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储是麻醉性止痛药
辉格
2009年3月26日

去年底，云南省政府推出了百万吨有色金属和50万吨化肥的收储计划，这一政策显然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和鼓励；今年二月，国务院在《有色金属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中明确了通过国家收储来缓解企业库存压力的政策目标；此后，各矿产资源大省（甚至包括一些地级市）纷纷推出收储计划，河南要收50万吨电解铝，广西要收5万吨铝锭，赣州要收1万吨钨和1万吨稀有金属，郴州更是要收11.5万吨有色金属。同时我们看到，这些收储计划并没有与之相呼应的产能压缩计划，云南甚至明确宣示了“鼓励地勘单位多找矿、找大矿，提前储备资源”的态度，这意味着，收储计划并不只是为解决短期库存压力而采取的临时措施，很可能长期化。

这样的收储计划不是解决当前原材料产业困境的好办法，它虽然在短期内可以缓解价格暴跌和库存压力给企业带来的阵痛，却妨碍了企业对价格信号作出反应，向它们发出了错误的信号，结果将延续甚至加重本已十分严重的产能过剩。这就像麻醉止痛法，只能短期缓解症状，不能根治疾病；正如长期服用麻醉性止痛药会形成生理依赖，收储计划一旦长期化，会让企业对国家储备形成依赖，整个产业将陷入扭曲状态，而地方政府和相关银行也将承受不断扩大的信用风险。

即便地方政府没有将收储计划长期化的打算，事态的发展也很可能迫使他们不由自主的长期卷入。有人认为，目前的产能过剩是金融危机之后的衰退期的短期过剩，相对于“正常水平”并未过剩，一旦经济复苏，价格回升，库存压力缓解，收储者和银行便可全身而退。这样的想法是幼稚的，首先，你不知道复苏何时到来；其次，你不知道复苏之后，原材料需求何时会回到你所认为的“正常水平”；更重要的是，这种说法误解了经济周期的基本性质。

经济周期不是简单的上下震荡，用熊彼特的话说，它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繁荣期的高需求、高价格和信贷宽松，会让许多资源配置结构过时、效率平庸的企业也活得很滋润，一旦衰退来临，它们就会被大批淘汰，而在经济复苏时重新获得增长的，要么是拥有更高效配置结构的新兴企业，要么是通过结构调整而度过难关的老企业，无论如何，每次周期过后，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结构都不会回到周期之前。

周期的这一特点，在初级材料行业表现为，其复苏总是滞后于整体经济的复苏。最新一期《麦肯锡季刊》有份报告分析了各大行业在1973年、1980年、1990年和2001年四次危机中的表现，发现在衰退期，材料业两次超前于整体，两次滞后，但在复苏期，材料业四次全部滞后。我相信，上一次繁荣把材料价格抬得越高，其诱导出的过剩产能越多，其逼迫出的材料节省型创新越多，那么材料行业的复苏滞后期也就越长；而事实是，过去几年的材料价格，无论绝对水平，还是增长速度，都是史上罕见的。

如果我们预期整体复苏在两三年后到来，那么材料业的复苏将不会早于五到七年，而要回复到2007-08年的水平，需要更长时间。因此，对一两年内材料价格大幅回升的期望多半会落空，而以此假设为前提的政府收储和银行贷款，将面临极大的风险；随着收储计划的不断被迫延长，他们将发现自己不得不做出痛苦的选择：要么继续收储而承受财政压力和坏账风险，要么停止收储甚至释放储备从而导致又一次材料价格崩溃。

地方政府财政基础薄弱，承担不起长期化收储政策，而银行的坏账问题也刚刚有所好转；近几个月的货币宽松或许让他们对于风险的警惕有所下降，以至于在收储计划上表现出不少大手笔。如今，经济学家们常常拿用电量替代地方统计部门质量不高的统计数字，借此估测经济活动水平；有色金属的提炼，无论是电解还是电炉熔炼，电力消耗都不小，这或许会让地方经济数据看上去比较乐观，但其中蕴藏的风险，实在不小。

（按：读罢此文，你很可能认为我是计划生育政策的赞同者，正如你看到的，我几乎不赞同所有反对计划生育的言论，不，不是几乎，事实上，我认为我听到过的每一条反对计划生育的理由都是错的，限于篇幅，我在这里只举出了三条，而且第三条还没有展开说。然而，实际上，当然，我完全反对计划生育——，但我的理由只有一条——自由——，生育是最古老的权利，不容剥夺。 写作本文的主要动机，是为了练习或者演示如何将屁股和脑袋分开，这听上去容易做起来难，事实上很少人能做到，当一个问题被识别为屁股问题时——与政治有关的问题通常如此——再灵光的脑袋也会被迅速塞进裤裆，这一点上，无论左派、右派、自由派、保守派，鲜能免俗。 一个月前，我曾在《宽容是同性恋的坟墓？》一文中尝试挑逗那些无法区分屁股与脑袋的人，我先把屁股摆在一个政治正确的位置上：主张对同性恋宽容，然后试着用脑袋指出一种可能性：对同性恋宽容或许会导致同性恋群体大幅减少甚至灭绝，如我所预料的，这一挑逗效果极佳，我立刻被当作主张灭绝同性恋的狂人而遭到激烈指责。 我得坦白，我无耻的享受这种效果，这让我有了一个观察人性和所谓理性的良好机会，今后若有机会我会经常尝试这种练习、演示，或者挑逗，好让我自己时时牢记：不要弄混了屁股和脑袋。） 人口争议的误区 辉格 2009年3月24日 最近，人大代表程恩富先生和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先生，针对近期频频出现的呼吁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的声音，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他们判断，当前的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依然非常严重，人口增长势头仍未完全遏制，老龄化虽然存在，并不足惧，也不能归咎于计划生育；他们认为，要“从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方面追赶上发达国家”，必须让人口减少，长期目标减到5亿以下；基于这样的判断和目标，他们主张，计划生育不仅不能放松，还要强化，并且长期坚持。 严格计划生育政策反对者的呼吁和支持者的回应，让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又完成了一个回合，然而，新的回合是否让讨论更加深入了？是否改进了公众对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很遗憾，这场争论看来仍徘徊于鸡同鸭讲的状态。主张严控生育者立论的基本前提是，人口与资源之间是存在一个“合理比例”的，这个比例是可以算出来的，这个比例是可以在今天与200年之后一样合理的，因此，我们应该并且可以为200年后的人们安排他们的生活；然而，对于这一连串的断言何以成立，他们显然不认为值得加以说明。 对于曾亲身经历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们，合理比例的论调并不陌生，它曾经导致何等荒谬的制度和政策，也都历历在目。然而严控生育的反对者们却没有抓住这一要害，他们用来反对的主要理由是老龄化及其带来的“社会负担”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冲击。过去三十年中国人口形势的急剧扭转是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其中包括老龄化；老龄化的原因是寿命延长和出生率下降，因而将老龄化归因于生育控制是正确的，然而用放松生育控制来解决老龄化所带来的抚养负担问题，却未必正确。 当人口形势扭转时，老龄化程度并非随出生率下降而线性递增；在生育率开始下降之后的几十年中，老龄化会达到一个最高峰，此后随着生育率下降之前出生的那几代人的死去，而逐渐向一个长期均衡水平回归。这个均衡水平上的长期抚养系数，主要取决于人均寿命和平均就业年龄，与出生率关系不大，因为提高出生率在降低老人比例的同时增加了儿童比例，反之亦然。正因为如此，主张放松生育控制者希望解决的，显然只能是短期老龄化高峰所带来的抚养负担问题；然而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放松控制在短期内只能增加需要抚养的未成年人，从而加重抚养负担，而等他们长大时，最高峰已经过去。 反对严控生育的另一个理由是：人口减少会导致需求不足、经济衰退、资产价值下降。然而这马上面临一个追问：经济总量的增长何以成为值得以公共政策来追求的目标？如果人口下降一半，GDP下降20%，人均GDP大幅上升了，每个人的生活水平改善了，资产价值确实可能下降，但那也意味着资源不再那么昂贵，人类对环境的压力不再那么巨大，何以认为那是坏事？ 第三种反对意见认为，随着避孕手段的普及、女性就业率提高和孩子抚养和教育成本的迅速增长，生育策略已完全改变；这些反对者宣布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破产，他们认为，当传统社会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之后，生育率“必然”下降，无须计划生育的干预，相反，届时政府将不得不鼓励生育。这一反对同样站不住脚，如果我们孤立的观察那些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国家，上述现象是显然的，然而当我们把整个人类作为单一人口系统来考察，人口压力从未消失，生活中马尔萨斯极限上的几亿人贫困如故，而在人口压力有所放松的地方，人口迅猛增长的情况仍然普遍；欧美60年代开始的低生育率，仅仅持续了不到两代人，日韩则只有一代人，还远不能被认定为普遍规律；实际上，发达国家不妨被视为整个人口金字塔中被移民管制所圈住的一个塔尖，其人口发展趋势未必具有普遍性，尤其对于中国人口系统而言——它太庞大以至于不可能成为任何一个金字塔的塔尖。 上述种种理论误区，使得围绕人口问题的争论陷入混乱，与其急于宣示某种立场，不如先尝试拨开笼罩在问题之上的层层迷雾。

