為到這個階段的基本知識就足夠應付阿米希人的生活方式。阿米希人幾乎沒幾個人上高中，讀大學的就更罕見。許多阿米希社區開辦自己的學校，通常是一個大通房，教師也來自阿米希社區。在過去，阿米希人因為學校的事與外界發生了大衝突。大部分的衝突已經解決，政府教育當局允許阿米希人以自己的方式教育孩子。某些州的法律禁止低於某個年齡的孩子輟學，即使孩子已經初中畢業。變通的做法是，讓孩子不斷地重讀八年級，直到可以合法離校的年齡。

1972年，三個阿米希家庭拒絕送14歲和15歲的孩子上高中，被判處罰金5美元。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推翻了這個判決，裁定：以「接受義務教育」為由，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信仰自由條款，不具備正當性。聯邦最高法院維持了複審裁決。

阿米希人作為整體受到了現代世界的壓力。例如《童工法》，對阿米希人長期保持的生活方式是個威脅。阿米希兒童在年幼時（以21世紀的標準）就被教導努力工作。孩子從事新的工作時，通常父母會監督以確保效率和安全。由父母來決定孩子能否從事危險的工作，與現代《童工法》有抵觸。

如許多門諾會的人一樣，阿米希人不介入保險，而依靠教會和社區的支持。比如穀倉毀於火災或其他災害，整個社區會一起來修復，通常一天內就完工。

1961年，美國稅務局宣布，鑒於阿米希人不接受政府的社會福利，而且出於宗教理由不接受保險，他們也無須繳納相關的稅項。1965年這一政策正式寫入法律。某些團體和僱主也適用免交社會福利稅，然而法律規定他們必須供養年長和殘疾成員。阿米希人實際納稅比較重，特別是房地產稅，因為他們很少接受政府服務。

5. 时尚，另一种宗教？

时尚的生成和流行过程，是宗教之外的又一个观念自组织的典范，从发生机制上看，它与宗教十分相似，所以，把时尚称做一种现代宗教，不算太离谱。

富与贫、贵与贱、博学与无知、高雅与粗鲁、悠闲与劳碌，人的这些差异，常常会影响他们在对消费品和生活方式的选择，这种差别在某些方面——比如服饰、住宅、随身物品、交通工具等——表现得特别明显，当这些差距逐渐拉开而变得易于辨认时，人们就会通过其中最明显的某几种差异来识别一个人的贫富等级、地位高低、教育程度，甚至生活经历和职业。而一旦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常常又会反过来刻意的明确这些差异，状况相近的人们会有意识的调整他们的消费品和生活方式，不约而同的向那些最易于识别的款式和品质靠拢聚集，最终，整个社会围绕着几种典型消费品，自动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的栅格状结构，这一分层化的自组织过程就叫时尚。

如果仅仅看到上面的分层结构，那就没有抓住时尚的精妙之处，时尚之所以如此激动人心，重要的是它的结构是在不断运动变化之中保持的。当层次结构日益显现或者已然明朗时，那些面临着为选择某个将要厕身其中的阶层而作决定的人，常常会将目光投向他们的“上”方，选择一个包括了许多条件优于自己的人的阶层。这种向上靠的倾向使得每个阶层中那些财富地位等条件最优的人的生活方式成为被模仿的对象。然而，一旦这些被模仿对象意识到与自己同处一个阶层的，多数是条件比自己差的人，这一发现会让他们感到恼火。

为了摆脱与乡巴佬为伍的屈辱感，这些被模仿者只好不断地花样翻新，以便与模仿者拉开距离，而后者一旦发现新花样已经成为时尚，总是精神抖擞地奋起直追，就在这你追我赶之中，时尚的浪潮涌动起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潮涌中，追逐的双方都兴致盎然，乐此不疲，劲头丝毫不亚于热忱的宗教信徒。每一波时尚的浪潮，都将一组关于消费和生活方式的新观念，从最初的一小撮人那里，逐级向下，传播到几个阶层甚至整个社会。