（按：我造了“战术性愤怒”这个新词，最初这只是我基于对美国政客的印象而做的猜测，刚才我看到了证据：“分放奖金的事情，也并不是秘密的事情，更不是“偷步”发放。“我们没有试图去欺骗或者隐瞞任何事情。”李迪说。“美联储的官员参加了我们的所有会议，包括董事局会议和薪酬委员会的会议。”李迪说，起码在三个月前，AIG就跟美联储官员讨论过此事，他相信美联储的官员会跟财政部分享这些信息。”——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AIG：跳票的花红》）

AIG奖金凸显干预的道德风险
辉格
2009年3月19日

AIG奖金事件在美国炸开了锅，财政部长、总统、国会议员、纽约州检察长、美联储官员，个个拍桌子瞪眼睛，争先恐后的表达他们的愤怒，据说伯南克还为此摔了几次电话。在拿了纳税人1700亿救助资金、实际上已经被政府接管之后，继续向中高层管理者支付总额1.65亿、每人数百万美元的巨额奖金，这一荒诞场景，确实难以向纳税人解释；与这一事件扯上关系的政客们，自然不愿承受由此带来的道德代价，因而，抢先愤怒也就不失为明智而老练的做法了。

愤怒归愤怒，政府和国会对此事实际上没什么可行的挽回措施，奖金是按协议发放的，而协议是在AIG接受救助之前签订的，撕毁协议不仅要遭起诉，对于AIG这样靠信用吃饭的金融企业也将触犯大忌；政客们当然也知道这些困难，所以财政部现在声称的措施是在下一批救助资金中扣除奖金额，这显然算不上挽回，被拿走的奖金还是没收回来；议员们则更为激进，多位民主党重量级议员正在筹划对拿奖金的73位AIG雇员征收90%以上的特别税，相当于动用立法权直接没收奖金。

AIG救助案连同整个金融业救助计划，已经给美国政府带来了巨大的道德风险，奖金问题只是其中较为惹眼但其实很次要的部分，救助计划实际上还挽救了大批曾经疯狂下注的对冲基金，只是其中奥妙不容易被公众所看清，因而也没有激起政客们的战术性愤怒而已。如今，为了应对奖金带来的道德风险而可能采取的措施，却面临着更大的道德风险——公然毁约，甚至悍然征收没收性特别税，将直接损害财产权和契约精神这两块市场经济的基石。议员们或许指望特别税提案会迫使雇员们自愿放弃奖金，但如果他们不放弃，进而起诉，官司很可能打到最高法院，政府输掉的可能性更大。我们很快将会看到，随着救助计划的逐渐展开、其规模的不断膨胀，政府将在这个道德泥潭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历来具有自动升级和自我膨胀的倾向，这不是因为政治家愿意如此，而是市场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市场作为一种自发秩序，是人类迄今所创造的最复杂的事物，没人能完全理解它的运行机制，更遑论预测和控制了。一项干预措施，最初看来是局部和临时的，但实施之后，就会发现许多未曾料到的效果，常常是按下葫芦又起瓢，于是最初为按下葫芦制订的计划不够了，又要为按下瓢制订新计划、追加新预算。问题是，每一步干预都蕴藏着道德风险：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弄不好就要打水漂或者喂赌徒；更严重的是，但凡干预措施都涉及权利和利益的再划分，有人受益有人倒霉，当事人和公众难免要问：凭什么？

因为干预措施带来的道德风险而面临公众声讨的政客们，或许会感到很冤枉：政府对于金融体系安全性的责任是早就存在的，如今的救助只是为了履行这一职责，因而相应的道德成本也是他们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事实也确实如此，具体的AIG案，AIG管理层之所以敢于冒险，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出了大事政府会出手相救，他们当初敢于签下慷慨的奖金协议，看来也与这一信心不无关系。今天政府为AIG们所付出的道德代价，实际上只是在兑现当初为整个金融安全所签下的道德支票；这张支票的签署日期，可以追溯到1913年美联储的建立，此后经过大萧条、罗斯福新政、布雷顿体系、直至废除金本位，政府逐步接管了整个货币体系，支票金额也越签越大。

今天，为不得不兑付这张道德支票而承受切肤之痛的人们所应该做的，不是去撕毁这种支票，而是应该为它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和截止日期，并且从今天的痛苦中吸取教训，记得今后不要再签这样的支票了。让人们自己去做选择并承担由此带来的责任与后果，如此方能获得道德上的安宁。

公允价值准则的存废之争
辉格
2009年3月18日

最近，围绕会计制度中的公允价值准则的争论再度白热化，这一话题在金融危机暴发之初即被提出；现在，随着奥巴马政府上台，新的救市方案渐次展开，以及公众对新一轮企业资产减记和亏损报告的担忧，该问题又成了争论焦点；从会计界、评级机构、经济学家，到监管部门和国会的政策制订者，观点和建议五花八门，相持不下。

所谓公允价值准则，大致上就是用近期的市场成交价，作为高流动性资产的当期会计记账价格，会计界采用这一准则，是为了让资产负债表客观准确的反映企业资产的真实价值。该准则的支持者认为，在诸多试图找出资产真实价值的方法中，这是能最大程度避免主观偏见、随意性和恶意操纵，也最能令投资者信服的方法。确实，说某个东西值多少钱，最可信的办法就是指出：的确有人在不久前出这么多钱买了它。

然而，该准则的反对者认为，正是它的存在，把原本并不严重的次贷危机，放大成了如今的金融大危机；在他们看来，本次危机是典型的资产负债表危机，次贷损失造成的恐慌性抛售把相关债券的价格压低到荒谬的程度，大量持有这些债券的银行虽然并不认可这样的低价，但在公允价值准则要求下被迫大规模减记，于是连锁反应出现了：资产减记导致亏损和信用评级降低、亏损导致股价下跌（这意味着其股东的资产市价下跌）、评级降低导致交易对手要求更多保证金、资产负债表恶化和保证金压力迫使银行抛售资产从而进一步压低资产市价；这一连锁反应之所以能连续循环，就是因为每个环节的参与方所依据的信息，都是公允价值准则指导下的同一套报表；他们认为，如果企业没有被迫采用该准则，那么上述连锁反应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危机也就没这么严重。

双方的理由都能成立，在我看来，他们的对立实际上反映了参与市场的各种角色，拥有不同的信息需求，当股东、债权人、评级机构、证券监管者和金融监管者这些关注重点迥然不同的参与方，都不得不依赖同一套会计报表所提供的信息时，便不可避免的发生冲突。

会计报表是具有直接法律效力的文件，会计师个人对其负有无限民事责任，这就决定了会计工作对客观性和证据可追溯性的严格要求，他们在每个原始数字上都会要求第三方独立证据，而尽可能避免主观判断；这一点在资产估值上表现为保守原则，即在认定一项资产的价值时，只能认定其中有据可查且没有异议的部分，做到这一点，要么寻求全体股东同意（对于上市公司，这常常是不可能的），要么只能依循市价。

价值本身是主观的，对于同一件商品，不同人的估值可以相差很大；一件商品能在市场上成交（因而形成市价），并不表明买卖双方对其有相同的估值，而是表明了买方的估值高于卖方；同样，在不考虑交易费用的情况下，继续持有一项资产，就意味着持有人对它的估值高于市价。股票和债券等高流动性资产的交易费用极低，因而对于它们的持有人，市价实际上是他们对其估值的最小可能值。当市场剧烈波动时，资产市价与持有人自我估值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很大。

人们对一项资产进行估值的基础是对其未来收入流的预期，估值是否准确，便在于这一预期收入流与该资产实际产生的收入流是否吻合；泡沫和恐慌的存在表明了，市场价格常常未能准确反映资产实际价值（即未来实际收入流的折现值）；由于估值发生在收入流之前，而未来是不确定的，因而不存在任何方法找出实际价值，即使市场也做不到；尽管如此，充分的专业知识、有效的理论和模型、良好的判断力仍然是重要的，它们可以帮助人们尽可能接近实际价值。

对于会计师，寻求缩小资产估值与实际价值之间的差异，并不是他的追求，相反，他追求客观性、可查证和避免分歧，他的工作性质是被动和事后的；然而对于评级机构，尽可能准确的评估资产实际价值，理应是他们的核心工作目标，会计师所竭力避免的主观判断，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也是他们为其他市场参与者提供的核心产品，当这些参与者对自己的判断力信心不足时，他们提供了一种中立的替代品。评级机构应当是中立的，但不必是客观的，他们的价值便是凭借其专业知识和洞察力作出主观判断，否则便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充其量只能为会计报表增加一个栏目。

然而，现有的评级机构并未表现出其应有的判断力和前瞻性，他们过度依赖于会计报表，从而被市场波动牵着鼻子走；因此，需要改变的并非会计制度，而是评级机构，对于高流动性资产，特别是债券，他们应建立独立的估值体系，而不单纯依赖于市价和会计报表；在独立估值的基础上，他们可以为评级对象编制另一套资产负债表，作为他们的判断结果提供给需要这些信息的市场参与者和监管方。

债权人和监管当局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风险，而风险是关于未来的，对风险的评估需要的是判断力，在这一点上，会计师不是恰当的顾问，所以当你从他那里得不到好答案时，也就没理由责怪他，甚至动手去纠正他的工作准则了。

（按：最新消息，罗氏与GenenTech以达成合并协议。不过罗氏对GenenTech的投资与其他几宗有所不同，GenenTech相对来说是个新创公司，比较侧重研发）

尚未成熟的药业巨头
辉格
2009年3月11日

周一，大型制药商默沙东宣布以411亿美元并购先灵葆雅，这是药业巨头之间系列并购案的最新一桩；辉瑞在年初已宣布并购惠氏，而在先灵葆雅案公布次日，罗氏立即提高了对GenenTech剩余股权的报价；罗氏早在1990年便收购了GenenTech的56%股权，并于去年7月发出对剩余股权的收购要约，新报价很可能促成交易。多位分析师猜测，药业并购还将持续，百时美施贵宝很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在并购市场几近冻结的情况下，这些巨额并购案显得尤为惹眼，也给困境中的各大投行带来了宝贵的佣金。

制药业的并购，不同于其他行业，基本上是同质化行业巨头之间的平行合并，而甚少资源互补和供应链垂直整合的成分；这种简单鲁莽、缺乏想象力的并购，凸显了大制药商们过去二十多年的巨大增长和收益，并没有建立在一个稳固而可持续的基础上，而过分依赖于80年代立法变革后那一波技术浪潮中所获得的大批专利权，而一旦这批专利和相关垄断权到期，他们未能表现出一个成熟企业应有的持续创新能力；于是，此前为维护和运用这些垄断权而建造的那部庞大的营销、游说和诉讼机器，便面临无米之炊的困境，而系列并购实际上是在缩减这些机器，并把剩下的米集中到少数几部机器中来。

美国或以美国为主要目标市场的大型制药商，构成了一个十分奇特的产业，它的核心资源并不是药品研发和制造能力，而是建立、维护和尽可能延长垄断权的专利机器；它们从大学等科研机构和小型生物技术公司那里，寻找有前途的产品，去注册专利或签下专利使用权、组织临床试验、谋求FDA批准，然后凭借强大的营销机器将其转化为收入流，并在此后用尽一切可能的政治游说和诉讼手段来延长专利和垄断权；一旦垄断权到期，通用名药进入，药价通常下降80%，而这一价格完全不能支撑他们的庞大运营机器。

三个因素造就了制药业的这种生态特征。首先是政府科研资助：国家卫生研究所（NIH）每年近300亿美元的巨额预算，两倍于所有制药商的研发经费总和，加上民间慈善资助和大学自有经费，几乎完全挤出了制药商对医药基础研究的潜在投资需求；显然，对于他们，明智的做法是利用现成的研究成果而不是自己去开发，结果是，即使那些总部在欧洲的制药商，也都把研发中心放在美国，以便就近利用这些成果。其次是立法变革：1980年以前，承接政府合同的大学和企业，不得将合同项目中获得的成果注册为专利，贝赫-多尔法案为大学和小企业解除了该限制，82年里根总统的行政命令为大企业也松了绑。这一变革激发了科研系统的产业化浪潮，它直接导致了此后的二十年信息和医疗产业的繁荣；大学也纷纷走出象牙塔，谋求与产业界的合作，从大学涌出了大批创业公司。

然而在此过程中，与信息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制药业的大量新创公司中鲜有像信息业的英特尔和思科那样壮大为行业巨头，相反，利用这一浪潮大获其利的，都是老牌制药商。理解这一反差，就要引入第三个因素：FDA管制。在信息业，巨额政府资助和贝赫-多尔法案所释放出的产业化动力，其结果流向消费市场的路径是畅通的，而在医药业，这条路径却被FDA牢牢束缚着；这样，企业获益的关键，既不在于强大的基础研发能力（NIH替你做了），也不在于能否将技术产业化（这条路放开了），而在于能否通过FDA关口从而获得垄断权，并在过关之后能否将垄断权维持足够长的时间。

FDA每年只批准几十种药品，其中只有10%左右是新分子药，其余都是改头换面的旧药；为了通过这一窄的可怜的关口，制药商需要花十几年时间组织临床试验和等待审批，然而在开始临床试验之前必须先注册专利，否则就会被人抢注，这样等通过审批，专利期限已过去大半；为补偿这种损失，国会将药品专利从17年延长到了20年，同时FDA会通过阻止通用名药进入而额外给予垄断权；此外，为同一药品的不同用途、剂型、工艺、甚至包装，注册时间上错开的多个专利，并结合一系列精心计划的诉讼，制药商可以把垄断权再延长三五年。

这其中涉及的政治和法律手腕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但明显的是，要做成这样的事情，并且做到极致，所需要的资源，与药品研究和开发能力毫无关系，也不是那些科研出身、书生气十足的创业者们所能胜任，这些是老江湖的特长，说白了，就是捣浆糊的能力。然而正是这一能力，却成了决定制药商盈利水平的首要因素。在管制制度的激励下，企业资源被大量配置到游说、公关和诉讼机器中，不仅每个大药商雇佣着庞大的律师团，制药商协会在华盛顿还供养了全美最大的游说团。

大规模财政投入的挤出效应，和严格的准入管制，造就了今天美国制药业严重的扭曲状态，它丧失了自我创新能力和技术储备深度，成为寄生在科研体系边上的专利机器；这样，当上一波专利浪潮退潮之后，便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基础，只能合并求存了。

茫茫人海已不再茫茫
辉格
2009年3月9日

日前，据南京市蒋宏坤市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透露，南京江宁区原房管局长周久耕因涉嫌严重违纪已被立案调查，这是人肉搜索的最新牺牲品；这一案件，连同此前一系列成为搜索对象的躲猫猫、林嘉祥、周春梅、谭静、王菲（男）、和若干公费旅游账单，使得人肉搜索在短短几年之内突然成为一股引人注目、影响广泛的潮流；对此，有人拍手叫好，有人担忧个人隐私陷入危境，有人甚至呼吁立法禁止；无论对此抱何态度，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信息环境，已经大大改变了。

所谓人肉搜索，是在网上组织大量的人力，借助以搜索引擎为主的工具，搜集和跟踪某一事件或人物的所有可能得到的信息，力图再现出事情的原貌。以前，类似的工作只能由记者、侦探、警察等专业调查和研究机构来做，互联网和搜索引擎使它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如今越来越多的事件会在网上留下痕迹；五六年前，我曾尝试搜索自己和一些亲友的名字，但得到的有价值信息很少，但今天已大不相同，我甚至能用Google来研究家谱。