正如权力在宗教传播中——因为“价值C”的缘故——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商业力量在时尚流行中——也因为同样的缘故——起到了类似的也许是大得多的推动作用。消费品的经营者首先去努力发现、识别出（甚至制造出）那些最能代表身份的东西，通过自己的产品加以明确化、符号化，然后向那些热衷于向上靠的时尚追逐者们推销这些符号；等这一波浪潮渐趋平静，他们又转过头来，告诉那些“领潮者”，这些旧东西已经显得太俗气了，不再配得上你的高贵身份，该换换花样了，于是另一波浪潮开始了。

Veblen proposed that the psychology of prestige was driven by three "pecuniary canons of taste": conspicuous leisure,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and conspicuous waste. Status symbols are flaunted and coveted not necessarily because they are useful or attractive (pebbles, daisies, and pigeons are quite beautiful, as we rediscover when they delight young children), but often because they are so rare, wasteful, or pointless that only the wealthy can afford them. They include clothing that is too delicate, bulky, constricting, or stain-prone to work in, objects too fragile for casual use or made from unobtainable materials, functionless objects made with prodigious labor, decorations that consume energy, and pale skin in lands where the plebeians work in the fields and suntans in lands where they work indoors. The logic is: You can't see all my wealth and earning power (my bank account, my lands, all my allies and flunkeys), but you can see my gold bathroom fixtures. No one could afford them without wealth to spare, therefore you know I am wealthy.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is counterintuitive because squandering wealth can only reduce it, bringing the squanderer down to the level of his or her rivals. But it works when other people's esteem is useful enough to pay for and when not all the wealth or earning power is sacrificed. If I have a hundred dollars and you have forty, I can give away fifty, but you can't; I will impress others and still be richer than you. The principle has been confirmed from an unlikely source, evolutionary biology. Biologists since Darwin had been puzzled by displays like the peacock's tail, which impresses the peahen but consumes nutrients, hinders movement, and attracts predators. The biologist Amotz Zahavi proposed that the displays evolved because they were handicaps. Only the healthiest animals could afford them, and females choose the healthiest birds to mate with. Theoretical biologists were initially skeptical, but one of them, Alan Grafen, later proved that the theory was sound.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works when only the richest can afford luxuries. When the class structure loosens, or sumptuous goods (or good imitations) become widely available, the upper middle class can emulate the upper class, the middle class can emulate the upper middle class, and so on down the ladder. The upper class cannot very well stand by as they begin to resemble the hoi polloi; they must adopt a new look. But then the look is emulated once again by the upper middle class and begins to trickle down again, prompting the upper class to leap to yet a different look, and so on. The result is fashion. The chaotic cycles of style, in which the chic look of one decade becomes dowdy or slutty, nerdy or foppish in the next, has been explained as a conspiracy of clothing makers, an expression of nationalism, a reflection of the economy, and much else. But Quentin Bell, in his classic analysis of fashion, On Human Finery, showed that only one explanation works: people follow the rule, "Try to look like the people above you; if you're at the top, try to look different from the people below you."

（摘自Steven Pinker: HOW THE MIND WORKS,p.500）

（按：关于工具价值向终极价值演变的机制，可参考我的<人性：策略的遗骸？>一文。企业文化是组织文化的一种，通常被归入亚文化一类；组织文化的自主发展，受到财务约束和市场淘汰机制的约束，当这种约束放松时，便可能走得很远，日益根深蒂固；财务约束的放松，或许源自长期稳固的垄断地位，或许源自无条件的政府资助或慈善资助，对于后一种，詹姆斯·威尔逊在《官僚机构：政府机构的作为及其原因》中作了精彩而详尽的论述。）

瓦格纳：忠诚者的悲剧
辉格
2009年3月31日

里克·瓦格纳终于被奥巴马的汽车沙皇踢下了台，有评论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历史上对企业最直接的一次干预；这是通用咎由自取，谁让你伸手向国会要钱了，拿人钱就手软，天经地义。瓦格纳被迫下台的直接原因是，在政府为财政援助所规定的期限之前，迟迟未能与工会和债权人达成债务重组协议，也未能拿出可信的重组和整顿计划，使得奥巴马无法为下一步援助行动找出足以向国会和选民交代的理由；然而如果我们纵观多年来的事态发展，便可发现，更根本的原因是，瓦格纳过于热爱通用汽车，以至于始终下不了手，对这个早已陈旧落伍的企业动大手术。