手机、数码相机、DV让人们可以随时采集信息，目前这些产品都在强化与网络相册和流媒体的连接，用它们拍摄的照片和视频几分钟后就可出现在博客和YouTube上了，即时通信、博客和社会化网络等Web2.0应用的繁荣，也鼓励了的人们在网上创作和分享信息；网民不再仅仅是使用者和阅读者，涌现了大量山寨记者和评论家。信息来源的泛化使网络的触角遍及每个角落，而搜索引擎又将这些信息组织到一起，借助它，有心人可以对任何曾在公共视野中留下痕迹的事件进行跟踪；谷歌甚至已经为网络相册开发了人脸识别功能，如果把它融入通用引擎，人肉搜索将更为可观。

现代城市生活与传统部落、乡村和城镇生活的重要区别是，在乡村和部落，生活中见到的每个人几乎都是熟识的，偶尔才遇到陌生人，你走出家门后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引起熟人的关注、评价和议论，其结果将影响他们和他们的听众对你的看法和今后交往中所采取的态度；每个人都知道村里其他人的历史：他做过些什么？别人怎么评价他？他是个好顾主吗？我会不会吃他亏？要不要让着点他？或者最好躲开他？传统社会的道德、习惯法和社会秩序，很大程度上就是靠这种相互熟知和舆论评价的约束来维持的。

在大城市，即使你交际很广，熟识的人也很少超过200个，而城市通常有几十数百万人；所以，一旦走入茫茫人海，你可以很有把握的假定：除非你与他直接发生关系，周围的人不会关心你在做什么，事后更不会记得。有人把这叫做人情冷漠，但如果你经历过小镇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好奇目光、窃窃私语和指指点点，或许会欣然称之为“城市的自由空气”：它清晰的划分了私生活和公共生活，并在私生活中让你摆脱了传统的目光和舆论约束。在地铁上，或许50米内有几百双眼睛，但你却可以比在小镇的冷清街道上更旁若无人的接吻、打私密电话、或者傻笑。这也正是城市所以吸引年轻人的魅力所在，青年时代普遍的叛逆性让他们难以忍受传统生活中的那些约束，尤其是存在其他选择的时候。

现在，这一切即将改变，有趣的是，技术发展或许会部分的将我们带回乡村时代；80年代经济全球化初现端倪时，曾有人惊呼，现代交通运输工具、电信网络和贸易开放，正在把世界变成地球村，但那主要还是生产方面的改变，而信息技术的发展，才将真正从生活上建立起地球村，并唤回某些传统元素，至少在一些方面，它有望把我们拉回传统之中。今后，在大街上，在饭店、电影院、地铁站，“冷漠城市”这一假定不再可靠，或许你需要时刻留意，你此时的举动是否会被你家人、朋友或同事看见，如果这样，他们会怎么评价？或许会发现你和他们的印象大不相符？甚至当你卷入某些纠纷时，这些会成为对你不利的证据？

当然我们不会真正回到乡村，有一点差别是重要的：在乡村，目光和人言是“实时”的，舆论评价和约束和你的行为是同步的；而在未来信息环境下，行为发生时，旁人还是和以前一样漠不关心，人肉搜索和网络舆论是事后的，只会在某些条件触发下成为热点事件之后才会发生；但这一点也正是它的阴险之处：索性整天有熟人盯着倒也不会留下这么多丑态傻样，可怕的是，平时不觉得有啥，一出事就千年老账都被翻出来。

这一变化意义深远，它或许将改变城市生活的基本面貌，由于基本假定被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心理预期、行为方式、交往和信任关系，都将随之而调整，其结果很难预料，对此，及时的分析和评估是必要的，但要作出判断甚至采取立法行动，则为时尚早。

三控成本未必能降低房价
辉格
2009年3月5日

近日，政协委员、恒大集团主席许家印先生提出，针对目前高房价抑制购房需求的局面，政府和房地产企业应共同行动，从控制地价、税费和利润三个方面入手，来降低当前高企的房价，以便提振需求，让房地产市场走出低迷。然而，这些建议是否可行呢？

首先，企业的存在意义就在于为股东创造价值，而尽最大可能的获取利润便是创造股东价值的唯一途径，所以，要求企业主动控制利润，就是要求放弃它们的核心目标，背弃股东，任何负责任的企业大概都不会响应。况且，即使股东足够慷慨，舍弃利润目标对于企业的生存、效率和持续经营也是致命的；一个企业得以持续经营，依赖于其有效的组织结构、责任分配和激励机制，而所有这些能够运转起来，需要有一个外部力量来推动它，这个动力源就是利润；一旦利润目标解除，企业便成为一潭流不动的死水，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便是如此。

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发展为充分竞争的市场，每个企业必须为其生存发展而拼搏，尤其在眼下的危机条件下，许多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放弃利润，等于放弃自我积累资本和寻求外部融资的能力，这无异于自杀。积极响应许先生号召的企业将首先被市场淘汰，而其他企业则可乘机扩张，所以这是注定无法持续的做法；当然，那些原本就陷于亏损的企业或许会免费摆个姿态，但这毫无意义。

控制利润不可行，那么降低地价是否能拉低房价呢？未必，这要看土地供给是否增加，如果供给不增加，降低地价只能增加地产商的利润，不会降低房价。这一原理在经济学上可表述为：供给给定的条件下，价格与成本无关。公众通常不理解这一点，是因为在多数情形下，成本下降总是伴随着价格下降；但那是因为成本下降时，如果价格不变，会提高生产者利润，因而吸引来更多生产者，从而创造出更多供给，而这些多出的供给必须以更低的价格才能找到新的买家，结果均衡价格就被拉低了。但是如果供给被固定了，上述过程就不会发生。这一点，我们从拍卖会上看得最清楚，梵高的一幅画被卖到什么价格，完全取决于需方的购买意愿和能力，与当初梵高画这幅画时付出多大代价，毫无关系，原因便在于：梵高画作的供给是给定的。

许先生的基本观察是准确的，即目前高房价的首要原因是高地价，但这不是因为土地招拍的标价太高，而完全是因为土地供给量太小。明白这一点，也就知道降低税费的难度有多大了，实际上，正因为土地供给太小，政府原本可以把地价标得更高，也不愁卖不出去，但因为没标那么高，其余部分就用税费来代替了；这仅仅是一个政府收入如何在部门之间分配的财政问题。其实，收取税费的主体和对象与地价完全相同，完全可以把它看作地价的一部分，所以按上述分析，降低税费同样不会降低房价。

话说回来，即使土地供给不增加，降低地价和税费也并非完全没用，因为土地供给给定的条件下，住房面积可以增加，如果开发商把节省下来的地价和税费，用于补偿因楼层增加而带来的额外成本，那就可以通过盖更多的高楼而增加住房供给，从而拉低房价。但这一空间并不很大，无法根本扭转目前的住房短缺状况。要根本解决问题，还是要靠增加土地供给。

按：按我最初的打算，文章结尾处还有一句恶毒无比的话——“以某些人的心态，要说伤害感情，我们每个人只要照一下镜子，就足够伤害自己的感情了，实际上，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你的若干女性祖先曾被强奸的证据。”说战争带来屠杀和强奸是不准确的，屠杀和强奸是战争的主要内容，它是贯穿人类历史的主线，不把握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为何线粒体夏娃比Y染色体亚当足足早了三万多年，也无法理解为何中国南方人从母系继承了许多南岛基因，而从父系得到的却几乎全部是蒙古基因。既然有人如此喜欢揭伤疤，我就给他们来个最狠的。不过最后我还是把它删掉了，报纸读者的神经可没牛博朋友的坚强，算了。

伤害感情不犯法
辉格
2009年3月3日

厦门前收藏家蔡铭超先生刚刚完成了一件举世无双的惊人之举，在一次拍卖会上竞拍成功后，公开宣布拒绝付款。通过这一行动，蔡先生已经将自己开出除了国际收藏界，或许也开除出了国内收藏界，如果诚信在国内这个新兴行业已经取得其应有地位的话。在收藏业，诚信是最重要的资源，对于藏品真伪的鉴定，历来十分困难且代价高昂，即便顶级专家有时也难免走眼，交易得以进行，端赖于交易各方在一个不大的圈子里，经长期交往和反复交易而建立起的个人信誉。现在，蔡先生靠十几年经营和几桩知名大买卖而建立起的信誉，已付之一炬；而据传闻，正是凭借这一信誉，他才被佳士得接纳为VIP客户，从而免除了竞拍保证金。

当然这是蔡先生的个人选择，他如何挥霍自己的资产，旁人无所置喙；我感兴趣的是，他付出这么高代价，买到了什么？从他的声明看，他希望换得的结果是阻止兽首拍卖，而这也正是欧洲保护中华艺术联合会（APACE）在法国提起诉讼、在国内唤起公众关注和抗议的目的所在。他们之所以要追求这一结果，据称是因为这一拍卖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然而伤害感情并不等于违法，很多合法行为都可能伤害他人的感情，比如你的邻居整天在你眼前炫耀你极度渴望却又买不起的商品。

蔡先生、APACE及其拥护者的诉求，在法律上是得不到支持的，一件物品，虽然历史上曾被劫掠，但经过一百多年的长期和平持有，而且是私人持有，其物权已经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这一点上，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民法体系都遵循同样的原则，如果这一原则被突破，那么，现存的几乎全部年代久远的物品和不动产的所有权都将被重新判定，不仅绝大多数博物馆都要关门，而且全部土地都要在整理家谱以后重新分配，大概不会有法官愿意为这样的前景打开门户。

APACE大概也清楚他们不大可能通过司法途径得到想要的结果，他们宣称这么做更多的是为了表达一种姿态，并通过行动和宣传来唤起公众的关注，进而对政府施加影响，希望政府反过来又向拍卖行或潜在的捐助者施压，最终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一策略很可能获得成功，然而正是这一策略，实际上真正达到了伤害许多中国人感情的效果。显然，人不可能被他不知道的事情所伤害感情，如果没有APACE的大力宣传，兽首拍卖原本不会引起公众关注，这从上一次拍卖只卖出1500美元就可以看出；而这一次，从众多网民的群情激昂和蔡先生的奋不顾身看来，他们的感情的确受到了伤害。

历史上的侵略和征服所留下的痛苦记忆，并不是通过补偿和清算来消除的，而是靠时间流逝和世代更替而逐渐淡忘的，人们在新的条件下找到合作互利的方式，在交往合作中各自得到收益，切身体会到和平与合作的价值，慢慢学会相互尊重和体谅，逐渐遗忘了过去的仇怨。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个北方游牧民族不断侵入中原和南方农耕社会的历史，其间不乏暴行和惨剧，更少不了土地和财产的掠夺和再分配，这些入侵的财产后果从未被清算。今天，任何稍有理智者，断不会去细翻这些老账，更不会用这些老账来动手清算。

假设今天有位爱新觉罗后人拿出一个传家宝去拍卖，或许会有一些人会感到受伤，但他若果真到媒体上去向今天的扬州人大力宣传：那是扬州十日期间多尔衮佩刀上的镶玉，那么，究竟是谁在伤害这些扬州人的感情？当然，他有言论自由，正如我所说，伤害感情未必犯法，但他要是同时还宣称他是在反对伤害人民的感情，那就很荒谬了。

收藏界对于文物价值自有一套评价体系，遵从职业道德的从业者，不应将此掺杂于民族情绪，更不应利用文物中潜在的文化符号到公众舆论中来揭民族伤疤，这样做是会伤害公众感情的。

（按：这是篇命题作文，我并不太愿意写这种题目，所以质量也就能不保证了）

财产申报是低成本的廉政制度
辉格
2009年3月2日

近日，总理温家宝在回答网民提问时，肯定了官员财产申报作为一种反腐败制度的价值，并确认了政府正在为建立这一制度而积极准备。此前，在新疆阿勒泰和浙江慈溪，在当地纪委的推动下，已先后开始了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的初步尝试。财产申报制度，18世纪起源于瑞典，1883年被英国议会采用后，便逐渐风行于各发达国家，东亚各国在完成现代化转型之后，也多予仿效。在现代化进程中，各国在选择政体、法律体系、选举和代议结构等方面存在诸多分歧和差异，但在财产申报制度上，却少有异议，心存忌惮的既得利益者尽管在行动上会设法拖延和抵拒，但还不至于公开反对；确实，在这一点上，很难找出拿得上台面的理由，不像其他问题上，可以在堂皇的主义、民族和公益等旗号掩盖下夹杂私利。

财产申报制度之所以能在各国无异议的成为通行制度，除了因为反对者提不出体面的反对理由，更因为它的确是一种高效而低成本的廉政机制；与其他反腐制度相比，它有效的借助了官员的自我约束和知情者与公众的舆论约束，可以大大节省政府为廉政而建立庞大的监督、调查和执行机构所带来的高额行政费用。

腐败的存在基础是权力的寻租，当某些有利可图的事情受到管制而形成准入门槛时，把守这些门槛的权力行使者便有了私自出售门票而牟利的机会。财产申报制本身并不能消除腐败的这一基础，但它会大幅提高寻租行为各个环节的难度和成本。首先，租金只能以十分隐秘方式的支付，通俗地说，必须经过十分有效的洗钱工具来洗白；但洗钱是有成本的，高级洗钱工具成本相当高，当这一成本超出寻租所得时，这些寻租活动就不可能继续了。其次，即使被洗白的钱，当事官员也无法在自己的账户上持有，这一点是中国干部体系的封闭性所造就的特殊之处，中国官员的履历大多很单纯，很少在商界和政界来回流动，其根正苗红的出身也很难为巨额财产提供解释，不像美国，一朝天子一朝臣，议员和部长中都不乏理直气壮的亿万富翁。

因为寻租所得即使洗白也无法公开持有和花费，结果是，这些收入不可能被用于其本人在任期结束之前的日常消费，如此形成的被迫储蓄，降低了这些收入对当事官员的价值，它不能即时满足其消费和炫耀的欲望；这些储蓄，因为必须通过代理人进行，不仅风险很高，而且利率很可能是负的——你必须补偿代理人的风险和费用。最后，当他们或他们的子女终于能享用到这些收入时，还必须转移到一个安全无忧的环境中：移居、出国、甚至外逃，但这些并非低端贪官所能负担。

上述各点加起来，对于那些中低级别官员中的腐败行为，其打击将是毁灭性的。试想，假如我是某个不发达地区的一位具备腐败潜质的中低级官员，本地没有企业可以为我的奢侈消费买单，或者即使有也轮不到我，仅有的机会是在每年几次的行业检查和整顿中收几笔贿赂；这些几万几万的钱我不能买车买房买名表——这些曾是我做个小官所获得满足感的主要内容，也远不足以雇人在国内外注册几家公司做关联交易，现在只能存在侄子的账上，少不了被他讹一笔，冒着通货膨胀的风险等到儿子长大或自己退休后终于可以在陌生的地方悄悄把它花出去。冒着大风险等待十几二十年后享用一笔大为缩水了的收入，是否还值得？

财产申报制所带来的透明度，一方面把腐败行为赶入黑暗而高成本的地下状态，另一方面也提高了纪检机关纵容包庇的难度，因为事先公开的信息让纵容包庇的责任更清晰了，以前可以装作没看见的现在无法假装了。这一制度，虽然不会消除腐败存在的基础，但因为提高了寻租各环节的成本，会大幅压低寻租市场的供需水平，从而减少腐败行为。无疑，这是值得期待的好制度。

高储蓄率是我们的时代特征
辉格
2009年2月26日

自金融危机暴发以来，中国和美国的储蓄率差异，便屡屡被经济学家和政策制订者们提出，一时成为关注的焦点；央行最近发布的08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专门以“正确处理储蓄和消费的关系”一节对此作出了分析，确认了多年来储蓄率持续提高、消费不断下降的事实，并且表明了促进消费的政策立场。当今中国高达50%以上的储蓄率，是无需否认的事实，尽管它未必是国际货币失衡的根源，更不应被作为或理解为一项罪责。

对于中国的高储蓄率，常见的解释通常提及三个因素：中国缺乏发达国家通常都有的社会保险和福利体系，因而个人需要更多的储蓄来保障自己的未来；政府掌握了过多资源，导致国富民穷并压制了个人消费能力；第三点通常被认为是文化差异，即美国人更喜欢借助消费信贷和分期付款来提前消费，其实这未必是文化差异，更可能是美国金融市场更发达的结果：当你花10万元买一部能用10年的汽车时，你实际上是做了一笔10万元的投资，并在此后10年产出了一个消费流，发达的金融市场能找到其他人来替你做那笔投资，你转而购买后续的消费流。