自从92年临危受命担任CFO、98年就任COO、2000年升任CEO这十几年来，瓦格纳在复兴通用的努力中可谓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他在通用的每一个环节上压缩了成本，他接管并整合了长期独立于集团的北美业务，把通用改造成了适应全球化运营的跨国集团，也抓住了新兴地区的资源优势和市场机会；甚至在最困难的退休金和医保负担问题上，也与工会达成了具有转折性的协议，通过VEBA信托和自愿买断协议，把原先的无限责任有限化，并削减了将近一半负担。

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着眼于提升能力和压缩成本上，而从未考虑过裁减它那八大品牌组成的漫长而古老的产品线。分析者屡屡指出，以通用这样庞大而陈旧的产品组合，它所带来的设计和运营复杂度、高昂的库存负担和营销费用，即使它解决了劳动成本问题，也未必能抗得住类似这次的信贷收缩和深度衰退。尽管美国汽车业调整产品组合的努力受到各州特许经销法的束缚，但如果通用真有决心削减品牌，它还是可以通过逐步降低产量来饿死经销商或迫使他们转向其他品牌的办法来做到的，但实际上通用压根没有尝试过。

瓦格纳无疑是优秀的，高中的全优模范生、篮球队员，拿到杜克大学经济学学士和哈佛商学院MBA后，直接进通用一干32年；不难想象，对于瓦格纳这样的老通用人，让他拿自己的品牌开刀，就像让外科医生给自己的儿子做截肢手术一样，在一个老通用人眼里，每个品牌都包含着他和他的战友们无数心血、汗水和荣耀，而不仅仅是台生钱的机器；同样，尽管瓦格纳上任以来已多次裁员，却很少更换手下高管，即使他们表现不佳，对他来说，这些都是战友和兄弟；瓦格纳对通用的忠诚和自豪，在他向政府求援的国会听证会上表露无遗，在这个最需要谦逊和恳切的场合，他却难以抑制的诉说着对其品牌的自豪和自信，以及通用对美国人的不容置疑的重要性，顽固的拒绝任何破产重组的可能性。

这是一齣经典的悲剧。建立企业的最初目标是赢利，但是和其他组织一样，企业一旦建立，一种组织和运营模式一旦长期存在，便会发展出其特有的文化和价值观，原本用于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逐渐获得了独立价值，长期参与其中的人们会将这些价值与工资和红利同样视为总报酬的一部分；历史越是悠久，经历的辉煌越多，这种价值的份量就越重。多年来，企业文化已引起了管理界的重视，并被视为企业凝聚力和组织效率的基础，特别是在人力资源的核心地位越来越突出的当代，良好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可以吸引来原本需要高得多的薪水才能吸引到的人才。

然而企业文化是把双刃剑，它在吸引人才、提高凝聚力和组织效率、甚至节省费用的同时，也可能让企业背上价值观包袱；文化和价值观有其自身的发展路径，它常常会偏离赢利目标，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偏离企业生存所需的财务目标；这就要求经常有外部力量的干预，来抑制价值体系的失控；市场淘汰机制是最后的抑制力量，股东和管理者自然不愿等着市场来淘汰，所以当这种偏离构成严重威胁时，企业便需要主动革新。一个在需要被革新的文化里浸泡了30多年，并从中取得无数成功和荣耀的人，显然不是领导这一革新的恰当人选。

16年前IBM请外行郭士纳来拯救这条垂死的恐龙，结果大获成功；相比之下，雅虎则是企业文化的受害者，杨致远视雅虎为亲生儿子，为保持其独立性甘愿付出任何代价，包括放弃微软的巨额收购要约；可惜，通用没有找到他们的郭士纳，现在只能听任政府工作组和破产法院这些外部力量来完成这场延误已久的革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