这些解释尽管可以成立，但只能解释中国高储蓄率的一部分，甚至只是一小部分，探究高储蓄率的根源，还须从微观基础入手。个人储蓄的决策基础，是其对未来收入流和消费流的预期，这个预期可以伸展到他死后，如果他认为预期收入流不足以支付预期消费流，便需要用储蓄在当前和未来之间进行交换，这一交换还受到市场利率的影响，利率越高，他越倾向于将消费流往后推。

个人消费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提高，这很明显，但这种同步提高并不是线性和连续的，而是在一系列生活方式所对应的消费水平中，作阶梯式的跃迁。假如你原先的收入勉强维持你的单身公寓、QQ车和15元快餐构成的白领生活，现在你的工资涨了两千元，远不足以支付梦想中的三居室公寓、凯美瑞和保姆构成的小富生活，那你很可能将新增收入的大部分储蓄起来，为将来的跃迁做准备；相反，如果你的收入只差一点就能负担小富生活，便很可能借助信贷来提前实现梦想。

上述分析的逻辑结果是：储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期望与当前水平的差距，也取决于他们对下一代生活的期望与这一代的差距，人们对自己未来或下一代进行生活方式跃迁的期待越高，就会把越多的钱堆积在两级台阶之间。很明显，正是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国存在着巨大差异。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和门户开放，使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经历了急剧的动荡和变迁，所有人都在调整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各种前所未有的消费生活模式展现在他们眼前。

文化特质令他们缺乏消费意愿？这种说法完全不得要领，相反，正是因为他们迫切渴望改变生活状况，尤其是下一代的状况，他们才需要更多的储蓄，因为当前的收入还不足以立即负担这些期望。在美国，各种主要的生活方式都已存在好几代，上几代为此而准备的储蓄已经在当前转变为消费，从而抹平了总的储蓄率；而在中国，多数人都在为从未有过的更好生活而打拼和积累；并且，中国传统令他们对下一代背负更多责任，这意味着他们对未来消费流赋予了更大的权重（这一点倒的确是文化差异）。

养老模式的改变也提高了储蓄率，以前人们把孩子当作储蓄罐，所谓养儿防老，现在他们必须为自己买保险，虽然性质上都是储蓄，但统计结果不同；生养策略的改变也带来了同样的影响，以前的策略是多生粗养，养育成本主要由即时消费的衣食住行构成，无须储蓄，而现在的主流策略是少生精养，其成本的大部分——包括学费、嫁妆彩礼、甚至婚房——都需要提前储蓄；在中国，越来越高的教育成本多由家长负担，而在美国，由自己负担的成人教育比例很高。

这样看来，高储蓄率并非某种扭曲状态，它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特定发展阶段所塑造的时代特征，试图改变它是徒劳无益的，理解它的发生机制和金融意义，将有助于我们适应它并与它共存。

社保很好，但公务员不参加
辉格
2009年2月19日

最近，《社会保险法》草案结束了向社会征集意见的过程，有专家发现，草案将公务员排除出了统一的社保体系，而要求国务院为他们另行规定一套养老保险办法。这一安排所蕴涵的意义值得探究，一种质疑是：公务员是否应该在统一社保体系之外享有特殊待遇；但我更关心的问题是：统一社保体系究竟在哪些方面不能满足同时为公务员提供养老保障的需要？——否则就不必另起炉灶了；其次，由政府倡导、设计、推行和管理的社保体系，公务员自己却不参加，这样是否还能说服被强制要求加入这一体系的民众和企业对该体系的前途保持信心？

对于参与的个人来说，社会保险作为一种特殊的储蓄机制，与银行存款、商业保险一样，都是一种现金流置换，即用近期的现金流来换取未来的现金流；这两个现金流的折现值不一定相等，其中关键的两个变量是寿命和通货膨胀率。两个现金流之间的时间差积累形成了社保基金，社保管理者的职责便是确保这一基金保值增值，以便在未来产生足够的现金流来履行其对社保参加者的承诺，他能否做到这一点，不仅取决于基金的安全和增值，也取决于他对未来人口趋势的判断是否准确。

有时间差、有预测、有人为管理，就不可避免的有风险，上述体系的可持续运行，面临这样几个风险：首先，基金里的钱可能丢失，包括管理者为安排其它用途而侵占，非法挪用甚至贪污等等，鉴于已经发生的多桩此类案件，这一风险并非没有；其次，为了实现保值增值，管理者必须将其投资于各类资产，而即便是最安全的资产也存在风险；困难在于，何种资产更安全，在不同的金融条件下，答案是不同的，管理者出于谨慎而在经济平稳期选择的资产组合，一旦面临金融危机时，或许比其它组合更不安全；更困难的是，像社保基金这样庞大无比的单一基金，本身就是一个波动制造者，无论它买入或卖出何种资产，都往往造成该类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并且在这种波动中，它无法像其他分散投资者那样迅速转移、逃离是非之地。

撇开流失和投资安全问题，社保制度在当代中国还面临一个特殊的风险，那就是人口萎缩和老化；社保基金中的钱，除了个人账户上的余额是明确到个人的，其余部分都是统筹的，社保所承诺的养老金支付水平，乃是基于对未来人口趋势的判断，一旦这一判断与现实出现较大偏差，现金流的平衡和养老金的按期足额支付就可能被打断。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实施，加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及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过去二十多年来，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远低于替代水平的1.6以下，而人均寿命则大幅延长，结果是人口结构的急剧老龄化，其速度和严重程度是其他国家从未经历过的；这一前景，或许是社保体系所面临的最大风险。

然而对于这一风险，决策当局似乎并未注意到，至少没有引起重视，这一点，从近期对计划生育政策决不动摇的反复重申和强调中，可以看出来；这样，对于社保基金能否在未来可能的人口下降和老化局面中维持现金流平衡，难免不引起人们的担忧。如果未来某个时刻现金流无法维续，将面临几种可能：或者降低养老金支付水平；或者虽然维持养老金的名义水平，但与通胀率脱钩，从而降低其实际水平，或者用来自税收收入的转移支付填补缺额，最后一种方法未必奏效，因为当税率大幅提高时，经济总量会因失去激励而萎缩，从而税收总额或许反而下降。

为公务员设立独立的养老基金，可以将它与统一社保基金的风险相隔离，这样，只要公务员的数量不减少（实际上公务员队伍始终在不断壮大），其养老基金的现金流平衡便可免受人口萎缩和老龄化的冲击；其次，这个单独的基金因为规模较小，即使有缺口，也比较容易填补。当然，这些只是可能性，我们的公仆量必不会将这些可能性，作为政策设计的出发点；然而作为一种可能引发公众疑虑的可能性，还是值得引起决策者的注意。

（按：本文在报纸发表时被改动较大，其中一个改动几乎将我的观点倒了过来，呜呼，我再次呼吁我的朋友们忽略我在报纸上的文字，我对用我真名发表的东西概不负责——这听起来很搞笑，呵呵）

医疗广告宜疏不宜堵
辉格
2009年2月18日

日前，卫生部和广电总局等五个部门联合发布通告，用四个以“一律不准播放”结尾的排比句，重申了对医疗健康类电视广播节目这种变相医疗广告的禁令。类似的禁令我们已见过多次了，最显著的一次是在2006年8月，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对医疗广告全面宣战。后来，战火又蔓延到了互联网，去年的百度危机便发端于医疗广告。然而，对于医疗广告泛滥和欺诈横行的局面，这一次又一次语气强硬的禁令和声势浩大的扫荡，恰恰显露了政策执行的失败。

画面恶俗、言辞蛊惑、称述充满误导和欺诈的医疗广告，充斥着各种媒体，这场面确实恶劣而难堪；然而情况恶化到这步田地，却不是因为缺少法规和禁令，我们从不缺少三令五申、严厉打击和彻底杜绝；关于医疗广告，我们有着全世界最严厉的限制：除了通常被印在名片正面的那些信息之外，医疗广告不得包含任何内容，甚至不得提及疾病名称、药物和治疗手段，更不能提及与疗效有关的任何字眼。这些条文带给人们的期待，与现实情景形成天壤之别。

虚假医疗广告轻则骗人钱财，重则夺人性命，无论何种都是刑事犯罪，如今其泛滥之势既已严重到各大部委屡屡联合打击的地步，想必大量虚假陈述已经做出，众多患者已经被误导，不少伤害已经造成，奇怪的是，我们却很少听到有谁为此而坐牢，更没有听说刊登这些广告的媒体因此而赔到破产，甚至很少有诉讼被提起（这些四处打广告的家伙，莫非执法部门比患者更难找到他们？）；相反，我们听到的只是一道又一道的禁令。

如同其他领域常见的那样，每当一种不良现象出现时，有关部门不是去找出那些侵权和犯罪者，作出处罚或提起诉讼，而总是选择对产生该现象的行业颁布一刀切式的禁令，对依靠这一行谋生的人群施加集体惩罚。这种做法，使得秩序的维持依赖于持续的行政压力，一旦风头过去，不良现象便重新泛滥；更严重的是，一刀切的行政管制，摒弃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机会，将越来越多的社会纠纷引入到行政命令而非法治的框架之下，与建立现代法治社会的理想背道而驰。

医疗广告之所以敏感而需要慎重管理，不是因为患者不需要信息，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太需要信息，过度急切的心情常常让他们忽视了对信息质量的关注，所谓病急乱投医，使得他们很容易被虚假广告所欺骗；然而，帮助他们的办法不是蒙上他们的耳朵，相反，应该让他们多听，有机会获得来自各种渠道的信息，是他们提高鉴别力的前提。

广告是企业实施产品和服务差异化，建立品牌认知的必要手段，如果这一手段被剥夺，所有企业都会向可能的最低标准靠拢，最终市场上充斥着无差异产品；以广告为基础的品牌进化过程，是产品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消费者不断走向成熟所依赖的市场机制，也是有远见、负责任的企业获得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当然，广告还有另一个作用，它也是那些频繁改头换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蒙一票算一票的江湖骗子用来招摇撞骗的手段。

那么，一刀切禁令打击了哪一种呢？显然前者遭受的打击更大，那些踏实经营、忠厚本分的企业，在设备、人员、技术、产品研发上作出了巨大的投入和长期的积累，现在被告知不得向消费者宣扬这些优势；更无奈的是，已经积累的巨大资产迫使他们避免冒犯法律的风险，对他们来说，勒令停业、吊销执照、甚至仅仅是通报谴责，其代价都是无法承受的。相反，对于江湖游医，这方面的机会成本低得多，他们原本就没有长远打算，设备场地都是租来的，随时准备跑。

结果是，大医院、大药厂被驱逐出了医疗广告市场，只剩下游医在那里招摇撞骗，令他们惊喜的是，没有大医院跟他们竞争报纸版面、电视时段和患者的眼球，广告费更便宜了，而他们的覆盖率也更高了。这一结果自然不是管理部门所期望的，开放医疗广告，同时惩罚和起诉误导和诈骗者，才能改变当前糟糕的局面。大企业或许也会不负责任，拿自己的品牌开玩笑，但市场自会惩罚他们，三鹿蒙牛的例子已经表明了，数十亿投入打造的品牌，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负资产的；而这一惩罚，绝非来自禁令，而仅仅是因为信息可以畅通无阻的传递到每个消费者。

（按二：此文发表后，遭到不少同性恋权利支持者的激烈抨击，他们从文中读出了这样的意思：我主张灭绝同性恋。阿弥陀佛~~）

（按一：最后一段言犹未尽，本想乘机说说美国各教派从偏激走向宽容的历史，可惜篇幅满了，再找机会吧）

宽容是同性恋的坟墓？
辉格
2009年2月12日

去年11月，就在美国自由派赢得总统和国会选举的同时，却在别处遭遇了一次出乎他们意料的失败。加利福尼亚选民在选举日除了对总统候选人投票，还要为一系列州内选举和表决投票，其中包括了禁止同性婚姻的八号提案。提案以52%的支持率通过，这一失败让自由派在半年前赢得的那场胜利化为乌有，当时，加州最高法院以4：3裁决同性婚姻合法。八号提案的通过随即全美80多个城市引发了一场大规模抗议，许多个人、团体、甚至地方政府向加州高院提起诉讼，法院已决定受理这些诉讼，并安排在下月初开庭。自由派的愤怒源自他们对失败的震惊，此前他们在舆论上已完全占据主导，支持提案的捐助者甚至不敢公开捐助记录，"沉默的多数"用选票说话了。

近年来，在同性恋社团和自由派的推动下，争取同性恋者权利的运动，在具有深厚保守传统的美国，正取得越来越多的进展。实际上，同性恋行为本身在美国早已得到保护，也就是说，从消极权利的角度看，同性恋者已拥有全部公民权利，他们现在主张的同性婚姻，实际上是在改变对婚姻的定义，从而创制一种与传统婚姻同等地位的新的民事关系，而正是这一条，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抵制。在基督教传统中，婚姻不仅是一种民事关系，还有深厚的宗教内涵，历史上，婚姻法作为教会法的一部分，独立于普通法，婚姻事务也一直由教会管辖。所以不难理解，保守派为何在此问题上如此顽固，这已经成为他们最后的防线。

现在，这条防线正在被突破。加州去年五月的裁决让它成为继马萨诸塞之后第二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州，就在八号提案通过后几天，康涅狄格最高法院承认同性婚姻的裁决正式生效，而同性婚姻合法化法案正在佛蒙特、罗德岛、缅因和新罕布什尔等多个州议会讨论。

撇开宗教内涵，从民法角度看，婚姻实际上就是一种涵盖了财产共享、继承和子女抚养等责任的民事契约；理论上，通过双方协商签约，婚姻关系像其他民事关系一样可以得到合同法的保护，而不需要专门的婚姻法，通过商定各种责任关系，每对夫妻都可以建立独特的婚姻关系；但实践上，婚姻契约涵盖的内容过于广泛，时间跨度又很大，如果每对夫妻都从头商议全部条款细节，交易费用大到无法接受；婚姻法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提供了一种包含了大量默示条款的标准契约，其内容来自社会对于婚姻所含责任的普遍看法，同时，借助婚前协议，夫妻可以对契约内容进行个性化和微调。

从民法角度看，只要契约自由原则得到贯彻，同性婚姻是否被承认，其实对于争议双方都无关紧要（暂不考虑与婚姻有关的税收和福利优惠），想结婚的同性恋者，不妨订立这样的契约：我们同意承担异性夫妻在婚姻法下被规定的全部责任，直到任一方死亡或双方同意解除契约。同性恋社团也可以参照开源组织为开源软件所设计的GPL授权协议，为同性夫妻设计一套标准婚姻契约，按经验，美国法官是会承认这种契约的，这将是法律自发演进的经典模式。

如此看来，同性婚姻的合法化之争，更多的是一种名分之争，自由派希望通过不断突破一些社会心理禁区，来求得宽容同性恋的文化氛围，而这也正是保守派不愿看到的，在这方面，自由派显然获得了更多成果。然而有趣的是，双方都没有看到一种前景：恰恰是对同性恋的文化宽容，或许会在未来导致同性恋的急剧减少甚至灭绝。

对于进化生物学家，同性恋一直是个难题，这种看起来对个体繁衍有害无益的性状，不仅有基因基础，而且在各种族的基因库中拥有稳定的比例，好像跟天生不爱吃饭爱吃沙子一样奇怪。近年来有一种相对可信的理论认为，同性恋其实是双性恋的一种极端状态，而双性恋是有遗传优势的，这是因为双性恋者通常更早开始性行为，而且平均拥有数倍于单性恋者的性伴侣。正是双性恋的这种遗传优势，附带使同性恋作为其副产品也长期存在着。

在我看来，同性恋的存在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文化传统和伦理体系对娶妻生子的看重，在各种文化中，这都被视为人生头等大事。因而，在传统社会，同性恋者虽然对异性没兴趣，但为了履行伦理和家族义务，同样会娶妻生子；即使在当代，许多社会的同性恋者为了掩盖其性取向，也会娶妻生子。因此，在这种严苛的伦理约束下，同性恋者留下的后代通常并不比异性恋者少，这样同性恋基因便无法被排除出基因库。

显然，文化宽容将瓦解同性恋的这一存在基础，在同性行为被普遍接受、同性婚姻得到伦理正当性之后，同性恋不再需要履行娶妻生子义务，也不必用异性婚姻来掩盖性取向，于是，他们也就不再会留下后代了。这一结果，或许只要几代人时间就会在统计上表现出来。

从这一前景中，我们实际上可以得到一个更广泛的启示，那就是，对于一种罕见、奇特甚至令你反感的行为方式，如果它仅仅是与你的价值观相悖，而没有伤害旁人，那就最好宽容它；长期的宽容会让原本极端的行为融入主流，或许最终还会消失。

 

（按：本文在报纸发表时，被删改幅度较大） 器官移植的伦理困境 辉格 2009年2月13日 日前，在一份学术期刊的编委会上，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透露，中国正在建立全国性的肝肾移植登记系统，其目的是保证器官移植的公平、有序。从2005年起，香港大学玛丽医院便在卫生部的支持下开始建立中国肝移植注册系统（CLTR），而早在2001年，卫生部就开始在北京301医院建立有30多家医院参加的肾移植注册系统。2007年8月，卫生部审定批准了包含164家医疗机构的法定授权进行器官移植的机构名单，至此，卫生部旨在规范人体器官移植的制度轮廓已逐渐显现。 由卫生部指定实施机构、由集中式的信息系统管理供体来源和移植对象，以及集中式的排队系统来协调供需，很明显，这将是一个典型的封闭式中央计划系统。卫生部并且明确表明了其压制器官供需的各种自发调剂方式的态度，比如家庭结对互换和跨国移植旅游等等，更严厉禁止器官交易。建立中央计划系统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解决供需矛盾，目前我国器官的供需比例大约是1:100，极度紧缺。 任何资源一旦存在短缺，便需要某种排队与撮合系统来解决供需矛盾。人类曾经尝试过三种系统来解决这个问题：基于身份和地位的自动排队系统，基于信息汇集、分配模型和集中指令的中央计划系统，基于分立产权、个人选择和契约自由的市场体系。经过上世纪诸多悲剧性的社会实验之后，对于计划系统的无效性已少有争议，离开价格信号，供需意愿无法得到表达，而由人组成的执行体系难免蜕化为等级系统，更糟糕的是，脱离了个体的成本-收益约束，需求无限膨胀，供给则得不到激励，结果激化了矛盾。器官捐献这种听起来让人胆寒的新生事物恰恰需要极大的激励，而这是计划系统所提供不了的。 放弃市场这一屡被验证的最佳方案而选择计划系统，这也怪不得卫生部，在器官移植问题上，我们的伦理和法律无法容忍自由交易，这是眼下无法改变的事实。自愿的器官交易，尽管并不违背基本法理——我做出牺牲去帮助他人，同时获得报酬，这跟海滨浴场的救生员冒着生命危险提供救生服务是一样的，而多数救生员是拿报酬的。但伦理和法律体系还遵循着另一条原则，即：人的行为不仅要各方自愿、不伤害他人，还不能越过旁观者的审美底线。这条原则，已经体现在近代对肉刑的废除和当代对安乐死的抵制中。 古典时代以来，盛行于上古的肉刑和体罚，便不断废除或缩小范围，与此同时，死刑却有增无减，显然，这并非出于对受刑者的同情，或者认为肉刑太重，而仅仅是为了满足旁观者的审美要求；各国对器官交易的普遍禁止，也是基于同样的法理原则。那么，在这样的伦理背景下，计划系统是否就不可避免呢？是否能找出某种交换和激励机制，既能为器官捐献提供足够激励，能有效协调供需，同时又不过分冒犯公众的审美取向呢？这是可能的。因为审美所针对的是行为的外观而非实质，所以如果能为自愿交易机制披上一件温情美善的外衣，而不是那么赤裸裸，公众是会接受的。 献血证制度就是一个不错的尝试，凭献血记录享受优先供血权，是对献血的有效激励，如果这种优先权可以某种方式互换和调剂，如果献血证的颁发和效力由医院之间自主协商和决定，那就很接近市场机制了。类似的，捐献者生前可与医疗机构签订捐献协议，未来在需要时可凭此获得优先移植权，不同器官的捐献协议可以获得不同的积分，积分可在家庭内累计和共享，优先权也可在家人、亲友之间让渡和互换；这样的系统，虽然比真正的市场体制封闭而狭隘，但与计划系统相比，其激励和调剂的效果会好得多，同时也可绕过伦理障碍。

素质教育还须治本
辉格
2009年2月11日

近日，教育部在一份关于教育改革的文件中，就高中是否应取消文理分科征求公众意见，引发了一场广泛讨论。多年来，为了减轻中小学生负担，提倡注重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教育部门曾经发布了众多的规定、禁令和指导意见。这些举措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恐怕连各级教育主管们也不甚乐观，因而在推出新措施之前，似乎也变得更加谨慎和低调。

学生负担异常沉重、极端偏执的应试教育、知识结构的狭窄和缺陷、教育结果与社会需求的脱节，对于教育体系所面临的问题，这些都只是十分表明的现象，是症状而非病根。教育改革如果不着重于查明和根除病因，而仅靠行政命令去压制症状，非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相反很可能加重症状。比如取消文理分科，如果不同时消除高考和高校录取中的分科，不先减轻应试压力，结果要么因不严格执行而流于形式（可以预料学校会以各种变相分科的手段来敷衍），要么因严格执行而更加重学生负担。

类似的困境日本也曾面临过，看看他们的历史或许会对我们有所启发。日本社会深受封建传统影响，家族、世交、门派、出身等社会关系对于个人前途通常是决定性的，这诸多关系中，大学的校友、同学和师生关系是其中重要一项，尤其对于那些打算在政界和企业界有所发展的年轻人，进入东京大学等少数名校几乎是不可缺的门票；于是，考头等高中、进名校，不容置疑的成为学生、家长和学校教育的唯一目标，所有事情都服从于它，其应试教育的偏执程度不亚于中国。

同样，日本教育部门那些曾留学欧美、接受了西方教育理念的主管们，也希望改变这一状况，他们推出了许多减轻学生负担和提倡全面发展的政策；这些政策执行得很好，学校几乎不留作业，体育和文艺活动比例很高，老师也不会用奥数题目为难学生。改革成功了，不是吗？事实上，学生苦不堪言。学校的确改变了应试教育，但应试的前提和动机没变，所以，家长们现在不得不额外掏钱让孩子去私人夜校补习，常常要补到九、十点钟，因为应考名校所需的高强度训练，在公立学校已经得不到了。

情景何其相似，差别仅在于我们的行政系统不如日本的高效，所以应试补习多半还留在学校进行。尽管封建传统早已被清除，但我们有千年科举史，数百年的八股史和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史；无论是封建系统、集权帝国的层级官僚系统，还是计划体制，只要个人发展上进（各种形式的成功）的可能途径是僵硬不变的，那么，社会的评价、准入和地位提升系统便不可避免地八股化，而整个教育体系也就被引导成为应试训练场。

改变这一切，需要社会评价标准和个人发展途径的多元化，也需要教育体系做出彻底改变来适应这种多元化。每个孩子有不同的禀赋、特长、偏好和成长环境，如果他们和他们的家长可以按各自的特点和条件选择适当的教育，来发展他们的潜力和特长，他们便会循着比较优势原理，在社会分工网络中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这样，他们就不会一窝蜂的去挤那条独木桥，也不必冒着心智偏狭和人格扭曲的风险把孩子送进应考集中营。

正是自由市场制度，为这种人尽其才的多元化发展创造了最佳环境，分立产权和市场交易所造就的分工合作网络瓦解了独木桥；改革开放以来，个人成功的途径已大大扩展，商人、小贩、推销员、球员、歌手、厨师、养猪户，甚至一流的捏脚师傅，都可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创造辉煌成绩；社会评价体系虽有所滞后，但也在慢慢改变；唯独教育体系，几乎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越来越显出其与市场经济的格格不入。多元化办学几无进展，家长对学校的选择仍被户籍制度和公校体制紧紧束缚，而大学仍处于教育部的集中统一管理之下，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缺乏自主权，更没有自主选择招生方式和标准的权利。

教育作为一个产业，供应者是学校，需求者是学生、家长和（间接地）雇主，供需关系理应在各方自主选择权利得到落实的前提下，通过市场得到协调，而教育部门的集中管理，无论用意何等善良、理念何等先进，都只会压制多元发展，而制造出八股化的独木桥，多年来教育改革的无效已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是做出改变的时候了。